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出任中国人民银行第十二任行长

　　新浪财经讯 4月11日消息，央行行长易纲今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会上表示，下一步金融业开放将和汇率机制改革进行相互配合，金融监管能力将与开放程度相匹配。未来几个月将落实六项金融业开放措施，将允许外国银行在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 他预计到今年6月30日金融开放措施大部分到位。[详情]

　　易纲行长面临的八大挑战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文章导读： 易纲行长首先面临的将是世界各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趋向正常后中国“两率”（利率、汇率）政策如何协调运用的挑战。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中国经济周刊》 特约撰稿人 | 余莽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13期） 3月19日，周小川在此前记者会上关于继任人选的一句“你猜呀”有了答案，1997年加入央行系统工作的易纲成为新一届政府的央行行长。 与以往的一些央行行长比，易纲的经历有两点不同，一是有多年在美国深造、执教的经历，二是一直在央行系统工作。虽然易纲没有像戴相龙、周小川那样在其他金融领域工作的经历，但过去20余年他既是中国货币政策制定、中国金融改革工程设计的参与者、谋划者，又是这些政策、工程实施的推进者，加之在央行、外汇管理局主要领导岗位上的多年历练，同时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担任职务，可以说是对中国经济、金融业以及西方经济、金融业有较深系统认识的央行管理者。中国央行行长由一位“海归”担任，也表明中国是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易纲的国际视野无疑有助于提高中国在全球金融发展和治理中制度建设的话语权。 因此相信易纲就任央行行长后，一方面会延续过去一段时间央行所确定的方针及政策框架，同时又会因应社会经济发展对央行工作提出的种种要求做出新的努力。必须承认，易纲任行长的央行与周小川任行长时的央行无论在职能上，还是在面临的挑战及压力上都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些挑战和压力有的来自中国内部，有的则来自国际社会。随着国家机构改革的推进实施，央行将成为集金融改革、发展、开放、监管、调控经济、引导效率等多功能于一身的超级金融管理机构，或者说是“超级央行”，也将是世界仅见的具有如此多功能的央行。而外部则伴随着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回暖必然带来的货币政策正常化所引发的国际资本流动变化、金融市场结构变化、金融制度变化等挑战。毋庸赘言，在央行职能进一步增加、资本市场开放及人民币国际化挑战与日俱增的背景下，央行行长这一角色也势必面临多方面挑战。 挑战一 协调运用“两率”政策 易纲行长首先面临的将是世界各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趋向正常后中国“两率”（利率、汇率）政策如何协调运用的挑战。 经过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冲击后的多年挣扎、波动，包括美国、欧元区等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已重拾升轨，迫使这些经济体逐步退出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具体表现在两方面：收回流动性、提高融资成本。3月初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发表证词时表达了渐进加息倾向，并提到了2018年将加息3~4次的可能性。美联储随后便加息。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发表讲话表示对未来的通胀达标更有信心。 某种程度上说，过去数年中国的货币投放也是宽松的，在各主要经济体收紧货币流动性的背景下，中国也存在是否同步而行的挑战。例如当占人民币汇率形成权重较大的货币启动加息进程后，人民币必然面临是否加息的压力，若不加息，自己的货币必然要承受汇率走软及资本外流潮重启的压力；而要加息，又不得不考虑中国企业、政府甚至居民的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未完全解除，需要考虑因金融整顿所带来的资金盘面趋紧的实际情况。对中国这样长期依赖货币过量投放推动经济增长的经济体，如何在经济、货币外向度提升的条件下实现货币对内及对外价格的平衡，对央行行长来说无疑是一项极具挑战的工作。 挑战二 金融发展与稳定 易纲行长将要面对的第二个挑战是央行如何承担起金融稳定与发展的职责。去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已明确要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2017年11月金稳会第一次会议提出：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统筹协调金融稳定和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议事协调机构。其主要职责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审议金融业改革发展重大规划；统筹金融改革发展与监管，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相关事项，统筹协调金融监管重大事项，协调金融政策与相关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等。央行履行金稳会办公室职责，这意味着未来事关中国金融发展及稳定的基础工作一定程度上将由央行完成，这既包括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又包括行业及市场的发展，还包括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防范及效率控制等。这些工作央行过去可能有所涉及，如宏观审慎监管，但从未像现在这样系统明确，要求央行在传统职责外，承担起金融发展和稳定双重职责。这对央行来说，既是一项新使命，更是一项新挑战。 挑战三 拟定金融业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 三是面临央行承担起金融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拟定职责的挑战。此次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把两个监管机构原来拟定行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央行。这样的安排从方向上说无疑是正确的，解决了监管部门自己制定规则、执行规则的程序失当问题，避免了监管机构可能出现的任性表现。这样一种在央行和专业金融监管机构的分工安排，其实也等于明确了一项工作，就是未来一些金融业的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由央行统筹拟定，监管机构的职责就是一个：专事监管。这项分工改变给央行起码带来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金融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拟定，二方面是对各监管机构监管功能、监管边际、监管效率的协调。此次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很多人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机构合并能提高效率，其实这有点一厢情愿，关键在于监管机构内部建立了怎样的工作流程，对权力的运用有什么约束。在这两个机构的合并过程中，央行首先要解决银行保险业合并监管的重要制度设计问题，同时更要考虑如何保持和提升两个机构合并后的监管效率问题。 挑战四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四是面临如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挑战。2015年“8·11汇改”是在国内金融市场急剧波动、美元汇率上升、出口阻力渐大的情况下作出的重大调整，但因人民币贬值幅度超过了国内外市场的普遍预期，加之其后央行又放弃了实行了一段时间的汇率形成机制，有分析甚至认为，这次汇率调整不仅导致相当规模的中国外汇流失，同时也使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受挫。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而货币的国际化程度高低无疑是一国经济实力、综合竞争力的集中体现。一国货币的国际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一定要走过由区域化到全球化、由结算货币到投资货币再到储存货币的过程，其实现速度的快慢并不取决于该国经济总量的大小，而取决于该国经济对外部经济的影响力、该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及其稳定性、经济活动效率及经济增长质量以及技术创新能力等。 汇率的相对稳定是央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前提，央行于国内应充分发挥自身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资源管控和支配功能空前强化的优势，从效率上对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源使用作出约束和引导，促进金融业在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按央行副行长陈雨露在全国两会期间作出的表述，中国央行是世界大国中唯一常态化地动用基础货币，或常态化地动用信贷政策指引，来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央行。如何做得更加深入、科学，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并加强力度。同时，希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一定要取得实质性突破。另一方面央行于海外需要积极拓展人民币国际收支、结算的网络和系统，不失时机地抓住“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人民币计入SDR、互联网金融应用技术领先一步等机会，鼓励人民币的国际贸易结算和跨境投资，积极打造以人民币计价、交易、结算的海外资本市场，从人民币国际化的不同层次多端发力，适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挑战五 提高市场开放效率 五是央行将面临提高市场开放效率的挑战。在明确重要金融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拟定由央行负责后，其实就等于明确了未来中国金融业的开放规模及节奏也将由央行统筹负责。过往多年的中国金融业开放基本是通过增多金融机构数量来推动行业竞争，进而达到提升市场服务效率的目的。但由监管的法律基础和监管取向所决定，这样的市场开放很难在促进行业差异化发展和提高行业供给质量上有所贡献。在中国致力推动经济发展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的今天，提高金融供给的质量水平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也应该成为未来央行考虑金融业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一是要鼓励那些能带来更优质产品和服务的金融机构进入市场，第二是要积极引导和鼓励现有金融机构努力进入新的服务领域，致力提升服务供给层次。对央行来说，提升金融业开放效率还有一个进一步打通国内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联系及优化中国资本市场结构的客观要求，以资本市场供给内容的完善及供给效率的提升为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全面的直接融资支持。易纲在之前曾表达过金融业开放要与监管水平相适应的观点，从经济发展角度看，金融业开放还有一个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客观要求。 挑战六 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 六是面临如何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的挑战。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都是通过在市场上流动配置风险和收益而兑现功能目标和盈利目标的媒介和平台，经营风险和控制风险是金融业的天然职能。按周小川较早前的观点： 金融系统不断出现大大小小的危机才是常态，不出现危机不是常态，金融市场是在摔跟头中不断前进的。鉴此，央行需依各金融领域的风险形成机理和表现特点，分门别类地确立各行业、各市场的风险监管及风险缓释原则，设计、建造抑制风险过度衍生的监管框架和机制，重点防范由点状风险衍化成块状风险或链状风险。当前开展的金融整顿的一大目标应是通过破除金融嵌套、剪短金融链条而最终达到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的目的，这些金融乱象的出现并非一日之寒，有着深层次的制度原因和市场原因，故对这些乱象的消除也非一日之功。对某一时间段因某种或多种原因所形成的超过预期的金融风险，央行要责无旁贷地介入这些风险的消化缓解，统筹化解风险的节奏和力度，避免顾此失彼的状况出现。而围绕约束、规范金融控股集团、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高杠杆金融活动等，央行应尽早出台有关的监管办法。 挑战七 引导规范金融新业态 七是面临如何引导、规范金融新业态成长的挑战。技术对经济活动的渗透能力不断提升、技术与经济发展融合程度不断加深，这既是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必然体现，也是经济增长效率趋向质变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技术与经济活动的融合发展必然带来新的经济活动业态的产生，在金融领域既会促进新的需求产生，也会带来新的供给服务的诞生。在中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大、技术创新动力不断上升、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过程中，相信中国会不断涌现新的金融业态，央行应利用洞察金融全局、掌握金融供给数据全面、清楚国内金融供给长短板及与外国先进市场的供给差距的情况，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呵护、鼓励金融新业态的出现和发展。对因经济增长以及因各种要素融合衍化，特别是金融与技术相结合所出现的金融新业态，央行必须因势利导、顺势而为，适时加以引导、加以规范。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对微信支付、支付宝等支付形式也按传统金融监管方式去管理，那中国也就不会出现以互联网技术应用为基础的第三方先进支付方式向全球渗透的可喜局面，假以时日，相信中国的这种金融创新业态必将对全世界的支付格局产生颠覆性影响。 挑战八 保持政策独立性权威性 八是央行将面临如何保持政策、制度独立性和权威性的挑战。央行功能的增加意味着自身要兼顾的方面在增多，要协调的利害关系也在增多，这一方面要求央行制定的政策、制度要具备相当的前瞻性和科学性，一方面也要求央行各项政策、工具的运用要具有及时性和针对性，要以自身的高效率运行来引领整个金融系统的高效率运行。 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漫长过程中，一些居于决策位置的人常习惯于把货币政策当成促增长的常规工具使用，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当下，在强调货币政策中性稳健的今天，这是尤其需要改变和摒弃的一种习惯，不能动辄就搞“大水漫灌”，以“发票子”刺激经济增长。央行有责任明确：货币政策属事关经济增长的总量政策，无论如何变化都会有利有弊，不当地运用货币政策不仅会影响到经济增长效率，更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重重隐患，而飘忽不定或者过快、过大地调整货币政策更会引起资本市场和经济增长的剧烈波动。 综上，由易纲任行长的中国央行无论从功能上，还是从职责范围上，以及所面对的国内外经济变化局面上，都与以往的中国央行所拥有的职能、所面临的环境存在较大的不同，这必然会对未来的央行带来种种压力和考验，但也会给易纲提供极大的发挥专业才华和政治智慧的空间。挑战者乃使命也，希望中国央行运筹帷幄，不负使命，审时度势，见端知本，见危于无形，辨祸于未萌，精心谋势，相机取势，疾步行稳，全面开创工作的新局面。 祝福易纲！[详情]

　　 作者：木子 来源：京城私语 两会结束，当外间都以为人事安排尘埃已定时，真正的高潮才悄然来临。 郭树清出任央行党委书记兼副行长，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安排，但又在意料当中的决定，显示中国正在开启一种双监管，管理层相互制约的机构运作新模式。 央行书记后再添新职 在央行的公告后的第三天，据银监会网站消息，郭树清又以银行保险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召开领导小组的首次会议，这是他在十天内的第三个新职位，分析认为，这意味着中国的金融监管的改革正在提速中。 佷早之前，就盛传郭树清会出任央行行长，几乎和周小川退休的消息是同步的，就算是到了上星期人事安排公布前，郭树清还是央行一把手的最热门人选。结果央行行长跑出了个易纲，虽然也是有能力，有经验的人选，但不少人心里还是有个问号，为甚么是易纲出任行长？强势央行的领导层安排就此定局吗？ 这些疑问像卡在喉咙的细小鱼刺，热点一过，就忘记了它的存在，但偶尔又会感觉到它还没有消失。 直到郭树清到央行任职的消息传来，众人才愰然大悟，原来一切早有安排，甚有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感觉，疑惑都在剎那间找到答案。 虽然以郭树清的能力和背景，的确是出任央行书记的至佳人选，但毕竟近年央行 一直是书记行长由一人兼任，上次分开由不同人出任，已经是25年前，时任副总理朱镕基兼任央行行长，由周正庆出任书记。更让外界意外的是郭树清还兼任副行长，排名在易纲之后。 先看看双部委书记问题，这个安排意味着郭树清会同时出任银保会和央行的党委书记，成为中国史上首位＂双料＂书记。消息刚传出时，很多人都疑惑：一个人能做两个部门的党委书记吗？熟悉中国政务的人士回答：为甚么不可以？从没有规定说不可以，改革的时代，没有甚么是不可能的。 分析人士也认为，这种新型的双监管模式，结合了中国国情，符合目前金融发展的具体情况。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今年两会就说过，中国不会照搬西方的监管方式，会考虑国情，设计出富中国特色的模式，＂我们机构改革主要是依据中国国情，也参考了国际上各种不同的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置。＂ 史无前例的”双料”书记 在中国，党委书记是党委会的最高领导，负责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以及上级的决议指示，一般不参与日常的业务。郭树清在央行和银保会都设有办公室，他会两边办公，但还是以银保会主席的工作为，主力落在该会的日常管理上，央行只是在统筹和决策上给予指引，日常工作还是易纲主要负责。 外间对这个安排普遍叫好，更有意见指是一个非常绝妙的布局。 近几年，财金界混业经营是大趋势，监管界线也日渐模糊，有不少声音呼吁合并一行三会，方便跨界监管，结果，刚公布的机构改革方案并没出现一个超级金融监管机构，只是合并了银监会和保监会，大家都在寻思怎么去解决定这几个部门间的不协调。 事实上，一直以来，一行三会的不协调主要是集中在央行和银监会之间。 中国式金融监管协调矛盾 早年，中国所有的金融监管都归央行管，但随着经济规模的壮大，央行要做的工作越来越多，监管和宏调也出现矛盾，2003年，为了分清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提高效率，银监会从央行独立出来。 不过，凡事都有双面性，有利必有弊，分业管理后，问题陆续有来。 中国金融市场有其特殊性，央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主要依靠的工具，包括存款准备金、再贴现、信贷政策和视窗指导等，往往可能需要监管部门和银行的配合，例如为应对流动性过剩，要调高存款准备金，这和银监就出现立场的不同，前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也曾多次为银行发声。 再者，中国银行业市场化程度参差不齐，央行和银监会有权职重叠的地方，银行既要受银监会管理，也要接受央行的指引，尤其是国有银行和央行的关系就更密切。虽然大部份的银行业务管理都放在银监会，央行还是设有专门管理银行的司局，还出台了评核银行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银行要适应不同的考核，甚至有时要接受相左的监管意见，这种不协调在近年更有突出的迹象。 将一行三会合并，或许是解决矛盾的其中一个方法，但动作甚大，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冲击，而且这么大的超级财金部门如何管理也是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如此合并，背驰了当年要分清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初衷。 将业务相对比较简单的保监会和银监会合并，央行则不做机构上的合并改革，而是从人事上着手，安排熟悉金融范畴的＂双料＂郭书记同时掌管银保会和央行，知悉两边的情况，协调可能出现的矛盾。这种变动可以把对现行机构体制产生的影响降到最低，同时也解决了之前的不协调问题，更有利于金融稳定。 中国虽然没有推行超级金融监管机构，但一如周小川所言，央行将在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中起到更重要作用。郭树清成为了权力最大的超级财金部门官员，直接向负责金融的副总理刘鹤负责，估计他也将在去年底成立的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有所任职。 兼任行政副职，到底谁最大？ 除了＂双料＂书记，还有一点值得留意的是，郭树清除了任央行书记外，还出任央行的副行长，这意味着，他也会参与一部份央行的工作，分管人事，党务和改革，虽然不算是特别具体的日常业务操作，但他的排名就在易纲之后了。 也就是这个副行长的安排，把很多人都弄迷糊了，大家都在问，到底谁大？ 这不是央行才出现的情况，而是中国人事安排和机构改革的一种新模式，没有办法简单地去作比较。 中国各地方省市一直都是党委书记和省市行政一把手分开，书记排名在前，而部委则一般是一人同任两职，也有出现不同人分任的双首长情况，比如在人事调整的过渡期，老部长一般会留任书记，新上任的部长会兼任副书记，等到老部长真正退休后，再转任书记，回归一人兼两职的安排，这种情况比较常见。还有像国资委，就是书记主任是两人分任，这可能涉及到平衡问题。 以上都是书记排名在前，而在科技部，因为部长万钢不是共产党员，所以就要副部长来出任党委书记，而外交部可则早已是书记兼任副部长的安排，可能是因为部委大，事务繁多的原因。 在新的机构改后，双首长式中书记兼任副部长的情况开始增多，央行，司法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即使部长是党员，也都由副部长来出任党委书记，排名也都在部长之后。 相互制约 避免一人权力独大 分析人士指出，在中国，党书记是委会员的最高领导，比同级政府官员的地位和权力都要大，这一点不容置疑。但根据中国的行政组织法，和央行一样，都是部长负责制，如果书记同时兼任了行政副职，从行政业务层面，一定排名在部长之后，但不影响书记在机关的权威性。 变化在于，按一般情况，以前书记没有行政职位，排名第一，或是兼任一把手，拥有绝对权力。现在这种新的安排，让书记出任行政副职有两种考虑，一是让书记也参与到机构的日常运作中，协助正职处理业务。二只是给予副职的安排，让书记可以有时间专注处理党务，更重要的是，从某程度上，和行政正职一把手相互制约，避免一人权力独大，令到部门机构的运作更透明和公平。 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的部门可能还有不同的考虑，未来可能还会出现不同的安排，即使的是一样的安排，可能也有不同的考虑。只能说中国在变革中，会因应实际情况，开启不同的模式，没有甚么是不可能的。 所以，如果一定要比较的话，郭树清是书记，地位一定比行长易纲高，虽然央行实行的是行长负责制，但所有重大的决定都要经党委会通过，郭书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即使他的排名是在易纲之后。在行政层面，他只分管部份业务，协助行长处理日常运作，但不影响他在央行的权威性。 最佳搭档 强强联手 人民银行可以说是中国最重要的财金部门，无论对外对内，都举足轻重。它制定货币政策，管理国库，牵动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央行的重要性也在与日俱增。这么重要的一个部门，一个强而有力的管理层绝对有必要。 被喻为超长待机的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任十六年，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四平八稳，赢得了甚佳口碑，而郭树清身上有着和周小川太多相似的特质。就算和易纲，也有过相同的央行和外汇局的经历，他也曾赴牛津留学一年，同样具国际视野，了解国际市场的走向，英语交流发言也没有问题。 更重要的是，郭树清在2001年到2005任职央行时，和易纲是同事，据悉二人私下关系良好，今次可以说是老朋友再搭档，在央行任职二十年的易行长熟悉情况，性格温和，搭配有多部门经验，具魄力的郭书记，可谓强强联手，既是互补，职位的交叉安排也起到互相制约的作用，避免权力过份集中，决策失误。 1956年出生的郭树清，虽然是哲学系出身，但对政治经济有着天生的喜好，从就业开始，就在财金部门打滚，从最初的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到人民银行，证监会，再到银监会，他了解金融市场，也深明中国经济的走势。他甚至还有多次地方和企业的就职经验，从早年的贵州，到建行，再到山东，可以说履历相当的丰富，更重要的是，当中有多次任职一把手的经验。 在学术上，郭树清也是论文书籍不断的学者型官员，曾多次和周小川，吴敬链等大咖结集出书。他被外间喻为改革派的官员，视野开阔，雷历风行，曾临危受命，协助爆出高管贪腐的建行完成境外上市，无论是证监会，还是山东，银监会，郭树清都大力度的推行改革，因此也有金融救火队长之称。 私底下，郭树清勤奋谦虚，待人处事有方有寸，无论是领导还是下属，都对他赞赏有佳，认为他组织领导和协调能力强，有原则性，作风正派，严己律己。对媒体，他更是低调随和，有问必答，没有官架子，对于学术性的基础问题，也会耐心解答，绝对是媒体大好友。 上司下属皆赞的媒体大好友 小记刚入行的时候，对中国宏观政策可以说一窍不通，首次上两会，有机会约到时任外管局局长的郭树清做采访，提的问题可能没有那么专业周详，当时一起采访的某位香港财经记者大姐，就一脸的不耐烦，甚至当面指责小记的不是。郭树清立马停了下来，直接讲那位记者大姐不该如此，然后就耐心解释了一些背景，再接着作答，令小记相当难忘。 之后见到转战到不同岗位的郭树清，每次都见面，都还是会闲话家几句家常，关心一下近况，既使是到了比较敏感重要的证监会，虽然回答问题少了，但他对媒体还是一样没有回避。不过，转任银监会后，他和媒体的接触似乎越来越少了，一向善谈的他鲜少露脸接受采访，不知道是否因为要接任更重要的岗位，有特别的要求。 我们期待，在未来的日子，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中国第一位＂双料＂书记，听儒雅的郭书记讲初试新安排的故事，探讨这种中国式金融监管的新模式。 后记 这是自已写得最早，也发得最晚的，也是花了最长时间写的一篇公众号文章，原因很多。 几乎是是四十八小时足不出户，一共改了四个版本，比起第一个版本，最后的版本几乎是重写了。再加上其它的原因，等到今天才能发出来，迟是有点迟了，也算是一个参考吧。 在任命还没有正式公布之前，小记已开始动笔写这篇文章。坦白讲，当知道郭树清会到央行后，的碓有点意外，但也觉得符合逻辑，无论从能力，学识，到经验和履历，他都是目前中国少数能坐镇央行重位的官员． 文章都是按郭的能力，以及如何兼任两个重要部门的书记的角度来写。 等到官方正式公布出来，才见到郭书记还兼任了央行的副行长，排名还在行长易纲之后，并不像之前所想的拥有两个部重要财金部门至高无上的权力，很多人都问小记，到底谁大？小记真的也答不了。 虽然熟悉中国国情的人士肯定地认为，无论怎样排名，党书记一定是最大，拥有绝对的权力。但小记仍然认为，既然有安排行政副职这个新做法，不会完全没有原因，一定有它的意思，否则没有必要多此一举。 小记前前后后请教了七八位不同界别的人士，试图去寻找答案，找出变革的原因。但基本上，没有人一个人能给出肯定的答案，都认为要观察接下来的安排和运作。 小记只能结合所得的意见，再多找资料，多思考，整理出较为合理的说法，余下的，只能交给时间． 可以身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里，亲身观察，虽然不容易懂，也是一件幸运而难得的事，让我们相互交流探讨，一起拭目以待吧！ 郭树清履历 1974.08，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红格尔公社插队； 1978.03，南开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学习； 1982.02，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列系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5.02，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助理研究员（其间：1985.02-1988.07，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列系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1986.03-1986.06，借调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设计办公室工作；1986.07-1987.08，赴英国牛津大学作访问研究）； 1988.09，国家计委经研中心综合组副组长（副司级）； 1993.04，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综合规划和试点司司长； 1995.09，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 1996.02，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秘书长兼机关党委副书记； 1998.03，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党组成员兼机关党委副书记； 1998.07，贵州省副省长； 2001.03，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其间：2004.03-2004.04，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A班学习）； 2005.03，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党委书记，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2009.01，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党委书记； 2010.07，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 2011.10，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 2013.03，山东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理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 2013.06，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 2017.02，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 2017.03，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2018.03，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党的十九大代表。[详情]

　　 《中国经济周刊》 特约撰稿人 |  余莽 责编：陈惟杉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I 摄 3月19日，周小川在此前记者会上关于继任人选的一句“你猜呀”有了答案，1997年加入央行系统工作的易纲成为新一届政府的央行行长。 与以往的一些央行行长比，易纲的经历有两点不同，一是有多年在美国深造、执教的经历，二是一直在央行系统工作。虽然易纲没有像戴相龙、周小川那样在其他金融领域工作的经历，但过去20余年他既是中国货币政策制定、中国金融改革工程设计的参与者、谋划者，又是这些政策、工程实施的推进者，加之在央行、外汇管理局主要领导岗位上的多年历练，同时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担任职务，可以说是对中国经济、金融业以及西方经济、金融业有较深系统认识的央行管理者。中国央行行长由一位“海归”担任，也表明中国是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易纲的国际视野无疑有助于提高中国在全球金融发展和治理中制度建设的话语权。 因此相信易纲就任央行行长后，一方面会延续过去一段时间央行所确定的方针及政策框架，同时又会因应社会经济发展对央行工作提出的种种要求做出新的努力。必须承认，易纲任行长的央行与周小川任行长时的央行无论在职能上，还是在面临的挑战及压力上都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些挑战和压力有的来自中国内部，有的则来自国际社会。随着国家机构改革的推进实施，央行将成为集金融改革、发展、开放、监管、调控经济、引导效率等多功能于一身的超级金融管理机构，或者说是“超级央行”，也将是世界仅见的具有如此多功能的央行。而外部则伴随着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回暖必然带来的货币政策正常化所引发的国际资本流动变化、金融市场结构变化、金融制度变化等挑战。毋庸赘言，在央行职能进一步增加、资本市场开放及人民币国际化挑战与日俱增的背景下，央行行长这一角色也势必面临多方面挑战。 >> 挑战一    协调运用“两率”政策 易纲行长首先面临的将是世界各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趋向正常后中国“两率”（利率、汇率）政策如何协调运用的挑战。 经过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冲击后的多年挣扎、波动，包括美国、欧元区等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已重拾升轨，迫使这些经济体逐步退出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具体表现在两方面：收回流动性、提高融资成本。3月初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发表证词时表达了渐进加息倾向，并提到了2018年将加息3~4次的可能性。美联储随后便加息。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发表讲话表示对未来的通胀达标更有信心。 某种程度上说，过去数年中国的货币投放也是宽松的，在各主要经济体收紧货币流动性的背景下，中国也存在是否同步而行的挑战。例如当占人民币汇率形成权重较大的货币启动加息进程后，人民币必然面临是否加息的压力，若不加息，自己的货币必然要承受汇率走软及资本外流潮重启的压力；而要加息，又不得不考虑中国企业、政府甚至居民的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未完全解除，需要考虑因金融整顿所带来的资金盘面趋紧的实际情况。对中国这样长期依赖货币过量投放推动经济增长的经济体，如何在经济、货币外向度提升的条件下实现货币对内及对外价格的平衡，对央行行长来说无疑是一项极具挑战的工作。 >> 挑战二    金融发展与稳定 易纲行长将要面对的第二个挑战是央行如何承担起金融稳定与发展的职责。去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已明确要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2017年11月金稳会第一次会议提出：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统筹协调金融稳定和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议事协调机构。其主要职责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审议金融业改革发展重大规划；统筹金融改革发展与监管，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相关事项，统筹协调金融监管重大事项，协调金融政策与相关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等。央行履行金稳会办公室职责，这意味着未来事关中国金融发展及稳定的基础工作一定程度上将由央行完成，这既包括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又包括行业及市场的发展，还包括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防范及效率控制等。这些工作央行过去可能有所涉及，如宏观审慎监管，但从未像现在这样系统明确，要求央行在传统职责外，承担起金融发展和稳定双重职责。这对央行来说，既是一项新使命，更是一项新挑战。 >> 挑战三    拟定金融业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 三是面临央行承担起金融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拟定职责的挑战。此次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把两个监管机构原来拟定行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央行。这样的安排从方向上说无疑是正确的，解决了监管部门自己制定规则、执行规则的程序失当问题，避免了监管机构可能出现的任性表现。这样一种在央行和专业金融监管机构的分工安排，其实也等于明确了一项工作，就是未来一些金融业的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由央行统筹拟定，监管机构的职责就是一个：专事监管。这项分工改变给央行起码带来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金融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拟定，二方面是对各监管机构监管功能、监管边际、监管效率的协调。此次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很多人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机构合并能提高效率，其实这有点一厢情愿，关键在于监管机构内部建立了怎样的工作流程，对权力的运用有什么约束。在这两个机构的合并过程中，央行首先要解决银行保险业合并监管的重要制度设计问题，同时更要考虑如何保持和提升两个机构合并后的监管效率问题。 >> 挑战四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四是面临如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挑战。2015年“8•11汇改”是在国内金融市场急剧波动、美元汇率上升、出口阻力渐大的情况下作出的重大调整，但因人民币贬值幅度超过了国内外市场的普遍预期，加之其后央行又放弃了实行了一段时间的汇率形成机制，有分析甚至认为，这次汇率调整不仅导致相当规模的中国外汇流失，同时也使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受挫。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而货币的国际化程度高低无疑是一国经济实力、综合竞争力的集中体现。一国货币的国际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一定要走过由区域化到全球化、由结算货币到投资货币再到储存货币的过程，其实现速度的快慢并不取决于该国经济总量的大小，而取决于该国经济对外部经济的影响力、该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及其稳定性、经济活动效率及经济增长质量以及技术创新能力等。 汇率的相对稳定是央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前提，央行于国内应充分发挥自身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资源管控和支配功能空前强化的优势，从效率上对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源使用作出约束和引导，促进金融业在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按央行副行长陈雨露在全国两会期间作出的表述，中国央行是世界大国中唯一常态化地动用基础货币，或常态化地动用信贷政策指引，来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央行。如何做得更加深入、科学，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并加强力度。同时，希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一定要取得实质性突破。另一方面央行于海外需要积极拓展人民币国际收支、结算的网络和系统，不失时机地抓住“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人民币计入SDR、互联网金融应用技术领先一步等机会，鼓励人民币的国际贸易结算和跨境投资，积极打造以人民币计价、交易、结算的海外资本市场，从人民币国际化的不同层次多端发力，适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 挑战五    提高市场开放效率 五是央行将面临提高市场开放效率的挑战。在明确重要金融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拟定由央行负责后，其实就等于明确了未来中国金融业的开放规模及节奏也将由央行统筹负责。过往多年的中国金融业开放基本是通过增多金融机构数量来推动行业竞争，进而达到提升市场服务效率的目的。但由监管的法律基础和监管取向所决定，这样的市场开放很难在促进行业差异化发展和提高行业供给质量上有所贡献。在中国致力推动经济发展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的今天，提高金融供给的质量水平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也应该成为未来央行考虑金融业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一是要鼓励那些能带来更优质产品和服务的金融机构进入市场，第二是要积极引导和鼓励现有金融机构努力进入新的服务领域，致力提升服务供给层次。对央行来说，提升金融业开放效率还有一个进一步打通国内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联系及优化中国资本市场结构的客观要求，以资本市场供给内容的完善及供给效率的提升为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全面的直接融资支持。易纲在之前曾表达过金融业开放要与监管水平相适应的观点，从经济发展角度看，金融业开放还有一个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客观要求。 >> 挑战六    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 六是面临如何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的挑战。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都是通过在市场上流动配置风险和收益而兑现功能目标和盈利目标的媒介和平台，经营风险和控制风险是金融业的天然职能。按周小川较早前的观点： 金融系统不断出现大大小小的危机才是常态，不出现危机不是常态，金融市场是在摔跟头中不断前进的。鉴此，央行需依各金融领域的风险形成机理和表现特点，分门别类地确立各行业、各市场的风险监管及风险缓释原则，设计、建造抑制风险过度衍生的监管框架和机制，重点防范由点状风险衍化成块状风险或链状风险。当前开展的金融整顿的一大目标应是通过破除金融嵌套、剪短金融链条而最终达到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的目的，这些金融乱象的出现并非一日之寒，有着深层次的制度原因和市场原因，故对这些乱象的消除也非一日之功。对某一时间段因某种或多种原因所形成的超过预期的金融风险，央行要责无旁贷地介入这些风险的消化缓解，统筹化解风险的节奏和力度，避免顾此失彼的状况出现。而围绕约束、规范金融控股集团、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高杠杆金融活动等，央行应尽早出台有关的监管办法。 >> 挑战七    引导规范金融新业态 七是面临如何引导、规范金融新业态成长的挑战。技术对经济活动的渗透能力不断提升、技术与经济发展融合程度不断加深，这既是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必然体现，也是经济增长效率趋向质变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技术与经济活动的融合发展必然带来新的经济活动业态的产生，在金融领域既会促进新的需求产生，也会带来新的供给服务的诞生。在中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大、技术创新动力不断上升、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过程中，相信中国会不断涌现新的金融业态，央行应利用洞察金融全局、掌握金融供给数据全面、清楚国内金融供给长短板及与外国先进市场的供给差距的情况，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呵护、鼓励金融新业态的出现和发展。对因经济增长以及因各种要素融合衍化，特别是金融与技术相结合所出现的金融新业态，央行必须因势利导、顺势而为，适时加以引导、加以规范。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对微信支付、支付宝等支付形式也按传统金融监管方式去管理，那中国也就不会出现以互联网技术应用为基础的第三方先进支付方式向全球渗透的可喜局面，假以时日，相信中国的这种金融创新业态必将对全世界的支付格局产生颠覆性影响。 >> 挑战八    保持政策独立性权威性 八是央行将面临如何保持政策、制度独立性和权威性的挑战。央行功能的增加意味着自身要兼顾的方面在增多，要协调的利害关系也在增多，这一方面要求央行制定的政策、制度要具备相当的前瞻性和科学性，一方面也要求央行各项政策、工具的运用要具有及时性和针对性，要以自身的高效率运行来引领整个金融系统的高效率运行。 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漫长过程中，一些居于决策位置的人常习惯于把货币政策当成促增长的常规工具使用，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当下，在强调货币政策中性稳健的今天，这是尤其需要改变和摒弃的一种习惯，不能动辄就搞“大水漫灌”，以“发票子”刺激经济增长。央行有责任明确：货币政策属事关经济增长的总量政策，无论如何变化都会有利有弊，不当地运用货币政策不仅会影响到经济增长效率，更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重重隐患，而飘忽不定或者过快、过大地调整货币政策更会引起资本市场和经济增长的剧烈波动。 综上，由易纲任行长的中国央行无论从功能上，还是从职责范围上，以及所面对的国内外经济变化局面上，都与以往的中国央行所拥有的职能、所面临的环境存在较大的不同，这必然会对未来的央行带来种种压力和考验，但也会给易纲提供极大的发挥专业才华和政治智慧的空间。挑战者乃使命也，希望中国央行运筹帷幄，不负使命，审时度势，见端知本，见危于无形，辨祸于未萌，精心谋势，相机取势，疾步行稳，全面开创工作的新局面。 祝福易纲！ [详情]

