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论坛：科创板与创新发展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于2019年10月26日在复旦大学举办。

　　浦东科创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傅红岩，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联席总裁、中金智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国药中金（上海）医疗健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单俊葆，美丽境界资本创始合伙人、雅本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汪新芽，天风证券副总裁、研究所所长赵晓光，远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扬，源星资本董事长卓福民出席并探讨“科创板与创新发展”。赵扬担任本场圆桌论坛的主持人。

　　讨论01 中国宏观经济转型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赵扬首先开场提到，通过前面两场头脑风暴的分析，包括上午的主旨演讲，我们知道中国的宏观经济面临很大的转型，转型的根本趋势是从过去以房地产、基建、制造业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转向以创新为主导的经济增长，这是非常大的结构转型。在这样一个转型过程当中，中国的宏观经济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傅红岩觉得现在阻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社会整体进入了高成本运营时代，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每一个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心病。在我们的生活中，交易成本和社会成本居高不下，在方方面面都能够感受到。政府的管理成本高，社会的运营成本高，老百姓的各类生活支出成本高，这里面固然有经济结构长期没有顺应时代发展做出调整的原因，也有我们国家治理体制存在的问题，比如税收制度，我们的税收制度自1994年税改以后，一直没有真正进行过大的变革，这种状况已不能适应科技创新、鼓励拉动内需和新旧动能的转换，各行各业划定势力范围，要素分配不够均衡，各行业主体基于自身追逐利益的要求去提高本部门、本行业获得超额收益。如果整个社会的治理成本、生活成本、运营成本不能够真正降下来，居民不敢消费、民营企业不敢投资，那我们就只能从政府主导的基本建设投资，或者用低效率的国有资本进行投资。中国经济要想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根本路径是要把人的发展问题解决好，当前，人的发展成本太高。因此，我们必须要对社会运营的高成本问题进行系统治理，把它降下来，让人们的预期实现扭转，让人们以蓬勃向上、从容的心态从事自己的事业。

　　单俊葆认为，现在中国新旧动能转换，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传统靠基建拉动，现在看到很好的趋势就是在做科技创新，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改良式创新和集成创新有了长足的进步，未来很大的挑战就在于怎么做好从0到1原创型的创新。中国从跟跑到并跑，未来有希望领跑，所以做好原创型的创新是未来很大的挑战。另外，如果科技创新要想成为一个重要的增长引擎，那么股权融资市场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创新型的企业和传统靠基建房地产拉动不太一样的是轻资产运作，发展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简单地靠传统间接融资比较难，这个时候需要直接融资配套。八九十年代，美国的发展60%多来自于直接融资，特别是90年代以后，美国上市公司60%到70%的贡献也是来自于新兴产业。我们如果走这样一条路，我们的股权融资市场需要配套，特别是天使投资、VC投资的发展和培养，中国现在一级市场的投资人里面最缺的就是有长期投资理念的LP。当然还有一点是发展好自己母国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科创板的推出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好的尝试。

　　汪新芽结合自身的创业经历，认为市场需要一个公平竞争的机制，但是现在这方面的环境还远未到理想状态，也许涉及到一些敏感的话题，社会上有太多的束缚，太多的负担，很多潜能没有发挥出来。

　　赵晓光表示非常看好未来的机会，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中国改革开放41周年，第一个20年是贸易周期，机会主要来自于相对价差，那个时候赚钱的是贸易。第二个20年是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城镇化周期，赚钱的是受益于房地产消费的、为房地产提供材料的以及金融，过去金融的主要业务都在房地产。中国未来20年肯定要进入一个新的周期，产业利国、科技利国的周期。但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如果站在产业和机构的层面，问题不大，站在政府的层面容易走几个极端。第一，如何处理好房地产和产业的关系。我们第一个走入的阶段就是完全依赖于房地产，继续搞房地产。过去政府最大的诟病就是在旁边指手划脚，做各种规划，但现在政府确实在为产业服务，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房地产带来的收入，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将会很大，产业服务就会出现问题。所以第一个问题要平衡好房地产与产业的关系，不能走极端，比如全面打压房地产。第二，2009年中国搞了四万亿投资，投向了基建和房地产，十年之后有了新的四万亿，这个方向没有错，大量的资金、资源都在往优质的资产集中，但如果不把研究做好，不把方向判断对，会有大量的钱被浪费，给了不该给的企业。

