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的奥地利总统大选可谓千钧一发，极右翼民族主义者几乎问鼎，最终结果为这个悲剧之年画上了一个有力的句号。今天许多人所感受到的不确定和恐惧让人想起了奥登(W.H. Auden)的诗《1939年9月1日》：“那些聪明的希望吐出/这虚伪堕落的十年。”

这一年，许多国家开始向右转，倒向了服务于党派利益和狭隘身份的领导人和政党。这一趋势不是短暂的畸变：转向邪恶政治部分地植根于持续的经济变化终于到达了一个拐点。

穷人和中产阶级目睹工作消失，收入下降，现在，他们激烈地反对现状，绝望地忽视了他们所选择的领导人只能让雪上更加霜的事实。

问题的根源并非民粹主义者所指的移民或贸易，而是技术的稳步前进。工作岗位被机器取代或被外包到新兴市场，尽管全球GDP正在扩张，但收益并非均匀分配，一些群体成为彻底的输家。许多国家正在GDP负增长的同时经历不平等性加剧——巴西GDP增长率为-3.3%，委内瑞拉为-10%，阿根廷-1.8%，俄罗斯-0.8%。其他国家，如日本和意大利虽然仍在增长，但幅度极小。

至于中国和印度，它们的增长相当漂亮。但印度刚刚自废经济武功：莫名其妙地采取了废钞政策；而中国通过放任公司债务不可持续地累积来保持增长，这造成了巨大的风险，而高收益金融产品部分地掩盖、但也更加加剧了这些风险。更重要的是，制造业就业情况正在恶化，尽管中国官方宣称新毕业生只是在进入职业生涯之前先休息一段时间。1995年，中国工资占GDP之比为53%；如今这一比例为47%。

在美国，名义失业率有所下降，但这扭曲了一个更大的趋势。官方数据显示，如今中位家庭境况比1999年时更差，尽管总人均GDP大幅增长。这意味着所有的收益都流向了顶层收入者。

这些趋势背后的力量主要有两个：技术创新，它不可避免，也应该成为我们的渴望；以及工人的收入被取代劳动力的机器的所有者占有，这既不是不可避免，也绝不应该成为我们的渴望。问题常常以劳动力与劳动力之间的问题的面貌出现：发达经济体的工人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人竞争。真相是，这是一个劳动力与资本之争。毕竟，萎缩的是制造业岗位数量，而不是制造业本身。

以纽约州布法罗市伊斯特曼机械公司(Eastman Machine)为例。布法罗市的制造业正在东山再起，但其形式与过去几十年已有所不同。伊斯特曼机械公司制造纺织机器和工具，其产品一半出口，去向通常是孟加拉国和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其成功的关键是它几乎没有人类劳动力；其雇员只有122人，占总制造成本之比只有3%。

还有另一个相关的问题。随着新技术创造出巨大的规模经济，像伊斯特曼机械公司这样的企业——在发生了巨大的先期成本后——能够以可以忽略不计的边际成本制造产品。这导致某些市场更加具有寡头特征，甚至出现了垄断。这一趋势将会持续下去。

此外，由于公司日渐掌握了大量客户和用户信息，它们比以往更容易实施价格歧视，榨取所有消费者剩余。这些变化给监管者带来了新的挑战。

约翰?凯恩斯在经济生活的诸多特征方面堪称预言家，但他也犯了一个大错。在1930年的论文《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中，他预测所有重大经济问题都能在一百年内得到“解决”，我们只需要关心如何熬过这段时间。但他没能预料到经济问题也不断地演化。比如，企业战略永远在变化，因为只要政府引入符合消费者利益的监管，生产商都能找到符合自身利益的新方法。

我们需要新的创新性监管来扭转不平等性加剧和市场垄断化的趋势。这些措施应该借鉴曾经被视为激进的思想，如与工人分享企业利润、采取新的消费者保护措施防止价格歧视等。

诚然，任何新监管机制必须注意不可浇灭企业家生产、创新和扩张企业的激励。但捍卫利润动机不应该成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借口。如果说我们从2016年汲取了什么教训，那就是让一切归于市场可能导致社会和政治动荡。

当然，如今鼓吹以创新的国家干预形式遏制不平等可能会成为众矢之的。有一次，在加尔各答，我告诉我母亲马上就要召开一次国际福祉问题会议，世界主要经济学家都会出席，然后我听见她向一位表亲吹嘘说我与其他“共产主义者”会晤讨论如何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90高龄的她已开始混淆发音相近的单词。今天的造谣者再无这样的借口——只有对日益危险的现状的病态的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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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革命其实就掌握在一只手上。随着手机和数字技术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尚未完全体现其对经济发展、特别是金融的影响。这一点越快发生变化，全世界民众受益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今天的新兴经济体中， 20亿民众——占全部成年人口的45%——尚未在银行、金融机构或移动货币供应商处开立正式账户。“无银行账户率”在妇女、贫困及农村人口中实际更高。此外，至少2亿中小型企业缺乏足够的信贷，或根本没有接触信贷资源的渠道。

储蓄停留在金融系统之外会对创业、投资和经济增长造成损害，导致信贷资源变得昂贵而稀缺。幸运的是，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从手机开始的数字技术可以迅速解决这个问题，从而促成速度更快、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

移动电话和互联网可以减少对现金的需求，并绕过传统的实体渠道。这大大降低了金融服务提供商的成本，从而使他们的服务更为便利且能被更多用户——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低收入用户——接触到。麦肯锡全球研究所预计如果广泛采用数字金融技术，截止2025年或可为新兴国家增加37000亿美元的GDP。这与常规业务相比实现了6%的增幅。在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和印度等金融包容率非常低的低收入国家，GDP甚至可能实现高达12%的增长。

数字金融可以通过若干方式促进GDP增长。预期增长的近2/3或将来自生产率的提高，因为如果企业、金融服务提供商和政府机构不必依赖现金和书面记录来进行日常运作，它们的运营效率将大大提高。另外1/3或将来自整体经济投资增加，因为个人和企业储蓄被转入正规金融体系，然后被利用起来增加贷款发放。其余的收益或将来自延长工作时间——以前跑银行和排队等候的时间可以用来处理工作。

在金融包容性领域，数字金融会产生两项积极的影响。首先，它拓展了信贷覆盖范围。在2014年的新兴市场，仅有约55%的成年人开立了银行或金融服务账户，却有近80%的成年人拥有移动电话。这其中25个百分点的差距可以通过数字银行和数字钱包服务来加以弥补。同样需要弥补的还有性别差距：在世界范围内，拥有手机或互联网接入的女性比男性少2亿之多。

其次，数字金融可以降低成本：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估计与传统银行机构相比，金融服务提供商为客户提供数字账户的成本或将降低80-90%——即数字金融服务每年仅需十美元左右，而如今的传统金融服务成本为每年100美元。使用纯数字渠道因此可能满足低收入用户的需求。即使账户余额和交易量规模很小，金融包容性也能让服务提供者有利可图。

在数字金融协助下，多达16亿无账户民众——其中妇女占比达50%以上——或将接触到金融服务，从而导致当前滞留在非正规渠道的约4.2万亿现金和储蓄进入正规金融系统。如此或将多出2.1万亿美元资金可用于个人和小企业信贷发放。企业也可以节约每年达250亿小时的劳动成本，具体方式是以数字交易来替代现金支付。而政府或可每年增加1，100亿美元的收入——用于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教育等公共产品——因为数字渠道可以降低税收成本并提升其可靠度。

新的移动货币服务已经彰显了数字金融的巨大潜能。在肯尼亚，将手机变身为移动钱包的M-Pesa计划利用其强大的网络效应，大大拓展了成人使用数字金融服务的份额。在短短三年时间里该份额从零上升到40%，并于去年年底达到68%。传统的金融服务账户往往与国民收入同步增长，但M-Pesa的使用率增长相对而言要快得多，表明即使在世界上最穷的国家，数字金融也能够实现显著的市场渗透。

但这样的成功故事并非发生在真空之中。首先，每人都必须拥有手机，还要有可以负担的流量计划。尽管企业可以提供帮助，但政府和非政府机构有义务将移动网络推广至低回报和偏远地区民众。政府还必须确保银行及电信公司网络互通；否则的话，将不可能广泛使用手机进行付款并获得金融服务。

政府还必须建立全民普遍认可的身份认证形式，以便服务提供商可以控制欺诈。在新兴经济体中，有1/5的人口尚未登记注册，而发达经济体上述比例仅为十分之一。新兴国家近20%无银行账户女性不具备开立银行账户的必要材料。即使民众拥有公认的身份证明，他们也必须接受数字认证。利用微芯片、指纹或虹膜扫描的数字身份认证或将证明其有效性——其在新兴经济体中的受欢迎程度不断提高。

最后，政府必须实施法规，在保护投资者、消费者和赋予银行、零售企业及金融技术电信企业竞争和创新空间之间实现动态的平衡。因为法规往往排斥非银行竞争对手，政府应当采用分层的方法，允许没有拿到完全银行牌照的企业面对小额账户客户提供基本的金融服务。英国针对金融技术企业的“监管沙箱”是这方面比较出色的模式，其核心是在达到一定规模前对新兴企业执行较低的监管要求。

金融包容性对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和性别平等至关重要，而且随着世界银行旨在到2020年实现全面金融覆盖，其在全球发展工作中已经发挥了显著的作用。随着手机在数十亿新兴经济体民众中的普及，数字金融使我们完全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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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投票脱离欧洲和美国选择唐纳德•特朗普作为下任总统充分暴露了发达国家公民对全球化的不满。不论对错，他们指责全球化——或者说，至少是全球化的管理状况——是收入停滞、失业增加、不安全加剧的原因。