　　央行行长易纲： 货币政策继续稳健中性 稳步推进金融业改革开放 本报记者 侯潇怡 北京报道 3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发表演讲，提出当前金融工作主要是三句话：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推动金融业的改革和开放；打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攻坚战，保持金融稳定。 过去两年，金融行业经历严监管、去杠杆、防风险的改革阵痛期，金融监管改革初具成效，但未来三年仍是金融防风险攻坚战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宏观去杠杆仍在持续，如何协调稳增长和防风险；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如何应对当下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都是新的任务与挑战。 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 易纲表示，将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总体上要松紧适度、管好货币供给的总闸门，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稳定，保持M2、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合理增长。 谈及我国当前的货币政策，易纲在3月9日全国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就已表明，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主要货币政策是针对实体经济而言的。从信贷方面，要看实体经济是否能得到各个方面的有效支持，是否能创造一个防风险并且平稳推进金融改革的外部环境。从流动性角度，主要看市场利率是否平稳，超额准备金的水平是否合适，各方面指标是否处在合理范围内。 在3月25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讲话中，易纲再次指出，当前货币政策需综合运用多种工具的组合和期限的搭配，既保持流动性的合理需求，也促进宏观杠杆趋稳。 他还强调积极运用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抵押补充贷款、定向降准等结构性的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并肯定了去年四季度以来普惠金融定向降准的成果，未来将适度采取精准滴灌举措。强调了央行除总量调控外，还将发挥“货币政策的结构性工具”作用。 多位市场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从表述上看，货币政策依然没有转向。从央行近期的市场操作来看，虽临近跨季，为了平衡流动性已经连续多日暂停公开市场操作，市场多认为今年市场资金情况仍是易紧难松。 推进金融业改革开放 易纲表示，将积极推进金融业改革开放，提升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研究员熊园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易纲演讲中把金融开放摆在了防风险之前，或许意味着2018年在金融改革开放方面将有更多举措。这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十九大报告，和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对于扩大对外开放的举措是一脉相承的，今年总体上是改革开放的大年。 关于汇率，易纲自信地表示，继续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使得汇率发挥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对于金融开放，易纲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态度，“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越是开放的领域，越有竞争力。越是不开放的领域，越容易落后，而且还不断的积累风险。”而对金融业的对外开放的未来重点，易纲指出，一是进一步放宽金融业的准入限制，但并不意味着不要监管，外资机构准入和开展业务和内资一样的审慎监管；二是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基础设施；三是提升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程度，下一步将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IMI研究员曲强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目前中美贸易关系面临的挑战也对我国金融业提出了新的挑战，金融对外开放必须加速。 他分析称，中美之间的贸易减额将导致中国出口减少，进而影响经常账户顺差和国际净收支头寸，将使中国外汇占款发行减少，叠加国内目前降杠杆的政策，将使国内面临一定压力。目前国内市场仍需降杠杆，国外市场需保持收支平衡，需要尽快发展对外贸易、加快对外开放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金融监管四大任务 易纲在讲话中指出，目前中国仍面临一些潜在的金融风险，尤其强调了宏观高杠杆风险和部分地区和领域依然存在的金融三乱问题。尤其强调了金控集团的风险，直指其存在的利益输送问题，和带来的跨机构、市场、业态的传染风险。 而针对未来的金融监管，易纲从四方面表明了未来的任务方向。 首先是稳住宏观杠杆，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的调控框架，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同时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从目前人民银行实行的宏观审慎评估（MPA）来看，未来这一监管框架将进一步扩大，包括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和住房金融宏观审慎管理体系也正在不断试点和完善，未来将进一步明确。 二是进一步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并提出从防范系统风险的角度支持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新体制。此外还将完善金融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房地产金融调控政策。 三是尽快补齐监管短板，进一步明确监管姓“监”，并加快出台资管新规等审慎监管基本制度。 四是坚决取缔非法金融活动，加强金融准入，没有经过金融管理部门批准不得从事或变相从事金融业务。 多位金融业务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市场普遍认为今年金融机构仍然面临较大的挑战。总基调仍然保持去杠杆、防风险，只是会更加注意节奏。（编辑：包芳鸣[详情]

　　原标题：易纲“转正”迎来第一考 以我为主顺势而为是上策 ■阎 岳 北京时间3月22日凌晨，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及政策声明，国际社会几乎一致预期美联储加息会成为事实。为了应对美联储加息带来的连锁反应，各个经济体均从自身需要出发采取了应对措施。国内关注的焦点则是，刚刚就任央行行长的易纲会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化解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变动对国内的影响。 3月7日，央行开展1055亿元1年期MLF操作，操作量完全对冲到期量，利率持平于3.25%。3月16日，央行再度开展1年期MLF操作，规模为3270亿元，当日到期1895亿元，实际超额续作1375亿元，利率未发生变动。 3月份的MLF操作与去年12月份有所不同，也让机构认为央行提升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的预期成为泡影。从去年6月份开始，央行选择一次性对冲MLF到期量，且会根据市场流动性状况进行不同规模的超额续作。这一模式在去年12月份被打破。当月共有两笔MLF到期，央行也开展了两次操作，且在第二次操作时将1年期MLF利率上调5个基点至现在的3.25%。当日美联储宣布加息。 在2017年3月份美联储加息之后，央行曾一天之内上调逆回购利率、6个月期和1年期MLF利率各10个基点，上调隔夜SLF利率20个基点，上调国库定存125个基点。 从央行最近3次上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的初衷看，应对美联储加息肯定是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原因显然是国内经济金融市场的需要，如收窄货币市场与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的利差，给市场以合理的利率预期、降低杠杆率等。 对于美联储即将揭晓的3月份加息悬念，业内人士分析，从维持中美利差、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角度出发，若美联储加息则央行有必要调整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甚至上调基准利率也是有可能的。 对于美联储加息，易纲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表示，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依据国内经济和金融形势进行综合考量。但他同时表示，“我们不仅仅要看（2017年年底贷款）名义利率上升了0.4个百分点，还要看实际利率，实际利率是稳定的，和经济走势是相一致的。资金面上供给，也是比较平衡的。” 实际利率稳定，流动性也处在正常、稳定区间。从3月20日起，央行再度暂停逆回购，理由是，目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较高水平，可吸收央行逆回购到期等因素的影响。 易纲强调，今年我国的CPI应该很可能运行在2%至3%黄金区间，所以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健中性，不紧不松。这样既可以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同时又可以防范通胀风险和资产泡沫。 美联储加息悬念的揭晓，可以看作是易纲“转正”之后的第一考。笔者认为，对待美联储加息，易纲仍会坚持以我为主，若其影响到国内经济金融的稳定，则会顺势而为。至于采取何种方式应对美联储加息，则要看国内的需求，毕竟我们的货币政策工具箱中有多种工具可供随时调用。[详情]

　　易纲“转正”迎来第一考以我为主顺势而为是上策 ■阎 岳 北京时间3月22日凌晨，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及政策声明，国际社会几乎一致预期美联储加息会成为事实。为了应对美联储加息带来的连锁反应，各个经济体均从自身需要出发采取了应对措施。国内关注的焦点则是，刚刚就任央行行长的易纲会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化解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变动对国内的影响。 3月7日，央行开展1055亿元1年期MLF操作，操作量完全对冲到期量，利率持平于3.25%。3月16日，央行再度开展1年期MLF操作，规模为3270亿元，当日到期1895亿元，实际超额续作1375亿元，利率未发生变动。 3月份的MLF操作与去年12月份有所不同，也让机构认为央行提升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的预期成为泡影。从去年6月份开始，央行选择一次性对冲MLF到期量，且会根据市场流动性状况进行不同规模的超额续作。这一模式在去年12月份被打破。当月共有两笔MLF到期，央行也开展了两次操作，且在第二次操作时将1年期MLF利率上调5个基点至现在的3.25%。当日美联储宣布加息。 在2017年3月份美联储加息之后，央行曾一天之内上调逆回购利率、6个月期和1年期MLF利率各10个基点，上调隔夜SLF利率20个基点，上调国库定存125个基点。 从央行最近3次上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的初衷看，应对美联储加息肯定是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原因显然是国内经济金融市场的需要，如收窄货币市场与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的利差，给市场以合理的利率预期、降低杠杆率等。 对于美联储即将揭晓的3月份加息悬念，业内人士分析，从维持中美利差、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角度出发，若美联储加息则央行有必要调整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甚至上调基准利率也是有可能的。 对于美联储加息，易纲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表示，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依据国内经济和金融形势进行综合考量。但他同时表示，“我们不仅仅要看（2017年年底贷款）名义利率上升了0.4个百分点，还要看实际利率，实际利率是稳定的，和经济走势是相一致的。资金面上供给，也是比较平衡的。” 实际利率稳定，流动性也处在正常、稳定区间。从3月20日起，央行再度暂停逆回购，理由是，目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较高水平，可吸收央行逆回购到期等因素的影响。 易纲强调，今年我国的CPI应该很可能运行在2%至3%黄金区间，所以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健中性，不紧不松。这样既可以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同时又可以防范通胀风险和资产泡沫。 美联储加息悬念的揭晓，可以看作是易纲“转正”之后的第一考。笔者认为，对待美联储加息，易纲仍会坚持以我为主，若其影响到国内经济金融的稳定，则会顺势而为。至于采取何种方式应对美联储加息，则要看国内的需求，毕竟我们的货币政策工具箱中有多种工具可供随时调用。[详情]

　　3月19日上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外界颇为关注的央行行长人选终于尘埃落定。大会经投票表决，决定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其个人简介显示，易纲先后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于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教、副教授，获得终身教职。 从全球范围看，目前为止，绝大多数国家都有自己的央行或者货币当局。作为中国的央行，新任行长究竟管了多少钱？随着机构改革方案的落地，它在中国中央政府和金融监管框架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央行是个什么“银行”？ 从央行的功能来看，简单地说央行是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拥有着发钞票、持有本国的国际储备、承担整个金融系统支付、清算等功能。 作为“发行的银行”，国家赋予央行集中与垄断货币发行的特权，它是国家唯一的货币发行机构。 作为“银行的银行”，央行不仅为商业银行提供各种金融服务，而且在紧急时刻向商业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让银行的资金免于出现断裂，减少挤兑的可能，从而达到令银行体系更加安全、健康的目的。 作为“政府的银行”，央行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宏观信贷指导政策，承担综合研究并协调解决金融运行中的重大问题、促进金融业协调健康发展的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于1948年12月1日成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央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成部门之一。 央行在经济生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央行相比，我国央行的历史并不长，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是从1984年开始的。此前的许多年，全国实际上只有一家银行，它集商业银行、央行、政策性银行等属性于一身，既是管理金融的国家机关又是全面经营银行业务的国家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 由1984年起，中国人民银行集中力量研究和实施全国金融的宏观决策，加强信贷总量的控制和金融机构的资金调节，以保持货币稳定；同时新设中国工商银行，人民银行过去承担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由中国工商银行专业经营；人民银行分支行的业务实行垂直领导；设立中国人民银行理事会，作为协调决策机构；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度和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的贷款制度，初步确定了中央银行制度的基本框架。 放眼世界范围内主要经济体的央行之中，欧洲中央银行的职责和结构以德国联邦银行为模式，独立于欧盟机构和各国政府之外。而美联储则是私营机构，按公司化运作，其主席由股东推荐，总统提名。 央行该印多少钱？ 发行货币，俗称印钱，是央行的一项重要职能。央行究竟该印多少钱？狭义来看，人们通常将流通中的现金看作是央行所管的“钱”，事实上，这被称作M0。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2月末，中国M0余额8.14万亿元，2月份央行净投放现金6788亿元。 从更广义上说，提到央行的职能就不得不提M2，即广义货币供应量。 这又是什么？M2是一个总量的概念，也是货币政策操作和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参考指标。如果将截至今年2月末，173万亿左右的M2余额形象地比喻为一个“水池”，那么我们需要分析哪些管道在向水池“注水”，哪些管道在“取水”。 令业界十分关注的是，自1997年以来，我国M2一直保持在两位数增长，而去年M2增速连续数月徘徊于个位数，这是否意味着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将难以补足？是否有导致或加剧流动性风险的可能？ 传统上看，M2增速与经济增长之间关联度高，但随着结构性等因素变化，上述关系也会发生一些变化。“M2跟经济走势的相关性变得比较模糊，预测性也变得比较不确定，这是全世界都有的现象。”易纲曾在此前表示，商业银行贷款以外的科目对M2影响较大，重新改变口径也不能解决这一问题，针对新问题要更加注意盘活存量，优化货币信贷存量结构，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看合理增长和松紧适度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之中并未提及M2和社会融资规模余额预期的具体增长值，这在历年中属于新变化。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仅用了“广义货币M2、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这一描述。 央行发布的2017年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从派生渠道分析，该年M2增速放缓的原因有三个：银行股权及其他投资科目从之前的快速扩张转为有所萎缩、银行债券投资规模下降和财政存款超预期增长。 前任央行行长周小川对此表示，M2指标口径总是在不断变化，不是一个精确衡量货币政策松紧的工具。未来应该逐渐从数量转移到对价格的关注。不能提供一个非常简易的指标来判断，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务，必须考虑多种因素加以判断。 央行行长有哪些任务？ 从金融监管体系改革角度来看，央行则秉持着更多重的职责：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统筹系统性风险防范、统筹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统筹金融业综合统计的职责。 2018年3月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自2003年开始的“一行三会”的表述从此消失，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正式形成了“一委一行两会”的格局。时隔十五年，金融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与形式创新同时也催生了监管体系的巨大变革。 方案称，对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将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将银监会、保监会的职责整合，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将银监会和保监会拟定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中国人民银行。不再保留银监会和保监会。 周小川在3月9日举行的央行记者会上也指出，此前披露的一些消息显示，人民银行将在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其后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放在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在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中将起到更重要作用。” 而在角色转换之后，新任央行行长易纲将如何进一步创造“防风险并且能够平稳推进金融改革的外部环境”，并为此提供一个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值得外界期待。当选之后，易纲在面对媒体的追堵时平静说道：“我们主要任务是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 “今年金融改革开放还会有一些新举措，”他还让大家密切关注之后包括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等重要议程。 毋庸置疑的是，不论对于金融机构还是易纲本人来说，都即将迎来一个新的开始。 （来源：新华网） （编辑：梁宇芳）[详情]

　　易纲履新 做央行行长到底管多少钱？ 新华网北京3月21日电（闫雨昕）3月19日上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外界颇为关注的央行行长人选终于尘埃落定。大会经投票表决，决定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其个人简介显示，易纲先后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于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教、副教授，获得终身教职。 从全球范围看，目前为止，绝大多数国家都有自己的央行或者货币当局。作为中国的央行，新任行长究竟管了多少钱？随着机构改革方案的落地，它在中国中央政府和金融监管框架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央行是个什么“银行”？ 从央行的功能来看，简单地说央行是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拥有着发钞票、持有本国的国际储备、承担整个金融系统支付、清算等功能。 作为“发行的银行”，国家赋予央行集中与垄断货币发行的特权，它是国家唯一的货币发行机构。 作为“银行的银行”，央行不仅为商业银行提供各种金融服务，而且在紧急时刻向商业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让银行的资金免于出现断裂，减少挤兑的可能，从而达到令银行体系更加安全、健康的目的。 作为“政府的银行”，央行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宏观信贷指导政策，承担综合研究并协调解决金融运行中的重大问题、促进金融业协调健康发展的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于1948年12月1日成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央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成部门之一。 央行在经济生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央行相比，我国央行的历史并不长，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是从1984年开始的。此前的许多年，全国实际上只有一家银行，它集商业银行、央行、政策性银行等属性于一身，既是管理金融的国家机关又是全面经营银行业务的国家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 由1984年起，中国人民银行集中力量研究和实施全国金融的宏观决策，加强信贷总量的控制和金融机构的资金调节，以保持货币稳定；同时新设中国工商银行，人民银行过去承担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由中国工商银行专业经营；人民银行分支行的业务实行垂直领导；设立中国人民银行理事会，作为协调决策机构；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度和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的贷款制度，初步确定了中央银行制度的基本框架。 放眼世界范围内主要经济体的央行之中，欧洲中央银行的职责和结构以德国联邦银行为模式，独立于欧盟机构和各国政府之外。而美联储则是私营机构，按公司化运作，其主席由股东推荐，总统提名。 央行该印多少钱？ 发行货币，俗称印钱，是央行的一项重要职能。央行究竟该印多少钱？狭义来看，人们通常将流通中的现金看作是央行所管的“钱”，事实上，这被称作M0。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2月末，中国M0余额8.14万亿元，2月份央行净投放现金6788亿元。 从更广义上说，提到央行的职能就不得不提M2，即广义货币供应量。 这又是什么？M2是一个总量的概念，也是货币政策操作和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参考指标。如果将截至今年2月末，173万亿左右的M2余额形象地比喻为一个“水池”，那么我们需要分析哪些管道在向水池“注水”，哪些管道在“取水”。 令业界十分关注的是，自1997年以来，我国M2一直保持在两位数增长，而去年M2增速连续数月徘徊于个位数，这是否意味着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将难以补足？是否有导致或加剧流动性风险的可能？ 传统上看，M2增速与经济增长之间关联度高，但随着结构性等因素变化，上述关系也会发生一些变化。“M2跟经济走势的相关性变得比较模糊，预测性也变得比较不确定，这是全世界都有的现象。”易纲曾在此前表示，商业银行贷款以外的科目对M2影响较大，重新改变口径也不能解决这一问题，针对新问题要更加注意盘活存量，优化货币信贷存量结构，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看合理增长和松紧适度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之中并未提及M2和社会融资规模余额预期的具体增长值，这在历年中属于新变化。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仅用了“广义货币M2、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这一描述。 央行发布的2017年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从派生渠道分析，该年M2增速放缓的原因有三个：银行股权及其他投资科目从之前的快速扩张转为有所萎缩、银行债券投资规模下降和财政存款超预期增长。 前任央行行长周小川对此表示，M2指标口径总是在不断变化，不是一个精确衡量货币政策松紧的工具。未来应该逐渐从数量转移到对价格的关注。不能提供一个非常简易的指标来判断，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务，必须考虑多种因素加以判断。 央行行长有哪些任务？ 从金融监管体系改革角度来看，央行则秉持着更多重的职责：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统筹系统性风险防范、统筹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统筹金融业综合统计的职责。 2018年3月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自2003年开始的“一行三会”的表述从此消失，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正式形成了“一委一行两会”的格局。时隔十五年，金融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与形式创新同时也催生了监管体系的巨大变革。 方案称，对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将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将银监会、保监会的职责整合，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将银监会和保监会拟定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中国人民银行。不再保留银监会和保监会。 周小川在3月9日举行的央行记者会上也指出，此前披露的一些消息显示，人民银行将在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其后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放在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在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中将起到更重要作用。” 而在角色转换之后，新任央行行长易纲将如何进一步创造“防风险并且能够平稳推进金融改革的外部环境”，并为此提供一个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值得外界期待。当选之后，易纲在面对媒体的追堵时平静说道：“我们主要任务是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 “今年金融改革开放还会有一些新举措，”他还让大家密切关注之后包括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等重要议程。 毋庸置疑的是，不论对于金融机构还是易纲本人来说，都即将迎来一个新的开始。[详情]

　　央行新行长易纲：“不可能三角”的嬗变 冉学东 1993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担任教职的易纲和他的同事汤弦发表了一篇论文，这个论文所论述的中心议题就是所谓的“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定律”，这个定律认为在汇率稳定、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三个变量中，一个国家只能三者取其二，不可能三者总揽。 易纲的论文用“等边三角形中任何一点到三个边的垂直距离的和是常数”这一数学原理证明了“不可能三角”定律是成立的，这其实是用数学模型来证明一个经济学原理。 2005年3月25日，友谊宾馆，“中国金融学会第七次代表大会暨2005年学术年会”召开，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的易纲发表主题演讲，“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仍然是其话题核心，他说：“最近几年的学术研究和货币政策操作使他对这个‘不可能三角’有了一些新的感悟。” 而当时，中国的经济实际状况是，中国经济进入一轮长周期的景气，双顺差严重，资本管制和汇率的固定，实行强制结售汇，但是资本流出困难，资本流入很容易，国际热钱汹涌，资产价格看涨，尤其是房地产价格，外汇储备开始快速增加。 央行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只能大手笔买入进来的美元，从而发行大量的基础货币，金融市场上流动性泛滥。按照货币主义的观点，所有的通胀都是因为货币发行过多，那么中国当时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预期。 按照“不可能三角”的理论，中国的资本项目是管制的，汇率也是固定的，那么货币政策就必然是不独立的，顺理成章，你必然不能实行加息的政策。你要抑制通胀，你的选择就是在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或者放开资本管制，或者放开汇率浮动。 但是易纲当时的“感悟”是，央行可以加息，并且可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正是这个“感悟”，开启了2005年7月的人民币汇率改革，以及从2006年开始的那一轮连续加息和连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波澜壮阔的央行货币政策抑制通胀的大幕。 易纲是这样论述这个思路的，按照货币银行学的定理，一个央行有多少个独立的货币政策工具，就有多少个独立的货币政策目标。中国内地有一定的外汇管制，还管理着存贷款利率，这使内地比其他国家的央行多了一个货币政策工具。也就是说，在利率管制的情况下，同时在流动性非常充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提高存贷款利率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而目前外汇储备一直在增加，释放出大量的基础货币，市场上的流动性极为宽松，面临着通胀的风险，央行则可以在流动性很高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选择加息，同时运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方法来抑制通胀。这是周小川“池子论”的雏形。 他这一番论述是为未来的加息做准备，因为当时无论是理论界还是经济界，反对加息的声音很强烈。当时的舆论环境认为加息提纲了企业的资金成本，而理论上也不认为央行有加息的可能。 笔者定义易纲以上对于不可能三角的“领悟”，事实上是在他从一个理论研究人士，从受到西方经济学严格训练的经济学人，在进入货币政策操作后，接触到中国经济大量的特殊性和实践后，以“不可能三角”作为纯粹西方经济学假说，就面对很多困难，这时候易纲就必须寻找自己的一条新路。 而本身，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量实践，要求货币政策操作者做出选择，那么对于西方理论结合中国实践的灵活运用就是周小川和易纲等货币政策操作者的不二选择。 此后中国那一轮货币政策调控直到2008年戛然而止，并开始了货币宽松刺激经济的道路，开始降低政策利率并连续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也一度开始投放大量流动性，整个市场利率长期低迷，流动性泛滥，直至2013年发生“钱荒”，这实际上是央行的一次尝试“降杠杆”行为。 但是中国已经开始下行周期，企业不允许实际利率过高，再加上通胀，2014年公开市场利率再次降低，流动性再次泛滥，开启了一轮金融和实体双重加杠杆的过程。 人民币汇率改革也在2008金融危机后按下暂停键，此后经过几年经济复苏后开始人民币汇率自由化改革，但是基本上还是盯住美元的缓慢爬行，直到2015年，人民币汇率兑美元已经升值超过30%。 2014年是中国货币政策的一个转折点，标志性事件是外汇储备开始从最高接近四万亿时出现下降，外汇占款开始下降，人民币汇率开始出现贬值压力，中国的常年的“双顺差”开始出现“双逆差”，人民币汇率开始出现贬值压力。 2015年8月，央行开启人民币汇率再改革，宣布人民币汇率盯住一篮子货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人民币中间价大幅贬值。此后人民币连续贬值，为了抑制资本外流，央行重启此前已经基本荒废的资本管制政策，2016年全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距离7只有咫尺之遥。 2016年4月14日，在美国华盛顿，时任央行副行长的易纲和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展开了一番对话，这个对话仍然以人民币汇率展开，双方的核心思维框架仍然是“不可能三角”。 当时所有人关注的焦点是人民币会否大幅度贬值，易纲表示，“如果看一下FDI、ODI和经常项目，预计人民币都基本处于均衡水平，基于基本面，我有信心能够维稳人民币。”现场听众顺势问了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一方面要基于市场供求，一方面又说要维稳，这是否矛盾呢？易纲对此也并不否认。“我的确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矛盾的，但短期内我们需要权衡利弊和成本。不过长期来看，市场供求是第一考量。” 这时候其实央行已经在离岸人民币市场进行大规模的干预，用来打爆国际市场上的做空势力。 伯南克认为，“中国央行很清楚，人民币大幅贬值不是理想的，也不太可能出现，”他也并不认为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就是理想的举措。 易纲对于伯南克的解释是，“三元悖论”的理论也可以灵活运用，“即中国可以在三角的每一条边上都取其一部分，并结合三者，总体加起来仍等于二。而我的工作就是对其做一个最优结合。” 易纲进一步阐述，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有一定独立的货币政策来决定利率水平等；此外，中国资本账户在较大程度上是可自由兑换的，只是在非常时期存在一定管理；同时，中国近年来也并不是实行完全固定汇率。 那么伯南克的建议是，中国需要更为关注财政政策，用财政政策来实现需求端的目标，这也不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如货币政策那样的负面影响。易纲说，与欧美日等过于依赖货币政策的模式不同，中国的确在加大财政效力。 2018年3月19日，易纲当选为中国人民银行新一任行长，两会期间，易纲阐述了对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的理解。“只有货币政策对于维持金融系统稳定还不够，金融系统风险的主要来源是金融顺周期性和跨市场风险传染，宏观审慎就是对金融顺周期行和跨市场风险传染对症下药。”易纲称。 笔者认为，这可以理解为易纲对不可能三角的新的“感悟”，在中国当前金融风险较大，经济金融体内杠杆较高，房地产泡沫膨胀的前提下，不仅仅是“不可能三角”不可过于依赖，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框架也需要逆周期的行政手段作为重要支柱。从“不可能三角”到“双支柱”，正是孕育着中国货币政策未来的方向。 从上世纪初的严复到当代中国货币政策的操盘者者周小川和易纲等等，如何将理论运用到实践，尤其是如何将西方经济学理论跟中国实践更好的结合，都是一个必须解决好的问题，他们解决的好吗？笔者认为答案尚早，还要看未来。 责任编辑：孟俊莲 主编：冉学东[详情]

　　来源： 肖飒 肖飒lawyer 昨天，易纲先生当选央行新掌门，他的旧作《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影印版在网上火爆起来，金融从业人员纷纷收藏阅读，大家试图在书中找到未来金融监管的方向。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研究，挑选其中几篇文章与大家一起学习，以期共同进步。 1 金融从业人员的重点章节：创新 易先生是教师出身，诸位读者也都当过学生，集结成册的书籍总是有重点的，咱们从金融从业者，尤其是互金从业者的角度，与大家一起画重点。 我们推荐优先阅读第一部分第五篇文章《创新的五个层次》，概括下来从低到高，创新的第一个层次是产品创新；第二个层次是组织创新，也就是公司等组织机制和激励制度；第三个层次是概念、规则、法律创新；第四个层次是人的创新，也就是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不浮躁急于求成，也不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人；第五个层次是实现对产权的保护、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其中点名了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 2 方法论推荐 征收城区交通拥堵费是缓解北京交通拥堵的一种可选方案 从作者学术背景，我们不难发现，经济学家视角看世界，文章也多采用经济学等解决问题的工具。作为选修过法经济学的人，还记得当年经济学老师如何颠覆我们的日常认知，告诉我们一个个残酷而符合逻辑的规律。 从易先生这篇《征收城区交通拥堵费是缓解北京交通拥堵的一种可选方案》，我们可以看到，与北大国发院其他教授的观点类似，对于棘手社会问题的解决，采取了非强制性的办法，并非用强力法规阻断市场需求和问题，而是尊重趋利避害的理性人天性，采取征收拥堵费的办法，筛选真正有需求的人。 有时候，普通老百姓可能不理解，如果多收钱，有钱人不就能畅通无阻了吗，他们对价格不敏感，这样的想法有道理，但是，如果不采取收费的方式，大家都一拥而上，反而，要生孩子的孕妇、急症病人等无法通过交通拥堵地段，可能威胁生命安全。 同时，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筛选需求”的问题，多数人是理性的，会选择错峰出行等省钱省时间的方式。虽然不完美，但着实有效。 此外，我们推举本书开篇文章《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配置资源》，其中提到的科斯定律和凯恩斯主义值得大家自行回家找经济学教科书温习，还提到宏观调控法治化，赞扬了《行政许可法》的里程碑意义。 3 我们能从次贷危机中学到什么？ 接着我们推荐阅读《我们能从次贷危机中学到什么？》，易纲先生写了六条，咱们分别看一下。 一，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必须正确和稳健，这一点对整个金融的稳定至关重要。 二，违背市场规律必然付出代价，整个消费群体中不是所有的人群都适合贷款，解决住房问题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和廉租房，而并非都借贷买房。 三，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过分相信评级公司。飒姐也做过起诉评级公司的案子，深以为然，有些评级确实不够科学，可能会误导市场。 四，风险暴露后，不确定性巨大，超出很多人的预期。不确定性伤害资本充足率，影响贷款，造成信贷紧缩。 五，货币当局的稳定措施不断在防止危机和道德风险两方面平衡。 六，提一个问题，《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基本思想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实行六十多年后被《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取代，仅仅十年后就出现了次贷危机。如果前法没被替代，会不会发生次贷危机呢？ 近年来，各国监管机关都在不同程度上吸取了次贷危机的教训，我们认为，我国也概莫能外。相信如上六条反映了作者的真实观点，请读者认真挖掘研究。 4 金融业对外开放，值得期待 我们推荐《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逻辑》一文，易纲先生把金融业对外开放的主逻辑列出来了，那就是：以开放促改革。 全文介绍了，从所有者角度，体现产权清晰、政企分开，从而建立有利于金融创新和风险防范的公司治理结构；从法制建设（现在已经开始使用“法治”建设字样，飒姐备注）和社会监督的角度，提高会计准则标准和透明度，依法经营、纳税和向社会披露信息；从金融服务的角度，这体现在提高竞争力和服务水平，使老百姓有更多境内外产品可投资，分散风险。 值得关注的是，09年出版的书已经提到了技术推动的“网上金融革命”等内容，具有前瞻性。 从此文逻辑看出，未来我国金融行业也许将持续保持对外开放的态度，更多外国金融企业和金融产品来到中国，中国金融消费者也可以到海外享受金融服务，购买金融产品。 综上，我们从《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中看到了一位学者的思考和洞见，本文推荐的几篇文章也许对互联网金融从业人员有帮助。 同时，书中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汇率与利率”、“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的逻辑”、“农村金融和金融信用社改革”、“研究方法论”进行了阐述，值得大家认真研究和挖掘。[详情]

　　央行新掌舵人易纲的豪华朋友圈 他是个怎样的人？ 易纲进入央行系统已超过20年，几乎参与了近年来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事件。 文 | 梁缘 徐秋雨 孟令稀 2018年3月1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经投票表决，决定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正式接替任职15年的周小川。 易纲对当选之事表示：“心情平静、庄重，将按照宣誓的誓词做好工作”。 学者出身 易纲是中国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走进大学校园的人。与周小川相似，都是学者出身、拥有博士学位。易纲在英文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达20多篇，其中11篇被《经济学文献期刊》编入其期刊和电子索引。 在研究方向上，易纲主要以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为主，多年来从事中国经济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在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等方面。 金融改革推动者 易纲是一个坚定的改革派，他认为“开放是改革的强大动力”。并在2008年就撰文指出，未来十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最佳路径是市场的双向开放。如今，易纲进入央行系统已超过20年，几乎参与了近年来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事件。 除此，易纲在一些言论与著作中，也体现出对社会现状的关心与思考，且参与了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制度研究和设计。 2009年出版的《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一书自序中，易纲提及最令他忧心重重的问题是环境保护和如何提高国民素质，这是和金融改革同等重要的事情。 易纲的朋友圈 1992年，易纲成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当时方星海（现任证监会副主席）是理事，钱颖一、陈平等著名经济学家都曾是这个学会的成员。1994年，易纲与林毅夫、海闻、张维迎等人联合创办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在易纲担任中财办副主任、央行副行长期间，国务院副总理、中财办主任刘鹤和前央行行长周小川都是他的直接上级。易纲曾经担任过的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一职，目前由李波接任。 易纲提及当选后最重要的任务是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且表示今年金融改革开放会有一些新举措。[详情]