　　卓福民将问题概括为四个字：生（伸）首（手）钥（要）钱。第一，生就是生态，营商环境，如容错机制。如果没有一个安全、长期、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创新搞不起来，就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第二，首就是首创，要尊重首创，做到知识产权的绝对严密保护，而中国在这方面仍有一些不足。第三，钥，钥匙，现在我们很多卡脖子的东西没有耐心做下去，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第四，钱，钱是最重要的资源。1998年，全国创投私募基金只有几百亿，现在中国有十三万四千亿人民币，而美国是十三万亿美元，这些都是市场化的基金。我们现在除了政府引导基金的钱以外，市场上民营的钱基本枯竭了。2017年募资情况最好，今年上半年和2017年上半年相比，募资下跌75%，投资下跌36%。因此，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也要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一点，包括新旧动能转化在内的创新要达到决定性的拐点几乎是不可能的。

　　讨论02 中国创新转型的局面会有什么演进？

　　赵扬总结到，从我们国家创新的市场环境来看，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就是商业模式的创新要远远大于技术原创类的创新，大多数创新公司是以商业模式创新为主，而不是真正的技术创新为主，更不要说原创性。第二，如果有一个新的概念、模式或技术出来了，企业往往一哄而上，短期会出现几十家、上百家的企业快速进入到这个新领域，拿到大量的资金，但往往坚持不了两三年，水落石出之后，死伤无数，一地鸡毛。接下来的问题是，未来中国创新转型的局面会有什么演进？上述两个特点是否会有所改观？或者这种局面本身是对经济有利的，因为它毕竟引入了激烈的市场竞争，也许是对社会和消费者有利的状况，也许我们不得不经历的过程？

　　卓福民认为，旧常态一定会到来。中国目前的状况尚得不到扭转，什么都是一哄而起，真正脚踏实地花大力气做硬核科技的企业太少。企业需要有长期的坚持，而长期的坚持则需要一种功力和制度，需要长期的创新。现在的问题在于资源的配置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大力提倡的事，政治上一定不会错，但大家一哄而上一定完蛋，一定是一地鸡毛，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可能是世界级难题。

　　赵晓光认为这种一哄而上的现状是一个客观的必经过程，德国、日本的制造业，发展早期也遇到这个状况。在技术含量不高的时候，都容易出现大量的模仿和跟进。这个模仿和跟进对用户、产业端不一定是坏事，比如LED行业，大量市场化的模仿和跟进导致成本不断的下降和技术不断的提高。在这个层面上，要尊重市场规律，如果觉得有利可图就去做，去创新，比如现在的锂电池，它必须要大量的人，如果它被垄断了，那么成本将无法想象，新能源汽车就无法普及。因此，只要能够实现成本的下降，行业的普及，客观来说不是坏事。第二，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内部模仿，而是东南亚在模仿我们，因此我们必须加快科研转化和科研孵化。我们的创新有时候不要看太高大上的东西，实实在在的替代进口是第一步。

　　汪新芽认为，在中国，上个新项目有三个参与方。第一，政府是必须的，要有地，有政策，要通过环评；第二是股权方，CAPEX投入几年回本，对未来现金流预测等等；第三是信贷方，如银行。最近这两年，江浙一带的政府方面逐步变得理性，他们会考虑环保问题，是否会产能过剩。在股权方面，基金和上市公司都有短期的业绩回报的要求，他们会做出理性的看法。银行的商业信贷也会相应地跟进。因此这种一哄而上的情况会变得好一些。

　　单俊葆认为，一哄而上的现状可能和我们民族的特质和文化有关系。在美国，大家对原创的知识产权会有敬畏心，而我们喜欢跟风，一看别人赚钱，自己就想去做。特定阶段，政府的推动，管不住的手有时助长了一哄而上的情况。辩证来看，适度的泡沫有时候比无人问津好。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创业的企业家不要再轻易进入红海，因为红海是很多失败企业的鲜血染红的。另外，创业尽量要能够形成一定的护城河，有一定的门槛，这也是投资七大要素里面最重要的一点，特别是在中国，太容易产生产能过剩了。对投资机构来讲，很重要的就是不要轻易追逐风口，要有定力，守住初心，做好自己有特色的投资。

