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企业家天生就是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承担者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秦朔

　　企业家天生就是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承担者，风霜雨雪本就是环境的常态，成长的能力往往是逼出来的。自由从不免费，要自己去把握、争取和创造，赢得自由是在一直向前走的过程中实现的，不是去征服什么，只是不被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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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9月7日，大宗商品巨头嘉能可集团董事会主席、72岁的马世民（Simon Murray），在伦敦的办公楼里请老朋友、华为公司创始人、68岁的任正非吃饭。他指着外面一座全玻璃幕墙大厦，让任正非看。大厦两个月前正式揭幕，叫碎片大厦（The Shard），高1017英尺（309.6米），是欧洲仅次于莫斯科水星城的第二高楼，民间叫“摘星塔”。

　　“三天前，我用绳索从那上面溜了下来。”马世民说。

　　2012年11月，任正非为《马世民的战地日记》写序，称他是奇人、老师、榜样，是“72岁的青年人”。

　　2014年6月，任正非破天荒首次接受国内十多家媒体联合采访。有记者问未来谁能接替他，他说，先讲我的两个朋友的故事，一个是AIG创始人格林伯格，88岁，每天早上做50个俯卧撑，晚上做50个俯卧撑；另一个叫马世民。

　　“我们出国，经常遇到七八十岁的老头亲自开飞机来接我们，也许是为了证明他们不老。”任正非说。

　　任正非的言外之意，他还年轻。部队出身的他喜欢开车，开快车。2013年3月，69岁的他和家人朋友在老家贵州山区自驾游，开得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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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正非在序里讲了一个和马世民有关的故事，即1990年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将亚洲一号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首次完成国际商业发射服务，拉开了中国火箭进入世界市场的序幕。

　　“在那样的时代，这真是一件敢想敢干的事情。”马世民则是推手之一。

　　亚洲一号卫星的前身，是美国休斯公司为西联通信公司设计的一颗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名叫“西联星6号”，1984年2月由“挑战者号”航天飞机携带进入太空。脱离航天飞机后，卫星上的近地点发动机没有按预定计划点火，发射失败。承保的劳合社向西联赔付了7500万美元保费，同时获得卫星所有权。

　　幸运的是，地面跟踪站监测到了卫星的具体位置，发现状况良好。劳合社测算费用后觉得经济划算，于是向休斯公司和宇航局（NASA）支付了275万美元，由他们回收。1984年11月，“发现号”航天飞机飞到距卫星9米的地方，两名宇航员走出机舱，用了6个多小时，引导航天飞机机械手将卫星抓回货舱。返程后卫星送到休斯公司，专家组彻底检查，于1985年4月向劳合社提交了翻新检修及重新发射的建议。

　　劳合社以5000万美元将卫星卖给美国特雷公司。但特雷后来破产，卫星重回劳合社，直到亚洲卫星公司购买了卫星，将其更名为亚洲一号，有关技术参数也根据覆盖亚洲的要求重新调整和更新，最后由中国长城公司的长征三号火箭完成了发射。

　　亚洲卫星公司是1988年由荣毅仁亲自创办，由中国中信集团联合香港和记黄埔和英国大东电报局成立的亚太区第一家区域性商业卫星公司。马世民当时是和记黄埔的董事总经理，也是亚洲卫星公司的联席主席。他要说服美国政府同意让中国的低成本火箭参与发射招标，这有利于美国卖出更多卫星；他要说服“巴统”（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和贸易限制的“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同意让中国发射；他要说服中国政府同意让美国海军陆战队全程押运卫星进入中国。

　　中国火箭发射美国卫星是一个开创性的事件，而在1989、1990年那段时间尤其不易，但奇迹最终发生。中信集团做了大量工作，荣毅仁多次亲自出面，马世民也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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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马世民出生在英国莱切斯特一个富裕家庭，祖父母在高档酒店都有常年包房。但父亲在马世民小时候离家出走，他靠叔叔资助上学。母亲再婚后，把他带到了荷兰。

　　1958年，马世民在阿姆斯特丹海边遇到一位船主。“我的船明天一早出发，船上需要一名备菜和打扫卫生的勤杂工，你是否有兴趣？”马世民一口答应，尽管他连船开往哪里都不知道。

　　船去了南美，9个月在海上。回到家，已错过大学入学考试。马世民到曼彻斯特一家工程公司当学徒，爱上了老板的外孙女詹妮弗。一次约会时，他向詹妮弗求婚，说“如果你不答应，我就去当兵”。詹妮弗没有答应，马世民就去报名参加英国陆军，他家族的长辈中有不少英国军官，但因为个子矮，有红绿色盲，他没有被录取。

　　1960年2月22日清晨，巴黎。马世民穿着衬衫马夹加西装的全套英式传统正装，搭地铁到文森（Vincennes）的旧堡垒（Old Fort），那是法国外籍军团的招募办公室。法国外籍军团创立于1831年，是由外国志愿者组成的陆军部队，和法国正规军有同样装备，入门标准非常苛刻。马世民小时候读过关于法国外籍兵团的《火爆三兄弟》，那种沙漠战士的奇幻世界印在他的心中。

