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让北京国企脱胎换骨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开放46年来，北京国企从扩大经营自主权，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力供给侧改革，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革，不但“家底儿”越来越厚，竞争实力也显著增强。

　　1984年，北京市服装三厂工人正在赶做“长城牌”风雨衣。李晞摄

　　2000年，北京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显示器主板生产线上忙碌的女工。贾同军摄

　　1994年，北京牡丹电子集团公司电视机产量达到70万台，被列入国务院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贾同军摄

　　2005年，百年老字号吴裕泰成立北京吴裕泰茶业股份有限公司。图为售货员用芬芳的茉莉花迎客。吴强摄

　　2018年，昔日的老国企厂房变身751D·PARK北京时尚设计广场，斑驳的工业遗存经过改造变成时尚的创意空间，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 和冠欣摄

　　自负盈亏“两不靠”

　　1980年10月26日，《北京日报》1版

　　1984年4月12日，《北京日报》1版

　　改革开放之初，不少国企面临亏损窘境，这是长期以来国企“一家独大”、习惯吃“大锅饭”的结果。打破“大锅饭”，扩大企业自主权，成为国企改革的当务之急。从1979年起，国家陆续出台《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一系列文件，要求各地改革企业管理体制。1980年，北京批准首都钢铁公司等11家国营工业企业试行“独立核算、国家征税、自负盈亏”。这些企业按规定向国家缴纳“四税两费”后，余下的利润企业可以自行支配，用于革新改造、发展生产和职工增收等。（1980年10月26日《北京日报》1版，《市政府批准首钢等十一个企业试行独立核算、国家征税、自负盈亏》）

　　首都钢铁公司推行经济责任制，北京光学仪器厂实行浮动工资，北京微电机总厂在全市率先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试点企业的改革各有各的高招，成效显著。以首钢为例，根据贡献大小挂钩奖励的经济责任制调动起6万多名职工的积极性，连续5个月利润都在3000万元以上，创下了历史最高水平。（1982年1月22日《北京日报》1版，《首钢实行经济责任制走上提高经济效益新路》）

　　还有更多的老国企勇于自我加压、主动踏上改革路，北京市服装三厂就是其中一个。面对旧式棉服订单被从51万件断崖式压减到28万件的通知，“服三”下决心不再吃国家“统购包销”的“省心饭”。过去单纯生产型的体制变成生产经营型，“三好”“四快”“两不靠”的指导思想树立起来：花色品种新，产品质量好，经营态度好；了解市场情况快，新产品设计快，投入产出快，投放市场快；不靠“老本”吃饭，不向国家伸手。十几年只跑一条路、只进一家门（即商业服装销售部门）的惯例也被打破，走遍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调查市场行情，最终设计、生产出300个花色好、款式新、质量上乘的“长城牌”风雨衣投放市场，大受欢迎。消费者在百货大楼的专柜你拥我挤，有一次竟挤坏了柜台。不但国内抢手，外商也点名要。浮动工资改革试行几个月，厂子月利润就增长了22.6%，职工个人收入也增加了。还有一个意义深远的变化：几个月里，有7个班组工人主动要求调换组长，选举了有组织能力的、敢抓敢管的人替代了原来的组长……（1984年4月12日《北京日报》1版，《市服装三厂——本市工业战线勇于改革的一个榜样》）

　　就这样，北京国企逐步由单纯生产型向经营效益型转变、由被动统购统销向主动市场营销转变，管理机制更加灵活，企业活力有效激发，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老国企尝试资本运营

　　1998年4月22日，《北京日报》1版

　　1999年7月22日，《北京日报》1版

　　在经营方式和责任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后，国企向好发展，但深层次的问题仍未解决，比如，所有权和经营权没有真正分离，资金难以流动，生产要素需要重新优化组合。1993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北京随即开启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之路。

　　1994年，北京化工集团公司、北京一轻工业总公司、北京牡丹电子集团公司被列入国务院100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1995年，北京百余家企业成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涉及工业、商业、建筑、市政、外贸、科技及区县企业，尝试通过“嫁接”、合资入股、资本重组等方式“强身健体”，增强驾驭市场的本领和能力。如北辰集团构筑了集团母子公司体制，撤消了83个违规、亏损企业，重组盈利能力优良的经营性资产。集团对子公司通过贷改投、债权转股权、合资、企业间相互参股等多种形式和手段，使之成为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股份制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重型电机厂入股北京全三维动力工程有限公司，合作推广应用新技术，一年“救活”了3台老机组，增收5000万元。北汽福田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以资产为纽带，以资产重组实现向产品规模和相关产业扩张，4年净资产增长近60倍，销售收入增长28倍，利润增长286倍。（1999年7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改制，在北京国企》）

　　在北京加快推进以法人制度为主体、有限责任制度为核心、产权制度为重点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过程中，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脱颖而出。它就是原来的老国企北京电子管厂。1992年，已连续亏损了7年的电子管厂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上万名职工要发工资，离退休人员要看病，生产要继续，而厂里的银行存款账户只剩下十几万元。危急时刻，厂领导带头、职工响应，大家自掏腰包给濒临破产的电子管厂注资，你五百，他一千，在较短时间内，职工们筹资数百万元，开始了企业的重组、调整和改革，改革措施当年见效。1994年，当很多企业还在为争补贴闹得面红耳赤的时候，“东方”公司已将目光聚集资本运营。1997年6月10日，深圳股票交易所巨大的显示屏上映出了“京东方B股开盘4.88港元”的字样，令全体职工欣喜万分。公司利用上市募集的3亿多元资金，对产品结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资金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数据显示：公司净资产从1992年的1.6亿元增长为1999年的10.7亿元，经济效益在全市工业企业中名列前茅。（2000年6月8日《北京日报》1版，《重塑新“东方”》）

