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1990年看今天的中国，既无风雨也无晴！

　　站在1990年看今天的中国，既无风雨也无晴！

　　1990年7月，商业部长胡平到湖北调研，逛了武汉百货商场。他在柜台前看中一双网眼棕色皮鞋，当场买下穿上，继续考察。次日他返回北京，到家一脱鞋发现，右脚鞋跟已经掉了一块。

　　1990年前后，假冒伪劣产品已是一个近乎民怨沸腾的话题，现在连部长也身受其害。在几天后11城市商业局长会议上，胡平提起此事，他严厉批评说：“劣质产品泛滥，太可恶了”。

　　如此戏剧化的素材，敏锐的媒体记者自然不会放过。没过多久，新华社播发题为《商业部长买鞋上当记》的新闻，把这段轶事变成生动案例，为正如火如荼的假冒伪劣整顿添了一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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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写道，1990年前半年的中国，浸没在打击假冒伪劣的讨伐声中。有关假冒伪劣商品及相关企业的整顿，又是“三年治理整顿”的一个缩影。

　　这场旨在稳定整体经济秩序的调控，两年前就已启动。

　　1988年春，有关“物价闯关”的小道消息开始疯传，社会普遍担心物价放开必定上涨，一些地方出现抢购现象。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式播发“价格闯关”消息，抢购狂潮再也抑制不住，决堤而出。

　　突如其来的抢购席卷全国，引发银行挤兑和物资紧张。恐慌的人们恨不得把所有积蓄都拿出来，换成任何能买到的东西。加上已有时日的通货膨胀，国家经济秩序一片混乱。

　　1988年“物价闯关”失利暴露出当时经济社会改革层面的困境，但也只是掀出冰山一角。

　　改革开放十年成绩显著，但也积攒了不少问题。1984年开始，中国经济步入1978年以来的第一次经济过热。到了1988年，物价上涨水平和货币发行量都创下建国以来最高记录。

　　闯关失利和经济过热之下，政策调整势所必然。当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把这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

　　19*8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元旦贺词》中非同寻常地写道：“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

　　一向严谨慎言的党报如此坦率直白，足见形势之严峻。

　　这场调控实际持续了三年，1991年底结束，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史中被称为“三年治理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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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过头看，说1989到1990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最困难的时刻，恐怕一点都不为过。

　　1990年3月20日，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召开。政府工作报告开篇头一句话，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上，1989年是很不寻常的一年。”

　　那时，“最为困难的一年”“极不平凡的五年”这样的表述，还不是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常客。这让“很不寻常”的定调本身就已非同寻常。这个“很不寻常”，首先在于国内。

　　1984到1988年的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引发社会不安。年底开始的紧缩，又直接导致1989年经济增速骤降，从上年的11.23%暴跌至4.19%，1990年更只有3.91%，达到1978年以来最低点。

　　一时间，全国上下弥漫着阴郁、紧张的气氛。

　　经济动荡也扰乱了社会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左”的倾向卷土重来，深化改革不再被频繁提及，报纸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保卫社会主义”的声音多了起来。

　　10年来忙着致富的人们开始焦虑、动摇、观望，很多人心里画出问号：“政府还让我们发财致富吗？”

　　1989年左右不到一年时间内，全国私营企业数量减少一半，1990年头五个月个体工商户锐减360万。已经或正在筹备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也陷入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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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不寻常”，还让人想到这一年中，国际上发生很多大事，导致中国外部环境骤然严峻。

　　1989年7月1日，一架经过伪装的C141型美军运输机悄然进入上海附近中国领空。空防部门无法确定飞机身份，于是一个电话打到国家主席杨尚昆那里，请示要不要打下来。杨尚昆闻讯后告诉部下不要开火，说那是一次非常重要的飞行使命。

　　在与老布什总统合著的《变革中的世界》中，美国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记述了这个情节。当时坐在那架“不明国籍”飞机上的人，就是他。

