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9年12月7日在北京举办。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陈池出席并介绍了广东顺德、英德的发展。 当前，顺德GDP已经超过3000亿元，连续七年蝉联全国百强区，但他直言，顺德人非常有危机感，经常在非常辉煌的时期，拿起无情的手术刀来自我解剖，凤凰涅槃。陈池称，顺德的发展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 对于顺德的其实，陈池概括为“问题导向、实践优先，目标导向、规划新行，市场主导、政府推动，共建共享，和谐共赢，创新政策、释放红利，突出还是市场化和务实”。 在介绍英德时，陈池称，这是一个欠发达山区，“英德着力做好三篇文章，一是把绿水青山短板变成潜力板，二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三是协调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 他介绍，英德一是在特色农业上大作文章，围绕茶叶、麻竹笋等特色农业，开展一系列供给侧改革，提高竞争力。二是在生态旅游做文章。创建全省旅游示范区，全域旅游示范区，旅游+农业、旅游+文化，旅游+乡村振兴，旅游+体育。 陈池强调，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难题，要统筹城乡发展，做城乡融合。“要通过制度创新把农村的财产激活，财富流动就实现了”。[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9年12月7日在北京举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守英出席并演讲。 刘守英指出，原有的以土地谋发展的模式从一些重要指标上，已经难以为继。而且从城镇化的角度来看，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方式是以乡村衰败为代价的。 刘守英认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应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一定要真正从内心里相信靠土地推动发展的模式无法持续了，要有决心改变。第二，土地制度的改革核心应该是促进城乡融合。第三，乡村产业用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同地同权，可以入市，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地方政府是否真心想放。第四，宅基地制度改革。他认为，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是“乡村换人”。“看上去是作为农民福利的特权，但实际上是把乡村弄的更加封闭。现在整个乡村宅基地制度的改革，一定要应对未来农民的走向，来设计未来村庄的形态和宅基地制度”。[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9年12月7日在北京举办。中国改革报社社长宋葛龙出席并演讲。 宋葛龙表示，推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发动因素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企业家及其创新精神、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 宋葛龙称，我国既有公有制企业，也有非公有制企业，还有混合所有制企业，而且混合所有制企业将会越来越多。既有顶天立地的大企业，也有无数铺天盖地的中小微企业。所有这些企业，如果都能够朝着追求卓越、开拓市场的方向前进，那么将会为国家的发展、为社会的进步、为人民的幸福安康贡献越来越多的更大的力量，他们是参与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关键少数和特殊人才。 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对此，宋葛龙概括为三个营造、三个弘扬和三个加强。 所谓“三营造”：一是要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包括财产权的保护、创新权益的保护、自主经营权的保护等等。二是营造促进企业家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包括公平竞争权益保障，建设诚信经营激励约束机制，监管公平性、规范性、节约性的内容。三是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造的氛围，包括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树立正向激励导向作用，营造积极向上的舆论氛围等等。 所谓“三弘扬”：一是要弘扬企业家爱国敬业、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精神，这应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引导企业家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强化企业家的自觉遵纪守法意识，鼓励企业家保持艰苦奋斗精神风貌等等。二是弘扬企业家创新发展，专注品质、追求卓越的精神。三是弘扬企业家履行责任敢于担当服务社会的精神。 所谓“三加强”：一是加强对企业家优质高效务实的服务，包括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深化放管服改革，健全企业家参与政策制定的机制，完善涉企政策和信息公开机制，加大对企业家的帮助扶持力度。二是加强优秀企业家的培育，包括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的规划引领，发挥优秀企业家示范作用，加强企业家的教育培训。三是对企业家队伍建设领导要加强，包括党对企业家队伍的领导，发挥党员企业家的先锋模范作用。 宋葛龙表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既阐明了我们必须牢牢坚持的重大制度和原则，又部署了推进制度建设的重大任务和举措，必将对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其看来，四中全会部署的推进制度建设的重大任务和举措中，很多与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有关。比如，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的法治环境，完善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政策体系，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再比如，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 宋葛龙指出，促进优秀企业家精神建设的相关改革至少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完善法治体系。这是让企业家用心创造财富，公平获得财富，安心拥有财富，放心传承财富的重要保障。 二是强化政府诚信，或者叫完善促进政务诚信的体制机制。推动有关地方政府强化诚信履约意识，切实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特别是经济下行压力大的前提下，通过招标也好，参与了相关的建设，提供了相关设备，得履约，把钱给人家。比如，要深入开展产权保护领域政务失信的专项清理，推动各地解决一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问题”。 三是要加强政商沟通，要完善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政策体系，把构建亲清的政商关系落到实处，推动领导干部同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交往，既坦荡真诚、真心实意、靠前服务，又清白纯洁、守住底线，把握分寸。[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9年12月7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发展研究院院长王彤出席并演讲。 在谈及建设国家现代经济治理体系时，王彤指出，第一，要坚持党的领导，并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第二，要发挥社会各方面力量，全面动员、全面参与、全面提升、共享共建。 第三，要做好各项规划、策划和顶层设计工作。第四，加强舆论引导和舆情应对能力，做好宣传舆论工作，凝聚人心共识。 他指出，经济治理不是经济管理，它不仅仅依赖于政府的政策，而且必须依赖于完备的市场体系以及必要的法律和制度安排。经济治理现代化是经济制度和制度执行力的集中体现，内在的要求，既要有治理经济的方针政策等，也要有符合人民利益的对人们方方面面行为进行规范的市场规则、制度准则，因此只有让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多元化主体充分、全面、深入地共同参与到这一系列政策、规则、制度、体系的制定、执行和修订过程之中，才能真正建立起符合预期的现代经济治理体系，获得强大的现代化经济治理能力，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 他强调，建立现代经济治理体系势必不能“一刀切”，必须在统一目标和思想原则的基础上做到因地制宜。例如沿海发达城市的经济治理体系应重点考虑外向型经济发展需求，考虑未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与全球市场竞争的需求因素。产业聚集度较高的城市的经济治理体系要从增强产业竞争能力、关键良好产业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而内陆欠发达城市则主要考虑绿色发展和保护环境，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此外，王彤强调，建设现代治理体系的过程中，要切实实践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把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作为这项工作的基础评价指标。 第一，在确立现代经济治理体系的建设目标中，必须以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为基本原则。第二，在建设现代经济治理体系时，必须通过制度安排，保障多元主体的广泛深度参与，实现经济治理结构的合理化、治理方式的科学化和治理过程的民主化，实现合作共赢的经济治理。第三，加强研究，以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基础，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经济治理、科学评价指标体系。 “经济治理体系建设成果应为全体人民所共享，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建设现代化经济治理体系，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让人民群众共同享有治理和发展成果”，王彤建议，在设计现代经济治理评价指标体系时，必须围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保障基本民生、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等方面的内容，制定成果评价指标，并赋予足够的权重，只有这样，经济治理体系的评价和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才真正变得切实可行、行之有效。[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9年12月7日在北京举办。宏观院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银温泉出席并演讲。 银温泉表示，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新兴经济主体出现，包括社会人出现，我国社会就逐渐形成了二元架构。这种情况下，政府由原来一元的全能政府要逐渐转向有限的政府，更多的要依靠社会的力量。 他分析称，政府要向社会放权，通过简政放权把大量社会管理责任、社会管理职能转移到社会组织，政府要把经济管理的行业性自律和管理职能归还给社会组织。因此，一是要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加强社会组织的法治建设。同时，推进现有的社会组织去行政化，“包括工会、妇联这样的组织，都应该逐步地变成一个真正的社会组织，要去行政化”。第三，要培育反映新兴阶层诉求的组织，“这个新兴阶层不仅仅是新起来的民营企业家，还包括农民工，这些都是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些社会组织，甚至包括家庭保姆等，通过培育社会组织，反映他们利益的诉求，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第二，政府保障人民的主体地位。一是要保障公民的权利，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另外一方面，应构建适合中国特色的福利社会，主要是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 第三，从社会治理来讲，要打造或者构建一个共治共享的社会。一方面通过向社会组织的放权，行业协会的管理，在中层构建一个社会共治的格局。同时在基层更多发展社区自治、城市居民的自治，包括农村社区的自治。 第四，要构筑一个共有的价值观、共有的价值理念，通过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一些共同的公共仪式的举行，包括一些乡村民约，通过这种形式构造社会共同的价值，构造社会的集体意识，使得公民有公民的意识，培育人民的公民意识。 “通过以上方面的改革，正确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能使我们的人民更有获得感，通过向人民放权、向社会放权，政府能够减轻行政压力，同时打造共治的格局，这是我们下一步要努力的方向”，银温泉说。[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9年12月7日在北京举办。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出席并演讲。 王小鲁表示，经过40年的发展，我国人均GDP从200美元上升到9700美元，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经济总量也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位居世界第二位。在其看来，过去的经济发展、首先应该归功于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市场导向的民营经济高速发展，成为最大的贡献因素。 据其测算，我国民营企业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国有企业，而且民营企业投入更少，产出更高、效率更高。“这是由于民营企业更彻底的市场导向的体制带来的结果。因此，民营经济成为我们过去带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基本力量”。 但王小鲁指出，最近三年来，我国工业形势非常严峻，其中民营企业面临困难，呈现萎缩和信心严重不足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恐怕需要反思当前市场化改革方向所面临的挑战”。 他提出五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一，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公平对待、公平竞争是否得到了实现。第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落实了吗？第三，各级政府过度干预资源配置、干预市场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政府向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职能转变实现了没有？第四，长期的货币刺激政策最近两年已经基本转向中性，但在经济继续下行的情况下还能不能继续坚持中性的货币政策？第五，财政政策过度偏重政府投资，但是公共服务支出偏低，政府因为投资过度导致投资负载，促进了产能过剩、房地产扩张过度，加剧了债务杠杆率上升和过高，导致了全要素生产力连续下降，这些情况扭转了没有？ “如果上述提到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能够纠正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些体制政策方面的问题，回到坚持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方向，相信当前的经济困难能够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得到克服，经济增长的动能能够比较快的恢复，经济仍然能够进入长期健康发展的轨道”，王小鲁说。[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9年12月7日在北京举办。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泾源出席并演讲。 孔泾源称，人类社会有很多制度形态，迄今为止，最有效的制度形态是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其他。“现代社会和近代社会，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优势地位甚至主导地位的，无一例外的都是市场经济体，没有质疑，也没有例外。无论从历史和理论层面来看问题，都是有依据的”，他举例称，中国古代史学之父司马迁有一句名言，既非常简单，也非常深刻，“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从改革的角度看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市场经济？”，孔泾源称，改革第一位解决的是方向问题，这个问题不看明白，我们完全有可能走弯路，甚至走错路。 在其看来，市场经济第一次建制形态是资本主义制度，而第二次建制形态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市场经济制度称之为市场经济的2.0版本”。 孔泾源还强调，“我们不能轻易放弃国家对社会乃至于市场经济的保护责任和义务”，“十九届四中全会非常及时地提出，我们要在规则、标准、规制乃至制度层面建立开放型体制，实行制度型开放，很好。但是我们怎么做到这一点？说到要做到。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是对民营经济的态度问题”。 孔泾源指出，我国民营经济的创立水平和资本形成水平出现了落差，即资本形成滞后于利润创造。“民营经济不投资了，前几年是断崖式下降，现在是停滞不前”。 孔泾源担忧称，管资本的国有企业改革，很有可能造成“强势的国有资本利用资本市场便利、乃至体制性便利，乃至价值性高估，非常方便地利用资本市场渗透到各个领域，包括竞争性领域，乃至民营经济领域”。 他强调，“任何社会，都需要有国有经济，也需要有其他经济成份，最关键是体制适应性，你适应什么干什么，不适应的东西最好不要，干了既没有效率也不公平”。 此外，孔泾源表示，要使民营资本，尤其是优质资本和高端人才，能够安心、放心地愿意留在境内来发展我们自己。“我们要解决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包括营商环境的公平和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如果解决不好，有产者可能痛感营商环境的不公，不排除向外跑路。小老百姓痛恨收入分配不公，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创造公平、安全的环境”。[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9年12月7日在北京举办。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出席并演讲。 日前，世界银行公布了《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我国的营商环境排名全球第31位，较去年提升15位。但白重恩指出，不能因为在该排名有了大幅度提升就沾沾自喜，我国的营商环境还有很多需要改善的方面。 2014年时，中国的营商环境排名在96位，但仍取得了较大的经济增长，如何解释这种情况？白重恩分析称“特惠模式”或是答案之一。 所谓“特惠模式”是说指，尽管企业面临的普遍营商环境并不理想，但在某些情况下，比如企业被某一级政府的主要领导看重，认为该企业对当地经济发展很重要，或者在其他方面能够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或者是对该领导的升迁带来很大的正面影响，那么这个领导可能就会想方设法帮助这个企业。但这个领导没有能力帮助所有的企业，因为每帮助一个企业都很困难，要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来帮助这个企业获得他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克服监管上的障碍等等。所以，尽管普惠的制度化的营商环境在过去4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并不完善，但是地方政府有能力和动力来帮助某一些企业。 白重恩指出，在过去40年的发展中，有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内，“特惠模式”帮助部分企业解决了很多问题，也带来了经济的增长。“我们认为，营商环境在没有达到理想状态的情况下，特惠模式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白重恩也强调了“特惠模式”的缺陷，比如会带来不公平的问题、治理问题、效率问题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他还认为，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增长，特惠模式的局限性就越来越大了。“当特惠模式局限性大了，我们就不能依赖它来推动经济增长，我们就需要改善普惠的营商环境，普惠的营商环境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特惠模式下，资源配置不完全是市场配置的，有时候是市长配置的。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特惠模式局限性越来越大了，所以我们需要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就有个前提条件，就必须有个良好的、普惠的营商环境”，他解释说。 对于监管机制，白重恩认为，当前政策叠加问题、相互不协调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有的企业同时受几个部门的监管，每个部门都有一套监管措施，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很多企业都会去被巡查，被检查，每一个检查的队伍都给他提一套整改的措施，他们之间也不一定有很好的协调，最后有些企业就发现，说如果我听了所有整改措施，我什么事也做不成了，我干脆不做了”。 白重恩指出，高质量发展对监管提出了更高的、多方位、多维度的要求，为改善营商环境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如何来应对这样的问题呢？白重恩表示，要想在经济的各个方面把“文件打架”的问题全部一夜之间解决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应该找一些重点行业进行突破。梳理营商环境，解决掉重点问题。“这样做，首先不大会做错，因为并不是说给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多少钱、多少地，而是帮他解决制度打架的问题，对谁都没有坏处。你给他钱、给他地，他用了这些钱、这些地，其他企业就用不了了，那时候会出现资源配置扭曲的问题，而解决制度打架问题，不会造成资源扭曲的问题”。 对此，白重恩建议，选定一些特殊行业，并设立一个专门负责解决营商环境的政府部门，进行一站式的服务。 另外，白重恩强调，市场主体最清楚营商环境的好坏，而不是制定文件的人。所以，政策制定者应多听市场主体的意见，尤其是市场主体的主观感受，让市场主体的主观感受能够在评价营商环境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占更大的权重。[详情]

