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易纲，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详情]
这是周小川2002年底成为央行行长以来，第14次、也是从2007年起连续第12次亮相全国“两会”记者会。“金融改革与发展”这一话题是央行继2014年、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后第五次聚焦。[详情]
关于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央行周小川称，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金融控股行为 也酝酿了一定的风险。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仍在逐步探讨之中。社会上存在循环出资、虚假出资的状况，针对金融控股公司会制定一些基础的规则。金融控股必须强调资本真实，金融控股股权和受益所有人结构需要保持透明。[详情]
对于正在酝酿中的统一资管新规，周小川提到，资管业务是一种正常的发展，但是中间也有一些不规范的地方，比如有一些类似的产品规则不太一致，另外也有一些冒牌的，打着一个名义来做的（资管产品），实际上做的是其他事情，因此也确实存在一些漏洞。“在这种情况下，会对资产管理行业进行规范化管理。”[详情]
对于央行是否学习英国建立“双峰”监管模式，周小川表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还在进行中，今后几天中人代会代表会研究金融机构改革，央行在新的监管框架中起到更重要作用， 一些监管空白需要尽快弥补，监管有些规则出现了缺陷，会增强规则制定。已经发生的金融机构风险需要抓紧处置，维护系统健 康。央行将牵头增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效率。[详情]
潘功胜称，去年11月已经公开向社会征求的意见，也会同了相关部门进行了研究和吸收，考虑规则的时，会考虑怎么化解资管行业目前存在的风险和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会在其中寻找一个很好的平衡，会尽快向社会公开。资管新规收集了意见，监管部门对其中合理的部分进行吸收。央行正在会同相关部门进行修改，会尽快公开资管新规。[详情]
潘功胜则表示，在分业监管情况下，金融控股存在监管空白、监管主体也不明确。金控公司监管规则重点要落实行为监管，实质重于形式，建立并表监管机制，严管循环出资等，强化关联交易管理。他还透露，央行正在制定相关监管办法。[详情]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在市场准入方面，中国胆子可以大一些，开放程度更高一些。人民币国际化促进了中国的对外开放。[详情]
易纲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业要落实国务院对金融开放的部署。[详情]
央行副行长易纲表示，放宽或取消外资股比限制，实际上是减少了对外资机构歧视性待遇，这并不意味着放松监管。[详情]
李克强：今年将实施养老金基金调剂制度，中央收取3%统筹调剂 本报记者 王晓慧 两会报道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到了老龄化社会，关于养老的问题，在每年“两会”的中外记者问答环节就从未缺席过。 3月20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会见采访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 其中，有记者问及，目前，我国养老供给不足、质量不高，而且还面临着很多人养不起老的问题。此外，在中国某些省份，已经出现了养老金“击穿”的现象，那么，面对此类问题，我国该如何应对？ 就此，李克强表示，保证养老金足额发放、按时领取，这是政府必须要做到的。“的确，有个别省份去年养老金收不抵支，我到一些老工业基地去调研，特别是今年两会下团，我首先问的是养老金能不能够及时足额发放。个别省份发放养老金之所以有困难，和当地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财政减收有关，他们已经采取像盘活处置国有资产、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等来保证及时足额发放。当然，中央财政也给了一定的帮助。” 不可否认，还会有一些省份养老金在总体上会出现一些困难，但从全国范围来讲，保证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是有能力的。 去年年末，企业职工养老基金的结余是41000多亿元，当年也是收大于支。 “我们还有养老金的战略储备，就是社会保障基金拥有的资金在增加，去年达18000多亿元，完全可以保证全国范围内养老金做到按时足额发放。”李克强称。 除此之外，李克强还明确表示，今年将实施养老金基金调剂制度，中央收取3%统筹调剂，以后还会有所提高，以弥补有些省养老金可能会发生的不足。 “同时，我们还会通过划拨国有资产收益来增加社保基金的总量，不仅使它安全，而且拓展盈利空间，这些都是保证老有所养的‘定盘星’，大家对未来应该充满信心。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老人辛苦了一辈子还不能老有所养，那后来人都会失去信心。”李克强表示，不能把老年人当作负担，夕阳红还是一个产业，还有很多老人在做着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责任编辑：李明徽；主编：陈岩鹏[详情]
白鹤祥：尽快制定 金融机构破产法 推动问题机构有序出清 ⊙上证报两会报道组 防范金融风险过程中，经营失败的金融机构如何有序“退场”还需进一步的制度安排。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党委书记兼行长白鹤祥日前在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应尽快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建立金融机构市场化、法治化退出机制，推动实现我国金融市场的有序出清和健康运行。 尽快出台金融机构破产法 金融生态系统应遵循“优胜劣汰”的法则。如果本应淘汰出局的金融机构仍“带病经营”，将在业务往来中传染风险，损害金融肌体的健康运行。因此，从法律上明确金融机构破产的流程机制，也是防范金融风险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目前我国法律规定涉及了金融机构破产退出，但是，“由于缺乏专门立法，理论上和实务上对金融机构破产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存在不少争议，部分领域还存在法律适用空白，使得金融机构市场退出面临法律适用上的不确定性。”白鹤祥说。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明确对问题金融机构接管、重组、撤销、破产处置程序和机制，推动问题金融机构有序退出。 在白鹤祥看来，当前应按照分步推进的思路，尽快先行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条例”，待时机成熟后再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 在法律制定时，首先应设定金融机构的破产标准。金融机构破产除了遵循普通企业的破产标准外，还应设置监管性标准。比如当银行业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严重低于监管标准时，可判定金融机构符合破产标准，启动破产程序，以避免问题加重和错过最佳救助时机。 其次，应划定金融机构的破产申请主体。比如金融监管机构、作为债务人的金融机构都是适宜的破产申请主体。但考虑到金融机构的特殊性，普通债权人申请主体资格应予限制，对小额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应从债权数额上给予必要的限制。 再者，应明确金融监管机构在破产程序中的重大职责。包括在破产重整程序中，金融监管机构可通过采取过桥融资、公开救助、拆分资产等形式帮助金融机构重生。在破产清算阶段，金融监管机构可通过建立清算组等形式参与，以专业化能力和方式处置金融机构破产财产，并予以变现、分配，办理注销登记。 最后，设置金融机构破产重整程序以减少破产清算风险。为最大限度地维护金融稳定，可研究采取股东或政府注资、再贷款、接管、托管等方式进行重整。同时，在重整程序中应充分考虑不同债权或股权的特点，限制权益已获充分保障的部分主体参与破产重整表决，限制金融机构向其股东分红，以保障社会公众利益。 加强宏观审慎管理 严监管趋势下，陕西省内金融风险整体可控。从信用风险来看，2017年末，陕西全省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同比下降0.57个百分点，自2015年以来不良率持续上升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但是仍略高于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平均水平。 细剖先行指标，贷款质量向下迁徙的压力还比较大。去产能行业、个人经营性贷款等领域的信用风险还比较高。 针对辖区内不良贷款，白鹤祥认为，一方面，可利用市场化手段处置不良贷款。“加大核销力度，开展不良资产批量转让、不良资产证券化等，充分发挥地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作用。” 另一方面，推进市场化债转股落地。金融机构应积极探索开展市场化法制化债转股，支持有较好发展前景但遇到暂时困难的优质企业度过难关，也有效改善机构自身信贷资产质量。 除了信用风险，“经济金融领域的结构性矛盾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白鹤祥表示，从交叉性金融风险看，目前部分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资管计划等多层嵌套，产品交易链条长，资金最终用途不透明，存在监管套利、空转套利现象，导致金融体系杠杆率攀升。 白鹤祥表示，下一步将坚持宏观审慎管理，强化金融监管，“尽快将资管业务等纳入宏观审慎管理，着力减缓金融体系顺周期性，防范跨市场、跨业态的系统性风险。” 提升陕西自贸区金融服务功能 去年4月1日，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近一年来，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先后出台了多项相关的金融政策措施，包括继续推广“企业基本存款账户绿色通道”，实现“企业账户即开即用”。截至2018年2月末，已通过该绿色通道共办理自贸区基本账户核准业务476笔。 白鹤祥表示，下一步，还将继续把握好陕西自贸区的战略定位和产业特色，在几大重点领域提升陕西自贸区金融服务功能。 其中，推动自贸区军民融合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发展是一大亮点。白鹤祥透露，目前正在积极推动建立以军民融合产业和高科技企业为主要投向的产业基金、股权基金，搭建针对军民融合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融资租赁资产交易平台。 同时，利用银保联动支持科技企业融资，创新针对科技产业的股权+债权+融资租赁融资模式等，通过多种方式推动自贸区军民融合和科技金融发展。 在促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人民币跨境使用方面，“陕西省提升企业跨境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行动”正在推进中，将引导区内企业开展全口径跨境融资，开辟绿色通道支持区内企业境外发债。 为扩大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还将继续推动“通丝路”跨境电商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拓展跨境电子商务人民币结算，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跨境人民币结算功能建设。[详情]
（两会速递）西部地区保险普惠事业意义大 委员建言完善机制促发展 中新网北京3月14日电 全国政协委员、中天金融集团董事长罗玉平在全国政协大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贫困是‘三农’问题的核心症结，提速发展保险普惠事业对于决战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振兴有重大现实意义”。 罗玉平认为，长期以来，金融发育不完善、发展不全面，一直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最大的短板，始终是西部地区民生保障最大的制约。“底子薄、基础弱、人才缺，西部地区地方性保险法人机构严重欠缺。” 资料图：新型农业种植园。 赵春亮 摄 罗玉平还发现，西部地区涉及农业、惠及农村、普及农户的特色化、精准化保险普惠产品品类不多，保险普惠难以真正普惠。“以贵州为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参保率不足10%，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抵御风险的能力严重不足。” 他同时提到，农业产业经营主体与个体抗风险能力薄弱，承保防险意识淡薄，甚至不懂、不知农业保险、大病保险，缺乏必要的风险意识。 对于上述问题，罗玉平建言，西部地区要将保险扶贫作为民生工程、重点事项，制定针对保险普惠事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和激励机制，鼓励有实力、有担当、负责任的民营企业在西部地区大力发展保险普惠事业。 他还提到，针对西部深度贫困地区，可提高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降低贫困群体投保成本，扩充贫困群体参保品种。最后他认为，要积极探索多元化、多渠道保费补贴模式和机制，下大力气创新惠农险种。（完） [详情]
社保基金理事会隶属于财政部 基金投资范围或将拓宽 ■本报见习记者 孟 珂 3月13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根据方案，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的隶属关系，由国务院管理调整为由财政部管理。同时作为基金投资运营机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将不再明确行政级别。 吉林省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张依群昨日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社保基金理事会转由财政部管理是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保基金来源大众、服务民生、国家职责、财政补助等属性的内在要求，也可以说是社保基金管理多重选择中的最优选项。 国务委员王勇在3月13日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介绍此次机构改革时指出，此次调整社保基金理事会管理部门，主要为加强社保基金管理和监督，理顺职责关系，保证基金安全和实现保值增值目标。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陈龙昨日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社保基金理事会转由财政部管理符合党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基本精神，有利于理顺相关职责关系，统筹基金管理和使用，提升我国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和监督的能力。这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和运行产生诸多积极影响，有利于增强基金安全和提升基金投资效率。 张依群认为，隶属关系划转后有利于财政部统筹社保基金管理，更加科学合理编制社保基金预算，调剂社保基金盈余，发挥社保基金服务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综合效益；同时，也符合《预算法》的要求，有利于实现社保基金与一般财政收支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相互衔接，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一个更好更加可靠的社会保障。 谈及社保基金理事会转由财政部管理后基金投资运行将会如何，张依群认为，基金投资渠道将得到有效拓展，投资范围将更加宽泛，社保基金将会通过股市、债市等多种渠道参与到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产业、中央和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等诸多领域，与中国蒸蒸日上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相互对接和全面融合，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空间能够得到扩大，投资风险将得到有效防控，社保基金的稳定性和收益性将会得到提高。[详情]
本报两会报道组 刘琪 李春莲 3月13日，国务院提请审议的机构改革方案公布。当日下午全国政协经济界别小组会议也以此展开讨论。委员们在发言时均表示，坚决拥护国家机构改革作出的重要部署。 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电网公司总经理曹志安表示，机构改革方案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围绕党的十九大作出的战略部署，体现了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方案聚焦了民生、服务以及市场监管等。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认为，机构改革方案有助于加强国家和政府治理能力，能够很好地落实党的十九大各项部署的精神。 值得关注的是，据机构改革方案显示，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延续多年的“一行三会”结构出现了重大调整，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职责整合，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一旦该方案通过审议，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将变成“一行两会”。 “这两个监管部门的合并和职能的调整，顺应了当前国际金融监管的趋势，也与我国金融发展具体形式的转变相适应，提升了我国整体金融监管能力，对完善国家自理自治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范小云表示。 她认为，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的合理性在于，我国金融体系随着规模的扩大越来越体现出综合经营的特点，而原来的银行业、保险业的分业监管已逐渐不能适应当前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现实，因此迫切需要向功能监管模式转型。 “银监会和保监会的合并，有利于提高统筹协调的效果，更有效地协调开展国际监管。”范小云说。 但她同时提出，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后还存在一些难点，包括两者合并既要整合双方原来的监管职能，还要加强和央行在宏观审慎决策方面的沟通。 “如何更好地去协调，是难点问题之一。” 范小云说，另外，两个机构合并后所涉及的共同风险如何识别也是需要抓紧研究的新课题。而且，要防止整合过程中，短期内对市场和银行、保险机构监管秩序的冲击。 对此，她建议，在法律体系上，尽快对原有的法律法规进行梳理和调整。 机构改革方案中所提到的改革国税地税征管体制，也是政协委员们关注的重点之一。 我国目前现行的征管体制是在1994年分税改革设立的。对于国税地税机构的合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副会长张志勇表示，国税地税机构分设是当时改革的必然需要。而现在全国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法治水平大幅提升，各个政府部门、企业、单位、个人纳税人等的依法纳税意识大幅提升，执法水平也大幅提升，因此在收税的过程中不容易出现错误的归属等现象。在当前来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为一个税务机关能极大提升工作效率。二是现在信息化系统必须是统一的，不能在行政机构上还是分散的。 “过去几年，虽然行政分设，但是税务总局已经按照业务打通、业务合并的方向努力。也就是说，行政的分设通过业务整合，保证了依法征税，同时也提高工作效率、减少纳税人的负担。”张志勇说。 在他看来，近几年深化国地税合作开展工作已经做了大量努力，现在再将国税地税机构整合在一起，条件比较成熟。[详情]
■ 危昱萍 北京报道 城乡医保管理不再分割 提供更实惠医疗服务 医疗保险作为控费方将拥有更多权力。 3月1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举行，国务委员王勇作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 王勇指出，为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不断提高医疗保障水平，确保医保资金合理使用、安全可控，统筹推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更好保障病有所医，方案提出，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职责，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职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管理职责，民政部的医疗救助职责整合，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下称“国家医保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从主要职责来看，该局的成立借鉴了地方探索的经验。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向记者分析，这一机构的设立是医改的一大进步。过去“三保”——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下称“职工保”）、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下称“城居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下称“新农合”）分散在不同部门管理，医疗保险功能未充分发挥。 这次机构改革则先实现了部门管理上的“三保合一”，还结合了原属发改委的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原属卫计委的药品和医用耗材招标采购等职能，医保成为单一买方，控费权得到加强。 三保合一管理落地 目前实行的职工保、城居保、新农合分别自1998年、2007年、2003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其中，前两者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医疗保险司管理，新农合归口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三大医疗保险分散管理，筹资、保障待遇、医保目录等各不相同，造成制度间不公平和城乡差异。 以城居保和新农合为例，2015年，新农合与城镇（城乡）居民医保的人均实际筹资分别为515元和490.3元，个人缴费占基金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2.6%和18%。从保障水平看，2015年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约为75%，城镇（城乡）居民医保则为68.6%。 城乡医保分割状态下，制度不统一还直接衍生出居民重复参保、多次报销，财政重复补贴，经办资源重复建设，职能分账等效率低下和浪费等诸般弊端。 2013年发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就曾提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职责等，分别整合由一个部门承担。 2016年，国务院发文要求各地政府整合城居保和新农合两项制度，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包括统一覆盖范围、筹资政策、保障待遇、医保目录、定点管理、基金管理，实现城乡居民公平享有基本医疗保险权益。 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由国家医保局统一负责，那么人社部将只负责“五险”中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齐传钧表示，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待遇给付是单纯的金钱关系，而医疗保险的待遇给付包括金钱、服务和专业。 群众看病将更实惠 “三保合一”整合了碎片化的医疗保险，国家医保局将负责拟订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医疗救助等医疗保障制度的政策、规划、标准并组织实施，监督管理相关医疗保障基金，完善国家异地就医管理和费用结算平台。 不过，为提高医保资金的征管效率，将基本医疗保险费、生育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 除前述人社部和民政部相关职能外，国家医保局还负责组织制定和调整药品、医疗服务价格和收费标准，制定药品和医用耗材的招标采购政策并监督实施，监督管理纳入医保范围内的医疗机构相关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等。 这一系列职能安排被认为与福建三明模式相似，在医疗保险的基础上更体现出医疗保障的作用，“三医联动”中作为支付方的医保更加强势。 “三明模式真正的经验，‘三保合一’，筹资后直接向医院支付薪酬和运行费用，把所有公立医院抓在手上。”李玲分析称，要一步到位借鉴“三明模式”比较难，这次整合三大医保，再划归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管理、药品和耗材采购等职能，已经增加了最大付费方医保的责任和权力。 李玲表示：“过去医改的一大弊端就是付费方不能控制任何价格，医疗服务价格和费用迅速攀升，100元能搞定的病花了好几百。这次机构改革后，医保成为单一支付方，参保人将购买到更实惠的医疗服务。” 齐传钧也表示，从药品、医疗设施设备和服务，到医疗保险，服务的供给和需求整合到一个体系，形成闭路循环，将有效控制基本医疗费用，有利于医保资金的合理使用和安全可控。[详情]
李克强：今年将实施养老金基金调剂制度，中央收取3%统筹调剂 本报记者 王晓慧 两会报道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到了老龄化社会，关于养老的问题，在每年“两会”的中外记者问答环节就从未缺席过。 3月20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会见采访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 其中，有记者问及，目前，我国养老供给不足、质量不高，而且还面临着很多人养不起老的问题。此外，在中国某些省份，已经出现了养老金“击穿”的现象，那么，面对此类问题，我国该如何应对？ 就此，李克强表示，保证养老金足额发放、按时领取，这是政府必须要做到的。“的确，有个别省份去年养老金收不抵支，我到一些老工业基地去调研，特别是今年两会下团，我首先问的是养老金能不能够及时足额发放。个别省份发放养老金之所以有困难，和当地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财政减收有关，他们已经采取像盘活处置国有资产、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等来保证及时足额发放。当然，中央财政也给了一定的帮助。” 不可否认，还会有一些省份养老金在总体上会出现一些困难，但从全国范围来讲，保证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是有能力的。 去年年末，企业职工养老基金的结余是41000多亿元，当年也是收大于支。 “我们还有养老金的战略储备，就是社会保障基金拥有的资金在增加，去年达18000多亿元，完全可以保证全国范围内养老金做到按时足额发放。”李克强称。 除此之外，李克强还明确表示，今年将实施养老金基金调剂制度，中央收取3%统筹调剂，以后还会有所提高，以弥补有些省养老金可能会发生的不足。 “同时，我们还会通过划拨国有资产收益来增加社保基金的总量，不仅使它安全，而且拓展盈利空间，这些都是保证老有所养的‘定盘星’，大家对未来应该充满信心。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老人辛苦了一辈子还不能老有所养，那后来人都会失去信心。”李克强表示，不能把老年人当作负担，夕阳红还是一个产业，还有很多老人在做着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责任编辑：李明徽；主编：陈岩鹏[详情]
国内移动支付海外需求旺盛 全国政协委员建言增强“中国标准”话语权 本报记者 白杨 北京报道 近些年，移动支付产业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中国互联网经济一张亮眼的名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过去五年，创新驱动发展成果丰硕，其中，高铁网络、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引领世界潮流。 据工信部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移动支付交易规模近150万亿元，位居全球首位；全球知名调研公司益普索（Ipsos）数据则显示，中国移动支付渗透率高达77%，遥遥领先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位居全球第一。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贺强教授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目前，中国移动支付产业已经从线上渗透到线下，基本覆盖了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同时，移动支付开始向交通、医疗、教育与政务等垂直领域拓展，极大地推动了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发展。 但与此同时，贺强也发现了一些制约移动支付发展的问题，比如支付创新受到抑制、缺乏制定行业标准话语权等。因此，其今年两会的提案内容，就主要围绕如何保持中国移动支付产业的全球领先地位。 引领世界的移动支付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7年12月，网民在线下消费使用手机网上支付比例由2016年底的50.3%提升至65.5%。同时，线下支付加速向农村地区网民渗透，农村地区网民使用线下支付的比例已由2016年底的31.7%提升至47.1%。 贺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移动支付在中国之所以能够如此快速的发展，主要是因为其符合互联网发展的大趋势，顺应了互联网从有线向无线发展的进程；同时，移动支付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金融创新，符合社会的需要以及金融发展的趋势；最后，移动支付确实给老百姓和商家带来了便利，所以推广的速度非常快。 有“中国二维码之父”之称的意锐新创CEO王越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包容的政策环境，以支付宝、微信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以及中国人民对新事物的追求和渴望等，同样也是推动中国成为移动支付领先国家的重要因素。 实际上，除了上述提及的原因，移动支付在推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安全可靠性，也是其能积累数以亿计的用户的重要基础。根据市场主要支付机构的披露数据，因支付风险而产生的资金损失比率低于百万分之一，远低于国际领先支付机构千分之三的水平，同时也低于国内信用卡万分之一左右的资损率。 据贺强介绍，中国移动支付企业正在探索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生物识别等技术来防控金融风险，目前已取得较好的效果。 海外需求旺盛 如今，中国移动支付超前的发展水平，已经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盛赞中国移动支付快速发展，称之改善了亿万人民的经济生活。而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则先后表示希望把中国移动支付经验引进本国。 王越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海外对于移动支付原本是有一定顾虑的，但是中国移动支付的发展，让他们眼前一亮，此前的顾虑也随之打消。甚至有些外国人从中国回国以后，纷纷感慨为什么自己的国家没有像中国一样的移动支付方式。 其实，以支付宝和微信为代表的中国移动支付企业，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开始尝试走出国门，但是相对于海外市场的巨大需求，中国移动支付企业的出海进程还是有些缓慢。 全国人大代表、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近日也表示，要做跨境支付的企业，需要在当地申请类似移动支付第三方支付牌照，这个环节进度还很慢，难度也比较高。 马化腾还表示，即便是在一些国家拿到了牌照，但是其发现当地很多基础设施还有待建设，包括一些银行无法提供接口等等。如果这些实现不了互联互通，那移动支付很难进入下一阶段。 但在贺强看来，中国移动支付出海具备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中国出境旅游的人数不断增加，这些游客实际上都是中国移动支付的推广者。因为海外商家为了迎合中国游客，会变得更易接受中国的移动支付方式，与此同时，外国本地的一些居民也能够借此开始接触中国的移动支付。 据国家旅游局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1.31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7%。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数据则显示，中国游客占全球出境游客总消费额的比例超过1/5，排名第二的美国游客消费额仅相当于中国游客的一半。 增强“中国标准”话语权 贺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尽管中国移动支付的势头一片大好，但是依然存在一些制约其发展的因素，首先就是监管问题。 近几年，“伪P2P”、“伪现金贷”企业引发了一系列风险案件，为此，监管部门加强了互联网金融监管。移动支付企业虽然没有产生较大风险，但是也同样受到加强监管的影响，比如限制支付额度、限制远程开户等。 贺强认为，监管措施宜疏不宜堵，但有些监管措施存在一刀切的情况，比如对于一些风险较小的支付方式也实施了严格监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移动支付市场的发展。 其次，是关于支付标准制定的问题。贺强认为，长期以来，国际上的支付标准都是由西方银行卡组织发起的产业联盟EMVCo制定，全球银行和商户必须遵守这一“西方标准”。针对中国领先的二维码支付，EMVCo在去年制定了一套标准并在全球推广，但是，中、西两种标准的技术兼容难度较高，一旦EMVCo标准成为主流，将使中国移动支付产业处于国际竞争的劣势。 基于此，贺强建议，应为移动支付创新与“走出去”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比如监管措施要创新，要进一步细化，做到区别对待；政府应支持企业进行具有社会意义的创新，如试点生物识别应用于偏远农村地区的远程开户等。 贺强还建议，应鼓励中国企业牵头制定国际支付行业标准，增强“中国标准”的话语权。其认为，国内移动支付的用户体验和安全性已经过市场多年检验，政府应鼓励中国支付企业全球推广“中国标准”，勇于与“西方标准”竞争，争夺未来发展的“制高点”。 除了政府方面需要做出努力外，贺强还认为企业方面也应该加强内部风险的防范和监管，这可以借鉴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办法。“这些公司的很多做法都是行之有效的，而且行业的发展，也对内部监管提出新的要求，必须更加精准。这些都是移动支付公司需要学习的。” （编辑：黄锴，邮箱：huangk@21jingji.com）[详情]
2018全国两会丨四川资阳市政协副主席刘廷安：建议机动车异地年检在全国实施 郭超 沙雪良 新京报快讯（记者郭超 沙雪良）机动车检验能否更便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资阳市政协副主席刘廷安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业务平台，方便机动车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异地年检。 “当前我国的机动车检验工作，营运车和非营运车分别由公安交警、交通、环保等部门根据职能进行检验，群众在办理相关检验业务时，一些项目需要根据各自使用性质重复参与三个部门的检测，造成车主浪费大量的金钱和时间成本。”刘廷安认为，随着经济发展，群众异地工作、经商、养老等带来的车辆长期在异地行驶的情况越发增多，但办理车检必须回车籍地，由此产生大量的社会成本，加大了群众负担，与中央推进政府部门改革、便民利民的政策不符。 刘廷安建议，公安交警、交通、环保三部门机动车检测统一标准，取缔重复监测项目，实现三检合一；建立跨部门、标准统一的业务平台，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现机动车异地免委托检验检测，使机动车检验检测更加便民、利民。 编辑：戴玉玺 艾峥[详情]
