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任央行行长易纲面临新课题：金融监管协调重任在肩

　　接任央行行长易纲面临新课题

　　2018年3月9日，易纲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3月19日，易纲被提名并选举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卸任。

　　“心情是平静和庄重的，使命是非常神圣和光荣的。”易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上任后的主要任务包括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推动金融的改革和对外开放、维持好金融业的稳定。

　　1958年出生的易纲是北京人、经济学博士。他将成为继周小川之后的又一位具有博士头衔的央行行长。

　　现年60岁的他是一位“老央行”。若是从1997年他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算起，他跟央行“打交道”已超过20年。

　　逾20年里，易纲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等职，拥有丰富的央行系统的管理经验。2016年3月开始，他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

　　在担任外汇局局长期间，易纲提出了“五个转变”，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

　　他就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的“五个转变”包括：从重审批转变为重监测分析；从重事前监管转变为强调事后管理；从重行为管理转变为更加强调主体管理；从“有罪假设”转变到“无罪假设”；从“正面清单”转变到“负面清单”。

　　在2016年3月的一场记者会上，周小川在介绍各个副行长分工时曾表示，易纲副行长负责人民银行各项工作，主管货币政策、国际业务。

　　而在货币政策上，2012年以来，随着资本流动形势的变化，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主动供给基础货币，先后创设了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等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市场亦多以好评。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既要管好“总闸门”，又要保持流动性的基本稳定，既要在防风险和调结构中起到作用，又要有利于稳增长。

　　如何在未来践行金融开放承诺的同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是这位央行新掌舵人面前的课题之一。在金融监管新格局之下，他将被赋予怎样的期待？

　　■ 易纲的新课题

　　金融监管协调重任在肩

　　近年来，金融业混业经营逐渐成为趋势，金融监管协调的重要性显得愈来愈突出。

　　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曾在一篇文章中以2016年“宝万之争”举例：宝能系借助各种金融渠道，通过对各类杠杆资金的组织，尤其是对资管计划的嵌套使用，成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从收购资金来源上，涉及银行、证券、保险等多个金融领域。“分业监管缺乏穿透性，监管部门局限于‘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这种现象有望在未来得到避免。近期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除了将银监会和保监会的职责整合，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外，还将银监会和保监会拟订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了中国人民银行。

　　就金融监管的问题，周小川此前在两会记者会上指出，“在去年7月份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所披露的消息里，已经说明了金融改革的一些主要思路，包括其后成立了国务院金融稳定与发展委员会，其办公室放在人民银行，这些都表明人民银行将在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如今这个担子，则落到了央行新行长的肩上。

　　心存风险意识、时刻警惕

　　易纲在制定中国货币政策时仍然可能面临国际经济环境不稳定的情况。

　　“全球经济复苏背景下外需回暖，对国内经济具有一定的支撑作用。”他在今年的《中国金融》上撰文指出，“但来自外部的不确定变化也可能向国内经济金融领域传导，全球经济复苏和大宗商品价格回暖还可能给国内物价形成一些压力。”易纲指出，预计2018年中国经济仍有望保持平稳增长，但也要看到，经济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内生增长动力仍待强化，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乱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我们既要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也要心存风险意识、时刻保持警惕。”易纲说。

　　会有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

　　2017年11月，外交部网站消息称，中美元首会晤达成多方面重要共识，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中国将以较大幅度放宽金融领域的市场准入。中方按照自己扩大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将大幅度放宽金融业，包括银行业、证券基金业和保险业的市场。

　　易纲在两会期间的发布会上指出，“放宽或取消外资一些股比限制。实际上这是减少了对外资机构的歧视性待遇，体现了内外资一视同仁，这并不意味着放松监管。”

　　3月19日，在回答记者今年金融改革开放还会有哪些动作的问题时，易纲表示，“你们会看（到），从之后的日程一直到我们海南的博鳌会，会有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政策。”

　　■ 人物

　　易纲：央行“老人”，行长“新人”

　　40年前，易纲进入北大，成为高考恢复后经济系首届学生；24年前，他“海归”回国，和林毅夫等人创立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60岁，作为一名“老央行”，易纲成为央行新行长。

　　从北大高材生到“海归”教授

　　1978年，20岁的易纲进入北大，成为恢复高考后经济系首届学生。

　　“高考前夕我早已不干知青队长了，我是知青伙房的管理员。”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官网一篇《忆1977年高考》的文章中，易纲回忆，“记得高考第一天早4点我到伙房和大师傅一起做饭，早饭是馒头咸菜和粥；还给大家准备了要带的午饭糖三角。大约早上6：30，我们十来个同学一起步行到张喜庄，天气非常冷，十里路要走一个多小时，我们赶到张喜庄中学考场时，天还没有亮。”

　　“我是直到最后才报名高考，本想考理科数学系，后来觉得时间太紧，没有时间复习物理和化学了，所以选择了报考文科。我的第一选择是政法（后来的法律系），因为听说需要政审，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就改报经济学了。至于第一志愿北京大学，纯属撞大运，根本没有期望北大会录取我。”

　　易纲的大学同学海闻曾向新京报记者回忆，“易纲当时在我们班年龄比较年轻，要求上进、表现很积极。刻苦更不必说，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大家都很刻苦。”

　　在海闻的印象中，易纲早年自学了英文，英文很好，也积极参加班级活动，是班级最早入党的学生。“后来推荐出国读书，大家觉得易纲很优秀、有理想、有激情，他是恢复高考后北大第一批公费出国的学生，当时一共有三人。”

