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付一夫
近几个月消费市场的表现，的确有些不尽人意。
从宏观统计数据上看，今年以来表征消费的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增速一直在下滑，尤其是4月份的增速只有-11.1%，放眼历史都非常罕见。
诚然，这里面有国内疫情反弹的影响，不过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就是很多人的消费意愿并不强烈。
人们为什么不爱消费了？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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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是影响消费的直接因素。消费表现不理想，当然有必要从收入上寻找原因。
我们可以从“量”和“质”两个维度来分别做个讨论。
通常来说，居民收入增速大体上要与GDP增长同步，这样才能让大多数老百姓更好地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愿意去消费。不过透过国家统计局数据可以看到，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GDP的增速逐渐出现分化态势，特别是进入2021年后，由于种种原因，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在多数时间里都没能跑赢GDP。
如此一来，不少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难免会出现下滑，这便是消费意愿走低的佐证，而其中亦不乏一些风险厌恶者，他们为了应对因疫情反复等因素导致的不确定性，更倾向于选择把钱存起来，以“预防性储蓄”来代替部分日常开销，进而掣肘了整体消费的增长。
不过，仅凭这一点必定是无法解释全部问题。例如，自2021年第四季度以来，居民收增速其实已经超过GDP增速了，这本应是消费好转的信号，可消费市场为什么依然未能给予反馈呢？
这就涉及到“质”的层面，即结构性的变化。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口径，居民收入可以细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四个部分。其中，工资性收入是人们最为重要的收入来源，2013~2021年占比始终保持在55%以上；经营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占比大致相当，约为16~19%；财产净收入占比最小，不到10%。
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考察各类收入的增速。不难发现的是，虽然各类收入总体上都表现为持续的恢复之势，但速度却明显出现了分化：工资性收入和转移净收入恢复颇为缓慢，财产净收入和经营净收入恢复则更加强势，甚至一度大幅度超过了疫情之前的增速水平。
实际上，各类收入所对应的主要人群是不同的，财产性收入快速修复的受益者更多是高收入人群，而中低收入人群则更大多依赖于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往往有限。这便意味着，自疫情以来，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恢复进度出现了“K型”分化迹象，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回升速度明显要高于低收入人群，而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因此而在一定程度上被进一步放大。
这种结构性分化还体现在行业层面。参考国盛证券的研究思路，从城镇私营单位各行业平均工资水平及其增速来看，人均工资越高的行业，增速往往也越高，二者呈现出较强的正相关性。具体而言，工资水平最高的IT和金融业，同比增速也更为靠前，而工资水平本就偏低的教育、水利环境以及住宿餐饮业，收入居然不升反降。足以证明，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通常情况下，高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要低于中低收入人群，而高收入人群无疑是占总人口比重较小的那一部分。如此一来，占大部分比重的中低收入人群，其收入增长的相对放缓难免要制约消费意愿，变得“不爱花钱”，这也将不可避免地对消费市场的回暖带来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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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收入的影响之外，还有另外两个间接因素也会让很多人变得不爱消费，那就是就业和居民杠杆率。
就业方面，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就业涉及到千家万户的生计和发展，是老百姓的财富之源，只有工作岗位稳定，人们的收入来源才能稳定，也才会更有动力去开展各项经济生产活动或者去通过消费来享受生活。因此，就业市场的稳定对于人们消费意愿的提升以及消费市场的增长来说，同样具有深远意义。
自疫情以来，我国一直都在千方百计稳就业，并取得了积极成效。然而自去年年底开始，形势似乎变得严峻起来。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从2021年11月份起逐月升高，今年4月份已经达到了6.1%——这一数值仅次于2020年2月疫情刚刚爆发时的6.2%，可见当前我国就业形势并不乐观。
城镇调查失业率攀升的背后，是不少人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以及对未来预期的偏谨慎，这在居民消费信心数据的走势上也可以得到佐证。正因如此，他们在消费方面自然也会变得“精打细算”。
再来分析居民杠杆率。
所谓居民杠杆率，就是居民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用来衡量居民负债程度。不难理解，居民杠杆率越高，负债程度越高，可用于日常消费的资金自然也就越少。如果剔除2020Q1~2021Q1因疫情造成的短期外部冲击影响，那么从数据上看，居民杠杆率与消费增速表现出明显的负相关走势。
值得注意的是，自疫情发生以来，居民杠杆率依然在不断攀升。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统计，从2020Q1到2022Q1，居民杠杆率由58%升至62.1%。这当中，房贷起到了关键作用。Wind数据表明，2020Q2以来，来自居民部门的短期新增贷款占比回落明显，中长期新增贷款占比整体则呈现出稳中有升之势，而房贷正是中长期贷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暗示了人们的整体负债程度并未能得到显著缓解。
房贷占比之所以会大幅度上升，原因可能在于，个别城市房价的回升又再度激发起人们的购房意愿。以北京和广州为例，根据中原地产的统计数据，北京二手房成交均价由2020年2月的8.34万元/平方米一路上涨至2021年7月的10.72万元/平方米，同期广州的二手房成交均价也由3.97万元/平方米上涨至5.25万元/平方米。近几个月的成交价虽然有所回落，但仍要高于疫情初期的水平。
如此看来，日渐攀升的杠杆率将不可避免地对居民日常消费造成挤压，再加上前文提到的中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速的相对放缓，人们消费意愿的低迷以及消费市场增速的不及预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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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原因，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站在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提振消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消费是一切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更是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如果消费不振，势必会制约各行各业生产端的发展以及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也会影响到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步伐。
当然，在今年“稳增长”的核心基调下，想要完成全年GDP增长5.5%的目标，同样离不开消费的贡献。鉴于我国拥有14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内需市场，消费增长潜力巨大，举国上下都在想方设法不遗余力地促进居民消费。
但就目前来看，消费增长的动能的确算不上强劲。
诚然，消费的主动权总归是掌握在老百姓自己手里，单方面的政策刺激手段要想收获理想的效果，还需看国人真实的消费意愿如何。今年以来的消费市场表现低迷，恰恰反映出很多人的消费意愿并不强烈；而收入的结构性分化、失业率的上升以及居民杠杆率的高企，都成了人们消费的后顾之忧。不过，这些也为我们接下来的工作重点指明了方向。
可喜的是，一些好的变化正在发生。
一方面，困扰消费市场已久的上海疫情现已完全得到控制，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全面启动。按照历史经验，一旦疫情因素的扰动得到缓解，被压抑的消费需求便可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有力释放；而从居民消费结构上看，交通、文娱、餐饮、文娱等领域最容易受疫情影响，而反弹的力度也往往最大。可以预见的是，伴随着本轮疫情防控的妥善向好，以及政策层面的不断支持，预计消费市场的增长基础将会更加坚实，后续也将迎来较好的修复。
另一方面，回顾国家近两年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从整顿社区团购、打压房价，到限制教培、叫停“996”，再到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种种迹象都在佐证着发展风向的转变，那就是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效率和公平并重。每个人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国家正在尽最大努力给所有人提供更加公平的任何机会，减轻老百姓的各种负担，充分彰显出管理层对于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的决心和态度。这些对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促进消费增长、推动经济社会更高质量发展来说，都是再好不过的消息。
我们一定要坚信，这盛世，终将如你我所愿。
(本文作者介绍：星图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社科院管理学博士，专注研究消费零售、数字经济、产业经济等领域。)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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