　　斯考克罗夫特的描述，后被证明多有不实。那确实是一次绝密飞行，他奉老布什之命秘密访华。但专机是按中方事先规定好的路线和时间进入中国领空，根本没他说的那种“险情”。

　　斯考克罗夫特7月1日下午抵京，第二天先是受到邓小平接见，随后又与李鹏总理和钱其琛外长会谈。整个秘访行程很短，只有20多个小时，但却“关系到中美关系向何处去”。

　　当时中国面临着国际社会的制裁。短短半个月内，美国政府两度宣布对华制裁措施，力度不断升级，包括暂停一切高层互访，中止海外公司在华投资，反对世行和亚洲发展银行新的10亿美元对华贷款。

　　紧跟美国，欧共体、七国集团以及20多个西方国家先后发起对华制裁，内容大体与美国一样。

　　黑云压城之际，老布什总统却几次私下向中国传口信，说他依然重视中美关系，对华制裁乃是国会和社会压力下的无奈之举。6月21日，他致函邓小平，要求派特使访华，与中方坦率对话。邓小平次日复信，指出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但欢迎美国派特使来。

　　这才有了斯考克罗夫特的秘访。7月2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与他见面。

　　双方会面前，邓小平对陪同的李鹏和钱其琛说：“中美关系要搞好，但不能怕，怕是没有用的。中国人应该有中国人的气概和志气。”

　　与斯考克罗夫特会谈时，小平同志神情严肃地表明立场，他希望美国政治家和人民了解一个事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了22年仗，如果算上抗美援朝，则是打了25年仗，牺牲了两千多万人，才赢得了胜利。中国是一个独立国家，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人干涉。

　　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对防止两国关系继续恶化起到一定作用，但因美国继续制裁中国，两国的“结”并没就此解开。

　　为了避免中美苏“大三角”向着中苏接近倾斜，1989年底短短两三个月，美方又先后派斯考克罗夫特、尼克松和基辛格公开访华，因制裁被叫停的中美高层互访悄然松动。

　　邓小平和老布什也多次通信，商讨解决两国间棘手问题的一揽子方案。在《外交十记》中，钱其琛详细记述了双方你来我往，逐渐就改善关系达成基本共识的过程。

　　偏偏这时候，东欧局势剧变。12月25日，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被枪杀，政府被推翻。东欧一变，华盛顿开始重新评估世界形势，又不着急与中国改善关系了。

　　东欧剧变，加上苏联国内局势动荡，使中美合作的战略基础发生深刻变化。美国人大概觉得，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连锁反应已经触发，中国能否扛过那轮风浪还未可知。

　　对于美方的短视，1990年5月14日，邓*小*平托来访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给老布什带话，提醒他不要因东欧事件过于兴奋，也不要用同样方式处理中国问题和中美关系。

　　但美方对这番忠告置若罔闻，本已商量好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被抛在一旁。

　　当中美关系又陷入僵持，局势变化再次印证了什么叫“形势比人强”。

　　1990年夏，伊拉克突然入侵科威特，引爆海湾危机。这场危机直接影响到美国和西方在中东的利益。在谋求获得对伊行动的联合国授权过程中，华盛顿意识到，它亟需中国合作。

　　11月6日，美国国务卿贝克在埃及开罗机场候机厅，约见同在中东访问的钱其琛。贝克希望中国不要阻拦联合国授权对伊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的决议。为换取中国支持，他承诺美方将寻求取消对华制裁，也不再反对晚些时候世界银行的对华贷款计划。

　　钱其琛对贝克说，美国在经济合作方面的行动已经显得缓慢。那段时间，中国与日本、欧共体的接洽和合作都已有了进展。

　　11月29日，安理会表决通过授权美国动武的决议，中国投了弃权票。钱其琛回忆说，中方从未将海湾危机与中美关系挂钩，投票完全根据中方主张和平解决争端的一贯立场。

　　但这样的结果，在把“交易”当作口头禅的贝克看来，已经算是中国的“积极配合”了。

　　安理会投票次日，老布什总统就在白宫会见钱其琛。1990年底，在日本和其他不少西方国家对华制裁松动的同时，一波三折的中美关系也掀开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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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外部的乌云缓缓散去，国内阴郁、紧张的社会经济形势，也在跌宕中摸索着安全着陆点。

　　1990年3月李*鹏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充分肯定19*89年下半年以来政治思想战线的转机。但也指出，经济领域的诸多层次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在治理整顿中又出现了市场销售疲软、工厂开工不足等新的矛盾。

