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坤荣：人才竞争的背后存在土地出让竞争的影子

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沈坤荣

　　新浪财经讯 第十三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2019）暨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发布会于6月29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中国70年发展历程与大国发展模式”，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沈坤荣出席并演讲。

　　沈坤荣认为，人才争夺大战本身是对高素质的人才的争夺，为了创新驱动，这是值得肯定的，从长期来看有人力资本累计的一面，但是短期来看，也带来了无序的现象。

　　他表示，在人才竞争的背后，看到了土地出让竞争的影子，仍然若隐若现的看到了在长期的人力资本积累背后短期的争夺目标，因为年轻人有有买房的刚需，房价就不可能跌下来。从房价不可能下去，最后土地出让就会一直维持，所以各地方政府不惜花代价竞争人才。

　　以下为演讲摘编：

　　沈坤荣：谢谢大会的邀请，再一次来这里做一个交流和分享。我想今天的主题主要是70年来中国经济的周期和增长，从一个视角，从政府行为的演变和增长动力转换这个视角来做一点分享和交流。

　　从建国1949年到现在，我们70年中间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波动中实现了奇迹般的腾飞，在这中间中国的增长经历了几个重要的阶段，每一个阶段政府行为的演变与增长的动力转换互为耦合，深刻的影响了宏观经济的增长与波动。

　　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三十年，政府行为表现为中央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和改革开放40年地方政府竞争为主的主要形成。我把它分成两个阶段，前面的计划经济阶段可能更多的是从中央政府的主导角度，后面慢慢的由地方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大。这样两个形式。

　　政府行为演变推动增长的动力实现了从要素斗争慢慢开始向创新驱动的转换。随着增长动力的不断优化，中国经济逐渐从粗放型的增长的旧模式开始走向高质量增长的新的常态。所以，我们透视中国经济，如果从地方政府行为的角度来分析，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要走一个大国发展的道路。而大国发展道路的关键在于分权。中央政府负责政策的顶层设计，由地方政府具体来负责政策的执行。这样一个初步的逻辑获得了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在最近的40年地方政府的推动形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说离开地方政府行为的视角，就无法透视中国经济增长或者高速增长的这么一个基本的逻辑。

　　在改革开放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地方政府行为主要表现为市场的替代作用或者叫补充的功能，因为政府他替代市场的功能是很强烈的，省市县在发达地区到村，这样一种竞争的行为，实际上他有很大的正面效应，推动了高速的增长。总体而言，是正面的效应大于负面的效应，因为政府的行为过度之后他有负面的效应。比如政府行为，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增长的生产要素展开了税收竞争。我记得在前几次论坛中我讲到了这个问题。虽然短期内这种税收竞争牺牲了税率，隐性的降低了税率，但是从长期来看扩大了税基，带来了中国增长快速增长，生产能力的大幅提升，财政收入的长期高速增长。

　　地方政府这样一种行为，随着增长的体量增加，或者随着发展阶段的演变，地方政府行为引起的区域竞争实际是越来越剧烈的，合理约束的机制被不断突破，市场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地方政府的行为所扰动，甚至取代。在一些关键领域，地方政府总是游走在管控的边缘，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似乎越来越大，甚至在某些方面盖过了正面的效应。这就是当下我们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良性循环，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一些问题，值得重视。

　　哪几个方面呢？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个问题是环境治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地区之间发展阶段的差异性，使得地方政府间的协作很有必要。但是在环境治理方面的协作越来越困难，由于不同地区之间在环境治理上达成联防联控的共识越来越难，激烈的地方政府竞争加剧了污染产业的空间转移，不仅降低了污染治理的效率，更是影响了整体经济质量的提升。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是金融资源。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争夺逐渐演变为隐性债务扩大的竞争。我们国家由于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体系，可以说中国的资本市场体系是很不完善的，而中国的经济增长需要一个多层次、多元化、多方面的资本市场，这种情况下，地下金融、隐性的债务给地方政府无序的竞争，甚至隐性债务扩大的竞争既提供了空间，也存在着可能。这种空间是我们治理机构机制的缺陷造成的，这种可能是地方政府非良性竞争，这种动机带来的。金融的扩张与争夺使得地方政府债务高企，一些违规的债务，甚至通过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很难清理。

　　最近一个星期，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比如逆周期的调控政策往往是两难的，为什么两难？如果去杠杆，杠杆本身是有问题的，去杠杆过严之后又会经济衰败，如果要“昏倒”了必然要扩张，扩张的结果就好比一个人要吃药，吃药必然带来副作用。所以，总是游走在监管和政府行为这种博弈之间。这是金融资源的竞争。

　　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些问题，任何的扩张性政策它就很两难，去年年底有过一波，今年最近又很难。随着中小银行这种经营的困难，爆雷的现象，使得监管当局在这种非正常的博弈之间非常两难。所以，所谓做好自己的事情跟外部环境的联动是一致的。

　　第三，时间关系，简单讲。土地出让，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度改革以后，地方政府的财政长期依赖于土地出让，尤其1998年，市场化的住房制度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围绕土地出让展开的竞争，推高了房价，降低了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当然，这个过程也扩大了居民的住房消费，也是好的，但是过高的推动跟收入水平不匹配的推动就会带来负面的影响，这样的竞争最近在地级市层面，甚至在发达地区的县级市层面展开的竞争是白热化的。

　　比如最近展开的人才争夺大战，人才争夺大战本身是对高素质的人才，年轻的人才，为了创新驱动，这是值得肯定的，这是很好的。但是实际上背后我们仍然如影如形的看到了土地出让竞争的这种影子，仍然若隐若现的看到了在长期的人力资本积累背后短期的争夺目标，因为年轻人有有买房的刚需，房价就不可能跌下来。从房价不可能下去，最后土地出让就会一直维持，谁都知道这个逻辑。所以，不惜花代价竞争。

　　实际上这样的竞争有好的一面，从长期来看有人力资本累计的一面，这是好的，但是短期来看，也确实带来了无序的现象。所以，值得研究。今天时间关系没有展开，指标的体系，地域的差异，竞争背后的行为，以及这样的长期效应，短期影响，或者短期波动，甚至它的正面的力量和负面的效应，怎么样来做，使得我们这样经济规避负面效应，扩大正面效应。这是第三个值得思考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因此，在不完善的市场与强有力的政府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如何矫正地方政府异样的博弈，是决定中国经济未来的能不能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以，我觉得在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越来越强的背景下，我们同时要关注中国国内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关注中国经济宏观调控宏观政策背后的结构性的因素，关注中央政府在统一行动指挥下各级省市县镇，甚至村，地方政府博弈的心态来矫正负面的心态，形成良好的预期，引领中国经济行稳致远。这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把这个观点引出来，抛砖引玉，供大家来分享和交流。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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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谢长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