　　 王战还对“扩大内需”提出了建议——应对全国6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一次“数字化脱盲”。“中青年月月光，老人有钱不知道怎么用”，王战称。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9年12月7日在北京举办。上海市社科联主席王战出席并演讲。 王战称，现在很多人把所有东西都往“百年大变局”里装，但什么东西才能够称得上百年呢？他认为有四个： 第一，人类社会已经从农耕社会、工业化社会进入到了信息化引领工业化的社会，这将颠覆250年工业化社会所形成的很多规章、行事方式。王战认为要形成一个信息社会全球治理的系统。第二，二十一世纪是人类和地球共存亡的时期。第三，逆全球化和新型全球化并存的时期。 他称，很多人把逆全球化仅仅看成是特朗普现象，这是不对的。“我到北欧、西欧都去看过，他们把社会福利搞得很高，造成什么问题呢？如果整个经济发展是以国别为界限的话没问题，到了全球化的时候，他是找死。为什么呢？这么高的工资是退不下来的。说现在企业回归美国，美国工人肯降工资吗？不肯降。不肯降，回不去。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一轮的全球化过程当中，可能在这些发达国家，它的社会底层、制造业工人，大概有两三代人过的将是个很苦的日子。所以，他为什么反对难民进去？极右势力开始出现，和这些都有关系”，王战分析。 第四，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第一，在短短的四十年当中，我国家庭结构发生解体，“原来是大家庭，三世同堂、四世同堂，后来是核心家庭，现在在很多大城市，比如上海中心城区里面30%是空巢家庭，就是两个老人眼对眼”。第二，这和老龄化、少子化，计划生育以后所形成的状况又碰到了一起。第三，这和网络社会碰到一起了。“现在有的孩子不和老人住在一起的，到时候来看看你，即使来看看你，他还是拿着个手机看手机”。 “人际之间的交往，在短短四十年当中，我们说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实际上有载体的，而这个载体现在崩塌了”，王战忧虑道。 他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宏观政策应该采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匹配的政策，不能仅仅讲供给侧改革。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一上来就讲“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首先是创造新的供给，是创新。“该国有企业做的还是应该做，但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事应该多交给民营企业去做，这是国有企业做不了的”，王战表示。 第三，金融供给侧改革应该加强，关键是要解决资金贵、资金难的问题。 第四，物流供给侧改革应该作为“十四五”的重中之重。其建议“十四五”打造一个以水运为基础、以多式联运为支撑的立体物流体系。“现在有时候我们把它做政绩，比如报纸上现在讲交通，报得最多的就是某个城市现在通中欧班列了，67个城市2万多班次全部是亏损的，地方财政补贴”，王战称，“并不是说不要搞中欧班列，而是把它纳入到水运为基础、多式联运为支撑的物流体系当中”。 第五，宅基地改革走得还不够，“有很多企业家愿意到农村去投资，你无非是个负面清单，不准到农村炒地皮就完了嘛”，王战称，“农村、乡村振兴需要市场主体，没有市场主体是空谈”。 第六，企业混改问题。“企业混改做得好是件好事，做得不好，是个大败笔。如果我们的企业混改最后都是国有企业收购股权，那是我们混改的失败。如果在混改当中，有的企业是民营企业占大头，有的是外资企业占大头，有的是国有企业占大的，是根据发展的需要、市场的需要，形成这样一个格局的话，我说这件事情干成了”，他如此评价。 第七，高质量区域发展战略。 王战还对“扩大内需”提出了建议——应对全国6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一次“数字化脱盲”。“中青年月月光，老人有钱不知道怎么用”，王战称。[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9年12月7日在北京举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宋晓梧出席并演讲。 宋晓梧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库兹涅茨曲线已经失效了。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依据推测和经验提出了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变化关系的倒U形字曲线假说，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差距将先逐渐加大，达到一定高点时，随着经济继续发展，居民收入差距则将逐渐变小。 “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全世界高度关注的问题。2015年初，全球援助与发展组织乐施会发布报告，认为不平等加剧问题成为全球主要议题”，他强调。 如何解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产生的原因呢？宋晓梧称大概有三种解释： 一是全球化导致了资本流动远大于劳动流动率，这样资本收益高于劳动收益，使得资本家越来越富。 二是互联网导致财富的迅速集中，股票可以导致财富相对集中，但是互联网比股票的速度还快。 三是从阶级力量对比，库兹涅茨于1955年提出了倒U曲线，那时恰恰是苏联崛起，抑制了资本夺取劳动收入的力量，所以倒U曲线与其说是一种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曲线，还不如说是劳资力量对比的曲线。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把收入分配制度上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提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的收入机制，健全税收社会保障二次分配的作用。“看看现实的情况，要真落实这个决定精神，是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的”，宋晓梧表示。 宋晓梧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打破了平均主义，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除了劳动之外，其他生产要素也参与分配，极大的激发了生产的积极性。但是也要看到，当前，我国一次分配不平衡、二次分配不充分的问题。“一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包括城乡、区域、行业、群体差距。二次分配的调节作用过小，包括社保和税收”。 谈到社会保障制度时，宋晓梧认为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改进，“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扶贫、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是缩小了一定的收入分配差距，但是总体看缩小得太小了”。 在税收方面，宋晓梧称，税收由于是间接税，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社保和税收作为二次分配，都没有很好地发挥调节一次分配的作用”。 宋晓梧总结了收入分配的三个误区： 第一，片面强调随着人均GDP的增长会逐渐达到共同富裕。宋晓梧指出，原以为只要GDP达到一定程度，收入分配差距就会缩小。所以，集中一切力量把GDP搞上去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最优战略选择，至于收入分配中的具体政策倒是次要的了，导致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个结论现在好像被证伪了，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学者是很认真的，还当做了教条。 第二，低成本劳动力竞争理论。认为中国没有技术、没有资金，唯一的竞争能力就是劳动力成本低，要保持低劳动力成本。“这实际是一个理论误区”，宋晓梧指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劳动力成本必然提高。“如果我们现在还保持柬埔寨、越南这些国家的工资水平，那收入分配差距就更不得了了，你创造的财富都谁来享受？也不分给普通劳动者？” 第三，刘易斯拐点的理论。“实际上，刘易斯理论没有城乡户籍分割的问题，不能把中国自己一些政策上的问题都忽略了，用这些理论去掩盖，一股脑把城乡普通劳动者低工资打包推给刘易斯理论去解决，而不从我们自己的体制机制政策方面寻找究竟有哪些差距”，他说。 宋晓梧建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一次分配上要适度向低收入者倾斜，特别是关注农民工群体。规范分配秩序，缩小城乡区域行业差距，完善工资集体谈判协商机制，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二次分配上，要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方向，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较大幅度提高直接税，包括个人所得税、财产税。“要发挥二次分配平抑一次分配中差距的作用”。[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9年12月7日在北京举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出席并演讲。 樊纲在演讲中呼吁发挥民营企业的优势，促进其在科技创新等方面为中国经济作出更大贡献。在其看来，民营经济在创新上有独特的作用——承担风险。“大家不要老想着民营经济去赚钱，不要老想着科技创新能够赚钱。科技创新是件风险非常大的事情。风投大家都知道，投十个能有一个成功就不错了”。 谈及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在创新方面的对比，樊纲表示，国企是用国家的钱，因此会手达到严格的监管，无法承担很大的风险。“很多情况下，评审专家们要签字，说我认为这个事有风险，谁都不敢负责这个风险，因为要终身负责的。因此要承担风险这件事上，不适合国企做”。 反观民营企业，樊纲认为，用自己的钱去投资，就可以尝试千奇百怪的“胡思乱想”，而创新就是“胡思乱想”，就是“试错”，“国家的钱不能随便那么做的，民企可以”，他强调，“我们不缺国企，我们是从国企的一统天下走过来的，我们搞市场化改革，就应该着重多搞点民企，在新的阶段上发挥创新创业的新的作用”。 但让樊纲也道出了自己的担忧。由于国企的管理逐渐从管企业变为管资本。国资去收购民企股权的事情常有发生，特别是从去年疏困以来，国企接盘了一些民企股权，但随即也产生了一些矛盾现象。 樊纲举例称，一个南方知名地产公司，由于被“野蛮人”入侵，最后国企接了盘，成了第一大股东，解决了当时的困难。但“现在是靠着当地政府的一纸文件，宣布这个国企只持股不干涉管理、不按国企的方法来管理，现在这个企业还在正常运转”。 但另外一个金融机构似乎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樊纲介绍称，同样是遭遇“野蛮人”，同样是国资收购了股权，成为最大的股东。“但这个金融机构，现在据我所知，要按国企来管理了，因为可以并表了。只要上面的母公司是国企，并表之后就按照国企对待”。 “国企对待意味着什么呢？高管的工资就受限了，高管请人、聘人就是另一种规则了，重大决策的审议就不是在这个机构层面上可以做的了，必须要到集团公司做了，就是把原来按民企运作的一种机构，现在要变成按国企运作了”，樊纲强调，“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我们要不要把这些本来有活力的民企变成国企？我们怎么经过一些制度安排，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樊纲指出，政府应当有方向和原则，在国企收购民企股权的问题上，不应是把民企再变成国企，而是要利用好国资来发展国民经济，同时发展民营经济，发展科技创新。 樊纲强调，应在制度上做出创新，而不是靠着前述的一纸文件来解决问题。借由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采用的“同股不同权”制度，樊纲认为，有借鉴意义。 他还表示，即使政府纾困，也不应把民营企业收购成为国有企业下属的一部分，“如果国企有钱、政府有钱，我们共同建立一些股权投资基金，或者兼并重组基金，然后我用基金去收购一些股权，帮助企业进行整理，整理纾困之后，我们再把它卖出去，用市场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这里面需要制度改进，这包括资本市场的规则，现代企业的规则，国企的规则、民企的规则，在股权问题上的规则”，樊纲强调，应通过一些制度改进，更好地发挥国有资本的作用。 “我们市场化的方向还是多种所有制并存，民营企业发挥优势，在科技创新问题上，使他们能够为中国经济作出更大贡献。国有资本应支持他们、帮助他们，同时不改变他们的基本体制格局”，樊纲强调。[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9年12月7日在北京举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出席并演讲。 樊纲在演讲中呼吁发挥民营企业的优势，促进其在科技创新等方面为中国经济作出更大贡献。在其看来，民营经济在创新上有独特的作用——承担风险。“大家不要老想着民营经济去赚钱，不要老想着科技创新能够赚钱。科技创新是件风险非常大的事情。风投大家都知道，投十个能有一个成功就不错了”。 谈及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在创新方面的对比，樊纲表示，国企是用国家的钱，因此会手达到严格的监管，无法承担很大的风险。“很多情况下，评审专家们要签字，说我认为这个事有风险，谁都不敢负责这个风险，因为要终身负责的。因此要承担风险这件事上，不适合国企做”。 反观民营企业，樊纲认为，用自己的钱去投资，就可以尝试千奇百怪的“胡思乱想”，而创新就是“胡思乱想”，就是“试错”，“国家的钱不能随便那么做的，民企可以”，他强调，“我们不缺国企，我们是从国企的一统天下走过来的，我们搞市场化改革，就应该着重多搞点民企，在新的阶段上发挥创新创业的新的作用”。 但让樊纲也道出了自己的担忧。由于国企的管理逐渐从管企业变为管资本。国资去收购民企股权的事情常有发生，特别是从去年疏困以来，国企接盘了一些民企股权，但随即也产生了一些矛盾现象。 樊纲举例称，一个南方知名地产公司，由于被“野蛮人”入侵，最后国企接了盘，成了第一大股东，解决了当时的困难。但“现在是靠着当地政府的一纸文件，宣布这个国企只持股不干涉管理、不按国企的方法来管理，现在这个企业还在正常运转”。 但另外一个金融机构似乎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樊纲介绍称，同样是遭遇“野蛮人”，同样是国资收购了股权，成为最大的股东。“但这个金融机构，现在据我所知，要按国企来管理了，因为可以并表了。只要上面的母公司是国企，并表之后就按照国企对待”。 “国企对待意味着什么呢？高管的工资就受限了，高管请人、聘人就是另一种规则了，重大决策的审议就不是在这个机构层面上可以做的了，必须要到集团公司做了，就是把原来按民企运作的一种机构，现在要变成按国企运作了”，樊纲强调，“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我们要不要把这些本来有活力的民企变成国企？我们怎么经过一些制度安排，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樊纲指出，政府应当有方向和原则，在国企收购民企股权的问题上，不应是把民企再变成国企，而是要利用好国资来发展国民经济，同时发展民营经济，发展科技创新。 樊纲强调，应在制度上做出创新，而不是靠着前述的一纸文件来解决问题。借由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采用的“同股不同权”制度，樊纲认为，有借鉴意义。 他还表示，即使政府纾困，也不应把民营企业收购成为国有企业下属的一部分，“如果国企有钱、政府有钱，我们共同建立一些股权投资基金，或者兼并重组基金，然后我用基金去收购一些股权，帮助企业进行整理，整理纾困之后，我们再把它卖出去，用市场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这里面需要制度改进，这包括资本市场的规则，现代企业的规则，国企的规则、民企的规则，在股权问题上的规则”，樊纲强调，应通过一些制度改进，更好地发挥国有资本的作用。 “我们市场化的方向还是多种所有制并存，民营企业发挥优势，在科技创新问题上，使他们能够为中国经济作出更大贡献。国有资本应支持他们、帮助他们，同时不改变他们的基本体制格局”，樊纲强调。[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9年12月7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出席并演讲。 王昌林认为，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结构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三个方面的改革：一是产品和服务层面的改革，二是生产者层面的改革，三是要素层面的改革。“改革还是要抓住重点，明确优先顺序和安排”。 在产品和服务层面的改革上，王昌林认为近年来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但有些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因此，主要目标就是巩固“三去一降一补”的成果，有效解决产能普遍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的问题，提升产业水平，产业满足需求的水平。 在王昌林看来，最重要的是：一、建立法治化、市场化的去产能机制，优胜劣汰及包括处置僵尸企业。二、建立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三、服务业市场开放，建立健全包容审慎的新兴产业发展监管方式等。四、农村改革的核心就是“放”，要给企业和创业主体提供更多的机会。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发展，凡是放得比较多的行业，管得少的行业，竞争力都比较强。凡是管得多的，竞争力不是太强，而且供给不足”，他解释称。 在市场主体层面，王昌林表示，企业和事业单位都是产品的和服务的提供者，也是生产要素的组织者，在供给体系中处于“发动机”的地位，发动机不能熄火。 “深圳为什么市场配置资源发挥决定性作用？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六个90%在企业，而且是在民营企业或创业企业，所以它一定是市场导向的创新导向的这样一个结构”，他说。 在要素层面的改革上，王昌林指出，没有生产要素的改革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在核心不是总量问题，是结构性的对接不畅，我们很多钱没有流动到实体经济里去。所以要建立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谈及改革重点，他指出，一是完善科技创新体制，使科技创新真正能够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聚焦实体经济发展，而不是发论文、发一堆成果。二是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使金融切实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而不是发展虚拟经济进行“空转”。还有教育体制改革、生产要素的改革等等，“如果没有这些真正的改革，我们的经济很难能够形成循环、能够行稳致远”。[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9年12月7日在北京举办。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肖渭明出席并介绍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关进展情况。 肖渭明表示，六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和显著成效。截至11月底，我国已与五大洲137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文件199份，签署的范围涵盖联合国193个成员国的71%和我国180个建交国中的76%。联合国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以及其他区域组织都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纳入到文件。 肖渭明也指出，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第一，世界经济重心东升西降为“一带一路”建设带来新机遇、新挑战。第二，国际政治多极化重组为“一带一路”建设带来新机遇、新挑战。第三，科学技术、跨越式发展为“一带一路”建设带来新机遇、新挑战。他特别指出，美西方国家在科技领域仍然处于领先优势，利用科技手段压制我国发展，阻止“一带一路”建设的行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第四，世界文化多元共存为“一带一路”建设带来新机遇、新挑战。但软实力和国家话语权西强东弱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也对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造成了隐性障碍。第五，生态环境绿色发展为“一带一路”建设带来新机遇、新挑战。 肖渭明提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 第一，要在政策沟通上下功夫，不断擘画政策、规则、标准‘三位一体’的软联通。第二，要在设施联通上下功夫，切实提高国家间的通达水平。第三，要在贸易畅通上下功夫，有效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第四，要在资金融通上下功夫，建立健全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多元化融资体系。要增强金融服务能力，继续发挥共建“一带一路”专项贷款、丝路基金、各项专项投资基金的作用，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第五，要在民心相通上下功夫，全面推动不同文明互学互鉴与交流合作。[详情]

　　 “我们前三批试点50家，已经完成主体任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民营经济占比平均35.9%。公司法所认定的一票否决权33.4%，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要求。最典型的是中国联通，BAJT四家都派有董事，百度是李彦宏同志是董事，AJT都是副总是董事，这在过去垄断的国有企业里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一定要在现代公司治理上体现，最终落实为我们是有竞争力的企业制度，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市场主体在市场体系当中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发挥作用”，徐善长说。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9年12月7日在北京举办。发展改革委体改司司长徐善长出席并演讲。 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徐善长称，“高标准”应该是有制度保障的市场体系，也就是说，通过健全、完善、巩固与市场体系有关的一系列制度，来保障市场体系作用的发挥和功能的实现。 他指出，从市场体系建设、发展的实际和改革的实践来看，有五个方面的制度建设与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密切相关： 第一，健全的产权制度。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也是市场体系有效运行的基础性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厘清市场主体财产权利的边界，用制度来保障主体对客体的既是法定又是排他专属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减少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形成对市场经济的预期，所以产权制度对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市场竞争、规范市场秩序、稳定市场预期是重要的保障。 健全的产权制度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健全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制度。包括国有产权制度、非公经济产权保护制度、知识产权及各种新型产权制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这个现在是短板，包括农村集体产权的权能、抵押担保的权能都没有实现，农民对集体产权的权利也没有很好的体现，还有居民财产制度，也就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制度要健全”，他强调。 二是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对各类市场主体、各类所有制的经济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数据显示，去年以来，全国规范清理各种有违产权保护的法规和文件，一共规范和清理4000多件，规范是修订完善清理，清理有的是废止。 第二，有竞争力的企业制度。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应该有高质量的市场主体，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也是市场体系的主体。高质量的市场主体，应该体现在有竞争力的企业制度，这样的企业制度就是现代公司治理制度。 “我们40年的改革开放，企业改革一直是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但是我们的国有企业受限于各种条件，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我们的民营企业本来植根于市场经济，但是由于不能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等各方面的限制，它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徐善长表示，今年按照中央的要求，发改委制定了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文件，“9月5日深改委会通过了，这方面我们提出来鼓励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按照中央的部署，国家发改委牵头，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应该说这几年效果是很明显的”。 徐善长指出，混合所有制改革当中特别强调两点：一是要引入战略投资者，对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产业的上下游、对治理结构，有根本性、决定性影响的战略投资者。二是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让参与的民营企业有话语权，在现代公司治理当中体现他的作用。 “我们前三批试点50家，已经完成主体任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民营经济占比平均35.9%。公司法所认定的一票否决权33.4%，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要求。最典型的是中国联通，BAJT四家都派有董事，百度是李彦宏同志是董事，AJT都是副总是董事，这在过去垄断的国有企业里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一定要在现代公司治理上体现，最终落实为我们是有竞争力的企业制度，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市场主体在市场体系当中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发挥作用”，他说。 第三，一致性的要素市场制度。高标准市场体系应该是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徐善长表示，在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后，我国商品市场已经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但要素市场方面仍受限于体制机制的障碍，仍然是市场体系建设的一个突出短板。“由于生产要素的属性不同，由于分兵把守的管理制度，导致我们要素的市场化差异性特别大，影响了我们要素协同高效的配置。 一致性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一致性的要素价格市场决定，要减少、缩小甚至取消政府定价，规范指导价，充分实现市场决定价格。二是一致性的流动规则，就是充分体现要素主体的权利和权能，实现要素流动的自主性、规范性。三是一致性的配置机制，就是通过市场竞争一致供求，对各种所有制主体、对各个领域、对城乡各种经济主体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平等市使用生产要素，实现四中全会所说到的市场决定价格、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 第四，权威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应该是保障市场体系各类主体平等准入的重要制度安排。徐善长称，此制度要发挥作用，必须要让其具有权威性、严肃性。这体现在“三个一”： 一是一个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不允许再有类似的市场准入方面再设置负面清单的制度安排。 二是一年一修，动态调整。 三是一目了然，一网通办。 第五，刚性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这体现在三个刚性方面： 一是公平竞争审查事后审查的刚性。因为公平竞争审查是对政府行为的约束，所以首先是政府自查，自查之后，通过反馈，进行事后的监督审查，这方面一定要有刚性，对政府形成约束。 二是审查范围的刚性。现在主要审查还是增量，我们要对存量的、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和措施进行审查。 三是与产业政策协调的刚性。以竞争政策为基础，让竞争政策内生于产业政策，竞争政策、市场导向为基础的产业政策协调联动。 “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应该是与高质量的发展、高水平的改革开放相适应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实质上也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就是通过制度建设和实施，最终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徐善长总结称。[详情]

