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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二十届年会于11月18-20日召开。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出席并以“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改革的前景”为题发表演讲。
王小鲁表示,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了疫情冲击下的衰退,走向了复苏,在世界上表现是相当出色的,但是现在仍然面临若干挑战。
第一,疫情的影响还没有结束。消费受疫情影响很大,而且难以马上恢复并进入常态。
第二,国际形势仍不乐观,其预测,2021年世界经济仍然有很大的可能性处在衰退状态。“中国的1—9月份的进出口仍然是负增长,虽然近几个月有恢复,但是未来的前景似乎还不乐观”。
第三,国内的经济结构失衡还没有得到根本纠正,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债务负担过重、效率偏低,这些问题仍然存在。
第四,国内的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完成。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的状况虽然在理论上是取得了共识,但是在实践中间往往出现不同的情况,局部走回头路的情况还有出现。
第五,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待理顺。“有的时候我们还会看到各种过度干预市场、过度干预企业的情况。但是在市场失效的领域,包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良好的法治环境等等,在这方面政府还有待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王小鲁说。
第六,收入差距仍然过大。少部分人生活进入了现代化,但是其余的10亿人左右,大概平均年收入不到2万元。“我们的基尼系数仍然在0.46、0.47左右,这样巨大的收入差距对我们未来经济的平衡发展是会有影响的”,王小鲁强调。
第七,在技术创新方面,我国企业的技术模仿多、前沿创新仍然不足。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改革教育体制和科研体制,同时要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以激发企业创新研发的动力。
在王小鲁看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仍然会处在中低速增长区间,大约在3%-5%的范围。他强调,政策不宜追求更高的增长率,重点要放在调结构、促平衡、恢复市场动能,通过改革来保证经济增长的动力。“虽然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有巨大的潜力,但是有很多领域的改革需要继续推进才能够消除未来发展的障碍”。
他提出九项政策建议。
第一,需要建立公平、充分竞争的市场,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对大中小企业要一视同仁、公平对待。需要降低产业进入的门槛,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也需要对内开放。需建立各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第二,保持货币中性,降杠杆、除泡沫。“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短期内可能有效,但是不宜作为长期政策来使用”,王小鲁表示,“十四五”期间,希望能够把M2和社会融资的年增长率控制在不超过GDP增长的2个百分点的范围以内,同时设立降杠杆目标。与此同时还需要推动土地制度等等各方面的改革。
第三,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十四五”期间建议通过加快推进改革和政策调整,首先解决两亿多人中间一半人在城镇安家落户的问题,同时大幅度地提高社会保障和保障房的覆盖率,解决一亿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问题。农民工随迁子女有接受同等教育的权利,包括在迁入地参加中考、高考的权利。
第四,改革财税体制,改善政府支出结构。积极的财政政策重点应从政府投资转向保障民生,降低政府投资和政府行政性支出所占比重,扩大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等等方面的支出。同时改革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制定医疗教育和保障房的最低公共服务标准,把这些标准和转移支付制度进行挂钩,使得财政转移支付有的放矢,有效地解决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还需要增加国有资本对社保基金的补充,来降低企业缴税负担。“我们在疫情期间减免企业的社保基金缴税确实起到很大作用,让企业松了一口气,但是疫情之后,我认为还需要继续减轻企业缴税负担”,他说。
第五,开放土地市场,稳定地价房价。“地方政府独家垄断土地市场的情况是需要改变”他称,要解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的问题,同时农民的闲置宅基地也能够进入市场。当然对过高的土地收益可以征收土地增值税,用来平衡收入分配。
第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应当按照“市场导向、效率优先、优胜劣汰”的原则来进行改革。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要从行政性管理方式转向资本管理方式,政企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设计,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要引进竞争性原则、效率原则,不要按照所有制来划分主次。天然垄断性行业和非竞争性行业应当引进社会监督。
第七,调整收入分配,促进消费回升。王小鲁表示,我国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仍然过低,需要进一步地提高,收入差距仍然过大,需要改善。要实现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全覆盖,促进过低的消费率降低。
第八,在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方面,需要实行市场优先的产业和科技政策,多鼓励公平竞争,少用特殊优惠,少用行政干预和价格干预政策。各级政府不应该超越法律对企业进行干预,减少产业的进入限制、进入门槛,消除所有制歧视,依法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鼓励企业创新,鼓励风险投资,促进产学研结合。
第九,教育要去行政化,要打破垄断,发展多形式、多渠道的职业教育,推动人力资本的培育。
以下为演讲全文:
后疫情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中国经济率先走出疫情冲击下的衰退,走向恢复,在世界上的表现相当出色。但是,我们现在仍然面临若干挑战,我想从几个方面跟大家讨论。
