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我与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三件事

本篇文章选自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50人的二十年》，该书为中国经济50人论坛最新力作，樊纲、易纲、吴晓灵、许善达、蔡昉等主编，吴敬琏作序推荐。

　　我与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三件事

　　钱颖一

　　中国经济50人论坛聚集了具有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并且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中国经济学者和专家，被认为是经济领域中举足轻重的“智库”。

　　我于1981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留学、执教，2006年9月起回国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至今。作为一个在海外学习、工作二十多年后回国工作的经济学人，我能够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第一个十年中成为50人中的一人，深感荣幸。感谢论坛学术委员会和论坛成员的认可和支持。

　　中国经济50人论坛自1998年成立至今，走过了二十年的历程。它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二十周年时成立，在2018年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节点上，它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正好一半的时间。50人论坛的50人都是这四十年改革开放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贡献者。今天，我们纪念50人论坛二十周年，就是以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为背景的。

　　我借此机会，回忆我与50人论坛的三件事。

　　长安讲坛落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从2001年4月开始，中国经济50人论坛在北京开设长安讲坛。这是一个有关中国经济政策的讲坛，由论坛成员和其他经济学者和专家讲述他们有关中国经济的研究成果。长安讲坛主题围绕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和政策选择，涉及范围广泛，讨论问题深入。演讲人介绍最新研究成果和前沿，听众即时提问与演讲者交流互动。这里既有对中国经济热点问题的分析，也有对中国经济未来挑战的前瞻性洞见，更是现代经济学理论与中国改革发展实践的结合和碰撞。

　　自2001年4月长安讲坛第一期开讲至今，已历经十七年。截至2018年6月30日，长安讲坛一共举办了339期，平均每年20期。自2008年以来，长安论坛与新浪网进行战略合作，成为新浪财经频道的定期专栏节目，使论坛的覆盖面和传播力更加扩大。记得在2008年底，50人论坛成员、清华经管学院魏杰教授找到我，建议把长安讲坛落地到清华经管学院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一方面，我们这里有永远的听众，即学生和教师；另一方面，清华经管学院也可以借此推动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水平。之后我就积极准备，完成必要的程序，安排必要的场所。

　　从2009年2月26日的第148期开始，清华经管学院加入长安讲坛主办方，论坛定期在清华经管学院的教室和报告厅举办。在长安论坛至今举办的339场中，已经有近200场在清华经管学院举办。落户清华经管学院的第一场是第148期，嘉宾是吴敬琏先生，我主持了那一期论坛。2016年，论坛举办第300期，嘉宾也是吴敬琏先生，那场也是由我致辞。这两场长安讲坛听众都是爆满，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两场，具有标志性意义。

　　我记得在2016年的第300期，吴敬琏先生演讲的主题是“什么是结构性改革，它为何如此重要”。这是针对当时中国经济增长走势、经济中存在的扭曲、改革方向和具体措施方法等一系列关键问题的系统性探讨。关于这些问题，在经济学界有不同判断和分析十分正常，只有通过讨论、争论，甚至辩论，才能获得对问题更加准确的把握，从而引导中国经济走向可持续的发展，这是事关中国经济未来大局和大势的事情。

　　长安讲坛落户清华经管学院，对学院的经济学教学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清华经管学院在经济学教育上一直注重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实际相结合，鼓励学生了解中国经济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并把它作为思考和研究的对象。从2007年秋季学期开始，学院开设了经济学专题课程，外请各领域经济学者授课，聚焦中国经济问题。从长安讲坛落户清华经管学院之后的 2009年秋季学期开始，学院将长安讲坛与经济学专题课程结合起来，使它成为学院本科第一学位和第二学位学生的学分课程。这样的结合至今已经整整九个学年，有2000多名清华经管学院本科生修课，平均每学期近150人。因此，长安讲坛除了向社会开放、吸引了大批听众之外，对清华经管学院本科经济学教育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有益于中国未来经济学者的成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2015年11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的，并在2017年10月写入中共十九大报告。这是为中国经济新时代的改革确定了改革方向的重大判断。而这个判断的理论基础与50人论坛内部的多次研讨密切相关。

　　要想理解这个改革方向判断的提出，必须回到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的起步和与之相关的宏观调控中。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当时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增长本身不是问题，突出的问题是经济波动。从1993年开始，随着改革高潮的到来，经济出现“过热”，随之而来的是政府的“宏观调控”，也就是压总需求。到了1996年，终于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但是紧接着就遇到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外需急剧下降。1998年的宏观政策在改为增加有效需求的同时，力争保住8%的增长速度。在经济经历再次的高速增长之后，又遇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刺激需求又称为政策优先，出台“四万亿”就是突出的举措。这些都是需求侧管理的问题。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在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之初的前十五年，对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调控是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的主要关注点。所以，很自然地就是使用需求管理理论框架，也就是人们熟知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净出口。事实上，在标准的现代经济学教科书上是“四驾马车”：投资、消费、政府支出、净出口。在以私有经济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中，前两项的投资和消费都是指私人部门的投资和消费，因为政府不是投资主体。在我国，政府的投资作用非常大，无法区分私人和政府投资，所以我们把政府支出中的投资部分并入投资之中，把消费部分并入消费之中，就变成了“三驾马车”。