　　 徐善长指出，混合所有制改革当中特别强调两点：一是要引入战略投资者，对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产业的上下游、对治理结构，有根本性、决定性影响的战略投资者。二是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让参与的民营企业有话语权，在现代公司治理当中体现他的作用。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9年12月7日在北京举办。发展改革委体改司司长徐善长出席并演讲。 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徐善长称，“高标准”应该是有制度保障的市场体系，也就是说，通过健全、完善、巩固与市场体系有关的一系列制度，来保障市场体系作用的发挥和功能的实现。 他指出，从市场体系建设、发展的实际和改革的实践来看，有五个方面的制度建设与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密切相关： 第一，健全的产权制度。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也是市场体系有效运行的基础性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厘清市场主体财产权利的边界，用制度来保障主体对客体的既是法定又是排他专属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减少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形成对市场经济的预期，所以产权制度对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市场竞争、规范市场秩序、稳定市场预期是重要的保障。 健全的产权制度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健全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制度。包括国有产权制度、非公经济产权保护制度、知识产权及各种新型产权制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这个现在是短板，包括农村集体产权的权能、抵押担保的权能都没有实现，农民对集体产权的权利也没有很好的体现，还有居民财产制度，也就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制度要健全”，他强调。 二是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对各类市场主体、各类所有制的经济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数据显示，去年以来，全国规范清理各种有违产权保护的法规和文件，一共规范和清理4000多件，规范是修订完善清理，清理有的是废止。 第二，有竞争力的企业制度。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应该有高质量的市场主体，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也是市场体系的主体。高质量的市场主体，应该体现在有竞争力的企业制度，这样的企业制度就是现代公司治理制度。 “我们40年的改革开放，企业改革一直是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但是我们的国有企业受限于各种条件，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我们的民营企业本来植根于市场经济，但是由于不能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等各方面的限制，它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徐善长表示，今年按照中央的要求，发改委制定了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文件，“9月5日深改委会通过了，这方面我们提出来鼓励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按照中央的部署，国家发改委牵头，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应该说这几年效果是很明显的”。 徐善长指出，混合所有制改革当中特别强调两点：一是要引入战略投资者，对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产业的上下游、对治理结构，有根本性、决定性影响的战略投资者。二是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让参与的民营企业有话语权，在现代公司治理当中体现他的作用。 “我们前三批试点50家，已经完成主体任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民营经济占比平均35.9%。公司法所认定的一票否决权33.4%，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要求。最典型的是中国联通，BAJT四家都派有董事，百度是李彦宏同志是董事，AJT都是副总是董事，这在过去垄断的国有企业里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一定要在现代公司治理上体现，最终落实为我们是有竞争力的企业制度，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市场主体在市场体系当中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发挥作用”，他说。 第三，一致性的要素市场制度。高标准市场体系应该是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徐善长表示，在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后，我国商品市场已经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但要素市场方面仍受限于体制机制的障碍，仍然是市场体系建设的一个突出短板。“由于生产要素的属性不同，由于分兵把守的管理制度，导致我们要素的市场化差异性特别大，影响了我们要素协同高效的配置。 一致性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一致性的要素价格市场决定，要减少、缩小甚至取消政府定价，规范指导价，充分实现市场决定价格。二是一致性的流动规则，就是充分体现要素主体的权利和权能，实现要素流动的自主性、规范性。三是一致性的配置机制，就是通过市场竞争一致供求，对各种所有制主体、对各个领域、对城乡各种经济主体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平等市使用生产要素，实现四中全会所说到的市场决定价格、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 第四，权威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应该是保障市场体系各类主体平等准入的重要制度安排。徐善长称，此制度要发挥作用，必须要让其具有权威性、严肃性。这体现在“三个一”： 一是一个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不允许再有类似的市场准入方面再设置负面清单的制度安排。 二是一年一修，动态调整。 三是一目了然，一网通办。 第五，刚性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这体现在三个刚性方面： 一是公平竞争审查事后审查的刚性。因为公平竞争审查是对政府行为的约束，所以首先是政府自查，自查之后，通过反馈，进行事后的监督审查，这方面一定要有刚性，对政府形成约束。 二是审查范围的刚性。现在主要审查还是增量，我们要对存量的、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和措施进行审查。 三是与产业政策协调的刚性。以竞争政策为基础，让竞争政策内生于产业政策，竞争政策、市场导向为基础的产业政策协调联动。 “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应该是与高质量的发展、高水平的改革开放相适应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实质上也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就是通过制度建设和实施，最终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徐善长总结称。[详情]

　　 今年以来市场猪肉价格一涨再涨，其原因除了非洲猪瘟影响，也与一些地方片面强调养猪业污染环境而简单地采取关闭养猪场、清除养殖户的做法有关。这些做法缺乏系统性思考，偏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的发展思想，部门之间在制度和执行政策上缺乏有效的协同配合，也可以说是治理方法不科学、执行力水平不高的一种表现。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9年12月7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韩永文出席并演讲。 韩永文表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指导加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它向社会传递的强烈信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建设关乎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国家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一整套科学有效的现代化国家治理制度保障，而这一整套的国家治理制度是能够形成内在统一、相互联系，科学而缜密的统一体，为我国的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韩永文就“提高政府科学治理经济的能力和水平”谈了几点思考。 第一，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 《决定》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好市场形成的价格机制、市场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等作用。同时，要加强政府监管市场、引导市场预期，反对不公平竞争、维护生产者消费者正当权益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切实提高政府在这方面的执行力和科学治理的水平。 他表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至今还不时发生着诸如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超市摊位垄断租售的问题、生产销售假冒商品、缺乏有效监管的提高的奢侈品价格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反映出我国市场体系不健全，影响市场运行的基本经济机制，在运行上还有很多问题。同时也反映出我国政府在监管市场、反不正当竞争、保护合理合法竞争等治理能力不够强，市场经济治理水平不够高。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就是要在充分尊重经济规律和市场经济法则的基础上加快健全完善政府监管市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矫正市场失灵、引导市场预期、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保护消费者权益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度，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切实提高各级政府的制度执行力，通过制定国家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以及落实战略与规划实施的年度发展计划，引导市场投资、经营活动方向，指导市场主体理性、科学、有效配置资源，保障和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市场效率不断提升。 第二，大力提高政府科学治理经济的制度执行力。 “大家经常讲，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不能得到有效贯彻，就会形成花瓶和空中楼阁，有了科学而完备的制度体系，但在执行中被割裂、肢解，有选择的执行，就可能造成制度破损，损害社会运行秩序，带来‘破窗效应’，这种情况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韩永文表示。 他强调，当下除了制度建设还不健全、不完善以外，更为突出的是制度执行缺位、错位、越位的问题。“制度执行力不足已成为影响国家治理效能的短板，这是韩正副总理在他的辅导报告里所讲到的一句话”。 “所以在当前的社会经济生活当中，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徒成空文、敷衍以对、急功近利、打折扣、搞变通的情况仍然大量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时有发生，执行随意、执法随意、以权代法以及常态性的制度法令执行工作要以搞运动的方式加以推进等现象还大量存在”，韩永文称，这些都是在下一步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下更大力气加以解决的。 第三，下大力气提高政府科学治理经济的水平。 韩永文称，目前，我国很多领域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执行制度，特别是政府统筹协调治理经济建设、市场管理、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社会发展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客观、片面性、主观随意等情况。比如说，适应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中央提出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它与推进高质量发展并不相悖，并不是要以牺牲发展甚至是破坏生产力发展去保护生态环境，而是要求各地在保护生态环境的条件下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与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机协同，相互促进。《决定》在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守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制度建设要求的同时，还提出了健全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制度建设要求。这个要求是全面的、客观的、准确的，也是辩证统一的。 但他指出，多年来我国在贯彻环境保护上是有偏差的。“早些时候是执法不严、违法难究，破坏者很少承担责任，因而才有祁连山污染，不顾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别墅群的问题。近些年，随着执法刚性加大，执法不严、违法难究的情况有所减少，但又出现了一些不尊重经济发展规律、不能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关系，以及简单粗暴执法等一些偏颇的现象”。 他举例称，在临近水运条件发达、水运交通方便的地方建设发展重化工业，是符合生产力布局和运输发展规律的选择，也是降低生产运营成本的经济选择。但是，为了实施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很多地方不是通过制定生态环境保护标准、合理划定和规范企业在保护生态环境约束下的建设和生产边界，而是简单地采取一关了之或者简单搬迁转移等做法，造成经济发展损失、产业链条破坏，使经营者和国家利益受到损失。 再比如，今年以来市场猪肉价格一涨再涨，其原因除了非洲猪瘟影响，也与一些地方片面强调养猪业污染环境而简单地采取关闭养猪场、清除养殖户的做法有关。这些做法缺乏系统性思考，偏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的发展思想，部门之间在制度和执行政策上缺乏有效的协同配合，也可以说是治理方法不科学、执行力水平不高的一种表现。 第四，切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支撑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顺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势，不断提高提升党和政府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治理能力和驾驭能力，科学有效地推进更加均衡、更加充分、更加和谐、更加科学的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决定》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作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说明收入分配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也说明分配制度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促进社会公平稳定和和谐进步的重要基础性作用，同时也进一步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经过近40年高速增长之后，重新进入了常规增长时期。随着较长时期的超常规投资增长和入世后的爆发式的出口增长出现趋势性变化，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投资需求减弱与外资下滑，使中国经济回到了以消费增长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时代。 数据显示，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最终消费比重曾经有24年占到60%以上，最高的是1983年为66.8%，最终消费的比重从2003年开始下降，2010年降到最低为48.5%。其中，居民最终消费比重仅为35.6%。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居民的最终消费只有35.6%，这是不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要求，更不符合我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韩永文强调。 “从2011年起，最终消费比重开始缓慢回升，2018年回升到54.3%，但这一比重仍然偏低。说明我国消费需求不足仍然是经济发展的短板，消费需求不足主要是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众的支付能力不足。最终消费比重过低，一方面说明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出现偏差，另一方面也说明收入分配制度以及制度执行存在问题”，他表示。 韩永文还称，2003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79，2012年为0.474，2017年为0.467，尽管有下降，但这个下降是微乎其微的。我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对居民消费倾向形成很大的负面影响。有学者分析，城镇10%的最低收入家庭消费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高达93.5%，而10%的最高收入家庭消费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仅为59.8%，所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和提高消费能力应该是未来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也是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当中应该十分注重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比重偏高，对于居民消费形成了一定的挤出，更为突出的问题是，房地产价格和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对居民消费产生较大挤出”，韩永文认为，近十多年来，我国城市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而居民收入水平相对房价水平明显偏低。 国际上一般认为，5倍以上的房价收入比就是极度不可承受的，但2018年我国5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却是居民收入的11.4倍。不断上涨的过高房价致使城镇居民购房支出大幅增加，并拉动购房贷款比重大幅上升。 据统计，在银行新增贷款中，房地产贷款的比重2014年为28.1%，2016年上升到44.8%，2017年在国家不断加大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情况下仍然高达40%。购房贷款大幅度增加，直接导致居民负债杠杆率上升，用居民部门债务与居民可支配收入进行比较，2017年我国居民负债的高杠杆率高达110.9%，如此高昂的购房负担和债务偿还压力，必然影响市场的即期消费和预期消费。有学者指出中国居民部门的债务压力不断加重，已经成为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 韩永文直言，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在投资增长不振、进出口增长大幅下滑的情况下，本来更需要稳健的消费增长来支撑经济增长，但消费增长的势头也在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由3月份的8.7%滑落到10月份的7.2%，环比增长率逐月下降。这说明居民收入增长受制、收入增长预期不看好、居民消费支出边际能力下降，继续下去将会拖累明年的经济增长，明年的经济工作安排建议要在稳定经济增长中更加重视稳定扩大国内需求，尤其要在稳扩大居民消费上采取更加有利的措施，更加突出稳定和扩大就业，保证居民收入稳定增加。 “要结合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积极培育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较大幅度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整顿规范房地产市场发展，加大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促进房价回调，通过一定的有效的政策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刚性住房需求，严格控制投机性购房和炒房，稳定消费市场预期，增强消费市场发展活力，合理引导长期市场消费增长预期，较大幅度提高居民最终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和消费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他强调。