白鹤祥：尽快制定 金融机构破产法 推动问题机构有序出清 ⊙上证报两会报道组 防范金融风险过程中，经营失败的金融机构如何有序“退场”还需进一步的制度安排。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党委书记兼行长白鹤祥日前在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应尽快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建立金融机构市场化、法治化退出机制，推动实现我国金融市场的有序出清和健康运行。 尽快出台金融机构破产法 金融生态系统应遵循“优胜劣汰”的法则。如果本应淘汰出局的金融机构仍“带病经营”，将在业务往来中传染风险，损害金融肌体的健康运行。因此，从法律上明确金融机构破产的流程机制，也是防范金融风险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目前我国法律规定涉及了金融机构破产退出，但是，“由于缺乏专门立法，理论上和实务上对金融机构破产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存在不少争议，部分领域还存在法律适用空白，使得金融机构市场退出面临法律适用上的不确定性。”白鹤祥说。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明确对问题金融机构接管、重组、撤销、破产处置程序和机制，推动问题金融机构有序退出。 在白鹤祥看来，当前应按照分步推进的思路，尽快先行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条例”，待时机成熟后再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 在法律制定时，首先应设定金融机构的破产标准。金融机构破产除了遵循普通企业的破产标准外，还应设置监管性标准。比如当银行业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严重低于监管标准时，可判定金融机构符合破产标准，启动破产程序，以避免问题加重和错过最佳救助时机。 其次，应划定金融机构的破产申请主体。比如金融监管机构、作为债务人的金融机构都是适宜的破产申请主体。但考虑到金融机构的特殊性，普通债权人申请主体资格应予限制，对小额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应从债权数额上给予必要的限制。 再者，应明确金融监管机构在破产程序中的重大职责。包括在破产重整程序中，金融监管机构可通过采取过桥融资、公开救助、拆分资产等形式帮助金融机构重生。在破产清算阶段，金融监管机构可通过建立清算组等形式参与，以专业化能力和方式处置金融机构破产财产，并予以变现、分配，办理注销登记。 最后，设置金融机构破产重整程序以减少破产清算风险。为最大限度地维护金融稳定，可研究采取股东或政府注资、再贷款、接管、托管等方式进行重整。同时，在重整程序中应充分考虑不同债权或股权的特点，限制权益已获充分保障的部分主体参与破产重整表决，限制金融机构向其股东分红，以保障社会公众利益。 加强宏观审慎管理 严监管趋势下，陕西省内金融风险整体可控。从信用风险来看，2017年末，陕西全省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同比下降0.57个百分点，自2015年以来不良率持续上升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但是仍略高于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平均水平。 细剖先行指标，贷款质量向下迁徙的压力还比较大。去产能行业、个人经营性贷款等领域的信用风险还比较高。 针对辖区内不良贷款，白鹤祥认为，一方面，可利用市场化手段处置不良贷款。“加大核销力度，开展不良资产批量转让、不良资产证券化等，充分发挥地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作用。” 另一方面，推进市场化债转股落地。金融机构应积极探索开展市场化法制化债转股，支持有较好发展前景但遇到暂时困难的优质企业度过难关，也有效改善机构自身信贷资产质量。 除了信用风险，“经济金融领域的结构性矛盾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白鹤祥表示，从交叉性金融风险看，目前部分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资管计划等多层嵌套，产品交易链条长，资金最终用途不透明，存在监管套利、空转套利现象，导致金融体系杠杆率攀升。 白鹤祥表示，下一步将坚持宏观审慎管理，强化金融监管，“尽快将资管业务等纳入宏观审慎管理，着力减缓金融体系顺周期性，防范跨市场、跨业态的系统性风险。” 提升陕西自贸区金融服务功能 去年4月1日，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近一年来，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先后出台了多项相关的金融政策措施，包括继续推广“企业基本存款账户绿色通道”，实现“企业账户即开即用”。截至2018年2月末，已通过该绿色通道共办理自贸区基本账户核准业务476笔。 白鹤祥表示，下一步，还将继续把握好陕西自贸区的战略定位和产业特色，在几大重点领域提升陕西自贸区金融服务功能。 其中，推动自贸区军民融合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发展是一大亮点。白鹤祥透露，目前正在积极推动建立以军民融合产业和高科技企业为主要投向的产业基金、股权基金，搭建针对军民融合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融资租赁资产交易平台。 同时，利用银保联动支持科技企业融资，创新针对科技产业的股权+债权+融资租赁融资模式等，通过多种方式推动自贸区军民融合和科技金融发展。 在促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人民币跨境使用方面，“陕西省提升企业跨境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行动”正在推进中，将引导区内企业开展全口径跨境融资，开辟绿色通道支持区内企业境外发债。 为扩大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还将继续推动“通丝路”跨境电商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拓展跨境电子商务人民币结算，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跨境人民币结算功能建设。[详情]
■ 李振 杜弘禹 实 习 生 黄秀婷 北京报道 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如何振兴乡村成为政策热点。 全国人大代表、华南农业大学教授、肇庆大华农生物药品有限公司总裁陈瑞爱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建议，加快制定农村金融法，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农业风险保障机制，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低 《21世纪》：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央一号文件也对此进行了全面部署。通过实地调研，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陈瑞爱：从2004年到2018年，十几个中央一号文件都不同程度上解决了农业农村问题。但回顾一下，从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开始到现在，农田的单位产出并没有增加太多，单位产出的质量、价值并没有真正与市场经济接轨。 另外，我做了一个调研：中国农民数量占比大，但2006年农村融资的资金约6万亿元，2017年仅有30万亿元，相较国家资金总量而言，支撑农业发展的资金偏少。 可以看出，农村金融在制约着农业的发展、农村的致富和农民的增收。新时代的三农工作，要实现农村发展、农业繁荣、农民增收，离不开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强有力的支持。第一个必须解决这个问题，通过政策，通过制度，也通过金融应该服务于什么，金融怎么服务于人民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 《21世纪》：当前农村金融发展面临何种情况？ 陈瑞爱：当前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低，农民和农业经营主体“贷款难、贷款贵”是普遍现象，农村金融服务获得感不强。 原本服务农村的信用社、农业银行等金融部门，随着成为公众公司、上市公司，对市值有了高要求。加之随着经济高速增长，金融机构形成了哪个领域融资安全度最高、收益率好就流向哪里的局面。 而农业产业化建设周期长、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低，金融部门实际上加速减少了面向农业、农村的贷款比例，造成农业、农村、农民在融资上不仅贵和难，甚至连门路也找不到。 《21世纪》：你提交了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金融法》的议案，应该注重哪些方面？ 陈瑞爱：应该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需要和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一是完善农村金融、财政、税收和货币政策，形成支持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合力；二是加强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建设，科学引导民间金融组织；三是维护好土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好土地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拓宽农村地区融资渠道；四是创新农村金融服务产品供给保障制度，扩大农村金融服务的边界；五是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减轻农业经营的风险。 降低金融支农成本 《21世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解决人和资金从哪来的问题。如何保障资金真正下沉到农村？又如何通过人才、科技推动农村发展？ 陈瑞爱：要保障金融惠及农村、农业，要坚持问题导向，从给予优惠政策、建立激励机制和明确支农责任、建立约束机制两方面入手。 推动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多样化、专业化发展，形成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定位清晰、功能互补、错位发展的经营服务格局。建立支农责任约束机制，建立可考核量化指标，设定商业银行涉农贷款投放比例，并与激励与约束措施相结合。 综合运用财政税收扶持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实施差别化监管，降低金融支农成本的有效途径，调动金融机构的支农服务积极性，推动金融机构由“要我做”向“我要做”转变等。 当前我国农业生产人员不缺，需要用科技来兴农，打造农业现代化。 一方面，只有让院校更多的科学家走到田间地头，才能共同推动现代农业体系建设，实现健康可持续又高效的发展现代农业。我建议让农业院校真正能够发挥科技主体的作用，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建设更多平台，成立农业科研基金，包括财政基金，支持科研进步，解决农业短板问题。比如在种业方面的研究，如何既能有国际性的基因技术、克隆育种，又能发挥我们国家本身种源特色特有的风味口味的产品，这都需要科研的投入，需要能够激发科研发展的机制和制度。 除此之外，在有了基金支持的基础上还要促进农业成果的转化，达到农业的高效、高质量增长；吸引大批高学历人才回到家乡做建设；实现乡村美丽，农民幸福。[详情]
（两会速递）西部地区保险普惠事业意义大 委员建言完善机制促发展 中新网北京3月14日电 全国政协委员、中天金融集团董事长罗玉平在全国政协大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贫困是‘三农’问题的核心症结，提速发展保险普惠事业对于决战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振兴有重大现实意义”。 罗玉平认为，长期以来，金融发育不完善、发展不全面，一直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最大的短板，始终是西部地区民生保障最大的制约。“底子薄、基础弱、人才缺，西部地区地方性保险法人机构严重欠缺。” 资料图：新型农业种植园。 赵春亮 摄 罗玉平还发现，西部地区涉及农业、惠及农村、普及农户的特色化、精准化保险普惠产品品类不多，保险普惠难以真正普惠。“以贵州为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参保率不足10%，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抵御风险的能力严重不足。” 他同时提到，农业产业经营主体与个体抗风险能力薄弱，承保防险意识淡薄，甚至不懂、不知农业保险、大病保险，缺乏必要的风险意识。 对于上述问题，罗玉平建言，西部地区要将保险扶贫作为民生工程、重点事项，制定针对保险普惠事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和激励机制，鼓励有实力、有担当、负责任的民营企业在西部地区大力发展保险普惠事业。 他还提到，针对西部深度贫困地区，可提高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降低贫困群体投保成本，扩充贫困群体参保品种。最后他认为，要积极探索多元化、多渠道保费补贴模式和机制，下大力气创新惠农险种。（完） [详情]
社保待遇水平继续提升，关键领域改革或迎突破 养老和医疗改革再啃“硬骨头” 来源：经济参考报 在深化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中，养老和医疗改革是民生关注的热点和焦点所在。《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2018年，作为二次分配的社保政策性待遇水平仍将稳步提高。在此基础上，还将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协调推进医疗价格、人事薪酬、药品流通、医保支付改革，提高医疗卫生质量，下大力气解决群众看病就医难题。 两会代表和委员表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有助于解决养老保险制度中最主要问题——统筹层次低的问题。公立医院改革又是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的核心。开啃养老和医疗改革中最硬的这两块骨头，意味着社保关键领域改革有望在今年迎来较大突破。 收入及社保待遇水平再涨 社会保障政策在确保收入稳定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意味着，自2005年我国提高退休人员养老金以来，养老金将实现14连涨。“养老金指数化增长是养老金制度设计中应有之义。考虑到今年经济增长率将会在6%-7%之间，社会平均工资将上调，养老金也会相应有所上调。” 郑秉文说。 医保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高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保障水平，居民基本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再增加40元，一半用于大病保险。 “当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出资和保障水平相对还比较低，人民群众个人医疗费用负担仍然较重。”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保华表示，开展大病保险是在基本医疗保障的基础上对于大病患者发生的高昂医疗费用给予保障。提高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特别是一半用于大病保险，将进一步提高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的覆盖率，对于提高老百姓的就医率、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具有积极意义。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深化 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今年将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 对此，郑秉文表示，统筹层次低是养老保险制度中最主要的问题，很多其他问题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设立调剂金制度是一个过渡，建议设置过渡期的时间表。“实现全国统筹的时间越早，改革阻力就越小。”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居家、社区和互助式养老，推进医养结合，提高养老院服务质量。 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司委委员郑功成指出，全国人大内司委对养老保障问题开展了三年监督工作。期间形成了包括大力发展居家养老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推进医养结合、建立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加快养老服务人才培养等五个专题报告，并且上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医养结合是养老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越是高龄老人，越需要医养结合。”郑秉文分析称，最能体现医养结合的是机构养老，其次是社区养老，再次是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绝大部分是市场化、商品化的，需要提供优质的服务来吸引顾客，自然而然就能将医疗带入。 不过，郑秉文也表示，目前机构养老方面仍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大部分普通老百姓需要的是离家近的、一般性的养老院，顶端养老院主要针对高职、高管、高干三高人员，养老院需要在供给方实现多元化，适合整个市场多层次需求。此外，还要完善市场环境和市场机制，吸引更多民间资本进入，形成有效的竞争市场。” 医疗改革多点开花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扩大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把基层医院和外出农民工、外来就业创业人员等全部纳入。加强全科医生队伍建设，推进分级诊疗。 2018年是我国异地就医结算的落地年，也是医改的重要发力点之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游钧此前表示，根据农民工和双创人员的就业特点和就医需求，人社部通过简化备案流程、扩大基层医疗机构联网服务，至少每一个区县都有一家医疗机构能够联网，并且建立快速发放社保卡机制，满足农民工和双创人员的就医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协调推进医疗价格、人事薪酬、药品流通、医保支付改革，提高医疗卫生质量，下大力气解决群众看病就医难题。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是一块硬骨头。在代表和委员看来，中国医疗卫生制度的核心是医院，抓住公立医院改革就等于抓住了医改的牛鼻子。近年来有些地方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已取得一些成效，下一阶段仍要继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饶克勤认为，公立医院改革的目的是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是政府宏观治理、医院法人治理和医院内部管理三方面机制。必须多部门联动，改革才能实现突破。 在郑秉文看来，在医疗、医药与医保的“三医联动”中，医保可以起到切入点的作用。“对医疗质量实施监督、建立问责制、实施战略采购、控制费用上涨等，所有这些医改中的重要领域，医保都可以也应该发挥一定的杠杆作用。” 不过，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仍面临一些难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刘玉村指出，一是有限度的财力投入和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二是社会评价和个体感受有差异。三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他建议，提高医务人员的待遇，让人事薪酬制度改革来得更快、更彻底一些。 “目前全科医生社会认同度不高，岗位吸引力弱。基层全科医生更是人员少、工作强度大、待遇较低。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和科学的绩效考评机制有利于全科医生队伍的壮大。”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院长华树成说。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日前明确表示，要进一步改革基层人才职称的评定办法，逐步提高基层医务人员的收入待遇，实施一些像“县管乡用”这样的人才政策，促使人才在贫困地方、在基层能够留下来，能够安心工作。[详情]
社保基金理事会隶属于财政部 基金投资范围或将拓宽 ■本报见习记者 孟 珂 3月13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根据方案，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的隶属关系，由国务院管理调整为由财政部管理。同时作为基金投资运营机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将不再明确行政级别。 吉林省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张依群昨日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社保基金理事会转由财政部管理是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保基金来源大众、服务民生、国家职责、财政补助等属性的内在要求，也可以说是社保基金管理多重选择中的最优选项。 国务委员王勇在3月13日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介绍此次机构改革时指出，此次调整社保基金理事会管理部门，主要为加强社保基金管理和监督，理顺职责关系，保证基金安全和实现保值增值目标。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陈龙昨日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社保基金理事会转由财政部管理符合党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基本精神，有利于理顺相关职责关系，统筹基金管理和使用，提升我国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和监督的能力。这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和运行产生诸多积极影响，有利于增强基金安全和提升基金投资效率。 张依群认为，隶属关系划转后有利于财政部统筹社保基金管理，更加科学合理编制社保基金预算，调剂社保基金盈余，发挥社保基金服务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综合效益；同时，也符合《预算法》的要求，有利于实现社保基金与一般财政收支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相互衔接，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一个更好更加可靠的社会保障。 谈及社保基金理事会转由财政部管理后基金投资运行将会如何，张依群认为，基金投资渠道将得到有效拓展，投资范围将更加宽泛，社保基金将会通过股市、债市等多种渠道参与到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产业、中央和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等诸多领域，与中国蒸蒸日上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相互对接和全面融合，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空间能够得到扩大，投资风险将得到有效防控，社保基金的稳定性和收益性将会得到提高。[详情]
本报两会报道组 刘琪 李春莲 3月13日，国务院提请审议的机构改革方案公布。当日下午全国政协经济界别小组会议也以此展开讨论。委员们在发言时均表示，坚决拥护国家机构改革作出的重要部署。 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电网公司总经理曹志安表示，机构改革方案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围绕党的十九大作出的战略部署，体现了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方案聚焦了民生、服务以及市场监管等。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认为，机构改革方案有助于加强国家和政府治理能力，能够很好地落实党的十九大各项部署的精神。 值得关注的是，据机构改革方案显示，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延续多年的“一行三会”结构出现了重大调整，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职责整合，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一旦该方案通过审议，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将变成“一行两会”。 “这两个监管部门的合并和职能的调整，顺应了当前国际金融监管的趋势，也与我国金融发展具体形式的转变相适应，提升了我国整体金融监管能力，对完善国家自理自治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范小云表示。 她认为，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的合理性在于，我国金融体系随着规模的扩大越来越体现出综合经营的特点，而原来的银行业、保险业的分业监管已逐渐不能适应当前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现实，因此迫切需要向功能监管模式转型。 “银监会和保监会的合并，有利于提高统筹协调的效果，更有效地协调开展国际监管。”范小云说。 但她同时提出，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后还存在一些难点，包括两者合并既要整合双方原来的监管职能，还要加强和央行在宏观审慎决策方面的沟通。 “如何更好地去协调，是难点问题之一。” 范小云说，另外，两个机构合并后所涉及的共同风险如何识别也是需要抓紧研究的新课题。而且，要防止整合过程中，短期内对市场和银行、保险机构监管秩序的冲击。 对此，她建议，在法律体系上，尽快对原有的法律法规进行梳理和调整。 机构改革方案中所提到的改革国税地税征管体制，也是政协委员们关注的重点之一。 我国目前现行的征管体制是在1994年分税改革设立的。对于国税地税机构的合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副会长张志勇表示，国税地税机构分设是当时改革的必然需要。而现在全国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法治水平大幅提升，各个政府部门、企业、单位、个人纳税人等的依法纳税意识大幅提升，执法水平也大幅提升，因此在收税的过程中不容易出现错误的归属等现象。在当前来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为一个税务机关能极大提升工作效率。二是现在信息化系统必须是统一的，不能在行政机构上还是分散的。 “过去几年，虽然行政分设，但是税务总局已经按照业务打通、业务合并的方向努力。也就是说，行政的分设通过业务整合，保证了依法征税，同时也提高工作效率、减少纳税人的负担。”张志勇说。 在他看来，近几年深化国地税合作开展工作已经做了大量努力，现在再将国税地税机构整合在一起，条件比较成熟。[详情]
■ 危昱萍 北京报道 城乡医保管理不再分割 提供更实惠医疗服务 医疗保险作为控费方将拥有更多权力。 3月1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举行，国务委员王勇作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 王勇指出，为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不断提高医疗保障水平，确保医保资金合理使用、安全可控，统筹推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更好保障病有所医，方案提出，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职责，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职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管理职责，民政部的医疗救助职责整合，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下称“国家医保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从主要职责来看，该局的成立借鉴了地方探索的经验。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向记者分析，这一机构的设立是医改的一大进步。过去“三保”——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下称“职工保”）、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下称“城居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下称“新农合”）分散在不同部门管理，医疗保险功能未充分发挥。 这次机构改革则先实现了部门管理上的“三保合一”，还结合了原属发改委的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原属卫计委的药品和医用耗材招标采购等职能，医保成为单一买方，控费权得到加强。 三保合一管理落地 目前实行的职工保、城居保、新农合分别自1998年、2007年、2003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其中，前两者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医疗保险司管理，新农合归口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三大医疗保险分散管理，筹资、保障待遇、医保目录等各不相同，造成制度间不公平和城乡差异。 以城居保和新农合为例，2015年，新农合与城镇（城乡）居民医保的人均实际筹资分别为515元和490.3元，个人缴费占基金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2.6%和18%。从保障水平看，2015年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约为75%，城镇（城乡）居民医保则为68.6%。 城乡医保分割状态下，制度不统一还直接衍生出居民重复参保、多次报销，财政重复补贴，经办资源重复建设，职能分账等效率低下和浪费等诸般弊端。 2013年发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就曾提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职责等，分别整合由一个部门承担。 2016年，国务院发文要求各地政府整合城居保和新农合两项制度，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包括统一覆盖范围、筹资政策、保障待遇、医保目录、定点管理、基金管理，实现城乡居民公平享有基本医疗保险权益。 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由国家医保局统一负责，那么人社部将只负责“五险”中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齐传钧表示，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待遇给付是单纯的金钱关系，而医疗保险的待遇给付包括金钱、服务和专业。 群众看病将更实惠 “三保合一”整合了碎片化的医疗保险，国家医保局将负责拟订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医疗救助等医疗保障制度的政策、规划、标准并组织实施，监督管理相关医疗保障基金，完善国家异地就医管理和费用结算平台。 不过，为提高医保资金的征管效率，将基本医疗保险费、生育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 除前述人社部和民政部相关职能外，国家医保局还负责组织制定和调整药品、医疗服务价格和收费标准，制定药品和医用耗材的招标采购政策并监督实施，监督管理纳入医保范围内的医疗机构相关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等。 这一系列职能安排被认为与福建三明模式相似，在医疗保险的基础上更体现出医疗保障的作用，“三医联动”中作为支付方的医保更加强势。 “三明模式真正的经验，‘三保合一’，筹资后直接向医院支付薪酬和运行费用，把所有公立医院抓在手上。”李玲分析称，要一步到位借鉴“三明模式”比较难，这次整合三大医保，再划归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管理、药品和耗材采购等职能，已经增加了最大付费方医保的责任和权力。 李玲表示：“过去医改的一大弊端就是付费方不能控制任何价格，医疗服务价格和费用迅速攀升，100元能搞定的病花了好几百。这次机构改革后，医保成为单一支付方，参保人将购买到更实惠的医疗服务。” 齐传钧也表示，从药品、医疗设施设备和服务，到医疗保险，服务的供给和需求整合到一个体系，形成闭路循环，将有效控制基本医疗费用，有利于医保资金的合理使用和安全可控。[详情]
保监会二十年再回首： 而今迈步从头越 本报记者 李致鸿 北京报道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3月13日，国务院关于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的议案表示，中国将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不再保留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保监会”）。 这意味着，从1998年11月18日，到2018年3月13日，保监会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要画上句点。回首往昔，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保险业的对外开放，到《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即“国十条”的出台，再到项俊波的落马，数不尽的过往，历历在目。 虽然落幕，却未结束。站在承前启后的历史关口，——肩负着更为重要的监管责任，引领保险业在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增长，再出发。 WTO的专属印记 回首来时路。1998年11月18日，保监会成立，原中国人保一把手马永伟出任首任主席。自此，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管保险业的历史落下帷幕，保险业翻开新的篇章。 此后，保监会各地分支机构相继开张。2000年4月，保监会上海、广州和北京办公室分别挂牌。至当年末，保监会已在13个中心城市设立了办公室、办公处或特派员办事处。除此之外，一系列法律、法规不断健全，涉及高管任职资格、内控制度建设、财会制度监管等诸多方面。 在保监会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之际，保险业却并不平静。巨额利差损如影随形；万能险、投连险和分红险轮番登场；银保大幕开启。当然，最具时代印记的，是即将到来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在加入WTO的谈判中，“开放保险业”成为中国的对外承诺，年轻的中国保险业义无反顾，又心怀忐忑地面对一场未知的挑战，一时间，“狼来了”的声音甚嚣尘上。 其中一个小插曲令人印象深刻。在WTO前夕，保监会一次性批准了新华人寿、泰康人寿、华泰财险在国内筹建300多家分公司和中心支公司。显然，这是应对“狼来了”的重要准备。 令人振奋的“国十条” 2002年，已届退休年龄的马永伟到了交棒的时刻。当年10月，吴定富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赴任保监会主席。1998年11月—2001年1月，吴定富曾担任过保监会第一副主席（副部长级）。 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国务院决定，将保监会由国务院直属副部级事业单位改为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并相应增加职能部门、派出机构和人员编制。 此后，保监会马不停蹄出台方案。2003年，先是首次修订的《保险法》施行，后是《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发布。 风云际会。2004年，保险业资产规模突破万亿大关，这从1979年开始，足足用了25年的时间。同年，经过三年短暂WTO过渡期后，保险市场被彻底开放，保监会则赶在此之前，发放了18张以上新的保险牌照。此外，保监会联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保险机构投资者股票投资管理暂行办法》，这意味着我国保险资金可以直接投资于股票市场。 对于保险业而言，令人振奋的时刻终于到来。2006年6月26日，国务院出台《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国十条”。其突出保险的社会稳定功能，强调“保险业是金融业及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发展稳定和谐的社会有着重要作用”。 这种积极影响转年即有明显体现。截至2007年底，保险资金运用余额2.7万亿元，资金运用收益超过前5年的总和，达到2791.7亿元。2007年，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率为10.9%，投资收益率达历年最高。 然而，由于没有把握好承保和投资的关系，2008年，保险业即遭遇当头棒喝，牛市破灭使得投资收益大幅回落；投资型产品比重过大引发退保风潮、保费规模负增长、现金流风险和偿付能力下降等问题接踵而至。不过，随后的《保险法》二度修订，保险资金运用范围进一步放宽。 截至2009年底，保险业资产规模达到4万亿元；2010年，这一数字则增长至5万亿元。 彻底肃清项俊波流毒 2011年，吴定富退休，项俊波成为继任者。 风起于青萍之末。2012年6月，保监会推出13项保险投资新政征求意见，简称保险资金新政“13条”，涉及投资债券、股权和不动产、理财产品等证券化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股指期货，还可以参与境外投资进行委托投资等，几乎放开了保险资金运用可以涉足的所有领域。 在这一过程中，民营保险公司逐渐扩容。然而，一些与保险业性质完全不合的资本趁机浑水摸鱼，甚至一些资本大鳄藏身其中，大肆售卖万能险、恶意举牌上市公司、违规进行海外投资，不仅影响了整个行业的声誉，还危及国家金融安全，形成重大风险，教训十分深刻。 更为可怕的是，“猫鼠一家”。2017年4月9日，中纪委官网发布公告称，项俊波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审查。 除项俊波被中央查处外，保监会系统自行查处违纪问题7起，纪律处分会管干部3人，处级以下干部2人，给予其他处理30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1人，另有5人被司法机关直接采取强制措施。 知耻而后勇。在此背景下，保监会出台了“1+4+N”系列监管文件，从风险管理、产品设计、销售管理等多个方面出台具体规定，倒逼保险公司转变发展方式，系统地推进防风险、治乱象、补短板和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前所未有。 目前，中国保险业走到了历史的关键节点，保险监管已经迈出了新的一步，而保险业也将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引领下走好这一步。 （编辑：马春园）[详情]
