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银研究：双循环格局下银行业发展新趋势

　　意见领袖丨中银研究

　　2020年，在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深度衰退。全球银行业资产规模逆势扩张，存贷款增速差距持续扩大，利润大幅收缩、净息差收窄，资产质量有所恶化，资本水平整体充裕。中国银行业经营态势平稳，资负规模稳步扩张，盈利逐步修复，资产质量相对稳定。预计2021年银行业发展将呈现逆周期监管回归常态、资产增速放缓、盈利U型反转、金融风险防控压力加大、对公信贷模式优化等10大发展趋势。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面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国银行业将进入发展新阶段。本报告将围绕“十四五期间双循环格局下银行业发展”主题，重点研究中国银行业生态场景建设及加入赤道原则两个专题。

　　一、全球银行业发展总体回顾

　　（一）2020年全球银行业发展环境及经营业绩回顾

　　2020年，全球银行业经历了疫情下经济深度衰退、金融市场大幅波动、低利率货币环境等考验。为推动经济复苏，主要经济体采取适当放松银行监管要求、加强贷款补贴等纾困政策。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长期深化改革的基础上，全球银行业呈现出相对稳健的经营态势，为支持经济复苏发挥了积极作用。2020年，全球银行业经营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资产规模保持逆势扩张态势。在各国逆周期调控政策不断加码的背景下，银行业资产扩张速度相对较快。预计2020年末美国、欧元区、日本银行业资产规模合计将达到56万亿美元左右，同比增长5.7%。其中，美国银行业资产为21.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4.1%；欧元区银行业资产为27.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0.6%；日本银行业资产将达到7.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8%。新兴经济体银行业资产扩张速度更快。俄罗斯银行业资产将达到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1.8%；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增速分别为8.6%、7.2%和5.9%；南非银行业增速为10%，资产接近0.5万亿美元（图1）。

　　不同经济体信贷扩张分化明显。2020年末，美国银行业贷款余额预计将扩大至11.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增速较2019年末提高3.4个百分点。俄罗斯、泰国、南非银行业贷款规模将分别增长10.1%、7.4%和8.0%，增速较2019年分别提高5.4、4.0和3.8个百分点。信贷的逆周期投放主要得益于各国政府出台的宽松货币政策以及配套的贷款担保、补贴等纾困政策。部分国家和地区信贷扩张速度放缓。2020年末，预计欧元区银行业贷款增速为1.83%，较2019年下降2.6个百分点；日本、澳大利亚银行业贷款余额将分别增长1.8%和0.6%，分别较2019年下降2.4和2.8个百分点。马来西亚和印尼银行业贷款余额将分别增长3.9%和2.0%，分别较2019年下降0.2和3.9个百分点（图2）。

　　避险情绪使存贷款增速差距持续扩大。疫情冲击下，经济主体预防性动机显著增强，对低风险存款（受存款保险覆盖）的需求显著提升；银行考虑到实体经济的风险，并未将新增存款完全转化为贷款，而是以风险更低的国债甚至存放央行形式持有。2020年末，预计美国银行业存款余额将扩大至16.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5%，存贷款增速剪刀差将达到9.5个百分点。2020年三季度末，欧元区银行业存贷款增速剪刀差将达9个百分点。2020财年末，日本银行业的存款和贷款增速的剪刀差也将达3.6个百分点。

　　盈利大幅下滑，净息差收窄。2020年第三、四季度，部分国家经济复苏态势明显，全球银行业信贷减值准备大幅上升趋势有所放缓，盈利逐步呈现改善趋势。但与2019年相比，2020年银行业盈利仍大幅下滑。其中，美国、欧元区银行业净利润将分别同比下降68.9%和59.4%；ROA将分别下降0.37和0.30个百分点。澳大利亚银行业净利润为209亿美元，同比下降11.2%；日本银行业净利润同比下降19.7%。俄罗斯、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南非等经济体银行业净利润将分别同比下降26.4%、14.4%、20.4%、28.8%和16.8%（图3）。全球低利率、负利率环境下，银行业息差明显收窄，是拖累盈利表现的原因之一。预计2020年美国、欧元区、日本和澳大利亚银行业净息差将分别同比下降43、13、5和10个基点；南非、泰国、印尼等经济体银行业的净息差将分别同比下降20、3和45个基点。

