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中国资本，向何处去？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秦朔

　　自去年12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这七八个月间，中国商界尤其是互联网平台、教培等领域的变化，不可谓不剧烈。很多朋友也问我，对这些问题怎么看。

　　关于资本，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梳理这一概念的历史时，引用过14到15世纪的布道词中的说法，“这种繁衍不息的赚钱手段，我们通常称之为资本”。资本天然具有扩张性，追求的是繁衍不息。

　　资本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可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中国经济中，资本自有一席之地。资本市场也是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对企业界的朋友们说，现在反的是垄断，不是资本；防止的是资本无序扩张，不是资本有序扩张和健康发展。

　　那么垄断该不该反？资本有没有无序扩张的问题？问问消费者、上下游、竞争对手等等，肯定是有的。个别企业的嚣张甚至有些忍无可忍。

　　并不是不支持资本，创新资本、生产性资本、良心资本、有责任的资本、环境友好型和社会友好型的资本，并没有感到什么束缚。

　　科创板从提出到设立，只用了9个多月，到现在已经有300多家上市交易，有的连收入都没有，也可以上市。2018年，宁德时代在A股IPO，从招股书披露到IPO成功过会，仅用时24天，成为继工业富联（36天）和药明康德（50天）后，又一快速上会的A股制造业龙头。以市值计，宁德时代创始人曾毓群的最新财富已经超过了马化腾和马云，但没有听到过谁说应该抑制。

　　但某些资本，确实遇到了天花板。

　　客观地说，互联网平台的创业者，基本都是在阳光下白手起家，和权力资本、寻租套利型资本有着根本区别，并不属于被抑制的对象。但他们有没有值得反思、自省的问题呢？

　　这里不谈具体的现象，仅仅谈一下互联网平台对外部的态度问题。

　　不止一位从跨国公司跳到互联网平台的职业经理人对我说，这里的激情、灵活、创新、激励，让人印象深刻，“但有些说法，听了内心也常常不安，比如‘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创新都是从打破条条框框开始的’。似乎现有的管制都是落后的，所以打破它乃是一种光荣。这些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久而久之，企业会形成一种文化，提到监管就看不惯，内心抵制，该遵循的也不以为然，这就会埋下隐患。”

　　也有政府官员告诉我，某某互联网平台存在违规，被政府约谈。“约谈时，他们承诺的很好，保证如何如何改进。但一回去，还是按原来的路子走，甚至给上面的部门写材料，说地方政府阻碍他们创业、创新，不支持新生事物发展。难道支持新生事物就是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把现有秩序都打破，一地鸡毛都由我们收拾，还要落个‘僵化落后’的名声。”

　　还有投资者说，他们入股某平台时，曾经提出如何保证合规的问题。但平台的回答是：“我们有关系，不会真的揪住不放的。再说，政策也不是一成不变。”

　　这些资本，如果早一点觉悟，多一些谦卑，可能不会是今天的结局。

　　新华社前几天针对股市波动发表了一篇评论，指出，无论是针对平台经济还是校外培训机构，这些监管政策，并非是针对相关行业的限制和打压，而是“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维护网络数据安全和保障社会民生的重要举措”。

　　互联网经济是中国过去十几、二十年发展的亮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善莫大焉。新一代互联网企业家的广阔视野、创新实践、学习能力，也丰富了整个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内涵。

　　过去这些年，基于商业史研究，我一直在呼吁，互联网公司不仅要有创新的扩张，也要有谦卑的自觉，有在行业竞争中更为友好与负责的态度，有对企业和社会关系的恰当理解。

　　我在之前写的不少文章中，都讲到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前20年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这场运动标志着“自由的资本主义”转变为“有管理的资本主义”。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是进步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他的改革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打击由少数金融和工业大亨制造的垄断，二是扩大政府对经济和生活的调控权，三是对自然资源与环境的保护。

