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楼继伟回顾1994年金融体制改革：要相信市场的力量 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改革范围也从实体经济延伸至金融领域。金融系统依靠规模增长的发展逻辑难以满足实体经济多层次、多元化发展的需求，高杠杆、低效率、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失衡、资源分配不均衡、货币传导机制不畅、经济对债务的依赖越发严重等问题亟待解决。 作为实体经济的血脉，金融供给侧改革就是要优化结构、提升效率，依据实体经济的转型需要，及时调整金融市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纠正错配，改变利率双轨制以降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挖掘新动能，在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寻求平衡。 如今，金融供给侧改革正在有序推进中，但也不乏挑战。对于挑战，可以史为鉴。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原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近日在“第五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梳理回顾了上世纪90年代金融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并以此对当下金融改革提出了建议。 回顾1993年，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拉开序幕，这是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本次改革涉及财税、金融、价格、外贸、投资、企业等多个领域，其中财税、金融是重点。 整体而言，此次改革不仅仅完成了当时治理通货膨胀的重要任务，并且与其他方面改革相配合，基本解决了宏观经济稳定能力不足、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基本建立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宏观调控，初步形成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互配合，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 以下内容根据楼继伟演讲内容整理： 改革的背景和面临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业内围绕央行、财政及专业银行，即后来的商业银行如何发展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这一讨论是在整体经济改革背景之下展开的。 1984年，我国从农村改革进入城市改革，也就是全面改革。1986年初提出的“价、税、财”联动的配套改革方案还没有实施就夭折了。在1987年后，实行了大包干，这是参考农村经验，主要包括企业大包干、部门大包干、财政大包干、信贷包干和外汇包干“五大包干”。 执行大包干之后，在层层嵌套的包干体制下，政企不分，市场和监管不分，资源配置扭曲，导致了顺周期的行为，在1988年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什么会出现顺周期行为？主要原因在于城市承包有别于农村承包，农民承包，交足了“公粮”剩下都是自己的，由于种粮效益低，农民改为农民工。而城市承包，比如税收包干，上交的税收为定数，那么企业就会多生产、投资和消费，不用再交税；再比如信贷包干，特别是再贷款包干、基础货币包干，释放了高能货币，所以很快造成通货膨胀。 到了1989年和1990年，开始“治理整顿”这一情况，虽然通胀下降了，但经济效率低下。而在1992年，行政性的紧缩和管控都大幅度放松，通胀快速抬头，其本质在于五大包干体系没有改变。彼时如果不进行综合配套改革，1988年高通货膨胀的局面还会再现。其中，改革的重点之一就在于金融体制，这就是1993年开始准备、1994年推出金融改革的背景。 在改革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建立一个集中的货币政策决定和执行体制还是集中决策、分散执行的体制？第二，专业银行是实行集中管理、总分行制和单一法人，还是实行子行化并由各省的人民银行分行就地监管？第三，专业银行要不要商业化，把政策性功能分出去，还是保留专业银行？第四，是实行汇率并轨、经常项下可兑换，还是继续保持汇率双轨制？第五，金融是分业经营和监管，还是混业经营？ 对于这五个方面，各方意见不一致，没有达成共识。 改革的决策和成效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6月，“十三条”应急措施出炉，可认为是治理通胀和金融改革的纲要。改革主要围绕十三个方面。 第一，“把住基础货币的闸门”。“如今最关键的也是要严格控制货币发行，货币发行量是基础货币供应量最重要的指标，这个指标不控制住，不知道将会走向何处。” 第二，“要坚决制止银行违章拆借。” 第三，“要坚决制止乱集资。” 第四，“要严格控制信贷规模”，“主要采取禁止性措施遏制金融领域违规的行为，整顿金融秩序，同时继续通过规模控制抑制通胀。” 第五，“准备再次提高存款利率，或者实行保值储蓄”。 第六，“人民银行要加快改革”。人民银行的各级机构要将自身开办的营利性金融机构分立出去，不能有利润动机，回归货币当局本位。 第七，“专业银行要保支付”。这一条是专业银行单一法人化、央行与商业银行的职能分开的基础，这明确了货币政策的执行，实行集中体制，否定了专业银行子行化和货币政策分散化管控的方向。还有一条非常重要，“专业银行各级机构要从自身开办的非银金融机构和其他经营机构，包括房地产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在资金、财务、人员上彻底脱钩”，这是金融分业经营的基础。 第八，“要把投资体制的改革和专业银行的改革结合起来”。“基础设施既然是政策性的，就要通过金融债券、财政投融资、成立国家长期开发信用银行来解决这个问题，产权要国家控股，银行贷款要配套。政策性的贷款和商业性的贷款要分开”。这一条是三大政策银行成立的基础，也是政策性和商业性分开，专业银行转成商业银行的基础。 第九，“国库券的发行任务一定要限期保证完成”。“今后要确定一个原则，财政赤字只能通过发行国债解决，不能再向银行借支。”银行指的是央行，这是理清央行和财政关系的重要基础。 第十，“今年已经确定的发行股票和在海外上市的计划要落实”。“不开一个正门，不好取缔黑市”，“但是一定要规范化，要按照我们已经颁布的法律来规范”，这是坚决规范发展股市的基础。 第十一，“要抓紧研究加强外汇市场管理，稳定外汇的比价”。这是问题导向，没有提出究竟怎么办，但是接着开始准备汇率并轨，不久后的1994年1月1日，实行了汇率并轨，并到了单一市场轨。1996年实现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和经常项下可兑换。 