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要靠输血的僵尸性国企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新浪财经讯 “2018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于10月20日在上海举行。中国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华生出席并以“从大历史的视角看改革开放40年”为题发表演讲。

　　华生强调，在当今科学革命不断、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不仅在每天更新颠覆着人类的各种既定的见解和主义，而且甚至挑战人类中心的人文主义本身的时候，人们甚至无法想象30年50年后，更不用说一百年和几百年、几千年后的社会发展和人类变化。

　　“除了对人类未来的信心和美好社会的期待之外，我们今天去规定未来社会有什么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形式，是不自量力和极为愚蠢的。因此，有人三天两头用要消灭私有制吓唬民营企业，其实是很可笑的”，他说。

　　华生认为，就经济改革而言，现在最主要的是如何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中国几千年来长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缺乏对任何独立于国家的产权保护传统，后来又学了苏联模式的国家计划经济。因此，斯大林的国营企业可以不讲盈亏，要讲整体“超级盈利”的计划经济思想仍然有潜在影响，结果给公有制企业附加了太多的非经济功能绳索和不自负盈亏的借口。其实，公有制经济要成为社会主义重要的经济基础，就是要为增进和增厚这个基础发挥作用、作出贡献。

　　“所有在市场中长期不能盈利，不能存活要靠输血的僵尸企业，无论挂多少个国有国营的牌子，都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都是消耗和掏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华生认为，“相反服从社会主义法律法规指引，为国家贡献税收，为职工解决工薪社保的民营企业，无论包括何种经济成分，都增进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实力，都是社会主义重要的经济基础”。

　　以下为演讲摘编：

　　华生：很高兴到复旦这样的百年名校来参会。我想张军院长请我来参加这个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论坛，大概是因为我正好参加了这整个过程，也做过一点事。

　　要说我确实与改革有些缘分，而且作为一介书生来说，运气也是真好。距今正好40年前，我在苏北农村插队多年后，进了当地一家集体小厂当工人，写了第一篇经济学论文，题目是“应当实行资金利润率”。在还是大锅饭流行的年代提出要按资金回报去考评项目和评价企业，这篇文章当时还有幸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一期上。

　　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让我更幸运地一下子接触到国家改革开放的前沿问题和众多重量级人士。当时会上出现价格改革放和调的两种思路，放派说只有放才有真市场，调派说现在放开不现实，必须先调。双方争得热火朝天。

　　我与参会的另外4位研究生同伴一起讨论碰撞后，做了个今天说起来是个挺简单的工作，就说别争了，我们综合一下出个第三条思路，放调结合吧，双管齐下两条腿走路。这个放调结合双轨并进的改革思路，经过激烈的辩论被会议接受后，我被派去参加了向时任国务委员、中财办秘书长张劲夫同志的汇报，并参与起草这部分会议纪要。结果，放调结合的价格改革建议很快为国家正式采纳。

　　看来接触了前沿和高层，人的眼界和格局也就不同了。1985年，我和同伴们很快学会站在全局角度写了一份“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的报告，针对当时希望用一揽子方案尽快完成改革转型的情绪，提出一个当时很超前也很争议的重要判断：“改革不是一次或一组相互配合的行动，而会是一个艰巨漫长的历史过程。”

　　这样，渐进增量的双轨推进就不仅是价格改革，更将成为整个中国经济运行模式转换的主导形式。报告认为双轨制的理论意义在于，由于中国改革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国的发展不会在自由竞争的一般均衡中找到归宿，而多半可能在非均衡的自稳定系统中实现。

　　双轨制是我国找到的风险较小，兼容性很大的特殊转换形式，是中国改革的一个伟大创造。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市场和市场主体都需要一个逐步发育和培育的过程，更是考虑到在这个潜伏着激进翻车和倒退风险交织而又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为了克服改革中不断会产生的阻力和干扰，需要双轨渐进的改革路径，以在增量做大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克服和转化既得利益，不断发育壮大推动改革前进的力量。