■ 周振海‘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行长’ 背景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信息通信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推动互联网与金融快速融合，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得到快速发展。互联网金融的本质属性是金融，具有金融风险的隐蔽性、传染性、突发性和较强的负外部性的特征。由于互联网的特性，其风险的波及面更广、扩散速度更快、溢出效应更强，甚至会迅速波及整个金融市场，引发金融风险，危害公众利益。“e租宝”、泛亚事件，以及最近发生的南京钱宝等事件，凸显防控互联网金融风险的重要性。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互联网金融风险防控，2016年4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21号），启动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目前该项工作尚未结束。 互联网金融的本质属性和技术创新特点，决定了互联网金融能否持续规范健康发展，关键在于是否具有一支具备较高职业素养的从业人员队伍。缺乏对金融心存敬畏之心、懂专业、懂规则、懂技术的职业化从业人员队伍，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就会走弯路或者误入歧途。当前我国互联网金融管理的专业人才数量和职业素养与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趋势存在较大差距，许多从业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来自互联网企业或者自我创业，虽具有良好的技术背景、创新意识和创新激情，但缺乏必备的金融基础知识及风险合规意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不强，对监管政策理解不足。国内外实践经验表明，加强从业人员准入和资格管理，提升从业人员职业化水平是一个行业能够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从业人员尤其应当具有基本准入条件，达到相应的资格水平。当前在金融领域，银行业、证券业、基金业等行业均已依法开展了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工作。互联网金融行业作为金融行业的新兴领域，不应成为例外。按照“好中选优、择优汰劣”的思路，通过职业资格考试把好从业人员准入关，加强从业人员资格评价管理，提升从业人员业务水平和职业素养，强化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能够更好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切实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促进互联网金融持续规范健康发展。 设置互联网金融从业人员职业资格的必要性 开展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是防控互联网金融风险的重要依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按照党的十九大要求，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防控互联网金融风险则是打好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重中之重。针对从业人员开展职业资格考试许可和认定、对机构高管和核心成员进行资格认证和评价，是坚持金融业特许经营的重要内容，在促进市场沟通、强化市场约束、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等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开展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是促进互联网金融规范发展的有力举措。随着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从事互联网金融业务的人员迅速增加。从业机构合规经营是扩大行业规模、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重要保证。从业人员不仅要有互联网应用能力、金融业务能力，还要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职业操守和风险意识。其中，从业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对企业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具有决策权或重大影响，必须确保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与履行职责相当的能力和素养，进而保证从业机构稳健合规经营。因此，严格从业人员准入，建立完善的资格认证和评价体系，提高从业人员业务水平和执业素质，可以有效促进互联网金融行业整体服务质量提升。 开展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是贯彻落实国家职业资格建设的现实需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通知》（人社部发〔2017〕68号）要求对职业资格实行清单式管理，设置准入类职业资格，其所涉职业（工种）必须关系公共利益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且必须有法律法规或国务院决定作为依据；设置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其所涉职业（工种）应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社会通用性，技术技能要求较高，行业管理和人才队伍建设确实需要。互联网金融行业符合国家职业资格设置的基本条件和要求。一方面，互联网金融规范健康发展关系社会公众利益，涉及国家金融安全、公民财产安全。另一方面，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既需要金融知识，也需要互联网技术知识，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社会通用性，技术技能要求较高。因此，推动互联网金融行业开展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评价从业人员是否具备从事相关业务的能力和水平，确有必要，势在必行。 建议 设置互联网金融从业人员职业资格。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通知》（人社部发〔2017〕68号）精神，建议国家批准设置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互联网金融从业人员职业资格，逐步规范和提高互联网金融行业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和专业技术能力。参照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等金融领域其他行业协会牵头开展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评价的惯例和经验，建议由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负责组织开展互联网金融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评价工作。 加强互联网金融从业人员队伍职业化建设。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高低直接影响行业的规范健康发展。建议研究制定互联网金融职业能力框架，建立互联网金融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制度和机制，探索建立符合行业特点、强调终身学习的教育培训机制，着力打造互联网金融职业化队伍。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对企业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具有决策权或重大影响，建议由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负责建立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备案制度，确保高级管理人员具有与履职相当的能力，能够保障从业机构稳健合规经营，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建立互联网金融行业从业人员、机构信息登记和披露平台，形成社会监督运行机制。对互联网金融行业从业人员信息进行全面记录、实时监控和有效披露，可以有效增进社会公众对行业的了解，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有效引导从业机构合规经营和规范发展。建议由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牵头构建互联网金融行业从业人员、机构信息登记和披露平台，将相关从业人员的资质水平、专业技能、诚信记录等信息进行公示登记管理，接受社会监督。 监管部门在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准入和监管过程中，应当将从业人员和机构遵循资格评价作为一个重要考量因素，建立行业自律与监管他律协调配合的行业管理体系，降低行业整体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详情]
■ 王景武‘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局长’ 加快移动支付创新应用是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支撑 移动支付是智能卡、移动通信、电子认证等信息科学技术与金融服务融合发展的产物，能够提供随时、随地、随身的金融支付服务。推进移动支付创新普惠民生，是贯彻十三五规划纲要、响应国家普惠金融发展规划、推进“互联网+”行动战略的重要举措；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理念，优化金融供给结构，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培育经济新动力的重要手段；是实现金融信息化与社会管理信息化相结合，加强民生服务，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抓手；是加快金融信息化、移动化、数字化，提升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建设金融强国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行动。 统筹推进移动支付创新应用需坚持的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政府引导。充分发挥政府在统筹协调、顶层设计以及促进相关产业链互相融合发展方面的作用，这是推进移动支付创新普惠民生的基础性前提，也是重要支撑力量，推动政府与市场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也是推进移动支付产业发展的最好方式。 二是坚持市场运营。遵照市场规律，破解行业壁垒，减少人为障碍，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当前推进移动支付创新普惠民生的当务之急，必须合理运用市场化手段实现服务资源优势互补，保障参与主体合作共赢。 三是坚持便民普惠。秉承服务民生的理念，发挥自身优势，注重百姓生活场景的探索，从业务、产品、服务等方面扎实做好移动支付推广工作，让老百姓享受到“互联网+金融”带来的服务上的普惠性、安全上的可靠性、使用上的便捷性、经济上的合理性，提供更为人性化和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加快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四是坚持风险可控。移动支付安全面临新的挑战和压力，个别移动支付产品交易流程设计不尽合理，容易形成风险漏洞；个别金融消费者在追求移动支付便捷性的时候忽视了安全性的要求，在使用移动支付时未能充分认识到手机终端已经成为包含客户信息、银行账户信息等在内的综合载体，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需要产业链各方坚持风险底线，保障资金安全。 统筹推进移动支付创新应用的主要方向 一是构建移动支付创新应用的政策支持体系。推动联合制定移动支付创新应用相关政策措施及激励机制，推动各市场主体公平准入、公平竞争，破解不合理政策约束，创造良好的政策发展环境。加强财税政策、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充分发挥支持和引导作用。推动各地区将移动支付创新应用工作，纳入数字普惠金融、智慧城市和数字政府具体落实方案，从组织协调、资金支持、风险补偿、激励机制和政绩考核等方面，大力支持移动支付创新发展。 二是加大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建设，鼓励新兴技术与移动支付服务融合应用。加快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组织实施电信普遍服务，在未覆盖4G网络的地区加快推进4G信号全覆盖，大力实施提速降费专项行动，优化网络质量。加大移动支付受理环境建设，实现移动支付产品互联互通。加快支付标记化、物联网等技术与移动支付融合应用，不断创新服务和产品。推动各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加强与银行卡清算机构、通讯运营商、手机终端厂商、金融科技企业等移动支付产业链机构的合作，探索多方共赢的可持续商业模式。 三是构建数字普惠金融法律监管框架，完善移动支付风险治理体系。逐步制定完善数字金融、电子支付方面相关法律法规，确保移动支付创新发展纳入法治化的轨道。探索利用监管沙盒、“穿透式”监管等新的监管理念，改进监管的流程和能力，平衡好移动支付推广中的创新与风险。构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的长效机制，对移动支付领域犯罪活动组织开展集中、专项打击，营造安全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环境。推动各市场主体建立健全符合移动支付发展特点的风险管理体系。督促从业机构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 四是大力推动移动支付在公共民生领域应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加强统筹协调，促进交通、金融行业开放融合。推动移动支付在文教领域取得更加广泛应用，促进金融支持教育信息化发展。推动移动支付在肉菜市场等日常服务场所扩大应用，为人民群众日常消费解决找零和钞票鉴别等问题。进一步促进移动支付在公共服务事业的应用，为市民和社会公众办理水、电、气、有线电视、物业管理等相关业务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拓展移动支付在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应用，实现在线预约挂号、健康档案查询、医疗费用结算等功能。逐步推动移动支付在就业、财税、工商、食药监以及市政管理、政务服务等领域应用，将移动支付应用纳入各地政府相关信息惠民工程实施，在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创建、智慧城市建设等工作中加以推广。 五是大力支持移动支付“走出去”，服务“一带一路”战略。鼓励移动支付服务积极走出国门，主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健全完善合作监管机制，推动移动支付标准和技术输出，协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支付体系建设，推进互联互通，促进金融市场稳定高效运行。不断完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广运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网联”平台，进一步丰富人民币跨境支付渠道，依托移动支付随时、随地高效便捷的优势，服务跨境贸易，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鼓励国内支付服务市场主体主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积极谋篇布局，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提供多样化、多渠道支付服务，提升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详情]
■ 杨小平‘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行长 ’ 当前，我国共享经济发展迅猛，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消费产生了深远影响。党的十九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要在共享经济领域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2016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34520亿元，比上年增长103%，覆盖生活服务、交通出行、医疗保健、房屋住宿、资金共享等多领域，增长趋势迅猛。共享经济以其“产能过剩+共享平台+人人参与”的独特模式，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我国共享经济发展中尤其是客户资金安全管理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可能危及用户资金安全，损害消费者权益。因此，建议共享经济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关注共享经济中的客户资金安全管理问题，出台相关监管政策，促进共享经济行业的健康发展。 适时开展反垄断调查，把客户资金安全管理列入重点关注内容 建议对于缺乏成型的财务盈利模型的共享经济形态，实施财务税收约束，坚决制止盲目的补贴、零费率等非市场化行为，对挪用客户资金行为加大查处力度。开展共享经济领域反垄断调查，防止形成行业寡头垄断，杜绝以市场优势扰乱市场秩序行为。明确非法集资、挪用客户资金等监管红线的具体形式，提高机构自律意识，对触及监管红线的机构予以重罚。 建立标准化的客户资金存管机制，保障客户资金安全 针对共享经济客户资金零散、受众面广、涉及资金归集等特点，建议出台统一的共享经济从业机构客户资金存管指引。一是对押金及预付金等客户资金法律性质进行清晰界定，对所有权属于客户资金的使用情形、责任鉴定、划转方式、差错争议等内容进行明确，对共享平台客户资金实行强制存管。二是制订标准化的资金存管系统规范，保证满足共享经济各业态需求的通用性。依托银行账户分级机制面向平台客户开立个人银行Ⅲ类账户，将原企业收取的押金和预付金分别以保证金和专用资金的形式存放在用户名下，用于押金、预付金等机构非自有资金的存放和划转。三是实现资金存管系统安全和多功能属性。分户管理，每个用户开立独立账户，做到平台与用户之间资金隔离，保障用户资金安全。支持平台合作各方接入，满足较为复杂业务场景需求。通过设置交易密码等手段，确认交易由用户本人发起，保障客户资金安全。表面一致性审查，通过报备设备信息/使用记录等手段，对交易真实性做一致性审核。 明确监管责任归属，对成熟业态及时进行市场监管 做好监管主体分析，对发展成熟的市场业态及时进行研判，深入剖析业态的合规性、风险点，以主业行业管理部门为监管主体，从准入开始即明确协同监管部门职责，规范业务流程，保持监管与市场创新同步。及时全面理解商业模式及资金运营模式，穿透业务对客户支付资金的存放、使用及划转等进行合理的监管规范，避免挪用客户支付资金和无证经营支付业务的风险。加强立法与释法，对共享经济发展过程中触及的存在争议的法律问题应该及时明确责任归属，促进行业良性发展。 合作建立信用管理制度，以可靠的信用约束取代资金担保 共享经济发展对多边市场主体信用要求较高，因为交易形态居于网络，交易痕迹透明亦可追溯分析，非常适合建设居于分散、零碎的交易行为评估的信用管理体系。市场双方以押金等资金方式进行担保主要缺乏其他验证渠道建立彼此的信任。推动信用管理体系建设，能够增加信用约束在市场交易中的影响力。一方面共享经济模式可以极小成本寻求合适的信用担保方式，逐渐取代以资金为担保的风险防范措施，节省社会资金成本。另一方面较高的信用违约成本能够促进共享经济的从业机构主动披露资金及公司运营情况等信息，避免异化进行非法集资等情况。 建议承办部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 [详情]
北京银行原董事长闫冰竹：发挥中小银行作用 加大绿色金融创新 闫冰竹认为，在新时代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进程中，应更加关注中小银行的发展，给予差异化、特色化的政策支持，使中小银行在绿色金融发展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文 |《投资时报》记者 汤巾 当前，绿色产业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伴随着新旧动能加快转化，将产生巨大的绿色金融需求。根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课题组估算，从2015至2020年，中国绿色融资需求为15—30万亿元；从2015年到2030年，中国绿色融资需求为40—123万亿元。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今后三年要重点抓好“污染防治”等三大攻坚战。其中，发展绿色金融是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金融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银行原董事长闫冰竹认为，在新时代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进程中，应更加关注中小银行的发展，给予差异化、特色化的政策支持，使中小银行在绿色金融发展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为进一步推动银行业绿色金融发展，闫冰竹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完善绿色金融相关法律和补偿机制。一方面，加强绿色金融法律制度建设。细化绿色项目评定标准，完善绿色项目界定方法。同时，提升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法律强制性，规范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方式。另一方面，完善绿色金融风险补偿机制。一是对积极开展绿色金融的商业银行，在税收和资本占用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二是建立绿色信贷基金，承担一定比例的银行绿色信贷违约损失；三是健全绿色信贷的贴息机制和担保制度，降低绿色企业的融资成本和融资难度。 第二，加强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完善绿色金融相关信息平台。建议基于央行征信系统，完善企业环境信息，为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提供依据和支撑。二是完善企业和项目的绿色评级体系。鼓励商业银行学习借鉴“赤道原则”，将企业和项目的环境效益纳入已有评级体系，建立科学、系统和统一的绿色评级体系。同时，建议将绿色评级体系与征信系统相结合，为信贷审批、财政补贴和环保处罚等工作提供决策依据。三是加快环境交易市场全面建设。在进一步推动碳排放交易市场发展的同时，借鉴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经验，推动水权交易和排污权交易等其他环境交易市场快速发展。 第三，加大绿色金融创新力度。一是丰富绿色金融产品体系。鼓励商业银行创新碳金融相关的绿色理财产品、碳项目收益债等投行类产品、清洁发展机制融资综合解决方案等新产品，同时推进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展。二是加强绿色金融产品抵质押担保方式创新。支持商业银行研发基于知识产权、用能权、排污权和节能收益等抵质押品的轻资产绿色信贷产品，降低绿色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难度。三是优化绿色信贷管理模式。引导商业银行探索专业的绿色信贷管理模式，在风险可控基础上，适当简化绿色信贷审批流程，提高绿色信贷审批效率。四是拓宽绿色金融供给渠道。鼓励金融机构成立专业化的绿色金融事业部，并给予相关政策支持，专业从事绿色金融服务，通过项目融资和股权投资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绿色产业，拓宽绿色产业的融资供给渠道。[详情]
⊙上证报两会报道组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行长徐诺金日前接受上证报记者独家专访时建议，应按照“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制订一套完整连续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对不同层次的住房需求予以调节、引导或保障。 引导各方行为朝稳定健康方向调整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徐诺金认为，这是在近40年来住房制度变迁和实践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重大理论认识突破，亟待在制度设计和配套政策方面加快推进，引导房地产市场理性健康发展。 他建议，一是把握住房居住属性，从我国人多地少的现实出发、从社会主义的国情出发，明确住房制度改革的三大目标：要保障群众的住房底线，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要引导需求理性，防止土地浪费和房屋闲置；要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避免房价大起大落产生风险。 二是围绕上述三大目标，在对土地用途严格管理的前提下，按照土地红线和人口规模确定人均基本居住面积标准。标准确立后，采取“保障低端、放开高端、资助中端”的调控思路。 三是在全面理清现有政策法规的基础上，制订一套完整、连续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使各方行为朝着稳定健康的长期方向调整，对不同层次的住房需求予以调节、引导或保障。 对房地产领域融资加强规范和治理 徐诺金向记者介绍，近年来在房地产调控方面，人民银行健全宏观审慎政策调控框架，支持上海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构建逆周期的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调控机制，促进当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同时，人民银行加强对商业银行的政策引导和窗口指导，督促商业银行优化信贷结构，合理控制房贷比重和增速，做好房贷资源投放区域分布，支持三四线城市去库存，有效防控信贷风险。 以河南为例，2017年全省新增人民币房地产贷款占同期各项贷款比重为47%，比上年下降8.1个百分点；截至2017年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9.8%，比上年下降18个百分点。 此外，人民银行支持配合金融监管部门、房地产行业主管部门，对房地产领域融资加强规范和治理，加强反洗钱工作。 徐诺金表示，一方面，通过正式文件明确严禁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机构违规提供购房首付融资，严禁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小贷公司违规提供“首付贷”等购房融资产品或服务，严禁上述机构违规提供场外配资，严禁个人综合消费贷款资金挪用于购房；另一方面，要求银行加大住房贷款首付资金来源和收入证明真实性审查，严格对个人综合消费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进行分类管理，强化消费贷业务额度和资金流向管控。 住房租赁 需在产品创新、金融监管上更进一步 去年，住房租赁市场举措频频。徐诺金说，我国住房租赁市场经历了前期的粗放式自然增长。自2016年以来，进入加快培育发展的新阶段，国家层面也出台了多政策密集推动。 201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特别是长期租赁，保护租赁利益相关方合法权益，支持专业化、机构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 除了地方政府纷纷积极响应外，部分金融机构如建行也加快了支持住房租赁市场的探索。徐诺金总结道，现阶段银行介入住房租赁市场主要有三种模式： 其一，与政府合作，联手建设住房租赁管理平台，在人房核验、交易撮合、信用评价、资金监管等各环节提供金融服务。例如去年11月，建行广东省分行与广东省住建厅、佛山市政府达成住房租赁战略合作，上线国内首个政银合作住房租赁平台。 其二，与房企合作，签署租赁权转让协议，通过银行平台出租房源，也可为租户提供租房按揭贷款等金融产品。今年初，中行上海市分行与8家国有企业集团签订租赁住房金融服务战略合作协议，开启首单面向引进人才的住房租赁综合服务。 其三，与公寓运营商合作，为小业主提供一次性贴现金融产品，从小业主手中收房，实际也是住房租赁权的出售，然后交由公寓运营商承租与运用。 徐诺金说，住房租赁市场制度建设是落实中央关于住房居住属性定位，完善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的重要举措，建立与住房租赁市场各层次市场主体需求相匹配的投融资机制，是金融部门重要努力方向。从当前探索情况看，我国住房租赁市场想要取得长远发展，仅仅依靠现有的融资渠道和途径还不够，必须在产品创新、金融监管以及政策扶持上更进一步。[详情]
中国证券网讯 13日，国务院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议案显示，将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不再保留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这体现出监管正从过去以机构监管为主向以市场监管为主的方向转化。”全国政协委员、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对上证报记者表示，金融监管机构改革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后续改革也会逐步推开。 在他看来，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证监会保留的做法体现了监管三方面的变化。首先，监管方向从机构转向市场。过去三会是按照机构性质来设立的监管组织，银行、保险、证券是金融市场的主要三类机构。“随着市场发展，也逐渐认识到必须突出以市场监管为核心。”杨成长说，目前市场主要是两个层次，一个是银行货币市场，主要是中短期资金市场；另一个就是证券市场，主要是中长期融资市场。而从各机构的业务形式和投资去向来讲，最终也必然是投向这两个市场。 其次，体现了分业监管和混业监管的协调统一。“改革并不意味着彻底实现混业化监管，而是强调机构主营的分业监管和统一监管两者之间有机结合，分业监管在中国仍然有效。”杨成长说，目前金融各业各自突出主营业务方向，但在资金投向和业务模式方面仍形成了相互合作，比如资管业务、同业业务和非标业务等，都是银、证、保、基、信相互交易合作的市场。因此，在一些混业领域需要统一监管。以市场为核心进行监管，就能实现分业和混业监管相互结合的统一协调监管。 第三，此次机构改革突出强调了机构的主要功能是市场监管。“原来三会既负担着监管职能，也有行业发展规划等其他方面功能。”杨成长解释，这次改革更强调市场监管，而把有关市场调控、发展规划方面的功能上提到央行，功能划分更加清楚，“哪些是属于宏观审慎管理、金融调控功能，哪些是市场层面的监管功能，能够清晰区分开来，这也是我国金融监管改革上的重大突破。”[详情]
两会快讯 | 连平：组建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迈出了监管统一的第一步 中国证券网讯（记者 张玉）13日，国务院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议案显示，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不再保留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对记者表示，这是监管统一的第一步，未来合的趋势十分明朗，朝着审慎监管、行为监管和功能监管统一方向发展的思路已经清晰显现。 长期以来，保险业务与银行业务合作密切，而保险的业务功能相对单一，银监会和保监会的合并相对较为便利。 在连平看来，此前，按照行业机构监管的方式，对于业务监管却存在模糊地带。如今将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统筹协调下，有效避免监管漏洞和监管重叠。 与此同时，大型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主要集中于银行和保险领域，将银监会、保监会合并，有助于加强这方面管理，未来在制定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风控标准时，就可以更好地协调统一起来，这有助于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详情]
来源：慧保天下 2018年3月13日，中国保险业再度迎来重要的命运转折点，传闻已久的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议案为媒体所披露，根据报道，国务院拟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职责整合，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 同时拟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拟订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中国人民银行。 自1998年11月开启的保险分业监管20年，或将画上句号。 又是一个春天的故事。40年前的那个春天确实温暖如春，这个春天却让人有些五味杂陈……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保监会是个年轻的监管机构，然而短短二十年来，保险业的崛起、低沉、规范、失序、狂热、萧冷，都与这个年轻的机构密切相关。 保险公司的种种宣传中不吝对创业的赞美，其实，保监会的成长亦是一种创业，从几乎白纸一片中摸索监管门道，从麾下只有寥寥几家主体到门楣天下，从金融业小不点到能够进入国家政策法眼的三驾马车之一，其中筚路蓝缕唯有局内人方知。 然而不能否认的是，保险业为外界所诟病的种种弊端，背后亦有监管之责。发展与质量，规范与利益，竞争与自律，握紧与放手，如烹小鲜一般的制衡，容不得当权者半点放松。 过往沧海桑田，有机缘巧合，亦有人为掌控，外界早有诸多解读，本文无意再去评价是非对错，而纵观起落浮沉，恐怕唯有两个字可以解释一切，时代。 如同虚拟经济依生于实体经济，学术和实务都表明，保险业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社会的需求，时代之势决定了保险业的发展方向，无论是做大做强，还是回归本源，背后都是时代的呼唤，过于关注自身利益而忽视大局，注定会因小失大。 经济，金融，乃至保险的发展，似乎都离不开周期二字，而保监会执掌下的行业，不仅经历了发展和效益的周期，更经历了与市场需求和政策号召契合的周期，在这个世界瞩目的新兴市场中，后者的周期显得更为重要。回首保监会二十年来，尤其是近两年之磨砺，想必对周期二字有更深之领悟。 二十年转瞬而逝，这一段不可替代的中国保险史，保监会是最重要的执笔者，无论过程怎样，保险业终究是脱胎换骨。而近期来密集发布的政策，似乎昭示着监管者欲在最后尽力收官的期望。 下一段历史，或将更换执笔人，但保监会这个二十岁的创业者的精神，终会有传承下去的部分。新时代浪潮已至，保险业也面临着新的使命。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新掌门下的门派，总会新陈代谢，蓬勃辉发，新侠客在老侠客肩膀下，研习出更加出神入化之招式——只要是正道之武功，都会受到江湖的欢迎。 2018年3月13日，在这个值得记录的时点上，保险行业深度观察者“慧保天下”和你们一起回顾保监会跌宕20年，纪念我们共同的过去。 1998年 正式成立 1997年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给尚稚嫩的中国金融业敲响了警钟，在当年举办的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确立了金融分业监管机制。基于此，定位为国务院直属副部级事业单位的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于1998年11月18日正式成立，开启了中国保险业的专业监管时代。 最初保监会只有100名编制，分别来自中国人民银行、中保集团、国家卫计委和财政部；下设办公室、政策法规部、财务会计部、财产保险监管部、人身保险监管部、保险中介业务监管部、国际部和人事教育部8个主要业务部门，另设有机关党委。 时任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组书记马永伟出任保监会首任主席。吴定富、吴小平、唐运祥、冯晓增担任副主席。 当年的保险业还只是快速发展的早期，截至1997年底，市场上的中资保险公司也不过13家，外资保险机构9家，总保费收入也刚刚突破千亿大关，一切都还有待更大风口的来临。 1999年 统一寿险预定利率 成立第一年，保监会就迎来了重大考验，从1996年5月到1999年6月，人民银行7次下调利率，1年期存款利率从10.98%下降到2.25%，给当时主推固定利率产品的中国寿险业带来天量利差损。情况危急，6月，保监会发布《关于调整寿险保单预定利率的紧急通知》要求各人寿保险公司降低寿险保单预定利率，从5.5%下调至2.5%，寿险产品预定利率进入大一统时代。 保监会于4月也开始着手整顿车险市场，全国车险市场实行统一监制、统一费率、统一条款的机动车辆新保单。 保险资金运用在1999年也获得重大突破，10月，《保险公司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发布，允许保险公司通过投资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证券市场。 2000年 理财型产品崛起 到2000年底，全国保险监管组织体系初步建立，在31个省市设立了保监派出机构。 11月，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亦正式宣告成立，保险公司负责人签署《中国保险行业公约》承诺按照规定条款和浮动费率经营业务。 中国加入WTO前夜，保监会积极备战，对外开放逐步扩大，一年时间批复8张保险牌照（4张合资牌照，另外4张则只是允许其与外资组建合资寿险公司）。与此同时，批设经纪公司8家，专业代理公司33家，保险公估公司3家，保险中介市场主体框架初步形成。 寿险预定利率大一统，寿险公司转求浮动利率产品，投资连结保险、分红保险、万能保险被引进中国市场，并得到监管放行。 2001年 加入WTO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对保险业做出“高水平、宽领域、分阶段开放”的承诺。这一年，国务院颁布《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保监会也公布了保险业加入WTO的承诺。 9月，中国保监会发出《关于在广东省进行机动车辆保险费率改革试点的通知》，开始了国内第一次车险费改试点。 监管着力规范中介市场，于年末印发《保险公估机构管理规定》、《保险代理机构管理规定》和《保险经纪公司管理规定》。 偿付能力监管在这一年也迈出实质性步伐， 《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发布，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的关于偿付能力监管的保险规章。 2002年 吴定富时代 当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召开，保险业进入加入WTO后对外开放过渡期，《保险法》修订工作结束，国有保险公司改革也全面展开，老人保以及中国人寿的股改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准，太平、华泰、平安等则分别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 与此同时，保监会共批准6家外国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批准16个外资保险公司营业机构正式开业，对外开放城市也从上海、广州扩大到了深圳、大连和佛山。 10月，根据入世承诺，保监会对法定再保险的比例进行了相应调整，规定自2003年1月1日起逐年降低，直至取消法定分保。 12月，保监会正式宣布全面实施车险费改，之前由保监会统一制定的现行车险条款费率则全部停止使用。 马永伟退休，副主席吴定富接任，开始了长达九年时间保监会主席生涯。吴小平、魏迎宁、李克穆也在当年当选保监会副主席。2002年底，保监会新一届领导果断提出，当前保险业的主要矛盾是迅速成长的国民经济对保险业的需求与保险业自身发展水平滞后的矛盾，“加快发展”“做大做强”成为行业发展目标。 2003年 做大做强 围绕2002年底提出的“做大做强”的要求，保监会在2013年出台一系列加快发展的措施： 推进条款费率管理制度改革，车险费改在全国范围内推开。 放宽中资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经营区域，规定凡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有分支机构的，可以通过专业保险中介公司或者设立营销服务部的方式在该行政辖区内开展业务； 放宽保险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限制； 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保险公司投资企业债券的范围由4个行业扩大到所有AA级以上的企业债券，投资比例由不超过总资产的10%提高到20%； 增加经营主体，支持股份制保险公司发展服务网点，把保险中介机构审批纳入日常工作程序，全年共批设保险公司分支机构316个，保险专业中介机构922家。 得益于一系列政策以及当年9%以上的GDP增速，2003年保险行业总资产9122.84亿元，同比增长41.45%。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险企改制也在当年取得实质性进展，人保以及国寿顺利实现挂牌上市。 2004年 保险资金获准直接入市 年初，保监会驻各地派出机构统一更名为“保监局”，除原有31个派出机构更名外，还新设立了大连、青岛、宁波、厦门4个计划单列市及西藏自治区保监局。 保险业在这一年中大扩容，总资产突破1万亿大关。保监会尘封8年的中资保险公司审批大印重新开启，在提交的30余份申请中，最终获准筹建的共有18家新设独立中资保险公司，即所谓“8+3+7”（8家寿险、3家健康险、7家财产险）。此外，保险业履行我国加入WTO时的承诺，全面对外开放，向外资保险公司开启大门。 保监会加大对于保单规范化的管理力度，重拳整治“地下保单”；同时，下发《推进人身保险条款通俗化工作指导意见》，随后，首张经过“通俗化改良”的保单面世；此外，还下发了《关于加强航空意外伤害保险市场管理的紧急通知》，要求航意险实行电子出单，手工保单成为历史。 在投、融资方面，保监会和证监会联合发布《保险机构投资者股票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开始放开投资渠道，保险资金获准直接入市；同时保监会出台了《保险公司次级定期债务管理暂行办法》，险企融资多了一个新渠道。 2005年 22家新公司开业 险企设立热潮再度出现，2005年共有22家新公司开业，到年底时，全国共有保险公司93家。 市场大扩容的同时，监管不断完善监管制度体系，《再保险业务管理规定》和《人身保险保单标准化工作指引》相继出台；建立风险责任追究制度，制定了《国有保险公司重大案件领导责任追究规定》和《中国保监会保险监管问责制试行办法》；颁布《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标志着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步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曾经的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被废止，保监会制定《财产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管理办法》，根据人保、平安、太保三家保险公司上报的A/B/C三套商业车险条款，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统一下发了商业机动车保险A/B/C三套行业条款，供险企选择使用。 