发展中国家公民表达类似感受的时间要长得多。尽管全球化为发展中世界带来了无穷好处，但许多人反对作为全球化管理指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特别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鼓吹不受管制的自由化和私有化，而宏观经济政策目标集中于通货膨胀而不顾失业和增长，这在近几年来吸引了诸多批评。应该修正这些传统经济智慧吗？

瑞典国际发展合作局(Sida)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此，它邀请全球13位经济学家(包括都曾担任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本文四位作者)给出自己的观点。

我们认为，传统发展经济学背后的一些基本思想可能确实导致了一些世界目前面临的经济挑战。特别是，如今很显然光是保持平衡国民预算和控制通胀而让市场来完成剩余工作是不能自动产生持续包容的增长的。在铭记这一点的情况下，我们提出了八个大原则作为发展政策的指导。

首先，GDP增长应该被视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增长之所以重要，主要原因是它提供所需资源改善各种人类福祉：就业、可持续消费、住房、医疗、教育以及安全。

其次，经济政策必须积极推进包容发展。决策者不应该寄希望于通过发展实现共同繁荣，而应该确保所有人都不会落后。他们必须直面让穷人蒙受巨大苦难的弊端——比如失业、无法获得医疗和教育等。

除了道德要求，这一方针也有助于保持经济表现，收入不平等性过高可能通过社会紧张、政治动荡乃至暴力冲突威胁到经济表现。事实上，最近的一些政治骚动——包括英国退欧和特朗普胜选——部分正是因为不平等性过高。

第三，环境可持续性不是一个选择。在国家层面，以环境破坏为代价的收入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也是不可接受的。在全球层面，气候变化是健康、生计和栖息地的一大威胁。减轻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成为发展政策的一部分已是当务之急而不是锦上添花，国家和国际层面都是如此。

第四，市场、国家和社会之间必须有一个平衡。市场本质上是社会制度，它们需要监管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监管不足的市场成为诸多负面经济结果的根源，包括2008年经济危机和令人难以忍受的不平等程度。

不管对市场还是非市场行动方，国家都是有效监管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公民社会机构则是确保国家高效公平地运转的关键。

第五，宏观经济稳定需要政策灵活性。传统政策建议死抓平衡预算不放——有时候达到了危及宏观经济稳定的程度。更好的方针是将财政和外部平衡作为中期约束。如此，财政刺激(如公共投资)就能有助于刺激停滞的经济，为长期增长打好基础。关键是确保在好光景时管好公共债务和通胀压力。

第六，技术变化对不平等性的影响必须予以特殊关注。最新技术进步取代了劳动力，增加了资本在收入中的比重，因此也提高了不平等程度。毕竟，自动化让公司能够减少工资支出，从而提高股东回报。

不幸的是，这个本质上属于劳动力与资本的问题常常被描述为劳动力与劳动力的问题，一些发达经济体宣称发展中国家抢走了它们的工作岗位。这导致人们拒绝贸易开放，要求保护主义。但是，真正需要的是增强人力资本的行动、调整和改善收入再分配工具，以及促进市场收入平等，包括通过增加工人讨价还价能力实现。

第七，社会规范、价值观和思维影响经济表现。当人们充满信任时，经济表现更好。社会规范也有助于遏制腐败、鼓励公平行为。因此，公民社会和政府应该推动正能量价值观和规范。

第八，国际社会应该扮演重要角色。全球化力量和国家政策所形成的外部性制约了政策选择。也许最近讨论最多的例子是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对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流出的影响。其他例子包括移民限制、贸易政策和避税港监管。

只有国际机构能够管理这些政策所产生的外部性。确保它们公平有效的关键是增加国际机构内部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

随着2016年的结束，产生了诸多经济困难、助长了大量动荡的经济思维旧模式也应该走入穷途末路。过去的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学思想的进步，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什么有用、什么没用的极有价值的洞见。这些知识应该成为师姐所需要的新发展方针的核心。

考希克•巴苏是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现为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是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现为巴黎经济学院经济学荣誉教授。林毅夫是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现为北京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现为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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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经济的长期可持续性是一个尽人皆知的问题。任人唯亲随处可见，而且对石油收入的严重依赖意味着只要油价低迷，俄罗斯经济就将遭受损失。但如果苏联留给我们什么教训，那就是不可持续的制度可以存在很长一段时期。

今天俄罗斯的体系让我回想起1983年曾亲身经历的苏联体系，当时我生活在莫斯科，克格勃纪律委员尤里?安德罗波夫(绰号“布达佩斯屠夫”)依然掌权(尽管健康状况并不乐观)。当时和现在共同的经济特征包括低油价、经济理念不可持续、关键产业归国家所有和实行专制统治。

但一个显著差异是如今俄罗斯的宏观管理能力远超过去。俄罗斯没有资金断流风险，尽管西方一直在进行制裁。但资源紧张的确限制了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选项并加剧了俄罗斯精英之间的紧张局势。

从2014年6月油价开始下跌后，俄罗斯已经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经济排名第六下降到了第十四位；其GDP(以当前美元价格计)已从2.1万亿美元下降到1.1万亿美元——仅有美国GDP的6%。(俄罗斯在国防上的开支仅为美国的8%。)

但尽管俄罗斯在经济领域无法与美国竞争，但俄政府仍保持了令人钦佩的宏观经济平衡，尽管经济增长前景已经褪去。俄罗斯政府理顺经济耗费了一定时间，其国际储备的确曾在2014年出现了危险的降低；但那年12月，俄罗斯中央银行(CBR)终于成功地实现了卢布汇率浮动，从此使宏观经济状况稳定了下来。

在公开声明中，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强调五大稳定指标：包括国际储备、外债余额、预算平衡、通胀和失业率。在上述指标中，他最重视国际储备。在10月举行的年度“俄罗斯呼声！”投资论坛上，普京报告“国际储备正在增长”且“目前稳定在4000亿美元左右”——这一数字显然符合他的预期。

俄国的国际储备包括财政部储备基金，这部分资金或将于2017年耗尽。但对普京而言，俄国国际储备总规模才是关键。通过让汇率与石油价格保持一致，俄国央行即使在2013年来商品价格低迷造成进出口减半的情况下，依然成功保持了显著的经常账户盈余。

同样，财政部将预算赤字保持在GDP的3%左右，即使在绝对收入下降的情况下，汇率下降成功保持了以卢布计价收入的相对稳定。政府通过无情地削减教育、医疗和养老开支成功地弥补了预算短缺。

当卢布在去年初贬值时，通货膨胀激增至16%以上；但俄央行紧缩货币政策其后成功将通货膨胀降低到6%，明年或将进一步下降至4%。值得注意的是，失业率目前仅为5.4%，俄罗斯自石油价格冲击以来成功将失业率控制在6%以下；此外，公共债务仅相当于13%的GDP。

尽管有这些积极指标，总体投资、GDP和生活水平依然呈下降趋势。去年实际可支配收入下降了10%，今年或将再缩减5-6%；投资去年下降超8%，今年或将降低4%；而且2015年GDP下降3.7%，而且今年很有可能进一步降低(虽然下降幅度还不到1%)。

西方人可能无法接受这样的数字。但普通俄罗斯人对(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收入在1999到2008年间实现翻番心存感激。而且，无论如何，在现行制度下他们也没有抗议的权利。

但普京毕竟曾以经济增长来支撑自己的合法地位。现在，他无法再继续改善生活，于是采取了俄罗斯帝国部长维亚切斯拉夫?冯?普雷夫提出的建议：“我们需要打赢一场小型战争。”迄今为止普京已经从三场小规模战争中获益：包括2008年的格鲁吉亚战争、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以及2015年9月以来对叙利亚的持续干预。

但之前厌恶风险的普京不得不承担越来越大的风险，尤其是在东乌克兰地区，他在那里挑起的冲突既非小规模也未能取得胜利。东乌克兰代表某种外交失败，显示尽管俄罗斯相对邻国具有军事优势，但也无法承受长期的战争。西方一直在通过金融制裁利用这一弱点，制裁生效后的每一年都能削减俄罗斯约1%的GDP。

俄罗斯国内精英阶层对普京构成了另外一个威胁，因此自2014年8月后，他一个接一个的解雇克格勃将领，并设法消灭潜在对手。但他的清洗活动陷入停顿，而俄罗斯将军仍在该国“真实”政治局——俄罗斯安全理事会中占据多数。

11月15日，普京为清洗运动开辟了新方向，逮捕了经济发展部部长、硕果仅存的自由主义技术官僚之一乌柳卡耶夫。第二天，当普京通过准备好的电视演讲向国防部致辞时，出席的将军对他表现出明显的厌恶，有权有势的国防部长谢尔盖?谢古似乎无视他的存在。

普京在政治上极其精明，往往会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像乌克兰和叙利亚一样，他常常用临时发动的战争和外交计划令世界各国惊奇。他经济条件有限，但他所面临的局面并非全无希望，我们必须永远做好准备他会做出出人意料之举。现在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获胜已经在华盛顿造成了某种权力真空，而普京则面临着提高自己国内地位的极好机会。我们可以肯定，他决不会放过这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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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来(尤其是2016年)全球石油输出国得到的一个明确教训就是应该调整其公共政策以促进创新并实现经济结构多样化。这些国家在11月下旬同意减产的举动——也是八年来首次达成类似协议——虽然能令油价短期提升，但却无法令局势得以逆转。

