全球金融治理的中国方案：理念、规则和取向|历史_新浪财经

　　作者 | 王国刚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一级教授、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作者 | 柳圆圆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博士生

　　来源：《中国外汇》2021年第7期

　　要点

　　在全球经济金融多极化格局已露端倪的背景下，中国深度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理念、规则和取向分别是：合作共赢、多边主义、多元资本组合。

　　21世纪以来，尤其是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冲击、特朗普执政中强力贯彻“美国优先”和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等背景下，全球治理再度进入了深层的调整时期，各种严峻挑战接踵而来。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可能独善其身，理应提出中国的全球治理方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合作共赢：中国的全球金融治理理念

　　全球金融治理依什么理念展开，是全球金融发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它不仅涉及到对世界各国（和地区）诉求的认识，而且涉及到对全球金融发展趋势及其内在规律的认知。中国历来强调，国不论大小强弱应一律平等，相互尊重各自的主权利益，互利合作。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代表中国政府首次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1989年邓小平在接见泰国总理差猜时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2013年6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时明确指出，“零和思维已经过时，我们必须走出一条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新路子”。“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反之必然会被历史抛弃。什么是当今世界的潮流？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引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可见，合作共赢是中国在国际经济金融关系中长期坚持的基本理念。

　　合作共赢依托于中国五千年的深厚文化，反映了世界几千年发展中各国和各民族的共同诉求，也反映了政治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其打破了西方国际金融理论的认知，是一个既传承历史又推陈出新的现代国际经济金融基本理念。合作共赢理念与西方国际经济金融理念相比较，至少有三个不同：

　　第一，在对人（乃至人类）的本性认识上，西方经济学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每个人（乃至一个国家）的各种经济活动都建立在利己的基础上。与此对应，在国际经济金融关系中，世界各国或地区会追求各自的私利，并无全球共同福祉可言。虽然在某种特殊条件下，有些国家可能在利益方面做出某种退让，但这只是权宜之计，目的在于谋求更多的长远利益。依此逻辑，在国际经济金融关系中只有利益关系和利益交易，并无真正的朋友。与此相反，中华文化尽管也重视利益机制，但强调“人之初，性本善”是人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基点，认为人在本质上有着向善求善的欲望和追求。虽然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差别，但在本性上是相近的。基于此，人与人之间合作互利是必然的，追求社会福祉的目标是共同的。以此逻辑，国际金融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互帮互助的关系。

　　第二，在市场经济机制上，西方经济学强调完全竞争、优胜劣汰，因此，通常将竞争对手视为敌对方。此认知贯彻到国际金融关系中，就会将市场竞争对手国视为对抗国，运用种种对己有利的国际资源和种种手段来争取自己的利益，限制乃至完全忽视对手方的合理诉求和国际规则。与此相反，中华文化主张，市场经济虽应贯彻市场竞争规则，但前提是，应重视对手方的合理权益及其合理诉求；强调“和为贵”，视竞争对手为合作方、互利方。另一方面，强调应充分看到对手方的长处，积极取长补短，可视对手方为“良师益友”。毕竟全球金融发展并非哪个国家独自之事，需要各国（和地区）共同努力。同理，全球金融市场也不是哪个国家的市场，是各国或地区的共同市场，有待各国或地区共同努力才能有效发展。

　　第三，在金融运作机制上，西方经济学以资本权利为基点，认为资本越大则权利越强，形成了依资本权利决定市场竞争力的机制。将上述认知扩展到国际金融关系之中，必然视发展中国家为弱国，利用它们资本紧缺的短板，通过资本输出机制进入发展中国家，随后将资本的优势转化为定价的优势，谋得高额红利。一旦资本权利受到发展中国家主权机制的限制，就动用政治机制、外交机制乃至军事（甚至战争）机制，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制裁”。与此相反，中华文化虽然重视资本平等和尊重市场机制，但更加强调经济平等建立在人类平等基础上，而各类主体共存共生、人类的共同发展则是资本平等和市场平等的基础。其内在机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受制于众多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条件，从而决定了各种举措都应注意兼顾左邻右舍、瞻前顾后、统筹安排。因此，处理国际经济金融关系，应在充分尊重主权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各国或地区之间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应取长补短，合作共赢。