　　资产质量有所恶化，潜在信用风险尚未大规模显现。202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均有所攀升，不良贷款率相应提高，但整体上升幅度较小。预计2020年末，美国、欧元区、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将分别同比增长9.87%、1.45%、9.73%和24.67%；不良贷款率将分别提升3、10、21和3个基点。泰国和印尼等东盟国家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将分别同比增长5.36%和28.85%，不良贷款率将分别提升6和60基点；俄罗斯、南非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将分别同比增长36.8%和20%，不良贷款率将分别提升131和91个基点。不良贷款未大规模激增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各国政府采取大规模担保和贴息等纾困政策对缓解不良贷款形成起到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疫情下新增信贷投放力度较大，对不良贷款率上升起到缓释作用。2021年，全球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态势尚不明朗，信用风险仍存在较大释放压力，相关风险值得警惕。

　　资本充足率变化平稳，风险抵补能力较为充足。危机以来各国普遍加强了资本监管力度，全球银行业总体资本水平仍相对充足，风险抵补能力较强。预计2020年末，美国、欧元区、日本和澳大利亚的银行业资本充足率将分别达到14.73%、19.35%、17.8%和16.15%，分别较上年末提升3、115、51和45个基点。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东盟经济体的银行业资本充足率将分别达到20.28%、23.4%和18.42%，同比提升65、0和9个基点；俄罗斯银行业资本充足率将达到10%-11%左右，较2019年至少提升70个基点。疫情以来，美国、英国、欧盟相继推出暂缓或停止银行派息和股票回购等措施，为银行夯实资本来源提供重要支撑。

　　（二）2020年中国银行业发展环境及经营业绩回顾

　　1． 2020年三季度中国银行业回顾

　　在国内经济“V”字复苏的疫情后期，商业银行三季度经营情况跑赢预期，整体经营情况出现以下特征：一是资产负债规模平稳扩张，三季度末商业银行总资产、总负债同比增速分别为11.7%和11.8%，较二季度增幅扩大，负债端增速略超过资产端；二是资产质量维持稳定，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2.84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增幅较二季度显著收窄，不良贷款率为1.96%，较上季末提高0.02个百分点，资产质量稳定可控；三是净利润降幅收窄，前三季度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1.5万亿元，同比下降8.3%，降幅较上半年收缩1.1个百分点，三季度单季净利润环比上涨14.2%，三季度净息差为2.09%，与二季度持平，商业银行业绩回暖趋势明显；四是风险抵补能力充足，三季度末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为179.9%，较上季末下降2.52个百分点，同比降幅较二季度末有所收窄，资本充足率为14.41%，较上季末上升0.20个百分点，商业银行的资本补充能力有所提高。

　　2． 2020年四季度中国银行业发展环境变化以及影响

　　中国在落实“六稳”“六保”政策的基础上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2020年四季度，中国银行业经营状况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宏观经济快速修复，夯实银行稳健发展基础。预估四季度中国经济延续“V”型反弹，当季GDP同比增速约为5.5%，比三季度同比增幅扩大，累计GDP同比增速持续向好，预计全年GDP增速为2.1%左右，经济快速修复有利于提振市场信心。居民消费信心边际修复，双循环下消费金融业务迎来新的增长机遇，以“云闪付”为代表的移动支付工具助力银行为信用卡消费提供更多场景，信用卡加速数字化转型；服务消费加速改善，预估四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左右，延续稳中向好态势，餐饮收入同比增速高于三季度，生产持续恢复，企业融资需求旺盛带动银行业对公贷款、普惠金融业务增长；传统基建补短板，新基建项目为银行带来项目投融资、债券承销需求，银行加快对“新基建”领域重点客户和重点项目的贷款投放。

　　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化，银行业务需求稳步扩张。预计全年M2增速10.4%，货币政策的刺激力度有所收缩，调控的重心更加强调结构性。M2是银行规模扩张的基础，在M2增速减缓的趋势下，银行业的规模扩张受到限制。随着中国政策利率曲线稳步下移，叠加向实体经济减费让利政策显效，商业银行净息差面临挑战，四季度末商业银行净息差同比下降约0.1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量增质优，预估四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13.5%左右，中长期贷款余额占总贷款的比例超过70%，贷款结构进一步优化。