第一,疫情影响尚未完全消除。1月-9月,各项指标月度增长虽已转正,但1-9月份累计消费品零售增长仍为负7.2%,这是比较突出的问题。也就是说,在疫情影响下,消费受到很大冲击,而且它的恢复不能马上进入常态,对经济的影响可能会延续一段时间。
第二,世界经济形势不乐观,可能面临更大一波疫情冲击。因此,疫情对世界经济的不良影响是一个巨大问题。在我看来,2021年世界经济很可能仍处在衰退状态。中国1月-9月进出口总额仍负增长( -1.8% ),虽然近几个月有所恢复,但未来前景似乎不乐观。
第三,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尚未根本纠正,资本形成率过高(43%)、消费率过低(55%)、债务杠杆率过高(280%以上)、效率偏低等问题仍然存在。
2019年末,我国投资率占GDP的43%,大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相比我国1980年代、1990年代也高出10%左右。另一方面,中国的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多,相比我国过去也低10%多。这些是导致产能过剩、结构失衡等一系列问题的主要原因。
第四,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虽然在理论上取得了共识,但实践中往往出现不同情况,局部也存在走回头路的情况。
第五,政府和市场关系待理顺,需防止过度干预市场、干预企业。在市场失效领域如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和法治环境等,政府作用有待改善。
第六,收入差距仍然过大。目前有3亿人进入现代化,其人均年收入估计在2万美元。其余10多亿人,人均年收入不到2万元。我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6、0.47,也对未来经济平衡发展产生影响。
第七,技术模仿多,前沿创新不足。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改革教育和科研体制,同时要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激发企业创新研发动力。
未来经济形势展望及改革建议
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前瞻,2020中国全年经济可能恢复2%左右的正增长,尤其最近几个月恢复相当明显。但是,经济增长受到内外需求不振的制约。在我看来,“十四五”时期较大可能处在中低增长区间,也就是3%-5%之间。
基于现实情况,我认为未来政策不宜追求提高增长率,而应把重点放在调结构、促平衡、恢复市场动能,通过改革保证经济增长动力。虽然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巨大,但亟待推进多领域改革,消除发展障碍。
我认为需要改革和政策调整的领域有以下几点:
第一,建立公平、充分竞争的市场。对国企、民企、外企,大中小企业一视同仁,公平对待。降低产业进入门槛,对外对内同等开放。保证各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存、平等竞争、共同发展。
第二,保持货币中性,降杠杆、除泡沫。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短期内有效,但不宜作为长期政策使用。“十四五”期间,建议在GDP增长率真实可靠的基础上,保证M2和社会融资年增长率不超过GDP增长率2个百分点,并设立降杠杆目标。与此同时,还需要推动土地制度等各方面改革。
第三,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过去城镇化进展很快,但是存在一个偏向——重物轻人,部分地方政府花大钱投入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建设,大拆大建,但是忽略了“人的城镇化”的重要性。现在城镇常住人口中,大约有2.3亿人没有城镇户籍,且相当大比例没有纳入社会保障范围,不能在城镇安家落户。
建议 “十四五”期间加快推进城镇常住人口落户,2.3亿无户籍常住人口减少一半,以提振内需。同时,大幅度提高社保和保障房覆盖率,解决1亿低收入和中低收入人口住房问题,农民工随迁子女享受同等教育权利,包括在迁入地参加中考、高考的权利。
第四,改革财税体制,改善政府支出结构。过去,积极财政政策重点一直放在政府投资,未来应当转向以保障民生为重点,降低政府投资和行政性支出,扩大医疗、教育、保障性住房支出。同时,改革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制定医疗、教育和保障房的最低公共服务标准,与转移支付挂钩,使得财政转移支付有的放矢,有效解决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此外,还需要增拨国有资本补充社保基金,降低企业缴费负担。疫情期间减免企业的社保基金缴费,确实是让企业松了一口气,但是疫情之后需要继续减轻企业缴费负担。
第五,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稳定地价、房价。地方政府独家垄断土地供应的状况要改变,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要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农民闲置宅基地也应被允许进入市场。当然,对过高的土地收益可以征收土地增值税,用于平衡收入分配。
第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在竞争性领域,国企改革应当按照市场导向、效率优先、优胜劣汰的原则进行。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要从行政性管理方式转向资本管理方式。政企关系需重新设计,混合所有制改革需引进竞争性原则、效率原则,不按所有制划分主次。天然垄断性行业和非竞争性行业,应该引进社会监督。
第七,调整收入分配,促进消费回升。目前,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过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需要进一步提高和改善。同时,要实现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全覆盖,促进过低的消费率回升。
第八,实行市场优先的产业和科技政策。多鼓励公平竞争,少用特殊优惠、行政限制和价格干预政策。各级政府不应超越法律对企业进行干预。减少产业进入限制,消除所有制歧视。依法保护企业知识产权、鼓励创新和风险投资,促进产学研结合。
第九,教育要去行政化。打破垄断,发展多形式多渠道职业教育,推动人力资本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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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斌 SF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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