第十二，“要抓紧研究整顿房地产市场的办法和政策”。这和我们如今面临的金融杠杆过高是同样的局面。 第十三，“要加强税收管理，堵住乱减免税的漏洞”。 “十三条”是按临时性措施提出来的，但实际上是针对“包税制”提出的政治措施，是治标和治本相结合，这为治本的一系列改革指明了方向。 再来看改革的成效，实现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目标管理单一化；转化了专业银行的经营机制；实现了银行政策性和商业性的分离；形成了规范统一的资金市场，建立全国统一有序的总行之间的同业拆借；实现汇率并轨，经常项下可兑换。 改革的思考 1994年推出的金融改革在建立现代金融体系方面走出了坚定的一步，我们有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改革必须冲破既得利益的阻碍。当时央行和专业银行有很多房地产公司、证券公司，这和自己的地位不一致，要把它分离出来，这有很大的阻力；货币政策回归单一目标也有很大的阻力。 第二，相信市场的力量，汇率并轨到市场轨，让价格起作用，相信公平竞争会提高整体效率。 第三，坚信宏观调控是中央事权。金融市场的改革要把防御风险放在第一位，把机构的风险管控和提高整个社会的风险文化放在第一位。 如今新时期下，面对的任务和使命更加艰巨，利益纠葛也更加复杂。要依靠市场的力量，利用法制化的手段逐步化解矛盾。[详情]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于2019年10月26日在复旦大学举办。 华尔街见闻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海通证券研究所所长路颖，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齐红，绿庭投资荣誉董事长俞乃奋出席并探讨“大湾区与长三角一体化” 。[详情]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于2019年10月26日在复旦大学举办。 浦东科创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傅红岩，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联席总裁、中金智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国药中金（上海）医疗健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单俊葆，美丽境界资本创始合伙人、雅本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汪新芽，天风证券副总裁、研究所所长赵晓光，远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扬，源星资本董事长卓福民出席并探讨“科创板与创新发展”。赵扬担任本场圆桌论坛的主持人。 讨论01 中国宏观经济转型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赵扬首先开场提到，通过前面两场头脑风暴的分析，包括上午的主旨演讲，我们知道中国的宏观经济面临很大的转型，转型的根本趋势是从过去以房地产、基建、制造业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转向以创新为主导的经济增长，这是非常大的结构转型。在这样一个转型过程当中，中国的宏观经济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傅红岩觉得现在阻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社会整体进入了高成本运营时代，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每一个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心病。在我们的生活中，交易成本和社会成本居高不下，在方方面面都能够感受到。政府的管理成本高，社会的运营成本高，老百姓的各类生活支出成本高，这里面固然有经济结构长期没有顺应时代发展做出调整的原因，也有我们国家治理体制存在的问题，比如税收制度，我们的税收制度自1994年税改以后，一直没有真正进行过大的变革，这种状况已不能适应科技创新、鼓励拉动内需和新旧动能的转换，各行各业划定势力范围，要素分配不够均衡，各行业主体基于自身追逐利益的要求去提高本部门、本行业获得超额收益。如果整个社会的治理成本、生活成本、运营成本不能够真正降下来，居民不敢消费、民营企业不敢投资，那我们就只能从政府主导的基本建设投资，或者用低效率的国有资本进行投资。中国经济要想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根本路径是要把人的发展问题解决好，当前，人的发展成本太高。因此，我们必须要对社会运营的高成本问题进行系统治理，把它降下来，让人们的预期实现扭转，让人们以蓬勃向上、从容的心态从事自己的事业。 单俊葆认为，现在中国新旧动能转换，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传统靠基建拉动，现在看到很好的趋势就是在做科技创新，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改良式创新和集成创新有了长足的进步，未来很大的挑战就在于怎么做好从0到1原创型的创新。中国从跟跑到并跑，未来有希望领跑，所以做好原创型的创新是未来很大的挑战。另外，如果科技创新要想成为一个重要的增长引擎，那么股权融资市场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创新型的企业和传统靠基建房地产拉动不太一样的是轻资产运作，发展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简单地靠传统间接融资比较难，这个时候需要直接融资配套。八九十年代，美国的发展60%多来自于直接融资，特别是90年代以后，美国上市公司60%到70%的贡献也是来自于新兴产业。我们如果走这样一条路，我们的股权融资市场需要配套，特别是天使投资、VC投资的发展和培养，中国现在一级市场的投资人里面最缺的就是有长期投资理念的LP。当然还有一点是发展好自己母国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科创板的推出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好的尝试。 汪新芽结合自身的创业经历，认为市场需要一个公平竞争的机制，但是现在这方面的环境还远未到理想状态，也许涉及到一些敏感的话题，社会上有太多的束缚，太多的负担，很多潜能没有发挥出来。 赵晓光表示非常看好未来的机会，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中国改革开放41周年，第一个20年是贸易周期，机会主要来自于相对价差，那个时候赚钱的是贸易。第二个20年是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城镇化周期，赚钱的是受益于房地产消费的、为房地产提供材料的以及金融，过去金融的主要业务都在房地产。