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平:正确认识金融开放与风险防范的关系

2020年11月19日18:08    作者: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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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连平、刘涛

  刚刚闭幕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与此同时,我国还要推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不断健全。近期,中国银保监会郭树清主席也在《求是》杂志撰文,强调要坚定不移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要求金融系统落实好金融供给侧改革、稳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等一系列目标任务。

  对外开放历来是机遇与风险并存。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打开窗户,新鲜空气会进来,苍蝇也会飞进来”。当前,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尤其需要正确认识扩大金融开放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金融开放有助于提升我国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化解能力;另一方面,在扩大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又不能一味贪快求快,必须稳扎稳打、有序推进,注重防控金融风险发生。

  金融开放有助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2000年我国加入WTO前,国内曾不乏担忧的声音,认为开放外资进来,无异于“引狼入室”,将对我国金融业造成严重冲击。但20年来的实践证明,我国金融业非但没有被外资冲垮,反而自身能力极大提升,获得了迅猛发展,如银行、信托、保险等此后都经历了一轮黄金发展机遇期。如今,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我国金融业面对新一轮的金融开放,依然要充满自信、敢于海纳百川,将开放视为业务创新求发展和风险管理补短板的难得机遇。具体从三方面入手。

  一是对标国际先进理念,强化公司治理水平。良好的公司治理是金融机构强化风险能力建设的重要前提和制度保障。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部分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水平与当前我国高质量发展要求相比还有不小差距,还不能完全适应监管环境从严和金融市场不断开放的趋势。近年来,一些中小银行和保险机构在公司治理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较为突出,如股权关系不透明不规范、股东行为不合规不审慎、董事会履职有效性不足、高管层职责定位存在偏差、监事会监督不到位、战略规划和绩效考核不科学等方面,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重大风险。通过引进国际先进管理理念来充实、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公司治理机制,是现阶段深化我国金融机构改革的重点任务,是防范和化解各类金融风险、实现金融机构稳健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是引进优秀金融人才,夯实风险管理体系。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后,不但会带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工具,也将在人才方面为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行业注入充沛的流动性。近年来,国内一些具有前瞻意识的金融机构,如一些大中型银行、券商、保险公司等,已聘任了具备国际视野和专业能力的高级风险管理人才担任首席风险官或风险总监,监管部门也在积极推动相关机制落地。但为数众多的中小金融机构,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中小金融机构,不但难以吸引到这些高级风险管理专才,甚至连公司治理领域最基本的独立董事、监事都难以配齐。因此,扩大金融开放,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有助于为我国金融机构补充各个层次的风险管理人才,同时引进先进的风险合规文化。

  三是推动金融科技创新,提升风险技防能力。从我国金融机构发展趋势来看,提高风险防范能力,除进一步提升全员风险合规意识、健全风险管理机制外,需要引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生物识别等金融科技手段作为补充,全面提升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金融风险的识别、预警和处置能力,加强网络安全风险管控和金融信息保护,做好新技术应用风险防范,走“人防+技防”相结合的道路。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都认识到了金融科技的重要性,将金融科技应用于业务和风险管理场景,取得了不错效果。但与国际先进同业相比,在技术创新的自主性、场景应用的丰富性等方面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未来还需进一步加强学习。

  审慎协调地扩大金融开放

  从战略视角看,应积极推进我国金融领域对外开放。但在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内,中美战略博弈将进入持久战阶段,国际环境将会更加错综复杂。因此需要保持清醒头脑,坚持自主开放,把握好开放节奏,也就是郭树清主席强调的“稳步开放”,注意协调好相关的改革,争取在系统性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使开放的效益最大化。

  一是金融开放要与金融改革相协调。考虑到中国金融市场化程度还存在不足,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还在逐步推进过程中,因此如何使金融开放和金融体制机制改革更好地匹配至关重要。需要重点关注三个方面: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目前,我国汇率机制离完全的市场化尚有不小的距离。而更加市场化的浮动汇率与金融市场高水平的开放要求是相一致的。我国的利率市场化已经大步推进,但影响最大的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改革刚刚起步,LPR对市场的影响以及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尚需一个过程,目前还只是运行的初步阶段。市场化定价机制对金融开放具有重要影响。目前资本和金融账户的大部分项目已经放开,但涉及资本境内外流动,尤其是私人资本的流动仍有限制,未来需要伴随金融行业和市场的开放同步放松限制。

  二是应合理把握开放节奏,注重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国际经验表明,开放可能会带来问题以及消极影响,有些方面问题可能会比较突出,例如信息不对称和非理性预期。一个时期以来,国际市场上对中国经济始终存在非理性预期,对中国经济运行状况有很多误读误判,有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金融市场扩大开放后,国际非理性预期毫无疑问会对我国市场运行产生更多的影响。如何将不利因素降到最低程度,需要认真加以考量。开放以后,更多的资本流入自然会带来更多的资本流出需求,必然会有一些投机资本兴风作浪,系统性金融风险可能有所上升。这需要长期关注和谨慎防范,关键是要有针对性的机制和预案。

  三是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需要与资本市场成长相匹配。中国是大海,将大海掀翻谈何容易。从全球金融业来看,中国银行业也可以算得上大海。但实事求是地看,中国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发展并不如人意。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需要把握好节奏,与市场的成长、规模、成熟度很好地匹配起来。只有成为了大海,中国资本市场才能经得起更大的风浪,立于不败之地。

  四是金融市场开放水平要与监管能力相适应。这一点尤为重要。国际上风险失控的案例,很多是监管未能及时跟上或者应对出错所致。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运行总体平稳,也与监管较为有效息息相关。面对未来开放的进一步扩大,金融监管能力需要同步提升,以促使两者之间保持动态适应和匹配。这方面的能力主要包括规范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能力、预警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以及处置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唯有持续提升监管能力,未来才能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同时,保持金融市场的规范、平稳、健康运行。

  本文作者: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 连平

  植信投资研究院副院长 刘涛

  (本文作者介绍: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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