　　来源：兴业研究微信公众号 郭于玮 兴业研究分析师 鲁政委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摘要 3月19日，易纲成为新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本文从汇率、利率、金融开放和银行业改革四个层面梳理了易纲的学术研究成果，并整理易纲对近期经济与政策形势的观点。易纲认为，我国必须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而稳健的货币政策与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有内在联系。 3月1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大会经投票表决，决定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本文将梳理新一任央行行长易纲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对当前经济政策形势的观点，以期帮助我们理解未来的货币政策走向。 关键词：易纲，经济思想 1、易纲研究观点梳理 本节将从汇率制度选择、利率市场化、金融改革和银行业对外开放四个层面梳理易纲的学术研究成果。 （1）汇率制度选择 国际宏观经济学中著名的“不可能三角”理论指出：货币政策独立、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不可兼得。“不可能三角”理论奠定了分析一国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基石。基于“不可能三角理论”，易纲（2000）考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各国的汇率制度变化，发现对于没有开放资本账户的国家而言，无论政府名义上宣布采取何种汇率制度，事实上它都将收敛于固定汇率制；而对于开放了资本账户的国家而言，需要实行完全市场化的汇率制度，中间汇率制度将带来风险。 进一步地，易纲与汤弦（2001）对“不可能三角”理论进行了拓展。易纲与汤弦（2001）指出，当金融衍生工具不发达时，市场主体难以有效规避汇率风险，而投机活动也缺乏必要的工具，此时汇率制度主要是政府选择的结果；当金融衍生工具得到发展，市场主体得到了规避风险的渠道，但投机工具也由此产生。在存在汇率风险和投机工具时，中间汇率制度可能导致道德风险和信任危机。因此，在世界各国走向资本完全流动时，货币联盟安排、美元化、货币局制度和浮动汇率这样的“角点”汇率制度将占据绝对优势。 对于中国未来的汇率改革方向，易纲（2016）提出：“在汇率改革过程中，汇率正常双向波动是不可避免的，长远目标是建立清洁汇率浮动制度。从现行体制到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一个过程”。而对于人民币加入SDR后可能出现的跨境资金流动的增加，易纲（2016）表示：“如果我国政策的设计和出台的时机比较合适，就要充分考虑流入的效应和流出的效应。如果政策设计得比较巧妙，可以把流入和流出的政策平衡地出台……就能够把风险和单向的流动最小化”。 （2）利率市场化 易纲（2009）回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成果，既包括对存贷款利率管制的放松，也包括对市场利率体系的培育。易纲在文中表示：“笔者笃信市场经济， 坚倍市场经济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社， 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然而，易纲也阐述了利率市场化推进过程中面对的困惑。一方面，产权清晰、自由竞争和退出机制使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条件，而这些条件在中国是否完全具备？另一方面，如果允许存贷款利率由商业银行完全自主定价，是否允许银行业完全的自由竞争、是否有相应的退出机制？总体来看，易纲指出：“培育SHIBOR或其他市场基准是中国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在浅层次上的必要条件， 而产权清晰和所有制多元化、打破垄断、有序退出、预算硬约束则是在更深层次上的必要条件”。 而利率市场化不意味着放任自流，利率仍然需要中央银行的引导和市场自律机制的监督。2015年易纲在人民日报撰文提出：“利率市场化并非一放了之，利率仍然是需要调控的。从微观上讲，利率市场化能够优化资源配置；从宏观调控角度讲，利率市场化以后，还是要根据逆周期调控的需要和宏观调控的整体取向，对利率进行调控。具体讲，要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的通货膨胀周期，来进行必要的利率调控。因此，在利率市场化的同时，更要强调健全央行的利率调控体系，建立更好的金融市场利率传导机制。此外，对市场利率也要有一定的监督和自律管理，要有一定的“牙齿”，对市场上出现的个别不正常现象要进行管理”。 （3）金融开放 易纲曾经撰文阐述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逻辑。易纲（2008）指出：“金融业对外开放的主要逻辑很简单：以开放促改革”。在系统地梳理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历程后，易纲发现：“无论发达经济体、转轨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开放程度更高的国家，其金融系统表现出更高的效率和活力，坏账率也更低，金融业整体更加安全，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强”。 从金融业对外开放来看，易纲（2008）指出，“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的外资银行进入可提高本国银行业效率和本国货币当局依法监管的水平……”。从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来看，易纲认为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总体上是滞后于金融机构改革和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步伐的，我国金融市场有很大的改革开放的空间。从资本项目开放来看，易纲认为资本项目开放与浮动有弹性的汇率制度相辅相成，而渐进式的开放过程可以为市场和机构适应环境留下足够的调整时间和空间。从人民币国际化来看，易纲提出要做好人民币国际化的利弊分析。有利方面，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能够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促使其它国家持有人民币以减轻外储压力，降低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使我国获得一定的铸币税收益等。不利方面在于人民币国际化会给资本账户开放带来压力，并影响货币当局控制货币供给。 （4）银行业改革 我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导，因此，银行业的改革与发展是影响我国金融体系的关键因素。易纲（2009）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历程和未来面临的三大挑战。易纲指出：“下一步， 中国的银行业在可见的未来将经历经济周期、人民币逐步可兑换、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这三方面的考验”。从利率市场化角度看，易纲认为利率完全自由化还需要明晰银行的产权、自由竞争和退出机制。银行业具有很大的外部性特征，这要求完善存款保险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从汇率市场化角度看，易纲指出在在汇率还未完全放开的情况下要求利率市场化，是一个需要综合考虑的问题。从经济周期来看，银行业改革面临着经济周期的考验，包括银行业经过改革之后其风险控制体系能否有效控制风险、市场过滤和挑选机制能否发挥作用等。 针对农村金融改革，易纲也有其独到的观点。易纲（2008）提出了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必须坚持的原则。第一，商业可持续的原则。农村金融机构需要坚持商业化经营，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二，适度竞争的原则。易纲认为垄断不利于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效率，必须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建立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第三，政策扶持的原则。涉农金融服务具有高成本、高风险和低收益的特点，需要政策的扶持与激励。第四，市场化的原则。易纲指出：“不宜通过行政手段推动农村金融机构的兼并、重组和联合，人为将农村金融机构做大。现阶段，坚持农村金融改革市场化原则的核心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保持农村信用社以县（市）为单位法人地位的长期稳定”。 2、易纲谈近期经济与货币政策 2018年易纲先后于《债券》杂志和《中国金融》杂志撰文，并在3月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表对当前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的看法。下文主要梳理易纲在上述两篇文章和答记者问时所提出的观点。 对于当前经济形势，易纲认为我国必须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第一，传统产业、房地产投资相对饱和，过去依靠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第二，依靠持续消耗资源、牺牲生态环境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可持续，第三，2012年起我国劳动力人口出现净下降，劳动力成本也在上升。第四，中国在全球的出口份额已经几乎连续八年位居全球第一，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有限。 展望2018年经济形势，易纲指出：“从国际上看，全球经济复苏态势仍可能延续，……，全球利率中枢可能会有所上行。美国减税措施和外贸政策仍会给全球经济格局带来一定不确定性……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取向变化也会对我们的政策空间形成一定挤压，增大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 ，“从国内看，……当前消费和外需总体平稳，制造业产能出清、行业集中度提升和企业利润改善较为明显，已经能够看到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经济结构优化的趋势，预计2018年中国经济仍有望保持平稳增长。但也要看到，经济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内生增长动力仍待强化，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乱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对于货币政策，易纲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与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有内在联系。在2018年3月9日答记者问时易纲表示：“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主要是针对金融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而言的”。其中，观察货币政策的松紧的指标包括以下几个维度。第一，信贷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对小微、“三农”、薄弱环节的支持。第二，对创新领域的支持。此外也需要注意防范金融风险和推进金融改革。观察流动性松紧的指标则包括市场利率是否平稳、超额准备金水平是否合适等。 从货币政策的利率调控看，一方面易纲提出考虑实际利率。3月9日答记者问时易纲表示：“我们不仅仅要看名义利率上升了0.4个百分点，还要看实际利率，实际利率是稳定的，和经济走势是相一致的。”另一方面，针对美联储加息问题，答记者问时易纲表示：“我们看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依据国内经济和金融形势，我们要进行综合考量”。 从货币政策的汇率安排看，易纲指出：“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成为常态。……。人民银行将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 从货币政策的结构调控看，易纲指出，“受制于投资收益率和回报周期等因素，社会资本在国民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社会事业等方面参与热情相对较低。在控制好总量的前提下，货币政策可以在这些领域适当使用结构性工具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发挥一定的辅助用”。 对于金融风险，易纲表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打好，要控制好总体杠杆率，坚持积极稳妥地去杠杆、稳杠杆。这包括几个层面。第一是稳杠杆，2017年前三季度我国杠杆率的上升速度有所放缓。第二是降杠杆，包括降低国有企业杠杆，解决地方政府隐形债务问题。第三是治理金融乱象，加强监管制度建设。以统一的规则监管功能相似的金融产品，全面实施金融机构和业务的持牌经营，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整治等。第四是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因城施策，把房地产调控好。 对于金融开放，易纲指出资本可兑换在稳步推进。在3月9日答记者问中易纲表示：“不管是直接投资，还是组合投资，在这两个方面都会进一步的稳步推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这里有一些“放管服”的改革，有一些便利化的改革，还有一些数据透明度，还有一些比如说反洗钱、反恐融资的要求，这些都会稳步的推进”，“在做开放的同时，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控好风险，使我们的监管水平和开放的程度相适应……”。 参考文献： （1）易纲（2018）：中国经济转型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2）易纲（2009）：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 （3）易纲（2009）：改革：中国银行业立起来的基石； （4）易纲（2018）：探索将影子银行与互金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5）易纲（2003）：中国的货币化进程； （6）易纲（2001）：汇率制度的选择； （7）易纲（2009）：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利率市场化进程； （8）易纲和汤弦（2001）：汇率制度“角点解假设”的一个理论基础； （9）易纲（2016）：继续深化汇率改革。[详情]

　　明天资本特约撰稿人 平川 央行常务副行长易纲接棒周小川任央行行长，这是最近25年来首个技术型官僚执掌央行行长一职。 易纲和前任周小川一样，拥有博士学位、被认为是“学者型官员”。他1999年与人合著的《货币银行学》，过了将近20年、依然被认为是中国高校中金融学教科书的经典。 但与前任周小川不同的是，易纲的之前的职业生涯都在央行度过。而周小川在接任央行行长职位之前，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建设银行、证监会历练过。再往前追溯，戴相龙和朱镕基任央行行长职位之前，也是复合经历。 单一职业背景、加之有美国留学和任教经历的易纲被选为央行行长，除了这个职位对专业能力要求的不断提高之外，可能也意味着新行长未来可能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去应对来自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变化所带来的压力。 此外，将之前主持央行事务的常务副行长扶正 —— 考虑到前任行长周小川出色的能力和杰出的业绩，选择与之搭档14年、并一直任其副手的易纲作为新任行长 —— 显然有“萧规曹随”的意味包含其中，未来的货币政策大概率将会以稳健为主，而且相对之前的一系列政策有较大的延续性，不会有改弦更张的情况出现。 考虑到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三大攻坚战之首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 狭义来讲，就是金融去杠杆 —— 这种经济背景之下，以稳健和延续性作为人事更迭的出发点，本身就是对潜在风险的最好对冲。 基于以上，未来的货币政策大概率将会是“萧规曹随”。易纲作为一位出色的学者型官员，将会大概率延续之前的货币政策，并以稳健为主基调，审慎对待中国经济中潜在的金融风险。 货币政策调控面临的挑战与政策思路 今年年初，易纲在《中国金融》刊登了《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文中对2018年货币政策调控面临的挑战与政策思路进行了较为清晰的阐述。其中，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1）全球利率中枢或有所上行是当前货币政策面临的重要挑战 在全球经济复苏背景下，外需回暖，这对国内经济有一定的支撑作用。但来自外部的不确定性变化也可能向国内经济金融领域传导，全球经济复苏和大宗商品价格回暖还可能给国内物价造成一定压力。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取向变化，也会对我们的政策空间形成一定挤压，增大货币政策操作难度。 2）宏观审慎政策是对货币政策的有益补充 二者的协同互补有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把保持币值稳定和维护金融稳定更好的结合起来。央行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探索将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同业存单、绿色信贷业绩考核纳入MPA考核，优化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对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 3）探索和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增强利率调控能力 进一步疏通央行政策利率向金融市场及实体经济的传导。增强金融机构自主合理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从而提高金融市场深度入手继续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和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 4）人民币汇率有条件继续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成为常态 央行将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 以上四点，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作为理解新任行长在2018年政策思路的钥匙。 易纲仍在任全职教授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官网上，易纲至今依旧是全职教授，研究领域是计量经济学、金融理论与实践操作。在其简介页面列出的全部27个学术论文，横跨23年（从1987年到2010年），其中16篇为中文，11篇用英文所著。 我们来看下新任行长部分经典论文： 1）易纲曾经发表过多篇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学术论文，影响力最大的一篇是1997年发表于《经济研究》上的《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以及走势分析》，文中得出的结论包括：一，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时期可能有较高的通胀率而且其汇率并不按比例贬值，用购买力平价分析发展中国家汇率时要做修正；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时期可贸易品生产力的提高速度一般高于发达国家，这是人民币未来可能趋强的一个重要因素；三，利率平价对人民币走势的解释和预测能力会越来越强。 2）在2002年的《货币政策与金融资产价格》一文中，易纲发现货币政策会对金融价格（尤其股票价格）产生影响，并且货币数量与通胀的关系不仅取决于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还取决于股市。当投资的上升引起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上涨时，扩张性货币政策的长期结果是同时引起商品物价水平和股票价格的上升；当投资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或者可以使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时，扩张性货币政策的长期结果是股价的上升和物价水平的下降。 3）在2003年的《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一文中，易纲解释了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在持续出现“宏观好，微观不好”的局面，即在企业效益低下的情况下GDP高速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有企业的行为方式是费用最大化，导致经济流量（GDP）高速增长、个人收入超分配、资源向非国有部门漏出、国有企业利润低等后果，因此国有企业的利润低下并不妨碍GDP的高速增长。[详情]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编者按：年满70岁，执掌央行15年周小川正式交棒给他的“老同事”，服务央行超20年的易纲。今天上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任命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成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成立近70年来第12任行长，同时也是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35年来的第7任行长。现年60岁的易纲是经济学博士，有着14年的海外留学经历，1997年起易纲历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司长，央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党委委员、副行长，党委委员、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党委副书记、副行长等。 央行新掌门人货币政策思路如何？2018年第3期的《中国金融》杂志刊发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易纲题为《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的文章。文章中，易纲对2017年货币政策工作作了全面回顾，并对2018年货币政策调控面临的挑战与政策思路进行了清晰阐释，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重发此文，以飨读者。 易纲 回顾2017年的经济金融运行，积极有利的变化增多，同时也有一些风险隐患暴露。从外部环境看，全球经济继续呈现复苏态势，总体好于预期，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趋向正常化，美联储年内三次加息并推出缩表计划，地缘政治风险频发并对国际金融市场形成一定冲击，国际经贸环境和跨境资本流动性形势变化较大。从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看，经济稳中向好，结构持续改善，总供求更加平衡，制造业产能出清、行业集中度提升以及企业利润改善较为明显，但经济运行中仍然存在较为突出的结构性矛盾，财政金融领域的风险有所暴露。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人民银行牢牢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更好地平衡稳增长、调结构、去杠杆、抑泡沫和防风险之间的关系，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在促进杠杆稳定的同时，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进一步加强流动性管理，保持流动性基本稳定。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政放权和创新驱动战略不断深化实施，我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协调性进一步增强，质量效益提高，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减缓，但仍面临杠杆率相对较高、部分资产价格仍处高位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稳健的货币政策须更趋向中性，一方面要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中性适度，平衡好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等多目标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要密切监测流动性变化情况，对引起流动性波动的时点性扰动因素提前分析预判，防止由于流动性短期变化引起市场过度波动。2017年，人民银行密切关注流动性形势和市场预期变化，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合理安排工具搭配和操作节奏，进一步增强流动性管理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使用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等工具提供不同期限流动性。张弛有度开展公开市场操作，熨平税期、政府债发行、现金投放与回笼等因素对流动性的扰动。启用了2个月期逆回购操作，并在关键时点提前供应跨年资金，提高资金面稳定性。对春节前因现金大量投放而产生的临时流动性需求提前布局，建立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CRA）。全年货币市场走势总体平稳，市场预期稳定，平稳渡过季末等关键时点，既保障了合理的流动性需求，同时也使金融体系资金空转和“脱实向虚”的势头得到明显遏制。 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更加充分地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和传导作用。以数量型为主的货币政策间接调控框架在过去一段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较好的调控效果。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金融创新发展，数量目标的局限性开始显现，仅依靠数量型调控已难以胜任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需要。近年来，人民银行积极推进利率调控机制构建，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调控和传导机制，探索构建利率走廊，疏通传导渠道，央行对市场利率的调控和引导能力逐步增强。在调控中，既注意保持货币市场利率的相对稳定，稳定和引导市场预期，又注重在一定区间内保持利率弹性，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防范过度加杠杆和累积金融风险。2017年以来，指导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推出了银银间回购定盘利率（FDR，包括隔夜、7天、14天三个期限）和以7天银银间回购定盘利率（FDR007）为参考利率的利率互换产品，完善银行间市场基准利率体系。继续培育金融市场基准利率，Shibor发布时间由上午9∶30调整为上午11∶00，使Shibor更好地反映市场利率情况，进一步增强基准性。 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近年来，强化宏观审慎政策已成为全球金融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并不断取得进展。总体看，我国宏观审慎政策的探索与创新在国际上走在前列，也为全球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都对构建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提出了明确要求，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的重要部署。2017年以来，人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在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自2016年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后，人民银行根据宏观调控需要和评估情况不断对MPA加以完善。2017年第一季度，将表外理财正式纳入MPA广义信贷指标范围。合理设置过渡期，宣布自2018年第一季度起将同业存单纳入MPA的同业负债占比指标。将绿色金融纳入MPA信贷政策执行情况考核，并先对24家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进一步完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政策，提高跨境融资便利性，防范跨境资金流动。 探索发挥货币政策的结构调整作用，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货币政策属总量政策，但针对部分领域尤其是在社会资本不愿参与的国民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社会事业等，货币政策也可以发挥一些边际上的辅助作用。当前经济运行中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软约束问题，部分经济主体对资金价格还不敏感，也需要运用一定的结构性工具帮助疏通政策传导机制。这就需要我们平衡好结构性目标和总量目标之间的关系，在保持总量稳定的同时，尝试通过一些结构性的手段适度进行“精准滴灌”。2017年，人民银行运用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再贴现、抵押补充贷款（PSL）等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自2018年起，将对普惠金融领域贷款达到一定标准的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完善PSL管理，强化激励约束机制，促进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有序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汇率弹性，提升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汇率根本上是由经济基本面所决定的，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政放权和创新驱动战略不断深化实施的推动下，我国经济的总供求更加平衡，经济运行呈现稳定性增强、质量提高、结构优化的态势。2017年以来，市场对各主要货币走势看法合理分化，预期趋稳，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和外汇供求更趋平衡。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人民银行继续稳妥有序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指导外汇市场自律机制将篮子货币参考时段由24小时调整为上日16∶30至当日7∶30，有助于消除美元日间变化在次日中间价中可能出现的重复反映。 总的来看，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2017年的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取得了较好的政策效果，在金融体系稳步去杠杆的同时，有力促进了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稳定了市场预期。银行体系流动性基本稳定，货币信贷平稳增长，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较为稳固，稳杠杆初见成效。2017年，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3.53万亿元，同比多增8782亿元，12月末余额同比增速为12.7%。2017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9.44万亿元，同比多增1.63万亿元，12月末存量同比增长12.0%，符合年初预期水平。2017末，M2同比增长8.2%，环比回落0.9个百分点。M2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去杠杆和金融监管逐步加强背景下银行资金运用更加规范、金融部门内部资金循环和嵌套减少。缩短资金链条也有助于降低资金成本，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当前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内生增长动力增强，M2增速慢一些还有利于从宏观上实现稳杠杆。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深化，基建和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产业在经济增长中的拉动作用有所下降，同时服务业、技术进步等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上升，实体经济更趋“轻型”，由此对货币信贷的依赖程度有所减轻。随着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断增强，资金周转及货币流通速度亦会加快，因此相对慢一点的货币信贷增速仍可以支持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从历史经验看，在预期较差、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M2增速会超出名义GDP增速较多；在经济增长动能较强、预期较好时，M2增速与名义GDP增速的缺口反而缩小。随着去杠杆深化和金融进一步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未来M2增速比过去低一些将成为常态。还应看到，在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M2的可测性、可控性和与实体经济的相关性都在下降，对M2增速变化不必过于关注。  2018年货币政策调控面临的挑战与政策思路  展望2018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从国际上看，全球经济复苏态势仍可能延续，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将进一步趋向正常化，美联储的进一步加息动作为各界所关注，全球利率中枢可能会有所上行。美国减税措施和外贸政策仍会给全球经济格局带来一定不确定性。地缘政治风险有可能多发频发，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不容忽视。在全球经济复苏背景下外需回暖，对国内经济具有一定的支撑作用。但来自外部的不确定变化也可能向国内经济金融领域传导，全球经济复苏和大宗商品价格回暖还可能给国内物价形成一些压力。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取向变化也会对我们的政策空间形成一定挤压，增大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从国内看，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政放权和创新驱动战略不断深化实施，中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协调性进一步增强，质量效益提高。当前消费和外需总体平稳，制造业产能出清、行业集中度提升和企业利润改善较为明显，已经能够看到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经济结构优化的趋势，预计2018年中国经济仍有望保持平稳增长。但也要看到，经济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内生增长动力仍待强化，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乱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我们既要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也要心存风险意识、时刻保持警惕。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人民银行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决策部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紧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稳定，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风险底线，积极推动金融改革，促进信贷结构优化，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继续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 一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当前，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应当更注重经济的发展质量，而非一味地追求增长速度，已不再适宜粗放式的增长模式，不能依靠货币信贷的“大水漫灌”来拉动经济增长，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为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创造条件。人民银行将按照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要求做好总量调控，根据调控需要和流动性形势变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增强流动性管理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稳定，促进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流动性环境。 二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的要求，这是对宏观调控框架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是反思国际金融危机教训并结合我国国情的重要举措。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主流央行政策框架以货币政策为核心，但货币政策作为总需求管理工具，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有一定局限性。宏观审慎政策则直接作用于金融体系本身，侧重于抑制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风险跨市场传染，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宏观审慎政策是对货币政策的有益补充，二者的协同互补能够有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把保持币值稳定和维护金融稳定更好地结合起来。人民银行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探索将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同业存单、绿色信贷业绩考核纳入MPA考核，优化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对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 三是适当发挥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受制于投资收益率和回报周期等因素，社会资本在国民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社会事业等方面参与热情相对较低。在控制好总量的前提下，货币政策可以在这些领域适当使用结构性工具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发挥一定的辅助作用。人民银行将落实好对普惠金融领域贷款达到一定标准的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的相关工作。继续运用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再贴现、PSL等工具支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再贷款支持力度。向全国推广信贷资产质押和央行内部（企业）评级试点，将符合标准的小微企业贷款、绿色贷款纳入货币政策操作的合格担保品范围。 四是继续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利率市场化改革是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有利于提高金融业竞争力、增强金融体系韧性，为推动金融机构转型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也为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创造有利的条件。同时，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于优化资源配置具有重大意义，是以市场化方式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重要一环。人民银行将按照“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完善金融调控机制。进一步督促金融机构健全内控制度，增强自主合理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从提高金融市场深度入手继续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和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探索和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增强利率调控能力，进一步疏通央行政策利率向金融市场及实体经济的传导。当前，我国经济继续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人民币汇率有条件继续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当然国内外市场还存在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成为常态。汇率能够发挥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的有序推进和汇率弹性的增强能够有效提升我国经济金融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人民银行将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详情]

　　易纲的学术往事：与5位海归经济学家一起创办北大国发院前身 澎湃新闻记者 韩声江 来源：澎湃新闻 3月19日上午，中国新任央行行长人选揭晓。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表决任命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易纲现年60岁，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官员。作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北大国发院）的前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的创院“六君子”之一，1994年，他同林毅夫、海闻、张维迎、张帆、余明德等5位经济学家一同发起组建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副主任。 与易纲为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77级同学的原北京大学副校长、现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3月19日当天在微信朋友圈写道，“热烈祝贺当年的下铺兄弟，回国创业搭档易纲荣任央行行长！不容易啊！” 易纲（左）与海闻（右） 易纲是所谓“新三届”的第一批大学生。“新三届”是指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77级、78级、79级大学生。 1958年生于北京的易纲高中毕业后到北京顺义县高丽营公社插队任知青队长。1977年，易纲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80年被北京大学选派到美国留学。1980起，他先后在美国哈姆林大学、伊利诺大学学习，1986年获美国伊利诺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易纲选择了留美任教，先是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任助教，1992年获终身教职并晋升为副教授。 易纲决定回国在在1993年左右。在美期间，易纲先后担任美国伊利诺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 1993年7月1日至3日，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留英经济学会共同发起主办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会议地点在海南省海口市。孙尚清、董辅礽、安志文、高尚全、马凯、童大林、杨启先、周小川、黄达、王珏、萧灼基等中国经济学界专家学者以及海外学者共130多人参加了会议。 这次研讨会集中讨论了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进程中的紧迫而又复杂的一些问题，包括如何从传统的国家直接微观控制体制转向宏观间接调控体制， 建立健全有效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以及怎样完善和发展市场体系， 特别是促进生产要素市场的形成和完善等等。 据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始人之一的张维迎回忆，在研讨会结束后的1993年7月15日，他同易纲、林毅夫三人共同起草了《关于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建议书》，建议书的开头写道，“本建议书的基本设想是办一个中国第一、世界一流的经济研究机构。” 1994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张帆、易纲、林毅夫、德怀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闻、余明德、张维迎） 1994年，时年42岁的林毅夫、36岁的易纲、42岁的海闻、35岁的张维迎、43岁的张帆和余明德等6位海归经济学博士正式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CCER于2008年更名为国家发展研究院。目前，易纲的名字仍在北大国发院教师列表中，其介绍已加入“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到2018年，北大国发院已成立24年，创院“六君子”中不乏“学而优则仕”的例子。2008年，林毅夫就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成为世行历史上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2013年被聘任为国务院参事，连续当选为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易纲则从1994年后便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职，1997年起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走上仕途，历经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直至此次当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2014年，在北大国发院成立二十周年活动上，易纲曾表示，北大国发院的成功反映的是一群独立思考的年轻人对祖国和祖国文化的热爱以及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认同。[详情]

　　北京晨报 易纲履新央行行长 周小川接任者落定 金融改革无缝衔接 从65岁到70岁，周小川这次真的从央行行长的职位上退了下来，而这位享誉世界的银行家的接任者也最终落定。5年以来，外界对于新任央行行长人选猜测者众，但当昨日原央行副行长、中国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被提名新任央行行长时，外界却觉得一切均在意料之中。 与周小川一样是典型的学者型官员 “易纲行长为人温润随和，他没什么架子，可以听取不同方面的声音，这一点与周小川行长很像。”一位银行业界权威专家对北京晨报记者表示，他与周小川行长一样，可以算的上是中国金融行业的改革派。 近年来，中国的金融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从国有银行股改上市、政策性金融改革，到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再到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影响着中国金融体系的大事，都在周小川长达15年的任期中稳步推进。 有金融行业人士直言，中国金融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以周小川为分界线，之前，中国似乎游离在国际体系以外，之后，中国的影响力则与日俱增。因此，周小川也受到了全球金融业界的美誉，成了“中国的格林斯潘”，成了“人民币先生”，也成了《欧洲货币》授予的2011年最佳央行行长。 实际上，在周小川大刀阔斧地进行金融改革之时，易纲是其得力的助手。在接棒前行长之前，易纲负责了多项央行工作，主管货币政策、国际业务。几乎参与了过去十余年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事件：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到推进并收官利率市场化，再到力促人民币成功加入SDR货币篮子。 而业界普遍认为，他与周小川一样，都是典型的学者型官员，都拥有国际视角，中国金融改革也将因此无缝衔接。 上任后主要任务是实施好稳健货币政策 比周小川小十岁的易纲已接过中国经济改革的重担。他在昨日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上任后的主要任务是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推进金融的改革和发展，并保持金融业稳定。 在3月9日的记者发布会上，易纲曾表示，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主要是针对金融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而言的。实体经济能不能得到各个方面有效的支持、能不能创造防风险并且能够平稳推进金融改革的外部环境，为我国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供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 “中国经济目前有很多创新的亮点，看这些创新的领域能不能够及时得到货币、信贷、股市，还有其他各种融资方式的支持。同时，我们也要注意防范金融风险，还要注意金融改革。”易纲表示。 针对防范风险，易纲也曾撰文称，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进一步完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政策，提高跨境融资便利性，防范跨境资金流动。 而对于人民币汇率行程机制改革，易纲则认为应增强汇率弹性，提升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汇率根本上是由经济基本面所决定的，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政放权和创新驱动战略不断深化实施的推动下，我国经济的总供求更加平衡，经济运行呈现稳定性增强、质量提高、结构优化的态势。北京晨报记者 姜樊[详情]

