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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观点摘要：
数字治理方面，欧洲已经很落后，中国具备数字经济的天然优势。
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生产要素具特殊属性，可以无成本复制并瞬间规模化。它用传统经济学的科斯定理无法解释。
西方的数据隐私悖论
在中国，不一定看到科技公司的大者恒大，拥有数据者恒强。
近期看不到全球化数字治理体系的可能性，更可能看到中美加剧两极化的数字世界。
数字货币是一大趋势，亚洲经济的人民币化可能是另一大趋势。
国家治理碳排放最有效的手段应该是“胡萝卜加大棒“。
国家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收益和传统能源产业转型升级成本之间的平衡。
发达国家要补贴发展中国家进行气候治理，这是发达国家为“曾经的罪过”而应该付出的补偿。
霍尔姆斯特姆BengtHolmstrom霍尔姆斯特姆教授，麻省理工教授，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全球数字治理和环境经济学领域的重要思想者。经济学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中非项目主任于泽携手新浪财经与霍尔姆斯特姆教授畅谈了数字经济和气候变化对于全球和中国未来的一些前沿思考。
1． 数字治理方面，欧洲已经很落后，中国具备数字经济的天然优势。
随着数字经济的崛起和普及，全球亟待构建数字治理体系。在疫情后的东西方世界，可以明显地观察到运用数字手段与不运用数字手段处理疫情风险的差别。
西方国家非常重视数据隐私，但是如果对数据的监管到了以至于没有平台、或者很少有人能使用数据进行生产的程度，这不仅阻碍了创新，还侵害了社会的共同利益。
在这次对抗新冠疫情中，很多国家强烈的要求保护个人数据隐私，但是谁又曾想过，什么才是对社会有益的？数据的聚合给了我们更多对疾病的理解。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说“不，我不想成为那个数据集的一部分”，这对社会来说是代价高昂的。
中国在数字经济时代是有很强的优势的，中国有巨大的数据积累的空间，数据是新财富的源泉，也是新的生产要素，尤其是在人工智能主导的经济模式下，数据规模的差异意味着未来国家经济发展的差异。
欧洲很让人忧虑，他们的非常严格的隐私保护基本上会限制使用大型数据库的可能性。国家需要找到合适的在保护隐私和创造价值之间的平衡点，在这点上欧洲远远落在了后面。
2．带入临界点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生产要素具特殊属性，可以无成本复制并瞬间规模化。它用传统经济学的科斯定理无法解释。
数据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非竞争性商品（non-rivalgood）。如果你使用数据，比如你的电脑程序，我也可以使用同样的程序。这个电脑程序的使用权不是唯一的，不会因为你的使用，其他人就不能再使用。这是其它的要素不具备的属性，比如你吃了一个苹果，我就不能再吃这个苹果了。苹果，或者劳动力和土地等，都属于竞争性商品（rivalgood）。
数据的规模化基本上是无成本的，或者说复制数据需要微不足道的边际成本，是可以忽略的。比如你复制一套你的电脑程序给我，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这样我们可以几乎不需要投入，使数据的使用无限规模化。如果你要复制其它的产品，是需要成本的，而且产品的边际效应会递减。数据的生产和规模化完全不一样。
数据的规模化可以在瞬间完成。比如，我发一个电子邮件就可以分享一亿份这个电脑程序，它会具有惊人的价值，因为现在又一亿人可以使用这个程序。
数据的另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它的网络外部性，这个与数据的聚合有关。聚合的数据可以被使用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数字工具等。比如，我把个人的数据提供给了淘宝，淘宝可以把我和你的数据以及其他众多人的数据结合起来，数据的聚合使数据变得非常有价值。
数据具有巨大的价值，因为它可以被无成本复制，但这也有不利的一面。当你卖给我数据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卖给别人，甚至是我的竞争对手，这就减少了我获得的数据的价值。我本以为我获得了独家的数据使用权，但其实在无成本的条件下，数据就已经被我的竞争对手获取了。
制度经济学的科斯定理认为如果企业能正确地划分所有权的边界，其他的事情就都会迎刃而解。科斯定理在数据领域是无法继续成立的。