　　行业竞争加剧，银行间分化明显。国有大行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在普惠金融领域持续发力，加强科技赋能，增加对新基建等领域支持力度；股份制银行在以信用卡为主的零售业务上发力，加强场景建设，拓展消费金融业务；城商行、农商行等地方性银行依托区域优势，在产品开发、营销拓客、贷后管理等方面进行定制化、精细化管理，揽储需求更为迫切。银行间资产规模增速分化明显，三季度末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总资产同比分别增加10.6%、12.6%、11.7%、10.6%，尤其农商行资产规模突破两位数增长，增速追赶大型银行，预计四季度也将延续该态势。存款竞争压力大，三季度末36家上市银行中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存款占总负债的比分别为80.7%、63.9%、64.4%和76.6%，大型银行和农商行存款占比较二季度末分别提高0.3和0.1个百分点，股份制商业银行存款占比下降1.17个百分点，城商行占比下降0.49个百分点，中小银行存款竞争力不占优势，四季度存款占负债比例或进一步下降。

　　金融政策聚焦防风险和严治理。9月30日，央行和银保监会联合发布《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和《关于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通知》，对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提出了更高的资本要求。2020年10月16日，央行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稿）》，新设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资本与风险管理等章节，对银行业经营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从三季度和四季度金融监管政策频繁出台来看，疫情后监管政策更加聚焦防风险、严治理，旨在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抵御能力，完善商业银行的风险处置机制。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提出高水平对外开放，金融业的开放节奏明显加快，金融业在开放中高质量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外资金融机构在高附加值业务、人才机制、国际化布局上给内资机构带来竞争压力，倒逼内资金融机构的转型发展步伐。

　　3． 2020年全年中国银行业经营情况估计

　　在宏观经济、货币政策、行业竞争和监管环境的影响下，预计2020年，中国银行业整体经营情况具有以下特征：

　　规模增速稳中略降。预计2020年四季度末商业银行资产和负债规模增速保持在11%左右，略低于三季度末增速。

　　净利润降幅继续收窄。预计2020年全年商业银行的净利润同比下降7%左右，降幅较前三季度有所收窄。

　　资产质量稳中向好。不良资产风险释放具有滞后性，预计2020年四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会维持增加趋势，增幅略小于三季度。同时，为应对后期可能出现的风险集中暴露的情况，各银行会加大核销力度，不良贷款率整体或呈现稳中有升态势，保持在2%左右。此外，由于前期拨备计提充足，商业银行拨备计提力度将有所下降，预计2020年四季度末拨备覆盖率稳中有降。

　　资本补充能力提高。商业银行净利润下滑，导致内源补充资本能力有所不足。在监管部门鼓励商业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的环境下，商业银行更加注重公司治理、完善资本补充长效机制，预计2020年四季度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继续回升，或上升到年初水平，维持在14.5%左右。

　　银行股估值分化加剧。预计2020年四季度末，36家A股上市银行的平均市净率（PB）将保持在0.8倍左右，部分上市银行得益于经营业绩优异，估值将继续上升，银行之间的估值分化将继续加剧。

　　二、2021年全球银行业发展十大趋势展望

　　（一）逆周期监管回归常态

　　2020年以来，受新冠疫情冲击，全球普遍加码逆周期调控政策，阶段性放松对银行体系监管要求。巴塞尔委员会将巴塞尔Ⅲ（最终版）达标时间推迟1年。美国、欧元区、英国、日本以及绝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阶段性调低资本、流动性监管要求，并针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企业和个人采取了纾困政策。2021年，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疫情对全球银行业带来的负面冲击将逐步弱化，逆周期监管政策实施将逐步恢复常态，因疫情阶段性放松的监管政策将可能逐步恢复到疫情发生前的水平。资本充足率要求，特别是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可能因逆周期信贷投放力度的加大而提高。美国、欧元区及英国很有可能取消对银行分红派息的保护，恢复银行分红和回购股票的操作。部分国家将相继推进受新冠疫情影响而推迟的监管政策，如巴塞尔Ⅲ（最终版）相关政策、基准利率改革等。此外，疫情加剧了各国保护主义倾向，针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要求可能进一步提升，如反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等方面。