　　在他任内，数十家托拉斯企业被诉讼，解散了牛肉托拉斯、石油托拉斯和烟草托拉斯等等。他被称为“托拉斯爆破手”，也被认为是“全面理解自然资源保护问题的第一人”。

　　西奥多·罗斯福认为，国家的危害，一是暴民，二是胡作非为的大财主。1902年，他下令总检察长对北方证券公司提出起诉，最高法院最终以5票对4票的裁决支持了联邦政府。华尔街为之震动。1903年，联邦政府设立“商业和劳工部”，其中有一个公司局，专门负责调查各州际公司的经营和行为。

　　西奥多·罗斯福说：“集权化已经出现在企业中，如果为了公众的利益想要控制这些不负责任的外在权力，那么只有一种办法能够控制它，即把充分的控制权给予一个有能力运用这种权力的主权体——联邦政府。”

　　政府调控权扩大的首次突破，是把监督范围扩大到劳资关系方面。

　　1902年5月，美国爆发无烟煤矿工人大罢工，要求解决过冬取暖问题。过去，政府很少出面干预劳资双方矛盾。但西奥多·罗斯福打破常规，出面调停。当煤矿主要求政府动用军队迫使工人停止罢工时，被激怒的西奥多·罗斯福说，他准备动用军队去剥夺煤矿主的所有权，然后由军队来生产无烟煤。最后资方同意和解。

　　上述例子说明，一国的经济，不可能离开政府有形的手。只是在不同发展阶段，政府之手用的多还是用的少、用的好还是用的不好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里根推行以减税和放松管制为标志的经济改革，曾说“政府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问题”。这句话经常被引用，以说明政府干预的危害。但事实上，美国从建国开始，就一直有各种各样的政府干预，如“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一口气提出了十几项干预措施：对作为国内物品竞争对手的国外产品征收，禁止进口来自竞争对手的物品（或者征收能达成相同效果的关税），禁止原材料出口，出口奖励，原材料关税豁免，原材料退税，对国内新想法和新发现以及机器引入等进行鼓励，等等。

　　市场和政府都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各自都有各自的问题，这才是历史告诉我们的真实。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历史上美国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不是为了消灭资本，而是对个别资本无限制地获取财富的手段和程度有所制约，反对其危害社会的短期行为，以维护整体企业活动的正常环境。

　　进步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拉福莱特曾说，资本主义如果不加制约，是肯定要自杀的，并且会使民主制为之陪葬。

　　西奥多·罗斯福说：“我但愿资本家们将来会明白，我正在倡导的一切……实际都是为了财产的利益， 因为这将使之免受革命的威胁。”

　　进步主义改革基本完成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说：“道路已清楚而稳固地摆在企业界面前。这是一条在行走时毋须担忧、没有难关的道路。”

　　在谈了对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理解后，我想说的是，无论是从解决眼前经济复苏还不稳定的角度，还是从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角度，我们还需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鼓励创新资本的发展，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

　　从我的研究看，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强国的发展驱动力不是多元支撑的。我们既需要“凯恩斯式动力”，即发挥政府在扩大需求方面的作用；更需要“熊彼特式动力”，即发挥创业者活力和企业家精神。

　　坦率地说，我也担心，对某些行业、某些资本的重拳出击，会不会影响到更多行业、更多资本的创造积极性。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7月27日在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峰论坛上说，企业家精神就像鱼一样，水温合适，鱼就会游过来。

　　水温的变化，水的含氧量的变化，鱼是最敏感的。营商环境、制度因素对企业家的影响也是如此。企业家当然希望，这种影响更多地是发动因素，而不是限制因素。这也是我近期和很多企业家交流时他们的心声。

　　今天要反对资本无序扩张，但也要意识到，对一些互联网平台的整顿，目的是为了它们更好发展，互联网产业对中国的正面贡献还是主流；同时，还要把个别金融化程度过高、高杠杆盲目扩张的企业的问题，和广大民营企业的正常发展需要区别开来。广大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仍非常需要阳光雨露。