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一个终极问题，就是谁应该拥有这些数据？或者数据是否可以以及如何被交易？比如，是否可以租赁数据？是否可以拥有数据的暂时所有权？
3． 西方的数据隐私悖论
欧洲认为数据基本上归个人所有，个人必须明确同意，公司才能抓取数据。我们每个人都看到过数字平台的一些条款。在条款的最后会有一个问题，你是否同意分享数据？我们都会点“同意”，因为如果我们不点同意，我们就得不到我们想要的服务。
这就存在一个隐私悖论。个人其实并不太担心自己同意这些互联网服务中的数据协议，因为人们喜欢获得免费的服务，而获得免费服务的代价就是允许自己的访问数据被公司使用，以实现打广告或其他目的。而个人总体上并不犹豫点击并接受这些数据条款。
这个隐私悖论就是个体其实并不太在乎个人数据的提供和接受数据分享的承诺。但个人会担心某些公司比如脸书等会滥用聚合的数据库以达到一些不符合社会公众利益的目的，对社会整体产生不良的影响，这个影响不是针对某个个人的。
所以我们的个人数据如果没有聚合，就不会产生数据的价值，真正的价值来自于数据的聚合，这是人们所担忧的。
4． 在中国，不一定看到科技公司的大者恒大，拥有数据者恒强。
美国有很多大数据公司有很高的价值，它们的高估值是由数据的规模效应带来的，数据规模会产生网络的外部效应。但是美国的科技公司是纵向发展的，他们不太会介入彼此的核心营业范畴，这是一个公司间的隐性协议。比如谷歌95%左右的业务仍然是搜索引擎，脸书仍然是社交媒体，
在中国看到的是生态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竞争，比如阿里系，腾讯系，美团系，字节系等，中国的竞争相当健康而激烈，但是这些头部公司会试图占有几乎所有的数字领域，在彼此的领域内互相竞争。
所以即使在大公司拥有网络效应的前提下，因为中国和美国切割市场的方式不同，可以说，在中国，我们不一定看到大者恒大，拥有数据者恒强。大的科技公司会遇到新的竞争对手，就好像拼多多如一匹横空出世的黑马，战胜了淘宝一样。
即使治理的手段迥然不同，中国和美国都同样担心这些巨型科技公司的规模，双方都在采取措施以减小这些大公司的垄断。美国现在正对谷歌展开行动，毫无疑问，美国也会调查其他的大型科技公司。而在中国，我们也在近期看到一系列的反垄断处理，所以中美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处理垄断的问题，以保证充分的竞争环境。
5． 近期看不到全球化数字治理体系的可能性，更可能看到中美加剧两极化的数字世界。
全球很多人在呼吁设立全球统一的数字治理框架。但是各国对数据隐私的标准不同，对数据使用的理解不同，中国和西方世界是否有可能尽快达成任何形式的富有共识的全球化数字治理标准？
我在近期看不到这样的可能。我们现在看到两个非常强大的经济体在竞争谁拥有数字经济的主导权，数据的地域归属权，对数据作为国家安全的立法权，所以我不认为在近期会看到一个全球公认的数据治理协议的出现。
但是在特定的领域，比如健康或对本次疫情的处理上，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国际的合作。在很多方面，我认为中美将保持非常激烈的数字领域的竞争，我想我们更有可能看到一个更加两极化的数字世界。
6．数字货币是一大趋势，亚洲经济的人民币化可能是另一大趋势。
目前大量的非主权国家发行的数字货币正在被创造出来，比如比特币等。天枰币是一个公司发行的虚拟货币，它可以不需接受主权国家监管而实现跨境支付等等，天秤币为中央银行敲响了警钟，美联储基本上否定了它出现的可能性。
但从长远来看，小国可能面临以下风险：我们称之为经济的美元化，但也非常可能最终是人民币占据主导的货币地位，尤其是在亚洲。
在不可知的未来，我认为将会有超越国界的数字货币的出现，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对全球主权货币构成严重挑战。
7．国家治理碳排放最有效的手段应该是“胡萝卜加大棒“。
中国几个月前宣布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可以通过征收碳排放税来惩罚不良的碳排放行为，或者通过低息贷款来奖励好的环保行为，或者设立一套市场机制，通过碳交易来实现碳排放的市场调节。是什么让有些措施会比其它措施更有效？
中国承诺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是非常值得赞许的，中国会尽全力来努力应对气候问题，因为中国的大城市正在直接受到碳排放所带来的环境影响，所以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也会尽力进行环境保护。大城市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环境生态，环境治理其实比人们想象的更具有地方性。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可以说是一个领导者。
