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想当年丨《菊豆》：宗法扼杀个性，张艺谋投射情绪
编者按：这里是一个怀旧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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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刘恒198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开头，16岁的孤儿杨天青和他近50岁的亲叔杨金山，一前一后骑着两头牲口去接亲，只是杨天青胯下的小草驴是“借来的”，杨金山的坐骑青骡子是“自家的”。回返的路上，杨金山依旧骑着他的骡子，小草驴临时的主人换成了杨金山的第二任新娘子王菊豆，牵着驴缰绳走在两人（或说骡子与驴子）之间的杨天青，被别人口中像“一棵水汪汪的嫩芽”的婶子细微的声音，弄得有些心猿意马。
《菊豆》中的巩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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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伏羲》的故事由民国33年（1944年）讲到上世纪80年代，像其时一些探讨包办婚姻、童养媳等不良婚俗制度下女性命运的影片一样，注入了解放话语，时代语境成为不可或缺的关键。
不过在《伏羲伏羲》里，新世界大门的敞开，并没有让菊豆与天青的关系由暗转明，天青至死也没听到他们的儿子天白唤一声“爹”。可堪安慰的大概只有，菊豆为天青生的第二个儿子天黄，因为与他长得极像，邻居一致认为是他的种，他和菊豆的夫妻身份被变相承认。
然而对于女性觉醒以及一女三男关系的处理，《红高粱》飞扬写意，《菊豆》压抑写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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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地》开场的迎亲《红高粱》中的李大头，只有暗处的恶名，没有具体的形象。新婚之夜九儿缩在床头手拿剪刀自卫一场戏，固然道出他的可怕，但关联后面九儿并没失身的情节，这一幕同时侧写他的老迈。作为父权形象的象征人物，李大头只有传闻中的“外强”，实与影片开场持枪抢劫的蒙面土匪般“中干”，像土匪一样命丧黄泉也就不难理解。
敢爱敢恨、敢想敢做的九儿，由此成为理想化的中国女性，可以上升到图腾崇拜层面。她在小家庭中扮演母亲与妻子的角色，影响丈夫和儿子之外，更走出家庭引领众多男性看清身处的时代，凭一己之力打破封建体制下封闭狭隘的两性相处模式，亦在小范围内重新建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加上太阳、月亮、土丘、高粱等自然景观组成的空镜头渲染出的豪迈感，整部影片寄予张艺谋对于民族血性与气节的想象，带出他的艺术“站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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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菊豆》，杨金山身上具有实实在在的人性之恶。刘恒笔下，他尚想着要为侄子讨个媳妇，不过又担心会失去干活的好把式作罢；张艺谋的镜头里，他觉得收养天青提供吃喝已算做到仁至义尽，压根没琢磨过要为天青娶妻。杨金山此前的婚史，小说中只有一个死在日本兵枪下的前妻，电影里他则折磨死了两任老婆。无论对“侄子”还是婆娘，电影中的杨金山都更为狠毒。
可悲的是，天青对于杨金山或说父权的反抗，一直属于浅尝辄止。即便后者把菊豆虐待得不成人样、孤身昏迷在荒野、差点杀死婴儿时期的天白，天青也只是动了杀心，没能付诸行动。菊豆欲公开两人关系，或者一家三口远走他乡的想法，也被他扼杀在摇篮，他惧怕近邻以及远方的眼光。天青的瞻前顾后与谨小慎微，当然不是念及杨金山的收留之恩，说明的是封建纲常伦理对个体的禁锢之深，哪怕他和杨金山之间缺失家族血缘，他也不敢暨越“叔侄/父子”关系，做出弑杀举动。
《老井》中的井下相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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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井周围连成一片的封闭式徽式建筑（影片在安徽黄山南屏村取景），则是灰扑扑，呈现出的庄严肃穆整齐划一，像极了大家长们竭力维持的宗法秩序。用明暗色调的反差对比，带出现实世界的阴沉，也体现在菊豆服饰颜色的变化，渐由红、黄、青，变成与他人身上的衣装无异的单调的灰。
如果说张艺谋借助九儿，呐喊出了豪迈的艺术理想，他在菊豆身上，则注入了愤懑的艺术情绪。
摄影师出身的张艺谋初入影坛，在《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大阅兵》等影片中展露摄影才华之余，也凭借主演《老井》（他一举拿下东京电影节、金鸡奖、百花奖三个最佳男演员奖）、导演《红高粱》（影片除了擒得柏林电影节的“金熊”，还斩获金鸡奖、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奖），展现表演与导演天赋。人怕出名，其时针对他的非议之声比如“丑化国人”等也接踵而至。
《菊豆》让张艺谋又回到了艺术片的路线，承载了他对创作大环境的反思。但影片尽管曾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国内公映却迟到多年，原因追究或许是过于赤裸地批判了人性。这显然进一步打击了张艺谋。他1991年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女性甚至主动成了宗族文化的帮凶。她们为了能像怀孕的菊豆般实现地位的飞跃，费尽心机在自己的肚子上做起文章。不过他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农妇在包围她的男性群体中讨到了想要的说法，只是最后陷入情与法的迷茫状态。
张艺谋紧接着于1994年执导了《活着》。这部电影的命运以及他后来的经历与创作，每位热爱中国电影的观众，应该都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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