　　“平静”易纲 记者 徐燕燕 视觉中国图 谁是周小川的继任者？谜底终于揭晓。 3月19日上午10：20，刚刚当选人民银行行长的易纲在人民大会堂前往宣誓的路上，被中外记者们“围追”。面对记者此起彼伏的提问声，易纲终于停下脚步说，“我就回答三个问题”。 这延续了他一贯的规矩，而他的回答同样言简意赅又满怀诚意。 “我的心情是平静和庄重的，使命是非常神圣和光荣的，我一定按照一会儿宣誓的誓词来做好工作。”易纲对记者表达了自己当选后的心情。 而“平静”其实是易纲出现在媒体面前时，表达频率最高的一个词。 2015年12月1日，也就是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次日，央行举行的记者会上，他用“喜悦、平静、谦虚”六个字概括了他的心情。 他是坚定的改革派，也是温文尔雅、宠辱不惊的“原则先生”。熟悉易纲的记者都知道他每次只回答“三个问题”的习惯，无论记者如何追问，他总是从容应答，精准扼要，他有他的原则。 当选这天，第二个问题，当第一财经记者问到：“当选之后，最紧要的任务是什么？”易纲回应，主要任务我们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 他还表示，今年金融改革开放还会有一些新举措，让大家密切关注之后包括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等重要议程。 稳步推动汇率市场化改革、审慎推进外汇储备投资多元化等等，易纲的改革思想不仅局限在书本上，他更是一位实干家。 从学者到官员 60岁的易纲，1997年加入央行，2007年升任央行副行长，2016年兼任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与周小川一样，他也是一位技术派学者型官员，同时兼具国际视野，并且是坚定的改革派。 青年时代留美学习、任教，易纲身上至今保留着学者风范。观点碰撞遇到焦点时总是免不了唇枪舌剑，而他始终温和表达、从容应对，引用数据、联系实操，往往一语中的，让对方心服口服。 生于北京，当过知青，易纲的命运转折开始于高考。 他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这年我19岁。邓小平先生果断恢复的高考，改变了我的一生。”易纲在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1978年至1980年，他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1980年大学三年级时前往美国，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1986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易纲一直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博士毕业后，他希望学成回国，当时中国改革开放风头正劲，是施展拳脚的好时候。 但当时的北大校长张龙翔希望易纲能够先在美国任教，只有那样才能了解美国的大学和教育。于是易纲申请了印第安纳大学的助理教授职位，并很快获得了美国的终身教职。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易纲结识了一群同样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留学生，其中包括现任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以及林毅夫、钱颖一、杨小凯、许小年等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这段经历对他日后影响深远。 1985年，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纽约成立，7年后，易纲担任会长，并开始定期在中国举行研讨会，聚焦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 1994年，易纲放弃了在美国稳定的生活，回到祖国，和林毅夫、张维迎等共同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就是后来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聚集众多专注中国经济问题的顶尖学者。 易纲日后在人民银行主管的货币政策和国际业务，正是他当时所研究和教授的领域。 1990年，易纲发布的第一篇独立署名文章就是研究中国1953年至1988年通货膨胀和价格波动的关系。此后十多年，他持续研究这一问题，到2003年，出版了《中国货币化进程》。 即使进入人民银行工作后，他依然笔耕不辍，截至目前，易纲已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中国经济评论》、《比较经济学研究》等经济杂志上发表中文论文40余篇、英文学术论文20余篇，著有10本书，其英文专著《中国的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多次引用。 1997年，易纲加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将自己的理论投入实际的政策研究和制定工作。他历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秘书长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货币政策司司长，行长助理，外汇管理局局长等职，从2007年就开始担任央行副行长一职。 2014年4月，易纲赴制定中国经济政策最高级别的议事机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担任副主任。2016年初，他卸任外管局局长，升任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当时有观察者预测，易纲这次新头衔“加持”，可能预示着未来将承担更重大的使命。 温文尔雅的原则先生 熟悉他的记者都知道易纲每次只回答“三个问题”的习惯。无论记者如何追问，他总是从容应答，精准扼要，但他有他的原则。 去年“两会”上，第一财经记者追采到当时还是政协经济组委员的易纲。2017年3月4日一早7点多，易纲独自一人前往酒店，正通过安检时被记者迎面碰到。尽管采访来得有些突然，一连接到三个关于宏观货币政策的问题，易纲并没有回避，而是准确、精炼地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对于中国是否会跟随美联储的脚步加息，易纲说，这还得考虑国内需求为主，具体要看经济、物价等方面。“我觉得还得再看一看。”至于降准，他说，应当综合研究，尽管当下我国外汇占款持续减少，但流动性还是正常、稳定的。 解释“稳健中性”货币政策时，易纲的回答简短有力：“观察，央行肯定要做到不松不紧。” 记者还要继续追问，他释放了一贯的原则，“今天就到这里吧。”因为宏观经济政策会影响市场，即使央行官员表态也会引起市场反响，所以，央行官员面对媒体随时要扮演新闻发言人的角色。 而在学术讨论时，易纲又总是展现他学者的风范。 2015年3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演了一场关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激辩。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观点鲜明，担忧我国放缓了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度。因为政府工 作报告把“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改成了“稳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从“加快”到“稳步”，一词之差，政策基调大变。 本来不是发言嘉宾、全程在观众席上聆听的易纲在所有嘉宾发言结束后，在台下发言，指出“加快”是“推进”，而“稳步”是“实现”，回应了对改革放缓的质疑，寥寥数言扭转了整场讨论的结论，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留美多年，并成为同批留学生中最早获得美国大学终身教职的易纲，在国际舞台上也游刃有余，其智者风范为境外媒体所熟悉。 2016年4月，易纲与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美国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论坛上也有过一次激烈的交锋。当时，市场刚刚经历了2015年8月11日新汇改带来的波动，中国央行面临着“保汇率”还是“保储备”的监管抉择，加强资本管制的呼声不绝如缕。 伯南克等国际顶尖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难以突破“三元悖论”（货币政策独立性、稳定的汇率和资金自由流动不能同时实现）的限制，陷入了资本管制和人民币大幅贬值的两难选择。 易纲非但没有回避这一质疑，反而把话题拉回到“三元悖论”上，针锋相对地提出，“三元悖论”在实际上可以灵活运用，中国不必必须放弃其中“一元”，央行可以在“三元”的三个目标上各取一部分，实现最优结合。 他解释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有一定独立的货币政策来决定利率水平。中国资本账户也基本上是自由流动的，只是在非正常情况下采取一定管理。而人民币汇率在近年来也不再是固定汇率。 获得成绩时，易纲依然保持着宠辱不惊。2015年11月30日，IMF总裁拉加德宣布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篮子，人民币终于拥有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权重仅次于美元和欧元。 次日，央行举行的记者会上，时任央行副行长、外汇管理局局长的易纲说，“加入SDR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肯定，心情是喜悦、平静、谦虚。” 坚定推进汇率市场化 和前任周小川一样，易纲也是一个坚定的改革派。 易纲任职央行副行长以来，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经历了两次重要的变革。中国汇改从1994年结束“双轨制”开始，到2005年参考一篮子货币，进展比较缓慢。与西方当时主流的改革路径不同，易纲始终强调，汇率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他看来，汇率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而目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好的选择是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2009年7月，易纲接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时正是国际金融危机刚刚爆发之际，美国将世界经济复苏不平衡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并再次将矛头指向人民币被低估问题。但如果人民币升值将进一步打击已经受危机重创的出口，还会放任外汇投机活动。而与此同时，各国纷纷出手干预外汇市场，全球“货币战争”一触即发。 在这样的内外部环境下，2010年6月人民币汇率改革重新启动。中国结束了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民币的弹性，即实现“双向波动”，人民币的价格逐步由市场需求来决定。 2010年10月8日，易纲在华盛顿参加IMF和世界银行年会前夕的一场研讨会上表示，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期，许多国家货币对美元都大幅贬值，而人民币汇率保持了稳定，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2015年8月11日，汇率迎来第二次重大改革，确立了以“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市场化形成机制，并且人民币一次性贬值3%左右。当时中国正在为人民币加入SDR篮子做最后的冲刺，IMF评估的一项重点是人民币是否为“自由使用货币”，因此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是人民币能否最终入篮的关键。 但是市场主体“习惯了过去非常稳定的汇率”，这次调整引起了波动，一直到2017年初，人民币贬值预期一直存在。 易纲在2015年8月13日的吹风会上表示，一个僵化的、固定的汇率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汇改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主要是正面的。易纲在做政策解读时阐述了他心中改革的方向，“要相信市场，要尊重市场，甚至要敬畏市场，要顺应市场。” 在他的眼中，改革是一门艺术，是高度专业化、精细化的艺术。他指出，加快外汇市场的发展包含丰富外汇的产品，推动外汇市场的对外开放。这里面也包括延长交易时间，引入合格的境外主体，从而促进形成境内外一致的人民币汇率。这些表述背后的核心是稳步有序的市场化。 在3月10日的今年“两会”记者会上，有境外媒体质疑，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加大对资本外流的管制，导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所放缓。对此，易纲做了通俗、精彩的回应。 资本可兑换是在稳步地推进，在资本项目下有两个最重要的项目，一方面是直接投资，包括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FDI（外商直接投资），一个方向是ODI（对外直接投资）。“直接投资，我觉得真实贸易投资背景下都是很方便的。另外一个大的项，比如说组合投资，就是金融市场的开放，我们国内股市、债市的开放和中国的居民将来可以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产，配置它的组合投资。不管是直接投资，还是组合投资，在这两个方面都会进一步地稳步推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这里有一些‘放管服’的改革，有一些便利化的改革，还有一些数据透明度，还有一些比如说反洗钱、反恐融资的要求，这些都会稳步地推进。” 易纲同时强调，“我们国内市场现在也在变大，不管是股市还是债市还是其他的市场，将来也都要做双向的开放。” “在做开放的同时，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控好风险，使我们的监管水平和开放的程度相适应，这样就能够在开放中防范好风险，使得中国的居民和全世界的投资者在中国市场上更加的便利，配置资源的效率更高。”他在记者会上表示。 创造性推动外储投资多元化 易纲在央行的一项重要改革是在外管局局长任上，推进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2009年他接任外管局局长时，中国外汇储备达到两万亿美元，随后数年继续大幅增长，直至2014年上半年，外储达到历史峰值，逼近4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官方外汇储备。 这既是一份厚实的家底，也是一份甜蜜的负担。如何替国家理好财，是外管局局长的重担。而过去，中国外储因大量投向美元资产，受到市场的质疑，尤其是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美元贬值，外界传言称，这导致了中国外汇储备“缩水”。 2010年，易纲接任外管局局长不久，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应当侧重资产投资。他不止一次公开强调，中国外汇储备配置没有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据媒体报道，当时为了解决外管局人才问题，易纲力邀朱长虹辞去全球最大债券基金、“债券之王”格罗斯领导的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职务，加盟外管局。朱长虹从系统、模型、技术、人员等方面，引入了诸多市场化的手法，让中国的外储投资更上一个台阶。 2011年3月举行的一次央行新闻发布会上，易纲回应此问题时称，中国的外汇储备方针，多年以来一直是推进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 一方面在币种上是多元化的，“是一篮子货币，主要的可兑换货币、储备货币、新兴市场的货币，中国都有”，另一方面，在资产上，也是推进多元化的，“有各种各样的资产”。 易纲同样强调，多元化投资是审慎推进的。“只要资产符合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的要求，都会予以考虑，然后进入一个严格的在防范风险前提下的投资程序。”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易纲表示，中国外汇储备投资在全球同行中居前列，并且远高于所投资国CPI。对于中国的外汇储备有过度挂钩美元资产之嫌，易纲解释称，“目前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只投资了1万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投资标的实际上是多元化的。” 在2015年8月的外管局分局长高级研修班上，易纲专门强调，下一阶段要继续加强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确保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 截至2018年2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3.13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3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中国减持167亿美元美国国债，持有规模降至6个月新低，但仍为美国第一大债权国。 新起点 接下来，60岁的易纲将以崭新的身份，开始他在央行第21年的工作，肩上的担子可谓厚重。 今年1月29日，他在《中国金融》撰文指出2018年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时称，预计2018年中国经济仍有望保持平稳增长。但也要看到，经济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内生增长动力仍待强化，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他将如何带领中国央行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管住货币供给闸门，同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继续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外界将拭目以待。 一如去年底他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上评价人民币加入SDR时所言，“这是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是一个新起点”。 附表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 履历： ●1958年 出生 ●1978年~1980年 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 ●1980年~1986年 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6年~1994年 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教、副教授，1992年获终身教职。 ●1994年 回国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1997年~2002年 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2002年~2003年 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200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 ●2004年7月 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 ●2006年9月~2007年10月 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党委书记、主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主任。 ●2007年12月 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09年7月 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 ●2016年3月 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 ●2018年3月19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决定易纲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官网[详情]

　　易纲履新央行行长称推进三大紧要任务 ■本报两会报道组 左永刚  “我的心情是平静和庄重的，使命是非常神圣和光荣的，我一定按照宣誓的誓词来做好工作。”3月19日上午，刚刚当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易纲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记者表示。 谈及当选行长之后的最紧要任务，易纲回应，主要任务就是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他还表示，今年金融改革开放还会有一些新举措。 今年两会期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易纲也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3月9日，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的人大记者会上，他就贷款利率、防范风险、金融业对外开放、2018年货币政策等问题一一作出回应。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要松紧适度。管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广义货币M2、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维护流动性合理稳定，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用好差别化准备金、差异化信贷等政策，引导资金更多投向小微企业、“三农”和贫困地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就今年“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要松紧适度”的提法，易纲表示，这主要是针对金融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而言的。当前经济稳中向好，货币政策要从几个维度来看：一是看信贷支持实体经济，比如支持创新领域、支持小微企业、支持“三农”以及一些薄弱环节。目前中国经济有很多创新的亮点，要看这些创新领域能否及时得到货币、信贷、股市等融资方式的支持。同时要注意防范金融风险，以及推进金融改革。 “货币政策强调松紧适度主要是对实体经济而言的，即实体经济是否能够得到各个方面的有效支持。能否创造一个有效防风险，并且能够平稳推进金融改革的外部环境，这样就能为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供一个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易纲强调。 易纲表示，2017年的实际利率是稳定的，这不仅仅要看名义贷款利率上升0.4个百分点，还要看实际利率，实际利率是稳定的，并且与经济走势是相一致的，资金供给也是比较平衡的。 易纲称，我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依据国内经济和金融形势进行综合考量。同时，跨境资金流动是比较平衡的，下一步将继续推进资本项目平稳的可兑换，同时也要防范风险。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将有序开放银行卡清算等市场，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限制，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 谈及金融领域对外开放，易纲表示，放宽或取消外资一些股比限制，实际上是体现了内外资一视同仁，但并不意味着放松监管。外资金融机构要准入或者开展业务，依然要按照相关的法规进行审慎监管。通过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配套监管机制，可以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两会人物[详情]

　　易纲之“纲” 清晰可见 真正的学者型官员 3月19日上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易纲当选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随后，他同新当选的部委负责人一起，进行宪法宣誓。 在进入人民银行系统21年后，当年在美国获得终身教职的经济学副教授，终于成为成方街32号的掌舵者。“我的心情是平静和庄重的，使命是非常神圣和光荣的，我一定会按照宣誓的誓词做好工作。”易纲如此描述当选人民银行行长后的感受和心情。 资料图 上证报记者 史丽 摄 “真正的学者型官员” “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型官员。”一位人民银行系统工作人员昨日向上证报记者如此评价。 在加入人民银行系统之前，易纲在高校执教11年，长期从事研究工作。这段经历与美联储原主席本·伯南克、珍妮特·耶伦颇有相似之处。 简历显示，1986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易纲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教、副教授，并于1992年获终身教职。1994年易纲回国，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1997年易纲以北大教授的身份直接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开始“书写”他与央行的20余年缘分。 学者这个身份一直伴随着他。即使在已经任职人民银行之后，他依然热爱研究，研究领域为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且研究扎实，经得起专业推敲和时间检验。他的研究成果，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国内外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的学者多次引用。 《1998-2000中国通货紧缩研究》是易纲带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编写的，尽管时间过去将近20年了，这本书仍具有很强的参考和研究价值，数位经济研究人员均对记者力荐此书。 易纲有两本论文集。《中国的货币化进程》收录了他1988年至2003年期间撰写的主要论文，2003年至2009年期间的主要论文则被纳入《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 论文集的专业性毋庸置疑，围绕利率、汇率、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等逐一展开，光是自序也极具可读性。《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的自序写于2009年12月，彼时易纲已经是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外汇局局长，文中他依然自称“我是一名教师”。他提到，“我还有勇气出此书是因为我的文章是用心写的，在每篇文章的特定背景下，我想到前沿去了，我希望并相信能给年轻人以启发和帮助。”这是他对自己的学术自信。 该自序并没有过多谈及金融改革，反而分享了他对保护环境和提高国民素质的思考，并称这两者与金融改革同等重要，其学者的“可爱劲儿”和社会责任感跃然纸上。 身体力行改革与开放 易纲是“海归派”和“学院派”，相信市场经济的力量，坚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在长期的研究和实践过程中，他深谙中国经济运行之道，并将理论与中国国情充分结合，提倡用渐进式改革的方法，耐心寻找“此岸”到“彼岸”的路径。 2003年易纲担任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并于次年任人民银行行长助理。2007年12月他升任人民银行副行长，2009年至2015年期间兼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2014年他还多了一个职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这段期间，他主管的货币政策逐步完成了从行政调控到市场调控的转型，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箱日益丰富和完善。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货币政策》一文中，他指出，渐进式改革模式意味着货币政策工具将有一个必然的转轨时期，其间新旧政策工具平行和交叉运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孰轻孰重、如何取舍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搭配使用多种政策工具，妥善处理好新旧政策工具间的关系，不断提高货币调控的艺术。 易纲对于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坚定不移。2015年“8·11汇改”在市场引起广泛关注，质疑声音也很多。易纲在随后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表示，这次改革主要是就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机制做的一次调整，调整以后，整个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市场化。 “一个僵化的、固定的汇率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也是不可持续的。一个有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肯定会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更有利。”易纲说。 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没有摒弃渐进式改革的理念。他指出，在现在这个发展阶段，有管理的汇率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它既体现了市场的弹性、市场汇率调整的灵活性，同时又在市场波动过大时能对它进行有效管理，使得整个市场对汇率的机制更加有信心，而且使整个市场和经济运行更加平稳。 从利率市场化到汇率市场化，从资本项下对外开放再到外汇储备多元化运用，易纲是过去二十年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大潮中的理论研究者、积极参与者和政策制定者。 今年年初他撰文指出，人民银行将按照“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将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在新的职位上，他将如何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开放？19日面对上证报记者的这一提问，他没有正面回答：“你们会看到，从之后的日程，一直到海南博鳌论坛，都会有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政策和举措。” 对于接下来的主要任务，易纲的回应同样纲举目张：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 央行“易”主，让我们拭目以待。[详情]

　　易纲履新央行行长称推进三大紧要任务 ■本报两会报道组 左永刚  “我的心情是平静和庄重的，使命是非常神圣和光荣的，我一定按照宣誓的誓词来做好工作。”3月19日上午，刚刚当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易纲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记者表示。 谈及当选行长之后的最紧要任务，易纲回应，主要任务就是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他还表示，今年金融改革开放还会有一些新举措。 今年两会期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易纲也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3月9日，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的人大记者会上，他就贷款利率、防范风险、金融业对外开放、2018年货币政策等问题一一作出回应。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要松紧适度。管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广义货币M2、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维护流动性合理稳定，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用好差别化准备金、差异化信贷等政策，引导资金更多投向小微企业、“三农”和贫困地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就今年“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要松紧适度”的提法，易纲表示，这主要是针对金融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而言的。当前经济稳中向好，货币政策要从几个维度来看：一是看信贷支持实体经济，比如支持创新领域、支持小微企业、支持“三农”以及一些薄弱环节。目前中国经济有很多创新的亮点，要看这些创新领域能否及时得到货币、信贷、股市等融资方式的支持。同时要注意防范金融风险，以及推进金融改革。 “货币政策强调松紧适度主要是对实体经济而言的，即实体经济是否能够得到各个方面的有效支持。能否创造一个有效防风险，并且能够平稳推进金融改革的外部环境，这样就能为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供一个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易纲强调。 易纲表示，2017年的实际利率是稳定的，这不仅仅要看名义贷款利率上升0.4个百分点，还要看实际利率，实际利率是稳定的，并且与经济走势是相一致的，资金供给也是比较平衡的。 易纲称，我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依据国内经济和金融形势进行综合考量。同时，跨境资金流动是比较平衡的，下一步将继续推进资本项目平稳的可兑换，同时也要防范风险。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将有序开放银行卡清算等市场，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限制，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 谈及金融领域对外开放，易纲表示，放宽或取消外资一些股比限制，实际上是体现了内外资一视同仁，但并不意味着放松监管。外资金融机构要准入或者开展业务，依然要按照相关的法规进行审慎监管。通过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配套监管机制，可以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两会人物[详情]

　　央行“易”主 易纲直面三大任务与三大挑战 “主要任务是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央行行长易纲说。 来源：证券时报 记者 孙璐璐 3月19日上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易纲被提名并选举为新一任中国央行行长。至此，周小川正式结束十五年的央行行长生涯，央行迎来新掌门人。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在当天人民大会堂里公布选举结果时，易纲在会场里拿着本子和笔认真仔细地做着选票结果的记录。当念到他的投票结果时，他面部表情并无明显变化，仍是微低着头记录着。即便在会后被媒体围堵得里三层外三层，易纲泰然依旧，当被问及当选感受时，他表示，“我的内心是平静而庄重，使命神圣和光荣”。 易纲集海归学者和实干派官员为一体，是既具国际视野，又深刻了解中国实情的技术性官僚。专业、稳健、务实是外界对他的一致评价。作为需要专业素养且兼备国际视野的一国央行行长一职，易纲的履历担得起这个位子。此前在央行工作期间，他是人民币汇改和人民币国际化的策划人和深度参与者；得益于工作和海外留学的经历，他又对货币政策有着深刻的研究和理解；而当他开启统领央行新时期之时，这些问题会继续成为他任期内的考验，更具挑战的是，在当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之时，易纲所面临的“拆弹”中国金融风险的任务更显艰巨且急迫。 学者易纲：“我是一名教师” 易纲的求学经历，似乎预示了央行是他最合适的工作选择。 易纲称得上是个学霸。他以“文革”后恢复高考的“新三届大学生”的时代烙印，在1977年考进了北京大学经济学系。 但易纲的求学经历并未止于北大。1980年北大毕业后，易纲前往美国继续求学6年，分别在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并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便在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任教长达8年，且年仅34岁便在印第安那大学获终身教职。 在印第安那大学任教期间，易纲写了多篇研究中国货币需求问题的文章，通货膨胀则是其在研究中国货币需求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也是他后来所一直关注的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这项研究持续了十余年，并在2003年将多年研究成果集结成一本名为《中国货币化进程》的专著。此外，1999年，易纲和他人合写出版的《货币银行学》，在日后也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经典教科书。 学者这个身份一直伴随着他。即使进入央行任职之后，他依然热爱研究，主要的研究领域为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他的研究成果，被国际组织、国内外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的学者多次引用。 2009年，时任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局局长的易纲出版了《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该书主要收录了其在2003年~2009年间的研究文章。在该书的开篇自序中，易纲仍自称“我是一名教师”。他提到，“我还有勇气出此书是因为我的文章是用心写的，在每篇文章的特定背景下，我想到前沿去了，我希望并相信能给年轻人以启发和帮助。” 坚定的改革派 易纲是在1994年回国的，起初与林毅夫等人发起组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与央行的“缘分”，从1997年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正式开始。 1997年也正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对中国当时进行的金融改革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反对金融业改革开放的保守声音甚嚣尘上。1998年初，易纲与现任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合写了一篇分析拉美国家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文章，建议资本市场开放要继续推动但需渐进有序，并实行有弹性的汇率政策。 易纲早年对人民币汇率、资本项目开放和外汇储备的研究，成为他在2009年后担任国家外汇局局长的有力理论支撑，这也使得他成为人民币汇改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重要谋划人。 与周小川一样，易纲是个坚定的改革派。在他担任国家外汇局局长期间，中国的外汇储备一度直逼4万亿美元，管理规模如此庞大的资产并实现保值增值，易纲选择的解决方案就是多元化的投资，不再单调地投资美国国债，而是放眼全球金融资产。为此，他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聘请了一批专业人士，引入市场化投资的理念。 易纲在担任国家外汇局局长之初，就强调外汇管理要顺应时代潮流，从重审批向重事后监管转变。他还提出了从“有罪假设”转变到“无罪假设”，逐步从“法无明文授权不可为”转为“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等法治思想。 上述改革思路一直延续至今。去年末，他撰文指出，我国将在2018年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意味着有两大重要转变：一是它打破了各种形式的不合理的限制和隐性的壁垒，把整个市场的剩余决定权都交给了市场；另一个则是政府从重视事前的审批，转变为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 新行长的三大任务 和三大挑战 当易纲当选为央行行长的结果公布之后，境内外的媒体早已堵在人民大会堂二楼楼梯口，等待着易纲的出现。 易纲一现身，瞬时就被媒体里里外外围堵了三四圈。面对记者此起彼伏的提问声，易纲终于停下脚步说，“我就回答三个问题”。这延续了他一贯的规矩，而他的回答又同样精炼且直奔主题。 最先被问及的便是开篇说的当选感受，第二个问题便是问他上任后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主要任务是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易纲说了三点。 这高度概括了未来几年易纲所带领的中国央行的主要使命，同时也包含了他所面临的三大挑战： 一、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在央行工作逾二十载，易纲对央行的使命和挑战最熟悉不过，由他“接棒”周小川，可谓是无缝交接。不过，年过60的易纲，在未来5年所要面对的中国央行，仍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首要的就是如何打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攻坚战。 去年成立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简称“金稳会”），强化了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金稳会的办公室设在央行，也说明未来央行在金融监管中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金稳会成立的首要任务就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落脚到央行，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框架，是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宏观调控手段。 宏观审慎框架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其核心内容是以资本金约束金融机构的经营扩张，要求金融机构“有多大本钱做多大生意”。目前纳入MPA季度考核的只包括银行业金融机构，但一央行内部人士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未来会适时将券商、基金、保险甚至是大型互联网金融机构纳入MPA考核范围内，强化资本约束。 除了MPA考核外，未来央行还将统领对资管业务和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而实现这些监管的基础，都是建立在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之上。 二、货币政策调控的新考验 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是各国央行的法定职责。也因此，随着国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货币政策调控也成为考验各国央行的永恒挑战。 面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易纲对于今年的货币政策取向开出了四个“药方”： 一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不能依靠货币信贷的“大水漫灌”来拉动经济增长，央行要根据调控需要和流动性形势变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增强流动性管理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稳定，促进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流动性环境。 二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探索将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同业存单、绿色信贷业绩考核纳入MPA考核，优化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对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 三是适当发挥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继续运用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再贴现、PSL等工具支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再贷款支持力度。 四是继续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央行将按照“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探索和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增强利率调控能力，进一步疏通央行政策利率向金融市场及实体经济的传导。 三、人民币国际化路漫漫 人民币国际化是周小川的未竟之命，也是易纲在任内需要继续主推的一项重要工作。特别是在推动人民币汇改的议题上，易纲的态度始终如一——“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能够有效提升我国经济金融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 当前，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不断增强，央行也已退出外汇市场的常态化干预，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人民币汇率实现清洁浮动只差“临门一脚”，易纲在担任央行行长任内，有望实现十余年漫漫汇改路的终极目标。 搞活外汇市场，继续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易纲要走的路还有很长。[详情]

　　金峰 过去二十年，历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一个激荡的时代选择了周小川作为时代的印记，而塑造这个时代的元素仍在继续发酵。 3月19日，60岁的易纲接过了周小川的旗帜，成为新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自1997年加入人民银行以来，易纲在人民银行一待二十年，由一个关注现实的经济金融学者最终转型为顶级金融官员。 在难以复制的职业生涯中，周小川是他的上级，也是影响他最重要的人物。 借用19世纪法国大文豪雨果评价伏尔泰语，周小川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个时代。在他担任央行行长的16年，时代呈现了这样一幅图景：伴随着2001中国这艘巨轮成功入世，接下来不可遏止的全球化浪潮，将中国推向了世界工厂的地位，短短15年，中国GDP总量从2003年的1.65万亿美元一跃至12.24万亿美元，GDP排名从全球第六跃居全球第二，人民币随之在全球崛起，2005年以来频繁的中美贸易争论和汇率争议让人民银行市场曝光在镁光灯下，大国央行，周小川成为中国的新名片；2009年之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规则制定，2016年人民币成功加入SDR，作为周小川副手、长期担任央行副行长兼外管局局长的易纲，可谓居功至伟。 在此期间中国庞大的国有金融体系借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入世外部压力倒逼，先后于1999年和2003-2010年两次以外科手术般的制度大变革得以脱胎换骨。无论是1999年成立不良资产公司剥离和财政注资，还是2003-2010国有四大行一系列债务剥离、财务重组、引进战投、股改上市，周小川都是当之无愧的改革设计师、操刀者。作为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推动者，易纲在完善央行货币政策框架、推动利率市场化、金融业对外开放方面的所作的努力也有目共睹。 与此同时，2009年中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出“四万亿”刺激计划，副作用已显现。过去5年，中国经济处于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之下，股市、债市、汇市、楼市金融乱象丛生，各种金融风险不断积聚，房地产泡沫扩大，银行坏账上升，资本流出和人民币贬值压力增大…… 这是中央为何2017年提出用三年时间打好金融防风险攻坚战的的背景，也是新一届政府肩负的重要使命。2017年10月十九大金融系统代表团的讨论会上，周小川公开讲到中国要重点防止出现明斯基时刻，一石激起千层浪。 “如果经济中的顺周期因素太多，使这个周期波动被巨大的放大，在繁荣的时期过于乐观，也会造成矛盾的积累，到一定时候就会出现所谓明斯基时刻，这种瞬间的剧烈调整，是我们要重点防止的。” 周小川的公开讲话，被赋予临别赠言的性质，也是对继任者们的嘱托和告诫。中国经济金融确实需要一场杠杆和债务拆弹行动，易纲肩负的使命，用他的话讲，一是保持币值的稳定，二是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 “在决定性时刻，不要过度担心行动的危险，而要担心不行动的危险。”一位熟悉央行的权威人士借用丘吉尔的话如是说，“作为经济学家的易纲和作为央行行长的易纲，其拥有高超的专业素养和国际化视野将帮助他取得成功；而他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履职经验则有助于央行与更高决策层的协调和沟通，对央行行长来说，良好的沟通力和执行力也很重要。” 学者官员成长史 1977年高考恢复后成功考取北大经济系，1980年代公派留美，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90年代毅然回国……易纲的个人成长史，就是一部改革开放当代史。他日后的诸多经济学思考与实践，触发点往往是他的日常生活经验。 “这年我19岁。邓小平先生果断恢复的高考，改变了我的一生。”四十年后，易纲回忆1977年12月冬天的那场高考时，如是写到。 “我是直到最后才报名高考，本想考理科数学系，后来觉得时间太紧，没有时间复习物理和化学了，所以选择了报考文科。我的第一选择是政法（后来的法律系），因为听说需要政审，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就改报经济学了。至于第一志愿报北京大学，纯属撞大运，根本没有期望北大会录取我。” 1977年，邓小平恢复高考的决定改变了一代知青的命运，19岁的易纲有幸成为一份子，告别了下乡生涯，成功考取北京大学经济系。1977级在新中国历史上也成为难以复制的一代，那年冬天570多万考生涌入考场，最后录取率仅为4.6%，被淹没了十年的人才集体爆发。易纲北大经济系1977级的同学当中，毕井泉、海闻、刘伟、张小 强、石小敏……都成为日后叱咤中国经济界响当当的人物。 1980年，在北大经济系读大三的易纲，被选派去美国插班读本科，1982年在美国哈姆林大学获工商管理学士学位。1982年进入美国获得伊利诺伊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所学专业是计量经济学，1986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在印第安纳大学开始了八年的教学生涯。 “30岁以前，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计量经济学，曾经在美、欧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十来篇有关计量经济学的论文。其实，我真正的研究兴趣是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金融问题，尽管当时我还不知道‘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一命题。在我感到生计比较稳定之后，就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之中。” 易纲在他2003年出版的《中国的货币化进程》一书中表达了他对国内经济问题的高度关注。1988年的中国恰逢惊心动魄的价格闯关改革，这一年，由价格放开引发的抢购潮，成为10年中最大的一次经济波动，中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胀率一度达到27.9%，政府不得不紧急叫停“物价闯关”，对经济实行全面“治理整顿”。 1988年严重的通货膨胀成为远在美国的易纲当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当时弗里德曼“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观点传入中国，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货币超发是通胀高企的根源。 1990年—1993年期间，易纲发表了8篇英文论文，聚焦研究中国通货膨胀、价格波动和货币需求之间的关系。他研究发现，中国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产生大量的由于体制变革造成的货币需求，所谓西方经济学家所言的强迫储蓄和货币悬空并不是主要原因。 这一段时期的研究都是围绕中国的货币化进程展开的。“当年，我一直为中国的货币化进程辩护，然而自95年以来中国M与GDP比率的不断攀升引起了我的忧虑，我有点为（M/GDP）比率担心。货币是以政府信誉为基础的，中国只有政府信誉，民间信誉薄弱，造成中国直接融资不发达，资本市场发展滞后，这是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一大难题。”2003年易纲将这些研究积集成《中国的货币化进程》一书。 中国1990年代上半段中国再次经历了通胀和投资过热，1994年朱镕基成功实现了宏观调控软着陆；而进入1990年代下半段，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通缩则成为回国后易纲的新课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易纲撰写了《谨防通货紧缩的危险》，并于1998年初组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写了几篇文章，如《寻求多重目标下的有效政策组合》等，这些文章对1998年以来的通货紧缩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大多数教科书和工具书都把通货紧缩定义为物价的持续下降，这并不全面。我一直强调，通货紧缩应该具有‘两个特征，一个伴随’：一个特征是物价的持续下跌，另一个特征是货币供应量减少；‘一个伴随’是它通常伴随着经济衰退。” 在易纲看来，通货紧缩的深层原因是信用制度的破坏；建立并完善中国的信用制度才是治理通货紧缩的根本。 正是因为对通胀-通缩热点问题的专业研究引发了决策层的注意，易纲1997年被调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学而优则仕，对于一个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学者而言，这是成长最好的机会。 此时距他1994年回国已经有四年之久。1994年，是易纲人生又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他决定告别美国优渥的中产阶级生活只身回国。此前一年的6月，41岁的林毅夫、35岁的易纲和34岁的张维迎分别从北京、美国和英国赶赴中国海南，参加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国际研讨会，三人志趣相投一拍即合决定一起回国创办一个中国经济的研究机构，这就是日后名重天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1994年8月创办，易纲是创办人之一）。 在央行旁边的民族饭店，他的北大同学潘慕平问易纲，你现在挣多少钱。900多块。当时，在投行的潘慕平一天挣的钱相当于易纲一个月的工资。 1998年6月，时任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的刘鹤做了一项影响至今的决定。他和经济学者樊纲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而易纲是这个智囊团体的重要一员，50人论坛从成立之初就吸引了吴敬琏、林毅夫、周小川、楼继伟等一大批知名经济学者，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坚定的市场派和改革派。 为什么是易纲？ 进入人民银行的易纲，开始了漫长的学术官员历练里程。2003年易纲担任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并于次年任人民银行行长助理。2007年12月升任人民银行副行长，2009年至2015年期间兼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20年间，易纲历经2003-2005年投资过热和宏观整顿；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大背景下的宏观冷热剧变；2012-2013欧债危机叠加下的中国“钱荒”挑战；2014-2017的货币放与收背景下的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双重考验，其坚定的市场化理念和渐进改革的实用主义态度获得了更多人的赏识，也帮助他度过了2015年汇改争议。 2014年易纲出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与老朋友刘鹤一起工作的三年，二人相似的市场化理念一定迸发出诸多火花。人民币加入SDR的努力可堪称双方默契的成果。 2016年中国试图通过推动人民币纳入SDR进一步金融开放以倒逼国内改革，易纲作为重要参与者，亲力亲为。 “加入SDR不是一劳永逸的，不要忘记SDR每五年做一次审查，一种货币在符合条件的时候可以加入SDR，当它不符合条件的时候也可以退出SDR。”易纲回忆这一历程时说，“所以我们要牢记我们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2009年-2016年间，易纲兼任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从2.2万亿美元一路飙升，最高时至3.9万亿美元。如何实现巨额外汇储备保值增值，易纲尝试了诸多努力，2010年从华尔街挖来了全球最大的债券基金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朱长虹。 811汇改之后，做空和唱空人民币的声音此起彼伏，易纲坚定地向外界传递这样一个信号，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 第一，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态势没有改变。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还在稳步提高。第二，中国的经常项，特别是货物贸易还存在着非常大的顺差，我们的FDI（对外直接投资）和ODI（外来直接投资）都是稳步增长的。第三，外汇储备是充裕的。从中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的预期会回归到基本面，回归到人民币保持基本稳定的基本面。 事后证明，他是正确的。无论外界如何抨击，易纲坚守自己市场化改革立场—— “一个僵化的、固定的汇率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也是不可持续的。一个有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肯定会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更有利。” “在汇率改革过程中，汇率正常双向波动是不可避免的，长远目标是建立清洁汇率浮动制度。从现行体制到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一个过程”。而对于人民币加入SDR后可能出现的跨境资金流动的增加，易纲则表示：“如果我国政策的设计和出台的时机比较合适，就要充分考虑流入的效应和流出的效应。如果政策设计得比较巧妙，可以把流入和流出的政策平衡地出台……就能够把风险和单向的流动最小化”。 作为长期货币政策最前沿的制定者，易纲是人民银行政策框架不断“进化”的重要设计者。中国作为一个转轨经济体，其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工具向价格型工具转变过程中，渐进改革考验操刀者的智慧。 二十年间，中国宏观周期冷热之间，货币政策往往会成为批评宏观政策的重要靶子，关于货币超发的批评不绝于耳，作为冷静的经济学家，易纲有着清醒的认知—— 从全球各主要新兴市场及转型国家的实践来看，目前货币数量目标对于这些国家中央银行的吸引力不断减小，但由于市场经济与金融体系不发达等结构性原因，完全基于价格型的货币政策调控体系又不可能一蹴而就。那么，究竟应采取何种货币政策规则就成为了这些央行面临的重大现实挑战，转型中的我国也不例外。虽然近年来，我国经济金融改革及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在不断加快，但数量型工具仍在发挥重要作用，这就使得“量”和“价”相互协调以共同实现货币政策调控目标成为可能，即在经济转型时期实施以货币数量和利率价格工具并用的混合规则，这无疑也是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现实特征。 易纲多次强调，货币政策是一门科学，更是一种艺术。特别是在货币政策操作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策略选择问题。他尤其看重预期管理在货币政策组合箱中发挥的作用—— 现代预期管理理论强调央行“怎么说”和“说什么”，从而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预期是否稳定。同时，货币政策的演进发展也是一个理论与现实不断创新的过程。例如，货币政策操作的传统做法是调控收益率曲线中的短期利率，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主要央行的“扭曲操作”事实上强化了对中长期利率的调控。（2014年以来），中国央行采取了一系列我国央行进行的一系列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其中似乎也包含了部分中长期利率调控的“印迹”。此外，随着资本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货币当局是否应该事前去阻止资产泡沫破裂，还是在事后采取一些措施，该“两难”问题至今仍时常困扰着各国中央银行，这些都值得我们重新审视。 （2016 易纲：转型中的中国货币政策——《货币数量、利率调控与政策转型》序言） 易纲在2009年前后发表的两篇重要文章——（《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人民币汇率体制的演变》；《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如实表达了他的市场化理念和渐进改革实用主义理念—— “我笃信市场经济，坚信市场经济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但近来变得有些保守，对于中国如何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没有想清楚，困惑主要如下：一方面，产权清晰、自由竞争和退出机制使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条件，而这些条件在中国是否完全具备？另一方面，如果允许存贷款利率由商业银行完全自主定价，是否允许银行业完全的自由竞争、是否有相应的退出机制？” 易纲指出：“培育SHIBOR或其他市场基准是中国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在浅层次上的必要条件， 而产权清晰和所有制多元化、打破垄断、有序退出、预算硬约束则是在更深层次上的必要条件”。而利率市场化不意味着放任自流，2015年易纲在人民日报撰文提出：“利率市场化并非一放了之，利率仍然是需要调控的。 实用主义理念跃然纸上。 易纲的挑战 易纲成长历程不同于改革开放，尤其是1990年代的中央银行历届行长。他没有周小川、戴相龙那般从中央到地方，再到金融机构多层次多方位的历练程序，早在数月前，外界为谁会成为周小川的接班人时，一位央行内部人士将向笔者表达了完美的央行行长人选必须具备两大条件—— 第一，作为一名技术官员，他首先应该是名杰出的经济学家，对全球和中国问题有着独到的框架和解决方案，通俗点，既能与耶伦（鲍威尔）、拉加德、德拉吉、卡尼谈笑风生，又要能像小川一样拿出国内问题解决方案（金融改革和金融安全框架构建师），不仅是中国大国经济金融外交的闪亮名片，更是经济金融领域的智囊、军师和改革执行者。 第二，作为一名官员，他得有足够的政治资源争取央行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性，向上能争取更多的高层支持；面对同仁，诸如财政、发改委和金融监管部门，能有足够的话语权和资源调动协调能力，向下则能够很好地传达中央银行的政策预期，获得市场的充分信任。 毫无疑问，易纲以三十年的学术和实践已经证明了他完美地符合了第一条；而作为一名技术官员，其在中财办的工作履历必然会为其未来作为央行行长的政治协调能力加分，他与领导人在市场化、产权保护、全面开放等诸多理念上遥相呼应。 专业技术和政治素养，双重考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央银行行长，其压力显然要超过美联储主席，更何况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周小川临别赠言，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无论是明斯基时刻，还是灰犀牛、黑天鹅，全面说明了金融体系面临的严峻性。 一句话，中国正处在化解金融风险的时间窗口，如果冷静面对、积极稳妥处置，就会赢得主动；如果思想麻痹、措施不力不当，风险就会扩散。 央行面临的挑战在哪里？一是如何在金融稳定委员会的领导下，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二是如何与未来新成立的银保会和证监会，建立一套可持续的有效运行的监管协调框架。 且看易纲在央行的第二十一年。 （本文作者供职于金融机构，文章只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不构成投资参考意见）[详情]

