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谈扩大消费：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当务之急，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下去了

　　12月14日-16日，新浪财经2022年会暨第十五届金麒麟论坛举行，本届年会的主题为“高质量发展、新机遇共享”。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出席并演讲。

　　刘世锦在演讲中就需求侧变动的新特点与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进行了分析。

　　从消费增长来讲，刘世锦指出，现在更多是由发展型消费在拉动。增加消费的基础是扩大生产、增加收入，部分人群特别是低收入人群消费水平低，重点是要解决增收的问题。他进一步指出，对大多数人来讲，包括脱贫后的中低收入阶层来说，消费增长越来越多地与消费结构升级特别是发展型消费相关。居民消费增量中增长比较快的有教育、医疗、保险、金融、交通、通讯等方面的支出，相应的政府消费中增长比较快的有交易、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科技等等。

　　从投资来讲，过去讲投资有“三驾马车”分别是制造业、基建、房地产。刘世锦指出，当前这个格局已经发生变化，从2022年4月份以后，服务业投资的比重已经超过房地产投资，已经上升到第三位。而房地产投资全局性的历史需求峰值大概十年前就出现了，将来应该逐步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基建投资的比重是一种周期性的波动，它呈现出增长政策这种工具的特征，和稳增长的特性是直接相关的。刘世锦特别强调，要关注除去基建后的服务业投资，这个方面的投资近年来稳中提升，即使在疫情期间也呈现出相当强的稳定增长的韧性。

　　刘世锦进一步指出，投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基建投资中增长比较快的有信息传输、环境、公共管理，水的生产和供应、传统的公路、铁路、电力、热力等行业下降，也就是所谓的“铁公基”项目的投资比重明显下降。制造业投资相对稳定，增长比较快的有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制造、医疗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仪器仪表等技术含量比较高的领域。服务业投资中增长比较快的有社会保障和福利、科学研究、教育、卫生、娱乐、银行和其他服务、商务服务等等领域。

　　从出口来看，刘世锦指出，呈现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部门比重上升”的态势。这些年增长比较快的有计算机、信息设备、电气机械、化学原料和制品、专用和通用设备、医药、汽车、仪器仪表等等行业的产品。传统的纺织、家具等等保持稳定。另外，中国的出口进入发达国家高端市场的能力增强，比如像新能源汽车，这几年的家用电器等等。

　　根据以上消费、投资、出口三方面的数据，刘世锦总结了需求侧变动的特点：

　　一、发展型消费需要基本公共服务在制度和资金上的支持，和生存型消费主要依赖个人决策有明显的不同。

　　二、发展型消费增强消费者的体力和智力，促进劳动者的流动性和机会均等等等。比如医药卫生提高劳动者的健康水平，教育培训提升他的智力水平，而社保某种意义上可以增加他的流动性，促进机会均等，这些都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本。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发展型的消费也是一种投资，而且是比物质资本更有价值的投资。

　　三、以往基建和房地产投资以资金密集、建筑安装工程为主的阶段已经过去了，服务业投资的比重在上升，投资的重心由打基础、建框架转向上台阶、提质量。

　　具体来看，制造业投资的重心转向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技术含量附加价值和专业化、精致化、数字化、绿色化水平。而服务业和基建投资有两个重心，一个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二是增加发展型消费，促进人力资本建设。在此重心之下可以看到两条线索，一条是以专业化、精致化、数字化、绿色化为特征的产业转型升级；另外一条是以提升人的体力和智力水平，提高劳动者的流动性和机会均等为特征的人力资本的提升。在刘世锦看来，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相互依托、相互赋能，人力资本提升了，产业可以转型升级；另外，产业转型升级，它可以能够有更多的产出、更多的收入，它也有助于人力资本的提升。

　　由此，刘世锦表示，下一步还是要扩大需求，扩大需求需要从需求结构变动的这样一个新的实际出发，需要达成新的共识。

　　一、扩大消费要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但重点要转向增加型消费。“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当务之急，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下去了。”