毫无疑问，在过去的25年中石油收入显然奇迹般地拔高了石油输出国，特别是海湾地区国家的GDP。一座座繁华的国际性大都市在这些国家拔地而起，触目所及都是令人眼花缭乱的超高层建筑群，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和高于平均水平的生活水准。

但是2017年及以后的世界将大不相同。油价的下行压力不仅体现出因经济增长放缓而减少的全球能源需求，也源自于碳氢化合物制品的生产技术革新，近年可再生能源的兴起，以及以2015年12月巴黎气候协议为代表的全球对抗气候变化承诺。

因此许多石油生产国的唯一增长引擎——碳氢化合物制品生产收入——已经陷入低速运转，并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延续这一态势，甚至可能永久如此。但这些国家最近商定产量上限的举动说明，各石油输出经济体依然无法摆脱对这类收入的高度依赖。

当油价在1980~90年代维持低位时，石油输出国一方面出现生活水平和就业率下降，另一方面公共债务急剧上升。同样的状况自2014年后重现，而各国则通过消耗财政储备来维持，有些甚至被迫削减开支。虽然这一回石油输出国积累了充足的财政储备以应对油价下跌，但他们仍然无法摆脱石油的魔咒。

在最近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笔者联合编辑的《破除石油魔咒：海湾雄鹰的多元化之路》一书中，重点阐明了政府应如何重新调整其国家经济。本书深入介绍了巴西，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些成功实现经济多样化国家的经验见解。

虽然这些国家不是主要的石油输出国，却提供了相当具备说服力的教益。在这些国家中，提升经济多样化的努力多集中于具备国际市场竞争力的高增值工业。这些行业实现的生产力提升随后又对其他经济部门产生积极影响。例如在马来西亚，初级产品出口占总出口份额的比例在1980~2012年期间从约80%下降到20%左右，而电子产品出口则从不到10%增加到超过30%。

《破除石油魔咒》指出，已经实现经济多样化的政府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是因为它们通过实施相关政策来“通过风险资本基金，开发银行和出口促进机构来改善获取融资和商业支持服务的渠道，并创建经济特区，产业集群，研发中心和创业孵化器。

比如说新加坡就建立了制造业，科学和高科技园区以促进研究和开发以及产业集群；巴西在巴西开发银行的支持下在制药，甘蔗和软件行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马来西亚则扶持收割，生产和出口包括棕榈油和橡胶在内的自然资源产业，同时也投资于电子市场。

在成功实现经济多样化的所有国家中政府都发挥了主导作用，通过促进创新和整合公共私营部门来支持出口驱动型企业和人力资源开发。

石油输出国家政府也应该起到带头作用，并鼓励个人发展私营部门，特别是在高附加值出口行业所需的技能。它们应通过实施社会发展方案来改善政府治理，行政透明度，竞争，特别是教育；同时并控制的公共部门的工资水平和就业，以避免将私营企业挤出劳动力市场。当然在实施这些步骤的同时也不忘着眼于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

长期低油价的前景应该对石油输出国的一记警钟。这些国家的政府必须将经济多样化置于其政策议程的首位。有过国家已经先行一步：沙特最近公布了其2030年愿景计划，为经济转型建立了一个蓝图，计划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并增加私营部门的作用，为沙特国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2030年愿景计划是一个好的开始，但将这些目标变为现实需要在未来数月乃至数年中实施精心策划主次先后顺序的政策以及政府介入手段。这不仅适用于沙特，还可应用于其它石油输出国——而新的一年则是打破困扰这些经济体多年的魔咒的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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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欧盟、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治发展大趋势上，这些地区的选民表达了对贸易、移民和结构性劳动力市场变化的深刻忧虑。

但是，从经济角度看，2016年非常平静：全球经济继续缓慢复苏，美国、欧洲和新兴市场的经济活动逐渐改善，尽管其中一些国家仍然十分脆弱。在最近的价格上涨形势下，甚至在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面前艰难调整的低收入国家也迎来了些许提振。

引人瞩目的是，金融市场面对今年的政治剧变泰然自若。事实上，美国采取扩张性财政立场的前景让人们预期全球增长和通胀就在眼前。这表明发达经济体的央行或能赢得喘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多年的缓慢复苏过程中，央行承担了大部分经济政策重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早已指出，增长的复兴需要有能力采取财政政策的国家行动起来，并辅之以旨在提高生产率和增长的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

2017年，多个因素有望使全球经济继续向强劲、持续增长前进。首先，德国将成为G20主席国，并有望推动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结构改革和增强恢复力的措施。与此同时，中国将继续引导其经济模式从出口转向内需。我们还有望在许多亚洲和拉丁美洲经济体看到更加年轻的活力。新美国政府将强调公司税改革和基础设施投资。

当然，推动今年政治发展的力量将在2017年继续构成挑战。比如，技术进步和赢家通吃的市场正在扩大许多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性，即使全球收入正在趋同。在主要发达经济体，过去二十年最顶层10%收入者的收入增加了40%，而底层收入者收入增长甚微。

国际社会必须面对的另一个越来越复杂的问题是移民，而这一问题因为全球地缘政治压力而被放大。移民和难民为东道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但他们进入新社区可能引起经济和文化变化的恐慌。

在许多国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决策者没有考虑他们的利益和福祉。他们认为，对跨境商品、资本和人力流动采取更加严格的限制将重塑他们自己的就业前景和国家安全。

但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的倒退只能破坏近几十年来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福祉和生活水平的进步——而低收入家庭将首当其冲。因此，挑战在于保护得自经济开放的收益，同时治理眼前的不平等性。

至于IMF，它认为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不但是可靠的社会政策，也是可靠的经济政策。我们的研究表明，从长期看，降低高企的不平等性能让经济增长更加强劲、更加可持续。

我认为，各国可以采取多项措施解决不平等性。首先，政府应该提高对低技能工人的直接支持，特别是在受自动化和外包影响最大的地区。具体而言，政府应该提高在医疗服务、教育和技能训练方面的公共支出，并且应该采取措施改善岗位和地域流动性。每个国家都应该明白，必须通过终身教育来让这一代和未来各代人为日新月异的技术做好准备。

其次，政府应该通过普及平价育儿、产假、医疗服务和弹性工作场所来强化社会安全网，特别是家庭社会安全网。政府还应该实施税收改革和法定最低工资，以支持低收入者，并设计税收激励让更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

第三，政府应该致力于确保经济公平，以此重塑社会信任和诱导公众支持改革。具体而言，政府应该在缺少竞争的重要行业培育竞争、打击逃税、阻止企业将利润转移到低税地区。

这些只是一部分能够改善经济包容性的政策，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地研究更多措施——并有效地实施这些措施。这不但是政客和公务员的任务，也是全体经济界的任务。

我坚信2016年的政治发展趋势将让决策者的目光集中在帮助那些从经济融合中获益最少，或因为技术推动的劳动力市场变化而失业的人群。只有通过齐心协力迅速行动构建更强大、更包容的全球经济，才能提高收入下限。2017年这既是一项挑战，也是一个机遇。我们必须迅速地——并且团结地——行动起来。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6.

www.project-syndicate.org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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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政策正站在十字路口。自1789年建国以来，美国便一直是一个扩张的力量。它通过战争在十九世纪横扫北美，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主宰全球。但如今，面临中国的崛起、印度的活力、非洲激增的人口和经济、俄罗斯的拒绝服从、自身的无力控制中东局面以及拉丁美洲的摆脱其事实霸权的决心，美国的实力已经达到了极致。

摆在美国面前的一条路是全球合作。另一条路是野心受阻导致军国主义爆发。美国以及全世界的未来取决于这一选择。

全球合作具有双重重要性。只有合作能带来和平，摆脱无用、危险、终将破产的新军备竞赛——这次包括网络武器、空间武器和下一代核武器。只有合作能让人类战胜紧迫的地球挑战，包括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海洋的毒化以及全球变暖对世界粮食供给、大量干旱土地和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所造成的威胁。

但全球合作意味着愿意与其他国家达成协议，而不仅仅是单方面要求它们。美国习惯于提要求，而不是做妥协。当一个国家觉得它是命中注定的统治者时——如同古罗马、几百年前的“中央王国”中国、1750—1950年间的大英帝国和二战以后的美国那样——妥协就很难在其政治语库中占据一席之地。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简明扼要地指出，“要么与我们为友，要么与我们为敌。”

因此，不足为奇，美国难以接受它所面临的明确的全球。冷战后，俄罗斯被认为走向衰落；但其总统普京不愿臣服。类似地，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南苏丹和其他地区的隐秘和公开的战争并没有按照美国的意愿形成稳定，而是制造了一场席卷整个大中东的风暴。

当然，这些背后有一个根本原因。二战结束时，美国是唯一一个未受战争摧残的主要力量。它引领着全球科学、技术和基础设施。它贡献了大约30%的全球经济，在每个高科技领域都能做到独步天下。它战后国际秩序：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马歇尔计划、日本重建，等等。

在这一秩序下，世界其他国家填补了它们与美国之间巨大的技术、教育和基础设施差距的大部分。经济学家常说，全球增长是“趋同”的，即穷国一直在赶超。美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大约下降了一半(目前为16%左右)。中国经济的绝对规模已经超过美国，尽管人均规模仍然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左右。

这一赶超完全不是对美国背信弃义，也没有牺牲美国的利益。这只是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有了和平、贸易和全球思想流动，穷国也可以领先。这一趋势值得欢迎，而不应该“掐断”。