[详情]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比重偏高，对于居民消费形成了一定的挤出，更为突出的问题是，房地产价格和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对居民消费产生较大挤出”，韩永文认为，近十多年来，我国城市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而居民收入水平相对房价水平明显偏低。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9年12月7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韩永文出席并演讲。 韩永文表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指导加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它向社会传递的强烈信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建设关乎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国家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一整套科学有效的现代化国家治理制度保障，而这一整套的国家治理制度是能够形成内在统一、相互联系，科学而缜密的统一体，为我国的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韩永文就“提高政府科学治理经济的能力和水平”谈了几点思考。 第一，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 《决定》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好市场形成的价格机制、市场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等作用。同时，要加强政府监管市场、引导市场预期，反对不公平竞争、维护生产者消费者正当权益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切实提高政府在这方面的执行力和科学治理的水平。 他表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至今还不时发生着诸如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超市摊位垄断租售的问题、生产销售假冒商品、缺乏有效监管的提高的奢侈品价格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反映出我国市场体系不健全，影响市场运行的基本经济机制，在运行上还有很多问题。同时也反映出我国政府在监管市场、反不正当竞争、保护合理合法竞争等治理能力不够强，市场经济治理水平不够高。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就是要在充分尊重经济规律和市场经济法则的基础上加快健全完善政府监管市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矫正市场失灵、引导市场预期、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保护消费者权益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度，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切实提高各级政府的制度执行力，通过制定国家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以及落实战略与规划实施的年度发展计划，引导市场投资、经营活动方向，指导市场主体理性、科学、有效配置资源，保障和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市场效率不断提升。 第二，大力提高政府科学治理经济的制度执行力。 “大家经常讲，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不能得到有效贯彻，就会形成花瓶和空中楼阁，有了科学而完备的制度体系，但在执行中被割裂、肢解，有选择的执行，就可能造成制度破损，损害社会运行秩序，带来‘破窗效应’，这种情况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韩永文表示。 他强调，当下除了制度建设还不健全、不完善以外，更为突出的是制度执行缺位、错位、越位的问题。“制度执行力不足已成为影响国家治理效能的短板，这是韩正副总理在他的辅导报告里所讲到的一句话”。 “所以在当前的社会经济生活当中，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徒成空文、敷衍以对、急功近利、打折扣、搞变通的情况仍然大量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时有发生，执行随意、执法随意、以权代法以及常态性的制度法令执行工作要以搞运动的方式加以推进等现象还大量存在”，韩永文称，这些都是在下一步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下更大力气加以解决的。 第三，下大力气提高政府科学治理经济的水平。 韩永文称，目前，我国很多领域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执行制度，特别是政府统筹协调治理经济建设、市场管理、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社会发展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客观、片面性、主观随意等情况。比如说，适应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中央提出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它与推进高质量发展并不相悖，并不是要以牺牲发展甚至是破坏生产力发展去保护生态环境，而是要求各地在保护生态环境的条件下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与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机协同，相互促进。《决定》在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守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制度建设要求的同时，还提出了健全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制度建设要求。这个要求是全面的、客观的、准确的，也是辩证统一的。 但他指出，多年来我国在贯彻环境保护上是有偏差的。“早些时候是执法不严、违法难究，破坏者很少承担责任，因而才有祁连山污染，不顾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别墅群的问题。近些年，随着执法刚性加大，执法不严、违法难究的情况有所减少，但又出现了一些不尊重经济发展规律、不能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关系，以及简单粗暴执法等一些偏颇的现象”。 他举例称，在临近水运条件发达、水运交通方便的地方建设发展重化工业，是符合生产力布局和运输发展规律的选择，也是降低生产运营成本的经济选择。但是，为了实施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很多地方不是通过制定生态环境保护标准、合理划定和规范企业在保护生态环境约束下的建设和生产边界，而是简单地采取一关了之或者简单搬迁转移等做法，造成经济发展损失、产业链条破坏，使经营者和国家利益受到损失。 再比如，今年以来市场猪肉价格一涨再涨，其原因除了非洲猪瘟影响，也与一些地方片面强调养猪业污染环境而简单地采取关闭养猪场、清除养殖户的做法有关。这些做法缺乏系统性思考，偏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的发展思想，部门之间在制度和执行政策上缺乏有效的协同配合，也可以说是治理方法不科学、执行力水平不高的一种表现。 第四，切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支撑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顺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势，不断提高提升党和政府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治理能力和驾驭能力，科学有效地推进更加均衡、更加充分、更加和谐、更加科学的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决定》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作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说明收入分配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也说明分配制度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促进社会公平稳定和和谐进步的重要基础性作用，同时也进一步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经过近40年高速增长之后，重新进入了常规增长时期。随着较长时期的超常规投资增长和入世后的爆发式的出口增长出现趋势性变化，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投资需求减弱与外资下滑，使中国经济回到了以消费增长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时代。 数据显示，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最终消费比重曾经有24年占到60%以上，最高的是1983年为66.8%，最终消费的比重从2003年开始下降，2010年降到最低为48.5%。其中，居民最终消费比重仅为35.6%。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居民的最终消费只有35.6%，这是不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要求，更不符合我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韩永文强调。 “从2011年起，最终消费比重开始缓慢回升，2018年回升到54.3%，但这一比重仍然偏低。说明我国消费需求不足仍然是经济发展的短板，消费需求不足主要是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众的支付能力不足。最终消费比重过低，一方面说明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出现偏差，另一方面也说明收入分配制度以及制度执行存在问题”，他表示。 韩永文还称，2003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79，2012年为0.474，2017年为0.467，尽管有下降，但这个下降是微乎其微的。我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对居民消费倾向形成很大的负面影响。有学者分析，城镇10%的最低收入家庭消费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高达93.5%，而10%的最高收入家庭消费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仅为59.8%，所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和提高消费能力应该是未来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也是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当中应该十分注重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比重偏高，对于居民消费形成了一定的挤出，更为突出的问题是，房地产价格和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对居民消费产生较大挤出”，韩永文认为，近十多年来，我国城市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而居民收入水平相对房价水平明显偏低。 国际上一般认为，5倍以上的房价收入比就是极度不可承受的，但2018年我国5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却是居民收入的11.4倍。不断上涨的过高房价致使城镇居民购房支出大幅增加，并拉动购房贷款比重大幅上升。 据统计，在银行新增贷款中，房地产贷款的比重2014年为28.1%，2016年上升到44.8%，2017年在国家不断加大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情况下仍然高达40%。购房贷款大幅度增加，直接导致居民负债杠杆率上升，用居民部门债务与居民可支配收入进行比较，2017年我国居民负债的高杠杆率高达110.9%，如此高昂的购房负担和债务偿还压力，必然影响市场的即期消费和预期消费。有学者指出中国居民部门的债务压力不断加重，已经成为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 韩永文直言，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在投资增长不振、进出口增长大幅下滑的情况下，本来更需要稳健的消费增长来支撑经济增长，但消费增长的势头也在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由3月份的8.7%滑落到10月份的7.2%，环比增长率逐月下降。这说明居民收入增长受制、收入增长预期不看好、居民消费支出边际能力下降，继续下去将会拖累明年的经济增长，明年的经济工作安排建议要在稳定经济增长中更加重视稳定扩大国内需求，尤其要在稳扩大居民消费上采取更加有利的措施，更加突出稳定和扩大就业，保证居民收入稳定增加。 “要结合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积极培育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较大幅度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整顿规范房地产市场发展，加大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促进房价回调，通过一定的有效的政策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刚性住房需求，严格控制投机性购房和炒房，稳定消费市场预期，增强消费市场发展活力，合理引导长期市场消费增长预期，较大幅度提高居民最终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和消费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他强调。[详情]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居民的最终消费只有35.6%，这是不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要求，更不符合我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韩永文强调。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9年12月7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韩永文出席并演讲。 韩永文表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指导加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它向社会传递的强烈信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建设关乎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国家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一整套科学有效的现代化国家治理制度保障，而这一整套的国家治理制度是能够形成内在统一、相互联系，科学而缜密的统一体，为我国的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韩永文就“提高政府科学治理经济的能力和水平”谈了几点思考。 第一，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 《决定》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好市场形成的价格机制、市场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等作用。同时，要加强政府监管市场、引导市场预期，反对不公平竞争、维护生产者消费者正当权益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切实提高政府在这方面的执行力和科学治理的水平。 他表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至今还不时发生着诸如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超市摊位垄断租售的问题、生产销售假冒商品、缺乏有效监管的提高的奢侈品价格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反映出我国市场体系不健全，影响市场运行的基本经济机制，在运行上还有很多问题。同时也反映出我国政府在监管市场、反不正当竞争、保护合理合法竞争等治理能力不够强，市场经济治理水平不够高。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就是要在充分尊重经济规律和市场经济法则的基础上加快健全完善政府监管市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矫正市场失灵、引导市场预期、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保护消费者权益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度，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切实提高各级政府的制度执行力，通过制定国家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以及落实战略与规划实施的年度发展计划，引导市场投资、经营活动方向，指导市场主体理性、科学、有效配置资源，保障和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市场效率不断提升。 第二，大力提高政府科学治理经济的制度执行力。 “大家经常讲，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不能得到有效贯彻，就会形成花瓶和空中楼阁，有了科学而完备的制度体系，但在执行中被割裂、肢解，有选择的执行，就可能造成制度破损，损害社会运行秩序，带来‘破窗效应’，这种情况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韩永文表示。 他强调，当下除了制度建设还不健全、不完善以外，更为突出的是制度执行缺位、错位、越位的问题。“制度执行力不足已成为影响国家治理效能的短板，这是韩正副总理在他的辅导报告里所讲到的一句话”。 “所以在当前的社会经济生活当中，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徒成空文、敷衍以对、急功近利、打折扣、搞变通的情况仍然大量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时有发生，执行随意、执法随意、以权代法以及常态性的制度法令执行工作要以搞运动的方式加以推进等现象还大量存在”，韩永文称，这些都是在下一步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下更大力气加以解决的。 第三，下大力气提高政府科学治理经济的水平。 韩永文称，目前，我国很多领域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执行制度，特别是政府统筹协调治理经济建设、市场管理、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社会发展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客观、片面性、主观随意等情况。比如说，适应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中央提出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它与推进高质量发展并不相悖，并不是要以牺牲发展甚至是破坏生产力发展去保护生态环境，而是要求各地在保护生态环境的条件下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与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机协同，相互促进。《决定》在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守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制度建设要求的同时，还提出了健全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制度建设要求。这个要求是全面的、客观的、准确的，也是辩证统一的。 但他指出，多年来我国在贯彻环境保护上是有偏差的。“早些时候是执法不严、违法难究，破坏者很少承担责任，因而才有祁连山污染，不顾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别墅群的问题。近些年，随着执法刚性加大，执法不严、违法难究的情况有所减少，但又出现了一些不尊重经济发展规律、不能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关系，以及简单粗暴执法等一些偏颇的现象”。 他举例称，在临近水运条件发达、水运交通方便的地方建设发展重化工业，是符合生产力布局和运输发展规律的选择，也是降低生产运营成本的经济选择。但是，为了实施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很多地方不是通过制定生态环境保护标准、合理划定和规范企业在保护生态环境约束下的建设和生产边界，而是简单地采取一关了之或者简单搬迁转移等做法，造成经济发展损失、产业链条破坏，使经营者和国家利益受到损失。 再比如，今年以来市场猪肉价格一涨再涨，其原因除了非洲猪瘟影响，也与一些地方片面强调养猪业污染环境而简单地采取关闭养猪场、清除养殖户的做法有关。这些做法缺乏系统性思考，偏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的发展思想，部门之间在制度和执行政策上缺乏有效的协同配合，也可以说是治理方法不科学、执行力水平不高的一种表现。 第四，切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支撑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顺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势，不断提高提升党和政府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治理能力和驾驭能力，科学有效地推进更加均衡、更加充分、更加和谐、更加科学的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决定》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作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说明收入分配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也说明分配制度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促进社会公平稳定和和谐进步的重要基础性作用，同时也进一步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经过近40年高速增长之后，重新进入了常规增长时期。随着较长时期的超常规投资增长和入世后的爆发式的出口增长出现趋势性变化，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投资需求减弱与外资下滑，使中国经济回到了以消费增长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时代。 数据显示，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最终消费比重曾经有24年占到60%以上，最高的是1983年为66.8%，最终消费的比重从2003年开始下降，2010年降到最低为48.5%。其中，居民最终消费比重仅为35.6%。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居民的最终消费只有35.6%，这是不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要求，更不符合我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韩永文强调。 “从2011年起，最终消费比重开始缓慢回升，2018年回升到54.3%，但这一比重仍然偏低。说明我国消费需求不足仍然是经济发展的短板，消费需求不足主要是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众的支付能力不足。最终消费比重过低，一方面说明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出现偏差，另一方面也说明收入分配制度以及制度执行存在问题”，他表示。 韩永文还称，2003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79，2012年为0.474，2017年为0.467，尽管有下降，但这个下降是微乎其微的。我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对居民消费倾向形成很大的负面影响。