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新浪财经欧洲站站长郝倩http://weibo.com/haoqianlondon
两日前，美联储金融监管副主席兰德尔-夸尔斯（Randal K． Quarles）在华盛顿财政俱乐部（Exchequer Club）发表了一次“云讲话”。这次讲话的主题，正是针对巴塞尔的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大到不能倒”银行业改革的意见征询所作的补充与回应。
夸尔斯有些遗憾——因为疫情，就连华盛顿财政俱乐部在五月花酒店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午餐讨论会都只能暂停。在眼下一切都要“上云端”的特殊时刻，用来认真回顾“大到不能倒”改革进展再合适不过。
在夸尔斯看来，因新冠疫情而采取的隔离禁足措施是对金融系统的考验，甚至是在2007-2008金融危机之后金融系统所遭遇的最大挑战。在多年的改革之后，我们现在面临的压力测试比以往的猜测更为严重。
这一次，危机并不是来自于金融系统内部，而是外部。
问题就在于，各国政府是否已经可以处理复杂的国际银行问题，保证国际大银行活着的时候全球扩张，活不下去时也能有序破产，而不至于伤及经济根本？
——“大到不能倒”已成为过去式？
数十年的大银行扩张，金融业的跨境融合带来了诸多经济与社会福利，其中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直接助力全球产业链的成型与发展。可与此同时，金融网络和风险也越来越复杂和难以辨别。所以当大银行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监管者的选择十分有限：要么任由其无序地死去，要么就用纳税人的钱补上大银行的窟窿。
“大到不能倒”让监管者和金融从业人员担忧了几十年之久，但直到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和民众才真正体会到“大到不能倒”的厉害。欧美一些大型金融机构陷入危机甚至直接倒闭，诱发了金融系统性风险。最终很多政府之后全球监管机构都在关注“大到不能倒”的问题。
金融危机之后，20国集团设定了很多法规，对包括高盛，汇丰，德意志银行在内的全球性大银行进行条条框框的管理，核心就是避免他们重倒覆辙，再度绑架了政府和普通纳税人。
在金融危机发生10年后，金融稳定理事会评估了这些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改革，并在6月28日发起意见征询，集思广益。
德国央行副行长布赫（Claudia M． Buch）此次负责了巴塞尔的金融稳定理事会（FSB）这次系统重要性大银行改革的意见征询报告。这次意见征询将持续三个月，也是“疫情后时代”关键的三个月。
此时针对大银行的健康问题提起意见征询背景十分特殊，因为新冠疫情再度引发了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系统的担忧，大银行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将直接决定他们是否能度过此次由新冠引发的经济危机
在向社会各界征询意见的同时，布赫的观点也十分乐观：“‘大到不能倒’改革令系统重要性银行适应性更强，亏损消化能力大大增强，核心资本充足率达14%，比2011年提升了一倍。这也是巴塞尔协议III改革和大银行自身独立的改革协同作用所带来的成果。同时，改革也给监管机构更多的选择，来应对那些面临压力的银行。”
例如，巴塞尔II协定中就有一个有趣的规定，就是在金融危机之前，很多信贷和信用资产的衡量很大程度依赖例如信用评级机构的外部机构，可这些机构并不在监管范围内。所以有很多当时被评级机构贴上安全标签的“优质”资产，事后被证明根本就是不安全资产。所以，巴塞尔III特别要求信贷产品的风险衡量要进行更严谨的情景分析。
对于这些银行业监管整肃的条款，标普（S&P Global）全球研究总监Alexandre Birry特意在昨日（9日）在布鲁塞尔布鲁盖尔（Bruegel）智库的在线研讨会上表示，他们在2015年初就已经在对债券发行信用评级时，剥离了政府支持的因素，以期对这些机构进行更为客观的审视和评级。
虽然金融系统面临的挑战却分毫不减，但各大央行相信这一轮银行们的实力已经大为增强，并不是上一轮金融危机时那么不堪一击了。
夸尔斯也极大赞许了大银行改革的成效，“各大银行在进入这场新冠疫情危机之前的形势，已经好过他们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相比2008年，他们拥有更多的资本和流动性。这都是20国集团在金融危机之后，对监管制度实施改革后的直接结果，也就是提升了金融系统核心的柔韧性。”
看起来，似乎对“大到不能倒”的担忧已经是过去式。
——银行应该学会用自己的两条腿走路
“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一旦发生经营困难，就会引爆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一系列的负面效应。所以“大到不能倒改革”有两个明确的目标：第一是减轻道德风险，第二才是是减轻系统风险。