　　“海归行长”易纲二十一载改革探路者 同周小川一样，易纲也是一位坚定的市场化改革者。综观他近20年的言论，他一直提倡中国应大力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金融市场开放和外汇储备的多元化投资，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实现汇率双向波动。在此基础上，再谨慎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并逐步推动部分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2018年3月19日上午，经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现年60岁的易纲接替周小川，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新一任行长。此时距离他进入央行，已过去了21年。 然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央行行长职位加身的易纲，压力只增不减。稍早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显示，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并将其拟定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央行。在如今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与防范金融风险的背景下，众多艰巨挑战正等着这位新来的继任者。 在人民大会堂前往宣誓的路上，面对记者们的“围追堵截”，易纲称此刻自己的心情平静和庄重，使命神圣而光荣。 而对市场最关注的央行未来政策走向和紧要任务，易纲则回应称：“主要任务是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金融稳定。” 他是一位工作狂 在众多金融人士眼中，易纲是一位工作狂，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型官员。“他常常早上八点十分就召集开会，加班更是家常便饭，我们都说当他秘书是行里最辛苦的工作。”一位长期和易纲共事的央行官员说，“他平常衣着十分朴实，有时候裤子磨毛了也不知道，工作认真，敢说真话。” 据了解，易纲学者型的处事风格也与其经历息息相关。 1978年，20岁的易纲结束了他为期一年的知青生涯，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据易纲此后回忆，一年知青生涯给他最大的感悟就是：他亲眼看到了计划经济的弊端，并从中开始思考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定位，这些经历也影响他日后从事经济制度和货币政策的研究。 北大三年级时，易纲被选派出国留学，此后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年，易纲获得印第安纳大学经济系终身教职。 但与大多数早期留学生不同的是，易纲即使是在美国学习工作期间，研究的核心都是中国经济问题，尤其关注中国的货币供给机制和通货膨胀问题，这也为后来他进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奠定了基础。 1994年，易纲放弃了美国优渥的生活，回国同林毅夫、张维迎等共同创办了一个专门吸收归国学者进行研究和教学的机构，这个机构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1997年，易纲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历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秘书长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货币政策司司长，行长助理，副行长、外汇管理局局长等职，并在2014年起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将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一点点投入到政策实践之中。 进入央行后，易纲仍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中国的货币化进程》、《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等著作，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社会保障问题、农村金融问题乃至环境问题都十分关注，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业内都更多地将他看作一位学者。 易纲曾称，自己最喜欢的职业是老师，因为这可以普及经济学，希望退休后可以继续当一位老师。 求解市场化难题 同周小川一样，易纲也是一位坚定的市场化改革者。综观他近20年的言论，他一直提倡中国应大力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金融市场开放和外汇储备多元化投资，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实现汇率双向波动。在此基础上，再谨慎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并逐步推动部分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2003年，易纲升任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当时正值2003、2004年这一轮防止贷款过多、投资过热的关键时刻，央行对此采取了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提高再贷款浮动利率、上调存款准备金、上调贷款基准利率等流动性管理举措，而这些政策又为2005年中国宣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打下了基础。 可以看出，此时央行希望借助这些间接调控的方式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但到了2007年，据媒体报道，中国央行发文要求各商业银行按季度上报明年新增贷款目标，通过行政手段对信贷进行直接调控。此后，央行开始了间接调控手段为主，偶尔配以行政干预的调控方式。 “这是必然也是无奈，很多时候货币政策的目标相互矛盾，与外汇政策也时有冲突，易纲已经兼顾的不错了。”一位曾在央行工作的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而在汇率市场化方面，央行的脚步则迈得更大一些。在易纲2009年就职外汇管理局局长之初，就针对外汇审批的简政放权提出五个转变：从重审批转为重监测分析，从重事前监管转为强调事后管理，从重行为管理转为更加强调主体管理，从“有罪假设”转到“无罪假设”，从“正面清单”转到“负面清单”，大幅度削减行政审批项目，提高市场主体外汇资源配置效率。 而其中最突出的一项改革是，易纲在任内推动了8·11汇改。2015年8月11日，中国央行宣布调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机制进一步市场化，扩大汇率波动区间。汇改当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次性就贬值近2%。 但有观点认为，2015年8月并非一个汇改的好时机。一方面当时国内市场还没有从股市异常波动中恢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另一方面为促进经济增长，央行实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宽松的货币政策又与稳定的汇率期望有所冲突。 自此，人民币汇率开启了长达2年的贬值路程，到2016年底人民币汇率一度接近破7，中国的外汇储备也从巅峰时期的4万亿美元下降到3万亿美元左右，降幅达25%。但此后，人民币逐渐走稳，2017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超过6%。 除此之外，易纲还积极推动资本项目开放，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相继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大大提升。 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推进和资本项目逐步开放，2015年12月1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宣布，人民币将于2016年10月1日加入SDR（特别提款权）。 次日，时任央行副行长、外汇管理局局长的易纲说，加入SDR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肯定，我现在的心情是喜悦和平静。 不可能三角的最优解 面对8·11汇改后的人民币汇率下行和资本流出，中国监管部门采取了加强个人购汇审核、强调企业理性对外投资等一系列临时性的资本管制措施，似乎正应验了“不可能三角”（即货币政策独立性、稳定的汇率和资金自由流动不能同时实现）的预言。 在2016年4月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论坛上，美联储前任主席伯南克也对此表示：“中国央行很清楚，人民币大幅贬值不是理想的，也不太可能出现。同时，我不认为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就是理想的举措。因为中国需要加强对资金的吸引力，如近期中国就在加速开放债市等。” 对于伯南克的质疑，易纲没有回避，还指出三元悖论理论可以灵活运用，中国也有自己的考量，即中国可以在三角的每一条边上都取其一部分，并结合三者，总体加起来仍等于二。 “具体而言，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有一定独立的货币政策来决定利率水平等；此外，中国资本账户在较大程度上是可自由兑换的，只是在非常时期存在一定管理；同时，中国近年来也并不是实行完全固定汇率。我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对其做一个最优结合。”易纲说。 据一位外资银行的经济分析师说，那次辩论中易纲展现出的学者风范和强大的国际沟通能力给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流利的英文、对西方经济理论深刻理解和对中国本土的思考实践，让易纲可以更好地衔接和扩展中国央行的国际地位。”该分析师说，“掌握着世界最大外汇储备的央行，一举一动都受到世界关注。” 美联储高级经济学家王健也曾给予易纲极高的评价，认为他是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具有国际视野，又深刻了解中国实情。 8·11汇改两年后，中国外汇储备和人民币汇率结束下行通道，并一路升至6.3左右，和汇改前水平已相差不远。 2018年，易纲在《中国金融》上发文表示：人民银行将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探索和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增强利率调控能力，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央行的未来 在稳增长、去杠杆、防风险、调整经济结构的背景下，摆在这位新行长面前的是重重挑战。 一是在此次金融监管体制变革中，央行地位凸显，未来要如何协调一行两会，并同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进行分工和协作，填补监管空白、理清金融乱象；二是如何通过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等促进经济增长、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并稳步推动金融改革、开放。 矛盾复杂而突出，但易纲的履历相比周小川却不算丰富：长期任职央行，2014年起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但没有商业银行也没有地方从政经验。各界都想知道，易纲执掌下的央行会怎么做？ 多位曾与易纲共事者都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强调：易纲改革的力度绝不会降低。“易纲很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虽然看起来温和，但骨子里有股韧劲儿，最重要的是他敢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这让他有敢于改革的魄力。”一位长期和他共事的央行官员表示。 “未来央行将加强探索宏观审慎管理和货币政策双支柱监管框架构建，这两点都是易纲的强项，未来央行的研究任务将会增多。”上述央行官员表示，“另一方面，作为国务院下属部级机构，央行更多是提供可行建议。” 而在货币政策和国际业务方面，易纲在3月9日的金融改革与发展答记者问中指出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依据国内经济和金融形势进行综合考量，“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主要是针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此外还要保障市场利率平稳和流动性松紧适度。 易纲还强调，监管部门高度重视金融对外开放，并在把握风险的同时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今年我们在金融改革开放上还会有新举措，大家可以密切关注之后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等重要会议。”3月19日，易纲在任职宣誓前对媒体表示。 但不管监管体制或监管政策如何变化，不变的是易纲对市场的信仰。 “每到经济困难的关键时刻，对市场机制的信任就容易产生动摇，然后就会发现很多政策前后不一致。但坚持市场经济，恰恰是中国改革能够成功的原因。”2015年4月，在“CF40·孙冶方悦读会”上易纲这样说。 （编辑：闫沁波）[详情]

　　易纲履新央行行长称推进三大紧要任务 ■本报两会报道组 左永刚  “我的心情是平静和庄重的，使命是非常神圣和光荣的，我一定按照宣誓的誓词来做好工作。”3月19日上午，刚刚当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易纲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记者表示。 谈及当选行长之后的最紧要任务，易纲回应，主要任务就是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他还表示，今年金融改革开放还会有一些新举措。 今年两会期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易纲也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3月9日，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的人大记者会上，他就贷款利率、防范风险、金融业对外开放、2018年货币政策等问题一一作出回应。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要松紧适度。管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广义货币M2、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维护流动性合理稳定，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用好差别化准备金、差异化信贷等政策，引导资金更多投向小微企业、“三农”和贫困地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就今年“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要松紧适度”的提法，易纲表示，这主要是针对金融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而言的。当前经济稳中向好，货币政策要从几个维度来看：一是看信贷支持实体经济，比如支持创新领域、支持小微企业、支持“三农”以及一些薄弱环节。目前中国经济有很多创新的亮点，要看这些创新领域能否及时得到货币、信贷、股市等融资方式的支持。同时要注意防范金融风险，以及推进金融改革。 “货币政策强调松紧适度主要是对实体经济而言的，即实体经济是否能够得到各个方面的有效支持。能否创造一个有效防风险，并且能够平稳推进金融改革的外部环境，这样就能为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供一个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易纲强调。 易纲表示，2017年的实际利率是稳定的，这不仅仅要看名义贷款利率上升0.4个百分点，还要看实际利率，实际利率是稳定的，并且与经济走势是相一致的，资金供给也是比较平衡的。 易纲称，我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依据国内经济和金融形势进行综合考量。同时，跨境资金流动是比较平衡的，下一步将继续推进资本项目平稳的可兑换，同时也要防范风险。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将有序开放银行卡清算等市场，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限制，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 谈及金融领域对外开放，易纲表示，放宽或取消外资一些股比限制，实际上是体现了内外资一视同仁，但并不意味着放松监管。外资金融机构要准入或者开展业务，依然要按照相关的法规进行审慎监管。通过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配套监管机制，可以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两会人物[详情]

　　接任央行行长易纲面临新课题 2018年3月9日，易纲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3月19日，易纲被提名并选举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卸任。 “心情是平静和庄重的，使命是非常神圣和光荣的。”易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上任后的主要任务包括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推动金融的改革和对外开放、维持好金融业的稳定。 1958年出生的易纲是北京人、经济学博士。他将成为继周小川之后的又一位具有博士头衔的央行行长。 现年60岁的他是一位“老央行”。若是从1997年他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算起，他跟央行“打交道”已超过20年。 逾20年里，易纲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等职，拥有丰富的央行系统的管理经验。2016年3月开始，他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 在担任外汇局局长期间，易纲提出了“五个转变”，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 他就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的“五个转变”包括：从重审批转变为重监测分析；从重事前监管转变为强调事后管理；从重行为管理转变为更加强调主体管理；从“有罪假设”转变到“无罪假设”；从“正面清单”转变到“负面清单”。 在2016年3月的一场记者会上，周小川在介绍各个副行长分工时曾表示，易纲副行长负责人民银行各项工作，主管货币政策、国际业务。 而在货币政策上，2012年以来，随着资本流动形势的变化，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主动供给基础货币，先后创设了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等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市场亦多以好评。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既要管好“总闸门”，又要保持流动性的基本稳定，既要在防风险和调结构中起到作用，又要有利于稳增长。 如何在未来践行金融开放承诺的同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是这位央行新掌舵人面前的课题之一。在金融监管新格局之下，他将被赋予怎样的期待？ ■ 易纲的新课题 金融监管协调重任在肩 近年来，金融业混业经营逐渐成为趋势，金融监管协调的重要性显得愈来愈突出。 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曾在一篇文章中以2016年“宝万之争”举例：宝能系借助各种金融渠道，通过对各类杠杆资金的组织，尤其是对资管计划的嵌套使用，成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从收购资金来源上，涉及银行、证券、保险等多个金融领域。“分业监管缺乏穿透性，监管部门局限于‘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这种现象有望在未来得到避免。近期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除了将银监会和保监会的职责整合，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外，还将银监会和保监会拟订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了中国人民银行。 就金融监管的问题，周小川此前在两会记者会上指出，“在去年7月份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所披露的消息里，已经说明了金融改革的一些主要思路，包括其后成立了国务院金融稳定与发展委员会，其办公室放在人民银行，这些都表明人民银行将在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如今这个担子，则落到了央行新行长的肩上。 心存风险意识、时刻警惕 易纲在制定中国货币政策时仍然可能面临国际经济环境不稳定的情况。 “全球经济复苏背景下外需回暖，对国内经济具有一定的支撑作用。”他在今年的《中国金融》上撰文指出，“但来自外部的不确定变化也可能向国内经济金融领域传导，全球经济复苏和大宗商品价格回暖还可能给国内物价形成一些压力。”易纲指出，预计2018年中国经济仍有望保持平稳增长，但也要看到，经济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内生增长动力仍待强化，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乱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我们既要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也要心存风险意识、时刻保持警惕。”易纲说。 会有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 2017年11月，外交部网站消息称，中美元首会晤达成多方面重要共识，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中国将以较大幅度放宽金融领域的市场准入。中方按照自己扩大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将大幅度放宽金融业，包括银行业、证券基金业和保险业的市场。 易纲在两会期间的发布会上指出，“放宽或取消外资一些股比限制。实际上这是减少了对外资机构的歧视性待遇，体现了内外资一视同仁，这并不意味着放松监管。” 3月19日，在回答记者今年金融改革开放还会有哪些动作的问题时，易纲表示，“你们会看（到），从之后的日程一直到我们海南的博鳌会，会有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政策。” ■ 人物 易纲：央行“老人”，行长“新人” 40年前，易纲进入北大，成为高考恢复后经济系首届学生；24年前，他“海归”回国，和林毅夫等人创立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60岁，作为一名“老央行”，易纲成为央行新行长。 从北大高材生到“海归”教授 1978年，20岁的易纲进入北大，成为恢复高考后经济系首届学生。 “高考前夕我早已不干知青队长了，我是知青伙房的管理员。”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官网一篇《忆1977年高考》的文章中，易纲回忆，“记得高考第一天早4点我到伙房和大师傅一起做饭，早饭是馒头咸菜和粥；还给大家准备了要带的午饭糖三角。大约早上6：30，我们十来个同学一起步行到张喜庄，天气非常冷，十里路要走一个多小时，我们赶到张喜庄中学考场时，天还没有亮。” “我是直到最后才报名高考，本想考理科数学系，后来觉得时间太紧，没有时间复习物理和化学了，所以选择了报考文科。我的第一选择是政法（后来的法律系），因为听说需要政审，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就改报经济学了。至于第一志愿北京大学，纯属撞大运，根本没有期望北大会录取我。” 易纲的大学同学海闻曾向新京报记者回忆，“易纲当时在我们班年龄比较年轻，要求上进、表现很积极。刻苦更不必说，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大家都很刻苦。” 在海闻的印象中，易纲早年自学了英文，英文很好，也积极参加班级活动，是班级最早入党的学生。“后来推荐出国读书，大家觉得易纲很优秀、有理想、有激情，他是恢复高考后北大第一批公费出国的学生，当时一共有三人。” 公开信息显示，1980年，易纲被北京大学选派到美国留学，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看来，易纲在国外受到了良好的经济学训练。“1980年，易纲在本科二年级时被北大公派出国，是恢复高考后最早出去学习经济学的人。1986年，易纲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也是恢复高考后最早拿到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1994年，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副教授易纲决定回国。两年前，他已获得终身教职。 与林毅夫等创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期间提出：“要抓紧有利时机，加快改革步伐。”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启动全面改革。 身居海外的中国经济学人也在关注着中国的经济改革。“大家经常聚在一起谈论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国外毕竟‘隔靴搔痒’，都想回国参加改革开放的实践。”北大国发院教授张帆和易纲均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成员，两人在学会的活动中认识。 1993年前后，易纲和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同仁们开始关注和投身于中国的改革实践中。1993年，易纲、田国强、张维迎、张帆、马骏等人前往台湾考察，易纲为团长。“当时台湾是亚洲四小龙，把台湾的经验和内地的改革联系在一起，为中国改革探路。”田国强说。  1993年夏，易纲、张维迎、海闻、田国强等齐聚海口，激辩中国改革。此后，易纲、林毅夫等人到北京，和北大、清华两所高校“谈判”筹备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2月，易纲、张维迎、张帆、海闻等人又聚在北京召开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筹备会。 1993年，易纲和田国强还主持编撰了14本的《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丛书序言中写道：“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人曾经成功的创造了台湾经验、香港经验，中国人正创造中国大陆的经验。” “在海外的时候，对易纲非常深刻的印象是，他有一种远大的理想，使命感非常强。当时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时候，也是有着这种使命感、责任感和担当。”田国强说。 1994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北大成立，林毅夫为中心主任，易纲、海闻为中心副主任。“易纲在内的中国经济学人回国的最大动机是，中国国内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革，作为经济学家，担心错过国内的实践机会，怕掉队。”张帆说。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设四门课，易纲教授计量经济学。 “记得有一次易纲老师讲课，有位同学发表了一段见解。易纲老师鼓励那位同学说下去，之后提出一个让我们闻所未闻的教学方式。”一位学生曾在国发院官网回忆称，易纲说，从下节课开始直到学期末，我不讲课了，你们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把这门经济学原理讲得更好，每次两小时的课都由一位不同的同学上来讲，这位同学要自己备课，并且课堂上回答大家的问题，以后我就坐在台下和你们一起听课，打算报名讲课的同学在每周提前到我这里申请。 后来的局面别开生面，报名者踊跃，常常是大家因为没有争取到讲课的机会而感叹。 学者易纲：笔耕不辍、有话要说 三年后的1997年，易纲进入中国人民银行。 “回国后，他经常参加央行的一些会议和活动，想参与到中国改革的实践中去，1997年正式进入央行。”张帆说，易纲在国外做得最多、最主要的工作是研究中国货币的需求函数，发表了很多文章，把体制改革、货币化因素都加到需求函数中去。“货币政策是易纲的专业研究，到央行工作或许是他的理想。” 但在此后的许多年里，易纲已在央行担任要职，仍常常会回到北大，为同学们答疑解惑。从北大公布的照片来看，易纲的讲座常常是座无虚席，经常爆满。 在北大教书期间，易纲的学术著作受到了各方关注。北大国发院2002年一篇简介称，易纲在英文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20多篇。其中有11篇被世界权威索引《经济学文献期刊》编入其期刊和电子索引。 “为什么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还能写出这么多文章？原因很简单，是有感而发、有话要说。现在的出版物是太多了，信息量在爆炸式的增长，可以说是好的东西不多，一般的、东拼西凑的、差的东西不少。我在想，这么多如此差的出版物得浪费多少纸啊。”易纲在第二部论文集《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里写道。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曾评价易纲和张帆合著的《宏观经济学》：“这是我读到的最好的中国版宏观经济学教科书。” “当时写《宏观经济学》时，易纲已经是央行副行长了，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仍每隔一段时间和我碰头、开一次会。”张帆说，易纲自己撰写了很多章节，未让学生代笔，“后来这本书出版后，稿费都给了我。” 张帆还参加过几次易纲和学生的聚会。“他很重视和了解学生的情况，他的很多学生在金融界，他们在一起讨论很专业的问题，他通过这些学生了解一些下面存在而上面不了解的问题。” 中国货币政策“代言人” “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这样的表述，主要是针对金融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而言的。”在3月9日的两会记者会上，易纲再次对货币政策作出解读。 近年来，熟谙金融市场的易纲已经成为了中国货币政策的代言人之一。 2016年，易纲在一年一度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会上表示，中国需要在货币政策上为应对美联储加息做准备，而央行已做好准备。此后人们也发现，中国的金融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表现也越来越稳健。 “货币政策是一门科学，更是一种艺术。特别是在货币政策操作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策略选择问题。”易纲在为《货币数量、利率调控与政策转型》一书所作的序中写道。 如何达到最优解？在易纲的眼里，一方面，央行积极稳妥的推动货币政策框架逐步以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的方向在转变，创新多种的货币政策的工具，不断增强利率的调控；一方面着力建设宏观审慎的方法，以此起到稳定物价和金融稳定的作用。 在易纲被提名的消息出来后，有市场人士感慨：“中国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可以有保证。”而英语流利、多次出席国际会议的易纲，也受到国际金融人士的欢迎。 “他具有国际视野，也有着多年的实践经验、专业的学术能力，他是最好的人选。”在田国强看来，易纲实现了当时回国的初衷——投身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中去。 采写/新京报记者 宓迪 侯润芳 实习生杨婷 推荐阅读： “平静”易纲： 坚定的改革派 宠辱不惊的原则先生 新行长易纲新使命：央行总行第一位海归已工作20多年 易纲接棒周小川任央行行长 倡导利率市场化改革 改革者周小川：曾表示不能让老百姓手中的钱毛了 “人民币先生”周小川的未竟使命：汇改还差临门一脚 [详情]

　　 易纲：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 昨日上午，易纲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选新一任央行行长，使命神圣而光荣。在被问及上任后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什么时，易纲称，主要任务是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并保持金融业稳定。（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证券时报记者 宋春雨/摄[详情]

　　央行“易”主 易纲直面三大任务与三大挑战 “主要任务是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央行行长易纲说。 来源：证券时报 证券时报 记者 孙璐璐 3月19日上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易纲被提名并选举为新一任中国央行行长。至此，周小川正式结束十五年的央行行长生涯，央行迎来新掌门人。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在当天人民大会堂里公布选举结果时，易纲在会场里拿着本子和笔认真仔细地做着选票结果的记录。当念到他的投票结果时，他面部表情并无明显变化，仍是微低着头记录着。即便在会后被媒体围堵得里三层外三层，易纲泰然依旧，当被问及当选感受时，他表示，“我的内心是平静而庄重，使命神圣和光荣”。 易纲集海归学者和实干派官员为一体，是既具国际视野，又深刻了解中国实情的技术性官僚。专业、稳健、务实是外界对他的一致评价。作为需要专业素养且兼备国际视野的一国央行行长一职，易纲的履历担得起这个位子。此前在央行工作期间，他是人民币汇改和人民币国际化的策划人和深度参与者；得益于工作和海外留学的经历，他又对货币政策有着深刻的研究和理解；而当他开启统领央行新时期之时，这些问题会继续成为他任期内的考验，更具挑战的是，在当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之时，易纲所面临的“拆弹”中国金融风险的任务更显艰巨且急迫。 学者易纲：“我是一名教师” 易纲的求学经历，似乎预示了央行是他最合适的工作选择。 易纲称得上是个学霸。他以“文革”后恢复高考的“新三届大学生”的时代烙印，在1977年考进了北京大学经济学系。 但易纲的求学经历并未止于北大。1980年北大毕业后，易纲前往美国继续求学6年，分别在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并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便在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任教长达8年，且年仅34岁便在印第安那大学获终身教职。 在印第安那大学任教期间，易纲写了多篇研究中国货币需求问题的文章，通货膨胀则是其在研究中国货币需求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也是他后来所一直关注的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这项研究持续了十余年，并在2003年将多年研究成果集结成一本名为《中国货币化进程》的专著。此外，1999年，易纲和他人合写出版的《货币银行学》，在日后也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经典教科书。 学者这个身份一直伴随着他。即使进入央行任职之后，他依然热爱研究，主要的研究领域为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他的研究成果，被国际组织、国内外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的学者多次引用。 2009年，时任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局局长的易纲出版了《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该书主要收录了其在2003年~2009年间的研究文章。在该书的开篇自序中，易纲仍自称“我是一名教师”。他提到，“我还有勇气出此书是因为我的文章是用心写的，在每篇文章的特定背景下，我想到前沿去了，我希望并相信能给年轻人以启发和帮助。” 坚定的改革派 易纲是在1994年回国的，起初与林毅夫等人发起组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与央行的“缘分”，从1997年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正式开始。 1997年也正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对中国当时进行的金融改革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反对金融业改革开放的保守声音甚嚣尘上。1998年初，易纲与现任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合写了一篇分析拉美国家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文章，建议资本市场开放要继续推动但需渐进有序，并实行有弹性的汇率政策。 易纲早年对人民币汇率、资本项目开放和外汇储备的研究，成为他在2009年后担任国家外汇局局长的有力理论支撑，这也使得他成为人民币汇改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重要谋划人。 与周小川一样，易纲是个坚定的改革派。在他担任国家外汇局局长期间，中国的外汇储备一度直逼4万亿美元，管理规模如此庞大的资产并实现保值增值，易纲选择的解决方案就是多元化的投资，不再单调地投资美国国债，而是放眼全球金融资产。为此，他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聘请了一批专业人士，引入市场化投资的理念。 易纲在担任国家外汇局局长之初，就强调外汇管理要顺应时代潮流，从重审批向重事后监管转变。他还提出了从“有罪假设”转变到“无罪假设”，逐步从“法无明文授权不可为”转为“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等法治思想。 上述改革思路一直延续至今。去年末，他撰文指出，我国将在2018年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意味着有两大重要转变：一是它打破了各种形式的不合理的限制和隐性的壁垒，把整个市场的剩余决定权都交给了市场；另一个则是政府从重视事前的审批，转变为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 新行长的三大任务 和三大挑战 当易纲当选为央行行长的结果公布之后，境内外的媒体早已堵在人民大会堂二楼楼梯口，等待着易纲的出现。 易纲一现身，瞬时就被媒体里里外外围堵了三四圈。面对记者此起彼伏的提问声，易纲终于停下脚步说，“我就回答三个问题”。这延续了他一贯的规矩，而他的回答又同样精炼且直奔主题。 最先被问及的便是开篇说的当选感受，第二个问题便是问他上任后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主要任务是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易纲说了三点。 这高度概括了未来几年易纲所带领的中国央行的主要使命，同时也包含了他所面临的三大挑战： 一、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在央行工作逾二十载，易纲对央行的使命和挑战最熟悉不过，由他“接棒”周小川，可谓是无缝交接。不过，年过60的易纲，在未来5年所要面对的中国央行，仍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首要的就是如何打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攻坚战。 去年成立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简称“金稳会”），强化了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金稳会的办公室设在央行，也说明未来央行在金融监管中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金稳会成立的首要任务就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落脚到央行，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框架，是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宏观调控手段。 宏观审慎框架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其核心内容是以资本金约束金融机构的经营扩张，要求金融机构“有多大本钱做多大生意”。目前纳入MPA季度考核的只包括银行业金融机构，但一央行内部人士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未来会适时将券商、基金、保险甚至是大型互联网金融机构纳入MPA考核范围内，强化资本约束。 除了MPA考核外，未来央行还将统领对资管业务和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而实现这些监管的基础，都是建立在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之上。 二、货币政策调控的新考验 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是各国央行的法定职责。也因此，随着国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货币政策调控也成为考验各国央行的永恒挑战。 面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易纲对于今年的货币政策取向开出了四个“药方”： 一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不能依靠货币信贷的“大水漫灌”来拉动经济增长，央行要根据调控需要和流动性形势变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增强流动性管理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稳定，促进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流动性环境。 二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探索将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同业存单、绿色信贷业绩考核纳入MPA考核，优化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对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 三是适当发挥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继续运用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再贴现、PSL等工具支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再贷款支持力度。 四是继续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央行将按照“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探索和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增强利率调控能力，进一步疏通央行政策利率向金融市场及实体经济的传导。 三、人民币国际化路漫漫 人民币国际化是周小川的未竟之命，也是易纲在任内需要继续主推的一项重要工作。特别是在推动人民币汇改的议题上，易纲的态度始终如一——“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能够有效提升我国经济金融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 当前，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不断增强，央行也已退出外汇市场的常态化干预，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人民币汇率实现清洁浮动只差“临门一脚”，易纲在担任央行行长任内，有望实现十余年漫漫汇改路的终极目标。 搞活外汇市场，继续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易纲要走的路还有很长。[详情]