中国未来20年肯定要进入一个新的周期，产业利国、科技利国的周期。但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如果站在产业和机构的层面，问题不大，站在政府的层面容易走几个极端。第一，如何处理好房地产和产业的关系。我们第一个走入的阶段就是完全依赖于房地产，继续搞房地产。过去政府最大的诟病就是在旁边指手划脚，做各种规划，但现在政府确实在为产业服务，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房地产带来的收入，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将会很大，产业服务就会出现问题。所以第一个问题要平衡好房地产与产业的关系，不能走极端，比如全面打压房地产。第二，2009年中国搞了四万亿投资，投向了基建和房地产，十年之后有了新的四万亿，这个方向没有错，大量的资金、资源都在往优质的资产集中，但如果不把研究做好，不把方向判断对，会有大量的钱被浪费，给了不该给的企业。 卓福民将问题概括为四个字：生（伸）首（手）钥（要）钱。第一，生就是生态，营商环境，如容错机制。如果没有一个安全、长期、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创新搞不起来，就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第二，首就是首创，要尊重首创，做到知识产权的绝对严密保护，而中国在这方面仍有一些不足。第三，钥，钥匙，现在我们很多卡脖子的东西没有耐心做下去，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第四，钱，钱是最重要的资源。1998年，全国创投私募基金只有几百亿，现在中国有十三万四千亿人民币，而美国是十三万亿美元，这些都是市场化的基金。我们现在除了政府引导基金的钱以外，市场上民营的钱基本枯竭了。2017年募资情况最好，今年上半年和2017年上半年相比，募资下跌75%，投资下跌36%。因此，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也要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一点，包括新旧动能转化在内的创新要达到决定性的拐点几乎是不可能的。 讨论02 中国创新转型的局面会有什么演进？ 赵扬总结到，从我们国家创新的市场环境来看，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就是商业模式的创新要远远大于技术原创类的创新，大多数创新公司是以商业模式创新为主，而不是真正的技术创新为主，更不要说原创性。第二，如果有一个新的概念、模式或技术出来了，企业往往一哄而上，短期会出现几十家、上百家的企业快速进入到这个新领域，拿到大量的资金，但往往坚持不了两三年，水落石出之后，死伤无数，一地鸡毛。接下来的问题是，未来中国创新转型的局面会有什么演进？上述两个特点是否会有所改观？或者这种局面本身是对经济有利的，因为它毕竟引入了激烈的市场竞争，也许是对社会和消费者有利的状况，也许我们不得不经历的过程？ 卓福民认为，旧常态一定会到来。中国目前的状况尚得不到扭转，什么都是一哄而起，真正脚踏实地花大力气做硬核科技的企业太少。企业需要有长期的坚持，而长期的坚持则需要一种功力和制度，需要长期的创新。现在的问题在于资源的配置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大力提倡的事，政治上一定不会错，但大家一哄而上一定完蛋，一定是一地鸡毛，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可能是世界级难题。 赵晓光认为这种一哄而上的现状是一个客观的必经过程，德国、日本的制造业，发展早期也遇到这个状况。在技术含量不高的时候，都容易出现大量的模仿和跟进。这个模仿和跟进对用户、产业端不一定是坏事，比如LED行业，大量市场化的模仿和跟进导致成本不断的下降和技术不断的提高。在这个层面上，要尊重市场规律，如果觉得有利可图就去做，去创新，比如现在的锂电池，它必须要大量的人，如果它被垄断了，那么成本将无法想象，新能源汽车就无法普及。因此，只要能够实现成本的下降，行业的普及，客观来说不是坏事。第二，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内部模仿，而是东南亚在模仿我们，因此我们必须加快科研转化和科研孵化。我们的创新有时候不要看太高大上的东西，实实在在的替代进口是第一步。 汪新芽认为，在中国，上个新项目有三个参与方。第一，政府是必须的，要有地，有政策，要通过环评；第二是股权方，CAPEX投入几年回本，对未来现金流预测等等；第三是信贷方，如银行。最近这两年，江浙一带的政府方面逐步变得理性，他们会考虑环保问题，是否会产能过剩。在股权方面，基金和上市公司都有短期的业绩回报的要求，他们会做出理性的看法。银行的商业信贷也会相应地跟进。因此这种一哄而上的情况会变得好一些。 单俊葆认为，一哄而上的现状可能和我们民族的特质和文化有关系。在美国，大家对原创的知识产权会有敬畏心，而我们喜欢跟风，一看别人赚钱，自己就想去做。特定阶段，政府的推动，管不住的手有时助长了一哄而上的情况。辩证来看，适度的泡沫有时候比无人问津好。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创业的企业家不要再轻易进入红海，因为红海是很多失败企业的鲜血染红的。另外，创业尽量要能够形成一定的护城河，有一定的门槛，这也是投资七大要素里面最重要的一点，特别是在中国，太容易产生产能过剩了。对投资机构来讲，很重要的就是不要轻易追逐风口，要有定力，守住初心，做好自己有特色的投资。 傅红岩认为，第一，要管住政府。政府这只手一定不要过多地做规划，过多地出政策，过多地做引导。一个理性的政府，结合自身区域发展条件和自然禀赋进行合理规划比较好，但如果是人才技术、资源禀赋很差的地方，规划搞科技就是浪费资源，破坏创新生态，最终会破坏市场环境，抑制创新。第二，让主体更加理性。不管是投资主体还是创新主体，他们都应该理性，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投资人要避免急功近利，赚快钱，创业者也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决心。第三，加快市场出清。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其他市场的低效率企业，都要痛下决心，通过各种各样的政策，包括民间的行为，让效率低的东西淘汰出去，只有这样创业空间才会更大，资源配置效率才会更高。 讨论03 科创板的推出会不会带来民间融资的新渠道？ 赵扬继续提出第三个问题，从钱的角度来看，目前股权投资大部分的资金还是由政府配置，掌握在政府的手里。那么，科创板的推出会不会带来民间融资的新渠道？科创板引入以后，会不会给上海本地的民营经济带来新的机会？从国企的创投基金角度来看，怎么帮助上海本地的民营经济科创力量繁荣？ 傅红岩认为，首先，不能把科创板看得过重，不能施以太大的压力。科创板的主要突破是注册制，这是资本市场投资方和募资方基于市场规则自主自愿达成契约的基本权利，是向市场手段配置资源最起码的要求。