2005年实现保费收入4927.33亿元，是2002年的2.4倍，其中，财产险和人身险分别实现保费收入1229.86亿元和3697.48亿元。 2006年 又快又好 在年初召开的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上，时任保监会主席吴定富为当年的发展定调，指出，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保险业必须又快又好地发展。 2006年6月26日，《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十条）正式颁布，业内高呼“春天来到了”。 从此，一系列政策纷至沓来：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交强险制度于7月1日正式实施，极大促进车险发展；《健康保险管理办法》在这一年审议通过，对规范和推动健康保险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的基本制度框架初步建立，监管发布了《关于规范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试行）》，并研究制定《保险公司合规管理指引》等配套制度。 2006年，行业累计实现5641亿元保费收入，其中财产险的增速要远远高于人身险，财产险保费收入1580亿元，同比增长23.36%，而人身险保费收入4061亿元，同比增长仅11.38%。 2007年 投资收益率创历史最好水平 “速度、效益、诚信、规范”是2007年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中对保险业发展提出的要求，大牛市背景下，推动行业在这一年持续高速发展，全年实现保费收入7035.8亿元，同比增长25%，其中，财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32.6%，寿险保费收入4463.8亿元，同比增长24.5%。 人身险方面，保监会发布《投资连结保险精算规定》，随着国内外股市持续走牛，投连险再度掀起热潮；财产险方面，保监会发布《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费率浮动暂行办法》，交强险最终普遍实行。 在资金运用方面，保监会协同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允许保险机构运用自有外汇或购汇进行境外投资，保险系境外代客理财（QDII）正式扬帆起航；同时，逐渐放款保险资金在股票市场上的投资渠道。保险资金运用余额2.7万亿元，收益超过前五年的总和，达到2791.7亿元，投资收益率为历史最好水平。 2008年 金融危机 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严重影响行业投资收益率，前期热销的投资型保险产品由于销售误导等原因招致集中投诉和退保潮，寿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成为了这一年最大的风险。 防范化解偿付能力不足风险，成为这一年的监管重点，保监会连发文件强调行业风险因素和隐患，其中，《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首次明确提出在保险业内实行分类监管。 财险方面，市场恶性竞争加剧，再加上汶川地震、南方冰冻等自然灾害事件导致赔付高企，财险行业全面亏损。为整治市场乱象，保监会发布了影响深远的70号文，即《中国保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财产保险市场秩序工作方案》，严控市场乱象。 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在这一年正式挂牌成立，意味着规模已超过100亿的保险保障基金开始走上市场化运作道路。 由于上半年理财型产品的热销，2008年人身险保费收入依旧实现高达48.26%的同比增速，合计达到4949亿元；财产险增速骤降，只有2086亿元，同比增长17.24%；行业合计实现保费收入7035亿元，同比增长高达39.06%。 2009年 结构调整年 金融危机下理财型人身险所引发的危机依旧历历在目，借助新《保险法》的实施之势，保监会将这一年定调为结构调整年。 寿险方面，为推动行业回归保障，保监会发布了《关于加快业务结构调整、进一步发挥保险保障功能的指导性意见》，同时，重拳规范银保市场，使得个人代理渠道重回寿险第一大渠道，保障类业务占比上升，期缴业务增速超过趸交业务。 随着2008年70号文的推进下市场秩序的整治，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带来大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财产险行业保费收入开始扭转亏势。 房地产市场持续火爆，保监会公布了《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草案）》，规定保险资金可以从事不动产投资，进一步拓宽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 这一年，国内保险保费收入首度突破万亿大关，人身险实现保费收入7338亿元，同比增速仅10.99%；财产险保费收入2446亿元，同比增长13.83%。 2010年 银保新规取消驻点销售 调整仍在继续，转变发展方式，成为当年行业发展主题，保险监管的主要精力也由市场建设向市场监管转变。 人身险方面继续以整治销售误导和规范银保业务为重点，年末，《中国银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银行合规销售与风险管理的通知》发布，取消驻点销售，并规定每个银行网点最多只能代理三家保险公司的产品。 财产险方面以提高数据真实性和规范车险市场为重点，继续深入落实70号文，把费用率、赔付率、费率（“三率”）作为监管重点关注指标，规范市场秩序，使得5年来国内财险产行业首次实现全面承保盈利。 投资方面则密集出台了包括《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暂行办法》在内的一系列新政密，至此，保险资金在实战层面已经打通了全部投资渠道。 这一年，保险业总资产首度突破5万亿大关，其中全国保费收入1.47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3894亿元，同比增长35%；人身险保费收入1.08万亿元，同比增长31%。 2011年 项俊波就任第三任保监会主席 年初，吴定富主持召开其任内的最后一次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指出行业2011年的主要任务是“转方式、促规范、防风险、稳增长”。 人身险方面，保监会与银监会联合发布《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监管指引》，继续对银保渠道进行规范，叠加2010年末的银保新规，银保渠道备受冲击，行业发展陷入低迷。 与此同时，由于2011年保险业开始新实施的会计准则，万能险以及投连险中进入投资账户的保费收入不能再计入保费收入，而分红险受影响较小，保险公司纷纷调整产品策略，扩大分红险、传统险比重，收缩万能险占比。 财险方面，因“高保低赔”“无责不赔”等霸王条款问题，遭受央视“每周质量调查报告”的连番质疑，监管因此重启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研究。 10月，吴定富正式退休，原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项俊波就任保监会主席、党委书记，原保监会主席助理陈文辉升任副主席。同月，中国保监会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正式成立，消费者权益保护被提上保险监管的重要议事日程。 2012年 险资13条出炉 人身险业持续低迷，而同时，这一年，利率市场化的金融改革背景下，金融混业的趋势几乎是以一种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席卷而来。 6月11日-12日，保监会组织召开“保险投资改革创新闭门讨论会”商议十余项保险投资新政（征求意见稿）一个月后，险资新政13条开始相继发布，保险资金可以投资的渠道基本上全部放开。 项俊波表示，保监会要“跳出保险看保险”，保险不只是卖保险，不能只见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只有放眼经济发展的大局，才能找准保险的位置。 原广东保监局局长黄洪也在这一年奉调入京，出任保监会主席助理兼寿险部主任。 财产险方面，修改之后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关于加强机动车辆商业保险条款费率管理的通知》发布，有条件放开商车条款费率，同时废除无责不赔，高保低赔等所谓霸王条款。 偿二代建设起步，保监会发布了《中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建设规划》，明确提出用3-5年时间建成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 2013年 人身险产品费率市场化改革启幕 2013年，原保监会主席助理黄洪升任副主席。 新一轮的保费盛宴也从这一年真正启幕。在2012年喊出保险资金运用市场化改革口号后，尘封十几年的人身险定价利率改革终于正式破冰，保监会向各人身保险公司下发《关于开展人身保险费率政策改革试点的意见》，决定分三步走，逐步实施人身险费率市场化改革，并于当年8月，率先实施普通型人身保险费率政策改革，延续十几年的2.5%的预定利率上限就此被打破。 这一年保监会每月公布的人身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表多了两个新名词：“保户投资款新增交费”、“投连险独立账户新增交费”。之后，一系列资产驱动负债型险企开始崭露头角。 同年，保监会正式发布“偿二代”整体框架，提出第二代保险监管的顶层设计；首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启动，并定于每年7月8日开展；出台首个《关于自保公司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划定自保公司设立门槛…… 2014年 新国十条来了 对于保险业来说意义非凡，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新“国十条”），宣称保险业的大发展从“行业意愿上升到了国家意志”。保险业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2014年全年的保费收入已经突破2万亿，行业的总资产已经突破10万亿。 随着理财型产品的高速发展，资产驱动负债型险企保费规模激增，跟风者无数。保监会于年初出台了第一份高现价监管规定——《关于规范高现金价值产品有关事项的通知》，对经营险企进行限制。 同年发布的还有史上“最严”银保新规——《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销售行为的通知》，针对要求建立投保人需求与风险承受能力评估制度，根据评估结果推荐保险产品，对特定人群提出保护措施，包括城乡低收入居民和老年人群。 《中国保监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保险资金运用比例监管的通知》于2月正式下发，设立大类资产监管比例，进一步放宽保险资金运用。 2015年 宝万之争 在这一年，人身险费率市场化改革终于在万能险、分红险的费率市场化改革后正式收官，至此，人身险费率市场化的机制已经初步形成；叠加前期险资投资渠道的不断放宽，万能险在这一年迎来井喷，仅保户投资款新增交费一项就达到7646.56亿元，同比增长95.23%。 在获得更多保费收入的同时，为提升投资收益率，险资大量投向A股市场蓝筹股，银行股、地产股尤其受到青睐，一时间成为资本市场最受关注的机构投资者。也正是由于过于激进的投资，这一年年底宝万大战爆发，引发了舆论对于保险行业乃至万能险产品的空前质疑，甚至成为监管政策转变的重要导火索。 新一轮的商车费改也正是在2015年中开始试点，并于当年末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伴随着上半年牛市的来临，险资在这一年在资本市场大显身手，全行业投资收益率高达7.56%。当然，险资的频频举牌也使得保险行业名声大噪，“宝万之争”将行业推上风口浪尖。 2015年8月18日保监会下发《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业务管理暂地办法》后，12月1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保监会三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实施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的通知》将于2016年初开始实施。同年，《互联网保险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发布，继众安之后，又有三家互联网保险公司获批。 2016年 保险姓保，监管姓监 “宝万之争”所引发的巨大的争议，终于还是引发了监管的高度关注，这一年，保监会先后发布《关于规范中短存续期人身保险产品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国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完善人身保险精算制度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强化人身保险产品监管工作的通知》三份文件强力收紧中短存续期业务。 对于保险资金运用也进一步规范，先后发布《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4号：大额未上市股权和大额不动产投资》、《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等。 更重要的是，酝酿三年、试运行一年的偿二代监管体系终于在这一年全面实施，有望引领中国保险业从规模监管升级为风险监管。 与此同时，保监会还针对9家公司开展万能险专项检查，并暂停前海人寿、恒大人寿等6家公司的互联网保险业务，暂停前海人寿万能险新业务。 各种政策收紧之下，保险业却依旧沿着惯性快速发展，2016年，全国保费收入突破3亿大关，达到3.1万亿元，同比增长27.5%；保险业总资产也达到突破15万大关。 直至年末证监会主席刘士余的“妖精论”横空出世，保险行业形势才真正急转直下，项俊波开始强调“保险姓保，监管姓监”，但显然为时已晚。 2017年 项俊波落马 4月9日， 原保监会主席项俊波被带走审查， 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临时负责保监会工作。 “保险姓保，监管姓监”成为了最大的政治正确。 经“慧保天下”梳理，2017年仅保监会官网公布的相关政策及通知就达60多份，与人身险或财产险相关的文件也均超过200份。 “1+4”文件定调全年政策走势；人身险方面，《中国保监会关于规范人身保险公司产品开发设计行为的通知》又明确叫停诸多主流产品类型，强制险企发展保障型产品；财产险方面，二次费改于2017年7月全面推开，同时，保监会发布174号文全面整治市场乱象。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监管还低调叫停了非寿险投资型产品试点，该类业务大户安邦财险、天安财险遭遇釜底抽薪；到5月，安邦人寿亦被暂停申报新产品。 资金运用方面也进一步规范，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资金股票投资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就明确禁止保险机构与非保险一致行动人共同收购上市公司；旨在防止险企沦为大股东提款机的《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也于这一年下发；保监会还开展多种现场检查，并对涉事险企予以重罚。 受累于诸多新政，2017年前11月，人身险公司保户投资款新增交费几近腰斩，也拖累人身险行业规模保费出现了一定程度负增长。 2018年 保监会成立20年，国务院拟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8年是改革开放的第40个年头，同时也是保监会成立的第20个年头。 保监会继续2017年开启的“严监管”态势，一开年各种罚单就纷至沓来，两周时间，累计罚款就已经超过2000万元。 与此同时，保监会继续修订各类政策，包括《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修订后的版本已出炉，将于4月1日施行，明确要求保险资金运用应当坚持独立运作，保险公司股东不得违法违规干预保险资金运用工作。《资产负债管理监管规则》也于3月1日开始试运行，成为偿二代之后，直接强化险企资产负债管理水平的大利器。《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也正式公布，正式明确单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不得超过1/3。 一大批保险新规还在路上，这其中就包括《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保险公司治理监管办法》，提升公司治理刚性约束，建立健全保险公司市场退出机制等。[详情]
厉莉代表建议整治借贷乱象 刑法中增设非法放贷罪 套路贷、校园贷、裸贷……近年来，非法放贷行为多发，手段不断更新，令人防不胜防，由此引发当事人自杀自残等恶性后果的案件屡见不鲜。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非法放贷问题严峻，已经形成地下产业链，给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隐患，同时危及金融安全。不过现行法律规制力度有限，审判也陷入很大的困境。”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厉莉代表今天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3月7日，她和另外5位全国人大代表一起，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在刑法中增设“非法放贷罪”的建议。 据了解，2012年，房山法院受理民间借贷案件仅四五百件，而去年已增长至近三千件。厉莉调研发现，很多基层法院的情况与房山法院类似，近年来民间借贷案件大量涌入，其中很大一部分涉及民间经营性放贷行为。 民间经营性放贷业务快速发展，虽然在满足部分群体的资金需求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同时也引发了诸如暴力催收、与黑恶势力勾结、侵犯个人隐私、过度信贷、虚假诉讼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严重破坏了金融秩序、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侵犯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厉莉建议，将违反金融管理法规，以营利为目的放贷行为，即非法放贷入罪。 她告诉记者，非法放贷行为的地下性、隐蔽性、逃避性，给行政机关执法带来重重困难。非法放贷主体故意不取得经营资质，进行地下经营性放贷，司法机关在民事审理中，也很难认定其是否属于经营性质的放贷。 刑事层面，一些非法放贷主体对债务人实施的多为威胁、恐吓、滋扰等软暴力，这些软暴力游走于现行法律边缘。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面对非法放贷过程中扰乱社会秩序，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行为时，往往陷入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即便其暴力程度触犯了现行刑法，法律惩治的也只是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绑架、敲诈勒索等衍生行为，而无法打击非法放贷这一根本诱因。 厉莉提出，应在刑法中明确设立“非法放贷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具有“以暴力、胁迫、欺诈、寻衅滋扰等方式催讨债务的”“侵犯、泄露他人隐私的”“非以放弃全部或者部分债权为目的，阻碍债务人清偿债务的”等9类情形之一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详情]
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03月13日讯 针对机构改革对保监会的影响，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会按照统一要求进行调整。（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证券时报网快讯中心）[详情]
国务院将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为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特派两会记者 张漫游 北京报道 根据3月13日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显示，拟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保监会”）的职责整合，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 将银监会和保监会拟定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指责划入中国人民银行。不再保留中国银监会和保监会。 据悉，保监会成立于1998年11月，银监会成立于2003年4月。至此，连同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证监会一起，形成“一行三会”金融监管格局，实行“分业监管”。 随着“混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矛盾显现，对于金融监管框架调整的需求日益迫切。 在2017年举行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遵循金融发展规律，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推进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健全金融法治，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同时，在2017年11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旨在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详情]
银监会、保监会合并 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职责整合。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 中国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拟订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中国人民银行。不再保留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详情]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透过金融监管历史的脉络看银监保监两会合并 来源：成于微言 文/刘诚燃 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将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其主要职责是，依照法律法规统一监督管理银行业和保险业，维护银行业和保险业合法、稳健运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金融稳定。同时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拟定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人民银行。不在保留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我们喜欢称呼中国人民银行为央妈，不仅因为大家喜欢她放水，更是因为在过去28年的中国金融业改革中，中国人民银行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1949-1952年 建国初期 百废待兴 人民银行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成立“中共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并发行货币。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人民政权被分割成彼此不能连接的区域，各根据地建立了相对独立、分散管理的根据地银行，并各自发行在本根据地内流通的货币。再加上国民党发行的法币，整个中国货币体系极度混乱，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 中国人民银行建立的时间比建国还早，1948年12月1日在在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的基础上合并组成。落户在河北石家庄，49年迁入北平，当时最主要的任务是发行人民币，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人民币为本位货币。另外的任务是接收国民党政府的银行，整顿私人钱庄，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在行使最原始的金融监管职能。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把中国人民银行纳入政务院的直属单位系列，接受财政经济委员会指导，与财政部保持密切联系，赋予其国家银行职能，承担发行国家货币、经理国家金库、管理国家金融、稳定金融市场、支持经济恢复和国家重建的任务。 1949年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在迅速接管各地的官僚资本保险公司、整顿改造私营保险企业的基础上，于1949年10月20日成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作为国有的保险企业经营各类保险业务。在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时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确立了“保护国家财产、保障生产安全、促进物资交流、安定人民生活、组织社会游资、壮大国家资金”的指导思想，开办和发展各项国内保险业务。 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终结时，人民银行建立了全国垂直领导的组织机构体系；统一了人民币发行，逐步收兑了解放区发行的货币，全部兑换了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使人民币成为全国统一的货币。运用折实储蓄和存放款利率等手段调控市场货币供求，扭转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金融市场混乱的状况，终于制止了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为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1953年-1978年 金融大一统时代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金融实行大一统，全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除了现金和存款，人们再无其他的金融资产。存款不是个人投资，号召人们存款的口号是“爱国储蓄”。那时的人民银行谈不上货币政策，更无从谈起国民经济四大账户体系。 在这一时期全国的金融体系是由人行和财政部两个大头主导的“大一统”格局。在统一的计划体制中，自上而下的人民银行体制，成为国家吸收、动员、集中和分配信贷资金的基本手段。这一时期，人民银行作为国家金融管理和货币发行的机构，既是管理金融的国家机关又是全面经营银行业务的国家银行。 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金融业的业务相对单一，从1952年开始，国家基本取消了商业信用，全部以国家信用代替，1954-1955年，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部，财政部协商，统一清理了国营工业间，以及国营工业与其他国营企业间的贷款，贷款与资金往来一律通过中国银行办理，到一五计划末，一切信用统一于国家银行的目的已经实现。 今天我们所谓的五家大型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当时要么与人行的某个业务局合署办公，比如中国银行，要么并入财政部，比如交通银行和建设银行。到了1969年，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合署办公，对外只保留了中国人民银行的牌子，各级分支机构也都与当地财政局合并，成立了财政金融局。 直到1978年，人行才从财政部独立出来。但此时，央行职能和商业银行职能仍然没有得到区分，因此也不存在外部监管的问题，人行既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又办理商业银行业务；既是宏观经济政策管理机构，也是金融业监管部门。 在此期间，保险业务经历了两次停办。第一次是在1954年取消经纪人制度和私营保险代理人及公估人制度后，1958年10月，在全国财贸工作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财政管理问题的意见》中，提出“人民公社化后，保险工作的作用已经消失，除涉外保险业务必须继续办理外，国内保险业务应立即停办”。同年12月，在全国财政会议上正式作出“立即停办国内保险业务”的决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从此停办了国内保险业务，只保留涉外保险业务继续经营。第二次是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1976年的十年间，所有国内保险业务也都全部停止开办。 1979年-1991年：商业银行陆续剥离 从1979年开始，经济体制改革拉开序幕，农行、中行、建行、工行先后或恢复、或独立、或设立。随着商业银行业务的逐步剥离，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相当于完成了一半。 1979年1月，为了加强对农村经济的扶植，恢复了中国农业银行。同年3月，适应对外开放和国际金融业务发展的新形势，改革了中国银行的体制，中国银行成为国家指定的外汇专业银行，；同年设立了国家外汇管理局。以后，又恢复了国内保险业务，重新建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各地还相继组建了信托投资公司和城市信用合作社，出现了金融机构多元化和金融业务多样化的局面。 1979年4月，国务院在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纪要》中，明确提出要开展保险业务。同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决定从1980年起恢复停办20余年之久的国内保险业务，同时大力发展涉外保险业务。中国保险业的监管也是从这个时候正式开始。 1982年7月，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的报告，进一步强调“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是国务院领导下统一管理全国金融的国家机关”，以此为起点开始了组建专门的中央银行体制的准备工作。 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作出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并具体规定了人民银行的10项职责。 为更好履行央行职责，83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成立隶属国务院的独立经济单位。当年，中国银行与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分设，各行其职，中国银行统一经营国家外汇的职责不变。至此，中国银行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监管之下的国家外汇外贸专业银行。中国银行的身份发生根本性变化，由原中国人民银行一个分支部门、国家金融管理机关，转为以盈利为目标的企业。 人民银行的商业银行职能完全剥离，标志性的事件是1984年工行和人行正式分家，人民银行过去承担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由中国工商银行专业经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集中力量研究和实施全国金融的宏观决策，加强信贷总量的控制和金融机构的资金调节，以保持货币稳定。人民银行分支行的业务实行垂直领导，设立中国人民银行理事会，作为协调决策机构；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度和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的贷款制度，初步确定了中央银行制度的基本框架。 人民银行在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初期，随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经济高速发展，为适应多种金融机构，多种融资渠道和多种信用工具不断涌现的需要，中国人民银行不断改革机制，搞活金融，发展金融市场，促进金融制度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努力探索和改进宏观调控的手段和方式，在改进计划调控手段的基础上，逐步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贷款等手段来控制信贷和货币的供给，以求达到“宏观管住、微观搞活、稳中求活”的效果，在制止“信贷膨胀”、“经济过热”、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初步培育了运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能力。 不过此时，人行仍然同时肩负宏观的货币政策调控和微观的金融行业监管职责，尤其是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颁布后，从法律上明确了人行作为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当局的职责。 如果能进一步细分，1984年至1991年可以说是中国金融业的混业监管时期。从1984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也肩负起对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在内的整个中国金融业的监管职责。 1986年8月，证券业务在金融机构开始萌芽。1987年，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在深圳成立了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特区证券公司；1988年7月，中国首家股份制证券公司——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成立，接下来几年，一些证券公司相继成立。 进入九十年代，股份公司、证券公司相继出现以后，在国务院的授权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酝酿批准成立正规的证券交易所。1990年11月14日，经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11月26日，上交所召开成立大会，这是建国以来设立的首家证券交易所。1991年4月11日，经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7月3日正式营业。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是中国证券市场正式起步发展的开端。 1992年-2002年：分业监管从无到有 邓小平南巡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快，国务院证券委和证监会于1992年相继成立后，标志着中国金融监管开始走向分业监管。 1992年9月，三大全国性证券公司组建：由工行牵头筹建的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北京）、由建行牵头筹建的国泰证券有限公司（上海）、由农行牵头筹建的南方证券有限公司（深圳）宣告成立。 随着证券交易所的成立、证券公司的增加和股份公司的增加，中国人民银行在监管银行和信托公司的同时监管证券市场和证券机构，难免有些力不从心，证券市场相继出现了一系列违规操作、市场混乱等问题。这里面比较有名的是1990年“8.10事件”，当时股票的分红派息远高于银行利息，但股票当时发行少，需求严重大于供求，出现内部私自截留的行为，导致投资者抗议舞弊行为。证券市场针对这些问题，国务院开始酝酿成立专门的证券市场监管机构。 1992年10月27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朱镕基副总 理兼任主任，刘鸿儒、周道炯任副主任，委员由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领导组成。国务院证券委是国家对全国证券市场进行统一宏观管理的主要机构，负责制定有关证券市场发展的重大政策和拟定有关管理法规，证券委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起草工作就始于当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按照国际惯例、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组织而非由政府某个部门组织起草的经济法。在成立国务院证券委的同时，还成立了中国证监会，由有证券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专家组成，刘鸿儒任主席。中国证监会作为国务院证券委的执行部门，负责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督管理的工作。 一委一会成立以后，其职权范围随着市场的发展逐步完善。1993年11月，国务院决定将期货市场的试点工作交由国务院证券委负责，中国证监会具体执行。 值得一提的是，一委一会成立以后，虽然开始负责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但是对于证券公司的审批和监管仍旧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1994年7月18日，国务院证券委作出决定，由中国证监会配合中国人民银行共同审批、监管证券经营机构。对证券公司的监管权开始出现分化。 直到1995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机构编制方案》，确定中国证监会为国务院直属副部级事业单位，是国务院证券委的监管执行机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证券期货市场进行监管。 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首次以国家立法形式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地位，标志着中央银行体制走向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是中央银行制度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5月1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颁布的目的是保护商业银行、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规范商业银行的行为，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加强监督管理，保障商业银行的稳健运行，维护金融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 6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保险行业发展跨入了崭新历史阶段，保险监管有法可依。 1997年7月，一场亚洲金融危机让领导层开始意识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必须依靠一个专门的强有力的机构。