在欧洲和美国，年轻人已经开始表达他们关于气候变化的观点，并准备做好惩罚那些没有环保意识的企业。年轻人有购买力，就有很大的市场发言权，他们倒逼了投资者对于环保的认识，希望公司价值最大化的投资人会确保他们的公司做出对气候变化的承诺。
我们现在看到那些注重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公司，也就是通常人们认为“自私”的企业会想要真正的保护环境。因为庞大的公众压力，投资者需要保护环境以赢得消费者的信赖，所以现在在欧洲，我们看到投资者和环境保护的利益统一的，是双赢的。
我不确定中国是否出现了类似的公众压力，成熟到可以导致公司估值的变化，在中国至少目前还没有通过企业的估值体现出企业间在环保行动方面的差别。
我认为综合各种政策的考量，最具有激励效果的仍然是某种形式的税收，或者说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和美国采用的方式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8．国家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收益和传统能源产业转型升级成本之间的平衡。
我们现在讨论碳中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传统能源技术和旧的能源生产周期实际上已经到了它的尽头，或者已经超越它的使用年限。无论我们是不是要节能减排，实际上这些传统能源基础设施已经不得不更新了。
目前我们发现新的清洁能源技术实际上比传统能源要便宜很多，比如太阳能电池板，风能等各种其他技术，今天已经在定价上变得非常具有竞争力了。考虑到绿色能源的的竞争优势，市场会自然选取清洁能源和清洁技术进行升级换代。就这一点看，清洁能源对传统能源的替代是很容易做到的。
但存在另外一个挑战，就是传统企业升级的成本。
如果我们不用担心工人的生活，或者是电力的持续供应，当然我们会选择直接关闭传统能源企业。
或许我们觉得我们不应该对工人那么严厉，那么我们要为失业工人提供相应的补贴，以帮助他们转移到其他更有活力的生产领域。尽管付出很大的代价，我们需要尽我们的所能让那些因为能源转型而承受经济损失的人得到相应的帮助，我认为我们应该设计这样的解决方案。
但是，作为一个共同体，如果我想把中国比作一个共同体，我不知道这个比喻是不是恰当。作为一个共同体，这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停止环境污染。
9．发达国家要补贴发展中国家进行气候治理，这是发达国家为“曾经的罪过”而应该付出的补偿。
发达国家需要补贴发展中国家，这是正确的决策。发展中国家同样希望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快速发展经济，就像发达国家曾经的选择一样。
如果发达国家不想让环境继续污染下去，那么我们必须要对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进行补贴，这实际上是发达国家对“曾经的罪过”的一种补偿。
(本文作者介绍：哈佛大学政府学硕士，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中国非洲项目主任、高级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员，IE商学院MBA教授，巴基斯坦国防大学杰出外籍教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中国、5G及地缘经济类别专家。)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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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政府学硕士，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中国非洲项目主任、高级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员，IE商学院MBA教授，巴基斯坦国防大学杰出外籍教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中国、5G及地缘经济类别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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