但如果全球领导者的思维是主宰思维，那么赶超增长的结果看上去就像是威胁，而这正是许多美国“安全战略家”的看法。一夜之间，美国一直领导的开放贸易成为其保持主宰地位的重大威胁。恐慌贩子号召美国将自己与中国商品和中国公司隔绝，说全球贸易本身破坏了美国至高无上的地位。

我的前哈佛同事、美国外交领袖罗伯特•布莱克维尔(Robert Blackwill)和前国务院顾问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Tellis)在去年发表的报告中表达了他们的担忧。美国一直在追求“注重赢得和保持能压制众多对手的强大力量”的大战略，他们写道，而“主导地位应该继续作为美国二十一世纪大战略的核心目标。”但“如今，中国的崛起已经对美国的力量、美国的盟友和美国主宰的国际秩序构成了地缘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挑战，”布莱克维尔和泰利斯指出，“如果中国未来继续保持成功，即使不是一帆风顺地永远成功，也将进一步威胁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最新任命的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对此表示同意。“只要我们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他在去年讨论美国及其盟友时写道，“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就在资助中国构建用于伤害我们和我们的国家的军事力量。”

美国人口只占全世界的4.4%，占世界产出的比重也在下降，它可能沉迷于主宰全球的幻觉，发动新军备竞赛和采取保护主义贸易政策。这样做将让全世界团结一致反对美国的傲慢和新的美国军事威胁。美国自己也迟早会破产，成为“不自量力的帝国”的经典案例。

对美国来说，唯一的前进之路是通过充满活力的开放的全球合作实现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的潜力，战胜贫困、疾病和环境威胁。多极世界可以是稳定、繁荣和安全的。许多地区力量的崛起不是对美国的威胁，而是新的繁荣和建设性解决问题时代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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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偶尔关注时事的人眼中，2016年对于所谓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或许是令人失望的一年。但事实上，在一些发达国家市场表现疲软的时候，某些新兴市场国家却成为了本年度最佳的投资回报标的。如果一位在巴西拥有个人资产的英国居民在年初将手里所有的巴西雷亚尔兑换成英镑以求保值，那么他的投资就将缩水50%。

事实上，巴西并不是2016年中表现优于预期的唯一一个新兴市场国家。但即便距离笔者首创金砖国家BRIC(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个词已经过去了15年，人们仍在将各种不同国家纳入一个单一的“新兴市场”类别，而此举不仅没让这个概念更加明确，反而造成了更多的误解。

这种做法缺乏意义之处在于：比如韩国就跟“新兴”没什么关系，因为其人均GDP已经接近那些不那么富有的欧元区国家；再看看中国，苹果这个美国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在该国销售的产品比美国本土更多。大多数成功的投资者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前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而其他人应该在来年注意到这一点。

当前流行的2017年新兴市场前景预测认为，在新总统特朗普上任后，美国将扩大其财政刺激政策，同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相应收紧货币政策。这反过来将导致美元强势，进而在新兴市场国家催生广泛问题。

但有四个理由去质疑这一普遍认知。首先，尽管市场在特朗普胜选后的几周内表现良好，投资者依然应对任何明显的共识保持警惕。没有人可以自信地判定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会如何走向。特朗普的胜利本是意料之外，所以选举日之后的强劲表现可能反映了那些本来押重注于相反结果的人们正在作出调整。

投资者现在更有信心美联储将在12月加息，所以那些利差交易者——借入美元购买更高利率货币的人——将不得不减少手里的头寸。投资者如今纷纷下注寄望新兴市场走弱。因此关于特朗普经济学的意外消息可能最终会产生一个积极的惊喜。

第二，虽然政府债券长达数十年的升势可能终于走向终结，但即使在短期内相对于其他货币出现升值，仍无明显迹象表明美元会无限期地保持强劲。我一直以来都相信美元有一种天然的升值倾向；但有很多时候美国决策者会阻止美元走强，甚至故意削弱美元。

如果特朗普想要重振美国的重工业，他一定不想看见一个迅速升值的美元。可以肯定的是，许多评论家都预测，特朗普经济学将与里根经济学类似，特别不愿意出手干预市场。但罗纳德?里根的自由放任型理想主义很快遭到了现实的冲击，1985年他批准了《广场协议》，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放开美元贬值。

2017年的第三个考虑因素是，美国的财政扩张可以通过加强周期性和全球性增长而惠及商品生产国。如果商品价格继续像最近几个星期这样上升，那么巴西雷亚尔和智利比索这类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就会随着本国贸易条件(出口相对于进口的价值)向积极的方向移动而升值。

最后，任何关于2017年的预测必须考虑中国这个新兴市场巨头。根据最近的一份高盛研究报告，如果将2016年的预测共识与实际经济表现相比较，中国是唯一超过(尽管不多)预期的G7国家。

跟去年一样，中国来年的增长预期也不是特别乐观。但如果中国经济能维持自夏季以来的轻微加速度，中国股市的上涨也将继续。此外即使中国的总体增长不加快，中国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将持续增加。

中国消费者的崛起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趋势，而特朗普这样的西方反贸易民粹主义者将会很好地注意到这一点。事实上鉴于西方最大的出口部门现在有机会进入一个庞大的新市场，在这时候减少与中国的贸易可就是太不智了。

同样，在印度，印尼以及各非洲国家，也许还有俄罗斯，都无疑会出现更多的贸易和投资机会。总的来说，2017年可能不会与2016年出现极大差异：一些新兴市场不会提供许多投资机会，而另一些国家可能证明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同时与2016年的巴西一样，一些国家的总体经济表现可能不会在其市场的表现中反映出来。而我们的挑战就在于是要弄清楚那些国家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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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步入2017年之际，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许多人将全球化视为精英的阴谋，目的是康其他所有人之慨中饱私囊。根据这一批评，全球化导致了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性的不可遏制的加剧：富者愈富，其他所有人什么都没有得到。一个妖怪带来另一个妖怪。

这一观点有那么一点道理，但错误的成分比正确的成分多。而错误地理解这个问题会造成后果：小错会产生替罪羊；大错会导致可能让真正的问题变得更加糟糕的坏政策。

当我们思考全球化时，第一个需要理解的东西是它让为数巨大的不属于全球精英阶层的人们受益。尽管人口一直在增长，但全世界贫困人口在过去30年中减少了10亿多。受益者包括如今不再生活在贫困中的印度、中国、越南、泰国、马来西亚、韩国、墨西哥和其他国家的人。在发达国家，所有收入群体都受益，因为商品——从智能手机到服装和儿童玩具——变得更加便宜了。旨在逆转全球化的政策必将导致真实收入下降，因为商品会变得更加昂贵。

要求控制全球化反映了这样的信念：全球化消灭了西方的就业岗位，把这些岗位转移到了东方和南方。但对传统工作岗位威胁最大的不是中国人和墨西哥人；而是机器人。因此，美国制造业产出一直在上升，尽管制造业就业在下降。

因此，我们的焦点应该放在管理迅猛的技术变迁，以使它惠及所有人——这不是个容易的任务，但也不是不可能的任务。关税和贸易战无助于事。

诚然，全球化助长了收入不平等。但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大部分是值得欢迎的，而不应该指责。不平等是好是坏取决于它如何产生以及带来了什么。不平等性绝不是性本恶的。

在中国和印度，全球化带来了更大的收入不平等，因为带来了让数百万人受益的机会——在制造业、后台服务和软件开发方面。但不是所有人都受益。这就是进步的发生模式；我们可能更喜欢所有人能够齐头并进，但这样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指责这样的不平等等于指责进步本身。

在发达国家，也有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性加剧体现了更好的机会，这些机会来自从国家市场到全球市场的变化。具备超人才华和创新力的人现在可以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致富。通过与更多的人分享才华或通过发明让所有人都受益的东西赢得财富绝不是犯罪。

当然，不平等性也有黑暗的一面。富人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并且可以经常改写规则让自己、他们的公司和他们的朋友获益。在美国，对仍然保持公开的总统竞选来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对国会来说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我们的“代表”严重受到筹钱需要的束缚，以至于脱离了富人利益集团的支持，他们就无法当选或连任。

这并不是说立法者是腐败的，而只是说，如哈佛法学院的劳伦斯?雷西格(Lawrence Lessig)所指出的，制度是腐败的，并且无法代表不具备金钱所赋予的力量的人。但最佳解决方案是否是降低不平等性，而不是改变政治献金的方式，我们尚不清楚。富人应该去购买游艇、成立基金会，或成为慈善家，而不应该收买政府，政府不应该干涉市场。

更一般地讲，源自“寻租”——骑在别人背上致富而对经济没有做出任何贡献——的不平等性才是真正的妖怪。经典的例子包括游说政府减少监管，最后——当银行倒闭时——留一大堆代价高昂的烂摊子让纳税人收拾的银行家。因此而实施的援助让令人咋舌的数量的公共资金用在了已经富得流油的人身上。

比如，房利美和房地美——美国政府支持的住房融资机构巨头——利用政治手段让国会无法管制它们，同时给私人股东发放红利并制造了住房危机。类似地，农业游说集团每年都能获得数十亿美元的补贴。制药公司被鼓励游说政府接受现有产品涨价或延长专利，而不是研发新药。房地产巨头则获得有利于它们的税法改革。

这些活动其实什么都没有创造出来，因为它们减缓了经济增长。当合法偷窃成为最容易的致富之道时，创新和创造力就成了愚蠢的游戏。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罗素?霍克希尔德(Russell Hochschild)写道，有些人因为看到其他人“插队”而被激怒。这种愤怒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是(比如)习惯了种族特权地位的美国白人在面对更加平等的世界时发出的话。有道理的愤怒对象是康其他所有人之慨肥了特殊利益集团的政府。在一个增长缓慢甚至零增长的经济中，你之所的只能来自我之所失，这种合法偷窃是不可容忍的。