当年11月，中央召开首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要从根本上解决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开创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强化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能，加快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步伐，并健全多层次、多类型金融机构体系；必须依法治理金融，规范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金融秩序，严厉惩治犯罪和违法违规活动，把一切金融活动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会议决定对金融业实行分业监管，合并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合并为新的中国证监会，同时成立中国保监会，分别专司中国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人民银行专司对银行业、信托业的监管。 1998年9月，国务院批准了中国证监会三定方案，进一步明确中国证监会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是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部门，明确了中国证监会监管职能。经过这些改革，中国证监会职能明显加强，集中统一的全国证券监管体制基本形成。 1998年11月18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原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董事长马永伟担任首任主席。成立之初的保监会是国务院直属副部级事业单位，是全国商业保险的主管部门，据国务院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能，依照法律、法规统一监督管理全国保险市场。保监会成立之后，中国人民银行不再肩负保险业的监管职责。 1999年，财政部分别出资100亿元相继组建成立信达、东方、长城、华融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分别接受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运作过程中产生的不良资产近1.4万亿元。此举被认为是深化金融改革、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一项重大决策，标志着在清理银行不良债权、重塑银企关系上走出了关键且实质性的一步。 2000年2月，周小川从建行行长调任证监会主席。在周小川的领导下，证监会开始对证券公司强化监管，促使证券公司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从2000年到2002年，证监会在这三年间出台了大量对证券公司的监管规定。 2002年2月5日，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之前，高层提出了三个方案：一是维持央行监管；二是设立与外管局类似的银监局；三是设立与证监会类似的银监会。最后考虑到集中监管力量、提升专业水平和部门之间相互制约等因素，决定成立银监会，人民银行则彻底不再肩负机构金融监管职责，其使命变成了：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的宏观调控部门。 2002年底，农行行长尚福林调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此时，经历了一年多时间的股市低迷，证券公司的问题、困难和风险已经开始集中暴露。随着证券公司问题的集中暴露，整个证券行业都面临着整体洗牌。为了化解风险，从2005年中开始，由中国人民银行通过提供再贷款、通过中央汇金公司和建银投资公司来参股部分证券公司和提供紧急性援助的方式，对一些证券公司进行了重整。 2003年，按照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和十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分离出来，并和中央金融工委的相关职能进行整合，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3年4月28日，中国银监会正式挂牌成立，履行由人行分拆出来的银行业监管职责。此后，中国人民银行不再肩负具体的金融监管职责。 在2003年9月30日公布的中国人民银行“三定”方案中，维护金融稳定被确定为与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同等重要的央行两大职责之一。在2003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正案，维护金融稳定作为央行的重要职责得到法律的承认。同时颁布的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其主要目是通过金融监管的专业化分工，进一步加强银行业的监管、降低银行风险，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和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2003年-2017年：分业监管的优与劣 01 银监会简史 2003年4月2日，国务院总 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三定”（定职责、定机构、定编制）规定。新设立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将根据授权统一监督管理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 2003年4月28日，中国银监会挂牌成立，履行由原中国人民银行履行的银行业监管职责，这是中国银行业监管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也是中国金融分业监管体制最终形成的标志。 担任过国开行副行长、人民银行副行长、光大集团董事长、国际金融协会副主席，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行长的刘明康同志挂帅履新，中国银行业监管翻开历史新篇章。 2003年12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银行业监管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银监会监管对象、监管职责、监管手段和监管措施均被法定。监管权力的运作也通过该部法律进行了规范和约束。 银监会成立伊始，即确立“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全新监管理念，明确了四个监管目标和六条良好监管标准，并作为指导银行业监管的基本原则和纲领，这也是银监人熟记于心的“四四六”监管要求。 2004年，以资本监管为基础的银行业审慎监管框架初步形成。明确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等审慎监管指标。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和农村信用社改革当年启动。 当我们现在还在争论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谁优谁劣时，2005年，银监会成立了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在加强机构监管的同时推动完善功能监管。当年，《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和《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出台，对银行理财门槛准入和销售合规方面进行规范。但当时监管手段比较稚嫩，对投资风险的监管手段不多，没有考虑中国特色的银行“刚性兑付”传统。 鼓励和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改善中小企业（后期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是银监会多年工作重点。2005年推行小微企业“六项机制”建设，此后每年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都有新要求，“四单制度”、“两（三）个不低于”成为小微企业关键词。 2006年，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合规风险管理等方面监管法规初步建立，风险为本的监管框架进一步完善。当年，银监会成立银行监管四部，负责对政策性银行、邮储机构及资产管理公司实施监管。工、中、建、交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完成股份制改革，剥离不良资产，引入战略投资者，成功上市。 2007年，《银监法》修订，赋予银监会相关调查权。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在上年末被适度放宽，新型农村金融机——村镇银行当年诞生，农村区域金融服务空白逐渐得到填补，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水平逐步得到提升。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从那一年开始，中国经历了经济发展每一个困难年。然而，危机的影响似乎只是冲击了外需，4万亿投资规模重振中国信心，危机过后，产能继续扩张，金融继续繁荣。 2008年底，在“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宏观调控要求下，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突破60万亿元，是2003年的2.3倍。农业银行股改上市，大量不良贷款再次剥离，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下降15.5个百分点。 2009年，银监会颁布实施了影响深远的“三法一指引”（《固定资产贷款管理办法》、《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和《项目融资业务指引》），标志着我国贷款规则的革命性、制度变革。然而，看似美好的“实贷实付”、“受托支付”，由于中国的产业链与金融链未形成闭环，操作成本过高导致银行短期内难以合规。 也正是在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央行和银监会联合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由此拉开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加速扩张的序幕，当年新增2000多家平台公司，年末达到8000多家。 2010年，银监会意识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对平台公司实施名单制管理，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逐包打开、逐笔核对、重新评估、整改保全”的方针，推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分类处置工作。 2011年，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审议通过了“影子银行”的定义、监测方法和框架以及相应的监管措施，防范监管套利。银监会出台了规范银信理财合作、理财产品销售、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方面的文件。此外，《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管理办法》对贷款拨备充足的要求为金融逆周期奠定了理论基础。 2011年10月，原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担任银监会第二任主席。 2012年1月，银监会出台了具有持续影响力的“七不准、四公开”，即《关于整治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规范经营的通知》，专项整治运动持续数年，至今仍在“四不当”（不当收费）整治中留有余威。另外一项运动是农村金融服务“三大工程”，即金融服务进村入社区工程、阳光信贷工程、富民惠农金融创新工程。 2012年6月，基于巴三、符合国情、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出台，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2013 年，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正式上线运行，银监会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概念横空出世，“非标”资产受到35%与 4%双限制，年末理财规模突破10万亿。 2014年，5部委联合印发的127号文成为银行从业者阅读次数最多的文件，一些旧的同业投融资模式难以为继，错误的会计计量方法被纠正，同业专营得到有效治理。但很快利用混业资管多层嵌套的“金融创新”陆续诞生，并被争相模仿，年末理财规模突破15万亿。当年，银监会开展了首批民营银行试点工作，5家民营银行获得试点资格，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年末成立。 2015年初，银监会按照监管规则制定与执行相分离、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相分离、行政事务与监管事项相分离、现场检查与监管处罚相分离的思路，从规制监管、功能监管、机构监管、监管支持四个条线，对内设机构重新进行了职责划分和编制调整。主要监管部门有17个，即1厅（办公厅），4局（政研局、审慎局、检查局、消保局），12部（法规部、普惠金融部、信科部、创新部、政策银行部、大型银行部、股份制银行部、城市银行部、农村金融部、信托部、非银部、处非办）。 2015年，“存贷比”由监管指标调整为监测指标，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修订。为了堵住银行信贷资产违规出表，承担隐形的回购与担保，108号文要求信贷资产流转在银登中心集中登记，但考虑量大，登记工作先易后难，循序渐进。 2016年，监管部门承认了贷款收益权作为一项独特的财产权可以出表，82号文进一步明确出信贷资产收益权让方银行需要在银登中心办理转让集中登记，完成转让和集中登记的，相关资产不计入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统计。 金融创新过度表外化、融资业务过度同业化，引发了高层对交叉金融风险的担忧。当年，银监会印发《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指引》，要求银行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国别风险、银行账户利率风险、声誉风险、战略风险、信息科技风险以及其他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印发《进一步加强信用风险管理的通知》，要求银行改进统一授信管理，按照穿透原则准确计量风险、拨备和资本。 2016年《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表外业务风险管理指引》2份征求意见稿始终未能问世，显然对于这种打破银行、券商、保险等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分业监管的资管业务，在缺乏协调、功能监管尚不健全的现实面前，监管仍没想好该怎么管。2016年末，理财规模达到29万亿，整个金融行业资管规模突破100万亿，资管产品你中嵌我，我中套你，通道业务泛滥、大量杠杆被隐藏，谁也弄不清资管的底层资产规模到底多少。 2017年2月，郭树清接任银监会主席，银行业强监管时代到来。4月前后，银监会连发八道金牌，四份银监发文旨在强化风险管控，补上监管短板，加快金融去杠杆，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对银行业监管要求则是风险可控、坚持商业可持续原则。四份银监办发文则针对银行业“三套利”、“三违反”、“四不当”、“十乱象”进行专项治理整顿，尤其是过去几年银行业突飞猛进的同业业务、投资业务和理财业务成为本次专项治理的重点。 02 保监会简史 2002年10月10日，国务院决定吴定富担任中国保监会主席，马永伟退休。吴定富在1998年11月至2001年1月，担任过保监会副主席、党委副书记（副部长级），对于中国保险业发展有其独到见解。吴定富执掌保监会九年期间，国内保险业发展了巨大变化。在他执掌保监会得期间，通过了《保险法》修订，并不断拓宽保险资金投资渠道。 2003年3月之后，保监会升格为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获得了与中国银监会和中国证监会同样的地位。保监会向国务院提出的修改主要职责、调整内设机构、增加人员编制的新“三定”方案也获得国务院批准。 监管机构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根本，但在行业发展初期，却又往往要为行业发展开路护航。2003年，整个中国保险行业都笼罩在巨大的利差损利阴影之下。高回报率保单所带来的利差损，是中国寿险公司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无知和疯狂的产物。 在解决几家大公司资本金问题之后，保险资金运用管理体制改革也取得了突破。保险资金不在局限于银行协议存款、投资部分央企债券和购买公募基金，投资范围扩大到自主选择购买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发行，且经监管部门认可的信用评级在AA级以上的企业债券；保险公司投资企业债券的比例由不得超过总资产的10%提高到20%。允许保险公司利用外汇资金进行海外投资。 借助“国十条”，保险行业得以扩大资产配置到股票等资产类别。2007年，保险资金运用收益超过前五年总和，达2791.7亿元，已实现投资收益率为在10%左右，为历史最好水平。一年赚了五年的钱。到2010年底，保险业总资产达到5.05万亿元，保费收入1.45万亿元，保险公司的利润总额从2005年底不到1亿元增长至576.7亿元。 险资投资范围不断拓展，中国保险业迎来了黄金年代，但也为保险业乱象埋下了伏笔。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将偿付能力监管作为现代保险监管的核心，成为各国监管改革的重点。保监会也扭转保险行业发展与监管的思路，监管思路从做大做强转为防范风险。 始建于2003年中国第一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到2007年基本成型，但随着我国保险市场快速发展，该体系已不能适应新的发展形势。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风险反映不够全面，风险计量不够科学；二是监管框架存在一定缺陷；三是定性监管有待加强。 2011年10月，担任保监会主席一职9年后，吴定富退位，原农行董事长项俊波接任。 2012年4月，中国正式启动了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的建设工作。2013年5月，《中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整体框架》正式发布，标志着“偿二代”的顶层设计基本完成。 保险业持续多年快速发展之后，乱象渐渐丛生，虚假出资、治理失效、资金乱用、业务乱做、误导销售等诸多问题层出不穷。 近两年的“宝万事件”中，宝能系动用各类杠杆、各类结构化资管计划耗资430亿收购万科股权，包括保险资金、券商资金、银行理财资金、股权质押等。复杂的交易背后，涉及银行、证券、保险等多个监管主体，分业监管、信息不畅的弊病在这一风波中一览无余。 直到证监会主席刘士余痛批民营控股的保险系是“土豪、妖精、害人精”后，2016年末，保监会提出“保险业姓保、保监会姓监”。 2016年末一场侨兴私募债违约引发五方纠纷，侨兴集团、粤股交、招财宝、浙商财险、广发行惠州分行均陷入其中。而事件的核心，也逐渐演变成浙商财险与惠州分行的“真假保函”之争。浙商财险高额赔付导致偿付能力下降，2017年Q1综合偿付能力159.93%，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只有97.88%，处在信用保险最低标准边缘。 2017年4月9日，项俊波接受组织审查。随后，保监会印发34号文，布置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保险监管的主要任务，核心是“强监管、补短板、堵漏洞、防风险，提升服务实体能力水平”。 第5次全国金融会议业已落幕，一行三会仍将保留，将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落实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职责，并强化监管问责。 2017年7月17日，保监会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表示要采取坚决有力措施，推动会议精神在保险业落地生根。 服务实体经济方面，要坚持保险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回归本源、突出主业、做精专业，强化“保险业姓保”，发挥长期稳健风险管理和保障功能，努力成为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防控金融风险方面，坚决筑牢风险防控防线，提高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坚持“保监会姓监”，强化保险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穿透性，积极化解存量风险、严控增量风险，筑牢风险防线、守住风险底线，切实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深化金融改革方面，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深化市场体系改革为重点，完善市场约束机制，提高保险资源配置效率，全面深化保险业改革。 此外，保监会还要求，加强保险监管队伍能力建设，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不仅要做到人心不散、队伍不乱、工作不断，确保各项工作顺利进行，还要力争稳中求进，推动监管工作打开新局面。 两会合并 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回顾前4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主要内容，不难发现金融机构改革和金融监管一直是金融工作会议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以往不同的是，“维护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风险”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随着中国金融不断深化，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伴随而来的是不良资产、债券违约、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的风险累积。与此同时，分业监管也暴露出信息沟通不畅，“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弊病。 回首过去，我们发现金融市场乱象绝非一天形成的，诸多金融乱象都与分业监管体制密切相关，一是表现为监管不均，监管宽松的机构则沦为业务“通道”。二是表现为监管壁垒，各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三是表现为监管缺位，“有所为有所不为”变为“能不为就不为”。四是表现为监管滞后，监管能力和技术手段落后与业务创新速度。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做好金融工作要把握好“回归本源、优化结构、强化监管、市场导向”四项原则，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 随着监管机构改革，金融监管将形成合力，监管职责必将得到落实，监管短板将逐一补齐，机构监管、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将不再空谈。 周小川在两会答记者问中坦言：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现在还在进行之中，在本次人代会最后几天，可能代表们还要就国家机构改革研究讨论，其中也包括金融机构进一步改革。一些主要的内容，在去年7月份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所披露的消息里，已经说明了金融改革的一些主要思路，包括其后成立了国务院金融稳定与发展委员会，其办公室放在人民银行，这些都表明人民银行将在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现在这个作用，我个人体会，一个是有一些金融监管的空白，过去的监管体制出现了一些空白，这些空白可能需要尽快的弥补。第二个是金融监管有一些规则，也出现了一些缺陷，需要增强金融规则的制定。此外，还有一些已经发生的金融机构或者准金融机构的风险需要抓紧进行处置，维持金融系统的健康。 这里的工作其中有一条也是人民银行要牵头，增强各个金融机构特别是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提高协调的效率。这是机构改革的若干个方面。可能大家还需要进一步再看金融机构改革还有哪些内容。当然，我们机构改革还是主要依据中国国情，也参考了国际上各种不同的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置，参考的过程中也研究了所谓“双峰”监管的体制，但是，我们目前觉得还是要观察一段时间，不是说我们就要采用“双峰”监管的尺度。[详情]
本报特派两会记者 张漫游 北京报道 3月12日，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列席全国政协经济界别小组讨论，在问及市场化债转股进程是否会加快时，王兆星表示，现在正在稳步推进市场化债转股，并正在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相信下一步的进程会加快。 对于市场化债转股实施机构的落地，王兆星表示，监管部门的方向是希望债转股实施机构要尽可能的多元化、资本和资金来源也要尽可能的多元化。“只要符合条件，即使是非银行的机构，也可以参与实施市场会债转股。”王兆星如是。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快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和企业兼并重组”。 对于P2P行业的规范，王兆星表示，目前对P2P等正在规范中，下一步可能会进一步制定相关的规范意见。 关于今年是否会加大不良资产处置，王兆星表示，历来都要求银行加大处置力度，包括近期对拨备要求的调整，要求银行要尽可能真实的反应不良贷款情况。王兆星指出，银行处理好自己的金融风险，是打好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的重要一步。 关于省联社改革，王兆星介绍道，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都在积极参与，省联社是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下一步防范金融风险、加大对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一步，因此农信社、农联社都要加强改革，以发挥应该积极作用。[详情]
本报特派两会记者 张漫游 北京报道 2018年，在强监管的背景下，市场对于中小银行的发展有各种担心。 中小银行应该如何应对强监管？如何改变追求规模增长的发展模式，转型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针对上述问题，《中国经营报》记者在两会期间专访了中原银行董事长窦荣兴。 窦荣兴认为，中小银行发展要做好公司股权管理和资产质量的把控，同时要对自身进行准确定位，抓住“长尾客户”，做服务中小企业、普惠金融的主力。 《中国经营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继续加强监管。就中小银行而言，他们应该如何防风险？ 窦荣兴：我觉得，中小银行主要风险涉及两条： 其一是公司治理结构、股权带来的风险。中小银行很容易被个别股东所控制，这是监管层最担忧的东西。在实际经营过程中，个别企业独立控制银行之后，银行成为其钱罐子。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我认为，在治理结构层面，既不能搞一股独大，又不要过分分散、相对集中，而且要设计成相互制约的关系。中原银行是通过进行顶层设计解决这一问题的。在中原银行的股东股权结构中，原来的股东叫“基础股东”，再上一个层级为“主要股东”，再上一个层级为“大股东”或者叫“战略股东”，持股比例最多不超过10%。这样的股权结构是一个相对分散的结构，我们称之为“天坛式股权结构”，目前运行得很好。 第二就是不良资产的风险。中小银行的不良率相对整体略高，但在可控范围内，一般在1.5%到2%之间。我觉得，在这个水平内，确保金融安全是没有问题的，也不能过多的夸大金融风险。 我们现在是要防止因为治理乱象这个带来的新的次生的这种风险，我觉得这个要引起注意。 《中国经营报》：如今，金融监管渐强，市场普遍对中小银行的发展情况有所担心。您怎样看这一情况？ 窦荣兴：在近日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今年要规范发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 不过，我个人认为，金融的强监管不仅针对中小银行。治理乱像可能会带来“短痛”，短期内会制约银行机构的发展。但从长远看，乱像被治理后，金融机构的运营得以规范，恶意竞争减小，中小银行反而可能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且金融政策的监管关键是规范金融机构，处罚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规范。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治理，应该说初见成效，大家都对合规、依法经营有了强烈的意识，这对未来是件好事。 《中国经营报》：如今，银行机构在回归本源，回归存贷业务，但随着利率市场化推进，中小银行依靠息差盈利越来越困难，在此方面，您怎么看中小银行的发展？ 窦荣兴：我认为，利率市场化带来的结果就是金融服务的提升，不同银行对于服务的对象更为明确，能提供专属的服务。 像大央企那样的大力投入，中小银行是做不到的，对于中小银行而言，要做好对服务中小企业、普惠金融的主力，将长尾客户为主攻方向，不要贪大，要抓中小。 《中国经营报》：您提到，中小银行应该成为普惠金融的主力军，您认为，在普惠金融实践方面，还有哪些难点？ 窦荣兴：我今年的提案就是围绕普惠金融和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过去，在农村金融这一领域主要是存款，贷款非常难，因为信息不完整、不对称。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给金融服务“下乡”带来可能。借助互联网，不仅可以打通地域之间、不同市场之间的限制，把具体金融服务做得更加普惠、高效；同时，通过风控数字化，还能实现产品风控更精准。 不过，银行依然有些业务需要借助下线网点，现在我们也在努力将网点下沉到乡镇、村镇。 但是虽然有想法也在落实，却有一下困难： 首先，一些产品设计不适合农村居民。如理财门槛现在是五万元，但农村有些居民没有那么多钱，希望降低理财的门槛。 其次，是希望对下乡网点增加支持，设置绿色通道。当然现在的网点与过去不一样，电子化替代率非常高了，属于轻质化发展。 其三，是希望央行有一些支持的配套措施，比如对支农的、农民的贷款，从央行MPA考核中进行扣除等。 另外，还希望国家在税收方面对农业企业给予支持；对于农业龙头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市、直接融资多给予支持；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等，这样更有利于乡村振兴和普惠。[详情]
中国证券网讯 保监会副主席黄洪3月12日在列席政协经济界别委员小组讨论会后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保险资金运用方面相关新制度的订立，有些正在推进中，有些已经在官网公布。 上证报记者从保监会官方网站了解到，自2018年以来，保监会已发布了3个关于保险资金运用的文件，分别是《中国保监会 财政部关于加强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支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指导意见》、《中国保监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规范保险机构开展内保外贷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 》；3月1日，保监会还印发了《保险资产负债管理监管规则（1-5号）》及开展试运行有关事项的通知。[详情]
本报特派两会记者 张漫游 北京报道 关于银监会对银行股权的监管办法和中国人民银行对于金控公司的管理的是否相关，3月12日，《中国经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王兆星表示，两者还是有联系的。他认为，两者核心要义都是相似的，都是防止机构被大股东控制、防止内部控制、防止利益输送，同时加强股东内部管理，为了更好地完善公司治理，防止内部交易，使得金融机构决策更科学。 3月9日，中国银监会推出了《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做好〈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相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实施通知》”）与《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规范商业银行股东报告事项的通知》。同日，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披露道，央行在正会同相关部门制定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规则。 《实施通知》显示，单一投资人、发行人或管理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控制的金融产品持有同一银行股份超过5%，预留一年时间进行整改。 银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持股比例和持股数量被动增加的除外。持股比例被动增加，主要指因其他股东持股变化，导致该主要股东持股比例增加的情形；持股数量被动增加，主要指因配股等情形，导致该主要股东持股数量增加。 今年1月5日，出台了《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下文简称“《办法》”），原则上要在2019年1月5日之前完成整改，《实施通知》是其配套文件。 在关联授信方面，《办法》明确了授信限额，要求商业银行对主要股东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最终受益人等单个主体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商业银行资本净额的10%；对单个主要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最终受益人的合计授信余额不得超过商业银行资本净额的15%。 此外，《实施通知》明确，在《办法》施行前，未经批准单独或合计持有商业银行资本总额或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应于《办法》施行之日起六个月内（也就是2018年7月5日之前）通过商业银行向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提出股东资格申请。提出申请但经审核不符合股东资格条件的，由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限期未改正或未按时提出行政许可申请的，由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依照《商业银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进行查处。[详情]
记者采访了解到，来自民营经济大省——浙江代表团的人大代表对于“中小微企业融资担保”的问题非常关注。 “我是在佛山做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 “你这个好不好做？” 简单的对话，大大的温暖。 3月10日，广东代表团召开全体会议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东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对我们的关怀让我非常感动。”全国人大代表、广东中盈盛达融资担保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佛山市总商会副会长马列进在发言时回忆称，“我和习总书记说，我是在佛山做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的。然后总书记马上就问到，你这个好不好做。因为面临着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旧是一个难题。而我们做金融服务的，冒着很大的风险，收益也不高，压力却很大，困难又很多。所以总书记一句‘好不好做’，确实让我感觉到他对中小微企业的重视和关爱，以及对我们做金融服务的关心和期待，所以让我非常感动。” 马列进谈到，作为经济、金融行业的从业人员，非常需要两院工作人员的“保驾护航”。针对中小微企业，近年来最高院一直在改革、不断改进工作，通过使用信息化、网络化、自动化手段查封被执行人的财产。比如，通过网络拍卖，高效解决财产变现的难题；实现了审判权和执行权的分离，解决了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的问题；实施了联合信用惩戒机制，有效打击了老赖，让失信者寸步难行，对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起到推动作用。 马列进还坦言，他非常担心金融“脱实向虚”，做金融如果不紧密联系实体经济，就一定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依托。而且做金融是长线，不能是短期行为，如果仅仅是围绕钱，那么风险就很大，所以做金融一定要严谨、要有情怀，特别是针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 2017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表示，做好金融工作要把握好以下重要原则： 第一，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第二，优化结构，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体系； 第三，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 第四，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马列进在发言中也强调了“金融要回归本源”，所以他这次带来了关于普惠金融方面的建议。 “一个是关于完善融资担保建设尽快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第二个建议是关于加快建立全国信用协会，因为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一，信用协会作为民间主导，作为民间组织也要发挥很好的作用，推动民间信用建设发展”。 而据记者采访了解到，来自民营经济大省——浙江代表团的人大代表对于“中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问题也非常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胡成中日前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建议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合格保证人制度。 胡成中说，虽然目前银行贷款给了经济发展很大的支持，但我国现行的贷款保证制度，主要依据1995年颁布的《担保法》，历时已久，难以适应现实需要。 具体而言，比如保证人没有真实代偿意愿，保证人对外保证，很多是为了对方也替自己保证，没有考虑代偿风险；第二保证规模超出保证能力；第三是银行的加固措施放大风险传导；最后，企业贷款追加个人保证，不利于落实有限责任。“现在的企业一般都是有限责任公司，银行对一些民营企业贷款，会要求股东及其家属的个人保证，这不利于有限责任落实，助长了逃废债倾向。”胡成中称。 （国际金融报两会特派记者 黄希）[详情]