　　二、扩大投资的重点。刘世锦直言，如果还像过去那样，试图把投资的重点放在基建、房地产中的大型建筑安装工程，这种想法和做法不符合实际需求，同时往往也是低效率，会形成新的烂尾工程。“更重要的是资源错配，把资金放到这个方面，更为紧迫和重要的资金需求特别是人力资本投资又上不去，这是要误大事。”

　　三、把投资的老的“三驾马车”（制造业、基建、房地产）要转向新的“三驾马车”（制造业、基建、服务业投资），新三驾马车的投资重点要转向两件事情，一个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另外一个方面是人力资本提升。

　　从政府投资来讲，着力点要从物质资本投资转向人力资本投资，要改变人力资本投资见效弱、见效慢的看法。同时要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做到位，这可以直接拉动各类的发展性需求，可以减少预防型储蓄，增加当期消费。

　　刘世锦提到一个现象，疫情期间的群体收入是在下降的，但是储蓄还在上升，因为他感觉到未来有不确定性，需要增加储蓄，这是一种预防性的储蓄。如果基本公共服务到位了，就可以减少这种预防性的储蓄，就可以把这个储蓄的钱拿来消费。另外，也可以拉动保障性住房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从长期来讲人力资本提升将增强发展的活力、质量和创新性。

　　最后，为适应需求侧变动的新特点，刘世锦提出五大新的增长动能：

　　一、发展新需求，要加快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推进这方面的改革，重点是近3亿进城农民工的户籍制度改革和住房、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由此带动发展型消费和相关生存型消费、住房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驱动的产业增长。

　　二、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快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一方面是农民要继续进城；另一方面，城里人也可以下乡，将带动城乡接合部住房和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

　　三、进一步增强人口要素和产业的聚集效应，持续推进都市圈、城市群发展，带动前沿科技的原创突破、产业组织的优胜劣汰，从而形成日益扩大的基于产业素质、创新能力和要素利用效率提升的发展机会。

　　四、出口升级。提升出口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和控制力，在保持成本优势的同时持续增强技术质量的竞争力，扩大国际上高端市场占有率，在汇率合理升值的背景下保持出口的稳定增长。

　　五、数字化和绿色化赋能。数字化、绿色化相互融合，以增量优先、逐步提高存量的方式，对国民经济进行系统改造，扩展由大量应用场景驱动的增长空间。

　　以下为演讲实录：

　　刘世锦：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大家好，今天我想就需求侧变动的新特点与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和大家做一些交流讨论。

　　我们现在谈需求侧变动，有一个重要的背景需要首先跟大家讲清楚。要重视两点：第一点，我们现在强调高质量发展，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具体来讲，增长速度我们已经由高速转向中速，在高速期的基建、房地产、出口主导的需求动能正在逐步地减弱。我们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后，一个核心的指标就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另外一个大的背景，从国际角度来讲，我们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一万美元，我们已经提出一个目标，到2035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但是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均收入1万美元左右是一个特殊的不稳定阶段。我们要实现2035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需要两个条件：1．我们一定要能够争取能够争取到的实际增速。2．我们要有基于生产率提升的合理的汇率的升值。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全球范围之内，随着人均收入上升，需求侧的结构的变动呈现出比较强的规律性。在这个背景之下，给大家首先分析一下大概近些年，也包括最近一段时间我国的需求侧出现的一些重要的结构性变动。

　　从消费增长来讲，现在更多的是由发展型消费在拉动。我们增加消费，基础是扩大生产、增加收入，部分人群特别是低收入人群消费水平低，重点是要解决增收的问题，在近年来疫情冲击之下，这个问题会更加突出。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讲，包括脱贫后的中低收入阶层来说，消费增长越来越多地与消费结构升级特别是发展型消费相关。尽管疫情的冲击对消费是有些影响，但是这个基本的态势并没有变化。我们注意到居民消费增量中增长比较快的有哪些呢？有教育、医疗、保险、金融、交通、通讯等方面的支出。相应的政府消费中增长比较快的有交易、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科技等等。

　　发展型消费就是这么一些内容，它有一些什么特点呢？有如下三个特点：

　　1．它是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直接相关，或者直接采取公共服务的消费方式，或者是由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支撑。这一点和生存型消费，也就是过去很多年我们是以生存型消费为主的，生存型消费是以个人消费为主，这一点有重要的区别。