科创板的推出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但也不能把未来的科技创新完全寄托在科创板上，科技创新是个系统工程，资本市场的贡献只是一个方面。第二，经济发展有赖于各个行业的贡献，其他行业也一样重要，文化、消费、服务业也同样对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科创板的推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问题。一方面，科创板的开设一定会为民营企业搞创新带来巨大的机会，另一方面，科创板的开设在为投资者带来丰厚回报的同时，也会激励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关注硬科技的投资，改变他们的投资理念和行为，这个是最大的效应。此外，科创板实施注册制以后，加快了融资速度，好的企业不超过半年就能实现上市，这对于企业的快速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卓福民认为，我们的资本企业解决了两大问题。第一，解决了体制的问题。一开始搞股份制，就只想到体制上如何突破。第二，解决了帮国企解困和机制问题，几乎所有大的国企都从资本市场融到了钱。现在面临第三阶段，中国新旧动能转换最关键的是科技驱动和创新驱动，如果没有相应的资本市场配套，那么这一件事便做不成。卓福民非常推崇科创板和注册制试点，他认为这就是资本市场29年最大的一次改革，是历史的创新。同时他也有一点点担心，一只“市长”的手，一只“市场”的手，按理说机制要靠市场的手，它可以张牙舞爪，但“市长”的手最好不要经常伸出来，不要闲不住，现在最怕的就是这个问题。他认为上市科创板的股票五成腰斩，这是改革当中的阵痛，长痛不如短痛，中国的资本市场必须经受这段阵痛，我们宁要培养市场化的森林，而不要培养计划经济的盆景。 赵晓光觉得交易制度的设计很重要，科创板有一个设计特别好，投行做的项目，证券公司要跟投。过去投行大多数和大股东站在一起，现在和投资者站在一起，从最本质上，中国未来能否出现一批优秀的科创企业，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三年后、五年后没有，一个制度再怎么设计都没有意义。美国的科研技术和科创基础主要来自三个体系。第一，军工体系，他们很多硬件的技术都是军工体系。第二，科研体系，斯坦福大学有18个国家实验室。第三，大企业内部研发孵化。最本质来说，科创、科研是有规模效应的。他把目前第一批上市的科创板企业或者到现在为止上市的，定义为有一定基础含量的技术企业，不能完全定位为科创企业。科创板的意义在于让中国的科研体系觉醒，无论是军工领域、军民融合还是科研体系，中国科创、科研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单俊葆认为，这次科创板的推出，一方面帮助没有盈利的公司上市，另一方面实行注册制，还有很重要的是发展自己的母国市场。英国的崛起背后有伦敦金融城，美国的崛起背后有华尔街的力量，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一次体量的崛起，背后一定有自己资本市场的贡献。科创板吸引更多有科技含量的公司能够进入自己的市场，发展自己的母国市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过去对拟上市企业没有完全当作一种资源来看，其实世界上做创业板试点的很多，除了纳斯达克成功以外，其他国家不成功因素很多，但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因素，可上市资源太少。中国在双创的背景下，要把拟上市公司做成一种资源，发展自己的母国市场，留住更多的资源在自己的国家上市，让中国的投资人能够分享，同时能够对实体经济做更大的贡献。[详情]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于2019年10月26日在复旦大学举办。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金刻羽出席并演讲。 金刻羽认为，在新时代，如果采取过多的保护主义，维持孤立主义的心态，切断和其他国家的联系，自我封闭，将自己排除到体系之外，只能降低自己的影响力。 她认为，当今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型的网络。金融、技术、基础设施、供应链、甚至环境保护都成为一张网络。在其看来，发展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正式因为有了贸易网络，才成为了重要的资产。“中东石油输出国的石油，在150年前是毫无用处的，没有价值，但今天它可以是世界产品不可缺少的投入品，因为我们有全球的网络”。 金刻羽分析称，过去的霸权主义是大国规定，其他国家跟随服从，但是在网络社会里，这已经不现实了。“我们前三十年改革开放就是在设立网络，奠定基础，建立了全球基础设施的网络，使得我们爆发式的发展”。 在其看来，现在中国蓄势待发，将成为全球网络的主导者之一，但中国并不谋求独霸系统，而是要努力确保网络的平等运行，保障网络的安全和可持续性，防止其他国家破坏网络。 “我们实际上在做很多铺垫网络，成为连接最多国家的事情。比如说‘一带一路’，推动了全世界各个地区实现了互联互通，同时成为物质基础设施和数字基础设施的中心，在网络条件下，规模和经济不是最关键的，而是位置和连接点”，她说。[详情]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于2019年10月26日在复旦大学举办。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金刻羽出席并演讲。 在谈到金融全球化时，金刻羽认为，发达国家自1980年开始，发展中国家自1990年以后，逐步加入了金融全球化。“资本可以随便流动，投资者的资产可以多样化，降低风险，这是发达国家推动金融全球化的原因，但近年来，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资产价格、信贷、一系列的全球金融指数都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好像有一个全球金融周期”。 金刻羽强调，金融全球化最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不能放弃国内政策的主权，“这几十年来，很多小的国家没有很好的平衡这点，政策需要有选择性，需要合乎每一个国家的国情”。 他认为，造成经济体脱节断裂的不是全球化，一方面是科技进步，另外一方面是政府的失误，“很多国家没有保护自己中产阶级的消费者和人民的利益，这是全球化遭到逆反冲击的原因，所以说开放经济体的同时要有相应的国内政策调整”。 具体到中国，当下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很多国家都希望中国对全球的需求起到稳定作用。“别看现在我们有很多贸易上的争端，跟国际上的关系有一点紧张，但明年或后年来一个全球危机，这个时候中国和美国不一起合作，我看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相应的全球金融上，还是需要合作的，国外也需要中国”，金刻羽说。 