警惕居民部门杠杆率扩张 互金与信托将迎强监管 记者 宋易康 “目前中国居民家庭部门杠杆率也需要降低。居民家庭部门杠杆率增长非常快，大家警惕性不够。”3月9日，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在两会“部长通道”的一席话，引起了市场的高度关注。 过去，居民杠杆率主要都加在房地产上。这一趋势正在发生改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警惕居民部分债务进一步扩张》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末，消费金融公司为1100亿，小额贷款公司大约为9799亿，P2P平台贷款余额为1.22万亿，郭树清在答记者问时明确指出了互联网金融的风险。 而对于居民杠杆中的大头——房贷而言，春节过后，一系列迹象表明房贷市场已经呈现逐步收紧态势。例如，北京等地部分银行继续上浮首套房个人按揭贷款利率，并且房贷额度紧张。此次监管放狠话警惕居民部门杠杆，房贷政策会进一步收紧吗？ 房贷政策明显收紧 从央行公布的2月金融统计数据看，住户部门贷款累计增加1.18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累计增加9130亿元。招商银行资产管理部高级分析师刘东亮分析称，目前已经呈现住户部门贷款增长、企业部门贷款下降的局面。 今年春节以来，银行住房贷款额度偏紧、利率上升，多个城市住房信贷政策明显收紧。继春节前广州国有大行纷纷将房贷利率上调至基准利率上浮10%之后，北京地区已有部分银行上调至上浮20%甚至更高。 北京银监局在2018年工作会议上明确“一审慎五不得”的房地产信贷要求，坚决遏制房地产泡沫。其中包括，审慎发放房地产抵押贷款和房地产领域并购贷款；严格执行集中度比例规定，动态评估押品价值，适当降低房地产押品的抵押率；遵循并购贷款风险管理要求和穿透原则，审慎开展涉及房地产领域的并购贷款业务等。随后，中信银行北京分行率先主动暂停200万元以上个人住房抵押贷款。 “居民家庭消费买房、投资增长速度非常快，这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是一个高储蓄国家，过去这是我国很大的优势，如果借钱比存钱还增长得快，储蓄率优势将丧失。所以，银监会将降杠杆作为非常重要的方面，继续做好这方面工作。”郭树清表示。 从3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对房贷的表态看，无论是对房贷还是对按揭贷款利率，整体都偏向中性。潘功胜指出，2017年和今年1月份的个人住房贷款增长有所减少，但是仍然属于比较快的增长，目前可以满足市场的合理需要。此外，他说，商业银行综合考虑负债端利率上升和房地产的风险溢价，对住房贷款利率自主进行定价，扩大利率的浮动区间，总体上符合利率市场化的要求和趋势。 潘功胜表示，人民银行会督促商业银行严格落实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对住房贷款执行差别化的定价，积极支持居民特别是新市民购买住房的合理需求。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认为，目前急需关注居民部门杠杆的结构问题。“例如一些人买第二套、第三套房，属于投机性购房，杠杆率比企业杠杆率高很多，但无法甄别。” 加强整治互联网金融 根据《警惕居民部分债务进一步扩张》，居民部门债务规模结构正在发生急剧变化。郭田勇指出，银行体系内的房贷、消费贷等并不需要担心，不过两类杠杆值得警惕。其一便是银行体系外部平台，如小贷公司、互联网金融平台的风险。郭树清在两会“部长通道”答记者问时也明确指出，要继续聚焦影子银行，进行整治。同时也特别注意到，信托还是一个薄弱环节，互联网金融也是薄弱环节，今后还要继续加大力度加强整治。 郭树清指出，去年银监会对银行业市场进行了整治，重点是治乱象、补短板。治乱象方面聚焦在同业、理财、表外，整体效果很好。例如，同业资产和负债大幅下降，到1月份理财同比只增长了1%，表外业务开始收缩。 银行体系经历了2017年的“郭式旋风”后，下一步的监管重点会转向互联网金融与信托吗？ 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出现有关互联网金融和影子银行的内容。“强化金融监管统筹协调，健全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金融控股公司等监管，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业内人士指出，今年将互联网金融与金融控股公司并列，似乎对互联网金融风险重视程度提升。 就信托监管而言，去年年底，银监会下发了《关于规范银信类业务的通知》。银监会信托部主任邓智毅指出，从两个月的效果实践来看，政策功效比较明显。截至2018年1月末，银信通道业务实收信托8.39万亿元，比年初减少了1137亿元，环比下降了1.34%。[详情]
央行披露金融改革新动向 严守政策底线、扩大开放 [ 之前金融工作会议所披露的消息里已经说明了金融改革的一些主要思路，包括金稳委办公室放在人民银行，这都表明人民银行将在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 记者 徐燕燕 3月9日上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参加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记者会，共回答18名中外记者的提问。 这是周小川的第12次全国“两会”记者会，亦将成为他15年央行行长生涯的最后一场记者会。年满70岁的他即将卸任，据全国人大公布的议程，3月19日上午将会决定新行长人选。 这场题目为“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记者会持续了100分钟，热点问题主要聚焦在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金融再开放、货币政策、数字货币等。 告别数量扩张和低利率 目前，我国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增长阶段，与此同时，随着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复苏，货币政策开始趋于正常化，中国的货币政策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周小川在发布会上表示，“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中经过这么多年的艰难曲折，终于在全球多个地区都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因此，很多重要国家的货币政策从量化宽松慢慢退出。首先这是一个好事，这个好事也意味着过去全球范围内的数量扩张和低利率可能逐渐将告一阶段。中国也是整个世界经济的一部分。” 另外，中国的增长方式也在转变，从过去追求数量型增长转向追求高质量增长。过去的数量型增长多是靠资金堆积的刺激，未来经济增长将不那么依靠数量堆积。 实际上，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金融领域就确定了防风险这一主要任务。2017年在金融去杠杆的背景下，中国非金融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上升0.47个百分点。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是否会掣肘高质量发展？2018年美联储大概率会继续加息的步伐，中国央行是否“随行就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诺的“松紧适度”又将如何兑现？ 易纲在回答上述问题中表示，据央行监测，去年年底贷款利率同比上升了0.4个百分点，CPI是1.6，PPI是6.3，实际利率较平稳。“我们不仅要看名义利率上升了，还要看实际利率，实际利率和经济走势相一致。资金面也比较平衡。”易纲称。 他表示，“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这样的表述主要是针对金融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要创造一个能有效防风险并平稳推进金融改革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从流动性角度来讲，也要基本上稳定。这主要是看市场利率是否平稳，超额准备金水平是否合适，各指标是否在合理范围内。 对于社会融资规模和M2增速目标被取消，易纲回应称，市场的深化和金融的创新，使得像M2这样的指标跟经济走势的相关性变得比较模糊，有时候预测性也变得不确定。各国都面临这种情况，所以现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淡化了M2指标。针对这种新情况，基于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我们要更注意盘活存量，优化货币信贷存量的结构，这样就能够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衡量经济的合理增长。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广义货币的总量已经相当大，在追求质量型增长的时候，就有可能减少过去大量依靠资金支持的这种增长方式。所以，实际上广义货币这个池子里的钱可以用得更有效率。一旦用得更有效率，也并不见得资金就紧张。在这个过程中既要看到资金价格有上升趋势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它提高效益和价格下降的一面。对此，货币政策上和外汇政策上都要有响应。”周小川表示。 新金融监管框架呼之欲出 在发布会上，正在酝酿出台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去年7月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宣布国务院金融稳定与发展委员会（下称“金稳委”）正式成立，截至目前，更为细化的组织管理架构、人事任命都尚未宣布。本届全国人大会议上，确立机构改革方向也是重要的一项议程。 周小川称，“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现在还在进行之中，在本次人代会最后几天，可能代表们还要就国家机构改革研究讨论，其中也包括金融监管机构的进一步改革。之前金融工作会议所披露的消息里已经说明了金融改革的一些主要思路，包括金稳委办公室放在人民银行，这都表明人民银行将在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对于金稳委的作用，周小川表示，一是有一些金融监管的空白需要尽快弥补；二是金融监管有一些规则出现缺陷，需要增强金融规则的制定。此外，还有一些已经发生的金融机构或者准金融机构的风险需要抓紧处置。 近期，央行官员关于金融监管机构改革的文章引发热议，这些文章对于英国的“双峰”监管模式给予较高的评价，这也进一步引发了中国是否会效仿英国等其他国家的既定模式的猜测。 对此周小川称，我们机构改革还是主要依据中国国情，也参考了国际上各种不同的金融监管机构设置，其中也研究了“双峰”监管模式，但是，“我们目前觉得还是要观察一段时间。” 去年11月金稳委宣布成立后不久，央行牵头制定的资产管理行业的监管规则——《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正式向社会征求意见，目前还没有推出实施。对于出台这项监管规则的基本考虑，在回答第一财经记者提问中，周小川称，资管行业的发展有一些不规范的地方，需要进行规范化管理。潘功胜进一步表示，目前资管新规收集了很多意见，央行会同相关部门对这些意见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与合理吸收。“在考虑这个规则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到怎么化解在资产管理业务方面存在的问题、隐藏的风险，以及政策出台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我们会在这之间寻找一个很好的平衡。目前人民银行正在会同相关部门进行修改，履行相关程序以后会尽快向社会公开。” 金融再开放，胆子可以更大一些 周小川在发布会上坦言，“进入新的阶段后，在金融领域市场准入方面的对外开放可以胆子大一些，开放程度更高一些。” 周小川表示，除了允许外资机构在中国办金融业务以外，对外开放还是一个更广义的内容。其中也包括中国的金融机构走向全球。这些年，中国的金融机构在全球各地设立了更多分支机构和子行，开展了越来越多的业务，和国际性金融机构有很多很好的合作。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民币国际化。 周小川对推进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历程据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2002年执掌央行不久就开始力推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到去年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SDR（特别提款权）篮子，这项改革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展。 过去五年，在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方面，中国相继启动了“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这也意味着中国在货币可兑换方面迈出坚实稳定的步伐。预计这种开放的趋势还会继续加大。在政策上来讲，我们多数该研究的政策都已经研究过了，正在寻找时机稳步向前推进。对外开放也是实体经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参与者在开放的环境中逐渐成长、在开放中发挥自身角色的作用和体会国际竞争的过程。”周小川表示。 展望未来，“央行能继续推动的是在资本市场和全球主要资本市场的联通方面。另外，在中国稳步、渐进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后，各种限制也会逐步放开，人民币国际化还能继续向前迈进。”周小川表示。[详情]
■ 张奇 李玉敏 北京报道 今年两会期间，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的探讨明显要热于以往。3月9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金融控股行为，也酝酿了一定的风险。对金控公司的监管规则还在初步探索之中。 本次两会，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白鹤祥也带来了一份关于尽快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下称“金控法”）的议案，并在议案中附上了金控法的立法框架和建议稿。 “要尽快把这个法律制定起来，这是当务之急。”白鹤祥说。 据悉，这是白鹤祥第三次提议加快金控立法。此外，今年他还准备了关于尽快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的议案、关于对贫困户子女助学贷款还款给予税前抵扣的建议。 3月8日的北京，天气晴朗，春意渐浓。在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的职工之家，白鹤祥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他认为，与金融控股公司快速发展的现状相比，立法与监管存在明显短板，导致其风险难以得到有效防范和化解。建议金控立法应确立央行对金控公司的伞型监管制度框架中的核心地位。 交谈中，白鹤祥谈到了当前结构性货币政策，白鹤祥认为现实仍有存在必要。“为配合国家战略实施和结构性调整，在一定时期、针对特定领域实施的结构性政策很有必要。”他说。 尽快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 《21世纪》：今年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强化金融控股公司等监管。你的议案中也提到这一项，为什么会关注这个领域？ 白鹤祥：说来话长。实际上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时，我作为代表就提出了关于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的议案，后来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时也提出提案。如果那时就开始研究制定金控相关的法律法规，今天金控公司法可能已经实施，金控公司的相应规范就有法可依，积累的问题风险相对应更小。 《21世纪》：你多次提及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的考虑是什么？ 白鹤祥：十届全国人大时建议立法是考虑类似中信、光大的央企金控集团已经成型，应立法规范。后来一而再再而三提议案提案，是因为金融控股公司风险已影响到我国的金融安全。截至2016年末，有近70家中央企业拥有各类金融子公司共150多家，有28家民营企业持有5家以上金融机构的股权。这些非金融企业投资控股金融机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金融机构股权的多元化，增强了金融机构资本实力，但由于跨领域、跨业态、跨区域甚至跨境经营，相应的金融监管又严重缺失，从而逐步暴露出了较大的风险隐患。 《21世纪》：针对目前的这种现状，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白鹤祥：建议全国人大或国务院法制办尽快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或管理规章（条例）。目前立法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建议我国的金融控股公司立法应确立央行在金融控股公司的伞型监管制度中的主导地位，以解决分业监管体制下金融控股公司整体监管缺失的问题。具体的监管职责应包括：金融控股公司的市场准入审批、高管任职资格核准、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违法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等。 为确保金融控股公司的稳健经营，金融控股公司法应建立相应的审慎监管规则，包括资本充足率、关联交易、治理结构、信息披露等。在资本充足率监管方面，建议对金融控股公司整体实行合并报表，确定其资本充足率标准。在关联交易监管方面，建议设立金融控股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防火墙”，限制银行子公司对其他子公司放贷，限制各业务部门的一体化程度，防止风险交叉传递。 在治理结构监管方面，应健全内部自控机制，通过外部监管和内部自律的双重机制管控风险。在信息披露方面，金融控股公司应定期向监管机构报告其治理结构、股权变动、内部交易等情况，提高公司经营管理的透明度。同时，建议控制金融控股公司各项业务对同一客户的集中度，避免风险聚集，促进金融控股公司稳健发展。 结构性政策不能滥用 《21世纪》：今年政府 工作报告未提及M2、社融增长目标，你觉得这一变化会带来哪些影响？ 白鹤祥：应该到了弱化M2增速的时候。过去M2作为先行指标，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前而言，社会融资规模更能真实衡量金融对经济的支持情况，尤其是随着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金融市场的深化，M2的口径不断变化，与GDP增长的相关性趋于弱化。 事实上，现在很多国家已经不用M2指标了，今后我们用不用还有待观察研究。不论怎样，未来货币政策应该更趋向价格调控，因为更符合市场规律。不过在解决一些结构性问题时，个别数量调控仍有存在必要。 《21世纪》：有人认为，货币政策主要是总量政策，结构性政策易造成资产泡沫，作为地方央行负责人，你怎么看待定向降准、PSL等结构性政策的作用？ 白鹤祥：此前PSL面临的争议在于资金是总对总，可能对于下面具体实施过程缺少监督，不过现在总行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要求分支行对棚改资金的使用、效益、风险状况进行跟踪，所以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必要的监管机制来进行保障。 为配合国家战略，在一定时期、针对特定领域实施的结构性政策很有必要，比如金融扶贫再贷款就是一个结构性政策。当然结构性政策不能滥用，得有一定的限制条件。 《21世纪》：MPA考核实施以来，在地方执行过程中银行反应如何？目前MPA体系仍在不断优化，你觉得还有哪些指标可以改进？ 白鹤祥：银行总体上是接受，这个机制对解决宏观审慎的相关问题，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指标优化方面，现在同业存单已经纳入MPA考核，我觉得下一步一些资管等通道业务可能也会逐渐纳入进来。因为通道业务可能涉及到两三方甚至更多，很难去甄别，我是觉得可能一个系数、权重的问题，这还要有一个研究过程。 《21世纪》：去年末开始，很多银行反映没有额度，企业拿不到贷款。你觉得，主要是什么原因？ 白鹤祥：资金还是结构性问题，总量上不缺钱。可能确实有部分银行考核达不到标准，但很多金融机构本身贷存比不高、资金来源也有，关键还在于：一是信息不对称，企业贷款难，银行难贷款，是否有合适的项目可放，或者某个时点或项目上资金成本与融资价格银企之间难以平衡；二是也不排除个别银行出于风险考量把央行考核作为搪塞企业的托词。 持续推进改革 《21世纪》：当前业界、学界都在热议金融监管改革，你了解的进展如何？ 白鹤祥：近三年来，中央深改办、中财办、中编办，包括“一行三会”一起做了大量的调研，个人感觉中央应该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意见或方案，这次两会之后可能就会推出。 《21世纪》：现在很多地方金融办都在加挂金融局的牌子，金融局与地方央行、银监局之间如何分工、协作？ 白鹤祥：目前陕西还没有建立新的地方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主要是中央现在要求各个地方暂缓建立这种协调机制，要待央行、银监局、金融办等各自职责定位明确后，再明确相互之间的关系。 《21世纪》：目前陕西金融体系运行情况如何，你觉得影响地区金融稳定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白鹤祥：现在陕西地区银行业的不良率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风险总体安全可控。民间集资相对沿海地区情况较好。农村金融方面还是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农村信用社风险防控能力偏弱，损失自我化解能力相对差一些；二是部分农村存在打着合作幌子的变相非法金融活动，但是一般限定在一定区域，不构成系统性金融风险。 《21世纪》：你提到一些信用社的风险防控能力较差，在省联社改革方面，陕西探索了“秦农模式”，效果如何？ 白鹤祥：“秦农模式”是农信社改革的一种探索与尝试，但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与省联社之间的关系问题。现在中央要求深化省联社改革，从根本上说，未来省联社要变变职能，为农村信用社的清算、支付等提供服务，而不是权力管理机构。现在省联社对基层信用社的管理与基层信用社的法人治理之间存在冲突和矛盾。[详情]
全国人大代表、阳光电源董事长曹仁贤认为，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是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支撑，有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目前，我国的可再生能源应用仍然面临着成本偏高的掣肘。“十三五”期间，我国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新增投资资金需求量很大，而目前应用到可再生能源项目的绿色信贷额，还远不能满足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资金需求。 曹仁贤代表建议，定向降低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融资利率，同时提高绿色信贷在可再生能源项目中的投放额度。人民银行针对可再生能源项目采取差异化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可采取定向降准方式，对于在可再生能源项目投放比例比较高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适当下调其存款准备金率，从而提高这些机构在可再生能源项目的绿色信贷投放额度。（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万祥）[详情]
周小川的15年央行使命：以战略定力过险滩激流 ■ 张奇 北京报道 编者按 3月9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记者会，央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易纲，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围绕“金融改革与发展”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这是一次备受关注的记者会。记者会上，周小川等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货币政策、对外开放、数字货币等热点一一回应。周小川称，机构改革主要还是依据中国国情，“双峰”监管的体制还要观察一段时间，央行将在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中起到更重要作用。 在被问及漫长的工作中，有没有特别难忘的和遗憾的事时，周小川回答，经过这么多在金融系统工作，事情太多了，所以很难挑出来说哪件重要、哪件不重要，不过能跟大家一起将金融改革开放向前推进，是件很有幸的事。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3月9日的这场记者会备受关注，毕竟央行行长人选确定已近在眼前，而周小川已年满70岁。 2002年至今，15年多的任期让周小川成为史上任期最长的央行行长。时代造就了这位大国央行行长，也在他身上打下烙印。15年间，经济“转轨”过程中，单一的货币政策工具，行政化的银行体制，缺乏弹性的利率、汇率均无法满足市场化需要，亦难以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周小川任务艰巨。 恍惚间，15年过去。在他任职期间，留下了“技术派官员”“改革者”“人民币先生”等称呼，留下了市场化的利率体系、国际化的人民币、丰富的货币政策工具箱，收获了国际财经界的诸多赞誉。 “带领着中国央行趟过静谧湖泊、冲过激流险滩，把通胀保持在较低水平，将增长维持在合理区间，同时努力抵御着随时可能威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各类风险。”2016年，有媒体如是评价周小川。 “孙冶方奖”获得者 市场对这位行长不能更熟悉，即便换一块表也会引发关注。2017年两会期间，周小川戴了块耐克运动手表，就被很多有心人注意到。 “出现在发布会上的耐克运动手表自带暗示：这名业务精湛的技术官员有着如今最具腔调的健身之道。”有市场人士称。 事实确实如此，2017年10月，一段周小川在央行系统内部羽毛球比赛中的小视频流出，视频中这位年届69岁的老人连击四球，神情投入，身手依旧矫健。“周行长很爱打羽毛球和网球，这两项运动都需要耐力、灵活性、速度、精确性和战略技巧，这些都是央行行长的应备素质。” IMF总裁拉加德称。 早在大学时，周小川便爱好各项运动，周小川的老同学、北京化工大学网络中心主任董晓国回忆称：“1． 8米多高的个子， 会打排球，是学校排球队主扣手，代表过学院参加与清华大学排球比赛，还拿了亚军。” 在2016年出版的《与中国打交道》中，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评价这位老朋友时称，“周身长而优雅，多才多艺：英语流利，1980年代学会打一手好网球，热爱西方古典音乐、歌剧和百老汇音乐剧，持久不衰，曾在研究生的协助下编写了一本西方音乐指南。” 周时常会在一些国际性论坛上会用英文发表演讲，周小川曾经的老师、北京化工大学教授侯贵海说：“他大学时英语就很好，能对答如流，担任英语课代表。他的法语、俄语、日语都很不错，理解得快，勤奋又好学。” 流利的英语、极高的专业素养为其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和友谊。周小川是清华大学博士，博士毕业后进入体改部门工作，崇尚“系统论”和“整体论”，两度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荣誉奖“孙冶方奖”。上世纪90年代，周小川与吴敬琏、郭树清、楼继伟、李剑阁等合著《建设市场经济的总体构想与方案设计》，被外界称为“整体改革论者”。 在挂职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后，周小川开始从学者向官员转型，先后担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外汇局局长、央行副行长、建行行长和证监会主席，并于2002年回归央行，接任行长至今。 渐进改革者 对于周小川来说，改革是一直延续的话题。上世纪80年代，周在体改委任职时，便对多方面改革进行了深度思考。在2008年集结出版的《周小川改革论集》中，涉及财税、外贸、住房、公司治理、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内容。 周小川担任行长之时，四大国有银行发展面临很大困难。截至2002年底，四家国有银行不良率按四级分类为21.4%，按五级分类达25%左右；而资本金总额7494亿元，平均资本充足率仅4.27%。 “资本金补充是个难点。上次我们已经补充了2700亿，现在工农中建的资本金又不够了。”时任央行研究局局长谢平称。1998年，四大国有银行刚接受了首轮2700亿元注资，且在周小川的率先推动下，四大AMC相继成立，剥离了1.4万亿不良资产。 再次注资，钱从何来？彼时周小川将银行注资与持续增加的外汇储备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外汇注资。2004年1月，新华社称，国务院决定选择中行和建行进行股份制改造试点，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等为其补充资本金。“神来之笔。”一位央行系统官员评价称。 经此一役，中国银行业脱胎换骨已是事实，一系列改革后，目前四大行均已跻身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 周小川称，大型银行财务重组、公司化改制、股份化、发行上市，这些做得比较快，取得了效果。但公司治理、信贷文化、内控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慢过程”，不能指望一天就有什么大变化。 周渐进式的改革思路，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市场化改革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一般认为，利率市场化需要先于汇率市场化实现。2003年之前，银行定价权浮动范围只限30%以内，此后浮动范围不断扩大。2004年10月，贷款上浮取消封顶；同存款利率下浮不设底。2013年7月起贷款利率管制全面放开，2015年10月24日取消存款利率浮动上限管制。至此利率市场化基本完成。 周小川参与汇率市场化改革，可追溯至上世纪90年代任职中国银行副行长时。其行长任期上，汇率改革亦卓有成效，2005年7月开启汇改以来，汇率波动区间不断扩大，由0.3%扩大到2%，同时中间价形成机制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 不过过程较为波折，2008年下半年以后的大约两年时间内，受次贷危机造成的外部冲击影响，人民币汇率重新盯住美元；201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出现贬值，同时叠加中国A股出现大幅调整后的“余震期”，全球市场经历了一场“恐慌性抛售”。2016年2月，中国央行官网发表了周小川的媒体采访全文，他表示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基础，不会让投机力量主导市场情绪，中国的外汇储备基本面没有问题，稳定了全球投资者的信心。 “汇率浮动更依靠市场波动是一个长期过程，当前不是一个特别的汇改时机，但会朝对外开放的方向发展，汇率浮动区间不是太重要的事，当前浮动区间很少限制到汇率随供求关系变化。” 周小川2017年10月称。 伴随着汇率市场化改革，人民币国际化亦取得里程碑式进展。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纳入SDR。原IMF副总裁朱民称，“入篮”表明人民币得到了整个国际的认可，意味着中国真正融入全球金融体系。“我们给央行的领导很高的赞誉，因为他们有勇气来推行这个改革……特别是行长周小川，推行这个改革一步步往前走。”彭博称。 “从经济角度看，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尊重实践的态度，这与理想主义有所不同。目前尚没有关于经济转轨的专门理论，因此，转轨过程也就是不断试错、纠错的过程。改革需要不断积聚动力，以便为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周小川2003年曾表示。 历史需要机遇，改革者需要智慧与耐心，“渐进”是时间的馈赠。 守望者 周任职央行行长15年间，中国虽有部分金融风险事件，但未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也被部分人称为“老中医”：上医治未病，防范于未然。 周小川的守望，既是警惕风险，亦是给予金融创新空间。2013年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余额宝崛起为重要标志，它推动了货币基金进入大众视野。央视评论员钮文新呼吁取缔余额宝，一个重要理由是余额宝抬高了贷款客户的成本，这一成本最终会转嫁到每个人身上。 周小川2014年表示，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产品肯定不会取缔，过去没有严密的监管政策，未来有些政策会更完善一些。此后，因部分机构打着金融创新名义，从事非法金融活动，互联网金融风险爆发。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央行等部门迅速开展了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 现在周的第三届行长任期即将结束，机构改革风云再起，3月9日，周小川称，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现在还在进行中，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已经披露了金融改革的主要思路，未来央行将在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中起到更重要作用。 任期将近结束，这位守望者仍尽心尽力，其“赠言”谈及内容多集中在：金融进一步对外开放，防范明斯基时刻，降低杠杆率等。 2017年6月底，周小川在“陆家嘴论坛”上力陈金融对外开放的重要性，“不开放纵容低标准”。10月第36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会议上，他再度表示，中方将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 在党的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开放日上，周小川关于“明斯基时刻”的表述引发广泛关注。他说，如果经济中的顺周期因素太多，使这个周期波动被巨大的放大，在繁荣的时期过于乐观，也会造成矛盾的积累，到一定时候就会出现所谓明斯基时刻，这种瞬间的剧烈调整，是我们要重点防止的。 “现在，中国需要将杠杆率降下来。”在2017年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周小川表示。他说，中国的整体宏观杠杆率较高，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地方政府通过各种融资平台借款形成了较多债务，应认真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责任划分，并提及当前中国家庭部门杠杆率增长较快需要注意。 会上他还指出，未来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将重点关注四方面问题。一是影子银行；二是资产管理行业；三是互联网金融；四是金融控股公司。 三届任期下来，周在央行度过了15个春秋，人生总共也没几个15年，他将自己事业最黄金的年龄献给了央行。3月9日，在被问及漫长的工作中，有没有特别难忘的和遗憾的事时，周小川回答，经过这么多在金融系统工作，事情太多了，所以很难挑出来说哪件重要、哪件不重要，不过能跟大家一起将金融改革开放向前推进，是件很有幸的事。 的确，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在人生的中途、富有创造力的壮年，发现自己此生的使命。[详情]
金融新风向 ■ 陈植 上海报道 截至3月9日19时，比特币价格徘徊在8781.4美元附近，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1249美元，跌幅超过12.4%。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主要受到中国央行对数字货币从严监管的冲击。 3月9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央行行长周小川明确表示，目前数字货币价格出现很多的波动。主要是有一些技术应用没有专注于数字货币在零售支付方面的应用，而跑到了虚拟资产交易方面。虚拟资产交易这个方向需要更加慎重，虚拟资产交易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也不太符合金融产品、金融服务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方向。 不过，央行并没有对数字货币“全盘否定”。对于数字货币的推出，周小川表示，不必太着急，稳步的研发，有序的进行测试，把握住方向，要强调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防止变成过度投机的一种产品。 数字货币应服务实体经济 去年以来，俄罗斯、日本等国先后将比特币纳入合法支付方式。 不过，在3月9日的记者会上，中国央行对此明确说“不”。 周小川对此表示，比特币发展太快，不够慎重，有可能给消费者带来不利影响。在去年8月叫停ICO后，当前央行不支持比特币与人民币的交易，不认可比特币作为支付工具。 在业内人士看来，当前中国央行之所以不认可比特币作为合法支付工具，一方面是比特币的实际应用场景并不多，另一方面是比特币价格波动过大，其作为支付工具很可能给消费者带来额外的损失。 周小川也表示，当前数字货币价格波动，主要是有些数字货币没有专注于在零售支付方面的应用，而是跑到虚拟资产交易，但这要更加慎重，从中国角度而言，虚拟资产交易也不符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大方向。此外，数字货币的发展也要考虑大局，不要与现行的金融稳定金融秩序直接的相冲突。 在一位数字货币研发机构负责人看来，这意味着央行对数字货币的未来发展，依然会保持从严监管的态度，尤其是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的发展是否会引发新一轮资本违规跨境转移，以及高杠杆投机风潮再起是否对现有金融秩序构成较大负面冲击，都会令央行采取更加严厉的监管措施。 记者多方了解到，尽管监管趋严，但不少数字货币研发者依然相信央行对数字货币的发展将会采取疏堵结合的做法。 周小川坦言，三年前央行就开始组织数字货币研讨会，随后成立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和业界共同组织分布式研发，进行多种方案，依靠和市场共同合作的方式研发数字货币。 不过，央行的数字货币概念与市场有所不同——央行采取的研发名称叫DCEP（数字货币、电子支付），电子支付主要通过移动通讯传输数字化“东西”，追求零售支付系统的方便性，快捷性和低成本，并兼顾安全性与隐私性等。当前，这些“东西”可以以区块链为基础的进行分布式记账，以DLT为基础的数字货币，也可以是基于现有支付基础演变出来的技术。 在周小川看来，数字货币的发展有技术发展的必然性。未来而言，可能传统纸币、硬币规模会逐渐缩小，有一天甚至不存在都有可能。 “这无形间明确了央行所认可的数字货币发展方向——即拥有实际应用场景能服务于实体经济，提高零售支付便捷性、安全性与隐私性并降低成本的数字货币产品。”多位数字货币研发业内人士坦言。 动态监管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数字货币从严监管同时，央行对有前景的数字货币产品似乎开了“绿灯”。 周小川表示，有前途的数字货币产品需要先经过测试再推广，不慎重的产品就先停一停。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不排除未来央行会引入类似沙盒监管的模式，对数字货币产品创新应用进行监管。 所谓沙盒监管（regulatory sandbox），主要是金融监管部门在限定的范围内简化市场准入标准与门槛，在确保投资者权益的前提下，允许金融科技公司与相关业务创新迅速落地运营，随后金融监管部门根据这些业务的运营发展状况，决定是否予以推广。目前，英国、新加坡等国均对金融科技、区块链金融、数字货币的发展采取沙盒监管模式。 “不过，在中国采取沙盒监管，面临的挑战并不低。”一位长期研究金融科技监管的技术专家向记者透露，一方面数字货币产品从备案到后续跟踪调研，需要相关部门设计完善的操作机制，另一方面要在测试环节洞察数字货币产品是否满足合规操作与金融风险防范要求，是否暗中隐藏钻政策空子的做法，都需要大量专业人才储备。当前各国在制度设计方面在摸着石头过河，专业监管人才储备也不充足。 周小川表示，未来对数字货币的监管是很动态的，具体要取决于技术成熟程度，以及测试评估情况。 “事实上，这无形间给一些数字货币应用提供了发展空间。”一位正尝试将数字货币应用于供应链金融场景的创业者告诉记者，按照传统供应链金融操作流程，核心企业需向一级供应商提供发票，后者再向二级、三级中小供应商出具发票，才能帮助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在区块链应用+数字货币的模式下，上下游供应商只需在区块链确认贸易真实性与交易金额，就能先通过数字货币完成货款支付，再由企业将数字货币兑换成银行贷款，从而大幅提升供应链金融操作效率。但是，由于不少潜在企业客户担心数字货币面临从严监管，他迟迟找不到企业愿意尝试这项新技术。 “现在我们打算先向相关部门汇报这项数字货币产品并申请测试，以此邀请企业客户共同参与，研究如何进一步利用数字货币提高供应链金融付款贷款的效率。”上述创业者直言。[详情]