　　与国际同业相比，中国银行业受新冠疫情的冲击相对较小，监管机构采取的逆周期政策整体温和，主要体现在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个人和企业客户的纾困、阶段性放松部分中小银行拨备监管标准、延长资管新规过渡期等方面，并没有明显下调资本、流动性等核心监管指标要求。更重要的是，中国根据宏观经济、行业结构以及机构行为发生的新变化，积极推动《商业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修订，强化银行业基础法律法规建设。强化银行公司治理要求，夯实银行客户权益保护，出台了逆周期资本缓冲和总损失吸收能力等监管要求，稳妥应对包商银行等风险事件，对治理银行业乱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产生了积极作用。2021年，随着经济逐步企稳，中国会继续借鉴国际经验，推进银行业监管制度建设，补齐监管短板，促进银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银行业监管政策完善的重点领域可能包括：针对银行业市场集中度下降、业务模式不断调整变化的客观情况，逐步调整和完善银行业务范围，适度提高银行准入标准。加强银行公司治理建设，特别是针对中小银行暴露出的公司治理架构不健全，股东资质不佳、内部人控制和违规关联交易等较为突出的问题，加大治理力度。针对互联网金融、影子银行业务发展中出现的新机构和业务模式，根据风险实质，夯实功能和行为监管，特别是对银行加密资产、线上存款、助贷和联合贷款跨区经营，以及具有科技背景金融控股公司，加强制度建设。针对大型银行，鼓励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发行合格TLAC债券，推出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并配套落实附加资本、压力测试、数据治理以及恢复与处置计划等监管要求；针对中小银行，积极落实差异化监管措施，增强存款保险机制的风险处置功能，完善问题银行市场化退出机制。继续强化和落实客户权益保护，细化不同类型客户权益的保护细则，顺应国际监管规则变化，加强客户数据和信息安全维护。

　　（二）银行业规模增速放缓

　　2020年全球银行业资产负债规模逆势扩张，与货币政策的宽松密切相关。预计2021年全球银行业资产负债规模增速依然可观，但随着疫情对经济冲击的减弱以及逆周期政策力度的下降，银行规模增速较2020年会有所减缓。其中，美国银行业总资产规模同比增长将接近9%，欧元区银行业总资产规模同比增长将低于5%，日本银行业增速将为3%-4%。2021年，随着货币政策回归常态，中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扩张预计将呈现以下特征：

　　规模增速在10%-11%。随着中国经济企稳，逆周期调控力度逐渐恢复常态，预计2021年银行业资产负债规模同比增速为10%-11%，增幅较2020年有所放缓。

　　中长期贷款有望维持较快增长。在“十四五”规划指引下，中国银行业将加大相关领域信贷投放力度，为基建投资、制造业产业链转型升级、智能制造等新经济模式提供资金支持。随着普惠金融理念的深入践行，针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将持续增加。上述因素都会推动中长期贷款的增加。预计2021年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将维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其在贷款中的占比预计将高于70%。

　　存款结构趋于调整。2021年，受监管政策趋严影响，银行结构性存款增速将趋缓，同业存单增速将随着市场利率和信用环境变化出现一定程度下滑，受存款保险覆盖的低风险存款吸引力将逐步提高。

　　（三）经营业绩“U”型反弹

　　2020年，受净息差收窄和拨备计提大幅增加因素影响，全球银行业净利润降幅较大。预计2021年全球银行业净利润增速有望由负转正，走出“U”型底部。其中，美国银行业和日本银行业有望由负转正，欧元区银行业的降幅有望收窄。从中国银行业来看，预计2021年净利润将触底反弹，同比增速有望由负转正，实现2%-3%的增长。主要有以下几点支撑因素。

　　一是让利力度有望下降。随着实体经济逐渐回暖，银行业对实体经济的让利支持将回归常态。2021年让利规模将小于2020年的1.5万亿元。长期大幅度让利，不利于银行资本金积累和风险抵御能力提升；同时，通过让利形式提供的低成本资金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市场“无形之手”的运作机制，使部分金融机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

　　二是营业收入稳定增加。2021年，市场利率和贷款利率下行的空间整体不大，有助于银行夯实息差、巩固利息收入。随着消费的复苏，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银行卡、支付结算等手续费收入有望实现增长；低利率环境下，市场主体的发债需求依然旺盛，为债券承销带来增长机遇。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均有望实现稳步增长，预计2021年商业银行营业收入同比增速为6%-7%。

　　三是营运成本趋降。2021年，在大数据、区块链等金融科技的推动下，银行业加快数字化转型，金融科技的使用有利于进一步降低人工成本、渠道成本和运营成本，提高内部管理效率。

　　四是拨备计提对利润侵蚀程度下降。2020年以来，银行业加大了减值准备计提力度，为后期不良资产消化留足“弹药”。2021年，中国银行业减值准备的计提力度和节奏有望回归常态，对净利润侵蚀效应将有所降低。

