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国明：算法的影响力越大，社会责任也就越大

　　原标题：喻国明：算法的影响力越大，社会责任也就越大

　　对于社会治理来说，治理的关键在于全社会各种算法的整体结构是否合理、是否有偏颇，才是社会治理者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而不是质疑某个平台、某家媒体或企业的算法是否能够兼顾社会所有方面、所有需要。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喻国明在12月1日的“算法的治理与发展：以人为本，科技向善”研讨会上表示。这场研讨会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智媒研究中心主办、《财经》E法协办。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喻国明现场分享

　　看待算法的两个维度

　　对于算法的产生和运营，喻国明认为，算法基于数据而产生，当数据越来越多时，人们依据数据进行社会治理，数据成为整个社会运行、行业运作的基本驱动依据。在驱动和治理中，算法就是最重要的手段和工具。因此，当下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社会运行的每一个细节，都将数据作为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基础。在这个新的现实下，社会开始提出并研究算法的社会适应性问题。

　　如何把握关于算法迭代的基本方向呢？喻国明提出，首先应从影响算法迭代的两大关键性逻辑加以分析。如同了解一个品牌的确立有三个支撑性的维度——品牌的产品形象、生产者形象和消费者形象——去着手一样。围绕算法的迭代也有着纵横两个维度上的影响，一个是算法的所谓“元维度”，即对于用户需求洞察的个人维度上的不断精细化、结构化的“逼近”的过程；另一个是影响和约束用户社会实践和社会生存的 “社会维度”，算法的迭代在这个方向上是一个不断“破圈”的过程，找到个人需求与群体、圈层、社会乃至国家要求之间的平衡点的过程。

　　随着算法的发展，以及平台掌握的数据的数量和类别越来越丰富，算法的迭代在这两个方向上都会获得不断的进步——使其对于用户需求把握越来越全面和贴近，具有结构化、精确化的特征；从社会维度上来说，人是社会性动物，任何个体，除了自身需求外，个体的状态和需求要与社会群体、社会实践等要素关联在一起。所以，算法迭代也必须从社会性变量上去把握其迭代的发展方向。”

　　喻国明认为，讨论算法，都会提到“信息茧房”问题。“‘信息茧房”其实是桑斯坦的一个比喻性说法，并不是严格的学术性概念，很难用学术定义对它作出一个界定。”

　　喻国明强调，“信息茧房”所比喻的是媒介环境中的认知局限性、需求局限性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解决某一个媒体或平台的算法的“点”的问题，因为每一个媒体或者平台都会有自己的价值偏好，这就是所谓的媒体“定位”，我们不可能要求某一个媒体或平台面面俱到，一个社会信息传播的样态是否健康、合理、富有发展的弹性，关键在于这个社会上的由一个个媒体或平台所构造起来的信息传播的结构是否合理、多样和具有结构上的完整性。所以，与其苛求一家媒体或平台“偏颇”。

　　此外，喻国明也表示：“算法的影响力越大，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就越大。但这种社会责任不应该完全由某个平台、企业、机构来承担，应该由相应的居间的第三方社会机构来进行适当的制衡。”他提出，学界已经提出了“算法评议会”的构想，未来，需要考虑“算法评议会”如何运行、以怎样的机制进行算法评议等问题。

　　科技向善的三条标准

　　喻国明提到，谈到媒体或平台的责任，最为常见的的他们如何去帮助老人、扶助儿童或残疾人，这些都是向善的题中应有之意，但它只是媒体或平台行为逻辑中的小善。更为重要是如何运用媒体和科技的力量去解决社会发展、时代发展中的大问题，这才是“大善”，即是让科技更好服务人在社会实践当中的主体性和尊严，维护社会的整体健康发展、扩大人的时间的自由度和安全感。

　　基于上述认识，喻国明认为，包括算法在内的各项传播技术，要想做到科技向善，本质在于以人为本、服务人的社会实践，应坚持三条标准。

　　第一，社会信息的流动是否更流畅活跃。从传播角度来说，平台在利用算法技术进行内容分发时，应当使社会信息流动更加顺畅、更加活跃，而不是相反。

　　第二，能否扩大人在社会实践中的自由度和半径。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媒介和技术是一种为人服务的工具，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们借助于科技与媒体不断打破原有的实践半径、获得更大自由度的过程。算法技术推动人类文明大发展，才是真正的向善。

　　第三，复杂变动时代，借助于算法，可以提升人抵御变动不居的外在世界的把握能力，降低盲目感。包括算法在内的信息技术，其形态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帮助人们不断提升把握世界的能力，降低焦虑感，降低茫然无知的盲目性，这就是科技向善的最重要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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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戚琦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