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永文：提高消费对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支撑力

今年以来市场猪肉价格一涨再涨，其原因除了非洲猪瘟影响，也与一些地方片面强调养猪业污染环境而简单地采取关闭养猪场、清除养殖户的做法有关。这些做法缺乏系统性思考，偏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的发展思想，部门之间在制度和执行政策上缺乏有效的协同配合，也可以说是治理方法不科学、执行力水平不高的一种表现。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9年12月7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韩永文出席并演讲。

　　韩永文表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指导加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它向社会传递的强烈信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建设关乎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国家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一整套科学有效的现代化国家治理制度保障，而这一整套的国家治理制度是能够形成内在统一、相互联系，科学而缜密的统一体，为我国的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韩永文就“提高政府科学治理经济的能力和水平”谈了几点思考。

　　第一，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

　　《决定》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好市场形成的价格机制、市场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等作用。同时，要加强政府监管市场、引导市场预期，反对不公平竞争、维护生产者消费者正当权益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切实提高政府在这方面的执行力和科学治理的水平。

　　他表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至今还不时发生着诸如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超市摊位垄断租售的问题、生产销售假冒商品、缺乏有效监管的提高的奢侈品价格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反映出我国市场体系不健全，影响市场运行的基本经济机制，在运行上还有很多问题。同时也反映出我国政府在监管市场、反不正当竞争、保护合理合法竞争等治理能力不够强，市场经济治理水平不够高。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就是要在充分尊重经济规律和市场经济法则的基础上加快健全完善政府监管市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矫正市场失灵、引导市场预期、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保护消费者权益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度，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切实提高各级政府的制度执行力，通过制定国家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以及落实战略与规划实施的年度发展计划，引导市场投资、经营活动方向，指导市场主体理性、科学、有效配置资源，保障和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市场效率不断提升。

　　第二，大力提高政府科学治理经济的制度执行力。

　　“大家经常讲，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不能得到有效贯彻，就会形成花瓶和空中楼阁，有了科学而完备的制度体系，但在执行中被割裂、肢解，有选择的执行，就可能造成制度破损，损害社会运行秩序，带来‘破窗效应’，这种情况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韩永文表示。

　　他强调，当下除了制度建设还不健全、不完善以外，更为突出的是制度执行缺位、错位、越位的问题。“制度执行力不足已成为影响国家治理效能的短板，这是韩正副总理在他的辅导报告里所讲到的一句话”。

　　“所以在当前的社会经济生活当中，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徒成空文、敷衍以对、急功近利、打折扣、搞变通的情况仍然大量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时有发生，执行随意、执法随意、以权代法以及常态性的制度法令执行工作要以搞运动的方式加以推进等现象还大量存在”，韩永文称，这些都是在下一步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下更大力气加以解决的。

　　第三，下大力气提高政府科学治理经济的水平。

　　韩永文称，目前，我国很多领域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执行制度，特别是政府统筹协调治理经济建设、市场管理、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社会发展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客观、片面性、主观随意等情况。比如说，适应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中央提出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它与推进高质量发展并不相悖，并不是要以牺牲发展甚至是破坏生产力发展去保护生态环境，而是要求各地在保护生态环境的条件下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与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机协同，相互促进。《决定》在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守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制度建设要求的同时，还提出了健全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制度建设要求。这个要求是全面的、客观的、准确的，也是辩证统一的。

　　但他指出，多年来我国在贯彻环境保护上是有偏差的。“早些时候是执法不严、违法难究，破坏者很少承担责任，因而才有祁连山污染，不顾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别墅群的问题。近些年，随着执法刚性加大，执法不严、违法难究的情况有所减少，但又出现了一些不尊重经济发展规律、不能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关系，以及简单粗暴执法等一些偏颇的现象”。

　　他举例称，在临近水运条件发达、水运交通方便的地方建设发展重化工业，是符合生产力布局和运输发展规律的选择，也是降低生产运营成本的经济选择。但是，为了实施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很多地方不是通过制定生态环境保护标准、合理划定和规范企业在保护生态环境约束下的建设和生产边界，而是简单地采取一关了之或者简单搬迁转移等做法，造成经济发展损失、产业链条破坏，使经营者和国家利益受到损失。

