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佳胤:请问梁总,携程推出的混合办公模式在社会上引发广泛关注,您认为这一模式有哪些好处?能否分享您在远程办公研究方面的实验数据?
梁建章:十多年前,我曾与几位斯坦福大学的合作者一起,针对远程办公做了一项实验,地点就选在携程。通过这场实验,员工们普遍发现远程办公不用通勤和梳妆打扮,省下来的时间可以自己自由支配。这样一来,不仅员工的满意度大幅提升,而且工作效率有明显提高。这主要是因为员工满意度提升后,他们会自主地把一小部分自由支配的时间用于工作,实际工作时间由此增加。不难看出,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实验结果。
当然,这场实验主要针对呼叫中心的员工展开。这部分员工的工作效率很好观察,也很容易量化。总体来看,这场实验的涉及面还比较窄,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员工群体,比如研发部的员工。
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许多高科技公司的员工都经历了相当长的居家办公期。随着疫情的影响减弱,这些高科技公司要求员工回公司办公,但员工们都不愿意。因此,许多高科技公司就顺势采取了混合办公模式。
前段时间,因为我国疫情防控得很好,中国企业没有陷入被疫情“倒逼”而不得不采取混合办公模式的境地。在携程,尽管我个人非常愿意尝试混合办公模式,公司的其他高管们对此仍有担忧。比如他们担心研发部的员工居家办公是否有工作氛围?如何监测其工作效率?大约在半年前,携程针对大部分员工,包括几千名研发工程师,做了一场实验。几千名员工被随机分成AB两组,A组员工采取混合办公模式,即一周有两天可以居家办公,B组员工则继续在公司办公。
通过观察对照组和实验组的差别,我们发现研发人员的绩效确实很难观察,也很难量化。如果采取季度考评制度,即从上司对下属考评的角度来衡量研发人员的业绩,对照组和观察组的绩效并无差异。就工作时间而言,这次实验得到的结果与以前差不多,即在上海这座城市,居家办公的员工把省下来的通勤和梳洗打扮时间的一部分用于工作,公司的实际工作效率并未因员工居家办公而损失。
此外,员工满意度也是较难量化的要素之一,我们选择从员工流失率来衡量员工满意度。按照在此次实验中得出的数据计算,对照组一年的员工流失率下降三分之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员工满意率有所提升。诚然,对一家企业而言,观察员工满意率的同时还要兼顾员工成本,但在效率相差无几的情况下,员工流失率的降低本身就意味着效率提升。
以上是我们通过实验得到的一些初步结果。不难看出,混合办公模式对员工和企业都是一件好事。我认为从长远来看,这样的模式对社会发展也有好处。从宏观方面看,这样的模式也有其可行之处,比如减少交通堵塞、对环保有利、对房地产价格也能起到一定的平衡作用。在许多已经采取混合办公模式的发达国家城市,市中心的房价涨幅不大,郊区房价却涨得很快。就个人而言,我希望在携程的带动下,未来能有更多企业加入混合办公模式的队伍,早日将这一模式普及化、常态化。
长远来看,如果越来越多的欧美公司都采取混合办公模式,甚至完全远程办公模式,这可能会进一步扩大英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仅通过语言这一渠道,这些公司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充分调配第一语言或第二语言为英语的各类人力资源,从而对全球共同研发起到促进作用。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英语人才,这恰恰是一些中国企业所不擅长的。对这些企业而言,这可能成为未来的一项竞争短板。
最后,我认为混合办公模式对促进生育也有积极影响,这也是我最乐于见到的。近些年我国生育率下跌非常厉害,生育率仅比韩国高一点。如果企业能采用混合办公模式,随着白领们居家时间延长,生育率或许将由此得到提升。
胡佳胤:请问智联招聘郭总,远程居家办公对企业招聘、人才培训会带来哪些影响?哪种类型的企业更适应远程办公?