在谈到开放新格局时，金刻羽认为，第一，中国消费者正在日益变得富有，所以开放贸易，进口适合消费者口味的产品无疑是有意义的，这可以使得消费者享受到品种繁多的产品。 第二，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坚韧性更好，竞争性更强，所以开放金融部门，允许国内外金融部门参与竞争，有利于中国金融部门的改革。 此外，为企业能提供更广泛的金融服务也是非常重要的，更多的多样化投资机会，分散风险。“我们需要国外企业的管理和诀窍，最先进的公司治理，知识的溢出效益是巨大的，我们就算不搞合资，整体的知识溢出、技术溢出也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金刻羽也强调，保持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非常重要。除了资本管控方面，同时要有宏观和微观层面上的审慎政策的结合。 “我们最需要的是政策的透明度、可预见性，清晰的传递和沟通，我们已经是一个大的国家了，我们任何一个政策的变动，经济的小波荡都会给全球带来巨大的输出”，金刻羽称，很多政策的不稳定性是经济周期的原因。如果没有透明度和可预见性，对全球和中国也有同样的负面影响。“清晰的传递和沟通可以防止投机操作和过度的经济波动，这是一个关键条件”。[详情]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于2019年10月26日在复旦大学举办。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金刻羽出席并演讲。 金刻羽认为，中国历来非常开放，善于吸取外来的文化和思想，具有高度的包容性。中华民族从来不会把外来的思想文化在华夏大地上简单复制，而是消化吸收，变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 从历史上可以看出，中国擅长对外来文化加以改造，变成自己的东西。“邓小平的开放政策也是同样的道理，不是全盘西化，不是照搬西方的经济政策，而是根据自身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态势有选择性的运用到中国的实践中去。我们中国引进自己所需要的并加以改造，使之适应中国的社会和人文环境。所以在全球化的问题上，我们能说NO和YES都是一样重要的”。 “我们对自由贸易说好，对外国直接投资说好，我们对毫无节制的资本流动说不，对进口全方位的自由化说不，这是我们过去开放政策的基本精神，也应当是现在和未来开放政策的基本理念”，金刻羽强调，对全球化的恰当应对是政策抉择的关键所在。 在其看来，中国之所以要对全球化的具体内容做出选择，是因为大多数西方经济体的决策者根本没有考虑到、也没有预料到全球化的后果。 对于近期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金刻羽认为，全球化使得发达国家的消费品价格下降，品种增多，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这二十年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使美国消费者平均价格降低了27%”。 “美国政坛内对贸易的讨论非常激烈，主要考虑的是钢铁工人失去了就业，每次我都会说，你们钢铁就业有几百万人，但涂指甲的就业是钢铁就业的五倍，甚至你们的消费者有几亿人口，全都是广泛的受到了贸易的好处”，金刻羽说，最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是获利最大的是美国的贫穷群体，因为美国贫穷群体是中国出口消费的最大群体。 “如果我们的工资没有变，但是价格降低了20%，实际上我们的工资就增加了20%，这一点特朗普没有明白，但是美国老百姓应该能够深深体会到，因为的确我们使得美国低收入群体能够购买更多的玩具、服装、家具，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变化，所以我们帮助了美国减少他们实际的收入不平等，贸易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一样重要”，金刻羽强调。 对于部分国家未能充分获得贸易自由化的利益，出现了很多比较困苦的情况，金刻羽认为，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在开放的同时，一个国家的国内政策要做出调整和变革，适应自由贸易的局面。 “拉美国家对全球化一概说好，不加区分，全盘接受开放的自由市场，实现贸易自由化，对出口部门和进口部门同时敞开大门。东亚国家和中国对出口积极开放，对进口逐步实行开放，在拉美短期投资的资本，热钱蜂拥而入使得汇率上升，一时间内把他们出口部门的竞争力削弱，而生产力比较高的产业就业岗位被外国公司夺去，当地产业陷入了中低效率和中低价值的就业，以后一直没有能够跳出来，这和之前的中等收入陷阱有一定的关系”。 而中国不同，允许中间产品免税进入，但前提最终产品要出口到海外，我们先把出口放开了，进口慢慢等我们竞争力加强以后再逐渐开放，所以我们保护了就业，保护了中等阶层的工作岗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开放政策同时需要国内的政策保障就业。 对于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显著增强，金刻羽强调，中国是通过竞争获取成功，而不是通过其他的手段。“如果要回顾历史，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迅速增长的时候，都要到发达国家引入新的技术，美国也一样，美国通过很复杂的规划，把英国的技术偷过来，但你不能说美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因为他们偷了英国的纺织品的技术，还是要靠自己的竞争力，我们国家如果取得这样的成就，也是通过我们的竞争力，但是这一点国际上不是很清楚”。[详情]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于2019年10月26日在复旦大学举办。金融专业人士朱云来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朱云来：感谢杨女士介绍，我的数据来源主要是国家统计局出版的统计年鉴。统计局1952年成立，现在很多对70年经济成就的回顾，基础都是根据统计局1952年建立了这样一个全面系统的统计记录（1982年出版第一册国家统计年鉴）。 我也是第一次来到复旦，说起来复旦应该是1905年成立，也是中国超过百年的著名学校之一。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参与活动，论坛的主题非常好，也很适时。转眼之间70年，因为有了统计局系统工作，可以让我们回顾七十年来的发展相对更具象更准确，才有了可定量的分析机会。面向未来我觉得这个提的非常重要，全面开放，开放可以带来更多的活力，开放同时意味着我们有机会向世界学习，也意味着我们能够敢于直接面对世界的挑战，同时也可以让我们更重视科技发展，更多创造从而把握更多机会。