　　多边主义：中国的全球金融治理规则

　　多边主义，是指在国际事务中由三个以上国家或地区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就共同所关心的国际事务达成的对成员国行为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或国际协议。其内在机理在于，由于经济金融活动是由介入其中的各方共同行为决定的，因此经济金融活动的规则也理应由各参与方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达成或制定。两百多年来，国际金融规则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18世纪到二战结束。这是主要由单边主义界定国际金融规则的时期。它的典型状态是，帝国主义国家利用经济优势强制性地将本国利益及其规则强加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具体表现主要有三：一是帝国主义国家将本国的货币制度施加至殖民地国家，如英属殖民地实行英镑、法属殖民地盛行法郎等等。这种货币制度的安排，完全由宗主国单方面决定，直接目的在于满足其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和对外借贷等方面的需要，这也是其管控殖民地国家经济金融的一个主要机制。二是直接投资和国际信用的资金主要由宗主国流向殖民地国家，与此相关的国际规则主要由宗主国制定。三是国际金融规则与国际贸易规则连为一体，是宗主国控制殖民地国家经济金融命脉的主要机制。在此背景下，形成了一种以宗主国为“中心”、以殖民地为“外围”的“中心-外围”的国际经济金融分工格局。

　　第二阶段：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末。这是由美国单边主义操控下的多边主义由盛走弱的时期。20世纪40年代以后，在民族独立的推进下，亚非拉等殖民地相继成为拥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致使由宗主国单边界定国际金融规则的历史难以延续，并以多边主义取而代之。然而，单边主义阴魂不散，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美元霸权和美国金融霸权。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消解了宗主国-殖民地之间的国际货币机制，有利于多边主义的贯彻。但1971年8月，美国运用单边主义强权，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到牙买加会议，认同了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合法性，确立了浮动汇率制度，实际上认可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不受约束的霸权地位。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后，重构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渐高涨，实际上反映了多边主义的诉求。在国际金融组织方面，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在表面上属于多边国际金融组织，但世界银行的行长由美国推荐、美国拥有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大事项的一票否决权等安排，显示了它们实际上掌控于美国手中。2018年以后，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屡屡以退出国际组织相要挟来贯彻其“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但相关国际组织坚持多边原则，顶住了美国的施压，显示了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的博弈加剧。

　　第三阶段：从20世纪末至今。这是经济多极化背景下的多边机制界定国际金融规则的时期。1995年1月1日，关贸总协定改组为世界贸易组织，确立了多边贸易体制中非歧视性、自由贸易、可预见性、保障公平竞争、鼓励发展和经济改革等五大原则，标志着新型国际贸易体制的形成。这为按照多边原则改革国际金融体制和国际金融规则等提供了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条件。1999年1月1日，欧元问世打破了美元独霸的格局，标志着多极化国际货币体系的启动，由此，在国际货币领域中形成了一个能够与美元霸权相抗衡的欧元机制。2010年，中国GDP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位；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2017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位列全球第一；2020年，中国成为唯一一个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些都意味着，中国正在成长为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中的新力量。由此，全球经济金融多极化格局已露端倪，也在客观上要求建立多边主义的国际金融规则与其相适应。

　　上述国际经济金融发展史呈现出国际金融规则演变的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单边规则向多边规则转变。在单边主义背景下，发达国家利用它们的强势，常常把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等概念灌输给发展中国家，以求打开对方国门，占领市场并获取资源。但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强，争取平等地位、平等竞争就成为它们在国际经济金融中的共同诉求。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在美国（或美元）单边主义的扩展中持续扩大，使得欧洲等发达国家有了较强的推进多边主义的内在要求。由此，以多边原则建立国际间经济金融规则，已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或地区的共同要求。从全球金融发展的总趋势看，多边规则将日益成为主流机制和主导力量。二是“赢者通吃”让位于“合作共赢”。按照西方经济学的逻辑，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可在国际社会中给发达国家带来“赢者通吃”效应；但两百多年来，并无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因国际竞争而被发达国家所吞并。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在总体上呈现出良好态势，国际竞争力日趋提高。实践证明，国际市场是一个多层次市场体系，各国均有自己的独特优势，“赢者通吃”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在尊重各国主权（即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和贫富）的基础上展开国际经济金融活动，相互借鉴、各取所长、合作共赢，已是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心声，由此，合作共赢必然会成为主导性国际经济金融理念。三是多边规则在国际金融市场实操领域的延伸有待深化。各国或地区的金融市场是它们各自市场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均在它们各自的法律制度和金融监管约束下运行发展。从这个角度看，目前以多边规则构建的国际金融市场并不存在。因此，要破解双边主义的约束，运用多边规则创新全球金融市场，依然是一个有待实践的论题。