2018年全国两会正在召开，代表委员们也在积极建言献策，来看看最新的议案、提案和建议摘编，哪些说出了你的心声？ 《中国保险报》 张琳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精算研究所所长 探索“保险+”模式 建设保险型社会 保险业在服务现代社会、国家治理、城市治理的领域正在探讨各种措施，“宁波模式”是一种很好的探索。“宁波模式”的意义在于开展了“保险型社会”的中国实践，保险型社会的意义在于将保险深度地融合到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建议梳理社会治理过程中的风险点，出台相应的政策鼓励保险功能嵌入到公共服务中，政府应接受保险公司参与到管理事务中来，参与事前、事中监管和事后的损失补偿。 建议 1．各地政府可以借鉴和深化宁波模式，将保险嵌入社会治理中，发挥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借助于保险保障政府的各项公共服务。 2．梳理社会治理过程中的风险点，政府与保监会或地方保监局协商出台支持保险业服务于社会治理的框架性文件，重在支持措施，以保证政策能够落地。 3．地方保监局和保险行业协会应召集保险公司商讨政策落实的具体措施，确定实施的时间节点，要求保险公司结合政府的需要开发服务于社会治理的保险产品。 4．政府应接受保险公司参与到管理事务中来，参与事前、事中监管和事后的损失补偿。 周燕芳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企划部资深经理 完善强制环责险制度 助力绿色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企划部资深经理周燕芳表示，作为国际范围内公认的助推生态文明治理的重要工具，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我国的发展缓慢，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因为该险种属于商业保险，企业投保意愿不高。建议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以建立覆盖全国的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为核心，完善配套政策，强化“谁污染谁担责”机制，助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在政策环境方面，目前我国缺乏强制企业投保环责险的法律法规、污染企业环保违法成本低、财税支持力度不足。在市场主体方面，经营主体准入缺乏专门标准、费率厘定缺乏足够的基础数据。 建议 周燕芳建议，建立强制环责险制度。制定或修订相关法律，在全国范围内针对环境高风险行业实施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并适时向其他行业推广。优化地方政府在环责险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建立多方 联动机制。政府主要通过健全政策法律环境、强化激励约束 机制等方式对环责险的发展提供支持，而不直接介入业务运营环节。并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发挥政策撬动作用。此外，她还建议加强环保部门与保险行业的协调与合作。第一，加强础数据的收集和积累工作。第二，建立健全环境污染损害评估鉴定机制和机构。 完善农业保险机制 助力精准扶贫 周燕芳表示，应持续完善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将中西部贫困地区的重要地方特色种养殖品种纳入中央财政补贴范围。目前农业保险在保险费缴纳方面为“财政补贴+农户自缴保费”的模式，部分省会要求地市、县提供 20%左右的配套补贴，对于一些农业大县和贫困县，地、县政府由于经济能力有限，导致农业保险运行进程缓慢，农业保险渗透率或覆盖率较低。地方财政资金紧张的地区，往往对于已经投保的业务，拖欠应缴纳的财政补贴资金或出现由其他第三方机构或由保险经营机构本身垫付财政补贴资金的情况，加之财政补贴结算的滞后性（一般季度或年度结算），导致保险经营机构对该部分资金长期挂账，影响经营结果和对农户的损失补偿，也不利于防灾防损工作的开展。 此外，垫缴农户需自缴保险费的情况，虽然客观上免除了农民负担，但是容易出现宣传不到位，导致农户对承保情况不知情，甚至会出现垫缴农户需自缴保险费，恶意套取中央、省级财政补贴的问题。 建议 一是持续完善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二是改进优化农业保险经营开办模式。 容永祺 全国政协委员、美国友邦保险百慕大有限公司区域总监 在粤港澳大湾区设香港保险服务 全国政协委员、友邦香港区域执行总监容永祺表示，一段时间以来，香港保险引发了内地居民的关注，根据香港保险业监管局的数据显示，内地居民在香港购买保险的保费由2008年的32亿元（港元；下同）增至2016年的726亿元，8年时间增长超过20多倍，累积保户数以百万计。在现阶段香港与内地的保险业没有互联互通之前，建议允许香港寿险公司以试行方式在粤港澳大湾区设立服务中心，为已购买香港保险产品的内地居民提供贴心服务，并为内地保险公司的管理和营运提供参考。 孙洁 全国政协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 关于建设“一带一路”国别风险管理平台的建议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中国对外投资的不断增长，对于中国海外利益的风险保障需求也将快速增长。但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保险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的风险识别与管理能力不足以及尚未搭建完善的属地服务网络，从而导致保障能力不足的问题日益突显：总体偏重高风险地域，整体风险识别与定价能力较弱；企业对保险保障需求将由单一险种向更多元化转变；中国保险企业普遍缺乏提供当地服务的海外机构。 建议 集行业之力，加速搭建国别风险管理平台，全面提升海外风险管理能力；国内保险公司应加大创新产品研发力度；加速搭建海外服务网络，为客户提供完善的属地服务支持。 关于居家养老服务社区化发展的提案 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指出，“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也是我国老龄事业改革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的重要战略窗口期，但是存在形势严峻、明显短板的实际问题，养老事业关系着我国的民生大计，如何鼓励社会资源更快、更多、更广的参与中国养老保障资源建设，提升老人晚年生活质量，是解决好中国老龄化问题的关键。我国居家养老服务社区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社会养老保障资源严重不足、养老保障服务设施投入与养老选择的现状不匹配。 建议 对参与居家养老社区化服务建设的企业进行融资支持；明确居家养老社区化服务机构在税收上的减免；重点支持保险机构投资居家养老社区建设。 关于对商业健康保险实行专业经营和监管的提案 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多层次健康保险保障需求相比，商业健康保险发展仍然存在着专业化发展滞后，市场监管针对性不强、专业化不够等问题。为加快推动商业健康保险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提高商业健康保险专业化水平，更好地服务国家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议对健康保险实行专业化经营和单独监管。 建议 将健康保险作为与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并列的“第三领域”，进行单独监管，实现产、寿、健的专业管理；从政府委托业务入手，分步推进由专业健康险公司经营健康保险，逐步构建产、寿、健分业经营、专业化发展机制；加强健康保险专业化服务体系的培育和发展。 关于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大病保险制度的提案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面临的问题：筹资机制不完善，筹资水平与保障责任不匹配，制度可持续性面临挑战；“保本微利”未能得到落实执行，商业保险公司承办大病保险亏损比例较大；商业保险机构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经办管理的深度和广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专业技术优势未能得到有效发挥。 建议 加强大病保险制度的顶层设计，完善大病保险筹资机制；坚持保本微利原则，建立公平对等的双向调节机制，保障制度持续稳定运行；加快推进商业健康保险系统与社保系统的互联互通，统筹推进“社保+商保”一体化经办管理，提高医疗风险管控能力；进一步扩大大病保险覆盖面，实现大病保险的全民覆盖。 关于构建灵活且精准的医疗救助制度的提案 医疗救助制度作为兜底贫困百姓健康的民生安全网，创制以来共历经10余年发展，在救助管理、对象认定、补偿标准等各方面有了较快发展，但是根据精准扶贫工作实际调研发现，在医疗救助政策实施过程中还是显得较为“呆板”，还无法达到贫困群众期望的健康保障要求。 建议 突破合规医疗费用限制，切实减轻就医负担；加强信息化建设，降低就医成本；加强信息核对调查，链接社会精准帮扶；探索推行医疗救助体检，加强疾病预防；提高基金统筹层级，防范基金风险。[详情]
全国政协委员郑之杰：应建立互联网金融长效监管机制 作者：周萃 来源：金融时报 互联网金融近年来以破茧而出的发展态势，成为新兴金融领域的关注焦点。当前，无论从互联网金融平台数量，还是从活跃用户人数、累计交易额看，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规模已稳居世界第一。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8年要强化金融监管统筹协调，健全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金融控股公司等监管，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 日前，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互联网与金融的深度融合，互联网金融促进了普惠金融发展，提高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特别是为服务中小微企业及个人移动支付提供了极大方便。但同时，也增强了金融市场风险的涉众性与复杂性。目前，互联网金融行业规范发展态势已初步形成，但监管长效机制尚未建立。“一方面，行业基础设施不适应监管要求，大部分从业机构尚未接入国家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相关经营状况游离于国家金融统计体系之外，不同从业机构的各类标准、定价等标准化、规范化程度低；另一方面，相关的法律制度体系尚不健全，互联网金融立法不够与时俱进，现有金融管理类法律法规等与互联网金融存在使用不匹配的情况，对消费者的保护尚不完善。同时，互联网金融监管体制有待完善，容易产生监管套利。” 郑之杰告诉《金融时报》记者，他在提案中建议，应建立长效监管的发展机制，使互联网金融形成在“规范中发展，发展中规范”的良性循环，既提高其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又要防范引发系统性风险。一是以多元化方式促进互联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互联网金融统计监测。在网联、百行征信基础上，加快建设互联网金融信息系统；参照金融行业的规范标准，运用互联网思维，滚动完善互联网金融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方位统计监测；在互联网核心系统和核心技术领域形成国内的网络闭环，防范境外风险。二是建立互联网金融长效监管机制，促进长期规范有序发展。以分步走战略推进互联网金融专项立法，从法律层面保障互联网金融的经营和监管；建立中央和地方监管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地方作用；以行业自律来弥补监管资源不足的现状，提升互联网金融行业整体从业水平。 （原标题：郑之杰：建议建立互联网金融长效监管机制）[详情]
#两会2018#【银监会主席郭树清提醒：“保本、高收益”就是金融欺诈！】银监会主席郭树清今天在两会“部长通道”提醒，听到“保本、高收益”这个说法要举报，因为保本就不可能高收益，这样的说法属于金融欺诈。[详情]
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03月09日讯 中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9日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推动银行加大不良资产处置方面，“我们一直在做。” （证券时报·e公司）[详情]
郭树清：不要因整治市场乱象就影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 中国新闻网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9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结束后，北大厅“部长通道”开启，记者在这里采访列席会议的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 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回答记者提问。 记者提问：去年银监会重拳治乱象，那么市场可能会担心这会不会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那么银监会有没有跟银行协调？您觉得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方向应该是什么？ 郭树清：去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一系列决策和部署，对银行业市场进行了整治。重点治乱象，补短板。资产和负债都大幅度的下降。理财增长变慢了，野蛮生长的产品有所收缩。最近一个时期看，包括信托贷款，委托贷款也都在减少。所以银行资金脱实向虚基本上得到遏制。 郭树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很注意怎么做好对实体经济的服务，不要因为整治市场乱象，就影响到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既要这个治理问题，治毛病但又不能伤及身体。目前，对制造业的贷款扭转了负增长的局面，变成了正增长。对基础设施贷款和棚户区改造，住房建设贷款也增长得很好。 郭树清：总体来说，去年经济增长6.9%，银行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记者提问：中央反复强调普惠金融的概念，请问下一步银行业将如何采取措施来提升普通老百姓的获得感，又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解决？有些企业反映的贷款难问题，同时又能有效地化解风险？ 郭树清：普惠金融是党中央国务院反复强调的，要求我们制定一个规划，严格贯彻落实，应该说规划执行的情况总体还是可以的。特别是去年国务院提出大中型银行，要建立普惠金融事业部，五大商业银行全部建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单独核算，单独运营。 郭树清：五大银行是这样，股份制商业银行，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也有六七家银行也建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应该说进展是总体还是很顺利的。现在银行业机构在村镇的覆盖率能够达到95%左右，或者还要多一点，行政村超过了96%。其他各种的服务手段，支付结算这些工具，自然村也都有代办员，这个银行服务是能够到每家每户。 郭树清：我们还要继续努力，还有着很多不足的地方。还有金融服务，一些空白点需要弥补。小企业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我们也知道，那么现在也做一些探索。另外，我们办了一批民营银行，有17家民营银行。深圳的微众银行，这个都为成千上万的几千万的，有的上亿的客户提供的贷款服务，效果也非常好。 郭树清：总之，互联网对普及金融服务，做好中小企业和居民群众的服务都很有帮助。 记者提问：浙江提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那想请问郭主席，银行业准备如何打赢打好这场攻坚战？ 郭树清：银行是防范经营风险的攻坚战，应该是一个主战场。我们重点强调的，首先要把杠杆率稳定下来。尽可能地降下来。企业部门的杠杆率要降低。政府的杠杆力量就像记忆，我们也注意到居民家庭部门的杠杆率也需要降低。 郭树清：现在这个方面大家可能还警惕性不够，但是我们看增长趋势非常快，居民家庭个人借钱消费或者是买房，或者是投资增长速度非常很快，这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是一个高储蓄的国家，过去是我们很大的优势，如果借钱比存钱还增长得快的话，那个优势就会丧失。所以我们想把像杠杆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继续做好这方面工作。 郭树清：第二个方面就是违法违规的一些活动，各种违法违规的经营活动，我们都必须坚决制止。希望媒体也跟密切配合，一定要普及金融知识，提高这个老百姓对金融风险的识别意识，防范金融欺诈。现在这样的金融欺诈还是很多。 郭树清：媒体广告也一定要小心，有很多金融诈骗违法理财是通过媒体网络广告欺骗群众的，欺骗了很多老年人，甚至是贫困地区的农民，还有一些退休的老工人，这些群体本来就弱势群体，他们有金融知识很有限，所以全社会需要媒体大量做工作，增强我们的金融支持防范风险的意识，提高我们识别金融欺诈的能力。 郭树清：第三个方面，我们还要继续聚焦的影子银行，进行整治。同时也特别注意到，信托还是我们的一个薄弱环节，互联网金融还是我们一个薄弱环节，今后还要继续加大力度加强整治。（根据网络文字直播整理）[详情]
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03月09日讯 3月9日，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在部长通道表示，去年对银行业市场进行了整治。重点治乱象，补短板。资产和负债都大幅度的下降。理财增长变慢了，野蛮生长的产品有所收缩。最近一个时期看，包括信托贷款，委托贷款也都在减少。所以银行资金脱实向虚基本上得到遏制。 （证券时报·e公司）[详情]
中国证券网讯 3月9日下午，中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部长通道”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普惠金融是党中央、国务院反复强调的，要求银监会制定规划和严格贯彻落实，目前这个规划的贯彻落实总体上还是可以的。 郭树清指出，去年，国务院提出，大中型银行要建立普惠金融事业部。目前五大商业银行全部都建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进行单独核算，单独考核。到去年底，五大行有185家分行都建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除五大行外，还有五六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建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应该说，进展上整体很顺利。 与此同时，现在银行业机构覆盖村镇的覆盖率达到96%左右。此外，通过其他各种服务手段，比如支付结算工具等，银行服务可以到每家每户的家门口。 “我们还要继续努力，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金融服务空白点还需要弥补。”郭树清表示。 至于小微企业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郭树清表示，目前也作了一些探索。例如，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开展新的贷款办法。举个例子说，建设银行去年新增贷款户14万户，效果很好。 “我们还办了一批民营银行，有17家民营银行，比如网商银行、微众银行等都为为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客户提供贷款服务，效果也很好。”郭树清说，总之，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普及金融服务、做好中小企业业务、居民群众金融服务，都很有帮助。[详情]
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03月09日讯 中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9日在人民大会堂“部长通道”表示，今年要继续聚焦影子银行、同业理财和表外业务，对交叉金融风险进行整治。信托和互联网金融还是薄弱环节，要加大力度，加强整治。 （证券时报·e公司）[详情]
银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信托和互联网金融等薄弱环节要加强整治。[详情]
中国证券网讯 工行董事长易会满9日列席人大全会，他接受上证报记者独家采访时指出，工行去年各项业绩指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详情]
两会快讯 | 过去五年共审结借款保险证券等案件503万件 中国证券网讯 9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根据今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过去五年，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借款、保险、证券等案件503万件；审结全国首例证券支持诉讼案件；审结民间借贷案件705.9万件；审结互联网金融案件15.2万件；严惩非法集资，内幕交易等金融犯罪，北京等法院审结“e租宝”非法集资案，山东法院审结徐翔等人操纵证券市场案。[详情]
两会独家 | 郭树清：治乱象效果“还可以” 影子银行信托还需重点整治 来源：中国证券网 作者：上证报两会报道组 中国证券网讯 去年整治银行业乱象的监管举措不断，作为“总操刀人”，中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怎么看待治乱象的效果？ 郭树清9日列席人大全会，会前他接受上证报记者独家采访时指出，去年治理银行业乱象效果“还可以”，但是问题还是不少，成绩只是初步的。他表示，下一阶段影子银行和信托等领域还是需要重点整治的对象。[详情]
去年整治银行业乱象的监管举措不断，作为“总操刀人”，中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怎么看待治乱象的效果？ 郭树清9日列席人大全会，会前他接受上证报记者独家采访时指出，去年治理银行业乱象效果“还可以”，但是问题还是不少，成绩只是初步的。他表示，下一阶段影子银行和信托等领域还是需要重点整治的对象。[详情]
作者：李丹萍 又到两会时间，“好声音”不断传出，各行各业代表提案逐一“亮相”。作为同社会、民生、经济息息相关的保险业，也成为两会关注重点。2017年，保险业集体回归、加码保障，更在服务实体、风险保障、攻坚扶贫、助力民生等方面做出贡献。2018年，保险业如何进一步发挥行业力量，对此，蓝鲸财经搜集今年两会关于保险的“好声音”，来看看这些对保险行业的建议与期待。 助力民生有责任：养老、医疗、健康成最热话题 黄洪：国务院已通过税延型养老保险试点方案 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黄洪在经济界别联组讨论中表示，国务院已通过税延型养老保险试点方案，具体实施办法正在走流程，凡是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均可实施。（中国保险报） 楼继伟：部分省份养老金收不抵支，建议尽快建立精算制度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谈及职工社会养老保险时表示，保费收入增长赶不上保费支出增长，一些省份已出现当年收不抵支，靠历年滚存结余支付当年缺口现象。建议尽快着手建立精算制度，并将精算报告向全社会公开，揭示长期风险，推动全社会形成进一步改革完善体制的共识，加强代际公平。（新华网） 张琳：搭建互联网养老休息平台，开展长期护理保险 人大代表、湖南大学风险与保险精算研究所所长张琳表示，对工作报告中提及的“开展居家、社区和互助式养老，推进医养结合”深表赞同，针对当前，社区居家养老存在的困境，张琳建议由政府投资建立互联网养老信息平台，支持民营资本投资养老产业，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同时加大行业人才培训。（红网） 冯丹龙：促进商业健康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有效衔接 全国政协委员、辉瑞中国企业事务部总监冯丹龙呼吁，进一步促进商业健康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有效衔接，包括鼓励商业健康保险用于缓解个人自付费用负担、推进数据共享、建立有助商业保险发展的外部环境等，进一步落实和发挥商业健康保险的补充定位，从而满足广大群众多层次的医疗卫生健康需求。（新华网） 孙洁：完善大病保险筹资机制，推进商保互通 对于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大病保险制度的提案，全国政协委员、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建议，加强大病保险制度的顶层设计，完善大病保险筹资机制；坚持保本微利原则，建立公平对等的双向调节机制，保障制度持续稳定运行；加快推进商业健康保险系统与社保系统的互联互通，统筹推进“社保+商保”一体化经办管理，提高医疗风险管控能力；进一步扩大大病保险覆盖面，实现大病保险的全民覆盖。（中国保险报） 姚树坤：商业保险公司作为支付方参与健康管理 全国政协委员、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姚树坤认为，商业健康险的突破点在健康管理领域，健康管理的核 心是家庭医生，而商业保险作为支付方，可以成为连接医院、医生和患者的重要纽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商业保险公司作为支付方与医生签约，为客户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并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使医院和医生的报酬与保费收入挂钩，一方面可以增加医疗服务提供端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帮助商业保险公司控制成本，最重要的是能够提升社会整体的健康水平。这不仅是一个多方共赢的状态，甚至可能为医疗体制改革提供一条可供参考的发展路径。（中国保险报） 蓝鲸财经解析： 医养、健康与民生息息相关，伴随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峻，医养、健康也逐渐成为两会讨论养老的延伸话题。今年两会对于保险业助力医养、健康的话题，聚焦点更为细化，税延型养老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基本社保+商保”双支柱、逐步完善健康管理等，对于老龄化社会迫切需要的保险服务，两会保险声音建议的同时也给出方向、期待。 关于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的养老金亏空问题，两会声音中也给出解决方案，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建议建立精算制度，并向全社会公开。事实上，仅靠基本社保，已不能满足当前养老需求。“基本社保+商保”双支撑，才是未来养老的大势所趋。当然，随着这一方向的越渐明显，商业保险也将迎来“红利期”。 此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管理方面的诉求也水涨船高，从“被动医疗”到“主动健康管理”，观念发生变化的同时，也需要有新的模式来推动和契合。链接医疗、保险产业链，协同发展，多方通过创新，或能在“三医联动”过程中为医疗保险探索出更多的选项，并拓宽医改的途径。 服务三农有聚焦：“保险+期货”将发挥更大作用 姜洋：优化保险加期货试点 全国政协委员、证监会副主席姜洋在政协经济界别小组讨论时透露了证监会的六大重点工作，其中就包括引导期货与衍生品市场健康发展，加快商品期货期权创新机制，优化保险加期货试点，平稳推出原油期货。（证券时报） 柳磊：建议将“保险+期货”试点项目纳入财政补贴项目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证监局局长柳磊表示，“保险+期货”是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探索推出的，支持“三农”发展和服务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创新模式。柳磊表示，“保险+期货”自推出以来，在为涉农企业有效管理市场风险、稳定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积极作用。同时这种市场化的农产品价格补贴方式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不受国际贸易反补贴规则约束，有助于提高农业补贴政策效能。对此，柳磊建议，中央财政将“保险+期货”试点项目纳入补贴项目，明确较高补贴比例，形成由政府财政资金补贴大部分保费的长效稳定政策，更好地服务“三农”。（上海证券报） 罗玉平：“险资西进”，夯实保险惠普事业 全国政协委员、中天金融董事会罗玉平则倡导“险资西进”，在西部地区大力发展保险普惠事业。对此，罗玉平建议，首先在西部地区省级层面成立保险扶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将保险惠普事业逐级分解夯实，并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和激励机制。其次在西部地区培育和壮大合格的保险经营主体，政策层面多支持“险资西进”，并在西部地区推行“涉农保险+保险资金支农支小融资业务”先行先试。（证券时报） 蓝鲸财经解析： “三农+保险”、“保险+期货”近年来多次成为两会热点，早在今年1月初下发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就提出要稳步扩大“保险+期货”试点，同时探索订单农业与“保险+期货”模式的协同试点。事实上，“保险+期货”的步伐正在稳步推进，且不断逆创新，今年2月全国首单苹果“保险+期货”项目就得到了顺利理赔，而这一创新模式也是陕西省金融扶贫创新项目，利用保险机制和期货市场对接，使果农在价格波动下也能获得最低价格兜底保障。 对于“三农”的服务，更重要的还有一定是同“攻坚扶贫”相结合。2017年，通过“蛇吞象”收购华夏人寿股权的保险业“新兵”中天金融董事长罗玉平，也聚焦保险业，其提出的“险资西进”也是保障“三农”脱贫攻坚的破突口。当然，以往的成绩不可忽视，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2月末，农业保险为2.13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金额2.79万亿元；支付赔款334.49亿元；4737.14万户次贫困户和受灾农户受益。而在“险资支农支小”方面，去年4月，保监会批复中国人保扩大支农支小融资业务试点扩大规模，在试点初期50亿元的基础上再增加200亿元，在探索利用保险资金和保险机构网络、提供保险服务的同时，解决“三农”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能力待提高：服务“一带一路”，保险业仍有难题待攻克 孙洁： 加速搭建国别风险管理平台 全国政协委员、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认为，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的实施，我国对外投资不断增长，但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保险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的风险识别与管理能力不足以及尚未搭建完善的属地服务网络，从而导致保障能力不足的问题日益突显，故而应加速搭建风险识别平台和海外服务网络，同时加大创新产品研发力度。（中国保险报） 王滨：建议进一步加大“一带一路”战略统筹力度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太保集团董事长王滨王滨表示，“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国内、国际认同度不断提升。他建议在具体推进过程中，为避免多部门参与，信息不对称、工作协调不到位的情况发生，在中央国务院层面成立“一带一路”战略委员会，并设立办公室，统筹负责“一带一路”的战略规划设计、重大项目的实施，以及督导检查等工作，确保“一带一路”工作形成强大合力。（证券日报） 蓝鲸财经解析： “一带一路”战略自提出以来，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和高度评价，在推进经济要素有序流动的同时，也在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保险资金在助力“一带一路”上也是“不遗余力”。而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也加大了保险行业在支持“一带一路”战略上的难度，包括地域风险、保障需求的多元化、海外分支机构的缺乏及经验等。 去年4月，保监会曾下发《关于保险业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指导意见》，并提出要构建“一带一路”建设保险支持体系，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和保障，同时加快保险业国际化步伐，推动保险业“一带一路”互联互通。而随着“一带一路”的继续开展，多行业多部门参与，顶层设计的协同管理制度的必要性也在凸显。 保险业向前走：“+互联网”“创新险种”新思路涌现 杨明生：保险业要“互联网+”，更急迫的是“+互联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寿保险集团董事长杨明生在经济组讨论会中表示，总理报告中提到了加快金融改革完善金融体系，而保险业要从几个大的方面牢牢把握：首先是要服务实体经济；其次是要坚持高科技扩大惠普金融业务。 此外，杨明生还指出，在“互联网+”上，保险业感受到新的业态，要“互联网+”，但最急迫的是要“+互联网”。杨明生表示，未来，中国人寿要坚持高科技引领，要与百度加强合作，在科技金融方面争取有新发展。（证券时报） 李书福：针对网约车设计创新型运输保险 针对于网约车，人大代表、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建议，由保监会牵头，保险公司参与设计针对网约车的创新型运输保险，较目前的营运险费率低。通过新险种，降低私家车变更营运类车辆后的成本，促进主体参与者主动合规、合法运营。（人民网） 蓝鲸财经解析： 科技力量正在与保险业紧密融合，近两年，保险公司走在集体探索科技发展的路上， 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前沿技术广泛运用于产品创新、保险营销等全流程。此次，国寿董事长杨明生谈到的“+互联网”，与百度加强合作等，又蕴藏着新期待。 从“+互联网”层面看，互联网等科技作为一种工具，正同保险业紧密结合。而事实上，互联网不仅仅是一种工具，传统金融业也并非仅将互联网视为一种工具，互联网背后，更蕴藏着一种“顺势创新”的力量。据了解，2017年8月，中国人寿与百度集团成立联合成立了百度基金合伙企业，募资总额在70亿元，其中国寿出资56亿元，百度出资14亿元。看来，保险+互联网，未来将擦出更多“火花”。 此外， 刚刚入股“奔弛”母公司，又揽获一张保险代理牌照的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可谓是“双喜临门”。今年，李书福两会声音也并未集中在汽车领域，而是同时聚焦跨界创新。网约车作为新型出行方式，使用频次高，业务蓬勃发展，但在运营过程中也面临诸多问题，包括合法地位、准入条件等，与此同时，网约车车主及车辆本身的权益却较少被提及，因此，未来，网约车的健康有序发展，作为社会保障基石的保险业，身影不可缺少。 监管“补短板”持续：分类、差别化成关键词 张琳：建立中小保险公司发展部，实行差别化监管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大学风险与保险精算研究所所长张琳表示，中小型保险公司的存在是市场供给缺陷的有力弥补，但目前经营利润主要集中在大型公司，中小型保险公司经营困难。建议保监会设立中小保险公司发展部，对中小保险公司实行差别化监管，研究市场退出机制，对于中小型保险公司的业务审批向剩余市场和创新型方向引导。（金融界） 孙洁： 构建产、寿、健分业经营，进行单独监管 政协委员、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指出，当前我国专业健康保险公司面临产、寿险公司合力挤压和围剿，致使健康保险专业化经营体系迟迟难以建立。为实现健康险保险市场发展，建议将健康保险作为与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并列的“第三领域”，进行单独监管，实现产、寿、健的专业管理，并在各级保险监管部门设置与人身险、财产险相并列的独立健康保险监管部门；从政府委托业务入手，分步推进由专业健康险公司经营健康保险，逐步构建产、寿、健分业经营、专业化发展机制；建议加强健康保险专业化服务体系的培育和发展。（中国保险报） 金鹏辉：重点监管保险系金融控股公司，分类施策 针对当前金融控股公司金融风险累积暴露和监管缺失的现实，政协委员、央行上海总部副主任金鹏辉指出，应加快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立法，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督管理职责，抓住问题突出金融控股公司分类施策，以资本金来源和防止不当关联交易为重点，加强对股东的穿透监管，切实防范金融控股公司风险。其中，“对于保险系金融控股公司、地方政府主导的金融控股公司、民营控股金融集团、互联网金融集团等，应予以重点关注和监管。”（澎拜新闻） 蓝鲸财经解析： 2017年，可以说是金融监管强力“补短板”的一年。进入2018年，强化监管、补短板持续，两会声音中，也不乏持续发掘问题、期待解决问题的声音。而目标，也从保险公司，扩大到了保险系金融控股公司。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的政府报告中提出， 要健全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金融控股公司等监管。 而央行上海总部副主任金鹏辉也建议加快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立法，其指出当前我国已形成两大类具有金融控股公司特点的机构。第一类是由金融机构通过投资其他行业金融机构形成综合化金融集团。第二类是由非金融企业投资控股两种或两种以上类型金融机构，也具有金融控股公司特征。 这也导致风险的隐蔽性增强，2015年以来，资本掀起保险业投资热潮，多路资本也企图进入保险市场分羹，以期获得长期稳定的现金流，或是意图通过中短期存续业务快速集聚资金。但随着监管层收紧牌照批复，同时加严审核股东资质、资金来源，实施“穿透式”监管，不少资本在严监管面前“折戟而归”。值得关注的是，昨日保监会发布《保险公司股权管理法》，更是全流程增加了对股东潜在问题的监管机制，切实防范风险。[详情]
