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数据极权主义

　　意见领袖丨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卡特琳娜·皮斯托尔（Katharina Pistor）哥伦比亚法学院比较法学教授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现代生活，降低了收集、储存和共享数据的成本，也创造了全新的沟通和交流媒介：互联网。IT革命位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参与形式创造了条件，我们被告知，它将增强个人自主和社会包容。

　　但四十年后，主要赢家并不是大多数人，而是一小撮权势实体。国家和少数科技公司积累了巨量数据，并把它们变成了监控和控制的工具——从而带来政治和经济利益。

　　IT印证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格言。但数据控制的相对脆弱性意味着仍有可能纠正过去的错误，实现数字时代的积极潜力。为此，我们必须纠正关于数字的性质的错误概念：它们不是资产，而是集中控制的手段，特别是当它们落入集权手中的话。

　　数据常常与黄金和石油相提并论，似乎信息只不过是另一种可私人拥有并利用来获得经济利益的资产。但数据与普通资产不一样。原始数据具有冗余性，没有竞争性。这是一种不遵循稀缺性法则的资产，没有内在经济价值。因此，没有理由去囤积巨量数据，除非用作控制产生数据的个体的手段。

　　不幸的是，个人数据“生产者”无法轻易地将其他人排除出“他们的”数据，至少现在不能。除非我们拥有了有效的数据钥匙，能防止平台、智能手机和物联网公司不断地追踪个人做出的每个动作，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阻止其他人获取我们的数据。我们被告知要信任苹果等公司，因为它与我们的价值观相同，会保护我们的隐私。但是到头来，消费者根本无从阻止苹果公司破坏承诺，甚至无从得知它是否曾这样做。

　　2018年欧盟通用数据保护规则（GDPR）被誉为隐私保护的样板，其他司法辖区，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和巴西，正在效仿。GDPR的主要目标是要求收集“个人”数据时要经过同意。所谓“个人”数据是指一切可用于识别某个个人的信息。但受隐私规则约束的个人数据与很容易被窃取的工业数据（来自物联网）之间的区别并不总是十分明确。

　　事实上，看起来是非个人的数据，常常会与其他数据相结合来识别留下了数字足迹的个人。最近的《纽约时报》调查发现，手机会每秒发出“非个人”定位数据。这些信号可用于追踪某人从家中到工作单位再返回的轨迹。有了这一信息，私人或政府实体可以轻易地将这个人同某个地址联系起来，并发现他的身份。而随着面部识别软件的普及，将行为与做出行为的个人相隔离的伪装也将不复存在。

　　在荷兰，法院不得不驳回政府的“系统风险指示”计划，因为它侵犯了基本人权（当然，这一裁决在其他许多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在获取了大量有关穷人和其他社会福利接收者的行为数据后，政府运用一种算法识别未来最有可能发生福利欺诈的个人。

　　承认数据不是一种资产，而是一种控制工具意味着监管数据，建立消费者的数据产权，或用反垄断法恢复竞争都不可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如何防止用数据来统治。拆分现有企业可能是过渡性的必要之策，但不会是终极目标。更广泛地说，所有人都没有理由收集和存储关于其他人的数据——除了出于保持安全的需要的程度，或者除了确保在设计时便考虑到用户利益的平台的正常运行之外。

　　仅仅是收集和存储数据的可能，并不构成这样做的理由。对国家来说，保持克制应该是默认选项，这是宪法和基本人权的国际保护的要求。许多科技巨头对待数据的方式就像罗马法对待野生动物：它们不为任何人所有（无主财产），因此任何捕获它们的人都可以主张个人产权。但罗马法也包含了竞争的改变。纽约大学的理查德·爱泼斯坦（Richard Epstein）提醒我们，有一种东西叫做共同产权（公有财产），即不能为任何人所挪用的东西。

　　你也许会说，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已经进入了大数据、科技巨头和监控国家的时代。但用数据统治要依靠持续不断的新数据流。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要保护个人自主，就需要禁止收割数据，开发让数据生产者能够完全掌控他们的数据的科技；在必须这样做的情况下，也应该在从用户利益出发进行治理的数据基础设施中。数字革命的目标应该是保护自由，而不是加强监控。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