　　再比如，今年以来市场猪肉价格一涨再涨，其原因除了非洲猪瘟影响，也与一些地方片面强调养猪业污染环境而简单地采取关闭养猪场、清除养殖户的做法有关。这些做法缺乏系统性思考，偏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的发展思想，部门之间在制度和执行政策上缺乏有效的协同配合，也可以说是治理方法不科学、执行力水平不高的一种表现。

　　第四，切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支撑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顺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势，不断提高提升党和政府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治理能力和驾驭能力，科学有效地推进更加均衡、更加充分、更加和谐、更加科学的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决定》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作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说明收入分配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也说明分配制度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促进社会公平稳定和和谐进步的重要基础性作用，同时也进一步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经过近40年高速增长之后，重新进入了常规增长时期。随着较长时期的超常规投资增长和入世后的爆发式的出口增长出现趋势性变化，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投资需求减弱与外资下滑，使中国经济回到了以消费增长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时代。

　　数据显示，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最终消费比重曾经有24年占到60%以上，最高的是1983年为66.8%，最终消费的比重从2003年开始下降，2010年降到最低为48.5%。其中，居民最终消费比重仅为35.6%。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居民的最终消费只有35.6%，这是不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要求，更不符合我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韩永文强调。

　　“从2011年起，最终消费比重开始缓慢回升，2018年回升到54.3%，但这一比重仍然偏低。说明我国消费需求不足仍然是经济发展的短板，消费需求不足主要是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众的支付能力不足。最终消费比重过低，一方面说明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出现偏差，另一方面也说明收入分配制度以及制度执行存在问题”，他表示。

　　韩永文还称，2003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79，2012年为0.474，2017年为0.467，尽管有下降，但这个下降是微乎其微的。我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对居民消费倾向形成很大的负面影响。有学者分析，城镇10%的最低收入家庭消费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高达93.5%，而10%的最高收入家庭消费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仅为59.8%，所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和提高消费能力应该是未来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也是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当中应该十分注重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比重偏高，对于居民消费形成了一定的挤出，更为突出的问题是，房地产价格和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对居民消费产生较大挤出”，韩永文认为，近十多年来，我国城市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而居民收入水平相对房价水平明显偏低。

　　国际上一般认为，5倍以上的房价收入比就是极度不可承受的，但2018年我国5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却是居民收入的11.4倍。不断上涨的过高房价致使城镇居民购房支出大幅增加，并拉动购房贷款比重大幅上升。

　　据统计，在银行新增贷款中，房地产贷款的比重2014年为28.1%，2016年上升到44.8%，2017年在国家不断加大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情况下仍然高达40%。购房贷款大幅度增加，直接导致居民负债杠杆率上升，用居民部门债务与居民可支配收入进行比较，2017年我国居民负债的高杠杆率高达110.9%，如此高昂的购房负担和债务偿还压力，必然影响市场的即期消费和预期消费。有学者指出中国居民部门的债务压力不断加重，已经成为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

　　韩永文直言，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在投资增长不振、进出口增长大幅下滑的情况下，本来更需要稳健的消费增长来支撑经济增长，但消费增长的势头也在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由3月份的8.7%滑落到10月份的7.2%，环比增长率逐月下降。这说明居民收入增长受制、收入增长预期不看好、居民消费支出边际能力下降，继续下去将会拖累明年的经济增长，明年的经济工作安排建议要在稳定经济增长中更加重视稳定扩大国内需求，尤其要在稳扩大居民消费上采取更加有利的措施，更加突出稳定和扩大就业，保证居民收入稳定增加。

　　“要结合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积极培育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较大幅度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整顿规范房地产市场发展，加大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促进房价回调，通过一定的有效的政策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刚性住房需求，严格控制投机性购房和炒房，稳定消费市场预期，增强消费市场发展活力，合理引导长期市场消费增长预期，较大幅度提高居民最终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和消费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他强调。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责任编辑：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