有学者分析，城镇10%的最低收入家庭消费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高达93.5%，而10%的最高收入家庭消费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仅为59.8%，所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和提高消费能力应该是未来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也是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当中应该十分注重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比重偏高，对于居民消费形成了一定的挤出，更为突出的问题是，房地产价格和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对居民消费产生较大挤出”，韩永文认为，近十多年来，我国城市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而居民收入水平相对房价水平明显偏低。 国际上一般认为，5倍以上的房价收入比就是极度不可承受的，但2018年我国5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却是居民收入的11.4倍。不断上涨的过高房价致使城镇居民购房支出大幅增加，并拉动购房贷款比重大幅上升。 据统计，在银行新增贷款中，房地产贷款的比重2014年为28.1%，2016年上升到44.8%，2017年在国家不断加大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情况下仍然高达40%。购房贷款大幅度增加，直接导致居民负债杠杆率上升，用居民部门债务与居民可支配收入进行比较，2017年我国居民负债的高杠杆率高达110.9%，如此高昂的购房负担和债务偿还压力，必然影响市场的即期消费和预期消费。有学者指出中国居民部门的债务压力不断加重，已经成为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 韩永文直言，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在投资增长不振、进出口增长大幅下滑的情况下，本来更需要稳健的消费增长来支撑经济增长，但消费增长的势头也在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由3月份的8.7%滑落到10月份的7.2%，环比增长率逐月下降。这说明居民收入增长受制、收入增长预期不看好、居民消费支出边际能力下降，继续下去将会拖累明年的经济增长，明年的经济工作安排建议要在稳定经济增长中更加重视稳定扩大国内需求，尤其要在稳扩大居民消费上采取更加有利的措施，更加突出稳定和扩大就业，保证居民收入稳定增加。 “要结合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积极培育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较大幅度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整顿规范房地产市场发展，加大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促进房价回调，通过一定的有效的政策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刚性住房需求，严格控制投机性购房和炒房，稳定消费市场预期，增强消费市场发展活力，合理引导长期市场消费增长预期，较大幅度提高居民最终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和消费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他强调。[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9年12月7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韩永文出席并演讲。 韩永文表示，我国经济发展在去年和今年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明年可能是会是“叠加”的趋势，因此，明年经济的“稳增长”非常重要。“如果明年‘稳增长’能够过了这个坎，中国经济再经过快速改革和调整，应该说在后几年会进入一个平坦期、稳住这个平坦对中国经济发展很重要”。 “我认为明年经济“保6”还是非常需要的”，他强调。 韩永文指出，明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压力可能在于就业问题。“据有关数据显示，明年光大学毕业生就有870万，中专毕业生有400万，还有这几年没有消化掉的大学毕业生，所以明年的就业压力很大、非常大，而且这都是一些高质量的劳动力得不到就业的压力”。 “不稳定经济增长、保持一定的较快速度的增长，可能对就业和社会稳定带来很大冲击和风险”，他说。[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9年12月7日在北京举办。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出席并以“用刺激性办法保6，还是用改革的办法稳5”为题发表演讲。 刘世锦首先澄清了关于我国经济的两个基本事实： 第一，从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到近10年的经济增速逐步回落，很那用一般的周期波动理论去解释。在刘世锦看来，这是一个增长阶段的转换——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将来5%左右的中速增长。 他给出了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工业化阶段，重要历史需求峰值相继出现。“房地产峰值出现在2003年，基建投资峰值在2006年，出口峰值在2011年左右就已经出现了。另外，我们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像焦炭、水泥、乙烯、粗钢等等，都相继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出现了以后，整个增长就会进入所谓的平台期，然后逐步回落”。 二是人口和劳动力结构的重要变化。刘世锦称，从2012年开始，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每年至少减少二百万，最近几年更是达到了四、五百万人。就业人口总量从2018年开始下降。“所以我们最近几年，稳增长是为了稳就业，其实反过来想，就是因为劳动力总量和结构的变化，它本身就是经济减速的一个变量”。 三是可利用的技术减少。我国已经形成了全世界最为齐全的工业门类，而且已经在部分领域并跑和领跑，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利用的技术已经明显减少”。 四是资源环境可承受的能力达到了临界点。刘世锦表示，资源的消耗、碳排放已经接近了历史峰值，环境容量大幅度收缩，部分地区超过临界值，最为明显的就是雾霾天气的影响。 刘世锦举例称，从国际经验来讲，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都经历了二三十年高速增长，当人均GDP达到1.1万国际元的时候都由高速转向中速，日本在70年代初期，直接降到4到4.5%了，韩国是90年代后期，直接降到5%左右，中国台湾是80年代的后期，由10%降到5-6%。 “我最近组织了一个团队，一直在研究潜在增长率的问题，最后算出来的，就是2020年到2025年的潜在增长率，基本上都在6%以下，在5到6之间。我们经历的是增长阶段的转换，它是符合规律的。下一步，其实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是在6%以下的，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刘世锦直言。 第二个基本的事实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不可能改变潜在增长率。从经济理论角度来讲，经济增长是由要素的供给特别是要素的质量及其组合的结构，或者简单地说，由结构性潜能来决定的。 “最近呼吁货币政策放宽的呼声比较高。实际上，这些年货币政策总体上是比较宽松的，前些年为了稳增长，加杠杆，而且出现了杠杆率过快上升的情况。所以中国目前为止没有出现说是由于货币政策过紧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刘世锦认为。 至于脱实向虚、传导不畅、民营和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等问题，在其看来，都是属于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作为总量政策的货币政策，很难影响或改变这种现象。 “所以，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的宏观政策并不紧，总体上还是比较偏松的。如果你想继续把它放松，放得更松，用一种刺激性政策，试图达到超过潜在增长率的增速，实际上是寅吃卯粮”，他直言。 他还告诫称，刺激性政策有可能成为“经济真正断崖式下跌的一个诱因，这是目前特别需要警惕的”。 刘世锦认为，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平台，但还没有稳下来，“今后一两年内还有一个百分点左右的回落空间。中速平台增速可能稳定在5到6%，或者到5%左右”。“根据我们宏观模型分析，明年一季度后，经济有很大可能性再次进入下行通道，所以明年稳增长的压力和挑战将大于今年”。 他也解释称，5%左右的经济增速符合我国现在的潜在增长率，“像2018年，我们的新增量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今后一两年、两三年，可能会相当于一个俄罗斯，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提供了全世界30%的需求量。但是我们老的结构性潜能，就是刚才讲的三大需求来源，基建、房地产和出口，基本上动能已经不足了，它对存量很重要，但是增量已经不能再靠它了，必须要激发与中速增长期相匹配的新的结构性潜能，否则这个5%不一定能保得住。但是，我们看到由于存在体制机制上的束缚，不少新的结构性潜能你看得见、抓不住”。 刘世锦提出，下一步，特别是从明年开始，重点要放到挖掘新的结构性潜能的改革和政策调整上。 他提出六个方面的改革： 第一，通过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大都市圈发展。“最近《土地管理法》给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开了一个口子，但是宅基地朝外流转还不允许，我觉得这个改革必须加快，否则这个大都市圈的潜能，我们只能是看得见、抓不住”。 第二，打破行政性垄断，改进低效率部门。他认为部分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缺少充分竞争的领域，特别是技术产业需要进一步改革。“下一步，将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领域，应该实质性地放宽准入、促进竞争上，应该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 刘世锦称，“石油、天然气行业能不能上中下游全链条放宽准入、放开进口。这样做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包括电信行业，能不能再搞一两家民营资本或者系统之外的包括国有资本在内的投资者参与的这种基础电信运营商，不是虚拟电信运营商。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带动有效投资，更重要的是可以降低实体经济和全社会生产生活的技术性成本，从全局上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 第三，促进产业内优胜劣汰、转型升级。刘世锦表示，在此过程，要防止由于不公平竞争导致的优不能胜、劣不能汰的逆向选择。“比如一些民营企业是头部企业，但是他贷款被抽走了，日子很难过，不得不投靠国企，其实他投靠的那个企业效率比他更差”。 第四，以创新带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产业的增长。“中国下来一定要形成一批区域性的创新中心和创新性城市，但是这个不是谁规定的，是通过竞争形成的。我们最大的短板是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滞后。下一步，你要解决一大批诺贝尔奖金的研究成果能够成批出现的土壤，否则创新将会后劲不足”。 第五，培育更适应中小微企业成长的制度环境。金融体系必须进行专业化、数字化、市场化改革，全面提升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能力和水平。 第六，传统的工业化方式转向绿色发展。这需要解决好生态服务资本价值的核算，解决绿色发展中算账的问题，需要推广更大的绿色技术和配套的体制机制政策。 刘世锦表示，上述六点都与改革相关，都能够激发新的结构性动能。但需要调动三个积极性： 一是政府官员的积极性。这要解决激励和约束的再平衡问题。“能不能表彰一批愿作为、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突出业绩评价和用人导向，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因为地方竞争机制是中国经济发展过去最重要的发动机之一，这个发动机不能熄火”。 二是企业家的积极性。最重要的是稳定预期和信心，让企业家愿意促进创新和进行长期投资。 三是科学家的积极性，能够心无旁鹜，自由探索。“不能整天为了报账、审批课题忙得不行”，逐步形成诺贝尔奖级研究成果成批稳定涌现的环境。 刘世锦还特别强调，“高质量发展还得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我们新时期特别应该强调的改革的基本方法论，把机制问题解决好，各方面增长都能够得到充分释放，推动中国经济有活力、有韧性、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9年12月7日在北京举办。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出席并以“用刺激性办法保6，还是用改革的办法稳5”为题发表演讲。 刘世锦首先澄清了关于我国经济的两个基本事实： 第一，从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到近10年的经济增速逐步回落，很那用一般的周期波动理论去解释。在刘世锦看来，这是一个增长阶段的转换——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将来5%左右的中速增长。 他给出了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工业化阶段，重要历史需求峰值相继出现。“房地产峰值出现在2003年，基建投资峰值在2006年，出口峰值在2011年左右就已经出现了。另外，我们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像焦炭、水泥、乙烯、粗钢等等，都相继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出现了以后，整个增长就会进入所谓的平台期，然后逐步回落”。 二是人口和劳动力结构的重要变化。刘世锦称，从2012年开始，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每年至少减少二百万，最近几年更是达到了四、五百万人。就业人口总量从2018年开始下降。“所以我们最近几年，稳增长是为了稳就业，其实反过来想，就是因为劳动力总量和结构的变化，它本身就是经济减速的一个变量”。 三是可利用的技术减少。我国已经形成了全世界最为齐全的工业门类，而且已经在部分领域并跑和领跑，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利用的技术已经明显减少”。 四是资源环境可承受的能力达到了临界点。刘世锦表示，资源的消耗、碳排放已经接近了历史峰值，环境容量大幅度收缩，部分地区超过临界值，最为明显的就是雾霾天气的影响。 刘世锦举例称，从国际经验来讲，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都经历了二三十年高速增长，当人均GDP达到1.1万国际元的时候都由高速转向中速，日本在70年代初期，直接降到4到4.5%了，韩国是90年代后期，直接降到5%左右，中国台湾是80年代的后期，由10%降到5-6%。 “我最近组织了一个团队，一直在研究潜在增长率的问题，最后算出来的，就是2020年到2025年的潜在增长率，基本上都在6%以下，在5到6之间。我们经历的是增长阶段的转换，它是符合规律的。下一步，其实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是在6%以下的，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刘世锦直言。 第二个基本的事实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不可能改变潜在增长率。从经济理论角度来讲，经济增长是由要素的供给特别是要素的质量及其组合的结构，或者简单地说，由结构性潜能来决定的。 “最近呼吁货币政策放宽的呼声比较高。实际上，这些年货币政策总体上是比较宽松的，前些年为了稳增长，加杠杆，而且出现了杠杆率过快上升的情况。所以中国目前为止没有出现说是由于货币政策过紧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刘世锦认为。 至于脱实向虚、传导不畅、民营和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等问题，在其看来，都是属于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作为总量政策的货币政策，很难影响或改变这种现象。 “所以，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的宏观政策并不紧，总体上还是比较偏松的。如果你想继续把它放松，放得更松，用一种刺激性政策，试图达到超过潜在增长率的增速，实际上是寅吃卯粮”，他直言。 他还告诫称，刺激性政策有可能成为“经济真正断崖式下跌的一个诱因，这是目前特别需要警惕的”。 刘世锦认为，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平台，但还没有稳下来，“今后一两年内还有一个百分点左右的回落空间。中速平台增速可能稳定在5到6%，或者到5%左右”。“根据我们宏观模型分析，明年一季度后，经济有很大可能性再次进入下行通道，所以明年稳增长的压力和挑战将大于今年”。 他也解释称，5%左右的经济增速符合我国现在的潜在增长率，“像2018年，我们的新增量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今后一两年、两三年，可能会相当于一个俄罗斯，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提供了全世界30%的需求量。但是我们老的结构性潜能，就是刚才讲的三大需求来源，基建、房地产和出口，基本上动能已经不足了，它对存量很重要，但是增量已经不能再靠它了，必须要激发与中速增长期相匹配的新的结构性潜能，否则这个5%不一定能保得住。但是，我们看到由于存在体制机制上的束缚，不少新的结构性潜能你看得见、抓不住”。 刘世锦提出，下一步，特别是从明年开始，重点要放到挖掘新的结构性潜能的改革和政策调整上。 他提出六个方面的改革： 第一，通过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大都市圈发展。“最近《土地管理法》给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开了一个口子，但是宅基地朝外流转还不允许，我觉得这个改革必须加快，否则这个大都市圈的潜能，我们只能是看得见、抓不住”。 第二，打破行政性垄断，改进低效率部门。他认为部分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缺少充分竞争的领域，特别是技术产业需要进一步改革。“下一步，将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领域，应该实质性地放宽准入、促进竞争上，应该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 刘世锦称，“石油、天然气行业能不能上中下游全链条放宽准入、放开进口。这样做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包括电信行业，能不能再搞一两家民营资本或者系统之外的包括国有资本在内的投资者参与的这种基础电信运营商，不是虚拟电信运营商。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带动有效投资，更重要的是可以降低实体经济和全社会生产生活的技术性成本，从全局上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 第三，促进产业内优胜劣汰、转型升级。刘世锦表示，在此过程，要防止由于不公平竞争导致的优不能胜、劣不能汰的逆向选择。“比如一些民营企业是头部企业，但是他贷款被抽走了，日子很难过，不得不投靠国企，其实他投靠的那个企业效率比他更差”。 第四，以创新带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产业的增长。“中国下来一定要形成一批区域性的创新中心和创新性城市，但是这个不是谁规定的，是通过竞争形成的。我们最大的短板是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滞后。下一步，你要解决一大批诺贝尔奖金的研究成果能够成批出现的土壤，否则创新将会后劲不足”。 第五，培育更适应中小微企业成长的制度环境。金融体系必须进行专业化、数字化、市场化改革，全面提升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能力和水平。 第六，传统的工业化方式转向绿色发展。这需要解决好生态服务资本价值的核算，解决绿色发展中算账的问题，需要推广更大的绿色技术和配套的体制机制政策。 刘世锦表示，上述六点都与改革相关，都能够激发新的结构性动能。但需要调动三个积极性： 一是政府官员的积极性。这要解决激励和约束的再平衡问题。“能不能表彰一批愿作为、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突出业绩评价和用人导向，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因为地方竞争机制是中国经济发展过去最重要的发动机之一，这个发动机不能熄火”。 二是企业家的积极性。最重要的是稳定预期和信心，让企业家愿意促进创新和进行长期投资。 三是科学家的积极性，能够心无旁鹜，自由探索。“不能整天为了报账、审批课题忙得不行”，逐步形成诺贝尔奖级研究成果成批稳定涌现的环境。 刘世锦还特别强调，“高质量发展还得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我们新时期特别应该强调的改革的基本方法论，把机制问题解决好，各方面增长都能够得到充分释放，推动中国经济有活力、有韧性、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9年12月7日在北京举办。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出席并以“用刺激性办法保6，还是用改革的办法稳5”为题发表演讲。 刘世锦首先澄清了关于我国经济的两个基本事实： 第一，从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到近10年的经济增速逐步回落，很那用一般的周期波动理论去解释。在刘世锦看来，这是一个增长阶段的转换——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将来5%左右的中速增长。 他给出了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工业化阶段，重要历史需求峰值相继出现。“房地产峰值出现在2003年，基建投资峰值在2006年，出口峰值在2011年左右就已经出现了。另外，我们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像焦炭、水泥、乙烯、粗钢等等，都相继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出现了以后，整个增长就会进入所谓的平台期，然后逐步回落”。 二是人口和劳动力结构的重要变化。刘世锦称，从2012年开始，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每年至少减少二百万，最近几年更是达到了四、五百万人。就业人口总量从2018年开始下降。“所以我们最近几年，稳增长是为了稳就业，其实反过来想，就是因为劳动力总量和结构的变化，它本身就是经济减速的一个变量”。 三是可利用的技术减少。我国已经形成了全世界最为齐全的工业门类，而且已经在部分领域并跑和领跑，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利用的技术已经明显减少”。 四是资源环境可承受的能力达到了临界点。刘世锦表示，资源的消耗、碳排放已经接近了历史峰值，环境容量大幅度收缩，部分地区超过临界值，最为明显的就是雾霾天气的影响。 刘世锦举例称，从国际经验来讲，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都经历了二三十年高速增长，当人均GDP达到1.1万国际元的时候都由高速转向中速，日本在70年代初期，直接降到4到4.5%了，韩国是90年代后期，直接降到5%左右，中国台湾是80年代的后期，由10%降到5-6%。 “我最近组织了一个团队，一直在研究潜在增长率的问题，最后算出来的，就是2020年到2025年的潜在增长率，基本上都在6%以下，在5到6之间。我们经历的是增长阶段的转换，它是符合规律的。下一步，其实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是在6%以下的，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刘世锦直言。 第二个基本的事实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不可能改变潜在增长率。从经济理论角度来讲，经济增长是由要素的供给特别是要素的质量及其组合的结构，或者简单地说，由结构性潜能来决定的。 “最近呼吁货币政策放宽的呼声比较高。实际上，这些年货币政策总体上是比较宽松的，前些年为了稳增长，加杠杆，而且出现了杠杆率过快上升的情况。所以中国目前为止没有出现说是由于货币政策过紧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刘世锦认为。 至于脱实向虚、传导不畅、民营和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等问题，在其看来，都是属于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作为总量政策的货币政策，很难影响或改变这种现象。 “所以，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的宏观政策并不紧，总体上还是比较偏松的。如果你想继续把它放松，放得更松，用一种刺激性政策，试图达到超过潜在增长率的增速，实际上是寅吃卯粮”，他直言。 他还告诫称，刺激性政策有可能成为“经济真正断崖式下跌的一个诱因，这是目前特别需要警惕的”。 