　　由于改革需要重新构造新的微观经济基础，在报告下半部分我们特别建议成立一个新的国有资产管理总局及系统，统一履行国有资产代表职能，以替代各工业局、专业局、各系统以及财政部的行政管理职能。

　　由于当时还没有资本市场，我们提出在对企业资产评估后以市场化的招标竞聘选任经营人员，以资产安全、收益和增值作为考核评价企业家的主要标准。这个报告当时引起很大反响，上下两部份独立发表后分别获得中央国家机关优秀论文一等奖和孙冶方经济学奖。

　　报告很快也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重视。1986年4月陪同领导外出视察，在专列上召开会议时，我有幸向国务院主要领导们先后作了两次专题汇报。我还被抽调去参加国务院改革方案办的工作，并在国家体改委的支持下，在几个省市组织了资产经营责任制竞聘企业领导人的试点，从而推动了1988年我国第一个国有资产管理局的成立。

　　2003年中央正式决定成立了国资委，提出用国资委来实现管人管事与管资产的结合。我随即发表了“企业改革的三个里程碑”的文章，提出三结合只是起点，国资委的最终改革目标应是以管资本为主来替代管人、管事、管资产。客观地说，国资委的职权和功能即便到今天，还远远没有做到15年前也没做到30多年前我们报告中的建议。

　　90年代留学归国后，我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资本市场股权分置造成产权定义不清的问题，1996年写了一篇“中国股市的经济学思考”的分析报告，提出用赎买流通权的方式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消除中国股市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分裂现象，与国际规范市场接轨。

　　2001年国务院决定启动国有股减持，我发表了“漫漫熊市的信号”、“有错就改”的文章，批评否认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产权差异的强行减持。后来由于股市越走越低、市场反应强烈，国务院最终决定暂停和终止国有股减持。

　　随着股权分置的消极影响日益明显，改革开始引起中央的重视。我被邀请参加了政府组织的内部系列讨论会，并在股权分置改革的最后准备和改革最初非议很多的困难阶段，有幸在《中国证券报》头版通栏陆续发表了六、七篇万字长文，推动了股权分置改革的进行。

　　巧合的是，放调结合的价格改革、整体改革的双轨增量渐进、国资创设改革和股权分置改革这四篇开拓性的文章，最初都是发表在有影响的学术杂志《经济研究》上，成为理论文章影响或推动全国性重大改革实践少有的幸运案例。近些年来围绕着农民工市民化以及相关的城市化和土地问题我也做了很多研究，虽然没有产生像之前那样的影响，但应当说运气也已经是足够好了。

　　过去在回顾这些历史时，我总强调说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而看到有人因改革争名争发明权时，觉得自己还挺谦虚的。今天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关口回过来看，我很为自己感到脸红。没有当年改革开放不拘一格、广开言路、领导不耻下问和随时纠错的宽松大环境，我们这样的普通学生学者根本不可能发挥任何作用。

　　在历史的巨流中，我们不过是逐浪而行的几粒小沙，离开了无数或位高权重或身份卑微的人组合的历史巨流，我们压根不会产生那些想法，产生了也不会有什么真知灼见，有见解写出来也不过只会是躺在书架上的几篇很少人问津的文字，不会有什么社会影响。在历史的洪流中，即便是显赫的权势人物，也只能多少影响短暂的一刻，至于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作用更可以忽略不计。

　　因此，我觉得站在复旦这样百年名校的讲坛上，我们需要有历史的厚重感和长远的大视角来看改革开放这40年。正好在去年底，中央提出了中国进入了新时代的判断。显然，站在过去的一个时代结束之后的角度，我们可以更宏观也更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这样一个时代。

　　在短短40年内，中国从世界上最穷之列、多少亿人吃不饱穿不暖，当时八亿多总人口中绝大部分还处于贫困状态的国家，到今天仅仅农村人口就有七亿多人脱贫，一跃进入中等以上收入行列，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当中唯一的实质改变就是我们放弃了计划经济，搞了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从根本上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公有制计划经济模式，从而大大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是社会主义几百年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跨越。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当年邓小平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而作出的划时代判断。中国改革开放40年奇迹的根本原因，就是在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搞了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从而给了十几亿人创业择业移居等经济自由，造成社会财富的涌流：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使八亿农民可以种粮，可以种经济作物，可以发展农副产业及加工业，可以不当农民去务工，可以进城镇打工乃至创业，这带来了从农副产品、工业品、建筑品直到电商品的极大丰富；城市改革使无业待业以至刑满释放人员可以做买卖、干个体户活跃经济，方便生活。