　　从2013年到2020年，中国平均每年新增市场主体超过千万户，市场主体总数由2012年的近5500万户，增加到今年4月的1.43亿户，活跃度在70%左右。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提供了85%的城镇就业岗位。

　　新设市场主体也已是国家的重要税源。2013年，全国新办涉税市场主体当年纳税1600亿元，到2020年，近几年累计新办涉税市场主体的纳税额达到3.82万亿元，超过2020年全国税收收入的1/4，也超过当年的新增减税降费规模。

　　这说明，主要是民营成分的广大市场主体，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全社会应该以更积极的态度支持他们的发展。

　　上周我和一个投资者交流。他2016年起响应发展实体经济的号召，把大量资金投入先进制造业，引进国外一流设备，生产的零部件被多家知名汽车厂商所用，总投资超过10亿，但银行贷款总额只有3000万。他说：“如果还是做投资，轻轻松松可以赚很多钱。但做实体经济，会有各种想不到的约束。我把产品订单拿给银行看，也不给贷款，就因为是民企，银行怕担责。相反，有些国企、央企的信用贷款利率只有4%多一点，一转手贷给供应链上的企业，7%、8%的利率，做资金生意就能赚很多钱。”

　　近年来中央一直强调，保障民营企业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进一步放宽民营企业市场准入，破除招投标等领域各种壁垒；创新金融支持民营企业政策工具，对民营企业信用评级、发债一视同仁，降低综合融资成本；完善促进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大税费优惠和信贷支持力度；健全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等等。但在实践中，民企还是有不少辛酸泪，无奈之举。

　　尽管民企这些年有长足发展，但和央企、国企比，在大部分领域，规模还不在一个层次上。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中国大陆（含香港）上榜企业有124家，其中由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央企为48家，地方国资委出资企业32家，财政部门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有12家（主要是金融企业），合计为92家。相比起来，能跻身世界500强的民企并不多，其中的几家房地产企业现在也面临着各种严峻考验。

　　因为是这样的情况，有这样的境遇，尽管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和广大民企扯不上关系，但他们多多少少还是有连带感，担心政策风向有变，心里忐忑不安。

　　刘鹤在7月27日的讲话中特别指出，“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关系，目的是保护公平竞争，促进资本健康有序发展，保护消费者利益，更好服务于构建新发展格局，这客观上也为广大中小企业创造了良好发展环境”。

　　这些话，是让广大中小企业安心。

　　他还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不会改变，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不会改变，希望广大企业家们把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冷静分析形势，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坚持专业深化，战胜各种挑战，努力开拓创新，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言之谆谆，希望企业家们放心，冷静。

　　我在最近和企业家交流时，发现除了中美关系，他们特别关心三个问题：中国经济向何处去？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向何处去？这些方向性问题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这些答案，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下称“纲要”）中都可以找到——

　　1、“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可见，还是要发展，但是是新发展，提升质量效益的发展，健康发展。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高标准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市场主体更加充满活力，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公平竞争制度更加健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

　　可见，还是要建设市场经济体制，增强市场主体活力。

　　3、“依法保护企业家的财产权和创新收益。”“健全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可见，还是要鼓励、支持企业家和民营企业。

　　当前中国的确在发生很多变化，但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十九大报告所说的，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至于企业家向何处去？民营企业向何处去？纲要中专门有一节，“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鼓励民营企业改革创新，提升经营能力和管理水平。引导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支持民营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参与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和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攻关。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机制。推动民营企业守法合规经营，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参与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弘扬企业家精神，实施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促进计划。”

　　建议广大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对照这些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镜自照，自我超越。

　　也希望各级政府，根据纲要中“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这一节，将心比心，真正落实。

　　对于社会来说，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要讲求理性、中和、善意、多助、少咒。

　　有资本的谦卑化，政府的法治化，社会的理性化，则中国经济会在新的历史阶段，达到新的建设性平衡与创新发展。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