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元单价玉门房价之谜_新浪财经

　　原标题：28元单价，玉门房价之谜

　　28元单价的房子你敢买吗？

　　最低28元单价，一套房子总价不过两三千元。当然这是极端价格。大部分房子标价在5、6万/套，有的直接标一万元。按照70平方米的面积计算，单价最低不过一二百元，最高五六百元。甚至有房东表示“房价怎么定，看心情”。

　　这样的魔幻现实发生在甘肃玉门。

　　玉门隶属于酒泉下的一个县级市，和著名的玉门关距离甚远，是依托油田开发的资源性城市。

　　伴随着油田耗尽，在2009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第二批资源枯竭转型城市。曾经的玉门，诞生了新中国第一座油田、第一座石化基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里，辉煌一时。还曾有人赋诗盛赞玉门：“苏联有巴库，中国有玉门，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人”。

　　如今的玉门有两座城区，当地政府主力发展新城区。传闻中的房子集中在老城区。因油田枯竭、石油企业迁移，老城的常住人口从13.5万下降到1.5万，留守的多是老弱病残和下岗失业人员。整座老城区只剩下一盏红绿灯。网上的照片触目惊心：到处是残破的大楼，曾经的百货商场、新华书店也关闭了，公共基础服务几乎不再。据说这里最红火的两个职业，一是收废品，二是替人看管空房间。老城区房屋以每套20到50元“廉租”给留守居民。这些房屋产权不明晰，很多归属于已经搬走的石油管理局，当地居民和政府仅有使用权。这也是房屋“贱卖”的很大原因。

　　一座千年古城，划分新旧两大城区。一面是现代化的发展成果，一面是计划经济遗留的结果。这样的城市语境，显示了我们当今时代的印迹与隔阂。

　　“资源的诅咒”

　　从鹤岗到玉门，正是目前中国“收缩型城市”的一个缩影。

　　今年4月，国家发改委首次提到了“收缩型城市”的说法。媒体总结了“收缩型城市”的四大共性：结构危机、大城市周边卫星城、欠发达城市、边境偏远。

　　尽管目前只有80个城市出现不同程度的收缩，但同样在中国，还有262个资源枯竭型城市，这二者存在数据的重叠。可以说，大部分资源枯竭型城市正面临“收缩”的尴尬。这符合经济学上说的“资源的诅咒”，也叫“荷兰病”。

　　关于矿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虽然也带来“新兴都市”效应，但更多引发了与矿业资源相关的经济社会问题，这就叫做“资源的诅咒”。

　　荷兰上世纪50年代因发现海岸线盛藏巨量天然气，迅速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其他工业逐步萎缩。资源带来的财富使荷兰国内创新动力萎缩，其他产业失去竞争力。以至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荷兰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这就是“荷兰病”。

　　城市资源枯竭、经济萧条、人口流失这些现象在欧美也很常见。在美国，有一个 “铁锈地带”的统称，特指美国五大湖传统工业衰退的地区，那里最出名的城市，就是当年的汽车之城，也是“美国最大的破产城市”——底特律。

　　目前，底特律的转型仍在艰难蹒跚。而我国对资源枯竭城市的转型也在探索之中。我们的城市化在发生着什么？一边是大城市的扩张，一边是小城镇的萎缩。二者彼此相关，互为因果。这些资源枯竭、人口流失的小城镇，还有没有机会？

　　苏联模式 PK 美国模式

　　著有《城市的精神》一书的贝淡宁教授，曾这样说过：“中国的城市1949年后的前30年采用苏联式的现代化，后30年采用美国式的现代化。”

　　这句话也可以从“空间”上去理解——在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二线大城市，目前走着美国的现代化道路；而广大的西部内陆三四线小城市，仍保留着“苏联模式”。二者的折叠程度，不亚于在平行宇宙里。

　　“美国模式”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沿海一二线繁华大城市的样子：摩天大楼林立、百货公司云集、数不清的咖啡馆和数不清的科创公司，星巴克里不是谈PC就是谈VC，有中产阶级社区，人们文明有礼。

　　国内大部分城市都残存着“苏联模式”规划上的共性，如：

强调利于汽车驾驶的大马路，而不是步行街道的纵横；
实行分区制把居住区和工业区、商业区分开；
在人口暴增时采用“摊大饼”的方式向外扩张。……

　　举个例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各大城市兴起的“工人新村”，就是“苏联模式”的产物。从选址到社区规划、再到户型设计，工人新村集中体现了当年生产生活的风貌，以及浓厚的集体意识。这些新村有自给自足的菜场、商店、学校等，同一个新村住的也多是同事、熟人，类似一个“熟人社会”。

　　比“新村”更极端的是“国企大厂”。当年一些以钢铁煤炭为主的大型国企厂区自办托儿所、小学，甚至还有厂区书店、医院、影院等等，一座厂区就是一个社会，一座小城市。很多70、80后的童年，都是一段有关“大厂”的集体意识。

　　“苏联模式”的优点，是对“集体”的强调与归属。这份浓厚的归属感，恰恰是现代大都市所缺失的，现在也显得异常珍贵。这也就可以理解，当媒体对这些资源城市一片唱衰时，为什么还会有一些当地油田、矿业工人在网上发帖，捍卫厂区，要与它荣辱与共。