增长依赖于全球化和合理的不平等。我们不能忽视受伤害的人，但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修补”不会让问题变得更糟。真正的妖怪是把持了大部分政府的寻租者。他们所造成的不平等才是需要消灭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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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之后，特朗普以绝对的优势战胜希拉里成为下一届美国总统，惊呆了全球市场，但美国股市随之大涨创下历史新高，这一切看起来真是不可思议，但世界还是正在变好，我认为原因如下：

第一，到2035年，全球婴儿死亡率将都会低于美国在二十世纪末的水平。识字率，也有了大幅的提高。当然我们也经历了很多可怕的事，但今天整个世界人口只有一小部分，死于地区冲突等横祸，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五分之一。有更多的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现在每个人都有智能手机，其计算能力甚至堪比阿波罗登月项目里那些仪器的处理能力。手机能接触到更多信息，比作为教授的我能接触到的图书馆信息量还大。手机能网罗到的联系人，甚至超过了前总统约翰逊-肯尼迪政府内需要联系的整个白宫工作人员。所以我们不应认为这个世界变糟了，或者有什么根本性地因素阻止世界越变越好。

第二，大家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健康，稳健，有竞争力的金融系统的重要性。这也是我经常和我学生讲的，经济中最重要的就是连接起每个个体，这些个人会面临退休，失业的威胁，也会有抚养孩子的压力。而且社会中存在的巨大机会，能有效地投资出下一个亚马逊，能够建厂造桥，能够创立企业雇佣更员工。为了要实现所有这些目标，百姓有钱存，投资者有项目投，我们就需要健全的金融体系，并且确保这套体系良好运行。

我很理解大家对于这套体系的疑问和顾虑。但不应有人质疑那些金融行业从业者从事着非常重要的工作。我相信世界上成千上万没有听说过衍生品的普通人，那些认为Call(其实是金融衍生品里的看涨期权)是和手机有关，认为Put(衍生品的一种，看跌期权)是一个动词，即使是这些人也是衍生产品的受益者和被保护方。社会的认可会激励着金融系统的不断创新，并且监管机构的各项制度可以更好地规范行业，修正那些致命的错误。

另外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人们寿命越来越长，发展中国家条件大幅改善，各国的生活质量更好更安全。虽然资本的累积越来越多，但是投资的机会却是在下降，各种原因包括进入壁垒，资金成本，更少的劳动力等。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就改变了包括需求和利率在内的大环境，慢慢演变成如今的状况。极低的利率水平并不是由货币宽松政策引起的，而是存储和投资的相互作用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资产的价格也不是因为泡沫带来的虚高，而是因为当利率变低时，折现率(Discount Factor)就变小了，使得资产价格变高。杠杆变大并非因为有歹人想要你使用杠杆，而是经济活动中对低利率的自然反应。

所以思考下这些政策，法规，以及因此带来的机会，风险，我们要明白到那些曾经很稳定的因素，比如储蓄，投资行为，中性利率(Neutral Interest Rate)可能已经有了变化，且是很大的变化。而我们的市场和金融机构选则需要时间去适应这些新的变化。这是崭新的世界，有新的机会。金融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其中不停演进，承担重大的责任。我们要理解当下的经济有哪些变化，条件背景有了哪些变化。

特朗普换掉耶伦我会很惊讶

如果特朗普在耶伦任期到期时换掉耶伦，我会很惊讶。联储的独立性更体现在于承担社会责任而非象征法律权威。过去35年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总统干预了联储的独立性。即使财政部质疑是否应该调高利率时，联储当时也没有回应，90年代经济的良好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这种独立性。以后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

到底是不是应该进行监管？当然是。是不是体系中确实有问题需要解决？当然是。金融机构需不需要去官僚化？当然是。但是目前的潜在的危险是要防止走极端，这可能造成另一次金融危机。比起金融业界，或者货币政策，我更担心的威胁是由监管不当引起。

控诉中国操纵货币获得贬值优势是无稽之谈

在2011，2012年的时候，奥巴马政府表达了对中国汇率问题的关切，以及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的可能性。我认为当时称中国借此囤积大量外汇，防止人民币升值是有理性根据，有事实基础的。而现在的情况不同，中国非常努力地在防止人民币过快贬值。他们投入很大精力试图放缓资本外流的速度，防止本币急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智库咨询团体基本认为中国政府的初衷除了防止本币过快贬值，没有其他意图。

所以控诉中国操纵货币以获得贬值优势纯属无稽之谈。如果政府真的要这么做，我不能想象文件要怎么起草，因为你要解释对方为何要操纵，而这理由又是不成立的。这样做会显得美国脱离实际，也会损害我们的信誉。这代表中国的贸易问题就不存在吗？也不是，比如廉价倾销，比如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缺失。但是治理国家是很困难的，很多细节需要思考，很多方面要照顾到。我们只能希望这些角度都有被思考到。

现在政府有种很强烈的意愿，那就是保护那些俄亥俄州的工人，使他们免于因为墨西哥工人生产的更廉价的商品而失业。墨西哥比索10%的贬值意味着所有从墨西哥进口的产品都便宜10%而出口则昂贵10%。单单出口目的地是墨西哥这一项，就给企业省了10%的成本。

我们要意识到，目的(Ends)是可以带来价值的。但是途径(Means)则需要靠社会科学等进行管理疏导。我们在河上造了桥之后，不能要求桥不受到河水的冲击，一直在原地岿然不动(有点“要马儿跑最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意思)。经济政策也是要遵循这一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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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将就任第45任美国总统。我很讨厌说“我早就告诉你了”，但这次选举算不上出人意料。我在2002年的书《全球化及其不满》(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中解释说，我们用来管理全球化的政策已经给普遍的不满埋下了种子。讽刺的是，特朗普出身共和党，共和党曾经是国际金融和贸易一体化最着力的推手，而他却通过反其道而行之的承诺赢得选举。

当然，我们不能回到过去。如今，中国和印度已经融入全球经济，技术创新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减少制造业岗位数量。特朗普无法再造过去几十年的高薪制造业岗位；他只能推动高端制造业，而高端制造业需要更高的技能，雇佣人数也更少。

与此同时，不平等性的加剧继续导致普遍的不满，特别是将特朗普推上总统宝座的美国中部白人选民。经济学家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在他们发表于2015年12月的研究中指出，中年美国白人的预期寿命正在下降，因为自杀率、吸毒率和酗酒率上升了。一年后，国家卫生数据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报告美国总体预期寿命20多年来首次出现下降。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所谓的复苏的前三年里，91%的收益归于最顶层1%的收入者。纳税人耗资数十亿美元拯救了华尔街银行，屋主们却得不到一个子儿。美国总统奥巴马不但拯救了银行，还拯救了银行家、股东和债权人。他的由华尔街内部人士组成的经济政策团队打破资本主义规则拯救精英，这确认了数百万美国人的怀疑：如特朗普所言，制度被“操纵”了。

奥巴马在某些问题上带来了“你能够相信的变化”，如气候政策；但对于经济，他强化了现状——为期30年的新自由主义实验，它承诺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好处将“渗透”到每一个人。相反，这些好处向上渗透了，部分是因为如今的政治制度更像是基于“一元一票”原则，而不是“一人一票”原则。

不确定性的加剧、不公平的政治制度，以及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为精英服务的政府，这一组合为特朗普创造了理想的温床。特朗普是一位富翁，但他显然不属于传统精英，他凭借的是带来“真正”的变革的承诺。但特朗普上台后一切将照旧，特朗普将谨守共和党正统税收政策，而他任命游说集团成员和工业内部人士担任政府职位，这已经打破了他要在华盛顿“清理门户”的承诺。

特朗普的其他经济日程将主要取决于众议长保罗·莱恩(Paul Ryan)是否是一位正宗的财政保守主义者。特朗普提出，为富人大幅减税的同时要采取大规模基础设施计划，后者将提振GDP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政府的财政处境，但并非以供给侧经济学支持者所希望的方式。如果莱恩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关心赤字，他将成为特朗普日程的应声虫，经济也将获得急需已久的凯恩斯主义财政刺激。

另一个不确定性是货币政策。特朗普已呛声反对低利率，并且美联储理事会还有两个空位子。此外，很多美联储官员希望利率正常化，他们真的这样做的概率很大——这也许将抵消特朗普凯恩斯主义刺激的效果。

如果特朗普通过税收方案加剧不平等、掀起贸易战，或放弃美国温室气体减排承诺(特别是如果其他国家采取跨境税作为报复的话)，他的促增长政策也将受到影响。由于共和党同时控制着白宫和国会两院，他们可以相对自由地削弱工人的讨价还价力量、减少对华尔街和其他行业的监管，并对现有反垄断法视而不见——所有这些都将制造更严重的不平等。

如果特朗普兑现他的竞选威胁，对中国进口品征收关税，美国经济受到的损失可能比中国更大。根据现有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对于美国所征收的每一项“非法”关税，中国都可以任意报复，比如针对支持美国关税的国会议员的选区实施贸易限制，使该地区无法增加就业岗位。

平心而论，针对中国并且受世贸组织框架允许的措施，如反倾销关税，在某些领域是合理的。但特朗普并没有为贸易政策阐明指引措施，并且美国——它直接补贴汽车和飞机行业，并通过极低利率间接补贴银行——这样做是在没有掩护的情况下向敌人开枪。一旦以牙还牙的游戏开始，最后的结局很有可能是二战后所建立的开放国际秩序的毁灭。

