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涛:“稳增长”需要未雨绸缪

2021年06月29日07:20    作者:管涛  

  意见领袖丨管涛(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摘要: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全球经济重启,我国出口市场份额高企是暂时的。如果在出口高增长的景气窗口,我们不能通过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扩大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实现内外需增长动能的转换,则一旦出口景气过去,我国“稳增长”的压力将进一步加大。我们应该动态评估这一发展动态。理想的状态是激发市场活力,通过稳市场主体,保住就业机会,进而拉动消费需求。 

  去年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要“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时,市场大都从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角度予以解读。而笔者于去年8月18日发表专栏文章指出,随着疫情得到控制,我国经济正由大幅收缩转向快速扩张阶段,对此我们要考虑是沿用传统的逆周期调节思路紧缩财政货币,还是按照跨周期调节思路继续保持政策支持力度。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宏观调控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不急转弯。这印证了前述判断。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继续稳步恢复,一季度经济实际同比增长18.3%,全年实现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增长6%以上的目标应没有大的问题,而市场机构和国际组织普遍预测今年经济增长8%~9%。今年将是我国“稳增长”压力最小的时期。然而,随着经济增速回落,今年底明年初“稳增长”压力有可能重新显现。我们对此需要提前有所考虑。

  今年GDP增速仍可能低于2019年

  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速达到两位数。剔除基数效应后,两年复合平均增长仅为5.0%,低于市场主流共识的我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当然,这里面隐含着一个较强的假设,即去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造成的经济损失,今年可以全部弥补回来。这在现实中未必合理,因为有些损失就是损失了。但是,从其他指标仍可能观察到当前经济恢复基础不稳固的情况。

  从通胀指标看,今年5月份,PPI同比增长9.0%,CPI同比仅增长1.3%,核心CPI增长仅有0.9%;前5个月,核心CPI累计同比增长0.3%,较2020年同期还低0.9个百分点。核心CPI低迷反映了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制约了生产端与需求端之间的价格传导,挤压了中下游企业利润,抑制了民间投资扩张的冲动。

  从就业指标看,今年前5个月,新增城镇就业574万人,同比增长24.8%,但较2018和2019年同期的平均值少了31万人,该缺口为今年以来最大。若考虑到去年因疫情冲击未就业,今年视同应届毕业生需要安排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今年就业总量压力应该不低于往年的1300万人。就业是判断经济是否过热的重要指标。而就业不足或是制约当前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意愿的重要原因。

  从最新数据看,二季度消费和投资在继续复苏,但增速仍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而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可能开始回落。

  今年前5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7%,两年复合平均增长4.3%,增速较2019年同期低了3.8个百分点,该缺口较一季度收敛了0.3个百分点;剔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同比增长24.7%,实际两年复合平均增长2.4%,增速较2019年同期低了4.0个百分点,该缺口较一季度收敛了0.7个百分点。

  前5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长15.4%,两年复合平均增长4.0%,较2019年同期增速低了1.6个百分点,该缺口较一季度收敛了2.0个百分点;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长20.4%,两年复合平均增长1.3%,较2019年同期增速低了1.4个百分点,该缺口较一季度收敛了4.6个百分点;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长18.1%,两年复合平均增长3.3%,较2019年同期增速低了2.0个百分点,该缺口较一季度收敛了3.3个百分点。

  增速回落将是经济恢复成色的“试金石”

  经济下行并非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造成的。201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而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只是强调,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今年4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指出,要辩证看待一季度经济数据,当前经济恢复不均衡、基础不稳固。这意味着疫情并没有消除影响我国经济运行的结构性和体制性因素,相反有些制约因素作用可能进一步加大,突出表现为疫后经济存在K形复苏的不平衡状况,如生产恢复好于需求、外需恢复好于内需、工业恢复好于服务业、大中小企业恢复好于中小微企业、上游企业恢复好于中下游企业等。