　　2．发展型消费主要服务于人力资本的提升。

　　3．现阶段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近3亿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严重地制约了消费增长和提升人力资本。

　　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到，这是2007年以来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处在增长形态的包括公共医疗、教育文化娱乐、保险服务这三项。右边的就是交通、通讯、银行、中介服务、还有居住。从政府的消费结构来讲，2022年10月份的消费结构，我专门在这个地方把它展示出来，大家会看到，排在前面的是社会保障与就业、教育、医疗卫生、一般公共支出、城乡卫生社区事务、科学技术等等，反映了政府消费结构的变化。

　　第二，我们平常讲投资有“三驾马车”，这个格局已经发生变化，近期服务业投资的比重已经超过房地产投资，已经上升到第三位。过去我们讲的三驾马车是制造业、基建、房地产。房地产投资从去年7月份以后，它整个是负增长。房地产投资的下降是符合规律的，我们以前也做过研究，应该说房地产投资全局性的历史需求峰值大概十年前就出现了。最近几年房地产增长还不错，主要是一些都市圈、城市群的结构性需求在拉动，但是这个方面的需求峰值看起来也出现了。当然目前房地产投资的问题是下的过快，将来应该逐步地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回到正常的状态也很难是过去10%几甚至更高的增长速度。基建投资的比重是一种周期性的波动，它呈现出增长政策这种工具的特征。我特别强调的是我们要关注除去基建后的服务业投资，这个方面的投资近年来稳中提升，即使在疫情期间也呈现出相当强的稳定增长的韧性。当然从大的投资来讲，采矿业投资比重在下降，农业投资的比重上升，这一点引人注目，很需要我们去关注和研究。

　　这张图显示2007年以来投资结构的变动，左边是制造业，总体平稳，有所波动。基建也是相对比较平稳，但是波动幅度也比较大，它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和稳增长的特性是直接相关的。

　　最下边这个项目是房地产，依旧是一个下降的趋势。右边（图）是服务业投资，大家会看到近些年整体上是上升的。采矿业下降，农业是在上升。

　　这张图显示的是服务业投资比重的变化，大概从2022年4月份以后，服务业投资的比重已经超过房地产投资，已经上升到第三位，这个图明显地显示了这一点。

　　另外，我们注意到投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基建投资中增长比较快的有信息传输、环境、公共管理；水的生产和供应、传统的公路、铁路、电力、热力等行业下降，就是所谓的“铁公机”项目的投资是明显的比重是在下降的。制造业投资相对稳定，增长比较快的有计算机、通信和其它电子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制造、医疗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仪器仪表等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域。

　　服务业投资中间增长比较快的有社会保障和福利、科学研究、教育、卫生、娱乐、银行和其它服务、商务服务等等领域。

　　最后，我们再看一下出口，出现也呈现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部门比重上升”的态势。这些年增长比较快的有计算机、信息设备、电气机械、化学原料和制品、专用和通用设备、医药、汽车、仪器仪表等等行业的产品。传统的纺织、家具等等保持稳定。另外，我们的出口进入发达国家高端市场的能力增强，比如像新能源汽车，这几年的家用电器等等。

　　从刚刚我讲的那些数据可以看到需求侧变动的一些特点，大概有几点：1．发展型消费需要基本公共服务在制度和资金上的支持，和生存型消费主要以来个人决策有明显的不同。2．发展型消费增强消费者的体力和智力，促进劳动者的流动性和机会均等等等。比如医药卫生提供劳动者的健康水平，教育、培训提升他的智力水平，而社保某种意义上来讲增加他的流动性，促进机会均等，这些都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本。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发展型的消费也是一种投资，而且是比物质资本更有价值的投资。