类似地，主要通过经济制裁执行的国际法治在特朗普治下也有可能流于形式。如果以俄罗斯为核心的联军升级东乌克兰冲突，特朗普如何应对？美国真正的实力一向来自它作为包容性民主国家的立场。但全世界人民现在已经对民主进程失去了信心。事实上，纵观非洲，我听到各种类似“特朗普让我们的独裁看上去很美”之类的评论。随着美国软实力在2017年及以后继续下滑，国际秩序的未来将变得更加不确定。

与此同时，民主党肯定会进行败选反思。不可否认，希拉里·克林顿失败的原因是她没有在选民面前拿出与比尔·克林顿在20世纪90年代所采取的新自由主义日程有显著不同又令人信服的愿景。二十多年来，民主党追求“三角化”的政治战略——修订对手的政策——这个左翼政党不可再将自己包装为右翼政党的可信替代者。

只有拒绝新自由主义、接受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谢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等领导人提出的进步政策，民主党才有未来。这将让他们强烈反对共和党，后者必须明白如何管理一个由福音派基督徒、公司高管、天赋论者、民粹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所组成的联盟。

随着特朗普的上台，以及两大政党重新定义自身，未来一年很可能作为美国的转折点而记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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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前，我向我的朋友们致以假日问候：“这不是寻常时期。愿你在乱世中脱颖而出。”现在，我觉得有必要和世界其他人分享这一信息。但在这么做之前，我必须告诉你我是谁、我持有什么立场。

我是匈牙利裔犹太人，今年86岁。二战结束后，我成为美国公民。很早我就领教了哪种政治体制胜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1944年，希特勒德国占领匈牙利，这是一段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经历。若非家父深知局势的严重性，我大概早已灰飞烟灭了。他为自己的家庭和其他许多犹太人伪造了身份；在他的帮助下，大部分人活了下来。

1947年，我逃离了共产主义匈牙利，来到英国。作为一名伦敦经济学院学生，我受到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影响，并以可错性和反身性为基础发展出我自己的哲学。我区分两种政治体制：第一种体制是人民选择领袖，领袖应该保护选民的利益；第二种体制是统治者操纵臣民以满足统治者的利益。在波普尔的影响下，我将第一种社会称为开放社会，第二种称为封闭社会。

这一分类过于简单。纵观历史，各种不同的程度和变体随处可见，既有运转良好的模式，也有失败国家，还有各种处于不同状态的不同水平的政府。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区分这两种体制类型非常有用。我成为第一种体制的积极推动者和第二种体制的反对者。

我认为，当下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历史时刻。开放社会处于危机之中，各种形式的封闭社会——从法西斯独裁到流氓国家——纷纷崛起。这是如何发生的？我能找到的唯一解释是民选领袖没有满足选民的合理期望和愿望，而这一失败导致选民不再对流行的民主和资本主义抱有幻想。很简单，许多人觉得精英偷走了他们的民主。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仅有的超级大国，同等地致力于民主和自由市场原则。此后的重大发展趋势是金融市场全球化，其先锋宣扬全球化增加了全球财富。毕竟，即使赢家补偿输家，他们仍然能够获得不少东西。

这一观点具有误导性，因为它忽视了一个事实：赢家很少甚至从不补偿输家。但潜在的赢家拿出足够多的钱来宣扬这一观点并使它被普遍接受。这是自由企业——或我所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信徒的胜利。由于金融资本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而极少有发展中国家能够自力更生获得足够资本，因此，全球化势如野火燎原。金融资本能够自由流动，规避税收和监管。

全球化产生了深远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它给穷国和富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趋同，这是利；但它也加剧了穷国和富国内部的不平等性，这是弊。在发达世界，利主要归集于仅占不到1%的人口的大金融资本所有者。缺少再分配政策是不满的主要来源，而不满被民主的反对者所利用。但也有其他因素，特别是在欧洲。

我曾经是欧盟的铁杆支持者，自立盟以来就是。我将它视为开放社会思想的具体化：一个由愿意为了共同利益牺牲部分主权的民主国家组成的联盟。一开始，它是一项大胆的实验，用波普尔的话说，这是“渐进式社会工程”。欧盟领导人制定了一个可实现的目标和一个确定的时间点，并动员实现目标所需要的政治意愿，他们十分清楚，每一步都是后续步骤的必要条件。就这样，欧洲钢煤共同体发展成欧盟。

然后，有些东西发生了严重问题。2008年大崩盘后，平等国家的自愿联盟演变为一种债权人-债务人关系，债务国难以履行义务，而债权国给债务国制定了必须遵守的条件。这一关系既非自愿，也不平等。

德国成为欧洲霸权，但它没有履行成功的霸权必须满足的义务，即超越狭隘的自身利益，着眼于依靠霸权的人民的利益。试将二战后的美国与2008年大崩盘后的德国相比：美国启动了马歇尔计划，并最终发展成欧盟；德国施加了有利于其狭隘自身利益的紧缩计划。

重新统一前，德国是推动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力量：它永远愿意多拿出一些东西来说服抵制力量。还记得德国为了满足撒切尔夫人关于欧盟预算的要求而做出的牺牲吗？

但在1：1的基础上统一德国代价高昂。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时，德国认为自己没有富裕到能承担更多义务。当欧洲财政部长们宣布决不能允许其他具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再倒闭时，德国首相默克尔正确地领会了选民的意思，宣布各成员国应该照顾好各自的机构。这就是分裂过程的开端。

2008年大崩盘后，欧盟和欧元区越来越难以保证正常运转。现实情况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规定的情况渐行渐远，但条约修订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最终完全消失，因为不可能得到批准。欧元区成为过时的法律的牺牲品。急需的改革只有通过寻找条约漏洞才能实施。局面因此变得越来越复杂，选民也开始离心离德。反欧盟运动的崛起进一步影响到欧洲机构的运转。2016年，分裂取得重大利好，首先是英国退欧，然后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12月4日意大利选民以明显优势拒绝宪政改革。

现在，民主处于危机之中。甚至世界民主领袖美国也选择了一位行为艺术家和潜在独裁者来当总统。尽管特朗普在当选后口风有所软化，但其行为和顾问团都没有发生变化。他的内阁成员都是些不胜任的极端分子和退休将军。

未来会如何？

我有信心美国的民主将表现出恢复力。美国宪法和制度——包括第四等级（媒体）——足以阻止行政权越界，从而防止潜在的独裁成为现实。

但从近期看，美国将受制于内斗，成为斗争目标的少数群体将蒙受损失。美国将无法在世界其他地区保护和推行民主。相反，特朗普将更多地于独裁者改善关系。这将让其中一些独裁者与美国和解，而另一些将不受干扰地推行独裁。特朗普更喜欢做交易，而不是捍卫原则。不幸的是，这在他的基本盘中将大受欢迎。

我特别担心欧盟的命运，在俄罗斯总统给普京的影响下，欧盟岌岌可危。普京的政府概念与开放社会格格不入。普京不是最新发展趋势的消极受益者；他竭尽全力推动着趋势的发展。

他认识到他的政权的弱点：它可以开采自然资源，但无法形成经济增长。他感受到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其他国家的“颜色革命”的威胁。一开始，他试图控制社交媒体。接着，他漂亮地利用社交媒体公司的业务模式传播假信息和假新闻，误导选民、动摇民主。就这样，他帮助特朗普胜选。

2017年荷兰、德国和意大利的欧洲选举季也有可能发生同样的情况。在法国，两位领先的竞争者与普京关系密切，意欲对普京采取绥靖政策。无论谁胜出，普京主导欧洲都将成为既成事实。

麻烦在于普京用来动摇民主的方法不可用于重建对现实的尊重和平衡的现实观。我希望欧洲领导人和公民认识到这将威胁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作为欧盟立盟基础的价值观。由于经济增长停止、难民危机失控，欧盟现在已经处于解体边缘。

欧盟即将经历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体验。认为欧盟必须拯救才能从根本上再造欧盟的人必须竭尽全力带来更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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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共和党，掌控白宫和参众两院。那接下来共和党会有一些什么动作？我觉得现在可以称共和党是特朗普的共和党。这次引发众多关注的竞选，也产生了所谓的特朗普主义，他甚至掌握了共和党。现在轮到特朗普去改变现状去创造未来。但期待接下来特朗普如何改造社会，共和党把控的两院将有何作为，也是很有趣的。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特朗普会怎么和瑞恩(众议院议长)， McConnel(参议院多数党共和党领袖)展开工作。我曾在布什政府时期和McConnell共事过很长一段时间。即使是共和党人，也未必每次都和总统保持政见一致。当然，这种情况下特朗普一定比其他总统对两院有更大的影响。

很多人质疑选举过程的公正性，必须要增强对政府的信任。首先是做的是停止撕裂大众。在过去的25年，和我一起共事的95%华府工作人员都是善良，诚实，正派的人，努力为国家服务。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我都和两边保持很好的关系，两党都是为国家谋福祉。而真正把水搅浑的是那些政治民粹主义。人民总是喜欢标榜自己反政客，反华府，要引导这些大众实在是最容易的政治把戏。

所有人都反对他，媒体反对他，建制派也反对他。对于大众，要从这种强烈的情绪中平复过来，这个过程可能要有几周，几月。直到经济再次增长，直到人们对未来更有信心。

我认为特朗普是有雄心壮志的，当然他上任后可能改变主意，推翻原先的计划。竞选只是热身，真正难的是当选之后的管理部分，比如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还有将对参议院展开激烈争夺的财政预算提案 ，以及围绕预算的各种修正法案，这部分可能会有很多大动作。估计一年内是看不到结果的。三四月份的时候可能看到参议院的通过，然后还要走拨款流程。法案最后的成形还需要在参众两院来回商议，获得确认。