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在今天最后讲历史的部分，有一些感想可以与大家分享讨论。我知道时间非常紧张，在这么短时间讲完这么多的东西，确实挺有挑战，尽量把时间控制好。 下面请大家看这一组数字，时间轴为1949年2019年。产值是这条红色的线，从最开始679亿，到最后90万亿，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发展过程。叠柱图代表农业、工业、建筑业、服务业四部分。这里要说明一下，由于数据区间为70年，在前面发展的基础上，后期发展相对较快，所以从图整体展示的效果来看前面不是很明显。图中绿色的是农业部分，也是我们赖以生存最基本的一大行业；蓝色部分代表工业，亦是指生活中间所需要的产品、物品和制品。橙色代表建筑业；紫色是服务业，可以说是一种代劳，最典型的服务行业例如运输业，运输业帮助你把东西从A搬到B点，这是一种服务价值或者成本。 我国七十年发展成就斐然，农工建服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前面我们讲了产值，下面我想把钢铁挑选出来特别看一下。 钢铁工业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原材料产业，这是非常具象的产出示例，以吨为单位的，我们的生铁从1949年25万吨到现在8亿吨左右，生铁要从铁矿石变成铁，由铁炼钢，所以说铁是很基础的材料。我们的粗钢从1949年16万吨已经发展到2018年9.3亿吨，钢铁是一个可循环的经济。为什么粗钢产量9亿吨，钢制品12亿吨？这当中应该包含废钢铁循环再利用。通过七十年的发展，铁的生产累计已达到112亿吨。从红线代表的粗钢和蓝线代表的生铁产量，可看出现在一年生产9亿吨钢，8亿吨铁，那么再看人均状况。 人均累计已达到8吨铁，铁和钢为什么这么重要，这个材料如果我们现在一年生产钢是9亿吨的话，常用的十种有色金属材料加起来也就八千万吨，加上塑料大概一亿多吨，差不多十分之一。从使用角度来看钢铁还是最重要的材料。就好比这个报告厅这么大，没有铁，没有钢是不可能达到这种跨度和围度的，铝材已经算是仅次于钢很好的材料，但是恐怕强度是不够的。 我们再从贸易角度来看七十年的发展变化，早期的贸易水平相对少一些，我们的早期主要是进口必要的机器设备，出口一些初级农矿产品等； 1978年改革以后又开始比较全新的局面。图中粉色的柱状背景是从1952年的679亿到2018年的90万亿GDP。绿色实线为贸易总额，也就是进出口总额，从1950年41亿元到2018年31万亿元。出口占比、进口占比2004年已达到30%左右，2007年后呈现下降趋势。 贸易（进出口）约占产值（增加值）2%-3%左右 ，我们一年还要增长6%，但是这是从增加值角度来讲。我们还要关注进口的是什么？进口是我们需要的设备，需要的关键材料等等，为了进行整体巨大的经济生产所必要的进口，比如包含有芯片，有光刻机、高级数控机床，2018年进口占比16%。贸易的变化从改革开放以后系统性上升到2007、2008年以后系统性下降，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来看看产业结构 – 农工建服四个行业占比。 首先绿色柱状代表的农业总体呈下降趋势，而同期我们的农村人口占比从1949年89%到现在的40%，可以说城镇化率已经提高很快了。但是农业产值占了多少呢？1952年51%下降到2018年7%。用7%的产值养40%的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紫色部分是代表服务业比重1978年后系统性的增加，中间黄色的部分代表建筑业有所扩张，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有限。我们再来看一下用四个产业的占比变化。 刚才已经说过了农业的特点，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三条线，表示建筑业的橙色线在最下面，工业占比（蓝线）和服务业占比（紫线）在2008年左右出现反转，在那之前工业占很主要的部分，那个之后迅速的变化反转。也就是说在过去十几年里面，实际上我们的经济已经发生非常巨大变化，这解释了出口占经济比重下降，而服务业占比在迅速的增加。 我们经济发展的初期其实是很困难的，资源短缺。七十年的发展至今，可能已经到了几乎所有的行业都有很大的发展变化，已经逐步进入一个相对充裕的世界经济里面。现在经济面临新的挑战，应该是各种过去累计的投入，怎么能够把它最大发挥效益。过去投资拉动如果说需要的话，那是因为看到投资有未来的产出。如果未来的产出某些投资的前景并不那么明确，是不是需要这么急于投资，值得思考，这也是新时代的挑战。以统计局年鉴2018年数据上来看，现在巨大经济规模建设以后， 90万亿经济里面，35万亿是居民消费，13万亿是政府开支，算公共服务，也是开支，两项加起来是一半的经济，还有一半都是投资。如此规模的投资继续下去，未来的回报能够保证吗？刚才讲贸易问题时有个隐含概念，既然已经投了这多的设备，我们可以把已有的资产有效利用起来，建立更为系统科学的方法，这也是让经济持续增长的方式。 会议主题谈到全面开放新格局，那么面向未来，科技是一定要强调的。在发展初期，我们相比世界先进技术差距比较大，度过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有向优努力发展的过程。今天在学校这个环境我们就多讲一点跟教育和思维有关的东西。这两张图是前几年我写的一个东西，可能不是最全面的，主要是想展示这样一个围度，有这么多不同且重要的科技，关联着大大小小的领域，科技才是真正限制我们未来收入的可能。 这张图我是想把基础科学和相关的骨干行业、应用领域、数字经济之间的互动联系大致做一个展示。中间红色的8个长方形代表着8个基础科学，我们把它们分个文理，理科的四大基础-数理化生，文科也有四大基础-语政经社。看看世界各国的关于经济发展的讨论，都离不开政治、经济、社会这三个社会科学。很像自然科学中的“理化生”，一个比一个复杂。相当于数学的角色，在文科里面是什么呢？是语言。语言、逻辑就是思维的表述，系统的推理。 围绕这几个核心基础科学，形成了很多骨干行业（绿色的六边形），再到其他各种应用领域（蓝色椭圆形），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另外，当时我们也考虑了数字经济，因为上述所有的行业和领域都是可以通过数字来表达的，相比简单纯粹的文字，更多了定量性和系统性。 再来看看橘黄色的柱子代表的我们的科研投资，2017年全国两万亿不到；而旁边蓝色的柱子是地产投资，7倍有余。再看2003年-2017年的累计数据，地产累计投资111万亿是科研12万亿的9倍，同时是累计对外投资7万亿的15倍。科技是我们推动可持续化发展的一个关键性要素，科技需要更多投入。 刚才讲了科技，我们再来看看国际，这也是我们谈到面向未来的一个发展围度。我们要走出去，去了解世界，世界是在不断在变化的，我们进行一个同样时间区间的平行比较，其实中国从发展速度来讲过去70年还是很快的，应该说我们速度肯定没有问题。红色线是代表世界人口，增长速度一直较为稳定；从世界产值（蓝色实线）和贸易（深绿实线）的变化上看大致有几个点值得关注，比如说1985年是值得提一下，冷战放缓，也是大家提到的和平红利，确实贸易和经济都在往上增长。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也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2002、2003年以后是一个比较更快的增长。