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瑜：如何理解《拓展通货膨胀的概念与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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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小川：拓展通货膨胀的概念与度量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张瑜、杨轶婷

　　对内保持物价总水平稳定是央行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重要原因在于价格水平间接衡量了居民福祉的程度，也关系着经济体系能否平稳运行。但当前来看，由于居民收入结构、消费结构的变化以及资产价格的影响，传统通胀指标，比如CPI，对于观察居民福祉的准确性在下降。周小川会长在论文《拓展通货膨胀的概念与度量》中做出了深入浅出的分析，结合我们在日常研究与应用中，CPI似乎存在着以下这些偏差。

　　第一类偏差，是对居民消费升级的不匹配，这具体关系到规格品的选择。比如食品项，基本还是直接以农产品价格来度量，农产品的规格品又特别集中在基本品类，但实际上我国居民外出就餐的比例正在快速增长，64.6%的新中产人群每周外出就餐消费频次超过3次，食品的消费品类也日趋多样化。又比如家电、通信设备等技术迭代较快的产品，如果纯粹按照性能价格比来衡量，必然会夸大通缩，但在效用价格比的角度看，通缩幅度则较小，甚至可能是通胀。我们可以拿平板电脑来举例，2010年第一代ipad，32GB人民币售价4488元，2020年第四代ipad，32GB人民币售价2499元，仅从性能看，价格通缩44%。但从效用看，伴随平板电脑的普及，更多功能的平板电脑的开发，今天消费者对32GB平板电脑效用的评价也远低于2010年了，效用价格比的通缩幅度是不及44%的。

　　第二类偏差，是对资产价格统计的空白。这一点周小川会长在研究报告中也给出了很多具体的例子。主要是三大类，住房投资、社会保障投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金融资产投资。资产价格的通胀不影响居民福祉和效用吗？现代居民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对于没有自有住房的居民，房价的上涨意味获得自有住房的成本在提高（即便房贷利率下调了），对于尚未退休的居民，资产价格的上涨意味着养老金、医保等回报降低，最终等于未来的福利保障在下降。两者均可理解为即期生活成本的提高，也是一种通胀。并且，几轮资产价格周期下来，老百姓对于未来资产价格的重视程度也有了大幅的提升。正是这个原因，如果说以往在低通胀时期，央行货币政策宽松的做法意在刺激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并且颇有成效，但当下由于每一轮货币宽松必然带来即期资产价格上涨、未来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回落，居民面对货币宽松时，第一顺位选择也就往往是增加储蓄、增加资产投资，对消费的刺激反而有限。

　　第三类偏差，是对度量标准的选择。对于价格水平，常识是以金钱来度量，但对应效用，如果我们切换以劳动付出来衡量，恐怕度量的结果就会有较大的区别了。21世纪初，大学本科学历就业人员每周工作时间还在41小时左右，近年已经抬升到42小时，996和007的加班现象越来越普遍。另外值得思考的是，增加的工作时间之外，更高的学历和技术水平要求，更长的通勤时间等等（意味着获得同一类工作需要投入更多的前期成本），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通胀呢？

　　更重要的是，通胀衡量问题的重要性在当下愈发突出。一方面是新冠疫情后，居民的工作、生活、消费行为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线上办公后，人们劳动时间增加，职业倦怠度提升的风险意味着以劳动付出衡量的通胀可能抬升。而疫情下贫富差距的扩大可能导致消费品类的进一步分化。哈佛大学商学院调查显示，远程办公开始后的八个星期，工作日的时长平均增加了48分钟，同时工作与生活环境边界的模糊，也增加了“职业倦怠”发生的风险。消费数据显示，10月剔掉石油分项后限额以上消费同比增速高达10.5%，已经反超疫情前水平（2019年3-12月年均4.3%），而剔掉餐饮分项后限额以下消费同比增速只有3%，仍远低于疫情前（2019年3-12月年均10.5%）。另一方面，全球主要经济体央行陆续表示将调整货币政策通胀目标，美联储8月下旬宣布将允许通胀在“一段时间内”超过2%的目标，欧元区央行也表示将效仿美联储。这也意味着全球央行将更频繁的面对政策利率有限下限的约束。

　　如果未来要考虑更改通胀衡量方法，我们可能沿着什么样的路径出发？最基础的，可以先适当调整CPI统计口径。2021年统计局将再次调整CPI篮子，或许可以考虑适度提高服务类价格的比重，更新规格品的选择。除了统计基本消费品价格的CPI，是不是另外设立指标衡量升级消费品价格？此外，针对资产价格统计的空白，这是一项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工作。它的缺失影响了通胀的有效性，直接把资产价格的通胀影响纳入CPI似乎又会影响到CPI与全球经济体的可比性。

　　当然，最理想的结果是，我们能够拥有一个完美的跨期消费等效用指数，来衡量居民在即期及未来实现固定效用时，需要付出的成本。但无论是在商品、资产和效用远期定价的角度，还是居民效用函数变化的角度，这一指数的搭建都几乎是难以实现的。不过，至少对于CPI衡量问题的再思考、再修正，有利于我们更接近居民福祉的真实值，从而也能保证央行的货币政策在面对经济增长的变化时做出更为精准的政策应对。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