　　计划和价格改革使企业经营人员可以自由采购，自由销售，自由定价；所有制公司制改革，使社会各阶层的人可以自由自主创业，民营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席地而起；对外开放带来了具有先进技术、管理和理念的境外企业、资本和信息，各类经济特区开放区蓬勃发展，中国经济迅速融入全球化大潮，大大缩短了我们和世界上发达国家原本惊人的落差。所以这些，皆拜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之功。

　　市场经济是不同产权所有者之间的交换。因此单一公有制基础上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原来设想的单一公有制，本来就是计划经济的前提条件，是与计划经济配套的。计划经济的废弃，必然要放弃单一公有制，而要实行包括私有制在内的各种所有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首先将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这样也就消灭了无产阶级及一切阶级及阶级差别，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因为实行公有制既是国家真正作为社会的代表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也是国家最后一个独立行动。由于对人的统治让位于对物和生产过程的管理，国家职能就会在各个领域先后停止，国家成为多余而自行消亡（《反杜林论》）。

　　我们现在从实践知道，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还根本不可能消灭或消亡国家，即便硬性消灭私有制，消灭市场经济，也会造成灾难性的结果。有人说，共产主义肯定要消灭私有制，否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其实，所有制和经济模式都是形式和工具。共产主义的本质是马克思定义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特权，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是其他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可说是人类有史以来各种大同理想的共同目标，试想，除了就是想要高人一等的资本或权力狂人，谁不想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呢？今天，科学进步使得各种宗教信条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资本主义自己带来的全球化造成了全球人口结构扭曲，相对于发达国家，落后国家人口急剧膨胀，造成贫富两极化的国内外对立和相互激化，导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全球化的移民、难民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冲击威胁，无力给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人以理想社会前景。

　　而随着马克思预见的生产社会化、自动化、全球化发展的深化，以及今天信息化和人工智能化的发展，人类既不断从自然界获得更多自由、也越来越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地球村上，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性越来越强。因此马克思主义设想的没有贫困、歧视和特权的自由人联合体的世界不是越来越渺茫而是越来越为人们所渴望。

　　只是应当看到，在当今科学革命不断、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不仅在每天更新颠覆着人类的各种既定的见解和主义，而且甚至挑战人类中心的人文主义本身的时候，我们甚至无法想象30年50年后，更不用说一百年和几百年、几千年后的社会发展和人类变化，除了对人类未来的信心和美好社会的期待之外，我们今天去规定未来社会有什么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形式，是不自量力和极为愚蠢的。因此，有人三天两头用要消灭私有制吓唬民营企业，其实是很可笑的。

　　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确立私有经济等多种所有制的平等地位，不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更不是倒退，而是在计划经济之上的大踏步前进。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需要不断发展自由人联合体，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而计划经济限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求人们按统一的指令工作生活，那样只会离共产主义越来越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多种所有制给人们越来越多的自由选择权，是向理想社会过渡的现实和可靠的途径。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国营企业是与计划经济配套的，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营企业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和改造。正如市场并不就是资本主义，国营也并非就是社会主义。中国两千年前就有盐铁官营，西方国家的国有国营也很有历史，故而恩格斯曾无情嘲讽把国有国营混同于社会主义的言论。

　　公有制要能与市场经济相兼容，必须突破国营形式，发展政企分开的股份制与混合所有制。随着现代专业化分工和委托代理关系的普遍发展，世界上众多跨国公司都已经是以激励企业家精神为中心的经营者主导、所有者监督的模式，西方很多公共性质的国家主权基金、行业性退休养老基金或事业性的如大学公共基金，都借助于现代企业制度取得了不逊于私人投资的回报。企业家以非大股东身份主导企业、接受所有股东监督已经是现代大型企业中的普遍现象。因此，公有制改革不是一些人说的那样没有路，而是路很宽。