　　由于经济波动反映在经济增速的变化上，所以通常人们就以为“三驾马车”的需求侧管理理论就是有关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这对政策制定者来说，似乎是合乎逻辑的，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经济学家也未提出过质疑。

　　大约在2010年，在一次50人论坛研讨会期间，吴敬琏与我交谈，他质疑“三驾马车”的理论框架，他说这好像不应该是讨论长期经济增长问题时应该使用的理论框架。我记得我当时说，应该区分短期需求侧管理的宏观政策模型与长期供给侧决定的增长模型。前者的理论框架是凯恩斯提出的：在短期，由于市场调节的失灵，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有效需求是由“四驾马车”（即我们说的“三驾马车”）决定的。凯恩斯给出了增加有效需求的办法，即增加政府支出，并通过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增加私人部门的投资、消费、净出口。而后者的长期经济增长理论是索罗模型，经济增长是由供给侧的生产函数决定的。在长期，供给与需求是均衡的，不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而生产函数中的产出是由资本、劳动力数量和质量、技术创新、制度等因素决定的。后来在多次讨论中，包括在与秦晓的讨论中，我也反复讲述这两个理论框架的差异和对比。

　　2010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速开始逐年下降，其实这反映了中国进入中等收入之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正是增长模型预测的结果。不过，由于我们头脑中的理论模型仍然是短期需求侧的“三驾马车”模型，所以就出现了很多政策建议都是围绕增加需求的。当然，也有经济学家反对这种政策建议。这里争论的实质是，对经济增速下降的判断是周期的还是趋势性的。反映在经济理论框架上，是用凯恩斯的短期需求模型，还是用索罗的长期供给侧增长模型。

　　2014年7月16日，我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座谈会上发言，再次说明了我对以上争论背后的理论框架的分析。我说，从“三驾马车”的理论框架中推导出的政策结论往往是增加投资。这个框架完全是基于凯恩斯的理论，有两个特点：一是短期；二是需求决定。在凯恩斯理论中，经济周期的某些阶段，会出现有效需求小于供给的情况，而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由于某些原因不能快速地发挥作用。因此，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增加投资、消费或净出口，以此增加有效需求，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由于消费和净出口不容易调节，所以政府增加投资就是最为方便的政策。

　　但是，这个以凯恩斯理论为出发点的“三驾马车”模型是一个用来分析周期性经济波动带来的短期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框架。然而，经济学家在分析长期经济增长时并不用这个理论框架。经济学家分析长期经济增长是基于生产函数的供给模型。生产函数既包括人口、资本存量等因素，也包括改革、开放、创新等因素。而后者的作用可以定量地反映在“全要素生产率”即经济效率上。因此，它可以包括改革红利、开放红利、创新红利等来自供给方面的效率提高因素。所以，如果不改革、不调整，较高的投资固然可以拉动较高的短期增长，但是会加大结构扭曲，影响长期持续增速。这是“三驾马车”的理论框架不能推导出的。

　　两个理论分析框架推导出来的政策工具是不同的。对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出现的问题所使用的政策工具随之不同。对于短期的周期性波动，政府可以通过宏观调控总量减缓周期性的波动程度。这里，总量政策是指宏观变量，如货币供应、利率、汇率、财政支出、税率等。总量政策不是针对行业的政策，更不是针对个别企业的政策。那种以为产业政策或其他微观经济政策可以调控周期性波动是一个误区。

　　对于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总量政策通常是无法解决的。那种以为总量可以调控长期经济增长也是一个误区。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供给方面的制度和政策，加强企业和个人激励，减少资源配置的扭曲。这只能通过改革、开放、结构调整，以及鼓励创新创业来实现。比如，减少政府行政审批、建立政府权力清单这一改革，虽然不能解决短期的周期性波动问题，但是会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因为它减少了企业的成本。所以，认清政府政策工具的不同作用，并且在适当情况下使用适当工具，也是转变政府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个理论框架的改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为后来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理论框架。从后来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确实出现了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情况，政府和社会也把注意力转向了供给侧而不是需求侧，现在这已经成为经济学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共识。近年来，“三驾马车”说法的出现频率也越来越少。所以，50人论坛上的讨论起到了一定的思想引领作用。

　　有关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学

　　在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市场经济被描述为一个供给需求关系中的资源配置问题，其中的企业是一个被简化为使利润最大化的假定。这对研究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是合适的，但是对研究经济动态增长动力问题就没有解释力了。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创新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推手。但是推动创新的力量，在模型中并不显示。