　　傅红岩认为，第一，要管住政府。政府这只手一定不要过多地做规划，过多地出政策，过多地做引导。一个理性的政府，结合自身区域发展条件和自然禀赋进行合理规划比较好，但如果是人才技术、资源禀赋很差的地方，规划搞科技就是浪费资源，破坏创新生态，最终会破坏市场环境，抑制创新。第二，让主体更加理性。不管是投资主体还是创新主体，他们都应该理性，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投资人要避免急功近利，赚快钱，创业者也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决心。第三，加快市场出清。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其他市场的低效率企业，都要痛下决心，通过各种各样的政策，包括民间的行为，让效率低的东西淘汰出去，只有这样创业空间才会更大，资源配置效率才会更高。

　　讨论03 科创板的推出会不会带来民间融资的新渠道？

　　赵扬继续提出第三个问题，从钱的角度来看，目前股权投资大部分的资金还是由政府配置，掌握在政府的手里。那么，科创板的推出会不会带来民间融资的新渠道？科创板引入以后，会不会给上海本地的民营经济带来新的机会？从国企的创投基金角度来看，怎么帮助上海本地的民营经济科创力量繁荣？

　　傅红岩认为，首先，不能把科创板看得过重，不能施以太大的压力。科创板的主要突破是注册制，这是资本市场投资方和募资方基于市场规则自主自愿达成契约的基本权利，是向市场手段配置资源最起码的要求。科创板的推出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但也不能把未来的科技创新完全寄托在科创板上，科技创新是个系统工程，资本市场的贡献只是一个方面。第二，经济发展有赖于各个行业的贡献，其他行业也一样重要，文化、消费、服务业也同样对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科创板的推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问题。一方面，科创板的开设一定会为民营企业搞创新带来巨大的机会，另一方面，科创板的开设在为投资者带来丰厚回报的同时，也会激励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关注硬科技的投资，改变他们的投资理念和行为，这个是最大的效应。此外，科创板实施注册制以后，加快了融资速度，好的企业不超过半年就能实现上市，这对于企业的快速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卓福民认为，我们的资本企业解决了两大问题。第一，解决了体制的问题。一开始搞股份制，就只想到体制上如何突破。第二，解决了帮国企解困和机制问题，几乎所有大的国企都从资本市场融到了钱。现在面临第三阶段，中国新旧动能转换最关键的是科技驱动和创新驱动，如果没有相应的资本市场配套，那么这一件事便做不成。卓福民非常推崇科创板和注册制试点，他认为这就是资本市场29年最大的一次改革，是历史的创新。同时他也有一点点担心，一只“市长”的手，一只“市场”的手，按理说机制要靠市场的手，它可以张牙舞爪，但“市长”的手最好不要经常伸出来，不要闲不住，现在最怕的就是这个问题。他认为上市科创板的股票五成腰斩，这是改革当中的阵痛，长痛不如短痛，中国的资本市场必须经受这段阵痛，我们宁要培养市场化的森林，而不要培养计划经济的盆景。

　　赵晓光觉得交易制度的设计很重要，科创板有一个设计特别好，投行做的项目，证券公司要跟投。过去投行大多数和大股东站在一起，现在和投资者站在一起，从最本质上，中国未来能否出现一批优秀的科创企业，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三年后、五年后没有，一个制度再怎么设计都没有意义。美国的科研技术和科创基础主要来自三个体系。第一，军工体系，他们很多硬件的技术都是军工体系。第二，科研体系，斯坦福大学有18个国家实验室。第三，大企业内部研发孵化。最本质来说，科创、科研是有规模效应的。他把目前第一批上市的科创板企业或者到现在为止上市的，定义为有一定基础含量的技术企业，不能完全定位为科创企业。科创板的意义在于让中国的科研体系觉醒，无论是军工领域、军民融合还是科研体系，中国科创、科研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单俊葆认为，这次科创板的推出，一方面帮助没有盈利的公司上市，另一方面实行注册制，还有很重要的是发展自己的母国市场。英国的崛起背后有伦敦金融城，美国的崛起背后有华尔街的力量，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一次体量的崛起，背后一定有自己资本市场的贡献。科创板吸引更多有科技含量的公司能够进入自己的市场，发展自己的母国市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过去对拟上市企业没有完全当作一种资源来看，其实世界上做创业板试点的很多，除了纳斯达克成功以外，其他国家不成功因素很多，但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因素，可上市资源太少。中国在双创的背景下，要把拟上市公司做成一种资源，发展自己的母国市场，留住更多的资源在自己的国家上市，让中国的投资人能够分享，同时能够对实体经济做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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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