　　易纲 新行长新使命 3月19日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经投票表决决定，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对于当选央行行长，易纲在进行宪法宣誓前对媒体表示：“心情是平静和庄重的，使命是神圣而光荣的，我一定按照宣誓的誓词来做好工作。”对于当下的主要任务，他表示，主要任务是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推动金融的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 已在央行工作20多年的易纲，新征程将面临哪些新挑战，又将带来哪些新气象？ 一颗学者的心 在业界和学界，易纲被普遍认为学术功底深厚、业务能力强。有媒体报道称，时任美联储高级经济学家王健曾表示，易纲具有国际视野，又深刻了解中国国情。 作为央行总行的第一位“海归”，易纲给大家的印象更多的是“学者”而非“官员”。 有报道称，与易纲相识多年的美国康奈尔大学一位经济学家曾说，易纲行事手法很专业，有方法，善分析，能接受不同观点。他认为易纲“有一颗学者的心”。 这颗“学者的心”始终伴随着易纲。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20岁的易纲考上北京大学经济系。在北大学习期间，易纲被选派出国留学，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4年，36岁的易纲回国，与林毅夫、朱民、海闻、张维迎等共同发起成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此后三年间，易纲全身心投入中国金融理论和政策研究，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经济、金融的论文，并教授计量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和国际金融等课程。 从1997年起，易纲开始了央行工作生涯，历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司长，行长助理，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等。在此期间，易纲在学术上的探索并未停止，出版了《货币银行学》《中国的货币化进程》《国际金融》《宏观经济学》等著作。 迎接新挑战 作为周小川的继任者，在当前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下，易纲无疑将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货币政策调控。易纲此前在《中国金融》杂志撰文指出，2018年货币政策调控面临一些挑战。从国际上看，美联储的进一步加息动作为各界所关注，全球利率中枢可能会有所上行。 美国减税措施和外贸政策仍会给全球经济格局带来一定不确定性。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取向变化也会对我国的政策空间形成一定挤压，增大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从国内看，经济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内生增长动力仍待强化，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未完全解除，金融乱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是人民币国际化。易纲此前表示，人民币距离真正一流的储备货币还存在差距，在信用卡、第三方支付、支付清算系统、托管系统以及市场的开放程度等方面都有待完善。 三是防范金融领域系统性风险。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有效控制金融风险。近年来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混业金融产品累积的风险不容忽视，如何实施无缝对接的全面监管、治理金融乱象、金融去杠杆、实施穿透式监管、更好地发挥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作用，都是央行新行长面临的挑战。 带来新期待 全面深化改革正在推进，作为新任央行行长，易纲将带来哪些新期待？ 此前易纲在央行分管货币政策业务期间，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取得一系列创新，包括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F）、抵押补充贷款（PSL）、中期借贷便利（MLF）等。这些创新适应了新常态下经济金融运行的新形势，提高了货币政策调控的前瞻性、灵活性和有效性。 除货币政策工具创新外，对于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易纲曾指出，让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作为双支柱相互配合，目的一是保持币值的稳定，二是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 在金融改革方面，易纲3月19日对媒体表态，“推动金融的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 易纲此前表示，继续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利率市场化方面，将探索和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增强利率调控能力，进一步疏通央行政策利率向金融市场及实体经济的传导。 在人民币汇率方面，易纲表示，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 在金融业对外开放方面，易纲在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国内市场现在也在变大，不管是股市、债市还是其他的市场，将来也都要做双向的开放。” 九州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表示，在中国步入新时代、国际反全球化浪潮兴起的背景下，中国是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央行行长的国际视野有助于增强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有利于全球经济金融的共同发展。[详情]

　　原标题：易纲忆高考：作文偏题、考上北大纯属撞大运 在2007年的纪念恢复高考30年纪念册中，易纲撰文记载了高考和入读北大的经历。 来源：北大经济学院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忆1977年参加高考 我是北京第162中学毕业的，这个学校现在已经没有了。 高中毕业后，我赶上了上山下乡的尾巴。上高三时学校组织我们学生干部去考察将来插队的地点，有三个选择：陕北延安地区，北京延庆县，北京顺义县。我对插队并不陌生，我的几个姐姐要么去了东北兵团，要么去陕北插队，上高中时我曾写过插队题材的小说。 因为在中学是学生干部，插队时自然是知青队长。我们162中那年高三毕业有三个班，去插队的大约有100人，正好男生女生各一半。我们插队的地方是北京市顺义县高丽营公社西王路大队。 我插队时干了一件事，险些影响我后来是否参加高考的决定。当时生产队给我们知青定的工分比较低，大约干一天是6分或6.5分，壮男劳力的工分为10分。作为知青队长，我应同学们的要求，向队里提出要提高工分，队里不同意。同学们闹罢工，为此有5—6个同学受到严厉批评。我一直认为自己对此事有责任，想留下来和同学们一起承担责任，所以高考我迟迟没有报名。 我是直到最后才报名高考，本想考理科数学系，后来觉得时间太紧，没有时间复习物理和化学了，所以选择了报考文科。我的第一选择是政法（后来的法律系），因为听说需要政审，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就改报经济学了。至于第一志愿报北京大学，纯属撞大运，根本没有期望北大会录取我。 北京那年的高考大约是1977年12月10—11日左右。高考是两整天，一共考四门：政治、语文、数学和史地。我是在顺义报的名，考场在张喜庄公社，距离我插队的地方大约十华里。我们村100个知青中有十来个人报考。高考前夕我已不干知青队长了，我是知青伙房的管理员。记得高考第一天早4点我到伙房和大师傅一起做饭，早饭是馒头、咸菜和粥；还给大家准备了要带的午饭糖三角。吃过早饭后，大约早上6：30，我们十来个同学一起步行到张喜庄，天气非常冷，十里路要走一个多小时，我们赶到张喜庄中学考场时，天还没有大亮。 四门课考下来后，我感觉良好，只是对语文考试没有把握。语文考试的大头是一篇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我当时想，1977年这一年我插队，没啥好写的。于是我就写了1976年，从周总理逝世、唐山大地震，到毛主席去世，再到粉碎四人帮。考完之后一问，权威人士说：“你跑题了，题目中的这一年指的是今年（1977）”。 这年我19岁。邓小平先生果断恢复的高考改变了我的一生。 上北京大学的第一天 从1977年底高考完，我就一直呆在我插队的北京顺义县高丽营公社西王路大队。当时我是知青伙房的管理员，无论刮风下雪，生产队每天都给我记10分，观在回想起来，对插队生活我还有几分留恋。1978年初，我接到了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录取通知书。2月下旬的一天，我带着插队的所有行李从西王路村直接到北京大学报到。 到北大后，很快就办好了入学手续，一位女同志领我到了我的宿舍，北大37楼213房间。37楼在北大校园的最南端，我走进213房间，见屋里已经有一位军人在书桌前聚精会神地看书。经过寒暄和自我介绍，得知这位军人同学叫寇奎阁，他正在阅读《资本论》第一卷。我心想，北大的同学这么厉害，真能抓紧时间学习。 213房间不大，共有三张上下铺床，看来这间房要睡六位同学；我看有两张下铺已经有行李，就把自己的行李放在另一张空着的下铺上。我显然想要一张下铺，因为睡上铺上下床不方便。经过短缺经济（编者注：原文为“知缺经济”）的人都有竞争意识，我把我的行李略打开些，放在床上，意思就是我占领了这唯一剩下的下铺。然后，我就出去办其他事去了。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我办完事回到宿舍，见层里多了几位同学，但我的行李被挪到上铺去了。我有些不高兴，便问：“谁把我的行李挪上去了？”这时有一位年纪略大一点的同学回答：“是我挪上去的，我叫张文祥，我年纪大，上下铺不方便。”我当时刚从农村来，火气特别大，我说：”这下铺是我先占的，你若想换，也得等我回来商量后才行，你怎么搬上去的，怎么给我搬下来。”于是我俩便吵起来，互相揪着脖领子，谁也不让谁。 这时，旁边的几位同学有些尴尬，正不知如何处理，寇奎阁过来劝架了：“你们别吵了，我看这样吧，老张岁数大，老张睡我的下铺吧。”寇是我们六人中第一个来报到的，他的下铺靠窗，位置最好。于是这场风波结束，老张把他的行李搬到小寇的下铺，小寇睡上铺，我的行李回到我占的下铺。后来我才知道，老张比我大十一岁，是我们班上年纪最长的同学。 这是我来北京大学的第一天。我们宿舍（213房间）有六位同学：寇奎阁、张文祥、张占刚、何小峰、胡元扔和我，我和张文祥是二班的，其余四人均是一班的。我们一起住了一年多，相处得很好。[详情]

　　来源：网易研究局（ID：wyyjj163）独家稿件 作者|黄有光 周小川，自从2002年起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至今已有近十六年了，是中国央行历史上任期最长的行长。2012年，他被《彭博市场》评选为全球金融50大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周小川是一个勇于与善于进行市场改革的健将。他在2013年7月开始力推的利率市场化，在2015年底之前已经大致完成。这十年左右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也很有成绩，已经使人民币成为世界储备货币，是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储备货币。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高速发展，人民币将成为能够与美元分庭抗礼的主要储备货币，这应该是指日可待的。 著名经济学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温思敏讲座教授 经济学帮助避免大萧条 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措施是温家宝总理于2008年11月决定，于2009年推行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当时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出台后，很快便引发了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的激烈批评，林毅夫则是少数对该计划公开表示支持的经济学家。笔者向来认为这4万亿计划，在当时全球金融危机的非常时期，很可能是很必要的。批评这一计划的经济学家可能是受到传统经济学的影响，认为市场大致能够自己调节，不必政府干预；货币是中性的，只能影响价格，不能影响产量与就业。 这个传统经济学的货币中性的结论，是在假定厂商是完全竞争者的模式论证出来的。笔者用综观分析（综合宏观、微观与全局均衡分析），不必假定完全竞争，得出在完全竞争时，货币是中性的；在非完全竞争时，货币可能中性（货币学派的情形），也可能会影响产量与就业（凯恩斯的情形）。实际经济是不完全竞争的，因此凯恩斯的情形至少有时可能适用，包括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其实，1929年有大萧条，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只导致大衰退，至少一个重要原因是包括周小川在内的各国央行负责人现在已经比较知道应该怎样处理总需求快速下降的情况，包括金融危机的情形。 2008年底到2009年初时，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出口大量减少，东莞一带很多工厂停工，农民工大量回乡下。如果当时没有4万亿的快速推出，以及全球各国央行的大量货币宽松与刺激经济的政策，全球经济出现大萧条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因此，虽然4万亿造成很多效率不高甚至很浪费的投资，但却成功避免经济增速下跌得更多。整体而言，是正确与成功的政策。 帮助市场化的改革与转型 帮助各国避免包括2008年那次在内的金融危机演变成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实际贡献。微观经济学也有一个重大的实际贡献。从司马迁《史记》中的“如水之向下”，到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到现代经济学的第一福祉定理，帮助人们认识到市场调节的功能与效率。当然，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自己根据实际经验的比较，但经济学也多少加强这个认识。这认识又部分促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苏联与东欧国家的转型，以及避免一些非洲国家再走中央计划的歪路。经济学在这些改变上的比例作用可能不是很高，但这些改变的整体作用巨大无比，因此，经济学在这方面的绝对贡献依然很大。 第一福祉定理说，如果不存在像污染等巨大外部作用，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的全局均衡是帕累托最优（即效率最高）的。完全竞争与没有污染都很不现实，但这定理一方面让我们认识到市场调节的功能，一方面让我们认识到什么情形需要政府对市场的辅助。例如，当有重大污染与温室气体排放等外部成本时，微观经济学建议对这些外部作用征收等于它们的社会危害程度的庇古税。如果这建议能够得到广泛采用，这会是经济学的另外一个重大实际贡献，帮助减少环境破坏，甚至可能避免人类灭亡。 帮助保护环境 有人认为庇古税不可行，因为污染与温室气体排放对社会的危害很难估计，尤其是涉及全世界与后代的情形。笔者于2004年在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的一篇文章论证，在多数情形，至少应该对污染征收等于清理污染的边际成本的税，而这边际成本是比较容易估计的。例如，二氧化碳在今后几百年的危害很难估计，但多数国家有进行减少二氧化碳的投资，例如植树等。如果每投资一万元，可以减少二氧化碳200吨。那么，至少应该对二氧化碳的排放征收每吨50元的税。而且，如果不考虑行政成本，这种税收的收入总数，比应该进行清理污染的最优总投资还大，会有足够的资金来清理。这篇文章同时解决环保的两大实际问题（估计困难与清理污染的资金来源）。 对污染等外部成本的控制，除了税收，还有另外一种方法，采用配额的限制，而让配额可以自由买卖。对于税收与配额的优劣，有很多讨论。笔者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配额不可以免费发送，而应该采用拍卖等方式来收费。如果根据历史的污染量来免费配送配额，则以前污染多的就能够得到多配额，而配额是可以卖钱的，这就会鼓励人们将来加大污染，甚至鼓励人们做不道德的事，因为干坏事有好报。如果配额需要付费，则配额与征税的差别就不大了。因此，除非行政成本很高，征税是最好的控制污染的方法。 帮助有效政策的采用 很多人反对拍卖，认为这会让有钱人得利，而支持像摇号的随机方式分配配额或车号之类的有限数目的物品，认为比较公平。其实，摇号是很不公平的分配方法。不必任何付出，光凭幸运，就能够获得价值几十万元的车号，很不合理。根据拍卖而获得者，必须付出高于任何其他没有获得者愿意付出的更高的金钱，才能够买到。社会得到这笔收入，可以用来进行环保或除贫等有重大社会价值的支出。不应该无端放弃这笔收入，让幸运的人不必付出任何东西，就平白获得这车号。 不错，即使没有贪污与滥用权力等，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会有相当的贫富差距。政府可能需要设法减少贫富差距的程度。然而，原有的贫富差距，很大程度是原有赚钱能力的禀赋分配不平均，这是更高层次的幸运与不幸。要减少这种不平均，不是用摇号的方式来增加更多的幸运与不幸的差异，而是应该多征收高收入者的税，加强除贫的力度，去除一些增加不平等，尤其是机会不平等的一些制度或政策（例如城乡隔离政策），加强防止用贪污与滥用权力等手段来致富。 我们要增加平等，但要用有效的方式。笔者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4的一篇文章论证，不论我们要达致的平等程度是多少，都应该在具体措施上（包括污染的征税、车号的分配等）以效率挂帅（例如用拍卖而不是摇号），而在整体平等政策上加强力度。这样，给定同样的成本或效率的损失，就能够获得最高的平等程度。你让有钱人能够用金钱买车号，就能够对他们征收更多的税，也能够维持他们的挣钱激励，或使他们不把资金转移到外国。而且，如上所述，他们付的车号费，还能够用来除贫。 微观经济学的一个贡献就是让人们认识到什么是比较有效率的方法，不论是用在增加平等、保护环境或其他具体经济政策上。在采用有效的经济政策上，新加坡是全世界最有效的国家与城市，它不但用拍卖来分配车号，还用最有效率的第二价格拍卖，比起北京的摇号，新加坡是特优。 像周小川这样优良的央行行长退下后，希望其替代者，以及其他有关政府机构的负责人，能够更多理解经济学的精要，而在各种经济政策中采用比较有效的方法。在相当程度上，这也取决于更多人对经济学的理解。在这方面，除了学校的教育，媒体的作用也不可少。[详情]

　　来源：海清FICC频道 作者：邓海清 陈曦 刘伟 2018年3月19日，国务院提名易纲担任中国央行新行长，市场猜测已久的中国央行新一任行长终于尘埃落定。通过与之前的中国央行行长、美国新任美联储主席相比，我们认为以下信息值得关注： 一、首任“海龟”央行行长 易行长之前的历任行长，均为纯国内教育背景：周小川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机械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戴相龙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朱镕基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 易行长是首位具有海外教育背景的中国央行行长：易纲曾在1980年至1986年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86年至1994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教、副教授。 此次认命易纲为中国央行行长，表现了中国政府的更加开明、更加自信，不拘一格降人才。此前市场曾有传言，易纲的海外经历不利于易纲接班央行，现在看来这一传言完全低估了本届政府的开明和自信。 在中国步入“新时代”、国际“反全球化”浪潮兴起的特殊背景下，“海龟”行长具有特殊的意义：这表明中国是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央行行长的国际视野有助于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制度性话语权，有利于中国抓住美国全球化倒退的历史机遇，也有利于全球经济金融的共同发展。 二、上任时并非中央委员 回顾历任央行行长，陈慕华上任前为政治局候补、国务委员，李贵鲜上任前为国务委员、中央委员，朱镕基上任前为副总理、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戴相龙上任前为中央候补委员，周小川上任前为中央委员；也就是除戴相龙外，近三十多年来的央行行长上任前均至少中央委员。 易行长目前是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与戴相龙相同；如果只比较央行历任行长，中央候补委员接任央行行长确有先例，似乎并没有什么异常。 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银监会主席郭树清是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同样是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从央行与银监会、证监会的对比看，央行是国务院组成部门，银监会、证监会并非国务院组成部门，而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同时从近几年的权力重构看，央行的权力在逐步提高，从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看，剥离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审慎监管制度的拟定权到央行，央行的权力空前，易行长在不久的将来提高到中央委员几乎是必然。 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于2017年10月发布，易纲当时并未成为中央委员，而就在仅仅半年之后，易纲成为央行行长。市场之前猜测的新任央行行长热门人选，除易纲外，主要包括刘鹤、郭树清、蒋超良、谢伏瞻等，均为十九届中央委员，此次易纲以中央候补委员上任，央行行长的决策过程确实多少超出了市场预期。 三、周行长的老搭档，央行政策有望保持平稳延续 周小川行长在2016年“两会”时期曾表示“易纲副行长负责人民银行各项工作”，这是易纲被市场认为有望接班周小川的重要信息。周小川的央行行长任期为2002-2018年，易纲担任央行副行长的任期为2007-2018年，且在2002-2003年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2004-2007年任央行行长助理，两位新旧行长在央行的经历高度重合。 易纲接任央行行长，对于中国金融市场而言，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地，“紧货币+严监管”担忧有望减轻。此前市场曾担忧，新任央行行长的货币政策将是“紧货币+严监管”，目前看这种担忧可以告一段落。易行长作为周小川行长的老搭档，长期主管货币政策和国际业务，非常熟悉周行长时期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对于如何执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早已轻车熟路，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有望保持平稳延续， 四、前后脚换届的中美新行长对比 2018年3月，易纲上任中国央行行长，就在一个月前的2018年2月，鲍威尔上任美联储主席，中、美两个大国央行行长均实现新老更替。在“中美新一轮国运交锋博弈”的时代背景下，对比两国央行行长的异同是一个值得参考的角度。 从学术经历看，鲍威尔是政治学学士、法学博士，最早的从业经历是律师，之后在投行、并购等领域工作，是非经济学科班出身、长期从事法律工作的实践性官员；易纲是经济学博士，1986年毕业后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任副教授，回国后在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直至1997年才在央行任职，象牙塔的学术经历长达十年之久，是以为不折不扣的经济学者型官员。 两位新任央行行长都具有低调务实的特征，并非所谓“明星官员”，上任后的个人色彩可能淡化。 鲍威尔上任前，一度并非美联储新任主席的最大热门，耶伦、柯恩、泰勒、沃什等的市场知名度和呼声均曾高于鲍威尔。鲍威尔上任之前，很少就货币政策发表公开讲话，而是更关注美联储的棘手问题。 易纲上任前长期主管货币政策和国际业务，回顾这两块央行最重要的工作，可以发现从来都是脚踏实地、立足中国国情；易纲本人的学术著作和论文也非常丰富，其学术功底在业内皆有口碑，在英文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其中有 11 篇被世界权威索引《经济学文献期刊》编入其期刊和电子索引；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中国经济评论》、《比较经济学研究》等经济杂志上发表中文论文40余篇，并著有10本中文著作。 从中美两国用人风格看，特朗普偏好任用鹰派、保守主义、反全球化的价值倾向，而中国政府则释放出自信、开放包容性、全球化价值倾向。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曾一度被市场认为是鸽派，但上任后的表态却证明是一位鹰派人物，近期美国政府成员剧烈动荡，首席经济顾问加里·科恩辞职，美国务卿蒂勒森被撤职，新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强硬派，曾于2017年表示“从长远角度来看，中国将会成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中国对美会造成长期威胁”。 中国政府此次任命易纲为新任央行行长，易纲具有丰富的海外经历、广阔的国际视野，长期主导中国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市场化工作，在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制度性话语权的新时期，在“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积极推进的新阶段，易行长必将带领中国央行推动中国金融和实体更好的站上国际舞台，有效支持“一带一路”等中国主导的新一代全球化战略。[详情]

　　 新浪财经讯 3月19日消息，全国人大决定易纲为新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2012年9月，时任央行副行长易纲在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读书会上，谈及了当年揣两美元到美国留学时的经历。 以下为文字实录： 易纲：1980年我兜里揣两美元到美国，当时出国只让换两美元的外币。虽然我的学费和住宿都是免费的，但是我吃饭和零花钱必须得自己打工。我去了之后，每个星期在学校食堂洗三次碗，每次洗三个钟头，开洗碗机流水线，我是流水线的一员，可以挣一些零花钱。 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是有终身教职的经济学副教授。1986年我就当助理教授了，那时候中国和美国的工资差距极大。我一当助理教授之后，税前一个月是几千美金，1986年的时候你能够一个月拿几千美金，我妈妈是一个小学校长，在我心里她是一个全能的人，她的能力比我要强多了，她管一个学校，管几十个老师，几百个孩子，很多个班级。那时候我妈妈一个月只挣99块人民币。 我就在思考，这个差距怎么那么大？我20多岁，一个月挣几千美元，我当教授的时候一个星期只需要上两天班，我只有两天有课，我把答疑时间也安排在那两天，剩下时间可以在家里，每个礼拜去两天就可以了。我在想为什么中美劳动生产率差距这么大？原因何在？我后来搞经济研究和货币政策，实际上跟我的经历，以及这个反差和我的成长经历分不开。[详情]

　　中国证券网讯（记者 李丹丹）3月19日上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易纲当选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随后，他同新当选的部委负责人一起，进行宪法宣誓。 在进入人民银行系统21年后，当年在美国获得终身教职的经济学副教授，终于成为成方街32号的掌舵者。“我的心情是平静和庄重的，使命是非常神圣和光荣的，我一定会按照宣誓的誓词做好工作。”易纲如此描述当选人民银行行长后的感受和心情。 资料图 上证报记者 史丽 摄 “真正的学者型官员” “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型官员。”一位人民银行系统工作人员昨日向上证报记者如此评价。 在加入人民银行系统之前，易纲在高校执教11年，长期从事研究工作。这段经历与美联储原主席本·伯南克、珍妮特·耶伦颇有相似之处。 简历显示，1986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易纲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教、副教授，并于1992年获终身教职。1994年易纲回国，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1997年易纲以北大教授的身份直接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开始“书写”他与央行的20余年缘分。 学者这个身份一直伴随着他。即使在已经任职人民银行之后，他依然热爱研究，研究领域为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且研究扎实，经得起专业推敲和时间检验。他的研究成果，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国内外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的学者多次引用。 《1998-2000中国通货紧缩研究》是易纲带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编写的，尽管时间过去将近20年了，这本书仍具有很强的参考和研究价值，数位经济研究人员均对记者力荐此书。 易纲有两本论文集。《中国的货币化进程》收录了他1988年至2003年期间撰写的主要论文，2003年至2009年期间的主要论文则被纳入《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 论文集的专业性毋庸置疑，围绕利率、汇率、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等逐一展开，光是自序也极具可读性。《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的自序写于2009年12月，彼时易纲已经是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外汇局局长，文中他依然自称“我是一名教师”。他提到，“我还有勇气出此书是因为我的文章是用心写的，在每篇文章的特定背景下，我想到前沿去了，我希望并相信能给年轻人以启发和帮助。”这是他对自己的学术自信。 该自序并没有过多谈及金融改革，反而分享了他对保护环境和提高国民素质的思考，并称这两者与金融改革同等重要，其学者的“可爱劲儿”和社会责任感跃然纸上。 身体力行改革与开放 易纲是“海归派”和“学院派”，相信市场经济的力量，坚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在长期的研究和实践过程中，他深谙中国经济运行之道，并将理论与中国国情充分结合，提倡用渐进式改革的方法，耐心寻找“此岸”到“彼岸”的路径。 2003年易纲担任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并于次年任人民银行行长助理。2007年12月他升任人民银行副行长，2009年至2015年期间兼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2014年他还多了一个职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这段期间，他主管的货币政策逐步完成了从行政调控到市场调控的转型，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箱日益丰富和完善。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货币政策》一文中，他指出，渐进式改革模式意味着货币政策工具将有一个必然的转轨时期，其间新旧政策工具平行和交叉运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孰轻孰重、如何取舍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搭配使用多种政策工具，妥善处理好新旧政策工具间的关系，不断提高货币调控的艺术。 易纲对于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坚定不移。2015年“8·11汇改”在市场引起广泛关注，质疑声音也很多。易纲在随后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表示，这次改革主要是就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机制做的一次调整，调整以后，整个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市场化。 “一个僵化的、固定的汇率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也是不可持续的。一个有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肯定会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更有利。”易纲说。 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没有摒弃渐进式改革的理念。他指出，在现在这个发展阶段，有管理的汇率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它既体现了市场的弹性、市场汇率调整的灵活性，同时又在市场波动过大时能对它进行有效管理，使得整个市场对汇率的机制更加有信心，而且使整个市场和经济运行更加平稳。 从利率市场化到汇率市场化，从资本项下对外开放再到外汇储备多元化运用，易纲是过去二十年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大潮中的理论研究者、积极参与者和政策制定者。 今年年初他撰文指出，人民银行将按照“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将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在新的职位上，他将如何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开放？19日面对上证报记者的这一提问，他没有正面回答：“你们会看到，从之后的日程，一直到海南博鳌论坛，都会有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政策和举措。” 对于接下来的主要任务，易纲的回应同样纲举目张：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 央行“易”主，让我们拭目以待。[详情]

　　 易纲获任央行行长，他是坚定的改革派，也是温文尔雅的原则先生 作者 | 第一财经 徐燕燕 谁来接替周小川？谜底终于揭晓。 3月19日，经表决通过，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决定易纲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60岁的易纲，1997年加入央行，2007年升任央行副行长，2016年兼任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与周小川一样，他也是一位技术派学者型官员，同时兼具国际视野，并且是坚定的改革派。 青年时代留美学习、任教，易纲身上至今保留着学者风范。观点碰撞遇到焦点时总是免不了唇枪舌剑，而他始终温和表达、从容应对，引用数据、联系实操，往往一语中的，让对方心服口服。 熟悉易纲的记者都知道他每次只回答“三个问题”的习惯，无论记者如何追问，他总是从容应答，精准扼要，他有他的原则。 稳步推动汇率市场化改革、审慎推进外汇储备投资多元化等等，易纲的改革思想不仅局限在书本上，他更是一位实干家。 从学者到官员 生于北京，当过知青，易纲的命运转折开始于高考。 他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这年我19岁。邓小平先生果断恢复的高考，改变了我的一生。”易纲在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1978年至1980年，他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1980年大学三年级时前往美国，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1986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易纲一直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博士毕业后，他希望学成回国，当时中国改革开放风头正劲，是施展拳脚的好时候。 但当时的北大校长张龙翔希望易纲能够先在美国任教，只有那样才能了解美国的大学和教育。于是易纲申请了印第安纳大学的助理教授职位，并很快获得了美国的终身教职。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易纲结识了一群同样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留学生，其中包括现任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以及林毅夫、钱颖一、杨小凯、许小年等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这段经历对他日后影响深远。 1985年，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纽约成立，7年后，易纲担任会长，并开始定期在中国举行研讨会，聚焦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 1994年，易纲果断放弃了在美国安逸而稳定的生活，回到祖国，和林毅夫、张维迎等共同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就是后来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聚集众多专注中国经济问题的顶尖学者。 易纲日后在人民银行主管的货币政策和国际业务，正是他当时所研究和教授的领域。 1990年，易纲发布的第一篇独立署名文章就是研究中国1953年至1988年通货膨胀和价格波动的关系。此后十多年，他持续研究这一问题，到2003年，出版了《中国货币化进程》。 即使进入人民银行工作后，他依然笔耕不辍，截至目前，易纲已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中国经济评论》、《比较经济学研究》等经济杂志上发表中文论文40余篇，英文学术论文20余篇，著有10本书，其英文专著《中国的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多次引用。 1997年，易纲加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将自己的理论投入实际的政策研究和制定工作。他历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秘书长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货币政策司司长，行长助理，外汇管理局局长等职，从2007年就开始担任央行副行长一职。 2014年4月，易纲赴制定中国经济政策最高级别的议事机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担任副主任。2016年初，他卸任外管局局长，升任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当时有观察者预测，易纲这次新头衔“加持”，可能预示着未来将承担更重大的使命。 温文尔雅的原则先生 熟悉他的记者都知道易纲每次只回答“三个问题”的习惯。无论记者如何追问，他总是从容应答，精准扼要，但他有他的原则。 去年“两会”上，第一财经记者追采到当时还是政协经济组委员的易纲。2017年3月4日一早7点多，易纲独自一人前往酒店，正通过安检时被记者迎面碰到。尽管采访来的有些突然，一连接到三个关于宏观货币政策的问题，易纲并没有回避，而是准确、精炼地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对于中国是否会跟随美联储的脚步加息，易纲说，这还得考虑国内需求为主，具体要看经济、物价等方面。“我觉得还得再看一看。”至于降准，他说，应当综合研究，尽管当下我国外汇占款持续减少，但流动性还是正常、稳定的。 解释“稳健中性”货币政策时，易纲的回答简短有力：“观察，央行肯定要做到不松不紧。” 记者还要继续追问，他释放了一贯的原则，“今天就到这里吧。”因为宏观经济政策会影响市场，即使央行官员表态也会引起市场反响，所以，央行官员面对媒体随时要扮演新闻发言人的角色。 而在学术讨论时，易纲又总是展现他学者的风范。讨论遇到焦点问题时总是免不了唇枪舌剑，而易纲始终温和表达、从容应对，引用数据、联系实操，往往一语中的，让对方心服口服。 2015年3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演了一场关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激辩。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观点鲜明，担忧我国放缓了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度。因为政 府工作报告把“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改成了“稳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从“加快”到“稳步”，一词之差，政策基调大变。 本来不是发言嘉宾、全程在观众席上聆听的易纲在所有嘉宾发言结束后，在台下发言，指出“加快”是“推进”，而“稳步”是“实现”，回应了对改革放缓的质疑，寥寥数言扭转了整场讨论的结论，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留美多年、并成为同批留学生中最早获得美国大学终身教职的易纲，在国际舞台上也游刃有余，其智者风范为境外媒体所熟悉。 2016年4月，易纲与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美国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论坛上也有过一次激烈的交锋。当时，市场刚刚经历了2015年8月11日新汇改带来的波动，中国央行面临着“保汇率”还是“保储备”的监管抉择，加强资本管制的呼声不绝如缕。 伯南克等国际顶尖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难以突破“三元悖论”（货币政策独立性、稳定的汇率和资金自由流动不能同时实现）的限制，陷入了资本管制和人民币大幅贬值的两难选择。 易纲非但没有回避这一质疑，反而把话题拉回到“三元悖论”上，针锋相对地提出，“三元悖论”在实际上可以灵活运用，中国不必必须放弃其中“一元”，央行可以在“三元”的三个目标上各取一部分，实现最优结合。 他解释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有一定独立的货币政策来决定利率水平。中国资本账户也基本上是自由流动的，只是在非正常情况下采取一定管理。而人民币汇率在近年来也不再是固定汇率。 获得成绩时，易纲依然保持着宠辱不惊。2015年11月30日，IMF总裁拉加德宣布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篮子，人民币终于拥有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权重仅次于美元和欧元。 次日，时任央行副行长、外汇管理局局长的易纲说，加入SDR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肯定，心情是喜悦、平静。 坚定推进汇率市场化 和前任周小川一样，易纲也是一个坚定的改革派。 易纲任职央行副行长以来，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经历了两次重要的变革。中国汇改从1994年结束“双轨制”开始，到2005年参考一篮子货币，进展比较缓慢。与西方当时主流的改革路径不同，易纲始终强调，汇率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他看来，汇率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而目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好的选择是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2009年7月，易纲接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时正是国际金融危机刚刚爆发之际，美国将世界经济复苏不平衡的原因归咎中国，并再次将矛头指向人民币被低估问题。但如果人民币升值将进一步打击已经受危机重创的出口，还会放任外汇投机活动。而与此同时，各国纷纷出手干预外汇市场，全球“货币战争”一触即发。 在这样的内外部环境下，2010年6月人民币汇率改革重新启动。中国结束了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民币的弹性，即实现“双向波动”，人民币的价格逐步由市场需求来决定。 2010年10月8日，易纲在华盛顿参加IMF和世界银行年会前夕的一场研讨会上表示，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期，许多国家货币兑美元都大幅贬值，而人民币汇率保持了稳定，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2015年8月11日，汇率迎来第二次重大改革，确立了以“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市场化形成机制，并且人民币一次性贬值3%左右。当时中国正在为人民币加入SDR篮子做最后的冲刺，IMF评估的一项重点是人民币是否为“自由使用货币”，因此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是人民币能否最终入篮的关键。 但是市场主体“习惯了过去非常稳定的汇率”，这次调整引起了波动，一直到2017年初，人民币贬值预期一直存在。 易纲在2015年8月13日的吹风会上表示，一个僵化的、固定的汇率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汇改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主要是正面的。易纲在做政策解读时阐述了他心中改革的方向，“要相信市场，要尊重市场，甚至要敬畏市场，要顺应市场。” 在他的眼中，改革是一门艺术，是高度专业化精细化的艺术。他指出，加快外汇市场的发展包含丰富外汇的产品，推动外汇市场的对外开放。这里面也包括延长交易时间，引入合格的境外主体，从而促进形成境内外一致的人民币汇率。这些表述背后的核心是稳步有序的市场化。 在3月10日的今年“两会”记者会上，有境外媒体质疑，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加大对资本外流的管制，导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所放缓。对此，易纲做了通俗、精彩的回应。 资本可兑换是在稳步的推进，在资本项目下有两个最重要的项目，一方面是直接投资，包括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FDI（外商直接投资），一个方向是ODI（对外直接投资）。“直接投资，我觉得真实贸易投资背景下都是很方便的。另外一个大的项，比如说组合投资，就是金融市场的开放，我们国内股市、债市的开放和中国的居民将来可以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产，配置它的组合投资。不管是直接投资，还是组合投资，在这两个方面都会进一步的稳步推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这里有一些‘放管服’的改革，有一些便利化的改革，还有一些数据透明度，还有一些比如说反洗钱、反恐融资的要求，这些都会稳步的推进。” 易纲同时强调，“我们国内市场现在也在变大，不管是股市还是债市还是其他的市场，将来也都要做双向的开放。” “在做开放的同时，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控好风险，使我们的监管水平和开放的程度相适应，这样就能够在开放中防范好风险，使得中国的居民和全世界的投资者在中国市场上更加的便利，配置资源的效率更高。”他在记者会上表示。 创造性推动外储投资多元化 易纲在央行的一项重要改革是在外管局局长任上，推进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2009年他接任外管局局长时，中国外汇储备达到两万亿美元，随后数年继续大幅增长，直至2014年上半年，外储达到历史峰值，逼近4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官方外汇储备。 这既是一份厚实的家底，也是一份甜蜜的负担。如何替国家理好财，是外管局局长的重担。而过去，中国外储因大量投向美元资产，受到市场的质疑，尤其是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美元贬值，外界传言称，这导致了中国外汇储备“缩水”。 2010年，易纲接任外管局局长不久，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应当侧重资产投资。他不止一次公开强调，中国外汇储备配置没有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据媒体报道，当时为了解决外汇局人才问题，易纲力邀朱长虹辞去全球最大债券基金、“债券之王”格罗斯领导的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职务，加盟外汇局。朱长虹从系统、模型、技术、人员等方面，引入了诸多市场化的手法，让中国的外储投资更上一个台阶。 2011年3月举行的一次央行新闻发布会上，易纲回应此问题时称，中国的外汇储备方针，多年以来一直是推进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 一方面在币种上是多元化的，“是一篮子货币，主要的可兑换货币、储备货币、新兴市场的货币，中国都有”，另一方面，在资产上，也是推进多元化的，“有各种各样的资产”。 易纲同样强调，多元化投资是审慎推进的。“只要资产符合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的要求，都会予以考虑，然后进入一个严格的在防范风险前提下的投资程序。”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易纲表示，中国外汇储备投资在全球同行中居前列，并且远高于所投资国CPI。对于中国的外汇储备有过度挂钩美元资产之嫌，易纲解释称，“目前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只投资了1万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投资标的实际上是多元化的。” 在2015年8月的外管局分局长高级研修班上，易纲专门强调，下一阶段要继续加强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确保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 截至2018年2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3.13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3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中国减持167亿美元美国国债，持有规模降至6个月新低，但仍为美国第一大债权国。 新起点 接下来，60岁的易纲将以崭新的身份，开始他在央行第21年的工作，肩上的担子可谓厚重。 今年1月29日，他在《中国金融》撰文指出2018年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时称，预计2018年中国经济仍有望保持平稳增长。但也要看到，经济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内生增长动力仍待强化，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乱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他将如何带领中国央行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管住货币供给闸门，同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继续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外界将拭目以待。 一如去年底他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上评价人民币加入SDR时所言，“这是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是一个新起点”。 [详情]