郭盛:我讲三点。C端、B端的情况,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总体而言,不管对C端还是B端,远程居家办公目前的处境都有点“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感觉。
1. 对于C端。C端非常喜欢远程办公,在疫情影响下,许多C端求职者对远程办公的职位特别感兴趣,认为它能给生活带来很多灵活性。然而一旦这些求职者申请到这样的职位,随之而来的烦恼也有不少。一是社交焦虑。公司除了分配工作任务,还是一个社交场所。目前多数中国家庭都是小家庭,这意味着员工很大一部分社交是在公司展开。在公司,员工除了工作还能交朋友,缓解社交焦虑,然而这部分功能很容易被忽视。二是工作量加大。这一点让很多人感到意外。多数人认为居家办公无需通勤和梳洗打扮,自己可以有更多时间享受生活。令人意外的是,我们发现上班族通勤省下来的时间很多被用来工作。通勤上班让员工的生活和工作有所分离,比如每天6点下班,不管加班到7点还是8点,下班以后就是属于自己的生活。远程居家办公可能让员工一天24小时都身处工作状态,因为工作和生活的空间界线变得模糊,实际工作量可能会更大。就目前情况看,C端用户非常欢迎远程居家办公,但这种模式实际上存在隐忧。
2. 对于B端。远程居家办公最大的挑战在于企业端。就目前情况而言,企业还没准备好,只有不到1%的企业在积极拥抱远程办公。尽管我们看到远程办公招聘职位的数量增长很快,但放眼所有职位的总数量,其占比不足1%。我们曾就此与企业深度沟通,发现远程办公的确面临一些现实挑战。比如大多数中国企业是以人情为纽带来进行管理,西方企业则是以工作任务为核心纽带来进行管理,这可能是东西方企业文化的较大差异。企业与企业之间也存在差异,比如像携程这样优秀的互联网企业或电子商务企业,往往也是以任务为纽带,辅以先进而科学的流程进行管理,员工完成工作任务即可。多数中小型企业则是以人情为纽带来进行组织管理,一旦员工淡出管理者视线,管理就无法进行。这是很多企业的痛点,即便它们要求员工每天打卡,每天开两次视频会,管理者仍不知道员工居家在做什么,这对其管理构成很大挑战。对这些企业而言,受疫情“倒逼”不得不选择远程办公,实属无奈之举。这些企业没有做好数字化、标准化,也不知道如何进行结果管理,只能依赖人情管理和过程管理,因此它们认为远程办公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此充满焦虑。
3. 关于未来。我认为未来的趋势既不是远程居家办公也不是办公室办公,而是灵活办公。所谓灵活办公,就是每周有一部分工作时间可以自由选择。员工可以居家办公,也可以到办公室办公,工作地点和工作时间都非常灵活。此外,未来还会出现另一种灵活工作模式——兼职和非正式工作不断增多。对许多企业而言,这是降成本、激发创造力的好形式。灵活办公既不局限于时间,也不局限于地点。在这一模式下,一个人可以身兼多职,不受8小时工作制约束,既可以是程序员,也可以是健身教练。
我认为,在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灵活办公模式在未来会成为主流。
1) 中国的企业管理水平会越来越高。随着企业数字化水平不断提高,对过程和结果的管理效果也会越来越好。
2) 随着出生率逐渐降低,如果中国仍要保持GDP的增长,多才多艺和身兼多职就成为未来人才的必备素质,这也是一种必然趋势。
3) 社会不断发展继而步入富裕社会后,人对自由和灵活度的渴望会越来越高。长远来看,未来可能出现各式各样的灵活办公模式。
就目前情况而言,远程居家办公对B端压力更大,对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创造了很多生意机会。比如一些toB 的软件和云等,数量增长非常快,给相关企业带来许多商机。
胡佳胤:请问姚老师,在解决社会关注的民生问题上,远程办公能发挥什么作用?具体实施过程又面临哪些挑战?
姚洋:远程办公的兴起,主要得益于两方面原因。
1. 技术的发展。在技术的支持下,远程办公已经实现,剩下的就是监督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计件或团队协作来解决这些问题。
2. 人们对工作灵活性的追求。郭总和梁总也提到,远程办公反而会增加工作时间。我估计大家对此乐于接受,毕竟是居家办公,灵活度很高,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在当下的中国,很多年轻人的心态恐怕是“收入诚可贵,自由价更高”,工作本身也要变成享受的一部分。
此外,远程办公对整个社会也有好处。
1. 远程办公可以降低企业的办公投资和租赁成本。远程办公的企业,可以不需要太多固定的办公场所。从这方面来看,可以节约一大笔钱。国外一些企业已经出现这种趋势,即一家公司没有固定办公场所,需要开会时可以租一间会议室,员工们开会见面。我想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未来可能会朝这个方向发展。根据我们的研究,目前初创高科技企业选择远程办公的比率很小。按说远程办公可以为这些企业节省一大笔开支,为什么初创高科技企业不选择远程办公?这是一个问题。
2. 远程办公可以提高大学生就业率。就业难的问题存在已久,在我看来,如果一件事情存在已久,那它可能不是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而是一种常态。2022年的应届大学毕业生约有一千多万,该如何帮助促进大学生就业?刚刚郭总提到的灵活就业,可能是提高就业率的一个好办法。刚毕业的大学生可能并不确定自己适合哪类工作,如果能先通过远程办公实现灵活就业,大学生们或许可以尽快确定职业方向。
3. 远程办公可以减少交通堵塞。我们的另一项研究发现,疫情之后中国各大城市的交通堵塞情况变得更加严重。这可能是受疫情影响,大家为了安全起见,刻意减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转而使用私家车。根据现有的一些数据我们也发现,在互联网渗透率比较高的城市,受远程居家办公影响,交通堵塞情况得到一定缓解,这不仅有利于城市减排,对“双碳”目标的实现也是一种助力。
当前推行远程办公面临哪些挑战?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开创者科斯认为,市场的不同主体之间靠交易来运行,企业内部则靠命令来运行。远程办公令企业内部变成了一个交易场所,企业与员工签订合同,员工按合同履行义务把工作做完。这样一来,公司文化和管理模式都会发生变化,这对于我们理解公司也构成了挑战。如果未来远程办公更趋于灵活办公,那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这也可能成为管理学的一个新课题。
胡佳胤:请问三位嘉宾,远程办公究竟是疫情防控下的变通之道,还是未来数字化办公和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它有何潜力,又有何局限性?需要何种配套措施?