　　那些年，北京国企实现了由传统管理向现代公司治理的重大转变。到2000年底，全市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已有八成实现脱困。

　　改制带来新投资新市场

　　2005年1月5日，《北京日报》1版

　　2009年12月8日，《北京日报》4版

　　进入新世纪，按照国家要求，北京国企改革向纵深发展，打响了改制攻坚战。2003年，北京市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实施，组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市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指导推进国企改革，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本市国企改革的布局结构加速调整。

　　北京建工集团是一家有着50年历史的老国企，头上顶着37项鲁班奖的巨大光环。名头虽响，建工的日子却并不好过，多家二级公司存在潜亏。眼看企业成了一只“病老虎”，2002年，建工集团开始了一系列改制行动，引入多元投资主体，进行体制和机制创新。建工集团旗下10来个二级公司广泛吸收各种经济成分，“选婿招亲”：一建改制，外资香港俊和集团入股47%，其他资本占6%；二建改制，民营企业浙江广厦集团入股56%，其他资本入股10%；三建改制，民营企业上海智富集团持股51%，其他资本持股2%；六建改制，外资新加坡胜科公司持股50%……2004年，建工集团通过改制，用人机制彻底市场化，新股东不仅带来投资，更开拓出环保等领域的新市场。改制后，集团销售收入成倍增长。建工集团职工收入连年递增19%，创下了成立50年来的最高速度。（2005年1月5日《北京日报》1版，《企改破冰》）

　　截至2005年9月，本市共有2872家国企，其中2800家为二、三级企业，已完成改制的二、三级国企共1751家。虽然销售收入和利润都有所增长，但国有经济布局过散过宽、战线过长的问题依然突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水平有待提高，法人治理结构不够健全，改革调整的任务还需借助社会力量加以推进。当年，本市156家国企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股吸纳社会资本，涉及资产总额291亿元，旨在拓宽融资渠道，吸引国内外投资者参与国企改革。这些国企当中，既有城建一公司、城建二公司等一批规模较大、经营状况良好的国企，也不乏响当当的京城老字号。其中，年产羊绒衫100万件的雪莲羊绒股份公司，是为适应国内国际羊绒精纺发展趋势，增置精纺羊绒生产线，所以面向社会增资扩股。而拥有470多年历史的京城老字号六必居食品公司，是为加快向集团化、规模化现代食品企业发展的步伐而出让部分股权，实现产权多元化。（2005年9月21日《北京日报》10版，《六必居王致和广招个人民企参股》）

　　那个年代，北京国企采取吸收、合并、划转、托管等方式，成功推进了34个重组项目，有力促进了大企业大集团的形成，培养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了北京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重组。截至2009年10月，北京国企资产总额突破13474.6亿元，比2003年增长138%，位居全国前列。（2009年12月8日《北京日报》4版，《北京国企资产总额位居全国前列》）

　　瞄准供给侧填补市场空白

　　2014年8月28日，《北京日报》1版

　　2019年7月2日，《北京日报》6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2014年，北京出台《关于全面深化市属国资国企改革的意见》，提出大幅提高国有资本集中度，明确了国企改革方向。（2014年8月6日《北京日报》3版，《80%国资将集中至公共服务等关键领域》）同年，深化董事会建设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启动，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和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这三家分别代表竞争类、特殊功能类和城市公共服务类的企业，在分类设置法人治理结构、优化董事会构成、落实董事会职权、建立权责利对等机制等方面先试先行。（2014年8月28日《北京日报》1版，《首旅、京投、地铁运营公司先试先行》）

　　老国企发力供给侧改革，在市场竞争中守正创新。针对出行领域新的行业形势，首汽集团在2014年底启动了新项目——首汽约车，开始了市场化转型的积极尝试。App平台由首汽集团控股，技术自主研发；车辆为出租客运资质，由企业购置；驾驶员为专职出租车司机，采用自有员工模式。首汽约车实行公车公营，摒弃了传统巡游出租车的承包经营，填补了北京市正规网约车的空白。加入了首汽约车，司机的工作和生活都有了质的飞跃。“以前早晨6点就出门，每天工作十八九个小时。休息时背着份子钱，精神压力大。”第一批“转身”的司机刘天增感慨：“现在好了，公司规定每天8小时工作制，有基本工资还有绩效提成，收入不差，社保待遇比以前更好。”上线不到一年，首汽约车的经营网络已遍及22个国内重点城市，车辆规模9000多辆，其中北京地区4000多辆，全国日订单近5万单。（2016年8月12日《北京日报》4版，《市场化转型为首旅锻造新引擎》）

　　在北京持续布局“高精尖”产业过程中，国企走在了前列。首个国家级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在北汽集团成立，京投公司、排水集团、城建集团城建设计公司、首农食品集团三元食品公司四家企业成为全市首批企业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单位，国管中心等6家企业获准设立了博士后工作站。（2019年5月25日《北京日报》1版，《北京国企“家底儿”突破五万亿元》）

　　近年来，北京搭建起了国企改革的“四梁八柱”，北京国企实现了由快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重大转变，创新动力持续释放。2023年，北京国企资产总额达到16万亿元、营业收入达2.2万亿元、净利润达到1118.8亿元、在京纳税持续破千亿元。（2024年2月18日《北京日报》2版，《去年市属国企资产总额达16万亿元》）

　　如今，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箭在弦上。相信随着新举措的不断出台，北京国企的竞争实力会不断迈上新台阶。

　　文字：贾晓燕

　　资料来源：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

海量资讯、精准解读，尽在新浪财经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