刘世锦认为，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平台，但还没有稳下来，“今后一两年内还有一个百分点左右的回落空间。中速平台增速可能稳定在5到6%，或者到5%左右”。“根据我们宏观模型分析，明年一季度后，经济有很大可能性再次进入下行通道，所以明年稳增长的压力和挑战将大于今年”。 他也解释称，5%左右的经济增速符合我国现在的潜在增长率，“像2018年，我们的新增量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今后一两年、两三年，可能会相当于一个俄罗斯，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提供了全世界30%的需求量。但是我们老的结构性潜能，就是刚才讲的三大需求来源，基建、房地产和出口，基本上动能已经不足了，它对存量很重要，但是增量已经不能再靠它了，必须要激发与中速增长期相匹配的新的结构性潜能，否则这个5%不一定能保得住。但是，我们看到由于存在体制机制上的束缚，不少新的结构性潜能你看得见、抓不住”。 刘世锦提出，下一步，特别是从明年开始，重点要放到挖掘新的结构性潜能的改革和政策调整上。 他提出六个方面的改革： 第一，通过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大都市圈发展。“最近《土地管理法》给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开了一个口子，但是宅基地朝外流转还不允许，我觉得这个改革必须加快，否则这个大都市圈的潜能，我们只能是看得见、抓不住”。 第二，打破行政性垄断，改进低效率部门。他认为部分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缺少充分竞争的领域，特别是技术产业需要进一步改革。“下一步，将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领域，应该实质性地放宽准入、促进竞争上，应该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 刘世锦称，“石油、天然气行业能不能上中下游全链条放宽准入、放开进口。这样做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包括电信行业，能不能再搞一两家民营资本或者系统之外的包括国有资本在内的投资者参与的这种基础电信运营商，不是虚拟电信运营商。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带动有效投资，更重要的是可以降低实体经济和全社会生产生活的技术性成本，从全局上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 第三，促进产业内优胜劣汰、转型升级。刘世锦表示，在此过程，要防止由于不公平竞争导致的优不能胜、劣不能汰的逆向选择。“比如一些民营企业是头部企业，但是他贷款被抽走了，日子很难过，不得不投靠国企，其实他投靠的那个企业效率比他更差”。 第四，以创新带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产业的增长。“中国下来一定要形成一批区域性的创新中心和创新性城市，但是这个不是谁规定的，是通过竞争形成的。我们最大的短板是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滞后。下一步，你要解决一大批诺贝尔奖金的研究成果能够成批出现的土壤，否则创新将会后劲不足”。 第五，培育更适应中小微企业成长的制度环境。金融体系必须进行专业化、数字化、市场化改革，全面提升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能力和水平。 第六，传统的工业化方式转向绿色发展。这需要解决好生态服务资本价值的核算，解决绿色发展中算账的问题，需要推广更大的绿色技术和配套的体制机制政策。 刘世锦表示，上述六点都与改革相关，都能够激发新的结构性动能。但需要调动三个积极性： 一是政府官员的积极性。这要解决激励和约束的再平衡问题。“能不能表彰一批愿作为、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突出业绩评价和用人导向，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因为地方竞争机制是中国经济发展过去最重要的发动机之一，这个发动机不能熄火”。 二是企业家的积极性。最重要的是稳定预期和信心，让企业家愿意促进创新和进行长期投资。 三是科学家的积极性，能够心无旁鹜，自由探索。“不能整天为了报账、审批课题忙得不行”，逐步形成诺贝尔奖级研究成果成批稳定涌现的环境。 刘世锦还特别强调，“高质量发展还得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我们新时期特别应该强调的改革的基本方法论，把机制问题解决好，各方面增长都能够得到充分释放，推动中国经济有活力、有韧性、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9年12月7日在北京举办。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出席并以“用刺激性办法保6，还是用改革的办法稳5”为题发表演讲。 刘世锦首先澄清了关于我国经济的两个基本事实： 第一，从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到近10年的经济增速逐步回落，很那用一般的周期波动理论去解释。在刘世锦看来，这是一个增长阶段的转换——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将来5%左右的中速增长。 他给出了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工业化阶段，重要历史需求峰值相继出现。“房地产峰值出现在2003年，基建投资峰值在2006年，出口峰值在2011年左右就已经出现了。另外，我们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像焦炭、水泥、乙烯、粗钢等等，都相继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出现了以后，整个增长就会进入所谓的平台期，然后逐步回落”。 二是人口和劳动力结构的重要变化。刘世锦称，从2012年开始，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每年至少减少二百万，最近几年更是达到了四、五百万人。就业人口总量从2018年开始下降。“所以我们最近几年，稳增长是为了稳就业，其实反过来想，就是因为劳动力总量和结构的变化，它本身就是经济减速的一个变量”。 三是可利用的技术减少。我国已经形成了全世界最为齐全的工业门类，而且已经在部分领域并跑和领跑，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利用的技术已经明显减少”。 四是资源环境可承受的能力达到了临界点。刘世锦表示，资源的消耗、碳排放已经接近了历史峰值，环境容量大幅度收缩，部分地区超过临界值，最为明显的就是雾霾天气的影响。 刘世锦举例称，从国际经验来讲，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都经历了二三十年高速增长，当人均GDP达到1.1万国际元的时候都由高速转向中速，日本在70年代初期，直接降到4到4.5%了，韩国是90年代后期，直接降到5%左右，中国台湾是80年代的后期，由10%降到5-6%。 “我最近组织了一个团队，一直在研究潜在增长率的问题，最后算出来的，就是2020年到2025年的潜在增长率，基本上都在6%以下，在5到6之间。我们经历的是增长阶段的转换，它是符合规律的。下一步，其实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是在6%以下的，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刘世锦直言。 第二个基本的事实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不可能改变潜在增长率。从经济理论角度来讲，经济增长是由要素的供给特别是要素的质量及其组合的结构，或者简单地说，由结构性潜能来决定的。 “最近呼吁货币政策放宽的呼声比较高。实际上，这些年货币政策总体上是比较宽松的，前些年为了稳增长，加杠杆，而且出现了杠杆率过快上升的情况。所以中国目前为止没有出现说是由于货币政策过紧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刘世锦认为。 至于脱实向虚、传导不畅、民营和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等问题，在其看来，都是属于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作为总量政策的货币政策，很难影响或改变这种现象。 “所以，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的宏观政策并不紧，总体上还是比较偏松的。如果你想继续把它放松，放得更松，用一种刺激性政策，试图达到超过潜在增长率的增速，实际上是寅吃卯粮”，他直言。 他还告诫称，刺激性政策有可能成为“经济真正断崖式下跌的一个诱因，这是目前特别需要警惕的”。 刘世锦认为，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平台，但还没有稳下来，“今后一两年内还有一个百分点左右的回落空间。中速平台增速可能稳定在5到6%，或者到5%左右”。“根据我们宏观模型分析，明年一季度后，经济有很大可能性再次进入下行通道，所以明年稳增长的压力和挑战将大于今年”。 他也解释称，5%左右的经济增速符合我国现在的潜在增长率，“像2018年，我们的新增量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今后一两年、两三年，可能会相当于一个俄罗斯，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提供了全世界30%的需求量。但是我们老的结构性潜能，就是刚才讲的三大需求来源，基建、房地产和出口，基本上动能已经不足了，它对存量很重要，但是增量已经不能再靠它了，必须要激发与中速增长期相匹配的新的结构性潜能，否则这个5%不一定能保得住。但是，我们看到由于存在体制机制上的束缚，不少新的结构性潜能你看得见、抓不住”。 刘世锦提出，下一步，特别是从明年开始，重点要放到挖掘新的结构性潜能的改革和政策调整上。 他提出六个方面的改革： 第一，通过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大都市圈发展。“最近《土地管理法》给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开了一个口子，但是宅基地朝外流转还不允许，我觉得这个改革必须加快，否则这个大都市圈的潜能，我们只能是看得见、抓不住”。 第二，打破行政性垄断，改进低效率部门。他认为部分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缺少充分竞争的领域，特别是技术产业需要进一步改革。“下一步，将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领域，应该实质性地放宽准入、促进竞争上，应该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 刘世锦称，“石油、天然气行业能不能上中下游全链条放宽准入、放开进口。这样做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包括电信行业，能不能再搞一两家民营资本或者系统之外的包括国有资本在内的投资者参与的这种基础电信运营商，不是虚拟电信运营商。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带动有效投资，更重要的是可以降低实体经济和全社会生产生活的技术性成本，从全局上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 第三，促进产业内优胜劣汰、转型升级。刘世锦表示，在此过程，要防止由于不公平竞争导致的优不能胜、劣不能汰的逆向选择。“比如一些民营企业是头部企业，但是他贷款被抽走了，日子很难过，不得不投靠国企，其实他投靠的那个企业效率比他更差”。 第四，以创新带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产业的增长。“中国下来一定要形成一批区域性的创新中心和创新性城市，但是这个不是谁规定的，是通过竞争形成的。我们最大的短板是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滞后。下一步，你要解决一大批诺贝尔奖金的研究成果能够成批出现的土壤，否则创新将会后劲不足”。 第五，培育更适应中小微企业成长的制度环境。金融体系必须进行专业化、数字化、市场化改革，全面提升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能力和水平。 第六，传统的工业化方式转向绿色发展。这需要解决好生态服务资本价值的核算，解决绿色发展中算账的问题，需要推广更大的绿色技术和配套的体制机制政策。 刘世锦表示，上述六点都与改革相关，都能够激发新的结构性动能。但需要调动三个积极性： 一是政府官员的积极性。这要解决激励和约束的再平衡问题。“能不能表彰一批愿作为、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突出业绩评价和用人导向，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因为地方竞争机制是中国经济发展过去最重要的发动机之一，这个发动机不能熄火”。 二是企业家的积极性。最重要的是稳定预期和信心，让企业家愿意促进创新和进行长期投资。 三是科学家的积极性，能够心无旁鹜，自由探索。“不能整天为了报账、审批课题忙得不行”，逐步形成诺贝尔奖级研究成果成批稳定涌现的环境。 刘世锦还特别强调，“高质量发展还得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我们新时期特别应该强调的改革的基本方法论，把机制问题解决好，各方面增长都能够得到充分释放，推动中国经济有活力、有韧性、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9年12月7日在北京举办。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出席并以“用刺激性办法保6，还是用改革的办法稳5”为题发表演讲。 刘世锦首先澄清了关于我国经济的两个基本事实： 第一，从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到近10年的经济增速逐步回落，很那用一般的周期波动理论去解释。在刘世锦看来，这是一个增长阶段的转换——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将来5%左右的中速增长。 他给出了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工业化阶段，重要历史需求峰值相继出现。“房地产峰值出现在2003年，基建投资峰值在2006年，出口峰值在2011年左右就已经出现了。另外，我们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像焦炭、水泥、乙烯、粗钢等等，都相继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出现了以后，整个增长就会进入所谓的平台期，然后逐步回落”。 二是人口和劳动力结构的重要变化。刘世锦称，从2012年开始，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每年至少减少二百万，最近几年更是达到了四、五百万人。就业人口总量从2018年开始下降。“所以我们最近几年，稳增长是为了稳就业，其实反过来想，就是因为劳动力总量和结构的变化，它本身就是经济减速的一个变量”。 三是可利用的技术减少。我国已经形成了全世界最为齐全的工业门类，而且已经在部分领域并跑和领跑，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利用的技术已经明显减少”。 四是资源环境可承受的能力达到了临界点。刘世锦表示，资源的消耗、碳排放已经接近了历史峰值，环境容量大幅度收缩，部分地区超过临界值，最为明显的就是雾霾天气的影响。 刘世锦举例称，从国际经验来讲，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都经历了二三十年高速增长，当人均GDP达到1.1万国际元的时候都由高速转向中速，日本在70年代初期，直接降到4到4.5%了，韩国是90年代后期，直接降到5%左右，中国台湾是80年代的后期，由10%降到5-6%。 “我最近组织了一个团队，一直在研究潜在增长率的问题，最后算出来的，就是2020年到2025年的潜在增长率，基本上都在6%以下，在5到6之间。我们经历的是增长阶段的转换，它是符合规律的。下一步，其实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是在6%以下的，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刘世锦直言。 第二个基本的事实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不可能改变潜在增长率。从经济理论角度来讲，经济增长是由要素的供给特别是要素的质量及其组合的结构，或者简单地说，由结构性潜能来决定的。 “最近呼吁货币政策放宽的呼声比较高。实际上，这些年货币政策总体上是比较宽松的，前些年为了稳增长，加杠杆，而且出现了杠杆率过快上升的情况。所以中国目前为止没有出现说是由于货币政策过紧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刘世锦认为。 至于脱实向虚、传导不畅、民营和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等问题，在其看来，都是属于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作为总量政策的货币政策，很难影响或改变这种现象。 “所以，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的宏观政策并不紧，总体上还是比较偏松的。如果你想继续把它放松，放得更松，用一种刺激性政策，试图达到超过潜在增长率的增速，实际上是寅吃卯粮”，他直言。 他还告诫称，刺激性政策有可能成为“经济真正断崖式下跌的一个诱因，这是目前特别需要警惕的”。 刘世锦认为，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平台，但还没有稳下来，“今后一两年内还有一个百分点左右的回落空间。中速平台增速可能稳定在5到6%，或者到5%左右”。“根据我们宏观模型分析，明年一季度后，经济有很大可能性再次进入下行通道，所以明年稳增长的压力和挑战将大于今年”。 他也解释称，5%左右的经济增速符合我国现在的潜在增长率，“像2018年，我们的新增量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今后一两年、两三年，可能会相当于一个俄罗斯，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提供了全世界30%的需求量。但是我们老的结构性潜能，就是刚才讲的三大需求来源，基建、房地产和出口，基本上动能已经不足了，它对存量很重要，但是增量已经不能再靠它了，必须要激发与中速增长期相匹配的新的结构性潜能，否则这个5%不一定能保得住。但是，我们看到由于存在体制机制上的束缚，不少新的结构性潜能你看得见、抓不住”。 刘世锦提出，下一步，特别是从明年开始，重点要放到挖掘新的结构性潜能的改革和政策调整上。 他提出六个方面的改革： 第一，通过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大都市圈发展。“最近《土地管理法》给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开了一个口子，但是宅基地朝外流转还不允许，我觉得这个改革必须加快，否则这个大都市圈的潜能，我们只能是看得见、抓不住”。 第二，打破行政性垄断，改进低效率部门。他认为部分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缺少充分竞争的领域，特别是技术产业需要进一步改革。“下一步，将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领域，应该实质性地放宽准入、促进竞争上，应该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 刘世锦称，“石油、天然气行业能不能上中下游全链条放宽准入、放开进口。这样做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包括电信行业，能不能再搞一两家民营资本或者系统之外的包括国有资本在内的投资者参与的这种基础电信运营商，不是虚拟电信运营商。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带动有效投资，更重要的是可以降低实体经济和全社会生产生活的技术性成本，从全局上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 第三，促进产业内优胜劣汰、转型升级。刘世锦表示，在此过程，要防止由于不公平竞争导致的优不能胜、劣不能汰的逆向选择。“比如一些民营企业是头部企业，但是他贷款被抽走了，日子很难过，不得不投靠国企，其实他投靠的那个企业效率比他更差”。 第四，以创新带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产业的增长。“中国下来一定要形成一批区域性的创新中心和创新性城市，但是这个不是谁规定的，是通过竞争形成的。我们最大的短板是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滞后。下一步，你要解决一大批诺贝尔奖金的研究成果能够成批出现的土壤，否则创新将会后劲不足”。 第五，培育更适应中小微企业成长的制度环境。金融体系必须进行专业化、数字化、市场化改革，全面提升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能力和水平。 第六，传统的工业化方式转向绿色发展。这需要解决好生态服务资本价值的核算，解决绿色发展中算账的问题，需要推广更大的绿色技术和配套的体制机制政策。 刘世锦表示，上述六点都与改革相关，都能够激发新的结构性动能。但需要调动三个积极性： 一是政府官员的积极性。这要解决激励和约束的再平衡问题。“能不能表彰一批愿作为、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突出业绩评价和用人导向，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因为地方竞争机制是中国经济发展过去最重要的发动机之一，这个发动机不能熄火”。 二是企业家的积极性。最重要的是稳定预期和信心，让企业家愿意促进创新和进行长期投资。 三是科学家的积极性，能够心无旁鹜，自由探索。“不能整天为了报账、审批课题忙得不行”，逐步形成诺贝尔奖级研究成果成批稳定涌现的环境。 刘世锦还特别强调，“高质量发展还得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我们新时期特别应该强调的改革的基本方法论，把机制问题解决好，各方面增长都能够得到充分释放，推动中国经济有活力、有韧性、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9年12月7日在北京举办。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出席并以“用刺激性办法保6，还是用改革的办法稳5”为题发表演讲。 刘世锦首先澄清了关于我国经济的两个基本事实： 第一，从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到近10年的经济增速逐步回落，很那用一般的周期波动理论去解释。在刘世锦看来，这是一个增长阶段的转换——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将来5%左右的中速增长。 他给出了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工业化阶段，重要历史需求峰值相继出现。“房地产峰值出现在2003年，基建投资峰值在2006年，出口峰值在2011年左右就已经出现了。另外，我们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像焦炭、水泥、乙烯、粗钢等等，都相继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出现了以后，整个增长就会进入所谓的平台期，然后逐步回落”。 二是人口和劳动力结构的重要变化。刘世锦称，从2012年开始，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每年至少减少二百万，最近几年更是达到了四、五百万人。就业人口总量从2018年开始下降。“所以我们最近几年，稳增长是为了稳就业，其实反过来想，就是因为劳动力总量和结构的变化，它本身就是经济减速的一个变量”。 三是可利用的技术减少。我国已经形成了全世界最为齐全的工业门类，而且已经在部分领域并跑和领跑，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利用的技术已经明显减少”。 四是资源环境可承受的能力达到了临界点。刘世锦表示，资源的消耗、碳排放已经接近了历史峰值，环境容量大幅度收缩，部分地区超过临界值，最为明显的就是雾霾天气的影响。 刘世锦举例称，从国际经验来讲，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都经历了二三十年高速增长，当人均GDP达到1.1万国际元的时候都由高速转向中速，日本在70年代初期，直接降到4到4.5%了，韩国是90年代后期，直接降到5%左右，中国台湾是80年代的后期，由10%降到5-6%。 “我最近组织了一个团队，一直在研究潜在增长率的问题，最后算出来的，就是2020年到2025年的潜在增长率，基本上都在6%以下，在5到6之间。我们经历的是增长阶段的转换，它是符合规律的。下一步，其实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是在6%以下的，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刘世锦直言。 第二个基本的事实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不可能改变潜在增长率。从经济理论角度来讲，经济增长是由要素的供给特别是要素的质量及其组合的结构，或者简单地说，由结构性潜能来决定的。 “最近呼吁货币政策放宽的呼声比较高。实际上，这些年货币政策总体上是比较宽松的，前些年为了稳增长，加杠杆，而且出现了杠杆率过快上升的情况。所以中国目前为止没有出现说是由于货币政策过紧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刘世锦认为。 至于脱实向虚、传导不畅、民营和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等问题，在其看来，都是属于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作为总量政策的货币政策，很难影响或改变这种现象。 “所以，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的宏观政策并不紧，总体上还是比较偏松的。如果你想继续把它放松，放得更松，用一种刺激性政策，试图达到超过潜在增长率的增速，实际上是寅吃卯粮”，他直言。 他还告诫称，刺激性政策有可能成为“经济真正断崖式下跌的一个诱因，这是目前特别需要警惕的”。 