2008年之前全世界货币和产值历史上一直是比较相当，到了这儿开始分叉，2018年两者相差20万亿。同期十年间货币增加了42万亿美元，产值只增加了22万亿美元。货币供应总量代表的是金融体系系统性放债的规模。过去投一万块钱可以产出一万块钱新增GDP，现在你得投两万块钱，才能达到同样一万块钱的价值。这种过度刺激，不简单是数字比例关系，值得注意。 一转眼世界经济危机已经过了十年，其实我们好像一直还没有走出2008年经济危机的阴影，谁也没有敢说正式宣布，正式从2008年走出来。有人说股票又涨回去了，但是其实你忘了，那个时候股市2500点，跟现在2500点不是一个概念。现在多了好几十万亿货币，如果把货币算上去，它其实还没有回到2008年的水平。面向未来，需要在未来的分析和投资的决策上，更充分的考虑。 这里我们看看贸易，图中绿色线可以看出世界贸易（进出口总额）1960年之后除1980年、1992年、1999年三次较小波动外基本处于稳步增长，2001年增长加速，2008年金融危机波动较大。中国的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从1960年的1.5%增至2016年的7.9%。接下来从历史角度我们来回顾这个世界的发展。 图中数据起始点为公元元年，即公历纪元。橙色是中国在世界经济占比，从公元元年开始到1840年，我们始终是世界第一、第二。深蓝色的是印度，情况类似。从2018年人口来看中国13.95亿人，印度13.53亿人，也很接近。印度全境和中国东部（平原地区）均为300万平方公里左右。印度平原（两河）75万平方公里，北纬约20-30度；中国中原+江南47万平方公里，纬度约30-40之间。相对来看，印度的维度更低以及热带季风性气候使得它的暖湿条件更好，水资源丰富、降雨量充沛、阳光充足、全年几乎无霜冻，也就意味着植物生长条件更好，恰好可以解释为什么印度很长时段里产值高过中国。两个大国都有着一块巨大的天赐的平原，又都具备农业发展历史悠久经验丰富、人口稠密劳动力充足的优势。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基本的农业产量，使得两国在GDP长居世界领先。伴随着工业革命，欧美迅速崛起。 直到鸦片战争才发现，经过工业革命后的西方国家生产力和科技水平已有了巨大的领先。我们的大刀长矛根本无法抵抗来福枪。那时候有四亿人，万分之十的兵，就四千万。英国那时候人口总共才有三千万，所以本来是跟我们根本不能比的，但是现在因为有了先进的武器，一个顶一百个，变成30亿人对4亿人。所以一塌糊涂，你看曲线也是直接跌下来。解放以后中国发奋革命改变自己，我们搞教育，搞工业，搞经济改革、搞系统性发展，所以数据也在系统性往回升。紫色的线是美国的GDP占比，从1800年开始迅速崛起，占世界比例直线上升，二十世纪中期随着中国、印度、日本的占比上升美国占比总体相对下降。所以通过这张图可以大致看到一个2000年跨度的历史图景。 把这个图景的时间维度再扩大一点来看，也就是图上面方这个时间轴。整个地球生命五十亿。生命四十亿，原人四百万年前，智人四万年前，农业革命一万年前。从秦朝算起，距今2200多年，新的考古工作（良渚）将中华文明推前至5000多年。我们有这样天然的平原，适宜生存。农业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它是可以线性化扩张的，这也揭示了为什么中国这么多年形成了多子多福，人越多，种地越多，家庭越多，种地人越多，财富越多，也就是为什么自给自足能够保持几千年体制基本没有怎么变。 从下面这张图可以看出，世界近代史的变化究其原因还是一系列的科技发明，如内燃机（1670年）蒸汽机（1698年）、电动机（1821年）、发动机（1834年）、汽油机（1878年）、柴油机（1897年）等，尤其是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工业革命之后使得生产力大幅提高，经济也随之快速发展，当然还有很多方面的都可以看出我们所在的世界进展的步伐逐步加快，比如医学上的不断发现和技术突破，均寿逐步提高，人口随之增加。 篇幅有限，所以图中只是简单示意一下，让我们直观的看到原来总觉得历史是非常长的东西，现在发现近200年的发展迅速，而当中最快速发展的20年，正好我们现在都刚经历过的。只是正在经历当中可能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20年以数字量来衡量是最大的一部分，现在看现实的结果。这么多的高楼，90%是在最近这20年形成的。现在的经历亦是既成的现实，也会成为我们走向未来的基础。反过来看，不同于1949年、1978年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需要在面向未来科学审慎系统思考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些悄然之中发生的，可能不仔细想的话，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些巨大的变化。 我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于2019年10月26日在复旦大学举办。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黄有光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摘编： 我今天的主题是“赶超为何能够成功”。这里所讲的“赶超”，并不是指总GDP的赶超。在PPP上的总GDP（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GDP）中国早已超过了美国，2018年中国这个数据甚至要比美国大28%；而汇率上的总GDP，十多年后实现对美国的超越已经没有悬念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赶超”，是人均GDP的赶超。 先谈PPP的人均GDP方面，2018年美国PPP上的人均GDP是中国的3.44倍。2019年上半年，中国年增长6.3%，美国是2.5%，每年赶超大概3.6%；因为美国人口增加比中国快，所以人均赶超速度要将近4%。实际上，前几年的数据都大大超过4%。做一个保守的估计，假定从今年或者明年开始中国以大约2%的速度来赶超美国，数据显示，中国在PPP下的人均GDP在2082年前就会超过它。 再谈汇率上的人均GDP方面，到了2082年，中国在汇率上的GDP和PPP调整后的GDP会非常接近，因此汇率上的人均GDP应该会在2098年前超越美国。当然，概率肯定不是百分之百，几十年后有什么事情可以被宣称为“必然发生”呢？但是我相信这个几率超过50%。 有些人不但认为我们不可能赶超美国，甚至认为中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达到高收入水平。中等收入的区间是年收入在6000到17000万美元左右，或者每年4万到12万人民币。中国现在差不多在这个区间的中央，人均年收入差不多10000美元，经过PPP调整之后只会更高。我们最新的收入增长率数据是6.2%，今后即使平均以5%增长，中国也会在2030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行列。