　　中国人民银行历任行长 中国人民银行历任行长 姓名 籍贯 任职时期 南汉宸 山西赵城 1949年10月19日-1954年11月20日 曹菊如 福建龙岩 1954年11月20日-1964年10月 胡立教 江西吉安 1964年10月-1973年5月 陈希愈 山西霍州 1973年5月-1978年1月 李葆华 河北乐亭 1978年3月5日-1982年5月4日 吕培俭 江苏洪泽 1982年5月4日-1985年3月21日 陈慕华 浙江青田 1985年3月21日-1988年4月12日 李贵鲜 辽宁营口 1988年4月12日-1993年7月2日 朱镕基 湖南长沙 1993年7月2日-1995年6月30日 戴相龙 江苏仪征 1995年6月30日-2002年12月28日 周小川 江苏宜兴 2002年12月28日-2018年3月18日 [详情]

　　接掌央行 易纲5年来互联网金融的表态在这了 来源：互联网金融新闻中心 3月1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投票表决，决定易纲为新一任央行行长。 此前，易纲以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身份配合周小川，参与过去十余年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事件。 对于互联网金融，易纲也有自己的看法。早在2014年3月，易纲曾表示，“总体上支持互联网金融发展，发展过程中要容忍，但有些问题要及时规范，要平等竞争，才能创造更好的环境可持续发展。” 此后的5年间，易纲也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态度。2015年3月4日，易纲在两会期间表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关于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提案，有关部门正在反复研究。“出台政策既要拿捏把握度，又要促进发展，要适度监管。” 7月18日，央行等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一行三会分别对互联网金融分为七大业态领域进行监管，央行监管互联网支付，银监会监管网络借贷、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证监会监管股权众筹融资和互联网基金销售，保监会监管互联网保险。同时对网络借贷等进行明确界定，提出了建立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等。 12月28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在官网发布《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明确了P2P信息中介的定位，并对银行存管、备案制度等进行规范。 2016年4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8月份，银监会发布《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标志着互联网金融行业迎来强监管。 2016年，易纲在“2016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指出，要规范发展数字金融，支持普惠金融产品的创新。在规范发展数字金融和支持普惠金融创新方面，中国在过去这些年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特别是数字金融在中国发展比较快，数字金融有较强的普惠性。“中国将继续平衡好创新和防范风险的关系，引导数字金融规范发展。”易纲表示。 8月4日晚，央行在《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017）》中提出，探索将规模较大、具有系统重要性特征的互联网金融业务纳入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对其进行宏观审慎评估，防范系统性风险。 MPA，即宏观审慎评估，之前一般指的是央行对商业银行资本和杠杆情况、资产负债情况、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外债风险、信贷政策执行等七大方面的评估。 2017年年初，《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指引》和《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信息披露指引》相继发布，加上2016年发布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网络借贷信息中介备案登记管理指引》，网贷行业“1+3”制度框架基本搭建完成。 2017年9月，易纲在“2017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表示，凡是搞金融的都要持牌经营，纳入监管，要实现监管全覆盖。并强调要警惕打着普惠金融旗号的违规欺诈行为，提高公众的风险意识，区分合法金融和非法集资。 易纲表示，普惠金融有一个重要功能是对公众的金融知识普及教育，特别是对老年人，避免他们踏入“庞氏骗局”的陷阱。 12月13日，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近日向各地P2P整治联合工作办公室下发了《关于做好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整改验收工作的通知》（57号文）（下称“通知”），对下一步的整改验收阶段做出了具体、详细的部署。各地应在2018年4月底前完成辖内主要P2P机构的备案登记工作、6月底之前全部完成；并对债权转让、风险备付金、资金存管等关键性问题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说明。 2017年12月23日举办的“2017-2018中国经济年会”上，易纲表示，“要加强统一监管，对功能相似的金融产品要按照统一规则进行监管。要全面实施金融机构和业务的持牌经营，打击无照经营，对超越范围，违法违规经营活动要坚决打击。对综合经营、产融结合要严加规范，打击乱办金融，坚决打击违法集资非法活动。” 同时，易纲强调，继续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专项整治工作，“金融管理权是中央事权，要明确地方政府的责任，压实监管问责，这样就有一个整体的治理金融风险的稳妥方案。” 2018年1月，易纲在《中国金融》杂志撰文称，探索将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同业存单、绿色信贷业绩考核纳入MPA考核，优化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对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 易纲认为，2018年，金融乱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我们既要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也要心存风险意识、时刻保持警惕。 实际上，在易纲持续5年对互联网金融表态的同时，互联网金融也连续5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2014年，“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2015年，回顾2014年工作时，提到“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部署2015年工作时，再次提出“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2016年，“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2017年，“对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要高度警惕”；2018年，“健全互联网金融监管”。[详情]

　　易纲：“我就回答三个问题” 徐燕燕 3月19日上午10：20，刚刚当选人民银行行长的易纲在人民大会堂前往宣誓的路上，被中外记者们“围追”。面对记者此起彼伏的提问声，易纲终于停下脚步说，“我就回答三个问题”。这延续了他一贯的规矩，而他的回答同样言简意赅又满怀诚意。 “我的心情是平静和庄重的，使命是非常神圣和光荣的，我一定按照一会儿宣誓的誓词来做好工作。”易纲对记者表达了自己当选后的心情。 第二个问题，第一财经记者问到：“当选之后，最紧要的任务是什么？”易纲回应，主要任务我们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 此外，他还表示，今年金融改革开放还会有一些新举措，让大家密切关注之后包括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等重要议程。 [详情]

　　【人物】易纲：从海归教授到中国央行新掌门 选择已经在央行工作20多年的易纲来接替周小川，说明当局希望维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也是对周小川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肯定。 陈鹏CP界面宏观 2018年3月9日，易纲出席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40年前，他是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大一新生；24年前，作为海归教授，他和林毅夫等联手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1年前，他“学而优则仕”，加入中国人民银行，如今，60岁的他成为中国央行新掌门。他，就是易纲。 从某种意义上说，选择已经在央行工作多年的易纲来接替周小川，说明当局希望维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也是对周小川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肯定。 “他（易纲）辅佐周小川行长15年，连续性是挺好的。在一个机构中呆久了，耳濡目染，对机构的文化、机构的使命理解得更为深刻。他会同化别人，别人也会把他同化。”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曾长期供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部门的伍戈对界面新闻表示。 “他原来也长期做研究，有深厚的理论积累，到工作中，与实践相结合，比较有方向感、前瞻性。”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在对界面新闻谈起他的老领导时如此表示。 “而且易行长的外语好，国际上人脉比较广泛，现在中国在国际事务交往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有易行长这样一个人来作为中央银行的行长，更加有助于中国开展金融外交。”管涛说。 从北大学子到北大教授 1980年，22岁的易纲被北京大学选派到美国留学，先后在哈姆林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86年被美国印第安那大学聘为副教授，并于1992年获得该校终身教职。 后来易纲在谈及这段海外留学的经历时透露，刚到美国时兜里只揣着2美元，吃饭和零花钱必须得自己打工。“当时出国只让换两美元的外币。我去了之后，每个星期在学校食堂洗三次碗，每次洗三个钟头，开洗碗机流水线，我是流水线的一员，可以挣一些零花钱。”2012年易纲在做客中国金融博物馆读书会时称。 他说，“我一当助理教授之后，税前一个月是几千美金，我妈妈是一个小学校长，管几十个老师，几百个孩子，很多个班级。那时候我妈妈一个月只挣99块人民币。而我20多岁，一个月挣几千美元，只有两天有课。我就在思考，这个差距怎么那么大？我后来搞经济研究和货币政策，实际上跟我的经历，以及这个反差是分不开的。” 1990年，易纲发表了《Inflation and price instability：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通胀和价格波动：中国实证研究），文中运用1953年-1988年的数据研究中国的通货膨胀和价格波动的关系。此后，他写了多篇文章研究中国的货币需求问题，将货币化和通胀预期加入货币需求函数，解释了改革开放初期为什么货币超发严重但却并没有明显的通胀。 1994年，易纲回国在母校北京大学任教。同年8月初，易纲和林毅夫、海闻等“海龟”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87年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林毅夫出任主任，海闻、易纲出任副主任。 学而优则仕 他回国的那年，中国正面临的严峻通货膨胀。1994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较前一年上涨了24.1%。易纲当时认为，货币扩张主要来自于外汇储备增长过快。 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的那几年里，易纲调研了人民银行一级分行、二级分行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对中国金融资产结构进行了全面分析，讨论了发展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关系和策略。他认为，在现有的条件下搞国营企业的债务重组，很难将债务重组做成“最后的晚餐”。 可能是因为其对相关宏观问题的专业研究引发了决策当局的注意，1997年易纲被调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从研究转入仕途。此后，他先后出任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司长、央行行长助理，直到2007年12月升任央行副行长，开始主管货币政策。2009年至2015年，易纲曾兼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此外，2014年4月起，易纲还担任中共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下设的中财办，是为最高领导层提供经济方案的部门，属正部级机构。 管涛在谈到易纲时，除了肯定他学识渊博、外语出色，还提到了他比较讲究顶层设计。“我印象非常深的，他来了以后，跟我们说日常工作不能够零打碎敲，要有一个顶层设计，每个部门工作要有一个目标，定一个时间表路线图，你的工作就按照这个时间表、路线图往前推进。一方面，可以少走弯路，因为零打碎敲你可能就不知道你的方向是什么了。另一方面在实践的过程中也可以调整工作的方向和路线。” 8·11汇改的功过是非 易纲是外管局成立以来担任局长时间最长的一位。管涛回忆说，易纲在担任外管局局长期间，大部分的时间主要是在应对资本流入的压力。他在推动贸易投资的便利化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特别是在货物贸易与管理改革方面有很大的动作。 “原来我们对货物贸易管理采取核销制度，要求货物和资金流一一对应，这样和实际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是不一定完全匹配的，增加了企业的很多不便。他来了以后，指导相关业务司研究货物贸易的改革方案，从逐笔核销，转为总量核查，这样的话，就把核销的手续大大简便。这在前些年受到了各地的普遍好评。”管涛说。 在外界看来，易纲在掌管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六年里，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8·11汇改”和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篮子这两件事。 长期以来，中国到底需要多少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多少是合适的，一直是学术界争议的话题。早在1997年，易纲在《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及走势分析》一文中就提出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的应对建议：适当增加进口、藏汇于民、利率市场化和开放资本账户，但这之后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外汇储备依然在快速地上升。1994年底时，中国外汇储备是516.2亿美元，到了2009年，易纲担任外管局局长时，外汇储备将近2万亿美元，而在他的任内，外汇储备一度接近4万亿美元。 2015年8月11日，中国央行宣布人民币中间价一次性贬值2%，并调整中间价形成机制，即做市商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同时，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人民币多边汇率指数的变化，维护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客观地说，8·11汇改是人民币汇率朝市场化形成机制迈出的关键一步。在此之前，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一直进行得很慢。但令市场不解的是，当时并不是一个改革的好时机，一方面股灾刚过，另一方面，当时中国经济处于低迷期，不得不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稳定经济增长，但这些政策和稳定汇率相冲突。 两天后，央行举行汇改吹风会，易纲在会上作出坚定的表态，“一个僵化的、固定的汇率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对于传言，“所谓人民币要贬值10%，要刺激出口，还说这是官方意图，完全是无稽之谈。”他反复强调，“要相信市场，要尊重市场，甚至要敬畏市场，要顺应市场。” 但市场还是朝着贬值预期不断强化，到2016年底人民币汇率一度接近破7。央行不得不动用巨额外汇储备来维护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国外汇储备跌去近1万亿美元，直接让央行成为“被争议”的对象。 对此，易纲在2017年3月的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解释道：“使用外汇储备和维护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整个过程，是利大于弊，对中国和对国际社会都有好处。有的朋友问过我，说外汇储备是不是动用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在这儿跟朋友解释一下，我们卖出美元都收回了等价人民币，不是说外汇储备都打水漂了，这是一个等价交换的过程。” 易纲还强调，这个过程中是遵照市场规律的。“因为人民币汇率保持弹性，使得市场的信号得以发挥，而且汇率的弹性，也是我们维护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一个稳定器和调节器。在这个过程中，市场信号得以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8·11汇改后不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席拉加德宣布将人民币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决议于2016年10月1日起生效。尽管如此，人民币离名副其实的国际货币第一梯队还有相当的距离。 “相比真正一流的储备货币和成熟有效的市场，人民币和国内金融市场还有很大的差距。在进一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人民币影响力的问题上，要特别的‘心平气和’。”易纲在去年底“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举办的活动上谈到人民币加入SDR时表示。他说，人民币加入SDR之路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路，需要贸易投资、金融业对外开放，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减少外汇管制、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三驾马车”协同推进，缺一不可。 旧人的新挑战 2002年周小川接手央行时，中国经济居世界第五位，国内银行业不良贷款高筑，部分外国学者甚至给中国的国有大行冠以“技术性破产”的帽子。现在，中国经济位居世界第二，全球十大银行中，中国的银行占据近半壁江山。 15年里，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翻了近一番。这期间，中国人民银行统筹推进了国有银行改革、人民币汇率改革、应对次贷危机、人民币走出去等重大议题，从一个并不十分起眼的正部级单位，一跃成为推进经济增长、引导经济转型的中枢机构之一。 金融业高速增长的同时，风险也在不断积累。地方政府（包括融资平台）和国营企业的大量债务存在潜在违约的可能，居民负债比率在房地产市场火爆的带动下一路飙升，非标准化金融产品、银行表外扩张、跨资产种类套利等渠道加杠杆屡禁不止，使得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变得棘手。 这是易纲和他的团队将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中国经济周期性风险所在。 易纲在《中国金融》2018年第3期发表的文章《货币政策回顾和展望》中提出，“相对慢一点的货币信贷增速仍可以支持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 ”、“对M2增速变化不必过于关注。” 他指出，从国际上看，来自外部的不确定变化也可能向国内经济金融领域传导，全球经济复苏和大宗商品价格回暖还可能给国内物价形成一些压力。从国内看，经济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内生增长动力仍待强化，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乱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他表示，人民银行将按照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要求做好总量调控，根据调控需要和流动性形势变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增强流动性管理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稳定，促进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流动性环境。 同时，将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探索将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同业存单、绿色信贷业绩考核纳入MPA考核，优化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对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 在金融改革方面，易纲表示，将按照“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成为常态。 根据新一轮机构改革方案，银监会和保监会将合并成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时将银监会、保监会拟订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将划入中国人民银行。这意味着中国央行在宏观审慎管理方面被赋予更大的责任，如何完善金融综合监管也将是对易纲的新挑战。周小川在今年两会期间的记者发布会上也坦言：“这里的工作其中有一条也是人民银行要牵头，增强各个金融机构特别是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提高协调的效率。” 回望易纲的经典观点 怎样强调质量也不过分 眼下在中国，“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热门词。但早在20年前，易纲就提出来这一概念。“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怎样强调质量也不过分。”他在1998年发表的论文《中国经济增长应该强调质量》一文中说。 “财政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好，如果所做的只是为了增长，就需要对增长作一个彻底的讨论，就需要对发展中国家必须要有一个低效的高速度之类的观点进行严格的检验”。易纲写道。 “有些人认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应该追求速度，不必追求质量和效率，并且认为经济发展必须要维持高速度，这种看法站不住脚。不妨举出一个反面例子，法国巴黎最好的房子有许多是拿破仑时期建的，距今200多年。为什么200年前的法国能注重质量，而我们到现在还不能谈质量和效率呢？ ” 违背市场规律必然要付出代价 2016年7月，易纲在《次贷危机的经验教训》一文中写道，次贷危机威胁到金融安全，从危机中能够学到的东西很多，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必须要正确和稳健，这对整个金融的稳定至关重要。 二是，没有“免费的午餐”，违背市场规律必然要付出代价。“如果用一种金融创新使不符合标准的人得到贷款，好像解决了问题，实际上造成了更大的金融风险，代价非常昂贵。金融业必须按市场规律办事。” 三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过度相信评级公司。四是，风险暴露以后，产生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很多人没有估计到次贷危机会有这么大的冲击力。第五，货帀当局的稳定措施不断地在防止危机和道德风险两方面权衡非常困难。 要害问题不是老百姓不想干而是政府不让干 2000年，易纲在《财经界》杂志刊登《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两大盲区》一文指出，一个盲区是对资源及环境保护的漠视，另一个是政府不合理的干预和管制。 “中国目前的条条框框实在太多，严重抑制了竞争与创新，从而影响民间投资与消费的热情。以金融业为例，中国的金融管制可谓铁板一块，各大银行全捏在政府手里。金融管制的结果，一方面使得资金配置效率低下，有活力的非国有企业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缺少活力的国有企业却能轻易获得大量贷款。为什么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总也硬不起来，为什么l0多年未赚过钱也不属于什么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还能继续生存？ 原因再简单不过，就是因为政府这些年一直通过金融资本市场来为其输血打气。” “因此，在中国，要害问题其实不是老百姓不想干，而是政府不让干；民间投资不景气，不是没得干，而是没法干。周其仁教授曾经指出，中国官员的思维是爱‘管制’ 爱‘规范’ ， 一来二去， 不将一个兴旺的产业规范得气息奄奄不算完。” “三元悖论”的理论也可以灵活运用 每当谈及人民币汇率，不少学者就会提到“三元悖论”或“不可能三角”。其含义是：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 2016年4月，易纲和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论坛上同台亮相。在台上，伯南克说，中国央行很清楚，人民币大幅贬值不是理想的，也不太可能出现。他表示并不认为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就是理想的举措。“中国需要加强对资金的吸引力，例如近期中国加速开放债市就是吸引更多资金的好办法。” 易纲对此表示，“三元悖论”的理论也可以灵活运用，“即中国可以在三角的每一条边上都取其一部分，并结合三者，总体加起来仍等于二。而我的工作就是对其做一个最优结合。”具体来说，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有一定独立的货币政策来决定利率水平；此外，中国资本账户在较大程度上是可自由兑换的，只是在非常时期存在一定管理；同时，中国近年来也并不是实行完全固定汇率。 我最喜欢的职业是当老师 2008年，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介绍易纲的文章。其中提到，易纲曾对他的学生说：“我最喜欢的职业是当老师，因为这可以普及经济学，教大家知道自己的尊严在哪里，什么是老百姓的权利，什么又是国家的权利。” 在文章中，南方周末记者提到曾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课堂上，听过易纲的讲课。在谈及政府行为的时候，他回忆了一桩往事：1976年，时年18岁的易纲在北京顺义县插队，当地每年都由政府来计划种多少亩小麦、玉米、黄豆、豌豆。农民们发现种豆类比种玉米的产量更高，于是，他们私下里调整，多种了10亩豆苗。两个星期后，豆苗长到2寸高了，但是主管的领导也发现了这一违规现象，他们亲自来开现场会，豆苗被拔了，可农时也被耽误了，全年的生产泡汤了。“这是典型的政府决定。”易纲最后评价道。 解决国民素质低要先清楚定义私人产权 2015年4月，易纲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举办的“悦读会”上介绍他的《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一书时说，“我一直特别关心中国的环保问题，比如大城市的堵车、电子垃圾、办公和居住用房的浪费、国土荒漠化等。关于国民素质，我也提到我国国民素质在以下几方面亟待提高：缺乏公共意识、做事不认真、缺乏风险意识。” “要如何培养公共意识？首先要有私人空间，要分清楚私人空间、公共场合，才能逐步树立起公共意识。假如一个地方、一个国度、一个岛屿从来就没有私人空间，或其私人空间被完全剥夺，要同当地人讲公共意识确实比较困难。所以要解决国民素质低的问题，需要首先清楚地定义私人产权，并且逐步改善法治环境。”[详情]

　　e公司讯，今天，全国人大经投票表决，任命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他表示，当选新一任央行行长，心情“平静且庄重”，使命“神圣和光荣”，“我将一定按照一会儿宣誓的誓词做好工作”。在问及上任后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什么时，易纲称，主要任务是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推动金融的改革和开放，并保持金融业稳定。“两会”结束后在海南召开的博鳌论坛也会公布一些金融业改革开放的政策和举措。[详情]

　　本报记者 谭志娟 张漫游 王柯瑾 对于财经界而言，3月19日的重头戏在于公布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人选。这一天，易纲成为新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据公开资料显示，他是央行系统内的第一位海归，在美国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来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留教数年，1994年回国，一度在北大任教。之后加入央行，自2007年12月起，担任央行副行长。后来担任中财办副主任、央行副行长。 易纲之前在2017年全国两会上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也强调，对于表外资产的监管方向，会探索将表外资产纳入宏观审慎的框架、纳入宏观审慎评估（MPA）。 在业界看来，由于现任央行行长周小川担任该职位已有15年，加上近期面对美国升息、缩表与人民币国际化、市场化改革等任务，都将成为货币政策挑战，因而对央行的新任央行行长备受关注。 熟谙中国货币政策的取向和变化 学者出身的易纲，在货币理论、金融体制改革、宏观经济研究等方面著作颇丰，熟谙中国货币政策的取向和变化。 据公开资料显示，易纲的研究方向为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经济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在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方面。例如，他曾在1991年提出货币化的理论模型，解释为什么中国改革过程中货币增长率远远大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 由此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部负责人的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曾表示，“易纲在学术和政策领域是一位在国内外都受人尊敬的货币政策专家。” 在过去的2017年，我国经济金融运行，积极有利的变化增多，同时也有一些风险隐患暴露。而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 展望2018年，易纲今年初在《中国金融》杂志撰文剖析2018年货币政策调控面临的挑战，勾勒货币政策总体思路。 易纲指出，展望2018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从国际上看，全球经济复苏态势仍可能延续，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将进一步趋向正常化，美联储的进一步加息动作为各界所关注，全球利率中枢可能会有所上行。美国减税措施和外贸政策仍会给全球经济格局带来一定不确定性。地缘政治风险有可能多发频发，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不容忽视。在全球经济复苏背景下外需回暖，对国内经济具有一定的支撑作用。但来自外部的不确定变化也可能向国内经济金融领域传导，全球经济复苏和大宗商品价格回暖还可能给国内物价形成一些压力。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取向变化也会对我们的政策空间形成一定挤压，增大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等。 但他在文章同时表示，2018年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稳定，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风险底线，积极推动金融改革，促进信贷结构优化，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继续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 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二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三是适当发挥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四是继续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值得注意，关于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易纲表示，宏观审慎政策是对货币政策的有益补充，二者的协同互补能够有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把保持币值稳定和维护金融稳定更好地结合起来。 他还透露，央行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探索将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同业存单、绿色信贷业绩考核纳入MPA考核，优化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对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 易纲之前在2017年全国两会上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也强调，对于表外资产的监管方向，会探索将表外资产纳入宏观审慎的框架、纳入宏观审慎评估（MPA）。 “继续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 易纲长期以来坚持推动市场的改革，因而有分析人士认为，他来接替周小川担任新任行长，将推进周小川行长开启的改革努力。 记者注意到，人民日报曾在2014年刊发易纲的署名文章《深刻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新趋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论述》。易纲在文章中就表示，要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 “稳妥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金融改革”亦是央行2018年重点工作之一。就在2月5日至6日召开的2018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上，提出了2018年工作的主要任务：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继续探索利率走廊机制，增强利率调控能力。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并且在金融改革方面，易纲在《中国金融》杂志撰文中也称，继续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对于利率市场化改革，易纲表示，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于优化资源配置具有重大意义，是以市场化方式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重要一环。人民银行将按照“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完善金融调控机制。进一步督促金融机构健全内控制度，增强自主合理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从提高金融市场深度入手继续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和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探索和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增强利率调控能力，进一步疏通央行政策利率向金融市场及实体经济的传导。 同时，对于人民币汇率改革，易纲指出，人民银行将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 在他看来，当前，我国经济继续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人民币汇率有条件继续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当然国内外市场还存在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成为常态。汇率能够发挥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的有序推进和汇率弹性的增强能够有效提升我国经济金融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 因而在业界人士看来，他获得任命对于改革是一个好兆头，这些改革将巩固和扩大周行长留下的成就。[详情]