　　这份“集体意识”正伴随我们的“大城市化”“生人社会”日渐消解。

　　“美国模式”、“苏联模式”都有其合理之处。各有利弊，理应互相尊重。就像大城市与小城市，但能否独立存在，各自安好？

　　大城越大，小城越小

　　独立存在，好像很难。

　　与玉门小城人口收缩截然相反的，是西北大城市的扩张。

　　在“地广人稀”的西北，五省人口约一亿左右，与一个河南省相当。五省之间的人口流动，是一场此起彼伏的“零和游戏”。哪座城市最强大，人就会往哪里去。于是省会之间，抢人大战愈演愈烈。

　　2019年4月兰州落户发布了新规定：凡中专以上学历或相应专业技术职称人员，可到兰州任一派出所办理落户。中专落户，几乎等同于全面放开户口了。兰州，作为甘肃的省会，为什么设立如此低的门槛？因为兰州人口实在太少——375万，不及长三角一个地级市。

　　这和西北的“超级明星城市”相比，数字有点难看了。2019年3月，西安市统计局发表公报显示：西安市常住人口正式突破千万。虽然前不久杭州也有破千万的官宣，但西安的意义更大——目前整个陕西省常住人口总量3864.4万（2018年），不足4000万，西安一座城市就占了全省的1/4，西北五省的1/10。

　　西安不仅面向省内，虹吸效应还会体现在对周边省份的人口吸附。就像杭州、南京具有对安徽、江西、山东等周边外省有强大的城市吸附力一样。周边即使是省会，也容易“人口失血”。因此，西安获批国家中心城市，是其在西北五省间的地位确定的。今后难免“一家独大”。

　　“小城越小，大城越大”，是一个全球现象。美国有学者提出“赢者通吃”的超级城市化现象：超级城市就像那些收入超高的明星一样，轻松凌驾于普通城市之上。它们拥有最强的创新实力，控制着全球最大份额的资本和投资，并聚集了业界顶尖的金融、媒体、娱乐等创新驱动的高附加值产业。（[美] 理查德·佛罗里达《新城市危机》）

　　就像公司之间兼并重组，很多无闻的地级市、县级市之间也正在进行“并购”撤市的历程，这些“小城”何去何从？

　　小城故事 “小而美”

　　几家欢乐几家愁。

　　和玉门同属酒泉县级市的敦煌，俨然成为了旅游界的“超级明星”。2018年，敦煌市全年共接待中外游客1077.3万人次，同比增长19.64%；实现旅游收入115亿元，同比增长25.92%，旅游综合效益又创新高。而且敦煌文创也声名远播。仅 2017年，敦煌研究院全年文创产品销售额达1708.3万元。这也是继“故宫文创”之后又一网红文创平台。

　　敦煌与玉门，同属河西走廊的重要节点，如今命运殊途。其实，玉门也是一座很有故事的城市，只是名气比不上敦煌、张掖。又因一度油田的光环太大太久，掩盖了历史底蕴：始于汉代的玉门县，与敦煌相距200多公里（在西北不算远）、拥有雅丹地貌魔鬼城、大型油田矿井、工业遗存……玉门本身资源条件并不差。未来如何整合资源打好这张牌？

　　对于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国际上有一些先进经验，比如德国鲁尔、美国匹兹堡、法国洛林等案例，通过环境整治，工业遗存转变为公园，发展旅游业、农业、文旅等等。

　　有一个毕尔巴鄂的城市复兴案例，被建筑界赞为“一座博物馆，挽救一座城”：该市坐落西班牙西北部，曾是一座冶金和化工业城市，进入20世纪中叶以后，伴随矿产资源日渐枯竭，毕尔巴鄂的发展陷入困境。经济萧条，流经市区的内维隆河被严重污染，陷入深重的危机。该市利用原来河滨废弃的工业用地，开发了古根海姆博物馆，利用城市门户的地段——旧城区边缘，和内维隆河南岸，与邻近的美术馆、德乌斯托大学及阿里亚加歌剧院共同组成了毕尔巴鄂城的文化中心。它的诞生，改变了一座城市的命运，开创了“以文化带动城市发展”的成功典范。

　　笔者的意思，不是想让刚摘了贫困县帽子的县级市，去兴建艺术馆、博物馆，照搬照抄没有意义。只是在思考，大城市走科创，小城市走文旅，这条路可行吗？至少玉门有这个机会。

　　笔者认为玉门的转型至少可以走以下几步：

主动纳入“大敦煌”文旅系统，为敦煌做好文旅配套，利用玉门的昌马石窟和莫高窟产生景点联动；
承接“大敦煌”下属大型节日会展分会场等，做好配套服务；
利用特殊地貌风景，开发影视基地，打造影视产业；
利用老城区的工业区、生活区遗存，以低租甚至免租方式邀请新锐艺术家进行工作室、策展改造进驻，打造类似日本“越后妻有”乡村的大型艺术节，和敦煌会展遥相呼应，彼此帮衬。

　　总之，小城市转型越来越难“单打独斗”，越来越要“抱团取暖”，优势互补，差异共存，合作大于竞争，才有好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