2018 年金融风向标！周小川、易纲、潘功胜答记者问，他们谈了这些问题．．．．．． 来源：证券时报 今天上午10点，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易纲，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这是周小川2002年底成为央行行长以来，第14次、也是从2007年起连续第12次亮相全国“两会”记者会。“金融改革与发展”这一话题是央行继2014年、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后第五次聚焦。 在本次记者会上，金融去杠杆、金融监管、利率、外汇、金融业对外开放、外汇储备、人民币国际化、债务风险、住房信贷政策、货币政策、数字货币等问题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而根据今年“两会”议程，3月19日（星期一）上午9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将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 央行行长周小川今日上午在回答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提问时表示，数字货币发展有技术上的必然性。未来可能纸质、硬币这些会逐渐缩小，甚至不存在。要慎重发展数字货币。研发数字货币要经过充分测试，可靠后再推广。有些数字货币走向虚拟资产交易，这个方向要慎重。（视频） 要点归纳： 周小川：全球经济多个地区出现复苏迹象，过去全球范围内的低利率将告一段落。 易纲：（是否跟随美联储加息）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考量的是国内的经济形势。 周小川：中国在市场准入方面的开放可以胆子大一些，开放程度更高一些。人民币国际化促进了中国金融的对外开放。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是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意味着中国在货币可兑换方面逐渐迈出稳健步伐，预计开放程度还将加大。 潘功胜：未来中国外储会保持基本稳定。 周小川：资本市场和全球主要资本市场联通方面还有进一步可以做的。中国稳步渐近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有个别限制将逐步放开。 周小川：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中。去年7月份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已经说明了金融改革的思路，其后就成立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委员会，放在人民银行，也这说明央行将在新框架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金融机构改革主要依据中国国情，也参过了国际金融机构的设置，也研究了双峰监管的体制，但目前看还是要再观察一段时间。 周小川：目前中国整体债务的情况已经平稳了，已进入了稳杠杆和逐步降低杠杆的阶段，这个趋势还是很明确的。广义货币的增长已经低于名义GDP的增长，央行和金融机构共同压缩了影子银行的业务，有些影子银行就回归了表内体系的业务。 潘功胜：房贷利率是略有上升，但从长周期来看，仍处于合理范围内。 易纲：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主要是针对金融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而言的，要看实体经济是否得到有效支持。 创新应该得到货币信贷、股市、其他各种融资方式的支持。从流动性角度讲，看市场利率是否平稳，准备金水平是否合适，各方面指标是否在合理范围内。 易纲：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M2也没有量化的指标，市场深化和金融创新使得M2与经济相关性比较模糊称，预测性不确定。绝大多数国家都淡化M2作为预测目标。针对新情况和新时代发展要求，要更注意盘活信贷存量。 周小川：M2指标口径总是在不断变化，不是一个精确衡量货币政策松紧的工具。假定M2口径短期内变化不大，如果M2与名义GDP基本一致的话，这就是不松不紧。更重要的指标还是要观察通货膨胀率和就业指标。未来应该逐渐从数量转移到对价格的关注。 潘功胜：央行正在会同相关部门进行修改，会尽快公开资管新规。 周小川：央行认为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应用不慎重的产品要停一停。目前不认可比特币一类虚拟货币作为支付工具，也没有认可虚拟货币作为支付工具。 潘功胜：分业监管情况下 金融控股存在监管空白、监管主体也不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规则要防止虚假出资等行为，要强化关联交易的管理，要落实行为监管建立并表监管机制。央行正在研究制定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规则。 周小川：虚拟资产交易需要更加慎重，虚拟资产交易也不太符合我们金融产品、金融服务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方向。所以在整个过程中，不必太着急，稳步的研发，有序的进行测试，把握住方向，要强调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防止变成过度投机的一种产品。 周小川：我们不会对香港财政、货币政策作出什么评论或者提出什么政策主张，而是说如果香港作出的选择，我们一定高度尊重，同时配合好，在现有的体制下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做法，使得现有的体制能够平稳的运行，尽可能的把可能存在的缺点和不利方面降到最低程度。 提问与回答的重点内容： 1、金融去杠杆 路透社记者：2017年在金融去杠杆的背景下，中国非金融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上升0.47个百分点，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是否会影响经济发展？在高借贷成本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今年央行是否仍将跟随美联储脚步提升利率？中国政府是否将放松对资本外流的管制？在设定人民币中间价时，是否会完全取消使用逆周期因子？ 周小川：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中经过这么多年艰难曲折的复苏，终于现在在全球多个地区都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因此，很多重要国家的货币政策从数量宽松慢慢退出。首先这是一个好事，这个好事也意味着过去全球范围内的数量扩张和低利率可能逐渐将告一阶段。中国也是整个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这个方面的影响大家应该可以预估到。 另外，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增长方式也是在转变。我们现在强调经济是一种新常态，是从过去追求数量型增长转向追求高质量增长。所谓过去数量型增长的旧常态，就是有很多事情也是靠资金堆积，资金投放比较大，所以就能够刺激经济增长。这种方式的转变也表明未来经济的增长依靠数量堆积会减少。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中国广义货币的总量在经济体中已经相当大，在追求质量型增长的时候，就有可能减少过去大量依靠资金支持的这种增长方式。所以，实际上整个中国经济体里的广义货币这个池子里的钱可以用得更有效率，一旦用得更有效率以后，也并不见得就是说资金就紧张。应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既有看到整个资金上数量和价格有上升趋势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它也有提高效益和价格下降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在货币政策上和外汇政策上，都有相应的政策响应。 易纲：我们监测到，去年年底贷款利率是同比上升了0.4个百分点，看去年的物价CPI是1.6，PPI是6.3，GDP的平减指数大概是CPI和PPI的加权平均。这么看，我们的实际利率是稳定的，我们不仅仅要看名义利率上升了0.4个百分点，还要看实际利率，实际利率是稳定的，和经济走势是相一致的。资金面上供给，也是比较平衡的。 至于美联储将加息这个问题，我们看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依据国内经济和金融形势，我们要进行综合考量。同时，跨境资金流动是比较平衡的，在这方面我们要继续推进资本项目平稳的可兑换，同时也要防范风险。 潘功胜：关于外汇管理方面措施的问题，大家知道，我国的外汇市场曾经在一段时间经历了高强度的风险和冲击。我们通过一些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比如采取全口径外债宏观审慎管理，征收银行远期售汇风险准备金，对境外机构境内存款执行正常的存款准备金率，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价模型中引入逆周期因子等。 另一方面，在2017年年中，我们四个部委对外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已经非常公开化和透明化。在过去几年当中，在外汇管理微观市场监管上，我们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和外汇管理政策，加强了外汇市场微观监管，管理的着力点主要是打击虚假欺骗性交易，打击地下钱庄，加强跨境收支的真实性申报，加强金融机构的合规性监管等。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微观监管措施不会因周期变化而发生改变，它会保持在不同周期的标准一致性和稳定性。 2、金融业对外开放 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记者：近年来，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程度是越来越高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到要有效地开放银行卡清算市场，放开外资保险经济公司经营范围限制，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还有统一中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标准。请问，下一步对于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央行有什么具体的打算？ 周小川：市场准入方面的对外开放准备很多年了。中国实际上从90年代后期在准备加入WTO的时候，就开始酝酿在市场准入方面扩大对外开放，当时有亚洲金融风波，这个步伐在一度情况下稍微慢了一些。随后中国加入了WTO，在市场准入方面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对外开放。实际上在加入WTO若干年后，我们也在准备，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但是不巧后来又遇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现在，我们进入新的阶段后，确实在市场准入方面对外开放可以胆子大一些，开放的程度更高一些。 另外，除了允许外面的机构在中国办金融业务以外，对外开放还是一个更广义的内容。其中也包括中国的金融机构走向全球。这些年，中国的金融机构在全球各个地方也设立更多的分支机构和子行，开展了越来越的业务，和其他国际的金融机构有很多很好的合作，也存在竞争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也促进了中国整个金融的对外开放。当然，除了人民币可以“走出去”以外，我们金融市场的其他方面也有重要的开放步伐。 在最近已经过去的五年里，我们有“沪港通”，后来又有“深港通”、“债券通”，这些都是金融市场上的对外开放。这些开放，也意味着中国在货币可兑换方面逐渐迈出坚实稳定的步伐。预计这种开放的趋势还会继续加大。在政策上来讲，我们多数该研究的政策都已经研究过了，逐步寻找时机稳步向前推进。对外开放也是实体、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参与者在开放的环境中逐渐成长，逐渐在开放中体会自己的角色、发挥作用和体会国际竞争的过程。 易纲：我再补充两点：一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金融业对外开放相关工作。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所以，我们要落实中央的精神。习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6次会议和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也强调，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是我们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要积极稳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安排合理的开放顺序。所以，我们人民银行和金融业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对于金融开放的部署。 二是放宽或取消外资一些股比限制。实际上这是减少了对外资机构的歧视性待遇，体现了内外资一视同仁，这并不意味着放松监管。外资金融机构要准入或者开展业务的时候，依然要按照相关的法规进行审慎监管，这样我们通过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配套监管机制，我们仍然可以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3、外汇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国际在线记者：央行刚刚发布了2月份外汇储备的数据，请问为什么外汇储备在经历了十几个月的增长之后突然出现下降，这是否意味着外汇市场的形势会有较大的变化？ 周小川：外汇储备的数量在会计上是有很多学问的。第一，我们现在外汇储备还是以美元来计算的。中国老早就建议将来世界各国是不是可以以SDR来计算，因为用美元来计算，美元升了或者贬值了的话，外汇储备里其他的货币成份，比如欧元、日元其他成份折算成美元的时候就变了。所以，你可以注意最近一段时间由于美元的变化，而且美元的变化有一些也是美国自己的一些政策所导致的波动，引起了美元有一点回升，这个美元升值以后，日元和欧元的成份折算成美元的时候就变少了。所以，外汇储备加总就会有所减少。 第二，在外汇储备中，有很多项目按照当前的会计准则都是叫“盯市”（mark to market）计算，外汇储备投资的债券、股票和其他的这一类资产，它会随市场变化发生价值变化。大家知道前一段时间，可能有一些资产涨得很厉害，涨到头以后就会有下跌，一旦下跌的时候，按照“盯市”法计算的时候，储备数量就有所减少。这可能是最近变化的最主要因素。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但是，从中国国际收支平衡和外汇形势来讲，都没有任何重要的变化。 潘功胜：周行长已经讲得很清楚，我国外汇储备在2017年1月份下降到3万亿，此后持续12个月小幅上升。在今年2月份有微小的下降。我们前天发布了外汇储备的数据，外汇储备下降了270亿美元。 刚才，周行长已经讲了原因。第一，汇率折算的问题。2月份美元汇率指数上升了大概1.7%。第二，资产价格的问题。国际市场债券价格指数出现下跌，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股票市场基本上都下跌了4%到5%。主要是这两个因素导致了我们2月份外汇储备规模有所下降。往前看，我国经济基本面比较稳定、稳中向好，汇率也比较稳定，双向波动。未来，我国外汇储备仍然会保持一个基本稳定的水平。 4、人民币国际化 外文局中国网记者：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今年会有哪些主要举措？ 周小川：人民币国际化，应该说主要的政策该出台的都已经出台了，也就是说已经允许在贸易和投资中使用人民币，同时，人民币现在也已经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的SDR的篮子，主要的步骤该做的都已经做了。应该说，市场参与者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和投资，以及用于资产计价，包括一些重要商品、储备，在多大程度上用人民币计价交易，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也是谁也强制不了谁的，都是他们自愿按照他们的理解来考虑的。所以，今后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至于政府方面或者说从央行的角度能够继续推动的事，我觉得一是在资本市场和全球主要资本市场的连通方面，可能还有进一步可以做的事情。这方面大家也已经看到，这些年始终都有一些进展。再有，整个金融市场其他方面的连通也会有所增强。另外，中国是稳步地、渐进地推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可兑换以后，还存在着一些个别方面的限制，这些限制也会逐步有序放开，放开以后，人民币国际化还能够进一步地向前迈进。 日本经济新闻记者：从2016年的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加大对资本外流管制的力度，这导致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有所放缓，您怎样看待未来中国的资本项目的开放进展？ 周小川：我个人并不认为说整个资本项目可兑换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资本项目可兑换不是改革的最终目的，它服务于什么，还是服务于中国经济和世界整个经济更加融合、更加开放，实现所谓开放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是开放型经济，货币的自由使用程度应该高，应该可兑换。但与此同时，你要防范风险，除了金融的风险，也要考虑到经济中各种不同实体所面对的风险，还要考虑到要有反洗钱、反恐融资这一类内容。整个国际货币体系也并不完善，所以有时候资本流动会起到副作用，会伤害某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像这些都必须考虑在内。因此这样的一种改革开放的进程，应该说历来都不是直线型的，它总是朝这个方向走，如果经济中有一些问题的话，就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有一些方案、有一些具体的执行措施需要进行微调，这样的话最终会有利于在这方面前进。 中国从90年代到现在，最早提出人民币要变成一个可兑换的货币，我记得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是1993年就提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之中，作为一个大国逐步开始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有最大的两个曲折，不是说最近有什么曲折，最大的两个曲折，一个是亚洲金融风暴，一个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一旦出问题，大家就会对政策进行评估，进行反思，进行适当的调整，以便总体上在这个方向上走的更扎实、更稳健，最终实现改革开放的目标。 易纲：我补充一句。资本可兑换是在稳步的推进，在资本项目下有两个最重要的项目，一方面是直接投资，包括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FDI，一个方向是ODI。直接投资，我觉得真实贸易投资背景下都是很方便的。另外一个大的项，比如说组合投资，就是金融市场的开放，我们国内股市、债市的开放和中国的居民将来可以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产，配置它的组合投资。不管是直接投资，还是组合投资，在这两个方面都会进一步的稳步推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这里有一些“放管服”的改革，有一些便利化的改革，还有一些数据透明度，还有一些比如说反洗钱、反恐融资的要求，这些都会稳步的推进。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我们国内市场现在也在变大，不管是股市还是债市还是其他的市场，将来也都要做双向的开放。在做开放的同时，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控好风险，使我们的监管水平和开放的程度相适应，这样就能够在开放中防范好风险，使得中国的居民和全世界的投资者在中国市场上更加的便利，配置资源的效率更高。 5、金融监管 彭博社记者：在中国新的金融监管架构之中，中国央行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周行长您去年还曾经对金融风险过度乐观的情绪做出过警告，您当时说金融风险呈现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传染性、危害性的特点。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债务水平并未下降，而是缓慢上升。我们了解到您可能即将卸任了，请问您如何评估当前的债务风险，您是否认为中国已经采取了应当采取的措施来避免您所警告的后果？ 周小川：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现在还在进行之中，在本次人代会最后几天，可能代表们还要就国家机构改革研究讨论，其中也包括金融监管体制进一步改革。一些主要的内容，在去年7月份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所披露的消息里，已经说明了金融改革的一些主要思路，包括其后成立了国务院金融稳定与发展委员会，其办公室放在人民银行，这些都表明人民银行将在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现在这个作用，我个人体会，一个是有一些金融监管的空白，过去的监管体制出现了一些空白，这些空白可能需要尽快的弥补。第二个是金融监管有一些规则，也出现了一些缺陷，需要增强金融规则的制定。此外，还有一些已经发生的金融机构或者准金融机构的风险需要抓紧进行处置，维持金融系统的健康。 关于中国整体的债务情况，我们觉得大家已经看到债务增长较快的情况现在已经平稳下来，所以已经进入了稳杠杆的阶段，甚至是说我们广义货币的增长已经低于名义GDP的增长，也就表明，在总量上进入了稳杠杆和逐步调降杠杆的阶段。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观察不同的指标，其中有一条是央行和监管机构共同压缩了“影子银行”的业务，在压缩“影子银行”业务的同时，可能有一部分“影子银行”就回归到银行体系的表内业务，因此，你看不同的债务融资的增长速度是不一样的，甚至有些是负的，你不能拿其中一个指标，就说你看你们还在加杠杆，其实大家应该看到，现在已经进入到稳杠杆和逐步降低杠杆的阶段，这个趋势还是很明确的。 中新社、中新网记者：请问周行长，当前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办法的制定进展情况如何？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办法主要会聚焦在哪些方面？它与单独对证券、银行等金融公司的监管有哪些不同？ 周小川：金融控股公司，潘行长也有研究，我先简单说两句。一是社会上现在出现了金融控股的行为，有的叫金融控股公司，有的没有叫金融控股公司，但实质上有一些集团里形成了金融控股的做法，可能控股了多家金融机构，可能还在不同的行业，比如说有证券、有保险、有银行的、有信托的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同时也酝酿了一定的风险，这些东西应该纳入金融控股公司的管理。对金融控股公司，我们试图制定一些基本的规则，但目前也还在初步探索之中。首先一条，我们知道金融业是要依靠有足够的资本，资本是能够吸收风险的基础和能力，因为金融是高风险行业，你必须有一定的本钱来支撑它的稳健经营。目前出现的一些金融控股的行为，使得有一些他们所控制的金融机构的资本并不真实完整，社会上存在着有一些虚假注资、循环注资的问题。因此，强调资本的真实性、资本的质量、资本的充足，这是加强金融控股公司管理的一个内容。 二是你既然搞金融控股的话，你的股权结构，集团的股权结构和受益所有人的结构，实际控制人的状态应该保持足够的透明度。如果不透明的话，就容易在中间出现一些风险，出现一些违规的操作。因此，大家对金融控股的股权结构和受益所有人结构都很关注，也能从中能分析到很多问题。 再有，也就只有在所有权结构比较清晰的情况下，金融控股集团内部的金融机构要加强对它们的所谓关联交易的管理。一个是，控股集团内部的金融机构之间可能有关联交易，也可能和他们所控股的其他非金融类的企业，也就是实体经济的企业以及海外的企业之间，都可能存在关联交易。所以，对关联交易的管理会有所加强。 总之，要保持一种稳健经营、透明度。我认为，这可能是当前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管理和起草一些基本规范文件的起步点。当然，以后可能还会参照国际经验，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有更深的考虑。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从近几年的实践来看，类似于P2P和比特币这样的金融创新往往是起于微，但是发展蔓延十分迅速。我的问题是，我们未来考虑构建什么样的创新监管的体系或机制，来确保对这种金融活动萌芽早发现，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早的预防呢？ 周小川：应该说这也是最近出现的新课题，过去金融系统其实一直是跟科技创新配合得相当好，而且金融系统历来是科技创新的一个非常忠实的拥护者和应用者。大家可以想像，从早期计算机开始出现，从早期所谓通信系统开始改建，从远程通信的出现，计算机网络的出现，你在社会上看到金融行业不管是银行、证券市场来讲，都是计算机最大的买户，也是互联网非常大的使用者。金融系统很早也是所谓云存储的使用者，最早来讲大规模存储客户数据都是在银行系统发生的。我们金融交易所包括股票交易所在内的都是联网通讯、高速计算、数据挖掘，都是最忠实的云算者。 最近出现了一个情况，有一些技术发展比较快，跟常规不太一样，另外科技应用直接导致他们创造新的金融产品，创造新的金融市场板块，这种做法过去不多。新技术出来以后，他们去用，用的过程当中基本上还是把握住了应用的方向和范围。现在是有一些新的，这个新的东西我们第一是表示要密切跟踪，共同合作，再有是如果新的技术马上就投入运用，成为新的金融产品或者新的金融交易市场的板块，我们认为要慎重。按照现在的规则，你该申请的还要申请，该评估的还要评估，稳健以后再进行。同时我们特别强调一条，就是所谓消费者保护和投资者保护，你要注意这些东西它是会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效应。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加强投资者教育或者消费者教育。要知道对于一些特别新的产品，大家都没怎么摸过，过去都不怎么知道的，一定要学懂了再考虑去用，你要用的话，就自担风险，要自己搞清楚，否则的话，也不是完全靠监管能够管得住的。一方面监管要想办法学习跟上新的形势，另一方面有一些规则还是要坚持。最后还要加强对消费者、投资者的宣传教育，树立自我负责的态度。 6、住房信贷政策 澎湃新闻记者：2017年以来，多个城市住房信贷政策明显收紧，最近也有反映个人住房贷款额度偏紧、利率上升。请问今年住房信贷政策还会有什么新的变化吗？目前房地产金融风险的状况如何？ 潘功胜：围绕着房地产实际上是有好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住房贷款，最近有一些媒体在说住房贷款的问题和住房贷款利率的问题，认为2017年全国的个人住房贷款增长了4万亿，增长率是22%，人民币整体贷款增长12.7%，个人住房贷款增长了22%。今年1月份，个人住房贷款同比增长21.4%，人民币各项贷款整体贷款增长13.2%，个人住房贷款比整体贷款的增长差不多多了将近10个点。虽然2017年和今年的1月份个人住房贷款的增长有所减少，但是它仍然是比较快的增长，可以满足市场的合理需要。个别的银行在个别的时段由于资产负债匹配方面的问题，出现了放款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长的情况，我想是可能的。 关于住房贷款利率的问题，的确，房贷利率是略有上升。但大家从稍微长一点的周期来看，它仍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商业银行综合考虑负债端利率上升和房地产的风险溢价，对住房贷款利率自主进行定价，扩大利率的浮动区间，总体上符合利率市场化的要求和趋势。在这方面，人民银行会督促商业银行严格落实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对住房贷款执行差别化的定价，积极支持居民特别是新市民购买住房的合理需求。 第二个问题，关于房地产金融的风险问题。人民银行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审慎的房地产信贷政策，我国的房地产信贷质量总体上良好，房地产金融风险是可控的。我跟大家报几个数，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房地产贷款不良率是不到1%，整体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是1.85%，这是含政策性银行的，除掉政策性银行是1.74%，显然房地产贷款不良率的水平好于整体贷款的不良率水平，其中个人贷款的不良率只有0.3%。而且我国在住房贷款的发放上长期以来一直坚持比较审慎的政策，平均首付比在33%以上，去年新发放贷款的平均首付比在37%，这也是在国际上是非常审慎的住房信贷政策。当然，我们也关注到个人住房贷款、家庭部门杠杆率增长速度有点快，个别的房地产企业可能在财务方面比较激进，会有一些风险。 7、货币政策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我们注意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货币政策的表述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要松紧适度，和往年相比“松紧适度”这个表述比较新，对于市场来讲，我们如何来理解松紧适度？ 易纲：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这样的表述，主要是针对金融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而言的。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经济目前是稳中向好，我们看一个货币政策松还是紧，可以从几个维度，一是看信贷支持实体经济，支持小微企业，支持“三农”，支持一些薄弱环节。另外一方面是我们支持创新领域，中国经济目前有很多创新的亮点，看这些创新的领域能不能够及时得到货币、信贷、股市，还有其他各种融资方式的支持。同时，我们也要注意防范金融风险，还要注意刚才那位记者提出的金融改革。所以，松紧适度主要是看对实体经济而言，我们的实体经济能不能够得到各个方面有效的支持。能不能够创造一个防风险并且能够平稳推进金融改革的外部环境，这样就为我们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供一个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 从流动性角度来讲，也要松紧适度，也要基本上稳定。我们看流动性方面，主要是看市场利率是不是平稳，整个的超额准备金水平是不是合适，各方面的指标是不是在合理的范围内，这就是我们对“松紧适度”的考量。 另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讲的是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要合理增长，没有讲数量和指标，这也是一个新的变化。我们知道，长期以来我们用M2来作为一个主要指标，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应该说是很重要的作用。我们也要看到一些新的变化，这些新的变化就是，市场的深化和金融的创新，使得像M2这样的指标跟经济的走势的相关性变得比较模糊，有的时候预测性也变得比较不确定。全世界都有这种现象，这几年我们商业银行贷款以外的科目对M2的影响也比较大，各国都面临这种情况，所以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淡化了把M2作为一个指标，或者把M2作为一个预测目标这样的做法。这种相关性下降，它是一个规律性的事，你重新定义M2，改变M2的口径也不能够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针对这种新的问题和新的情况，针对我们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我们要更注意盘活存量，更注意优化货币信贷存量的结构，这样就能够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你说的这个合理增长也好、松紧适度也好。 8、资产管理行业的监管规则 第一财经记者：目前，央行正在牵头制定资产管理行业的监管规则，央行出于哪些考虑来出台这项规则？目前规则的进展如何？什么时候能够正式推出，以及推出之后是不是会对金融市场带来冲击？ 周小川：资管方面的发展其实也是一种正常的发展，但中间也有一些不规范的地方，一些类似的产品规则不太一致，另外也有一些冒牌的，打着一个名义来做的，实质上是其他的事情。因此确实有一些漏洞，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对资产管理行业进行规范化管理。在人民银行来讲，我们是范一飞副行长在负责这个事，今天他没来。但是，潘功胜副行长也管金融市场，所以他对这个事也比较了解。 潘功胜：关于规范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我们在去年11月份已经向社会公开征求了意见，大家应该从网上对它的基本框架都可以非常了解。我们也收集了很多的意见，会同相关部门对这些意见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且也合理的进行吸收。在考虑这个规则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到怎么化解在资产管理业务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所隐藏的风险，以及对这个政策出台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我们会在这之间寻找一个很好的平衡。这个政策人民银行正在会同相关部门进行修改，履行相关的程序以后会尽快向社会公开。 9、数字货币 证券时报记者：央行此前说正在研究发行数字货币，请问进展如何？对于数字货币的正式问世是否有时间表和路线图。请问周行长，您如何看待未来数字货币的应用前景？ 周小川：可能大家也注意到，人民银行在三年多以前就开始组织了关于数字货币的研讨会，随后成立了央行的数字货币研究所，最近的动作是和业界共同组织分布式研发，依靠和市场共同合作的方式来研发数字货币。在概念上来讲，大家头脑当中的数字货币概念都是不一样的，央行用的研发的名字叫“DC/EP”，DC，digital currency，是数字货币；EP，electronic payment，是电子支付。实际上电子支付的是什么呢？支付的东西实际上也就是通过移动通信或者是其他的网络系统传输的数字的东西，并不是纸面的货币，所以电子支付本身也是有数字货币的属性。 为什么把这两个连接起来？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目的，研究数字货币不是说让货币去实现某一种技术方案的应用，而是说本质上是要追求零售支付系统的方便性、快捷性和低成本。同时也必须考虑安全性和保护隐私。这几项东西既可以是以区块链为基础的或者是分布式记账技术、DLT为基础的这种数字货币，也可以是在现有的电子支付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技术。目前国际上对于数字货币的技术路线也有了初步的一些分类，表明它还可能是有多种可能的体系。应该说，数字货币的发展既是有技术发展上的必然性，未来来讲可能传统的纸币、硬币这种形式的东西会逐渐缩小，甚至可能有一天就不存在了，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在整个过程中，要注意整体的金融稳定、防范风险，同时数字货币作为货币来讲，要保证货币政策、金融稳定政策的传导机制，同时要保护消费者。有一些技术方案有可能冒的风险太大，结果出问题的时候使消费者受损失。特别是对大国经济来讲，我们一定要避免那种实质性、难以弥补的损失，所以要慎重一些。在这个过程中要经过充分的测试、局部的测试，可靠了以后，再进行推广。2017年，人民银行组织了数字货币与电子支付的研究项目，经过国务院正式批准，目前在组织大家推进。 大家可能也在市场上看到数字货币在某些方面引起很多议论，也出现很多风险，价格出现很多的波动。主要是有一些技术应用没有专注于数字货币在零售支付方面的应用，而跑到了虚拟资产交易方面。虚拟资产交易需要更加慎重，虚拟资产交易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也不太符合我们金融产品、金融服务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方向。所以在整个过程中，不必太着急，稳步的研发，有序的进行测试，把握住方向，要强调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防止变成过度投机的一种产品。刚才给大家介绍了现在的研发计划，在研发到一定程度会进入到测试阶段，我现在能说的也就是这些。 新华社记者：近两年，比特币ICO融资等虚拟货币平台一直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我们看到央行和各个监管部门采取了强力的监管，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效。请问这是出于何种考虑，下一步我们将出台什么样的监管政策？ 周小川：刚才您说到的那些措施可能您已经都观察到了，您是说背后怎么考虑。首先，我们刚才已经回答了跟此相关的问题，意思就是央行比较早就动手关注金融科技方面的新技术，并组织了研讨会，成立了研究所，在这方面付出了力量，同时进行了多方案的研究，这首先表明我们对科技的总体态度。同时，我们也很关注像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的应用。但与此同时，我们认为这些研发应该比较慎重，像比特币和其他一些分叉产品的一些东西出的太快，不够慎重，如果迅速扩大或者蔓延的话，有可能给消费者带来很大的负面的影响。同时，也许也会对金融稳定、货币政策传导，都会产生一些不可预测的作用。因此，我们主张，研究一些新东西是好的，但是除了市场的动力以外，还要考虑全局、大局，不是要钻一些政策空子，搞出一些什么爆发性的事件。 再有，你在投入真正运行之前，一定要考虑跟消费者的关系，跟投资者的关系。因此，如果在测试还不太充分，或者测试结果也没有得到广泛认同的情况下，迅速扩大会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所以，从央行的角度来讲，第一是不慎重的产品先停一停，有些有前途的产品也必须经过测试、经过认证，确实比较可靠了以后再推广。所以，大家注意到我们央行的做法是去年8月底先把ICO停了，后来紧跟着，我们是不支持比特币和人民币的直接交易的。再有是，把现在的所谓比特币一类的虚拟货币像纸币和硬币、信用卡一样作为零售支付工具，目前我们没有认可，银行系统不接受，也不提供相关的服务，这就是背后的考虑。 未来的监管，首先它是很动态的，它是取决于技术的成熟程度，也取决于最后测试试验、评估情况。所以，这个应该说还有待观察，也不是说马上就要拿什么样的监管措施。也像我刚才所说的，在考虑这些新技术的同时，在服务的方向上要清楚，我们不太喜欢那种创造一种可投机的产品，让人家都有一夜暴富的幻想，这不是一件什么好事，而是强调要服务实体经济。既然是说想搞数字货币的话，你要考虑确实给消费者、给零售市场带来效率、带来低成本、带来安全隐私的保护。另外，你要考虑大局，这个东西不要起到说跟现行的金融稳定，跟现行的金融秩序直接相冲突。当然，如果说是技术发展会对原有的金融秩序带来改变，也需要比较慎重地进行研究、进行论证以后再出台。所以，总的来讲，技术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也在逐渐摸索，在摸索过程中，说不上一定就是未来有某种确定的监管政策。研究这些问题，央行也是和市场人士密切配合，听取广大公众特别是媒体的意见。 10、信贷规模 凤凰卫视记者：关于信贷管理的问题。我们也注意到，去年年底监管层加强了对表外融资的管理，也导致表内的信贷规模激增，请问今年央行是否能够容忍信贷规模出现大规模的增长，是否会采取一些限制的措施？如果由于额度的限制导致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实际利率的增长又是否会倒逼央行进行加息？ 周小川：您提的这个问题，应该说从央行的角度我们更关心宏观的汇总的这种数字，当然每个部门它可能关心它自己的几个指标，就像你说的，如果一部分表外业务挪回表内的话，表内的增长可能就显得偏快。比如说，具体的处室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快了一些，但是从宏观上来讲，从央行总体观察来讲，我们还是更加注意总量指标究竟对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对就业、对物价的这些影响。因此，应该说有一些过去有点违规或者是打擦边球的表外业务按照监管的要求，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应该纳回到表内的话，这个调整是正常的，是有益的，同时在总量上也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现在的货币供应总量和其价格，就你说的利率，总体来讲还是由总量决定的，不会由单项决定，不是说就由信贷决定利率，而利率现在已经是代表了更广泛产品的一种综合的价格。虽然这个价格还会有很多品种，比如说贷款的价格、债券的价格、股票的价格，但总体来讲，整个的价格水平代表了宏观经济的状况。 11、港币汇率 香港商报新媒体记者：近期港币的汇率持续走弱，已经达到了有联系汇率以来的最低点。所以，我看到有声音讲，香港需要重新检视联系汇率制度。1997年的时候，中央大力支持香港维护联系汇率制度，我想知道的是央行到现在如何定位港币的地位和作用，包括联系汇率制度的地位和作用。 周小川：香港是特别行政区，在财政货币这些问题上都是高度自治的，在香港回归祖国整个过程中，在香港基本法立法的过程中，这些事都已经说明白了，我估计您作为香港的媒体比我更清楚。香港目前实行联系汇率制，联系的是美元。后来有一定的微调，扩大到了正负五分钱的浮动范围，这些都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自己作出的选择，走的是香港自己的决策程序，我们非常尊重这种政策选择。同时我们也尽我们的力量配合支持香港的汇率政策和制度选择。 因为香港经济还是和内地的联系最多，但是货币和美元联系比较紧，这中间会发生一些变化，这种变化应该说也都是在预期之中的，也不是超过预期的。这种选择，说实在的，有时候你会看到优点，有时候会看到缺点，因为选择很少，所以每项选择都不可能说只要优点不要缺点，总是共生的。我们不会对香港财政、货币政策作出什么评论或者提出什么政策主张，而是说如果香港作出的选择，我们一定高度尊重，同时配合好，在现有的体制下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做法，使得现有的体制能够平稳的运行，尽可能的把可能存在的缺点和不利方面降到最低程度。 戳这里，下载e公司APP锁定上市公司实时资讯！[详情]
Copyright © 1996-2018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