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炼金术

　　意见领袖丨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艾利夫·沙法克（Elif Shafak），土耳其畅销书作家，她的书包括《伊斯坦布尔小人》、《伊娃的三个女儿》和近著《失踪树之岛》。

　　我们的时代是焦虑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愤怒、忧虑、恐惧、困惑、分裂、极化以及对机构越来越不信任和蔑视的时代。由于数字技术的普及，我们既是观众又是角斗士。我们可以在眨眼间转换角色，在观众席和干燥、尘土飞扬的竞技场之间来回穿梭。

　　社交媒体平台已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斗兽场。在这些数字竞技场——无论是大是小、是本地和还是国际——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新的角斗，尽管斗争双方会经常改变，但厌恶和不信任的语言永远不变。但是，古罗马人被他们残酷和血腥的景象所娱乐，但我们现代人只会被我们的景象所激怒。

　　这个词源很重要。愤怒（anger）来自古挪威语 angr，意思是忧虑、痛苦、悲伤、痛楚、伤害等。愤怒与我们中许多人（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如今所感受到的痛苦直接相关，只不过我们可能不会用这些用词来表达。在喧嚣的比赛和普遍的沉默背后，是我们正在伤害的简单事实。

　　不久前，世界就好像是一个不同的地方。乐观情绪充斥着1990 年代末和 2000 年代初。但这是一种危险地近乎自满的乐观情绪。许多评论家坚持认为，历史只能朝一个方向发展：线性、向前。它的弧线将不可避免地向正义弯曲。那时，我们很容易使用诸如“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之类的表达。潜台词是明天将比昨天更加民主、包容、平等和联动。

　　当时最大的乐观主义者是技术空想家。他们无比轻快。每当他们离开硅谷，参加国际会议或文化和文学节时，都会自信地向我们保证，信息已成为纯金（pure gold）。这就是我们建立更美好未来所需要的一切。有了更多的信息，更多的更多信息，人们肯定会做出正确的政治选择。信息的快速传播将推翻独裁统治，带来急需的社会变革。

　　数字平台的发展将把民主理想带到世界最遥远的角落。即使是那些民主化落后的国家，迟早也要加入“文明世界”。在阿拉伯之春开始时，这种情绪非常普遍，以至于许多人把脸书正在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视为理所当然。权威人士和专家将 2009 年伊朗大选后的起义称为 “推特革命”。

　　大约在同一时间，一对年轻的埃及夫妇将他们刚出生的女儿起名“脸书”（Facebook）。几个月后，以色列的一个家庭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起名“赞”（Like）。我经常想起那些孩子，埃及的脸书和以色列的赞。我们给了他们什么样的世界？

　　喧哗与骚动

　　信息的传播当然既不能保证，也不能产生民主。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中信息过多（更不用说随机的错误信息和恶意的、系统性的虚假信息），但知识很少，智慧则更少。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因为只关注信息而忽视了知识，抛弃了智慧。

　　信息事关速度、离散的数据片段、数字。在“数字”（number）和“麻木”（numbness）之间，不仅仅是节奏和韵律。当我们被如此多的信息轰炸时，我们不会去处理我们读到的或听到的。信息的不断过载让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即我们对一切和几乎所有事情都了如指掌。

　　渐渐地，我们忘记了怎么说“我不知道”。如果我们不熟悉某个问题，我们可以轻松地谷歌一下，不出五到十分钟，我们就可以说一些关于它的东西。再多花几分钟，我们甚至可以让自己相信我们是专家——即使这些信息片段并不等于知识。

　　我们如何才能减少我们每天处理的信息量，同时增加我们的知识并最终增加我们的智慧？对于知识，我们需要放慢脚步，提防教条，尤其是我们自己的教条。我们需要起身离开观众席和干燥、尘土飞扬的竞技场。知识需要书籍、跨学科阅读、慢新闻、深入分析、细致入微的对话、避免草率判断。智慧需要我们将思想和心灵结合起来。对于智慧，我们不仅需要纯粹的理性分析，还需要情商、同理心、谦逊感和同情心。