  外需表现强劲是疫后我国经济复苏的最大亮点。然而,今年二季度这种情形可能有所改变。根据外汇局的最新数据,4、5月份,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和服务顺差月均为1951亿元,较去年二季度月均水平下降了38.7%。从现价看,外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较上季已趋于减弱。好消息是,内外需错配有所改善;坏消息是,因内需尚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有可能削弱经济复苏的动能。

  “稳增长”需要提前谋篇布局

  疫情发展继续影响我国经济修复的路径。今年我国经济若要实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8.4%的增长,意味着后三季度两年复合平均增速不低于5.4%,全年两年复合平均增速不低于5.3%;若要实现市场机构预测的9%的增长,则后三季度两年复合平均增速不低于5.8%,全年两年复合平均增长5.6%;如果要实现两年复合平均增长6%(不低于2019年),则后三季度两年复合平均增速不低于6.3%,全年同比增长不低于9.8%。

  显然,鉴于疫情防控形势较年初有边际上的好转,前两种情形实现的难度相对较小,但最后一种情形实现的难度较大。尤其是考虑到即便通过疫苗接种达到群体免疫,只要境外疫情蔓延尚未结束,按照我国高标准的防疫要求,疫情防控措施或将持续到明年。这既会抑制接触性、密集性服务业和消费的复苏和就业,也将影响投资和消费者信心恢复。

  如果今年我国经济增速只是达到前两种情形,则无论从季度还是年度数据看,都还未回到疫情前的水平。唯有达到最后一种情形,则显示经济明显走出了下行通道。而且,市场主流预测,明年中国经济增速仍将低于6%。届时,或如2019年底那样,市场重现经济增速“保六”之争。其实,如果不“保六”的话,根据主要国际组织的最新展望,明年中国经济增速大概率会略高于前两年的复合平均,意味着中国经济下行趋势得到一定遏制。

  对此,我们应该提前有所考虑,因为这涉及市场舆论引导和宏观政策安排。经济增速是否要“保六”各有利弊,而保有保的做法,不保有不保的做法。士气可鼓不可泄。可能今年下半年,或迟或早,我们就要明确宏观政策是否继续坚持“三性”原则,还是开始逐步退出。同时,还要考虑,如果不强调“保六”目标的话,是否要像2019年那样代之以“稳就业”目标。

  当然,如果今年我们能落实好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要求,用好“稳增长”压力较小的窗口期,推动经济稳中向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通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堵点,则明年我们经济工作将处于相对有利位置。正如笔者近期在一系列专栏文章中指出的,今年我国外贸出口市场份额虽然仍有望抬升,但已低于去年后三个季度。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全球经济重启,我国出口市场份额高企是暂时的。如果在出口高增长的景气窗口,我们不能通过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扩大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实现内外需增长动能的转换,则一旦出口景气过去,我国“稳增长”的压力将进一步加大。我们应该动态评估这一发展动态。理想的状态是激发市场活力,通过稳市场主体,保住就业机会,进而拉动消费需求。但如果实际进展不顺利的话,应该提前有B方案,而不要临时抱佛脚。

  疫后经济复苏是全球性难题。去年8月份,美联储引入了“平均通胀目标制”的新货币政策框架。尽管近期美国通胀数据连续“爆表”,6月份美联储议息会议也大幅提高了今年美国通胀和经济增长预期,但美联储强调继续坚持货币宽松,直至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目标进一步取得实质性进展。6月22日,鲍威尔出席听证会时表示,当前美国面临的通胀压力较早前预计的更高但这是暂时性的,美联储不会“先发制人”地加息。他还表示:“只要完成复苏仍需要时间,美联储将尽一切努力支持经济。”6月24日,美国总统宣布,两党参议员就为期八年、总成本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达成了初步协议,其中5790亿美元属于新支出。

  创新宏观调控思路,支持全球经济恢复依然在路上。

  本文原发于第一财经

  (本文作者介绍: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责任编辑:潘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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