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鄂生：金融风险叠加问题在消费环节体现在养老与住房负担方面_新浪财经

　　9月12日消息，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在西安召开，国内经济金融领域专家学者共议“国内国际双循环和西部新机遇”。CF40常务理事会副主席、北方新金融研究院院长蔡鄂生发表演讲。

图为 CF40常务理事会副主席、北方新金融研究院院长蔡鄂生

　　蔡鄂生表示，国内外双循环互动中“新老”金融风险叠加问题，消费环节突出体现在养老和住房负担。要培育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体系，提高养老保险覆盖面，增强养老保障能力，缓解居民的后顾之忧。坚持“房住不炒”的长期定位，重视房地产价格过高对居民消费的持续挤出效应。适当提高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只有做到这些，才能真正意义上让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意消费。

　　此外，蔡鄂生指出，要进一步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数字技术在降低信息不对称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尤其是对于传统金融机构难以覆盖的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数字金融为解决普惠金融发展中的“获客难”、“融资难”提供了新的路径，提高了居民对金融服务的可得性，要在这个方向持续努力。

　　以下为演讲全文：

　　尊敬的各位来宾：

　　大家上午好！今天大家齐聚世界历史名城西安，参加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和西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借此机会，我就新形势下金融如何更好地融合与助力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及西部地区如何在双循环中实现高增长发表些看法，供大家参考。

　　2020年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首次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首先，我们对国内国际双循环提出的背景要有清晰的认识。这方面大家已经形成了一些普遍的共识。一方面，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的，是“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形势下的顶层战略定位。

　　对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高涨，大国博弈下的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面临重构挑战，全球范围内金融脆弱性上升、经济增长放缓、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受阻，疫情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共振。过去深度融合的经济贸易全球化和相对和平的政治氛围正在发生深刻改变。

　　对内，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的高速发展，我国在2019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与此同时，经济处在由制造业到服务业的结构转型关键期，过去低劳动成本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区域发展不均衡、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经济政策的重心也从过去“以外促外”的方式转向“以内促外”。

　　另一方面，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非闭关锁国，超大规模市场也绝非封闭的国内市场，而是开放、包容、联通的国际国内双市场。中国将通过更加开放的姿态，坚持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强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促进国际国内货物、资金、人力等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实现中国经济良性运转的同时带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

　　其次，加强金融对双循环新格局的融合与支持。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应定位于新形势下新的战略决策，从经济活动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出发，提升金融供给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为畅通国内外双循环提供更好的金融支持。目前有几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

　　生产环节：加大资本对战略性技术、产业以及服务业的支持

　　我国基础研究以及创新产业化面临较大挑战。一些核心零部件和高端精密设备严重依赖进口，技术“卡脖子”现象明显，比如半导体、高端芯片。未来，资本需要更好地支持技术发展，推动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这需要政府的引导更需要市场的参与。不断提高直接融资和风险投资的比重，大力发展股权市场。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有较多的工作要做。

　　服务业面临市场准入壁垒。金融支持产业发展升级要与居民消费升级相匹配。但我国服务业面临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市场壁垒，过度管制制约了我国私人部门提供服务的能力和质量。应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教育、医疗、养老、文娱、物流等服务领域，增加供给，满足居民多元化的需求。

　　分配环节：缓解“金融贵”现象以及防范双循环中金融风险叠加问题

　　首先，实体部门融资成本较高。2020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向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成本高、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长期存在。有三方面措施有助于降低金融服务成本。一是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引导利率趋势下行。二是加强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降低金融服务的边际成本。三是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挥资本市场风险定价功能，打破“高风险、轻资产、少抵押”的新经济在融资方面的“价格歧视”困境。

　　其次，国内外双循环互动中“新老”金融风险叠加问题。金融业经过近几年的集中整治，金融风险得到有效防控。但宏观杠杆率仍处高位，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显现，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犹存，不良资产累积，技术发展带来新的风险隐患等等。外部环境恶化和疫情冲击又带来了更多的挑战。我国在开放背景下跨境风险交叉感染事件增加，防范输入型风险压力加剧。对此，要加强金融监管能力建设，协调好汇率机制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国际化之间的关系。

　　流通环节：降低物流要素成本

　　物流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环节。虽然物流降本增效一直在积极推进，社会物流成本稳步下降。但部分领域仍存在物流成本高、效率低等问题，难以适应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国内外经济双循环的要求。加强土地和资金保障，拓宽融资渠道，鼓励规范发展供应链金融，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物流企业融资支持，对降低物流要素成本至关重要。

　　消费环节：减轻制约居民消费的金融负担

　　突出体现在养老和住房负担。要培育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体系，提高养老保险覆盖面，增强养老保障能力，缓解居民的后顾之忧。坚持“房住不炒”的长期定位，重视房地产价格过高对居民消费的持续挤出效应。适当提高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只有做到这些，才能真正意义上让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意消费。

　　此外，还要进一步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数字技术在降低信息不对称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尤其是对于传统金融机构难以覆盖的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数字金融为解决普惠金融发展中的“获客难”、“融资难”提供了新的路径，提高了居民对金融服务的可得性，要在这个方向持续努力。

　　最后，谈下西部地区如何在国内外双循环中实现高增长。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不均衡已经成为了“十四五”规划重点关注的问题。5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指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东西双向开放协同并进”。从国内循环看，西部地区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产业配套能力建设方面仍有较大的投资潜力。近年来，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打造新的产业基地，形成诸多重要产业枢纽，促进了不同区域之间的内循环。从国际循环来看，西部大开发也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经济循环。

　　过去，陕西省在铁路、公路、民航、能源通道建设、自贸区建设、会展经济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未来要精准发掘区域优势、资源优势，充分释放增长潜力，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实现高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以上是我对今天主题的一些思考，欢迎大家畅所欲言！

　　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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