　　“你来错了地方。外籍兵团的5年时间冗长艰苦，你最好抛掉英国人的浪漫想法，离开这里重新慎重考虑。”一个中士说。马世民说，他已经想好了。40个候选人看起来都刚强粗犷，他恨不得自己穿的是牛仔裤旧毛衣，而非英式三件套。他们脱光全部衣服，做一连串的医疗检查。他意外地成为7个录取者之一。并在不久后作为第二伞兵团的新兵被派到阿尔及利亚，参加法国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战争。当时他的工资是每周7英镑。

　　漆黑冰冷的夜里的魔鬼训练，长达90英里的徒步行军，血腥战斗中的多次死里逃生，极端暴力的肉体惩罚，在军团监狱守卫手下保命并熬过12天……所有这些，后来都以日记体写进马世民的书里。

　　他是这样描述军旅感受的：

　　寒冷像冰冷的钢铁标枪直刺到你骨头里去；

　　今天的集体长途跋涉艰辛得就算是骡子也一定累垮了；

　　人一般是在消耗体力约三成的时候容易瘫倒——离死还远呢；

　　寒冷和疼痛感觉离发疯仅剩下一毫米距离了；

　　我逐渐找到步行的节奏，这就是行军的秘诀，然后脑袋便可放松，等思绪开始乱飘就没问题了，你会忘了自己的双脚与背部，有点儿像在梦里漂泊；

　　这里不是彻底造就一个人，就是彻底摧毁他。

　　一些意外事件对马世民形成了更大的冲击。比如一天晚上，营地帐篷里一个士兵的手榴弹保险针不经意卡住，在脱下装备时被拉出来爆炸，帐篷里的10个人有4个瞬间毙命，肉体横飞。有一次战斗中击毙了两位阿拉伯游击队员，回到营地，却接到命令，要再回战场把他们的头割下来，带回来检查和拍照，看是不是叛徒。

　　5年服役期，马世民从零出发，取得了整个兵团射击比赛精确射击与速射综合成绩的个人组第三名，而更重要的，他从男孩变成了男人，对生命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

　　“我们知道每个人迟早都有害怕的时候，恐惧本身并不可耻，有些人能够克服，有些人则不能。但是真正影响我们在恐惧面前是进是退的决策时刻，往往就是瞬间的零点几秒。若我们选择退缩，有可能一辈子都要背负着那一刻。”

　　“就在这样的时刻，当周围的情况已糟得不能再糟，当一个人已在崩溃边缘，差点就放弃希望时，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就有回报。”

　　“或许必须依靠剔除法，人最终才有可能找到给自己人生带来最大满足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不停向前走，别停下寻找的脚步。”

　　5年合同期满后，马世民放弃保送军官学校深造的机会，回到英国，并与一直通过书信传情的詹妮弗完婚。这段经历在八十年代出版，2002年被好莱坞拍成了电影《逃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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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马世民在一个酒会上认识了香港怡和洋行的总经理。他听了马世民的经历说：“你来我们这里吧，我们的管理人员大多来自牛津、剑桥，需要一些不同的人。”他因此去了香港，带着27个英镑，以及他给自己取的中文名。

　　他很快从高材生中脱颖而出。他总结，“学校所学到的是书面的知识，别人写下来，你读进去，每个人得到的都一模一样。而另一种知识则是内在的、动物所有的，即是本能和直觉。狮子走进森林里，自然会察觉到身边的危险。我具有这种狮子般的本能，一个眼神或一次握手，我就能感觉出这人是不是可信。”

　　和一些年轻人眼高手低不同，马世民事事勤勉。拿到一张交易账单，他会仔细研究它的成交过程，怎样经过银行系统的处理等。慢慢熟悉了生意场上的流程，并触类旁通。

　　军旅生涯还让马世民懂得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我的战友来自世界各地，鱼龙混杂，他们当中有王子、诗人，也有银行抢劫犯，但大家都能互相理解并融洽相处。”这种能力让他很快就在商界结识了一群好友。有一次马世民到李嘉诚的长江实业推销冷气机，一来二往就和李嘉诚建立了交情。

　　1980年，马世民离开怡和，与合伙人成立了一家投资咨询公司。1984年，一个周五的晚上，他接到了李嘉诚部下打来的电话，说想聘请他。见面后，他告诉李嘉诚，自己和合伙人很有默契，公司也不会出售。李嘉诚坚持要他打电话给合伙人，结果合伙人问的第一句话是：“多少钱？”李嘉诚说：“看，只要价钱对，谁都会卖的。”连公司带人收购后，马世民在和记黄埔担任了9年多时间的总经理。他帮助李氏家族收购了加拿大赫斯基石油，建立了在欧洲的移动通信业务。

