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教授授黄有光：中国赶超美国为何能够成功？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于2019年10月26日在复旦大学举办。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黄有光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摘编：

　　我今天的主题是“赶超为何能够成功”。这里所讲的“赶超”，并不是指总GDP的赶超。在PPP上的总GDP（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GDP）中国早已超过了美国，2018年中国这个数据甚至要比美国大28%；而汇率上的总GDP，十多年后实现对美国的超越已经没有悬念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赶超”，是人均GDP的赶超。

　　先谈PPP的人均GDP方面，2018年美国PPP上的人均GDP是中国的3.44倍。2019年上半年，中国年增长6.3%，美国是2.5%，每年赶超大概3.6%；因为美国人口增加比中国快，所以人均赶超速度要将近4%。实际上，前几年的数据都大大超过4%。做一个保守的估计，假定从今年或者明年开始中国以大约2%的速度来赶超美国，数据显示，中国在PPP下的人均GDP在2082年前就会超过它。

　　再谈汇率上的人均GDP方面，到了2082年，中国在汇率上的GDP和PPP调整后的GDP会非常接近，因此汇率上的人均GDP应该会在2098年前超越美国。当然，概率肯定不是百分之百，几十年后有什么事情可以被宣称为“必然发生”呢？但是我相信这个几率超过50%。

　　有些人不但认为我们不可能赶超美国，甚至认为中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达到高收入水平。中等收入的区间是年收入在6000到17000万美元左右，或者每年4万到12万人民币。中国现在差不多在这个区间的中央，人均年收入差不多10000美元，经过PPP调整之后只会更高。我们最新的收入增长率数据是6.2%，今后即使平均以5%增长，中国也会在2030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行列。给定稳定发展的假设，中国几乎肯定会跨越中等收入，因此我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不适用，我们并没有跌入这个陷阱。

　　中国经济仍在加速发展

　　中国经济下行其实是一个被夸大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经济并没有真正下行，只是增长率下降。中国经济还在高速增长，只是比起以前的超高速增长而言增速下降了。

　　我们要认识到，中国经济已今非昔比。2019年每1%的增长在实际产量的增长上要超过十年前的2%，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总量是十年前的两倍多，所以即使现在的增长率跌到5%，在实际产量的增长上也相当于十年前的10%、二十年前的28%、二十五年前的43%、三十年前的72%、四十年前的180%，是六十七年前的GDP的9倍、10倍。所以今年的6.2%仍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增长。

　　也即是说，从增长的实值量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在加速。例如2017年的增长率是6.9%，而2018的增长率是6.6%，虽然6.6%比6.9%小0.3个百分点，但是2017年的6.9%是基于2016年的GDP而言的，2018年的6.6%是基于2017年的GDP而言的，而2017年的GDP已经比2016年的GDP多了6.9%，因此2018年的6.6%在实值产量上，等于2017年的6.6×1.069=7.055，是比2017年的6.9%高的。如果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避免一些错误。根据刚刚的分析，即使今后中国经济以4%的增长率增长，都会给其贸易伙伴带来更大的增量市场。

　　还有一个被夸大的问题是中国的债务问题。相对中国的高储蓄率来讲，中国的债务问题并不大。中国的经济还在高速增长，债务问题只要不恶化得太快，那么它相对于将来更大的GDP而言会变小。还有一些方面的原因，比如中国债务更多的是对内负债而不是对外负债，债务多数是投资性而不是消费性，中国的债务主要是私人债务而不是政府债务，也远远没有接近资不抵债的水平。根据Naughton在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两年前的一篇文章，政府债务占GDP 165%，但中国政府的资产占GDP的比例是306%，所以政府的净资产超过GDP，完全没有接近资不抵债的问题。另外，我们的政府可以更加有效地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扩散，比较强力地避免一些基于恐慌而造成的危机。例如银行存款的挤兑，在中国几乎没有出现的可能。

　　挖掘“中国奇迹”的原因

　　探讨中国赶超是否可以成功的一个角度是讨论我们几十年来高速发展的原因，即所谓“中国奇迹”。我们如果理解“中国奇迹”发生的原因，就可以根据这些原因在将来是否能够依旧存在，来评估赶超是否能够成功。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逐步解除了计划经济的桎梏，发挥了市场调节的功能，通过国际贸易发挥比较优势获取利益，提高了全体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后发优势，作为改革开放后参与到全球经济中的后来者，我们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投资等方式取得比较先进的生产和管理经验技术，从而能够快速增加产量。直到现在这个优势还很大。

　　第三，港澳台地区和海外的华人，包括企业家、投资者、技术、学术人员等做出的贡献，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后的大陆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舞台，一方面是华裔情结使他们大量回到大陆投资、办企业，直接或间接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

　　第四，华人勤奋耐劳，有经商办企业的能力，在改革开放后得到发挥。

　　第五，华人有未雨绸缪、福及子孙的思想，因此有很高的储蓄率，提高了资本累积率。

　　第六，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并不低，以我跟十多位经济学诺奖得主交流的经验来看，中国人的创新水平不输给美国人！

　　第七，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不过中国政府几十年来对经济的调控大致是成功的。

　　第八，中国人口多，多数人认为人口多是缺点，实际上是优点。根据Mozart effect，人口总量具有规模优势，十亿人口的国家比一亿人的多十倍天才。

　　总结来说，虽然这其中的一些因素减少了，但是高速发展的多数有利因素都没有变。因此只要整个国家是稳定的，今后几十年，中国还会以中高速的增速发展，也会进一步赶超。

　　当然，我们也有提高赶超速度的方法：我们需要继续改革，需要利用市场；需要放弃一些不必要的行政限制，包括城乡、人口等；需要处理贪污和平均不分配的问题；需要提高包括文化、道德等软实力，这并不是为了进行文化输出，而是进一步提升我国国民的素质。

　　实现“赶超”时要注意衍生的问题

　　单单跨越并不够。在实现赶超的过程中，要注意其中产生的问题。例如环保问题，包括雾霾、全球暖化等问题；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问题；权力的滥用和权钱勾结的问题；还有中国的道德问题。道德水平低下其实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一些历史遗留原因和社会环境、政策的影响。

　　到今天中国还是没有充分利用市场，虽然改革开放后比以前好很多，但还有一些地方可以进一步。我认为中国应该提高进口农产品的比例，得到更大的比较优势。人口限制应该完全放开，人多的好处往往超过它的坏处。很多人会把拥挤、堵塞和污染怪罪给人口数量多。应该认识到，给定每个人的税负，如果人口和车辆只有一半的数目，道路的宽度大概也只有一半，堵塞会更厉害。如果人口和乘客只有一半，那就不会有这么多条地铁的线路，不会有这么多班次的公共汽车，乘客的方便程度也会下降。现在的经济是以服务业、创新为主要因素，而不是以农业为主，所以人多更好。 

　　在达到温饱和小康之后，提升经济水平已经不是人们提高幸福感的主要途径。因此，与其担心经济增长因素下降，不如考虑例如环保等其他增加快乐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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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