　　市场疲软，是当时新诞生的一个名词。

　　经过一年多“治理整顿”，通货膨胀得到遏制，CPI等数据降到警戒线以下，经济从过热状态冷却下来。但另一种麻烦也随之而来，经济从乍热到骤冷速度太快，导致几乎所有的商业活动一时间混乱失序。

　　不久前还“恨不得买光一切”的民众，这时突然变了态度。很多人持币惜购，银行也没人去挤兑了，相反存款猛增。如此一来，消费品和物资流通市场都萧条起来。

　　虽然治理整顿的副作用层出，但在经历1988年以来“物价闯关”失利和经济社会动荡后，决策者们不断反思，对深化改革开放的方式路径都有了新的思考，激进思路退潮，渐进改革成为共识。

　　1990年元旦，人民日报在庆祝新年的社论中写道：“只要保持稳定，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邓小平的态度，“稳定压倒一切”，是他那两年反复提起的话。

　　在“稳定”的大前提下，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与“治理整顿”并行铺展开来。

　　当年4月，浦东开放计划获批，开始实行开发区和部分特区政策。5月中旬，总书记江泽民考察海南，重申海南特区政策不变。当月下旬，国务院发文，再次强调企业承包责任制政策不变。

　　一个接一个的政策坚定及时，逐渐起效，一步步将经济拖出乍热骤冷的泥潭。到了1990年9月22日北京亚运会开幕时，无论精神还是筋骨，这个国家都展现出了更多生气。

　　对80后或年纪更大的几代中国人来说，北京亚运会是无法抹去的记忆。

　　它是新中国举办的首次大型国际赛事，举国上下出力出钱，围绕赛会建设一大批现代化基础设施和地标性建筑。其盛况不亚于2008年奥运会，是北京更加国际化、国家进一步开放的关键节点。

　　憨态可掬的熊猫盼盼左手举着金牌、右手伸大拇指点赞，出现在花坛、书包、冰箱贴等各种地方。街头巷尾回响着“亚洲风乍起，亚洲雄风震天吼”，至亲回忆起来都还让人亲切和振奋。

　　很多人不知道，《亚洲雄风》只是北京亚运会的一首宣传曲，并非主题曲。他们同样没注意到，那届成为他们美好记忆的北京亚运会，在开幕前后经历了怎样的劫难。

　　国内社会和经济动荡自不必言，亚运会前后，部分西方国家制裁中国，俄联邦总统叶利钦退出苏共、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爆海湾危机、两德在分裂了45年后重归统一．．．．

　　世界大势波澜迭起，1990年北京亚运会，就飘荡在这些惊险激流之中。

　　北京亚运会的成功举办，不仅起到凝聚人心和提升社会热情的作用，也给阴郁两年多的经济带来生机。

　　吴晓波说，1990年的中国，以9月底10月初的亚运会为界，泾渭分明。前面的大半年全力搞治理整顿，经济从过热迅速转入平稳，之后则重启开放和发展的主题。

　　随着外部环境改善，“三年治理整顿”也在1991年底完成，中国从经济到社会的各领域稳了下来。1992年春天的故事，开启改革开放提速模式，一路把中国带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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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不觉，改革开放来到40周年的节点。新征程刚开启，社会和舆论场中却出现了一些波澜。有关改革开放的议论和质疑又冒了出来，有人甚至否定民营经济，提出“退场论”等错误论调。

　　仅仅是内外形势发生些许变化，一些人就忧心忡忡了。

　　他们感受到了来自外部大国的挑衅，以及国内经济增长承压。但想想1989、1990年时中国的国际处境，想想当年国内经济的动荡萧条，眼下这点压力算得了什么。

　　如果这点抗压的韧劲都没有，要是把他们放到当年，不知又会是什么模样。

　　把1990年前后的中国故事翻出来重温，甚至站在1990年看今天的中国，我们更应多出几分坚定和自信，而非茫茫然、心慌慌。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参考资料：

　　吴晓波 《激荡三十年》

　　钱其琛 《外交十记》

　　来源：补壹刀（ID：buyidao2016）/文/刀贱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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