　　多元资本组合：中国的全球金融治理取向

　　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推进以多边规则构建全球金融体系的主要实践，其在实践层面上需要解决好三个相互关联的难题：一是巨额资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资金紧缺的国家，它们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投入数十万亿美元的资金。如果不能充分解决这些资金来源的难题，那么，“一带一路”的进程将受到严重影响。二是资金性质。资金在性质上可分为资本性资金和债务性资金。就前者而言，“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国家通过“储蓄→投资”机制增加资本性资金的能力均相当有限，从而会制约建设项目所需的资金来源；就后者而言，债务性资金虽在一定时期内或能满足项目建设的需要，但随着还本付息，已建成项目的后续经营运作就与借贷者没有多少利益关系了。鉴此，要实现长期的“合作共赢”是不容易的。三是政治风险。金融活动总有风险。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并不仅限于各种经济风险，经济社会秩序动荡、政权更迭乃至发生战争等所引致的各种风险也需要予以充分考量。破解上述三个难题，实际上已成为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全球金融体系新规则的关键。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同时也是构建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共同体”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资本的组合机制具有聚合各方投资者利益、发挥他们整体化解风险的功能。形成多元化的资本组合，需要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各国投资者能够达成投资取向共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既有商业性项目也有公益性项目。只有贯彻“合作共赢”的理念，拓展投资眼界，相关国家的投资者才可能聚焦于具体项目，形成多元化资本组合。二是贯彻股权平等机制。保障股权平等是保障股东权益的基本机制，也是吸引各国投资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重要机制。三是资本权益的交易机制。“投入之前先考虑好退出”是资本投资的一项重要原则。在国际性长期项目投资中，投资者对资本退出机制的重视程度明显高于投资风险。这不仅出于对投资收益的安全性考量，更重要的是出于对投资本金安全性的考量。在资本权益可交易的条件下，国际投资者可以将这些资本与其运作的其他资产连接并统盘考虑经营运作，从而可强化他们的投资信心，扩展他们的投资规模。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多元化资本组合可在四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展开：一是金融机构层面。已有的各家国际性银行以贷款为主要的资金供给方式，难以形成紧密型的“合作共赢”机制，鉴此，需要着力发展股权投资。股权投资方式，既可以是多国的各自公司向某一具体国家的建设项目投资入股，也可以是多国的各类股权投资基金集中对某国的具体项目投资入股。二是金融产品层面。“一带一路”建设资金的筹集难易程度和数量多少，与金融产品的特征直接相关。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需要探索以多边规则为导向来设计、发行和交易的金融产品。例如，以建设项目为基础，向多国乃至全球发行长期公司债券、股权投资基金、普通股股票、优先股股票以及其他证券等。三是金融市场层面。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支持多元化金融产品交易，金融交易场所的股权结构应多元化，金融产品交易机制（包括上市规则、交易规则和退市规则等）也应符合多边利益的要求。在条件成熟时，这些交易场所应有效利用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包括互联网等）向全球开放，扩展多边机制在全球金融交易中的覆盖面。四是多边经济特区层面。在有条件的国家，可以争取划出一定的区域发展多边经济。该区域实行特殊的制度，域内企业既可以有各个国家的独资企业也可以有多个国家合股的股份公司；域内的具体经济制度和经济机制由管理委员会决定，其成员由域内各家企业推荐代表构成；域内各类企业的投资、生产、贸易、就业和税收等具体制度由管委会与该国政府谈判决定。这种多边机制下的经济特区运作，有利于弱化乃至避免双边机制条件下的政治风险。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71850009】的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王国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