　　1993年离开和记黄埔后，马世民担任过德意志银行亚太区执行主席，麦格理银行亚太区主席，嘉能可集团主席，也做了不少电信业投资，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私募基金“世铭投资”。

　　2011年，马世民筹资数千万美元创立堤丰公司，建起世界第一支私人海军，目的是在索马里海域开展护航，打击海盗。他请了几位赫赫有名的退役将军担任董事，从军事和战略角度指导公司业务。海军由一艘万吨级母舰和多艘高速武装快艇组成，艇上装备M4步枪、狙击步枪等近战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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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59岁的马世民到摩洛哥，参加全程254公里的世界最严酷的撒哈拉沙漠马拉松大赛。最长一段有84公里。还要背上食物、炉子、燃料、防晒/防寒衣物、睡袋等设备。作为马拉松发烧友的他顺利完成了比赛。

　　2004年，在妻子建议下，马世民和42岁的英国极地探险家赫道尔一起，从南极洲边缘的大力神湾基地出发，以徒步且不设后援的方式，向南极点进发。他们每人拖着300多斤的物资，顶着最高时速100公里的强风，冒着摄氏零下四五十度的严寒，用了58天走完了1095公里。他瘦了40斤。

　　事后很多人问：“你每天走呀走，都在想什么？”

　　“我只想着一件事，前面100米怎样走？”

　　这次极地之旅，马世民和詹妮弗约好在终点汇合。詹妮弗热爱探险，是第一个驾驶直升机环游世界的女人，她将驾驶直升机穿越南极。但坠机了，飞机散架，她手臂、肋骨摔伤，另一名驾驶员摔坏了背部。幸运的是，等了3个半小时，被后方人员发现了，原本为马世民准备的后备直升机迅速联系当地医院，把两名伤者接到了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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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年前，改革开放30周年，我写过一篇文章《以责任创造新商业文明》。当时，全球金融危机，经济低迷，企业家士气低落。

　　我在文章中说：“经历了30年的奋斗，功成名就，中国的企业家群体还有雄心吗？还有当年‘饥饿驱动’下那种强烈的企图心吗？我们最担心的是，企业家精神的弱化、钝化、松懈和涣散——干着干着不想干了，爬着爬着不想爬了；除了大钱快钱，小钱慢钱已经提不起兴趣，赚着赚着不知为何而赚；富而思安图易避艰；遇到困难，不找市场找市长，只归因制度环境，或者‘大不了不做了’。种种惰性，似乎已经是一种精神上的传染病。”

　　又是10年。不久前，深圳一位企业界的朋友向我推荐了马世民。我整理了这个故事，是希望更多朋友一起思考，我们自己的精神生命力和企业生命力的问题。

　　企业家天生就是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承担者，风霜雨雪本就是环境的常态，成长的能力往往是逼出来的。自由从不免费，要自己去把握、争取和创造，赢得自由是在一直向前走的过程中实现的，不是去征服什么，只是不被征服。

　　马世民在书中感慨，现在回头看，那个时代比起今天的世界要更加自由，人们活得比较随性，有更多机会可以偏离人生的主干道。一个19岁的青年可以选择离开去爬一座山。今天，人生的回廊相较之下狭窄许多，人们追求的物质主义反而将生命限定在一条道路上，从我们第一次考试的一刻起，想要停下来都不行。

　　今天，在我们身边，又有许多坎坷和不确定。但如果能够看得更远，也许这只是迂回地带的考验。自由不是舒舒服服，更不是退却，自由在坚持和创造之中。

　　用马世民的两段话，和所有艰难前行的朋友，共勉，加油！

　　“年少时看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开首便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说得真棒。但走过大半个世纪后，我认为他错了。我们并非生而自由，而是一出生便受到束缚，受制于环境──困于一个决定我们未来人生路的小盒子中（若非监狱的话）。若父亲是个波士顿亿万富翁，你便会上普林斯顿大学，与名门淑女结婚，继承家族生意，退休后悠哉地打高尔夫球，然后一生便结束；若生于加拉加斯贫民窟，你人生的轨道也都预定好，而你若生于非洲一个充满艾滋病患的小村的话，路更早于出生时已经预定了，并且难以改变。所以说，你的人生路怎样取决于你生于哪个盒子中。但唯有跳出既定的轨道，才能体验人生的种种历练。我不是说要漫无目的地游荡，而是要找到正确的人生方向。这样你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或许能在那里找到自己。一旦找到自己，就能领略自由的真谛。对我而言，加入法国外籍兵团就是偏离了人生的轨道。兵团生涯非常艰苦，而且与我原本要走的路截然不同。但正是这经历让我找到自己。我是个自由的人。”

　　“我们都活在牢笼里，包括你周遭的环境和过去，决定着你的将来。我们有机会就要跳出去，找到一点空间，在那里找到自我，然后找到自由。而自由，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