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接棒周小川任央行行长：货币政策“萧规曹随”

　　明天资本　　特约撰稿人 平川

　　央行常务副行长易纲接棒周小川任央行行长，这是最近25年来首个技术型官僚执掌央行行长一职。

　　易纲和前任周小川一样，拥有博士学位、被认为是“学者型官员”。他1999年与人合著的《货币银行学》，过了将近20年、依然被认为是中国高校中金融学教科书的经典。

　　但与前任周小川不同的是，易纲的之前的职业生涯都在央行度过。而周小川在接任央行行长职位之前，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建设银行、证监会历练过。再往前追溯，戴相龙和朱镕基任央行行长职位之前，也是复合经历。

　　单一职业背景、加之有美国留学和任教经历的易纲被选为央行行长，除了这个职位对专业能力要求的不断提高之外，可能也意味着新行长未来可能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去应对来自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变化所带来的压力。

　　此外，将之前主持央行事务的常务副行长扶正 —— 考虑到前任行长周小川出色的能力和杰出的业绩，选择与之搭档14年、并一直任其副手的易纲作为新任行长 —— 显然有“萧规曹随”的意味包含其中，未来的货币政策大概率将会以稳健为主，而且相对之前的一系列政策有较大的延续性，不会有改弦更张的情况出现。

　　考虑到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三大攻坚战之首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 狭义来讲，就是金融去杠杆 —— 这种经济背景之下，以稳健和延续性作为人事更迭的出发点，本身就是对潜在风险的最好对冲。

　　基于以上，未来的货币政策大概率将会是“萧规曹随”。易纲作为一位出色的学者型官员，将会大概率延续之前的货币政策，并以稳健为主基调，审慎对待中国经济中潜在的金融风险。

　　货币政策调控面临的挑战与政策思路

　　今年年初，易纲在《中国金融》刊登了《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文中对2018年货币政策调控面临的挑战与政策思路进行了较为清晰的阐述。其中，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1）全球利率中枢或有所上行是当前货币政策面临的重要挑战

　　在全球经济复苏背景下，外需回暖，这对国内经济有一定的支撑作用。但来自外部的不确定性变化也可能向国内经济金融领域传导，全球经济复苏和大宗商品价格回暖还可能给国内物价造成一定压力。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取向变化，也会对我们的政策空间形成一定挤压，增大货币政策操作难度。

　　2）宏观审慎政策是对货币政策的有益补充

　　二者的协同互补有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把保持币值稳定和维护金融稳定更好的结合起来。央行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探索将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同业存单、绿色信贷业绩考核纳入MPA考核，优化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对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

　　3）探索和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增强利率调控能力

　　进一步疏通央行政策利率向金融市场及实体经济的传导。增强金融机构自主合理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从而提高金融市场深度入手继续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和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

　　4）人民币汇率有条件继续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成为常态

　　央行将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

　　以上四点，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作为理解新任行长在2018年政策思路的钥匙。

　　易纲仍在任全职教授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官网上，易纲至今依旧是全职教授，研究领域是计量经济学、金融理论与实践操作。在其简介页面列出的全部27个学术论文，横跨23年（从1987年到2010年），其中16篇为中文，11篇用英文所著。

　　我们来看下新任行长部分经典论文：

　　1）易纲曾经发表过多篇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学术论文，影响力最大的一篇是1997年发表于《经济研究》上的《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以及走势分析》，文中得出的结论包括：一，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时期可能有较高的通胀率而且其汇率并不按比例贬值，用购买力平价分析发展中国家汇率时要做修正；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时期可贸易品生产力的提高速度一般高于发达国家，这是人民币未来可能趋强的一个重要因素；三，利率平价对人民币走势的解释和预测能力会越来越强。

　　2）在2002年的《货币政策与金融资产价格》一文中，易纲发现货币政策会对金融价格（尤其股票价格）产生影响，并且货币数量与通胀的关系不仅取决于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还取决于股市。当投资的上升引起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上涨时，扩张性货币政策的长期结果是同时引起商品物价水平和股票价格的上升；当投资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或者可以使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时，扩张性货币政策的长期结果是股价的上升和物价水平的下降。

　　3）在2003年的《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一文中，易纲解释了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在持续出现“宏观好，微观不好”的局面，即在企业效益低下的情况下GDP高速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有企业的行为方式是费用最大化，导致经济流量（GDP）高速增长、个人收入超分配、资源向非国有部门漏出、国有企业利润低等后果，因此国有企业的利润低下并不妨碍GDP的高速增长。

责任编辑：谢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