　　第三，以往基建和房地产投资以资金密集、建筑安装工程为主的阶段已经过去了，服务业投资的比重在上升，投资的重心由打基础、建框架转向上台阶、提质量。

　　我们具体来看，制造业投资的重心转向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技术含量附加价值和专业化、精致化、数字化、绿色化水平，我提了“四化”，提升“四化”的水平。而服务业和基建投资有两个重心，一个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二是增加发展型消费，促进人力资本建设。这样我们就会看到两条线索，一条是以专业化、精致化、数字化、绿色化为特征的产业转型升级；另外一条是以增强人的体力和智力水平，提高劳动者的流动性和机会均等为特征的人力资本的提升。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相互依托、相互赋能，人力资本提升了，我们的产业可以转型升级；另外，产业转型升级，它可以能够有更多的产出、更多的收入，它也有助于人力资本的提升。所以，它们是相互依托、相互赋能、共同促进高质量发展。

　　由此，我们下一步还是要扩大需求，扩大需求需要从需求结构变动的这样一个新的实际出发，要进一步地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需要达成新的共识。有几条：

　　1．扩大消费要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但重点要转向增加型消费。刚才我们讲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发展型消费的关系，所以，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当务之急，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下去了。

　　2．扩大投资的重点。如果还像过去那样，我们试图把它放在基建、房地产中的大型建筑安装工程，这种想法和做法首先不符合实际需求，同时往往也是低效率，会形成新的烂尾工程。更重要的是资源错配，把资金放到这个方面。另外一方面，更为紧迫和重要的资金需求特别是人力资本投资又上不去，这是要误大事。所以，它是资源错配，该干的事情没有干，不该干的事情还靠着惯性继续在做。

　　3．把投资的老的“三驾马车”（制造业、基建、房地产）要转向新的“三驾马车（制造业、基建、服务业投资），同时同样重要的是新三驾马车的投资重点要转向两件事情，一个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另外一个方面是人力资本提升。

　　从政府投资来讲，着力点要从物质资本投资转向人力资本投资，要改变人力资本投资见效弱、见效慢的看法，应该说大家的这种看法过需还是比较多的，但实际上这种看法有片面性。比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件事如果我们做到位了，它可以直接拉动各类的发展性需求，可以减少预防型储蓄，增加当期消费。前段时间我们已经注意到一个现象，疫情期间不少群体收入是在下降的，但是储蓄还在上升。为什么？因为他感觉到未来有不确定性，他要增加储蓄，这是一种预防性的储蓄。如果说我们的基本公共服务到位了，它就可以减少这种预防性的储蓄，就可以把这个储蓄的钱拿来消费。另外，也可以拉动保障性住房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从长期来讲人力资本提升将增强发展的活力、质量和创新性。

　　再有一点，实现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要更加重视人均指标。过去我们讲总量指标讲的多，人均指标讲的少，可能需要有适当的调整。因为总量指标有局限性，容易造成对人均水平的误判，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实际获得感是由一个个个体（来体现），最终由个人来体现的。所以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人力资本，要把人均指标、一些结构性的指标放到优先的位置，这也是人的发展状况评估要精准到位，国际、国内可比的一个现实要求。

　　从这个角度来讲，适应这个需求结构新的特点，提出五大新的增长动能，由于时间关系，我简单提，不展开说。

　　1．发展新需求，要加快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推进这方面的改革，重点是近3亿进城农民工的户籍制度改革和住房、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由此带动发展型消费和相关生存型消费、住房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驱动的产业增长。

　　2．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快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一方面是农民要继续进城；另一方面，城里人也可以下乡，将带动城乡接合部住房和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

　　3．聚集效应。要进一步增强人口要素和产业的聚集效应，持续推进都市圈、城市群发展，带动前沿科技的原创突破、产业组织的优胜劣汰，从而形成日益扩大的基于产业素质、创新能力和要素利用效率提升的发展机会。

　　4．出口升级。提升出口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和控制力，在保持成本优势的同时持续增强技术质量的竞争力，扩大国际上高端市场占有率，在汇率合理升值的背景下保持出口的稳定增长。

　　5．数字化和绿色化赋能。数字化、绿色化相互融合，以增量优先、逐步提高存量的方式，对国民经济进行系统改造，扩展由大量应用场景驱动的增长空间。

　　我就谈这么多，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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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