　　易纲行长来了 3月19日，易纲被提名并选举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在央行“三连任”的行长周小川卸任。 “心情是平静和庄重的，使命是非常神圣和光荣的。”今天履新的易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1958年出生的易纲是北京人、经济学博士。在获得提名后，他将成为继周小川之后的又一位具有博士头衔的央行行长。 现年60岁的他是一位“老央行”。若是从1997年他开始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算起，他跟央行“打交道”已超过20年。 逾20年里，易纲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等职，拥有丰富的央行系统的管理经验。2016年3月开始，他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 2016年3月的一场记者会上，周小川在介绍各个副行长分工时曾表示，易纲副行长负责人民银行各项工作，主管货币政策、国际业务。 此外，据《福建日报》报道，2014年4月25日，福建省委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应邀到会。这被认为是易纲首次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在媒体上亮相。 新京报记者：宓迪 侯润芳 从北大高材生到美国终身教授 “易纲当时在我们班年龄中比较年轻，要求上进、表现很积极。刻苦更不必说，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大家都很刻苦。”易纲的大学同学海闻曾向新京报记者回忆。 在海闻的大学印象中，易纲早年自学了英文，英文很好，也积极参加班级活动，是班级最早入党的学生。“学校里对入党要求很严格，易纲是在优秀的人中表现最好的。后来推荐出国读书，大家觉得易纲很优秀、有理想、有激情，他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公费出国的学生。读完博士，在美国做终身教授。回来了，我们一起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回来两年后去了央行，他把所学用到了政策制定上。” 易纲是北大经济系的高材生，还是人民银行的海归“行长”。1977年，易纲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80年，被北京大学选派到美国留学。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求学期间，易纲还是学生活动的热心组织者。1985-1986年，易纲任美国伊利诺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1992-1993年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 在美国，易纲就已经成为了“易教授”。1986年至1994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教、副教授，1992年获终身教职。 “海归”回国投身中国经济改革 1994年，易纲决定回国。此后，他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如今北京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据海闻回忆，在美国读书期间，包括易纲在内的中国经济学人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经济改革。“我们这一代人对国家有着一种梦和责任，希望能够为国家做事。在读完博士学位后，我和易纲就一直等待着回国的机会。”海闻说。 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期间提出：“要抓紧有利时机，加快改革步伐。”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启动全面改革。 “我和易纲意识到，中国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了！1994年，易纲和我双双放弃美国大学终身教职先后回国。”海闻回忆，邓小平南巡让在海外的中国经济学人认识到，国内的广阔天地将大有作为，中国将大有希望和广阔的前景。 1994年，林毅夫、易纲、海闻、张维迎等“海归”在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希望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学教学研究。“我和林毅夫希望推动中国经济学的教研，易钢和张维迎希望能够推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就这样一拍即合。” 据媒体报道，发起经济研究中心的建议书的开头指出，基本设想是办一个中国第一、世界一流的经济研究机构。 “记得有一次易纲老师讲课，有位同学发表了一段见解。易纲老师鼓励那位同学说下去，之后提出一个让我们闻所未闻的教学方式。”一位学生曾在国发院官网回忆。 据称，易纲说，“从下节课开始直到学期末，我不讲课了，你们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把这门经济学原理讲得更好，每次两小时的课都由一位不同的同学上来讲，这位同学要自己备课，并且课堂上回答大家的问题，以后我就坐在台下和你们一起听课，打算报名讲课的同学在每周提前到我这里申请。”  后来的局面别开生面，报名者踊跃，常常是大家因为没有争取到讲课的机会而感叹。 此后的许多年里，即使已在央行担任要职，易纲常常会回到北大，为同学们答疑解惑。从北大公布的照片来看，易纲的讲座常常是座无虚席，经常爆满。 在北大教书期间，易纲的学术著作受到了各方关注。北大国发院2002年一篇简介称，易纲在英文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20 多篇。其中有 11 篇被世界权威索引《经济学文献期刊》编入其期刊和电子索引。 “为什么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还能写出这么多文章？原因很简单，是有感而发、有话要说。现在的出版物是太多了，信息量在爆炸式的增长，可以说是好的东西不多，一般的、东拼西凑的、差的东西不少。我在想，这么多如此差的出版物得浪费多少纸啊。”易纲在第二部论文集《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里写道。 而易纲的同行们也对易纲不吝赞美之词。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如此评价易纲和张帆合著的《宏观经济学》：“这是我读到的最好的中国版宏观经济学教科书。” 中国货币政策的“代言人”与未来挑战 “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这样的表述，主要是针对金融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而言的。”在3月9日的两会记者会上，易纲再次对货币政策作出解读。近年来，熟谙金融市场的易纲已经成为了中国货币政策的代言人之一。 2016年，易纲在一年一度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会上表示，中国需要在货币政策上为应对美联储加息做准备，而央行已做好准备。此后人们也发现，中国的金融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表现也越来越稳健。 在易纲被提名的消息出来后，也有市场人士感慨：“中国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可以有保证。”而英语流利，多次出席国际会议的易纲，也受到国际金融人士的欢迎。 2017年11月9日，外交部网站发布消息称，中美元首会晤达成多方面重要共识，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中国将以较大幅度放宽金融领域的市场准入。中方按照自己扩大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将大幅度放宽金融业，包括银行业、证券基金业和保险业的市场。 这其中，身为央行行长的易纲肩上的担子自然不小。他在两会期间的发布会上指出，“放宽或取消外资一些股比限制。实际上这是减少了对外资机构的歧视性待遇，体现了内外资一视同仁，这并不意味着放松监管。 “人民银行要牵头，增强各个金融机构特别是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提高协调的效率。” 周小川在两会记者会上指出，如今这个任务也留给了易纲和他的同事们。 ———————自述——————— 易纲忆1977年参加高考 恢复高考改变了我的一生 据悉，1977年易纲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成为恢复高考后北大经济系首届学生。2017年，恢复高考40年之际，新京报记者采访易纲的大学同班同学、现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时，他向新京报出示了一本纪念册——2007年，北大经济系的学生自发编制了一本纪念恢复高考30年纪念册，纪念册中记载了北大77系经济系的高考和以后的人生经历。以下是易纲回忆高考的文章： 我是北京第162中学毕业的，现在这个学校已经没有了。 高中毕业后，我赶上了上山下乡的尾巴。上高三时学校组织我们学生干部去考察将来插队的地点，有三个选择：陕西延安地区，北京延庆县，北京顺义县。我对插队并不陌生，我的几个姐姐要么去了东北兵团，要么去了陕北插队，上高中时我曾写过插队题材的小说。 因为在中学是学生干部，插队时自然是知青队长。我们162中那年高三毕业有三个班，去插队的大约100人，正好男生女生各占一半。我们插队的地方是北京市顺义县高丽营公社西王路大队。 我插队时干了一件事，险些影响我后来是是否参加高考的决定。当时生产队给我们知青定的工分比较低，大约干一天6分或6.5分，壮男劳力工分为10分。作为知青队长，我应同学们的要求，向队里提出要提高工分，队里不同意。同学们闹罢工，为此有5-6个同学受到严厉批评。我一直认为自己对此事有责任，想留下来和同学们一起承担责任，所以高考我迟迟没有报名。 我是直到最后才报名高考，本想考理科数学系，后来觉得时间太紧，没有时间复习物理和化学了，所以选择了报考文科。我的第一选择是政法（后来的法律系），因为听说需要政审，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就改报经济学了。至于第一志愿北京大学，纯属撞大运，根本没有期望北大会录取我。 北京那年的高考大约是1977年12月10日-11日左右。高考是整整两天，一共考四门：政治、语文、数学和史地。我是在顺义报的名，考场在张喜庄公社，距离我插队的地方大约十华里。我们村100个知青中有十来个人报考。 高考前夕我早已不干知青队长了，我是知青伙房的管理员。记得高考第一天早4点我到伙房和大师傅一起做饭，早饭是馒头咸菜和粥；还给大家准备了要带的午饭糖三角。吃过午饭后，大约早上6：30，我们十来个同学一起步行到张喜庄，天气非常冷，十里路要走一个多小时，我们赶到张喜庄中学考场时，天还没有亮。 四门课考下来，我感觉良好，只是语文考试没有把握。语文考试的大头是一篇作文，题目是“我在战斗的一年里”。我当时想，1977年这一年我插队，没啥好写的。于是我就写1976年，从周总 理去世、唐山大地震，到毛主席去世，再到粉碎四人帮。考完之后一问，权威人士所：“你跑题了，题目中的 这一年指的是今年（1977）”。 这年我19岁。邓小平先生果断恢复的高考改变了我的一生。 （自述来源：北大经济学院官网）[详情]

　　两会快讯 | 易纲回答上证报记者提问：会有一系列改革开放举措 中国证券网讯  在记者的围追堵截下，刚刚当选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易纲19日停下脚步，接受记者采访。他如往常一样耐心，“我回答三个问题。”对于上证报记者提问的今年金融改革开放还会有哪些动作？易纲回答：“你们会看到，从之后的日程，一直到海南博鳌论坛，都会有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政策和举措。” 上证报记者 史丽 摄[详情]

　　接掌央行 易纲5年来互联网金融的表态在这了 来源：互联网金融新闻中心 3月1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投票表决，决定易纲为新一任央行行长。 此前，易纲以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身份配合周小川，参与过去十余年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事件。 对于互联网金融，易纲也有自己的看法。早在2014年3月，易纲曾表示，“总体上支持互联网金融发展，发展过程中要容忍，但有些问题要及时规范，要平等竞争，才能创造更好的环境可持续发展。” 此后的5年间，易纲也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态度。2015年3月4日，易纲在两会期间表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关于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提案，有关部门正在反复研究。“出台政策既要拿捏把握度，又要促进发展，要适度监管。” 7月18日，央行等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一行三会分别对互联网金融分为七大业态领域进行监管，央行监管互联网支付，银监会监管网络借贷、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证监会监管股权众筹融资和互联网基金销售，保监会监管互联网保险。同时对网络借贷等进行明确界定，提出了建立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等。 12月28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在官网发布《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明确了P2P信息中介的定位，并对银行存管、备案制度等进行规范。 2016年4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8月份，银监会发布《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标志着互联网金融行业迎来强监管。 2016年，易纲在“2016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指出，要规范发展数字金融，支持普惠金融产品的创新。在规范发展数字金融和支持普惠金融创新方面，中国在过去这些年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特别是数字金融在中国发展比较快，数字金融有较强的普惠性。“中国将继续平衡好创新和防范风险的关系，引导数字金融规范发展。”易纲表示。 8月4日晚，央行在《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017）》中提出，探索将规模较大、具有系统重要性特征的互联网金融业务纳入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对其进行宏观审慎评估，防范系统性风险。 MPA，即宏观审慎评估，之前一般指的是央行对商业银行资本和杠杆情况、资产负债情况、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外债风险、信贷政策执行等七大方面的评估。 2017年年初，《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指引》和《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信息披露指引》相继发布，加上2016年发布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网络借贷信息中介备案登记管理指引》，网贷行业“1+3”制度框架基本搭建完成。 2017年9月，易纲在“2017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表示，凡是搞金融的都要持牌经营，纳入监管，要实现监管全覆盖。并强调要警惕打着普惠金融旗号的违规欺诈行为，提高公众的风险意识，区分合法金融和非法集资。 易纲表示，普惠金融有一个重要功能是对公众的金融知识普及教育，特别是对老年人，避免他们踏入“庞氏骗局”的陷阱。 12月13日，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近日向各地P2P整治联合工作办公室下发了《关于做好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整改验收工作的通知》（57号文）（下称“通知”），对下一步的整改验收阶段做出了具体、详细的部署。各地应在2018年4月底前完成辖内主要P2P机构的备案登记工作、6月底之前全部完成；并对债权转让、风险备付金、资金存管等关键性问题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说明。 2017年12月23日举办的“2017-2018中国经济年会”上，易纲表示，“要加强统一监管，对功能相似的金融产品要按照统一规则进行监管。要全面实施金融机构和业务的持牌经营，打击无照经营，对超越范围，违法违规经营活动要坚决打击。对综合经营、产融结合要严加规范，打击乱办金融，坚决打击违法集资非法活动。” 同时，易纲强调，继续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专项整治工作，“金融管理权是中央事权，要明确地方政府的责任，压实监管问责，这样就有一个整体的治理金融风险的稳妥方案。” 2018年1月，易纲在《中国金融》杂志撰文称，探索将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同业存单、绿色信贷业绩考核纳入MPA考核，优化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对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 易纲认为，2018年，金融乱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我们既要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也要心存风险意识、时刻保持警惕。 实际上，在易纲持续5年对互联网金融表态的同时，互联网金融也连续5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2014年，“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2015年，回顾2014年工作时，提到“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部署2015年工作时，再次提出“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2016年，“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2017年，“对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要高度警惕”；2018年，“健全互联网金融监管”。[详情]

　　易纲：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推动金融改革开放 来源：证券时报 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03月19日讯 今天上午，全国人大经投票表决，任命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履新之后，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他表示，当选新一任央行行长，心情“平静且庄重”，使命“神圣和光荣”，“我将一定按照一会儿宣誓的誓词做好工作”。 在问及上任后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什么时，易纲称，主要任务是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推动金融的改革和开放，并保持金融业稳定。“两会”结束后在海南召开的博鳌论坛也会公布一些金融业改革开放的政策和举措。（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详情]

　　易纲任央行行长！他是如何从美国大学副教授成为中国金融新掌门 据新华社最新消息，3月1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经投票表决，决定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易纲1958年出生，今年60岁，经济学博士，1997年至200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在央行系统工作近20年，先后任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司长、行长助理、外汇管理局局长、副行长等要职。另外，易纲2014年4月被任命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易纲同志简历 易纲， 男， 1958年出生，经济学博士 1978年至1980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 1980年至1986年，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6年至1994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教、副教授，其中1992年获终身教职 1994年回国，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1997年至200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2002年至200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正司局级）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 200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 2004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期间：2006年9月-2007年10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党委书记、主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主任） 2007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09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 2014年4月，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 2016年1月，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16年3月，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 2018年3月，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易纲被评价为学者型官员，无官架子，被学界业界公认学术功底深厚。作为金融家，易纲的学问在业内有口皆碑。 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在2017年7月的发布的一篇文章是这样描述易纲青年时期的。1978年，20岁的易纲考上北京大学经济系，1980年三年级时被选派出国留学，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和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两年本科四年研究生，获得经济学博士。刚去美国时，易纲身上只有2美元，当时外币只能换这么多。他课余时间去洗碗，当时虽然免学费、免房费，但吃饭和零花钱必须得自己打工，每个星期在学校食堂洗三次碗，每次洗三个钟头。 拿到博士学位后，易纲在印第安那大学先后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1986年的月薪是5000美元，而母亲在国内任小学校长，每月工资99元人民币，按当时汇率，还不到27美元。“在我心里她是一个全能的人，比我强多了，她管一个学校，管几十个老师，几百个孩子，我20多岁，一个星期只需要上两天班。为什么中美劳动生产力差距这么大？原因何在？”这些思考影响着易纲后来从事了经济政策和货币制度的研究。 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1997年，易纲离开参与创办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由一介书生转入仕途，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此后，又先后出任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司长、央行行长助理等职。直到2007年12月，升任央行副行长，开始主管货币政策。 “可以说，10年间，他不仅参与并影响了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还从学者成功转变为官员。”社科院一位研究员如是说。 一位在央行工作的官员对《中国经济周刊》描述了他对易纲的印象，“在央行工作的人都知道，易纲副行长从不对属下发火，即便有错误，也会十分巧妙地给对方点出，并且，不会伤害到对方的自尊心。 该官员还称，“易纲副行长喜欢看研究报告，对数字非常敏感。” 在北京的媒体圈内，记者们对易纲的评价颇为直接。“看起来有些秀气，不像个官员，当上副行长之后仍然没有官气。” 1980年，易纲被北京大学选派到美国留学，1992年获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终身教职，并晋升为副教授。1992年年回国后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 曾赴美留学的经历让易纲具备了强大的国际沟通能力，2016年4月，易纲出现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全英语讨论会上，与他同台的还有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 “秦朔朋友圈”的文章《易纲二三事：读书人、感恩者与责任感》曾对这场讨论会作了描述。对早年就在美国获得终身教职的易纲而言，与同样兼具学者和央行官员角色的伯南克对阵可谓“旗鼓相当”。当时，人民币汇率和中国改革的走向是西方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 每当谈及人民币汇率，就会提到“三元悖论”或“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 trinity）。其含义是：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 伯南克对此表示：“中国央行很清楚，人民币大幅贬值不是理想的，也不太可能出现。”他表示并不认为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就是理想的举措。“中国需要加强对资金的吸引力，例如近期中国加速开放债市就是吸引更多资金的好办法。” 易纲则认为，“三元悖论”的理论也可以灵活运用，“即中国可以在三角的每一条边上都取其一部分，并结合三者，总体加起来仍等于二。而我的工作就是对其做一个最优结合。” 具体而言，易纲解释称，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有一定独立的货币政策来决定利率水平；此外，中国资本账户在较大程度上是可自由兑换的，只是在非常时期存在一定管理；同时，中国近年来也并不是实行完全固定汇率。“2005年开始，人民币对美元为8.28，此后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REER）和名义汇率（NEER）都升值了30%~40%。人民币其实是浮动的，这种汇率变化基本上是由市场力量驱动的，这有助于经济发展。” 不过，伯南克当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如何权衡防止货币贬值和推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他建议，中国需要更为关注财政政策，用财政政策来实现需求端的目标，这也不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如货币政策那样的负面影响。 易纲回应称，与欧美日等过于依赖货币政策的模式不同，中国的确在加大财政效力。“2016年中国提高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至3%，相当于2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赤字，去年只有2.3%。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中国仍十分重要。” 如今正式接过周小川的衣钵，易纲面临着新的挑战。 今年1月份，易纲曾在中国金融杂志发表署名文章《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在文章中，易纲表示，展望2018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从国际上看，全球经济复苏态势仍可能延续，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将进一步趋向正常化，美联储的进一步加息动作为各界所关注，全球利率中枢可能会有所上行。美国减税措施和外贸政策仍会给全球经济格局带来一定不确定性。地缘政治风险有可能多发频发，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不容忽视。”“但来自外部的不确定变化也可能向国内经济金融领域传导，全球经济复苏和大宗商品价格回暖还可能给国内物价形成一些压力。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取向变化也会对我们的政策空间形成一定挤压，增大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 “从国内看，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政放权和创新驱动战略不断深化实施，中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协调性进一步增强，质量效益提高。”“但也要看到，经济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内生增长动力仍待强化，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乱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在2018年，央行货币政策要遵循四个思路：一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二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三是适当发挥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四是继续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记者在3月9日央行记者会提问，如何理解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要松紧适度的要求。 易纲当时曾表示，松紧适度主要看对实体经济而言，能不能够得到各个方面有效的支持，能不能够创造一个防风险并且能够平稳推进金融改革的外部环境，这样就为我们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供一个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 易纲指出，从流动性角度来讲，也要松紧适度，也要基本上稳定。流动性方面，主要是看市场利率是不是平稳，整个的超额准备金水平是不是合适，各方面的指标是不是在合理的范围内，这就是我们对“松紧适度”的考量。 易纲表示，针对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要更注意盘活存量，更注意优化货币信贷存量的结构，这样就能够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合理增长以及松紧适度。 每日经济新闻综合中国经济周刊、秦朔朋友圈、央行官网、中国金融杂志等[详情]

　　来源：证券时报网 原标题：易纲：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推动金融改革开放 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03月19日讯  今天上午，全国人大经投票表决，任命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履新之后，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他表示，当选新一任央行行长，心情“平静且庄重”，使命“神圣和光荣”，“我将一定按照一会儿宣誓的誓词做好工作”。 在问及上任后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什么时，易纲称，主要任务是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推动金融的改革和开放，并保持金融业稳定。“两会”结束后在海南召开的博鳌论坛也会公布一些金融业改革开放的政策和举措。（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详情]

　　从易纲《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窥探央行的工作思路与方向 本文摘自：《中国金融》 2018年第3期，由中国金融在线刊发于2018年01月30日。 作者：易纲 回顾2017年的经济金融运行，积极有利的变化增多，同时也有一些风险隐患暴露。从外部环境看，全球经济继续呈现复苏态势，总体好于预期，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趋向正常化，美联储年内三次加息并推出缩表计划，地缘政治风险频发并对国际金融市场形成一定冲击，国际经贸环境和跨境资本流动性形势变化较大。从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看，经济稳中向好，结构持续改善，总供求更加平衡，制造业产能出清、行业集中度提升以及企业利润改善较为明显，但经济运行中仍然存在较为突出的结构性矛盾，财政金融领域的风险有所暴露。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人民银行牢牢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更好地平衡稳增长、调结构、去杠杆、抑泡沫和防风险之间的关系，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在促进杠杆稳定的同时，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进一步加强流动性管理，保持流动性基本稳定。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政放权和创新驱动战略不断深化实施，我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协调性进一步增强，质量效益提高，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减缓，但仍面临杠杆率相对较高、部分资产价格仍处高位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稳健的货币政策须更趋向中性，一方面要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中性适度，平衡好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等多目标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要密切监测流动性变化情况，对引起流动性波动的时点性扰动因素提前分析预判，防止由于流动性短期变化引起市场过度波动。2017年，人民银行密切关注流动性形势和市场预期变化，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合理安排工具搭配和操作节奏，进一步增强流动性管理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使用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等工具提供不同期限流动性。张弛有度开展公开市场操作，熨平税期、政府债发行、现金投放与回笼等因素对流动性的扰动。启用了2个月期逆回购操作，并在关键时点提前供应跨年资金，提高资金面稳定性。对春节前因现金大量投放而产生的临时流动性需求提前布局，建立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CRA）。全年货币市场走势总体平稳，市场预期稳定，平稳渡过季末等关键时点，既保障了合理的流动性需求，同时也使金融体系资金空转和“脱实向虚”的势头得到明显遏制。 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更加充分地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和传导作用。以数量型为主的货币政策间接调控框架在过去一段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较好的调控效果。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金融创新发展，数量目标的局限性开始显现，仅依靠数量型调控已难以胜任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需要。近年来，人民银行积极推进利率调控机制构建，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调控和传导机制，探索构建利率走廊，疏通传导渠道，央行对市场利率的调控和引导能力逐步增强。在调控中，既注意保持货币市场利率的相对稳定，稳定和引导市场预期，又注重在一定区间内保持利率弹性，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防范过度加杠杆和累积金融风险。2017年以来，指导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推出了银银间回购定盘利率（FDR，包括隔夜、7天、14天三个期限）和以7天银银间回购定盘利率（FDR007）为参考利率的利率互换产品，完善银行间市场基准利率体系。继续培育金融市场基准利率，Shibor发布时间由上午9∶30调整为上午11∶00，使Shibor更好地反映市场利率情况，进一步增强基准性。 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近年来，强化宏观审慎政策已成为全球金融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并不断取得进展。总体看，我国宏观审慎政策的探索与创新在国际上走在前列，也为全球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都对构建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提出了明确要求，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的重要部署。2017年以来，人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在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自2016年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后，人民银行根据宏观调控需要和评估情况不断对MPA加以完善。2017年第一季度，将表外理财正式纳入MPA广义信贷指标范围。合理设置过渡期，宣布自2018年第一季度起将同业存单纳入MPA的同业负债占比指标。将绿色金融纳入MPA信贷政策执行情况考核，并先对24家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进一步完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政策，提高跨境融资便利性，防范跨境资金流动。 探索发挥货币政策的结构调整作用，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货币政策属总量政策，但针对部分领域尤其是在社会资本不愿参与的国民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社会事业等，货币政策也可以发挥一些边际上的辅助作用。当前经济运行中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软约束问题，部分经济主体对资金价格还不敏感，也需要运用一定的结构性工具帮助疏通政策传导机制。这就需要我们平衡好结构性目标和总量目标之间的关系，在保持总量稳定的同时，尝试通过一些结构性的手段适度进行“精准滴灌”。2017年，人民银行运用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再贴现、抵押补充贷款（PSL）等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自2018年起，将对普惠金融领域贷款达到一定标准的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完善PSL管理，强化激励约束机制，促进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有序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汇率弹性，提升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汇率根本上是由经济基本面所决定的，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政放权和创新驱动战略不断深化实施的推动下，我国经济的总供求更加平衡，经济运行呈现稳定性增强、质量提高、结构优化的态势。2017年以来，市场对各主要货币走势看法合理分化，预期趋稳，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和外汇供求更趋平衡。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人民银行继续稳妥有序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指导外汇市场自律机制将篮子货币参考时段由24小时调整为上日16∶30至当日7∶30，有助于消除美元日间变化在次日中间价中可能出现的重复反映。 总的来看，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2017年的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取得了较好的政策效果，在金融体系稳步去杠杆的同时，有力促进了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稳定了市场预期。银行体系流动性基本稳定，货币信贷平稳增长，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较为稳固，稳杠杆初见成效。2017年，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3.53万亿元，同比多增8782亿元，12月末余额同比增速为12.7%。2017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9.44万亿元，同比多增1.63万亿元，12月末存量同比增长12.0%，符合年初预期水平。2017末，M2同比增长8.2%，环比回落0.9个百分点。M2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去杠杆和金融监管逐步加强背景下银行资金运用更加规范、金融部门内部资金循环和嵌套减少。缩短资金链条也有助于降低资金成本，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当前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内生增长动力增强，M2增速慢一些还有利于从宏观上实现稳杠杆。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深化，基建和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产业在经济增长中的拉动作用有所下降，同时服务业、技术进步等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上升，实体经济更趋“轻型”，由此对货币信贷的依赖程度有所减轻。随着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断增强，资金周转及货币流通速度亦会加快，因此相对慢一点的货币信贷增速仍可以支持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从历史经验看，在预期较差、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M2增速会超出名义GDP增速较多；在经济增长动能较强、预期较好时，M2增速与名义GDP增速的缺口反而缩小。随着去杠杆深化和金融进一步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未来M2增速比过去低一些将成为常态。还应看到，在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M2的可测性、可控性和与实体经济的相关性都在下降，对M2增速变化不必过于关注。 展望2018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从国际上看，全球经济复苏态势仍可能延续，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将进一步趋向正常化，美联储的进一步加息动作为各界所关注，全球利率中枢可能会有所上行。美国减税措施和外贸政策仍会给全球经济格局带来一定不确定性。地缘政治风险有可能多发频发，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不容忽视。在全球经济复苏背景下外需回暖，对国内经济具有一定的支撑作用。但来自外部的不确定变化也可能向国内经济金融领域传导，全球经济复苏和大宗商品价格回暖还可能给国内物价形成一些压力。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取向变化也会对我们的政策空间形成一定挤压，增大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从国内看，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政放权和创新驱动战略不断深化实施，中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协调性进一步增强，质量效益提高。当前消费和外需总体平稳，制造业产能出清、行业集中度提升和企业利润改善较为明显，已经能够看到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经济结构优化的趋势，预计2018年中国经济仍有望保持平稳增长。但也要看到，经济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内生增长动力仍待强化，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乱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我们既要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也要心存风险意识、时刻保持警惕。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人民银行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决策部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紧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稳定，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风险底线，积极推动金融改革，促进信贷结构优化，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继续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 一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当前，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应当更注重经济的发展质量，而非一味地追求增长速度，已不再适宜粗放式的增长模式，不能依靠货币信贷的“大水漫灌”来拉动经济增长，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为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创造条件。人民银行将按照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要求做好总量调控，根据调控需要和流动性形势变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增强流动性管理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稳定，促进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流动性环境。 二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的要求，这是对宏观调控框架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是反思国际金融危机教训并结合我国国情的重要举措。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主流央行政策框架以货币政策为核心，但货币政策作为总需求管理工具，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有一定局限性。宏观审慎政策则直接作用于金融体系本身，侧重于抑制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风险跨市场传染，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宏观审慎政策是对货币政策的有益补充，二者的协同互补能够有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把保持币值稳定和维护金融稳定更好地结合起来。人民银行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探索将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同业存单、绿色信贷业绩考核纳入MPA考核，优化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对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 三是适当发挥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受制于投资收益率和回报周期等因素，社会资本在国民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社会事业等方面参与热情相对较低。在控制好总量的前提下，货币政策可以在这些领域适当使用结构性工具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发挥一定的辅助作用。人民银行将落实好对普惠金融领域贷款达到一定标准的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的相关工作。继续运用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再贴现、PSL等工具支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再贷款支持力度。向全国推广信贷资产质押和央行内部（企业）评级试点，将符合标准的小微企业贷款、绿色贷款纳入货币政策操作的合格担保品范围。 四是继续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利率市场化改革是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有利于提高金融业竞争力、增强金融体系韧性，为推动金融机构转型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也为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创造有利的条件。同时，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于优化资源配置具有重大意义，是以市场化方式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重要一环。人民银行将按照“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完善金融调控机制。进一步督促金融机构健全内控制度，增强自主合理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从提高金融市场深度入手继续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和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探索和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增强利率调控能力，进一步疏通央行政策利率向金融市场及实体经济的传导。当前，我国经济继续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人民币汇率有条件继续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当然国内外市场还存在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成为常态。汇率能够发挥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的有序推进和汇率弹性的增强能够有效提升我国经济金融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人民银行将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详情]

　　 易纲：接棒小川的人 陶凤 北京商报 40年前，他是知青队长，在北京郊外的生产队，经历了那个一切都要定量供应的计划经济时代，他在困惑中开始思考政府的职能与定位。  25年前，他是“盗火者”，在北京大学一个荒废的花园，经历了一番“洋插队”后，他和一帮熟谙经济学理论的青年学者创建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那里，他们开始探索中国的经济改革道路。后来荒废的花园变成了古朴秀雅的朗润园，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长为中外闻名的研究中国经济的重镇。他说，“我最喜欢的职业是当老师。”原因是可以普及经济学思想火种，再由学生们将这火种燎原。  今天，命运把他放在了更受人关注的位置上：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国务院总 理李克 强提名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之前，易纲已经在央行副行长的位置上工作多年，在整个央行体系也已工作了20年之久，一直深耕于货币政策领域。在新的位置上，他将如何接棒走向纵深的金融改革，他能做些什么，他将做些什么，他又会怎么做？  接棒之前 在正式接棒前，易纲已经负责央行各项工作，主管货币政策、国际业务。在此之前，易纲以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身份配合周小川，几乎参与了过去十余年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事件：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到推进并收官利率市场化，再到力促人民币成功加入SDR货币篮子。 相差十岁的易纲与周小川，身上有着众多相似的标签：都拥有博士学位，被视作央行学者型官员的典型代表，著作颇多；拥有良好的国际沟通能力和视野，因此，易纲的接任被市场视为中国金融改革将无缝延续的最佳注解。 易纲将执掌的是“将在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的中央银行：在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央行将重新统领拟订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并履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此前，负责统筹金融发展和监管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已将办公室设在了央行。 中国金融系统乃至全球金融市场对易纲已经相当熟谙：学而优则仕的他近年来在“8·11”汇改等关键时点频繁亮相，向市场传达央行的态度、释疑政策；作为央行系统内第一个海龟官员，易纲过去近十年陪同周小川多次亮相 国际舞台，在IMF与世行年会、G20央行行长与财长会议等场合都能看见他的身影。  学者型官员 生于1958年的易纲，毕业于北京第162中学，上高中时曾写过插队题材小说的他，在高中毕业后赶上了上山下乡的尾巴，在北京市顺义县高丽营公社西王路大队开始了插队生活。 1978年，20岁的易纲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 “本想考理科数学系，后来觉得时间太紧，没有时间复习物理和化学了，所以选择了报考文科。我的第一选择是政法（后来的法律系），因为听说需要政审，就改报经济学了。”2012年4月作为北大经济系77级一员的易纲在回忆时称，“恢复的高考改变了我的一生”。 1980年，易纲被公派出国，随后的六年左右时间，易纲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易纲先后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担任助教、副教授，并在1992年获得终身教职。 这段留学经历和后来易纲从事经济研究和货币政策密不可分。 易纲在2012年做客金融博物馆读书会时曾回忆，1986年自己当助理教授的税前月薪是几千美金，只有两天有课，而自己妈妈一个小学校长，工资只有99元人民币：“在我心里她是一个全能的人，能力比我要强多了，她管一个学校，管几十个老师，我在想为什么中美劳动生产率差距这么大？原因何在？我后来搞经济研究和货币政策，实际上跟我的经历，以及这个反差和我的成长经历分不开。” 1994年，易纲选择回国并回到母校，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这一举动源于1993年夏天，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留英经济学会和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联合举行了一场名为“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理论实践研讨会”，同为北大校友的林毅夫、易纲，以及张维迎商量回国搞一个集科研、教学等为一体的实体机构，这便有了后来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质疑者和思考者 从参与创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始，或许他已经在为今天做准备。  经济学家徐滇庆曾回忆：“1994年1月4日，美国经济学年会在波士顿举行。我在饭店走廊上遇见林毅夫。好几年没见了，格外亲热，邀他来我的房间坐坐。当时张维迎刚从英国来，和我住在一起。他考察了北美经济学就业市场之后大发感慨。林毅夫趁热打铁，我们为什么不回到中国去创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研究中心？就在这个时候，易纲推门进来。他听到这个建议之后，立即建议说，最好把这个中心建到北京大学去。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兴高采烈、高谈阔论，直到深夜。”  对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创建者来说，这次会面就像是布雷登森林会议和格莱美音乐节的合一。他们戴着瓶底儿一样厚的眼镜，身穿化纤面料的西服，求解繁琐的方程式，既争论严肃的经济问题，也随着音乐放开歌喉。  实际上从1994年回国起，易纲的研究范围就不再局限于金融领域，他开始更多地关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在他的《中国货币化进程》一书中，他写道：“我对居民楼一年到头总有人在搞装修深恶痛绝，对市政建设规划不精细、拉链路的频频出现无可奈何，对长官意志造成的马路人行道地砖的反复更换，路旁树木不断更新感到啼笑皆非。我对水资源的担心尤甚，曾经研究过节水马桶的设计和推广，曾因试验两次小便后冲水一次而受到家人批评。”  这本书中除了对于经济问题的许多论述，还有很多对于环境问题的思索。  而在课堂上，他谈论最多的除了货币政策，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选择。他谈到了云南、贵州，对那里生态的破坏和严重的污染感到焦虑。早在1998年，他在《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效率和可持续性》一文中就详细解释了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他提出经济结构的调整比速度更为重要。  或许这也是他获得任命的原因之一，解决中国的复杂问题，需要世界视野，也需要基于中国本土的现实思索。  改革新命题 1997年，易纲的人生发生了一次重要转折。这年，他离开参与创办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由一介书生转入政途，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此后，又先后出任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副司长、货币政策司司长，以及央行行长助理等职务。在十年时间内，参与和影响着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1998年，加入央行未久的易纲初试锋芒，预警通货紧缩的出现，并提出了对策，认为应扩大财政支出增加总需求，适当增加货币供给，优化利率结构。2003年，他集结出版了《中国货币化进程》，解释了中国货币高速增长的过程，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其货币政策思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学界都更多把易纲看做一名学者，而往往忽视了其作为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一面。  易纲自己也更喜欢把自己定位为一名老师。在工作之余，他依然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授课。他对学生说：“我最喜欢的职业是当老师，因为这可以普及经济学，教大家知道自己的尊严在哪里，什么是老百姓的权利，什么又是国家的权利。” 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课堂上，易纲讲课在谈及政府行为的时候，他回忆了一桩往事：  1976年，时年18岁的易纲在北京顺义县插队，当地每年都由政府来计划种多少亩小麦、玉米、黄豆、豌豆。农民们发现种豆类比种玉米的产量更高，于是，他们私下里调整，多种了10亩豆苗。两个星期后，豆苗长到2寸高了，但是主管的领导也发现了这一违规现象，他们亲自来开现场会，豆苗被拔了，可农时也被耽误了，全年的生产泡汤了。“这是典型的政府决定。”易纲最后评价道。  转眼数十年，如今易纲已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关键人物，其影响范围也早已超过了一块地该种什么庄稼，而是关系到中国的国民经济运转，并且，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这种影响还将传递给世界。他举起哪只手，全世界都会屏息观望。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官网上，易纲至今依旧是全职教授，研究领域是计量经济学、金融理论与实践操作。在其简介页面列出的全部27个学术论文，横跨23年（从1987年到2010年），其中16篇为中文，11篇用英文所著。 而易纲1999年与人合著的《货币银行学》，过了近20年至今仍然是中国高校里金融学的经典教科书。 为什么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还能写出这么多文章？易纲在自己的第二部论文集《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的序言中给出了答案，不同于其第一本论文集《中国的货币化进程》，该书收录的是易纲任职央行期间在2003-2009年期间写的主要论文。 “原因很简单，是有感而发、有话要说。现在的出版物是太多了，信息量在爆炸式增长，可以说是好的东西不多，一般的、东拼西凑的、差的东西不少。” 易纲在序言中写道：“虽然我对目前出版物垃圾横流的现状忧虑，但我还是相信市场有其甄别的办法，还是相信市场经济吧。”[详情]

　　中国央行新任行长易纲发表讲话称，中国将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中国金融市场将继续开放，将保持金融业稳定。一直到博鳌会都会有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举措。[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