　　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民营经济从无到有，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是，传统的计划经济思维和国有经济的地位对民营经济和企业家的歧视依然还有很强的力量。特别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供给侧的重要推动力是企业的活力，它主要依赖于企业家精神。2016年2月19日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安排我发言，给我的题目是“企业活力与企业家精神”。我围绕这个话题讲了三个观点。

　　第一，关于效率与活力。两位奥地利经济学家帮助我们认识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一位是哈耶克（Hayek），他论述了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来源于分散信息通过价格机制的有效使用。哈耶克在1992年去世，正是在那一年中国决定走市场经济道路，而如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已经在中国成为共识。由于20世纪的一个核心争执是计划与市场，所以哈耶克很可能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

　　另一位是熊彼特（Schumpeter），他是最早论述企业家精神（或称创业精神）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和进步的核心动力，市场经济长期活力的根本在于创新，而创新则来源于企业家精神，来源于企业家开发新的产品，创造新的生产方式，这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熊彼特在1950年去世，他的影响在他去世之后日渐变大。由于创新已成为全球最为关注的问题，所以曾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和哈佛大学校长的经济学家萨默斯（Summers）说，熊彼特很可能是21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

　　从哈耶克的市场经济的效率，到熊彼特的市场经济的活力，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逐步深化。效率与活力，既相关又不同。效率更多的是指在现有技术和生产方式下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是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结合。而活力更多的是指改变现有的技术和生产方式，使企业更有生气。企业活力和企业家精神是供给侧的。效率与活力的结合是市场经济的精髓。

　　第二，关于企业管理与企业家精神。讲到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需要区分企业管理与企业家精神，区分管理者与企业家，这在商学院教育中是明显的。一方面，一个好的企业管理者未必是一个好的企业家，也不一定具有企业家精神。因为把企业管好，不一定意味着企业创新。企业家精神不是单纯的企业管理问题，而是要创造出与前人不同的产品或生产过程。反过来，一个好的创业者也未必是一个好的企业管理者。比如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他起初是一个创业者。但是1985年他被苹果公司解雇，因为他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接替他出任苹果公司CEO（首席执行官）的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ey）是一个好的管理者，但他不是一个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者。乔布斯在1997年重回苹果时，他的企业管理方法有了很大改进，成为一个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好的管理者。所以，我们要注意企业管理与企业家精神的不同：在重视企业管理的同时，必须大力提倡企业家精神；在鼓励优秀企业管理者的同时，更要推崇优秀的企业家。

　　第三，关于企业家精神与官僚机构和官僚主义。企业管理是很难避免官僚机构和官僚主义的，而企业家精神却与官僚主义不相容。熊彼特当年在推崇企业家精神时，就担忧日益增强的政府和大企业的官僚主义会扼杀企业家精神，从而窒息市场经济的活力。今天，虽然企业家精神仍在，但是他当年担忧的官僚主义扼杀企业家精神的现象也比比皆是。因此，我们在提倡企业家精神、提倡创业精神、注重企业活力的时候，必须减少官僚主义，就是要减政放权。这就是为什么减政放权与倡导企业家精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我们的计划经济传统使我们更容易依赖政府推动创新。但是企业活力必定主要靠企业家精神。在激发企业活力时，虽然政府应该发挥推动作用，但是来自政府部门的官僚主义依然是压抑企业家创新活力的主要障碍。所以，推动企业家精神的同时，必须减政放权，减少官僚主义带来的束缚。

　　有关企业活力和企业家精神的讨论，直接的结果是要加强对产权的保护。2016年7月8日，在习近平主持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我在发言中提出产权安全性是一件大事。当时民营投资下降引起关注，我认为只要产权安全，企业家推动增长的动力就是无穷的。因此，出台产权保护的法律和政策有重要意义。

　　2016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这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纲领性文件。2017年9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文件公布，并把它的重要性上升到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层面上。2018年以来，检察院和法院更是通过纠正以往在产权保护上的一些有社会影响的错案，为涉及的企业家恢复名誉，以此来展示中央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决心和勇气。从中我们也看到50人论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原文完稿于2018年7月6日。

　　钱颖一简历

　　生于北京，祖籍浙江。1977 级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本科毕业。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获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耶鲁大学运筹学/ 管理科学硕士学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2006—2018 年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学术荣誉包括：2012 年当选为世界计量经济学会（The Econometric Society）会士（Fellow），2018 年当选为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获得2009 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16 年度首届中国经济学奖。研究领域包括：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中国经济、中国教育。担任《经济学报》《清华管理评论》《教育》主编，《经济研究》编委会委员。中文著作包括：《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中信出版集团）、《大学的改革》（第一卷、第二卷）（中信出版集团） 等。论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经济研究评论》（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经济研究》等国际国内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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