虽然系统性风险感觉更为直接，但“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更为重要，也是真正实行这一系列改革的初心。所谓“道德风险”？即政府提供资金救助大银行时，在鼓励他们承担风险的同时，也让他们不计后果。结果政府为了避免金融系统崩溃而必须出面解救大银行，因此国家债台高筑。最终为大银行买单的只能是纳税人。
在这场改革中，大多数受到该改革影响的系统性重要银行都与跨境业务，所以针对“大到不能倒”的改革需要国际性的政策协作。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在2009年在20国集团伦敦峰会作为“金融稳定论坛”的继承者得以设立，就是这样一个专门性的国际组织，负责对全球金融体系进行监管并提出建议。
2011年11月，金融稳定理事会确定了首批29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名单，主要分布于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并对这一名单进行更新。2019年11月份是最新一期名单，涉及包括摩根大通，花旗汇丰，美国银行，德意志银行以及高盛在内的30家银行，中国银行（维权），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在内的四大行都在名单之内。这也从侧面显示出中国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力。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政策框架包括四大内容：附加资本要求；建立金融机构的有效处理框架；开展可处置性评估，制定恢复及处置计划；以及增强监管力度，提升监管有效性。
因为一系列的改革，大银行的融资成本升高了，让投资人意识到假如银行倒闭，他们将要承受损失，所以他们加大了对风险的评估，这一系列操作让大银行融资成本升高。与此同时，市场操作更有章法，纳税人的风险反而降低。
即使在改革期间，银行的说客从未停止申明改革将破坏实体经济，可从社会影响角度来评估，“大到不能倒”改革显然利大于弊。
总之，银行的股东们和债权人要学会自己承担损失，用自己的两条腿走路，而不是将风险甩锅给政府。
——大银行的新冠挑战
疫情后时代，市场期待百业复兴，面临一切不确定性，银行的柔韧度有多高，金融系统的健康与否异常重要。
这期间全球的金融版图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金融稳定理事会的监控数据显示，银行资产作为金融资产的比例也从2008年的46%下跌到2018年的39%。反倒是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市场份额有所提升，又带来了银行系统以外的风险。
好消息是，10年改革下来，金融稳定理事会的确发现大银行们更具柔韧性，实体经济可获得的信贷供给也没有减少，但依然有缺陷存在，例如市场参与者和公共部门可获得的信息不足。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息不全就是潜在风险之一。
三月份，市场已经经历了一波由急抛引发的市场波动，后来因为各国央行和政府的货币，财政和监管措施及时应对而得到解决。但是新冠事件并没有就此平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全球经济今年预期将出现4.9%的猛烈下滑，比2007到2008年金融危机时还要凄惨。即使很多指标显示经济活动在复苏，全球的经济复苏依然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金融稳定理事会的）分析主要是在新冠疫情之前完成的。即使如此，他们所得出的诸多结论依然与当下政策制定者和市场各参与方紧密相关。”夸尔斯坦言。
“公司板块进入危机时债务水平很高，又在进入危机之后有了更多的借债，诸多家庭也面临就业压力。下一阶段不可避免会看到不良贷款数额上升，需求下跌，借贷者破产。”这就是夸尔斯口中的金融系统所面临的潜在风险。
甚至有说法称，这一轮疫情之后的企业违约严重程度甚至可能超过大萧条时期。大银行们依然将是跨国金融机构，而如何让银行们做好万全之策，时时警醒，监管者加强国际合作，才是度过此次危机的最终途径。
(本文作者介绍：新浪财经欧洲站站长。工作十余年，从社会新闻到财经新闻，从上海到伦敦，从第一财经日报到新浪财经。)
责任编辑：郭明煜
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财经的立场和观点。
欢迎关注官方微信“意见领袖”，阅读更多精彩文章。点击微信界面右上角的+号，选择“添加朋友”，输入意见领袖的微信号“kopleader”即可，也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关注。意见领袖将为您提供财经专业领域的专业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