　　公开信息显示，1980年，易纲被北京大学选派到美国留学，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看来，易纲在国外受到了良好的经济学训练。“1980年，易纲在本科二年级时被北大公派出国，是恢复高考后最早出去学习经济学的人。1986年，易纲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也是恢复高考后最早拿到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1994年，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副教授易纲决定回国。两年前，他已获得终身教职。

　　与林毅夫等创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期间提出：“要抓紧有利时机，加快改革步伐。”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启动全面改革。

　　身居海外的中国经济学人也在关注着中国的经济改革。“大家经常聚在一起谈论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国外毕竟‘隔靴搔痒’，都想回国参加改革开放的实践。”北大国发院教授张帆和易纲均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成员，两人在学会的活动中认识。

　　1993年前后，易纲和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同仁们开始关注和投身于中国的改革实践中。1993年，易纲、田国强、张维迎、张帆、马骏等人前往台湾考察，易纲为团长。“当时台湾是亚洲四小龙，把台湾的经验和内地的改革联系在一起，为中国改革探路。”田国强说。 

　　1993年夏，易纲、张维迎、海闻、田国强等齐聚海口，激辩中国改革。此后，易纲、林毅夫等人到北京，和北大、清华两所高校“谈判”筹备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2月，易纲、张维迎、张帆、海闻等人又聚在北京召开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筹备会。

　　1993年，易纲和田国强还主持编撰了14本的《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丛书序言中写道：“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人曾经成功的创造了台湾经验、香港经验，中国人正创造中国大陆的经验。”

　　“在海外的时候，对易纲非常深刻的印象是，他有一种远大的理想，使命感非常强。当时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时候，也是有着这种使命感、责任感和担当。”田国强说。

　　1994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北大成立，林毅夫为中心主任，易纲、海闻为中心副主任。“易纲在内的中国经济学人回国的最大动机是，中国国内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革，作为经济学家，担心错过国内的实践机会，怕掉队。”张帆说。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设四门课，易纲教授计量经济学。

　　“记得有一次易纲老师讲课，有位同学发表了一段见解。易纲老师鼓励那位同学说下去，之后提出一个让我们闻所未闻的教学方式。”一位学生曾在国发院官网回忆称，易纲说，从下节课开始直到学期末，我不讲课了，你们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把这门经济学原理讲得更好，每次两小时的课都由一位不同的同学上来讲，这位同学要自己备课，并且课堂上回答大家的问题，以后我就坐在台下和你们一起听课，打算报名讲课的同学在每周提前到我这里申请。

　　后来的局面别开生面，报名者踊跃，常常是大家因为没有争取到讲课的机会而感叹。

　　学者易纲：笔耕不辍、有话要说

　　三年后的1997年，易纲进入中国人民银行。

　　“回国后，他经常参加央行的一些会议和活动，想参与到中国改革的实践中去，1997年正式进入央行。”张帆说，易纲在国外做得最多、最主要的工作是研究中国货币的需求函数，发表了很多文章，把体制改革、货币化因素都加到需求函数中去。“货币政策是易纲的专业研究，到央行工作或许是他的理想。”

　　但在此后的许多年里，易纲已在央行担任要职，仍常常会回到北大，为同学们答疑解惑。从北大公布的照片来看，易纲的讲座常常是座无虚席，经常爆满。

　　在北大教书期间，易纲的学术著作受到了各方关注。北大国发院2002年一篇简介称，易纲在英文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20多篇。其中有11篇被世界权威索引《经济学文献期刊》编入其期刊和电子索引。

　　“为什么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还能写出这么多文章？原因很简单，是有感而发、有话要说。现在的出版物是太多了，信息量在爆炸式的增长，可以说是好的东西不多，一般的、东拼西凑的、差的东西不少。我在想，这么多如此差的出版物得浪费多少纸啊。”易纲在第二部论文集《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里写道。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曾评价易纲和张帆合著的《宏观经济学》：“这是我读到的最好的中国版宏观经济学教科书。”

　　“当时写《宏观经济学》时，易纲已经是央行副行长了，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仍每隔一段时间和我碰头、开一次会。”张帆说，易纲自己撰写了很多章节，未让学生代笔，“后来这本书出版后，稿费都给了我。”

　　张帆还参加过几次易纲和学生的聚会。“他很重视和了解学生的情况，他的很多学生在金融界，他们在一起讨论很专业的问题，他通过这些学生了解一些下面存在而上面不了解的问题。”

　　中国货币政策“代言人”

　　“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这样的表述，主要是针对金融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而言的。”在3月9日的两会记者会上，易纲再次对货币政策作出解读。 近年来，熟谙金融市场的易纲已经成为了中国货币政策的代言人之一。

　　2016年，易纲在一年一度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会上表示，中国需要在货币政策上为应对美联储加息做准备，而央行已做好准备。此后人们也发现，中国的金融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表现也越来越稳健。

　　“货币政策是一门科学，更是一种艺术。特别是在货币政策操作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策略选择问题。”易纲在为《货币数量、利率调控与政策转型》一书所作的序中写道。

　　如何达到最优解？在易纲的眼里，一方面，央行积极稳妥的推动货币政策框架逐步以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的方向在转变，创新多种的货币政策的工具，不断增强利率的调控；一方面着力建设宏观审慎的方法，以此起到稳定物价和金融稳定的作用。

　　在易纲被提名的消息出来后，有市场人士感慨：“中国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可以有保证。”而英语流利、多次出席国际会议的易纲，也受到国际金融人士的欢迎。

　　“他具有国际视野，也有着多年的实践经验、专业的学术能力，他是最好的人选。”在田国强看来，易纲实现了当时回国的初衷——投身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中去。

　　采写/新京报记者 宓迪 侯润芳 实习生杨婷

责任编辑：谢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