　　我们需要倾听彼此的故事，并注意沉默。

　　慧根

　　疫情伊始，伦敦人还可以在公园散步，我开始注意到处都张贴了标志。 “当这一切结束后，你希望世界如何不同？”它们问。在问题之下，路人用自己的笔潦草地写下了自己的答案。有人写道，“当这一切结束后，我想生活在一个我可以被听到的世界。”

　　一个悲哀的讽刺是，在一个由于数字平台和不可避免的、不可阻挡的自由民主传播而让我们理应拥有发言权的时代，几乎发生了相反的情况。全世界有数百万人感到无从发声。在震耳欲聋的嘈杂声中，他们知道自己没有被听到。

　　我们的日常生活充满了负面情绪，而我们不知道如何处理或疏导。但我们不喜欢谈论它，绝对不能在英国谈论，这是我落脚的地方，表达情感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也绝对不能在我的家乡土耳其，在那里许多人认为女性是感性动物，而男性更理性（这当然是胡说八道）。

　　所有年龄和性别的人都是感性动物。当我们彼此联系时，是通过故事和情感。我们相信什么或为之奋斗什么取决于故事和情感。我们在被连根拔起和隔绝时所记住和带走的东西，也是通过故事和情感来记住。

　　我一直把每一情感都视为原始能量的来源，就像一种可以加工成各种形式的矿物，一种可以雕刻成不同形状的金属。与其试图压抑我们的情感，不如承认它们的存在，公开谈论它们，并创造包容性的空间，让我们可以理解和探索我们的心理健康如何受限，这样似乎更加健康，也许更加明智一些。

　　在我们这样的时代，不好也完全是可以的。面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感到担心或不高兴是完全可以的。关键的问题不是我们是生气还是痛苦，是害怕还是沮丧，而是我们将如何处理这些情感。我们能否将原始情绪转化为积极和建设性的东西，既为了我们个人，也为了我们的社区和社会？

　　归根结底，如果有一件事比一切情感更具破坏性，那就是缺乏所有情感：麻木、默然、精神萎靡。当我们对泛滥的信息变得如此无感，以至于我们几乎无法注意到世界其他地方，甚至隔壁在发生什么时，我们就完全与彼此隔绝了。这是一个危险得多的门槛。我们正处于十字路口。我们今天做出的决定将对地球、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个人和集体的心理健康产生长期的影响。现在可能还是焦虑时代，但距离冷漠时代只差短暂而致命的一步。我们需要确保我们不会跨出这一步。

　　流动的时代

　　许多年前，当我在伊斯坦布尔生活和写小说时，我接受了一位在这座城市研究“中东女性作家”的美国学者的采访。我们进行了愉快的交谈，顺便说一句，她带着柔和、和蔼的微笑告诉我，我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是可以理解的：我是土耳其人，并且我在土耳其。她说话的方式清楚地表明，她看不到自己应该成为女权主义者的任何理由：她来自美国，一个妇女权利已经实现的国家，并且美国的民主是稳固、稳定和安全的。

　　然而，自 2016 年以来，这种二元论的世界观变得不再理顺。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在全欧洲和其他地区崛起，自由民主遭到侵蚀，以及与极权主义没什么区别的“反自由民主”的出现，让这一根深蒂固的二元性失去了哪怕是最坚定的拥护者的支持。

　　用已故社会学家和政治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创造的一个术语来说，我们都生活在流动的时代。历史不一定以线性方式前进。如果这就是流动的时期，那么感觉当下流速因为疫情、气候危机以及不平等——基于社会、数字、种族、性别、阶级等方面的不平等——而加快了。

　　这是我们需要全球姐妹情谊、全球团结的时刻。我们处处都需要女权主义，正如我们需要处处关心人权和言论自由以及少数群体的权利一样。无论我们是牙医、学生、工程师还是诗人，无论我们做什么，无论我们住在哪里，我们都没有冷漠的奢侈。从另一场疫情的可能性到环境灾难，从网络恐怖主义到难民危机，前方面临着巨大的全球挑战，这些挑战都无法用民族主义、孤立主义、部落主义或群体自恋的修辞来解决。

　　我们必须与自然联系，理解我们对地球的责任。我们必须相互联系，努力成为敬业、参与、知识渊博和明智的公民。联系是我们前进的唯一途径。

　　故事将我们聚集在一起，但不为人知的故事和根深蒂固的沉默使我们分开。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