给定稳定发展的假设，中国几乎肯定会跨越中等收入，因此我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不适用，我们并没有跌入这个陷阱。 中国经济仍在加速发展 中国经济下行其实是一个被夸大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经济并没有真正下行，只是增长率下降。中国经济还在高速增长，只是比起以前的超高速增长而言增速下降了。 我们要认识到，中国经济已今非昔比。2019年每1%的增长在实际产量的增长上要超过十年前的2%，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总量是十年前的两倍多，所以即使现在的增长率跌到5%，在实际产量的增长上也相当于十年前的10%、二十年前的28%、二十五年前的43%、三十年前的72%、四十年前的180%，是六十七年前的GDP的9倍、10倍。所以今年的6.2%仍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增长。 也即是说，从增长的实值量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在加速。例如2017年的增长率是6.9%，而2018的增长率是6.6%，虽然6.6%比6.9%小0.3个百分点，但是2017年的6.9%是基于2016年的GDP而言的，2018年的6.6%是基于2017年的GDP而言的，而2017年的GDP已经比2016年的GDP多了6.9%，因此2018年的6.6%在实值产量上，等于2017年的6.6×1.069=7.055，是比2017年的6.9%高的。如果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避免一些错误。根据刚刚的分析，即使今后中国经济以4%的增长率增长，都会给其贸易伙伴带来更大的增量市场。 还有一个被夸大的问题是中国的债务问题。相对中国的高储蓄率来讲，中国的债务问题并不大。中国的经济还在高速增长，债务问题只要不恶化得太快，那么它相对于将来更大的GDP而言会变小。还有一些方面的原因，比如中国债务更多的是对内负债而不是对外负债，债务多数是投资性而不是消费性，中国的债务主要是私人债务而不是政府债务，也远远没有接近资不抵债的水平。根据Naughton在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两年前的一篇文章，政府债务占GDP 165%，但中国政府的资产占GDP的比例是306%，所以政府的净资产超过GDP，完全没有接近资不抵债的问题。另外，我们的政府可以更加有效地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扩散，比较强力地避免一些基于恐慌而造成的危机。例如银行存款的挤兑，在中国几乎没有出现的可能。 挖掘“中国奇迹”的原因 探讨中国赶超是否可以成功的一个角度是讨论我们几十年来高速发展的原因，即所谓“中国奇迹”。我们如果理解“中国奇迹”发生的原因，就可以根据这些原因在将来是否能够依旧存在，来评估赶超是否能够成功。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逐步解除了计划经济的桎梏，发挥了市场调节的功能，通过国际贸易发挥比较优势获取利益，提高了全体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后发优势，作为改革开放后参与到全球经济中的后来者，我们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投资等方式取得比较先进的生产和管理经验技术，从而能够快速增加产量。直到现在这个优势还很大。 第三，港澳台地区和海外的华人，包括企业家、投资者、技术、学术人员等做出的贡献，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后的大陆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舞台，一方面是华裔情结使他们大量回到大陆投资、办企业，直接或间接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 第四，华人勤奋耐劳，有经商办企业的能力，在改革开放后得到发挥。 第五，华人有未雨绸缪、福及子孙的思想，因此有很高的储蓄率，提高了资本累积率。 第六，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并不低，以我跟十多位经济学诺奖得主交流的经验来看，中国人的创新水平不输给美国人！ 第七，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不过中国政府几十年来对经济的调控大致是成功的。 第八，中国人口多，多数人认为人口多是缺点，实际上是优点。根据Mozart effect，人口总量具有规模优势，十亿人口的国家比一亿人的多十倍天才。 总结来说，虽然这其中的一些因素减少了，但是高速发展的多数有利因素都没有变。因此只要整个国家是稳定的，今后几十年，中国还会以中高速的增速发展，也会进一步赶超。 当然，我们也有提高赶超速度的方法：我们需要继续改革，需要利用市场；需要放弃一些不必要的行政限制，包括城乡、人口等；需要处理贪污和平均不分配的问题；需要提高包括文化、道德等软实力，这并不是为了进行文化输出，而是进一步提升我国国民的素质。 实现“赶超”时要注意衍生的问题 单单跨越并不够。在实现赶超的过程中，要注意其中产生的问题。例如环保问题，包括雾霾、全球暖化等问题；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问题；权力的滥用和权钱勾结的问题；还有中国的道德问题。道德水平低下其实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一些历史遗留原因和社会环境、政策的影响。 到今天中国还是没有充分利用市场，虽然改革开放后比以前好很多，但还有一些地方可以进一步。我认为中国应该提高进口农产品的比例，得到更大的比较优势。人口限制应该完全放开，人多的好处往往超过它的坏处。很多人会把拥挤、堵塞和污染怪罪给人口数量多。应该认识到，给定每个人的税负，如果人口和车辆只有一半的数目，道路的宽度大概也只有一半，堵塞会更厉害。如果人口和乘客只有一半，那就不会有这么多条地铁的线路，不会有这么多班次的公共汽车，乘客的方便程度也会下降。现在的经济是以服务业、创新为主要因素，而不是以农业为主，所以人多更好。 在达到温饱和小康之后，提升经济水平已经不是人们提高幸福感的主要途径。因此，与其担心经济增长因素下降，不如考虑例如环保等其他增加快乐的因素。[详情]
摄影：李国徽 新浪财经讯 “2019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于10月26日-27日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常委、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出席并演讲。[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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