刘世锦认为，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平台，但还没有稳下来，“今后一两年内还有一个百分点左右的回落空间。中速平台增速可能稳定在5到6%，或者到5%左右”。“根据我们宏观模型分析，明年一季度后，经济有很大可能性再次进入下行通道，所以明年稳增长的压力和挑战将大于今年”。 他也解释称，5%左右的经济增速符合我国现在的潜在增长率，“像2018年，我们的新增量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今后一两年、两三年，可能会相当于一个俄罗斯，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提供了全世界30%的需求量。但是我们老的结构性潜能，就是刚才讲的三大需求来源，基建、房地产和出口，基本上动能已经不足了，它对存量很重要，但是增量已经不能再靠它了，必须要激发与中速增长期相匹配的新的结构性潜能，否则这个5%不一定能保得住。但是，我们看到由于存在体制机制上的束缚，不少新的结构性潜能你看得见、抓不住”。 刘世锦提出，下一步，特别是从明年开始，重点要放到挖掘新的结构性潜能的改革和政策调整上。 他提出六个方面的改革： 第一，通过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大都市圈发展。“最近《土地管理法》给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开了一个口子，但是宅基地朝外流转还不允许，我觉得这个改革必须加快，否则这个大都市圈的潜能，我们只能是看得见、抓不住”。 第二，打破行政性垄断，改进低效率部门。他认为部分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缺少充分竞争的领域，特别是技术产业需要进一步改革。“下一步，将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领域，应该实质性地放宽准入、促进竞争上，应该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 刘世锦称，“石油、天然气行业能不能上中下游全链条放宽准入、放开进口。这样做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包括电信行业，能不能再搞一两家民营资本或者系统之外的包括国有资本在内的投资者参与的这种基础电信运营商，不是虚拟电信运营商。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带动有效投资，更重要的是可以降低实体经济和全社会生产生活的技术性成本，从全局上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 第三，促进产业内优胜劣汰、转型升级。刘世锦表示，在此过程，要防止由于不公平竞争导致的优不能胜、劣不能汰的逆向选择。“比如一些民营企业是头部企业，但是他贷款被抽走了，日子很难过，不得不投靠国企，其实他投靠的那个企业效率比他更差”。 第四，以创新带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产业的增长。“中国下来一定要形成一批区域性的创新中心和创新性城市，但是这个不是谁规定的，是通过竞争形成的。我们最大的短板是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滞后。下一步，你要解决一大批诺贝尔奖金的研究成果能够成批出现的土壤，否则创新将会后劲不足”。 第五，培育更适应中小微企业成长的制度环境。金融体系必须进行专业化、数字化、市场化改革，全面提升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能力和水平。 第六，传统的工业化方式转向绿色发展。这需要解决好生态服务资本价值的核算，解决绿色发展中算账的问题，需要推广更大的绿色技术和配套的体制机制政策。 刘世锦表示，上述六点都与改革相关，都能够激发新的结构性动能。但需要调动三个积极性： 一是政府官员的积极性。这要解决激励和约束的再平衡问题。“能不能表彰一批愿作为、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突出业绩评价和用人导向，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因为地方竞争机制是中国经济发展过去最重要的发动机之一，这个发动机不能熄火”。 二是企业家的积极性。最重要的是稳定预期和信心，让企业家愿意促进创新和进行长期投资。 三是科学家的积极性，能够心无旁鹜，自由探索。“不能整天为了报账、审批课题忙得不行”，逐步形成诺贝尔奖级研究成果成批稳定涌现的环境。 刘世锦还特别强调，“高质量发展还得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我们新时期特别应该强调的改革的基本方法论，把机制问题解决好，各方面增长都能够得到充分释放，推动中国经济有活力、有韧性、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9年12月7日在北京举办。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出席并以“用刺激性办法保6，还是用改革的办法稳5”为题发表演讲。 刘世锦首先澄清了关于我国经济的两个基本事实： 第一，从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到近10年的经济增速逐步回落，很那用一般的周期波动理论去解释。在刘世锦看来，这是一个增长阶段的转换——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将来5%左右的中速增长。 他给出了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工业化阶段，重要历史需求峰值相继出现。“房地产峰值出现在2003年，基建投资峰值在2006年，出口峰值在2011年左右就已经出现了。另外，我们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像焦炭、水泥、乙烯、粗钢等等，都相继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出现了以后，整个增长就会进入所谓的平台期，然后逐步回落”。 二是人口和劳动力结构的重要变化。刘世锦称，从2012年开始，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每年至少减少二百万，最近几年更是达到了四、五百万人。就业人口总量从2018年开始下降。“所以我们最近几年，稳增长是为了稳就业，其实反过来想，就是因为劳动力总量和结构的变化，它本身就是经济减速的一个变量”。 三是可利用的技术减少。我国已经形成了全世界最为齐全的工业门类，而且已经在部分领域并跑和领跑，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利用的技术已经明显减少”。 四是资源环境可承受的能力达到了临界点。刘世锦表示，资源的消耗、碳排放已经接近了历史峰值，环境容量大幅度收缩，部分地区超过临界值，最为明显的就是雾霾天气的影响。 刘世锦举例称，从国际经验来讲，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都经历了二三十年高速增长，当人均GDP达到1.1万国际元的时候都由高速转向中速，日本在70年代初期，直接降到4到4.5%了，韩国是90年代后期，直接降到5%左右，中国台湾是80年代的后期，由10%降到5-6%。 “我最近组织了一个团队，一直在研究潜在增长率的问题，最后算出来的，就是2020年到2025年的潜在增长率，基本上都在6%以下，在5到6之间。我们经历的是增长阶段的转换，它是符合规律的。下一步，其实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是在6%以下的，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刘世锦直言。 第二个基本的事实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不可能改变潜在增长率。从经济理论角度来讲，经济增长是由要素的供给特别是要素的质量及其组合的结构，或者简单地说，由结构性潜能来决定的。 “最近呼吁货币政策放宽的呼声比较高。实际上，这些年货币政策总体上是比较宽松的，前些年为了稳增长，加杠杆，而且出现了杠杆率过快上升的情况。所以中国目前为止没有出现说是由于货币政策过紧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刘世锦认为。 至于脱实向虚、传导不畅、民营和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等问题，在其看来，都是属于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作为总量政策的货币政策，很难影响或改变这种现象。 “所以，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的宏观政策并不紧，总体上还是比较偏松的。如果你想继续把它放松，放得更松，用一种刺激性政策，试图达到超过潜在增长率的增速，实际上是寅吃卯粮”，他直言。 他还告诫称，刺激性政策有可能成为“经济真正断崖式下跌的一个诱因，这是目前特别需要警惕的”。 刘世锦认为，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平台，但还没有稳下来，“今后一两年内还有一个百分点左右的回落空间。中速平台增速可能稳定在5到6%，或者到5%左右”。“根据我们宏观模型分析，明年一季度后，经济有很大可能性再次进入下行通道，所以明年稳增长的压力和挑战将大于今年”。 他也解释称，5%左右的经济增速符合我国现在的潜在增长率，“像2018年，我们的新增量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今后一两年、两三年，可能会相当于一个俄罗斯，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提供了全世界30%的需求量。但是我们老的结构性潜能，就是刚才讲的三大需求来源，基建、房地产和出口，基本上动能已经不足了，它对存量很重要，但是增量已经不能再靠它了，必须要激发与中速增长期相匹配的新的结构性潜能，否则这个5%不一定能保得住。但是，我们看到由于存在体制机制上的束缚，不少新的结构性潜能你看得见、抓不住”。 刘世锦提出，下一步，特别是从明年开始，重点要放到挖掘新的结构性潜能的改革和政策调整上。 他提出六个方面的改革： 第一，通过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大都市圈发展。“最近《土地管理法》给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开了一个口子，但是宅基地朝外流转还不允许，我觉得这个改革必须加快，否则这个大都市圈的潜能，我们只能是看得见、抓不住”。 第二，打破行政性垄断，改进低效率部门。他认为部分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缺少充分竞争的领域，特别是技术产业需要进一步改革。“下一步，将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领域，应该实质性地放宽准入、促进竞争上，应该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 刘世锦称，“石油、天然气行业能不能上中下游全链条放宽准入、放开进口。这样做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包括电信行业，能不能再搞一两家民营资本或者系统之外的包括国有资本在内的投资者参与的这种基础电信运营商，不是虚拟电信运营商。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带动有效投资，更重要的是可以降低实体经济和全社会生产生活的技术性成本，从全局上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 第三，促进产业内优胜劣汰、转型升级。刘世锦表示，在此过程，要防止由于不公平竞争导致的优不能胜、劣不能汰的逆向选择。“比如一些民营企业是头部企业，但是他贷款被抽走了，日子很难过，不得不投靠国企，其实他投靠的那个企业效率比他更差”。 第四，以创新带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产业的增长。“中国下来一定要形成一批区域性的创新中心和创新性城市，但是这个不是谁规定的，是通过竞争形成的。我们最大的短板是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滞后。下一步，你要解决一大批诺贝尔奖金的研究成果能够成批出现的土壤，否则创新将会后劲不足”。 第五，培育更适应中小微企业成长的制度环境。金融体系必须进行专业化、数字化、市场化改革，全面提升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能力和水平。 第六，传统的工业化方式转向绿色发展。这需要解决好生态服务资本价值的核算，解决绿色发展中算账的问题，需要推广更大的绿色技术和配套的体制机制政策。 刘世锦表示，上述六点都与改革相关，都能够激发新的结构性动能。但需要调动三个积极性： 一是政府官员的积极性。这要解决激励和约束的再平衡问题。“能不能表彰一批愿作为、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突出业绩评价和用人导向，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因为地方竞争机制是中国经济发展过去最重要的发动机之一，这个发动机不能熄火”。 二是企业家的积极性。最重要的是稳定预期和信心，让企业家愿意促进创新和进行长期投资。 三是科学家的积极性，能够心无旁鹜，自由探索。“不能整天为了报账、审批课题忙得不行”，逐步形成诺贝尔奖级研究成果成批稳定涌现的环境。 刘世锦还特别强调，“高质量发展还得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我们新时期特别应该强调的改革的基本方法论，把机制问题解决好，各方面增长都能够得到充分释放，推动中国经济有活力、有韧性、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9年12月7日在北京举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艾出席并主持论坛。[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9年12月7日在北京举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出席并演讲。 彭森表示，新时代不但是个不断创造新辉煌的时代，也是个不断应对新的风险挑战的时代。当今世界和中国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几个突出的特征： 一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的大变化、大调整。二是中国经济经历40年的高速发展，已进入新旧发展模式转换时期。三是近年来科技革命、数字革命飞速发展，既是百年变局的基本推动力量，也给现行的体制机制甚至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 彭森指出，为了加快建立各方面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们还必须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他表示，为了加快建立各方面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革开放40年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始终是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自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断健全完善。但是，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仍然是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决定要素配置的范围有限、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不够等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要在深化市场化改革、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过程中坚持竞争中性原则，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公平竞争，只有竞争公平，才能从根本上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才能保证资源配置的高效和市场的优胜劣汰。 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但是，各项政策的出台都不应忽视和动摇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坚持以竞争政策为基础，来协调相关政策，应该成为一个原则。当前，厘清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热点和重点问题是如何加强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同，两个政策的交汇点是创新，产业政策应逐步转型为创新政策，而竞争则是创新的第一动力。各项产业政策只有通过公平竞争审查，突出创新引领、创新驱动的导向，逐步建立普惠公平的鼓励创新政策体系，才能协同好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 以下为演讲实录：  彭森：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今天节气是大雪，时值岁末寒冬，一年一度的中国改革论坛经过认真筹备，今天在国谊宾馆召开了。首先我代表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对参加本次论坛的各位领导和专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 本次论坛选择了一个重要的时机，去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今年是建国70周年，明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承上启下之年。刚刚结束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重要决定是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这次论坛的主题，就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正确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市场化改革推向深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不懈探索、改革开放、与时俱进，走出了一条制度创新和发展的道路，构建了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在内的重要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四中全会《决定》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包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新的概括和理论创新，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党对于改革开放和发展规律的认识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新时代不但是个不断创造新辉煌的时代，也是个不断应对新的风险挑战的时代。当今世界和中国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几个突出的特征： 一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的大变化、大调整。现行的国际秩序和多边体系备受冲击，进入重构期，各种不确定因素大大增加。世界上各种逆全球化的浪潮暗流涌动，特别是美国奉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甚至贸易霸凌主义，动辄以提高关税为极限施压手段，向中国甚至其传统盟友发动贸易战，这不仅对中国经济稳定发展造成重大障碍，对全球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以及全球经济增长，也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和损害。不论中美贸易战近期能否达成协议，但美国及其代表的一些西方势力对中国崛起的遏制与我反遏制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常态化的。 二是中国经济经历40年的高速发展，已进入新旧发展模式转换时期。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长期向好的大趋势没有改变，但是经济下行的压力持续加大。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从10.6%下降到去年的6.6%，平均每年下滑0.5个百分点。今年经济增长的增速与前几年平均增速大体相当，形势仍相当严峻。 经济下行既有国际因素，也有国内因素，既有周期性因素，但更主要的是有结构性、体制性因素。一方面，我们要承认和尊重在新旧发展模式和生产动能的转换过程中，经济增速适度下行的现实，适当降低增长预期。另一方面，考虑到中美贸易战的挑战和国内稳定的要求，我们又不能让目前这种快速下滑的情况持续下去。中央对此提出了“六稳”的要求，近期国务院领导又明确提出要把稳增长、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出台了一系列逆周期调节的措施，重点推出了一系列实质性的市场化改革，着力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源。在转型发展的新时期，我们将长期面对发展中的“两难”甚至“多难”问题。 三是近年来科技革命、数字革命飞速发展，既是百年变局的基本推动力量，也给现行的体制机制甚至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近年来，科技革命的热点集中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今年以来，更多引起人们关注的则是人工智能、5G技术、量子通信、区块链等等。这是个新科技成果大爆炸的时代，真正体现了先进生产力的突破、发展，必然要求突破束缚其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快改革的步伐，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突破、改革和创新，是时代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日趋错综复杂，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我们要清醒认识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妥善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局面的准备。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中央一再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新的发展理念，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说到底，还是要坚持发展、改革和开放。 发展仍旧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过新时代的发展是科学发展、高质量的发展。改革仍旧是发展最根本的动力源，不过我们更重要推动的是市场化的改革。中国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在传统动能不断减弱的过程中，要想尽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能，更高效率地配置资源，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市场化改革。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要通过改革创新，加快建立各方面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这为改革战线和改革者们也提出了新的使命和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相比过去，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很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份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的，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 为了加快建立各方面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思想解放是改革创新实践的先导和前提。40年来，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相互激荡，没有思想的大解放，就没有新时代改革的的突破。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方面形成了一些显著的优势和经验，这是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成果，不是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终结。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从哲学意义上说，就是要解放思想、勇于探索、不断创新、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探索永无止境，思想解放也永无止境。 为了加快建立各方面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我们就必须坚持改革的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改革是破除生产力发展制度障碍的金钥匙，面对国内外纷繁复杂的风险挑战时，人们往往容易寄希望于一些问题导向的改革措施，可以一改就灵。但是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当今世界国家之间最根本的竞争是制度竞争，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最大的优势，而制度的缺陷和短板也是国际竞争中最大的风险和隐患。