梁建章:我认为完全的居家办公肯定会引发问题,携程这种“3+2”的混合模式比较稳妥。在我看来,有些交流必须面对面,比如谈恋爱,这是一种化学反应,没办法远程解决。不过思想碰撞这种交流是否一定要面对面?能否通过远程来解决问题?这有待研究。在我看来,只有小部分思想碰撞需要面对面,比如谈心、谈理想、谈绩效、谈晋升等,这些交流需要察言观色,最好面对面进行。不过在携程这样的公司,此类交流的占比不超过20%-30%。因此我比较赞同“3+2”这样的混合居家办公模式,员工每周有60%的时间在公司办公,他们可以把需要面对面交流的环节放在这个时段。在我看来,关键是区分好哪些工作必须面对面进行,哪些工作可以远程处理。只要区分得当,员工在工作的时候能够全神贯注,远程办公也可以做到高效高质,我甚至认为“2+3”的模式也可以考虑。
比如教育,我认为小学高年级、中学和大学的教育都非常适合远程进行。课堂上传授知识和课堂互动的环节也可以通过远程实现,知识的传授效率可能得到进一步提高。再比如开会,特别是开大会,远程反而更有效率。在领导发言的同时,大家可以同步提问,发言结束后,领导可以马上针对大家的问题做出回应。
当然也有一些交流,比如公司团建,比较适合在一个山清水秀的酒店面对面进行,有助于员工增进相互了解。去年我曾走访过一些欧美的初创公司,确实有部分初创公司仍旧沿用传统的办公模式,但也有一些初创公司完全居家办公,公司不设立办公室,需要开会大家就聚到一起,每三个月定期组织一次团建,开展一些更深度的交流。我不确定这样的模式是否会逐步普及,但这确实是很新颖的居家办公形式。
郭盛:我曾经跟一些初创公司的青年员工交流过,有些员工认为能面对面地跟同事一起头脑风暴,一起想出一个又一个关于产品的好想法、好点子,这种经历让他们非常兴奋。这些青年员工眉飞色舞描述他们经历和感受的样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也赞同混合办公模式,这能让员工既相互联系又相对自由。天天呆在一起容易产生矛盾,总是远程接触又难免觉得疏离,因此我认为混合办公模式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也是未来办公的趋势。
不得不说,此次疫情改变了很多企业的组织模式,也让许多企业加速其数字化和标准化的进程。以前,很多中国企业以情感为纽带进行管理,时至今日则必须有所突破,必须转型为以流程和任务为纽带进行企业管理。只有这样,中国企业才能走出“视线之外无法管理”这个怪圈。我认为,以情义构成的社会组织形式,一定会让步于以契约构成的组织模式。因此我觉得这些冲击对一些中国企业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任何企业都有必要考虑在极端情况下的生存问题,如果一家企业的管理模式无法适应极端状态的冲击,那等待这家企业的可能是巨大损失甚至灭亡。从这个角度看,疫情带来的冲击是一次大浪淘沙的过程,对中国企业而言更是一次进化的好机会。远程办公就是一个实验场。中国企业应该借此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组织能力,而不是视其为挑战。
姚洋:携程梁总前面提到“英语世界”在远程办公时代更有优势,这一点提醒很重要。远程办公可能进一步加速人才国际化的过程,以前都是资本和货物的流动,现在得益于远程办公的便利,身在中国的人才也可以为美国公司工作。我知道有一些美国的互联网和金融公司直接从中国招人,以前是把中国的毕业生招到美国去就业。倘若远程办公进一步普及,这些美国公司可能就让中国员工留在中国为其工作。
在欧美国家,因为可以远程办公,许多年轻人会离开自己的国家,随心所欲地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居住。这代表了一种趋势,会对人的心理产生很大影响。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工作地点,这本身就是一种工作福利。在我看来,这非常值得中国企业和政府深思,特别是政府能否出台一些便利措施,鼓励企业更多地采取灵活就业和远程办公。这不仅仅是工作方式的改变,也是整个社会组织的改变。
未来几十年里,互联网技术会发展地更快,这是可以预测的。中国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去迎接这样的变化?我觉得携程的混合办公模式开了一个好头,希望未来有更多企业跟进。同时也非常感谢智联招聘与我们共享数据,这也是极具前瞻性的举动。
整理:文展春 | 编辑:王贤青白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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