　　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松开行政权力给公有制套上的绳索，真正做到政资政企分开。这是确保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兼容的灵魂，也是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立的前提。因为政企不分，企业就无法真正独立核算，无法自负盈亏，无法成为真正的企业。政企不分，企业无法公平竞争，政府无法公平执法，也就无法造就真正的市场经济。我们改革长期以来徘徊和反复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因此，就经济改革而言，现在最主要的是如何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中国几千年来长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缺乏对任何独立于国家的产权保护传统，后来又学了苏联模式的国家计划经济。因此，斯大林的国营企业可以不讲盈亏，要讲整体“超级盈利”的计划经济思想仍然有潜在影响，结果给公有制企业附加了太多的非经济功能绳索和不自负盈亏的借口。其实，公有制经济要成为社会主义重要的经济基础，就是要为增进和增厚这个基础发挥作用、作出贡献。

　　所有在市场中长期不能盈利，不能存活要靠输血的僵尸企业，无论挂多少个国有国营的牌子，都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都是消耗和掏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反服从社会主义法律法规指引，为国家贡献税收，为职工解决工薪社保的民营企业，无论包括何种经济成分，都增进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实力，都是社会主义重要的经济基础。

　　当然，我们肯定包括私有制在内的非公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不可动摇的地位，并不是要神化私有制。私有制当然不是万能的。正如在当今条件下，公有制有效率损失和交易成本高的弊端一样，私有制也有局限性和消极一面，如有加剧贫富差距的马太效应，有因贪婪和货币权力膨胀而无视法律和道德底线的狂妄冲动，有造成和放大机会不平等的内在趋势。若非如此，资本主义今天也就不会有那么多难以解决的头疼问题了。

　　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贫富差距的极端扩大而引起社会撕裂动荡、政治极化反弹和改革开放夭折。激进失衡的社会变革往往导致向另一极端的强烈反弹，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大国尤为如此。所以过去在私有化呼声很高时，我一直坚持强调说，把如中石油、中石化和中国的大银行这样的大型企业都私有化，变为私人家族控制，不是中国稳定的因素，不会减少而是会增加官商勾结，不是中国人的福音。

　　记得我和同伴们10年前在“改革开放30周年——回顾、反思与前景”一文中分析，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与发达国家落差的缩小，中国对外开放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发生着从微不足道、互助互补到竞争对手的转化。同时，国内伴随着工业化发展而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市场化发展导致的贫富差距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导致的严重腐败和权力滥用，都标志改革到了极具挑战性的转折点。正是由于内外环境的变化和变化后的多重压力和挑战，改革开放才会结束其第一个阶段或时代，所谓“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

　　其实，这也不奇怪。40年改革开放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正因为其是对公有制计划经济颠覆性的突破和创新，它必然是探索性的、稚嫩不完善和面对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新挑战的。过去总是有人埋怨中国改革的步子太慢了，其实这是因为低估了改革的困难和复杂性。对中国这艘在历史轨道上航行了几千年的大船来说，仅仅在改革开放摸石头过河起步的短短40年中，就已经旧貌新颜，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何慢之有？况且无论从中国还是外国的发展史看，社会进步不怕慢，就怕倒退和循环反复。

　　幸运地是，从大历史的视角，改革开放40年已经让中国跨过了几千年来饥饿和贫困陷阱的循环而不可逆转。当然，40年只是一个开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如何演变，又会在业已500年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后续发展史上留下怎样的记录，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今天和以后的挑战。

　　限于时间，关于如何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视野看改革开放40年，我们又为何和如何结束改革开放的前一时代而进入新时代，以及这个新启动的时代，将来会如何演变，又有怎样的历史地位，当然都是更具挑战性也许更敏感的话题，就留下次有机会来复旦这个历史讲坛时再讲吧。只是考虑到我年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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