因此，我们要更多地把目标导向的改革，也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市场化改革的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用市场化改革的思路和办法破解发展中的难题，很好地体现了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统一，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也决定着其他各个领域改革的进展和成败。 为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当前要加快推动各领域的改革，按照目标导向的要求，敢于啃硬骨头，敢于闯激流险关，尽快在市场化改革方面取得新突破，推动各项改革向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靠拢。 为了加快建立各方面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革开放40年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始终是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自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断健全完善。但是，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仍然是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决定要素配置的范围有限、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不够等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要在深化市场化改革、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过程中坚持竞争中性原则，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公平竞争，只有竞争公平，才能从根本上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才能保证资源配置的高效和市场的优胜劣汰。 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但是，各项政策的出台都不应忽视和动摇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坚持以竞争政策为基础，来协调相关政策，应该成为一个原则。当前，厘清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热点和重点问题是如何加强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同，两个政策的交汇点是创新，产业政策应逐步转型为创新政策，而竞争则是创新的第一动力。各项产业政策只有通过公平竞争审查，突出创新引领、创新驱动的导向，逐步建立普惠公平的鼓励创新政策体系，才能协同好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 为了加快建立各方面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我们还必须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历来是一个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也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重大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不同，禀赋各异。由于历史和区位的差异，特别是市场化改革的起步与进程不同，近年来地区发展走势分化明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仍然是突出矛盾。在探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既要统筹兼顾，协调各方，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又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激发最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给地方更大的发展自主权。 长期以来，中央地方的博弈、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往往是有违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的，今后在抓紧建立规范透明的中央、地方事权、财权和转移支付制度的基础上，中央的工作侧重在维护国家法治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在建立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和公平竞争审查机制方面下功夫。而地方的工作侧重在培育保障市场经济的新动能和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在加快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提高地区竞争力上下功夫。各类改革试点的重点不是给优惠政策、搞政策洼地，而是授权改革创新，建立制度高地。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建立各方面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过程中，还有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政策问题可以深入探讨。特别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问题，更是经济改革战线专家们关注的热点和重点，希望与会的专家能够结合论坛的主题，贡献你们的研究成果，期待着分享专家们的真知灼见。 同志们，天行有常，顺势而进者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是我国成立最早，在改革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方面有着重要影响的改革智库。近40年来，体改研究会始终高举改革的旗帜，解放思想，勇于探索，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了大量开拓性、创新性工作。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坚守初心，牢记使命，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主轴，和加强改革成果制度化的主线，为及快建立各方面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建言献策，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最后再次预祝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9年12月7日在北京举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出席并演讲。 彭森表示，新时代不但是个不断创造新辉煌的时代，也是个不断应对新的风险挑战的时代。当今世界和中国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几个突出的特征： 一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的大变化、大调整。二是中国经济经历40年的高速发展，已进入新旧发展模式转换时期。三是近年来科技革命、数字革命飞速发展，既是百年变局的基本推动力量，也给现行的体制机制甚至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 彭森指出，为了加快建立各方面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们还必须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他表示，经济下行既有国际因素，也有国内因素，既有周期性因素，但更主要的是有结构性、体制性因素。 以下为演讲实录：  彭森：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今天节气是大雪，时值岁末寒冬，一年一度的中国改革论坛经过认真筹备，今天在国谊宾馆召开了。首先我代表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对参加本次论坛的各位领导和专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 本次论坛选择了一个重要的时机，去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今年是建国70周年，明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承上启下之年。刚刚结束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重要决定是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这次论坛的主题，就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正确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市场化改革推向深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不懈探索、改革开放、与时俱进，走出了一条制度创新和发展的道路，构建了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在内的重要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四中全会《决定》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包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新的概括和理论创新，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党对于改革开放和发展规律的认识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新时代不但是个不断创造新辉煌的时代，也是个不断应对新的风险挑战的时代。当今世界和中国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几个突出的特征： 一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的大变化、大调整。现行的国际秩序和多边体系备受冲击，进入重构期，各种不确定因素大大增加。世界上各种逆全球化的浪潮暗流涌动，特别是美国奉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甚至贸易霸凌主义，动辄以提高关税为极限施压手段，向中国甚至其传统盟友发动贸易战，这不仅对中国经济稳定发展造成重大障碍，对全球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以及全球经济增长，也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和损害。不论中美贸易战近期能否达成协议，但美国及其代表的一些西方势力对中国崛起的遏制与我反遏制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常态化的。 二是中国经济经历40年的高速发展，已进入新旧发展模式转换时期。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长期向好的大趋势没有改变，但是经济下行的压力持续加大。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从10.6%下降到去年的6.6%，平均每年下滑0.5个百分点。今年经济增长的增速与前几年平均增速大体相当，形势仍相当严峻。 经济下行既有国际因素，也有国内因素，既有周期性因素，但更主要的是有结构性、体制性因素。一方面，我们要承认和尊重在新旧发展模式和生产动能的转换过程中，经济增速适度下行的现实，适当降低增长预期。另一方面，考虑到中美贸易战的挑战和国内稳定的要求，我们又不能让目前这种快速下滑的情况持续下去。中央对此提出了“六稳”的要求，近期国务院领导又明确提出要把稳增长、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出台了一系列逆周期调节的措施，重点推出了一系列实质性的市场化改革，着力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源。在转型发展的新时期，我们将长期面对发展中的“两难”甚至“多难”问题。 三是近年来科技革命、数字革命飞速发展，既是百年变局的基本推动力量，也给现行的体制机制甚至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近年来，科技革命的热点集中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今年以来，更多引起人们关注的则是人工智能、5G技术、量子通信、区块链等等。这是个新科技成果大爆炸的时代，真正体现了先进生产力的突破、发展，必然要求突破束缚其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快改革的步伐，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突破、改革和创新，是时代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日趋错综复杂，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我们要清醒认识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妥善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局面的准备。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中央一再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新的发展理念，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说到底，还是要坚持发展、改革和开放。 发展仍旧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过新时代的发展是科学发展、高质量的发展。改革仍旧是发展最根本的动力源，不过我们更重要推动的是市场化的改革。中国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在传统动能不断减弱的过程中，要想尽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能，更高效率地配置资源，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市场化改革。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要通过改革创新，加快建立各方面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这为改革战线和改革者们也提出了新的使命和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相比过去，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很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份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的，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 为了加快建立各方面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思想解放是改革创新实践的先导和前提。40年来，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相互激荡，没有思想的大解放，就没有新时代改革的的突破。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方面形成了一些显著的优势和经验，这是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成果，不是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终结。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从哲学意义上说，就是要解放思想、勇于探索、不断创新、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探索永无止境，思想解放也永无止境。 为了加快建立各方面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我们就必须坚持改革的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改革是破除生产力发展制度障碍的金钥匙，面对国内外纷繁复杂的风险挑战时，人们往往容易寄希望于一些问题导向的改革措施，可以一改就灵。但是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当今世界国家之间最根本的竞争是制度竞争，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最大的优势，而制度的缺陷和短板也是国际竞争中最大的风险和隐患。因此，我们要更多地把目标导向的改革，也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市场化改革的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用市场化改革的思路和办法破解发展中的难题，很好地体现了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统一，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也决定着其他各个领域改革的进展和成败。 为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当前要加快推动各领域的改革，按照目标导向的要求，敢于啃硬骨头，敢于闯激流险关，尽快在市场化改革方面取得新突破，推动各项改革向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靠拢。 为了加快建立各方面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革开放40年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始终是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自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断健全完善。但是，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仍然是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决定要素配置的范围有限、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不够等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要在深化市场化改革、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过程中坚持竞争中性原则，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公平竞争，只有竞争公平，才能从根本上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才能保证资源配置的高效和市场的优胜劣汰。 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但是，各项政策的出台都不应忽视和动摇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坚持以竞争政策为基础，来协调相关政策，应该成为一个原则。当前，厘清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热点和重点问题是如何加强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同，两个政策的交汇点是创新，产业政策应逐步转型为创新政策，而竞争则是创新的第一动力。各项产业政策只有通过公平竞争审查，突出创新引领、创新驱动的导向，逐步建立普惠公平的鼓励创新政策体系，才能协同好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 为了加快建立各方面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我们还必须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历来是一个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也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重大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不同，禀赋各异。由于历史和区位的差异，特别是市场化改革的起步与进程不同，近年来地区发展走势分化明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仍然是突出矛盾。在探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既要统筹兼顾，协调各方，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又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激发最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给地方更大的发展自主权。 长期以来，中央地方的博弈、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往往是有违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的，今后在抓紧建立规范透明的中央、地方事权、财权和转移支付制度的基础上，中央的工作侧重在维护国家法治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在建立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和公平竞争审查机制方面下功夫。而地方的工作侧重在培育保障市场经济的新动能和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在加快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提高地区竞争力上下功夫。各类改革试点的重点不是给优惠政策、搞政策洼地，而是授权改革创新，建立制度高地。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建立各方面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过程中，还有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政策问题可以深入探讨。特别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问题，更是经济改革战线专家们关注的热点和重点，希望与会的专家能够结合论坛的主题，贡献你们的研究成果，期待着分享专家们的真知灼见。 同志们，天行有常，顺势而进者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是我国成立最早，在改革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方面有着重要影响的改革智库。近40年来，体改研究会始终高举改革的旗帜，解放思想，勇于探索，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了大量开拓性、创新性工作。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坚守初心，牢记使命，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主轴，和加强改革成果制度化的主线，为及快建立各方面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建言献策，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最后再次预祝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9年12月7日在北京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连维良出席并演讲。  [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9年12月7日在北京举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宋晓梧出席并主持论坛。[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3日消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将于2019年12月7日 在北京举办。主题为“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探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市场化改革”。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宋晓梧，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等将出席并发言     [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