从现在开始的一年，你们将陆续看到新政府各种政策的展开，像税法改革等。我猜总统应该无暇顾及基建计划，因为基建计划的资金提供还涉及到其他一些因素和资源。另外，任何总统上台，都会要考虑美国公司在海外的2.5万亿应纳税收入，如何把这部分纳税收入调回美国。通过会计处理，将部分的利润分5到10年进行征税。这需要获得包括两党，大包括公司，包括工会的大力支持。我一年半前离任时候，我们曾差一点可以达成协议。瑞恩和特朗普的工作重点应该还包括增加债务。

我过去有大量时间都是和两党一起工作的，有很多工作也是跨党派完成的，而我们也有很多共同朋友有相同的经历。但是大众看到的却是截然相反的景象，即两党水火不容的对立。我觉得这又要归咎于新闻系统没有作好份内工作。过去这些年的成就95%都是建立在两党合作的基础上。而媒体却只报道5%两党在国会激烈斗争的场面，或者是多数党为难对方的总统。

95%的媒体人在过去的大选里都不合格，媒体人应该寻求真相、与民众交谈、真实地了解发生了什么，但这点明显没有做到。一旦媒体人把自己放到任何一个党派的阵营里，他就不能代表媒体了。

你要这么看待国会，这是一个有535人的社区。你能指望一个535人的团体团结一致顺利完成工作吗？当然不可能。这就体现领导人的重要性了，他们要互相维持良好关系，能够看着对方的眼睛，信任他人。

我有幸可以和好的领导，好的总统共事。所以当我成为众议院发言人的时候，我知道要怎么开展我的工作。我和McConnell等人和总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当我宣布退休时，第一个接到的电话是前总统布什打来的，开玩笑说以后可以一起打高尔夫球。第二个是奥巴马总统，他说博纳你还不能退休啊，我们还要搞定预算案，还要一起做这个做那个。总统说伯纳，我会想你的。我说“总统先生，你会的”。我也会犯错，但明天你要自己收拾好，要解决问题。

有次我们和瑞恩针锋相对，不能通过预算议案，不能提高债务上限。五周之后就要宣布协议结果，但这四周里面什么共识都没有达成。所以我就打电话给McConnell, 说要找奥巴马，法案的事必须有些进展。结果奥巴马教育了一番McConnell，叮嘱务必把法案的事情办妥。然后电话上我还朝总统发火了，“总统先生，我还因为这事在电话上被整整训了五分钟”。说完就挂电话了。一个小时之后，我的下属就电话我了。那天晚上我们就达成协议。

有时候你得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你要有好的拍档。(中间讲了一个关于希拉里有趣的比喻。说如果她是拳击手的话，就是那种很有效率，会在每局铃响前把对手打趴下的人)。我尽量不招惹希拉里，但有时会和其他民主党人起冲突。在2012年有一个法案就要到期了，到了12月22号还没什么进展，快到圣诞了。我要继续工作，而我妻子不得不独自去了佛罗里达度假。我打开电视，新闻里说我是独裁者，于是我关了电视。

至于会给希拉里或者特朗普什么建议？总统没有国会的支持是办不成事的。我会跟他们强调关系的重要性，即使你不喜欢他，你还是要和他相处好，好好合作，最大化国家利益。我就任的那时候总统是民主党派的，而国会是共和党的，但美国人民不在乎，他们也不在乎你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你必须自己想办法。而我们的工作就是找出两党共同的利益诉求。特朗普如果要办成事，就要和国会紧密合作，而且必须越快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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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中，全球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期，令全球不平等性下降，并创造了新的经济发展机会。自1990年以来，近11亿人摆脱极端贫困，使极端贫困人口占全球总人口比例从35%下降到10%以下(据最新估计)。

但是全球化的收益固然不容否认，却并不是人人都能分享到，这导致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呼声渐高。但树立壁垒和闭关锁国绝非帮助全球化落后群体之道，包括那些受到让世界变得更加(而不是更少)互通的技术变革的影响的人。

世界领导人需要更好地支持全球化，制定充分释放潜力的政策以推进经济，同时探索能让世界更加安全、更加平等的新领域。一个可能的领域是扩大跨境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一道——是促进包容性增长、培育地方面临全球冲击的恢复力的有效方法。

考虑到发达经济体增长缓慢——体现在创历史的记录的低利率和贸易暴跌上——世界需要新的活力源。有人说，主要发达经济体借贷成本的全面下跌主要是因为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增加以及技术变革导致资本密集程度下降，而这两者都会拖累总需求。缺少有意义的投资机会降低了对未来增长的信心，从而进一步抑制了经济活动。

基础设施投资——包括跨境基础设施投资——能够帮助世界应对当前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宏观经济失衡。特别是提振“气候智能”型基础投资将减弱经济进步的碳足迹，同时提高全球生产率、为老龄化社会的投资者创造长期收入流。气候智能型基础设施投资还能通过改善经济前景并降低气候变化风险，在短期内提升投资国的信心并创造总需求，即使建设这些基础设施需要时间。

但基础社会投资有很大的风险，特别是需要在远程进行的话。有时，这些风险远远超过了老龄化储蓄者愿意接受的程度。在世界银行集团(WBG)，我们正在用多种方法帮助消除这一基础设施投资的风险性与投资者风险偏好之间的缺口。

首先，WBG帮助各国政府制定有利的法律环境、做好项目准备、降低现有信息壁垒。我们的团队与成员国保持永久性对话。全球基础设施便利(GIF)正致力于开发一系列准备充分、投资已就位的基础设施项目。我们最近还为82个国家制定了公私合作的环境基准。

WBG也对其所提供的各种担保——包括项目和项目组合担保——提供解释，以使其便于理解或加强理解，从而有助于增加正回报安全资产的供给。我们也在为机构投资者创造机会与我们的私人部门导向的国际金融公司合作，渠道包括最新启动的基础设施管理共同贷款组合计划(Managed Co-Lending Portfolio Program for Infrastructure)以及由IFC资产管理公司(IFC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管理的多只基金。

最后，我们支持发展本地资本市场和机构投资者，以此动员国内资源并让外国投资更加便利。后续创新包括发展工具，如固定收益基础设施指数和新兴市场基础设施挂钩债券，以及鼓励回收政府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

总体而言，基础设施未必比传统资产类别风险更高，因为其资产回收率较高而回报率波动较低，包括新兴市场也是如此。越来越多的这方面的证据正在鼓励监管者考虑对这些资产采取更加灵活的资本要求，特别是有多边机构提供担保的项目。这些支持有助于扩大本地和国际机构投资者的合格资产投资范围。

成功地大规模动员私人资本可能需要公共资源来支持去风险。由于存在积极经济影响、有助于遏制气候变化和贫困，并有望因为动员资源而实现生产率提高，(比如)用公共资源支持让多边金融机构提供跟多担保有可能非常有效。

我们应该发动创造性思维，将“气候智能型”基础设施投资用作更新全球日程的一个方法。果真如此的话，我们能够帮助提升潜在经济增长而不会让地球超负荷运转、刺激共同繁荣，并更加接近消灭全球极端贫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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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2016年，发达国家民粹主义运动盯上了央行独立性。不通过选举产生的技术官僚采取具有政治和分配后果的政策，这在民粹主义者眼里仿佛公牛看到了红色斗篷。

在美国，2016年初一份试图审计美联储的法案以微弱劣势被驳回。美联储被审计意味着日常货币政策决定都必须受到国会评估。而在总统选战期间，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指责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将美联储决策政治化。

在欧洲，民粹主义者抨击非选举产生的欧盟官僚和独立欧洲央行的呼声更加高涨；而在英国，工党财政大臣约翰?麦克唐纳尔要求对利率实施“民主控制”，暗示英格兰银行的货币政策有迎合金融机构之嫌。

随着民粹主义运动的得势甚至进入一些国家的政府，他们的抱怨迟早会转化为政策方案，进而可能改变央行、财政部和立法机关之间的关系。2017年的一个大问题是这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或者说，面临即将到来的民粹主义攻击，央行独立性是否应该得到捍卫。

针对中央银行的各种批评包括量化宽松(QE)和低利率有利于富人论；特殊的信用政策有利于银行而对经济没有实际帮助论；密切关注通胀导致其他目标(如保持充分就业和遏制不平等性)无法实现论等。

这些观点左右立场皆有，其中一些与保守派经济学家的主张重合——如美国的约翰?泰勒(John B. Taylor)和欧元区的奥特马尔?伊辛格(Otmar Issing)——保守派经济学家认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央行对经济管理涉及过深。QE和长期借贷便利等反常政策，以及一些央行涉足金融部门程度加深，让货币决策者的边界超过了合理限度。

但是，尽管民粹主义者大多支持限制中央银行的政治和经营独立性，以及扩大它们的权限，但保守派经济学家想要的正好相反：保持央行独立性，同时限制它们的权限和决策空间。

央行独立性的概念起源于十九世纪，并在不同的货币区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演化。但直到较为晚近，即20世纪90年代，央行独立性才开始与通胀目标联系起来。一些央行在管理物价稳定方面比其他央行拥有较大的灵活度，但它们都公开承诺盯住数量目标。如果没有这样的可问责性(以及透明沟通)，它们的独立性就难以令人信服。

物价稳定的数量目标诞生于通胀狂飙突进的20世纪70年代；但自2008年以来，央行需要与相反的问题搏斗：低通胀乃至通缩，而短期利率已经触及零下限。更广泛地讲，金融崩溃对此前指引正统央行业务的一些理论框架和关键原则构成了挑战。

比如，我们不能再将资本市场摩擦作为二等指标；也不能再认为有效市场假说总是能够提供可靠的市场活动近似，或金融数量——特别是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和结构——无关紧要。拜市场全面溃败所赐，央行已经可以通过积极的资产负债表政策作为做市者介入并影响风险溢价。

结果，央行的运营框架发生了改变。有了诸如QE等更多工具，央行已经摆脱了一种工具一个目标模式，进入了多工具多目标时代。这一改变由金融危机所促成，但可以预见，即使在“正常时期”央行也将继续积极地利用其资产负债表来对冲金融摩擦或解决流动性挤压问题。

这一新运营模式要想令人信服，只能作为确保价格稳定的一种方法，但当央行同时还肩负保持金融稳定的使命时，央行问责、进而央行独立性就受到了威胁。此外，在负债累累、通胀低迷的环境下，央行可能连实现物价稳定都做不到，除非它们与财政当局协作。

我们从近几年的经验中得知，保持财政和货币决策者之间的“中国墙”有可能导致责任过度朝央行行长倾斜。随着2017年的临近，有两个问题特别突出：一是当央行被授予多重目标时，可问责性被削弱；二是需要对选民负责的财政当局得到将责任一股脑儿推给独立的中央银行的激励——欧洲的这一问题尤其严重。

如果我们相信中央银行应该在追求货币政策目标的过程中免于短期政治干预，那么一个应有之义是实施改革让货币、财政和金融当局之间进行可民主问责的协作。这可能要求政府的其他部门被授予更大程度的独立性，在公共监督的条件下追求可量化的明确目标。

中央银行在经济决策中扮演着主要角色，但财政政策已经归来，部分原因就在民粹主义压力。未来挑战——其中欧元区所面临的挑战尤其艰巨——是确保货币和财政政策有效、合法。民粹主义方案也许是鲁莽的，但民粹主义所认识到的央行问题是实实在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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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近出台了新的意见以加强产权保护。该意见是确保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步。但光有意见是不够的。

意见旨在推动三个关键目标。首先，意见限制了政府从企业家和公民个人手中收缴私人产权的自由裁量权。在过去，法律定义国有部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私人部门则是“补充”。新意见强调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平等地位”，它们的产权得到“平等保护”。现在，私有产权地位不再低于国有产权——至少正式地位是如此。

最近，中国面临着新一波资本外逃，部分原因在于企业家担心反腐运动有一天会盯上他们和他们的资产——目前，反腐运动主要针对腐败的政府官员。毕竟，管理中国商业活动的法律和法规非常复杂，甚至时常自相矛盾，中国企业家难免会触犯这样那样的规则。

新意见解决了这个问题。意见要求不追究“原罪”——企业家在创业初期的违法违规活动或偷漏税行为。这项大赦——以及范围更广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平等化——有望打消中国商人心中的一大块不确定性，鼓励他们将财富和才华留在国内。

新意见的第二个目标是取消民营方(包括假公济私的国有企业管理层)挪用国有资产。这些假公济私行为形式多样，包括低于市场价值向关联民营方贱卖国有资产和股市内幕交易等。

反腐运动的一个积极影响是打压了这类行为。即便如此，为响应习近平关于做大做强现有国企的号召，意见起草者提出更多措施以最小化拙劣公司治理带来的风险是很有意义的。

新意见的第三个目标是鼓励创新，办法是保护创新的果实。推动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大量廉价劳动力、进口技术和大规模实体投资——正在失去动力。如今，必须由生产率提高和地方创新来提供增长动力。而这需要充分保护知识产权。

我本人和谢传、张晓波的研究表明，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最近开始加速创新，并且因为国内外专利数量的增加而获益。毫不奇怪，它们加入了跨国公司和外国贸易谈判员的行列，要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随着知识产权权利变得更加安全，中国的新增长引擎也可以获得巨大的动力。

但新意见不足以保证这样的结果。

一方面，赦免企业家“原罪”的计划仍然缺乏足够的细节。如果让实施该计划的官员来定义哪些原罪可以赦免，以及什么时间之前的罪才可以称为“原罪”，就会制造新的寻租机会，增加企业家的负担而不是消除不确定性。

此外，意见无法消除国有企业的优势。尽管意见制定了更加平等的新条款，但由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系统仍将让国有企业在资金源和资本成本方面拥有优势。

类似地，国有企业的主要所有者地方政府未必能够公正地裁决自己的企业与民营公司之间的纠纷。为了确保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真正做到地位平等，就必须改革金融系统，并要求政府从非重要国家安全领域的国有企业撤资——也就是从大部分国企撤资。

中国的新产权保护法律框架带来了诸多憧憬。但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实施，以及政府采取多少补充性改革。为了全球经济的命运，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做出正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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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何地，人们都想生活在安全繁荣的国家，享受思想和行动自由，并能够行使选择政府的民主权利，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但2017年和未来数年，世界面临着一个让人投降的问题：我们如何确定政治自由和经济繁荣齐头并进？

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自由民主国家，及其政治自由和经济成功，存在三个重要支柱：强力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我认为应该加上第四个：自由市场。

强力政府不仅意味着简单的军事力量，或高效的情报机构。相反，它意味着有效公正的管理——换句话说，即“好治理”。

法治意味着政府受到印度人所谓的“达摩”(dharma)——一套众所周知的道德行为，通过宗教、文化或司法权威执行。

民主问责意味着政府必须被广泛接受，公民受到赋权推翻腐败或不胜任的统治者。

但强力政府从何而来？自由主义者宣扬最好的政府即管得最少的政府，它应该是“守夜人”，职责仅限于确保生命、产权和契约安全。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如恩格斯所言，一旦无产阶级终结了阶级冲突，“人的政府就被物的管理所取代。”两者都错了：所有经济体都需要强力政府才能发展和繁荣。

但是，强力政府未必代表正确方向。希特勒为德国带来了有效的管理：火车准点(我们印度的火车在1975—1977年的紧急时期也能准点)。但希特勒让德国走向了毁灭之路，他凌驾于法治之上，而没了法治，民主可能导致大多数人的暴政(毕竟，希特勒是民选的。)

相反，如能与法治相结合，民主问责就能确保政府响应公民的期望。当然，不同的社会团体和有组织利益集团无法总是让他们的计划化为政策；但民主机构仍然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提供了非暴力泄恨渠道。

我们无法忽视历史的影响。福山指出，中国在历史上有好几次漫长的乱世。无限制的军事竞争意味着各集团将自己组织为层级制军事单元，统治者行使无限权力。当某一集团最终胜出时，它就会实施中央极权，以确保不会在陷入乱世。而控制广袤的领土需要非常发达的精英官僚系统——以及官话。每当中国实现统一，就会出现不受约束的高效政府。但是，福山认为，中国过去没有源自宗教和文化的权力来支撑法治。

相反，在西方，天主教会限制了统治者的行为范围。因此，军事竞争，以及教会律例所施加的约束，带来了强力政府和法治。

在印度，种姓制度确保了全体人口永远无法全部投入战争。因此，印度的战争从未像中国的战争那样残酷。与此同时，源自印度古代经典的公正行为准则在历史上一直约束着统治者的肆意妄为。因此，印度政府很少极权。

历史不是命运——但它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一个永恒的谜题是为何印度走上了民主道路，而它的一些历史和文化背景相近的国家没有。我不去妄加猜测，而借助民主与自由市场的关系来作一番探讨。

民主和自由企业都创造竞争并从中兴盛。但是，民主公平对待每个个体，而自由企业制度根据收入和资产给个体赋权。那么，是什么阻止了民主国家的普通选民投票“均平富”？

普通选民同意保护富人的产权并向他们略加征税的一个原因也许是他认为富人是所有人的繁荣的创造者。富人越空闲或腐败，就有越多普通选民投票支持严格监管和征收惩罚性税收。

如今，在一些新兴市场，富豪寡头致富是因为他们很好地管理了制度，而不是因为他们很好地管理了企业。当政府对富豪大亨俯首帖耳时，反对声音就会变得很少，政府也会因此变得更加极权。

人人平等的竞争性自由企业制度使效率最高者获得财富，从而让这一风险最小化。创新性破坏的过程用有活力的新财富取代管理不善的继承财富。累代相积的巨大的不平等性并没有成为群众不满的来源。相反，每个人都梦想着他们也能成为比尔?盖茨或南丹?尼尔卡尼(Nandan Nilekani)。

众多西方民主国家的一个难题是竞争平台已开始倾斜。对许多中产阶级而言，繁荣已变得难以企及，因为供不起通往富裕的当代通行证——良好的教育。日益增加的不公平感正在侵蚀对自由企业制度的支持。

最后，让我转回印度。在福山的三个支柱中，印度最强大的是民主问责。我们也大致上能遵守法治。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尽管强力机构——独立司法、反对党、新闻自由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能阻止政府越权，但我们的“制约与平衡”(checks and balances)需要“制约的平衡”(balance of checks)。比如，我们决不能接受缓慢的上诉流程导致必要的政府措施停顿。

最令人振奋的发展趋势是，整个印度越来越多的人有了竞争的底气，越来越多的印度年轻创业家不愿意理所当然地向政府卑躬屈膝。如果我们想获得繁荣和政治自由，还必须具备经济包容和公平竞赛场。让全体人民获得教育、营养、医疗、金融和市场是一项道德命令，而原因正在于它是可持续——且民主——的经济增长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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