　　（四）金融风险防控压力继续加大

　　2020年，在疫情蔓延影响下，全球经济大幅衰退，货币政策持续宽松，金融市场波动加剧，银行业金融风险防控形势日趋严峻。2021年，全球银行业金融风险防控压力将进一步加大。由于信用风险释放具有滞后效应，主要经济体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将继续呈现上升趋势；主权债、信用债、大宗商品等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呈上升趋势，将造成银行自营和管理资产的浮亏；部分货币可能出现流动性阶段性紧张的现象，跨境资本流动日趋频繁，银行面临的货币和期限错配风险加大。从中长期看，银行各类风险的提高将最终转化为对利润、减值准备和资本金的侵蚀，对银行业长期可持续发展构成负面影响。2021年，全球银行业的盈利水平仍将保持在低位，部分银行将面临较大的资本金压力，新兴市场中小银行面临的风险较大。

　　2020年，面对严峻的内外部形势，中国银行业运行平稳，风险整体可控。2021年，中国银行业的金融风险防控形势依然严峻，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资产质量压力将逐步释放。信用风险释放一般滞后于实体经济，2020年以来，银行展期、无还本续贷的贷款占比明显上升，部分风险尚未充分反映在五级分类指标中。2021年，前期积累的风险将不断释放，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的概率较大，预计在年底将达到2.0-2.2%。其中，城商行、农商行资产质量防控压力较大，不良率很有可能会达到近年来的高点。银行资产质量表现与实体经济存在紧密联系，经济增速表现不佳的地区资产质量防控压力较大。部分银行的非信贷类投资也将面临较大风险，这些资产多通过嵌套配置在涉及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等项目，易产生传染性风险。二是金融资产价格波动造成的浮亏。2020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国内信用债接连发生违约，相关资产价格出现极端波动。这些事件对银行理财和资管产品损益产生较大影响，造成产品实际收益率与预期收益率较大幅度的偏离、甚至出现本金不能完全兑付的情况。2021年，不排除类似事件继续发酵，银行资管产品的风险管理难度持续加大。三是部分金融同业风险值得关注。2020年，蒙商银行正式成立，包商银行的风险处置工作顺利完成。包商银行发行的65亿元二级资本工具发生全额减记，这是中国第一只全额减记的二级资本工具；部分银行在二级资本工具剩余期限小于5年时，由于续发的市场环境发生明显变化，被迫采取不赎回策略，体现出市场对中小银行信用风险的担忧。当前，中国部分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较高，不排除个别银行会重现类似包商银行的风险事件。与这些银行信用相关的同业拆借、同业存款、资本工具的风险值得关注。2020年以来，商业银行资本压力凸显（特别是核心一级资本），拨备覆盖率和流动性覆盖率逐季下降，部分银行的损失吸收能力亟待增强，2021年银行业将面临一定的资本、拨备和流动性补充压力。

　　（五）对公信贷业务模式持续优化

　　疫情发生以来，银行业公司业务呈现规模扩张特征。预计2021年，对公业务仍将受到疫情控制、经济恢复、政府支持性政策的多方影响，在规模、行业结构、收入结构、投放效率等方面呈现以下变化趋势。

　　第一，公司信贷规模增速放缓。疫情发生后，在政府纾困政策的支持下，美国、中国、欧洲、澳大利亚等区域银行业公司业务规模逆势上扬。面对净利息收入下降压力及恶化的资产质量，下半年银行业普遍放缓公司贷款增长速度，主动处理了大量不良资产以减少季度拨备计提，提升盈利能力。澳大利亚银行业收紧商业信贷标准，要求一线员工在评估新增商业信贷时更加审慎。美国四大行三季度继续压缩公司贷款，对旅游、零售和商业地产等特定行业信贷审批持更谨慎态度，并通过压降被降级的贷款项目来降低贷款损失拨备。预期2021年全球银行业公司业务发展与经济的复苏轨迹密切相关。若疫情可以较快得到控制，公司业务随之改善；反之，公司业务的规模、资产质量以及资产回报率都可能继续下滑。从中国五大行来看，2020年上半年，公司信贷占整体信贷比重同比下降0.7个百分点（图4）。预期2021年信贷向个人倾斜趋势或将延续。

　　第二，公司信贷行业结构发生变化。疫情对各国信贷业务投向产生影响。欧洲、美国大型银行通过调整授信、风控模型，适应疫情下企业的现金流特征，更准确地估计企业偿还能力，指引新增贷款投向疫情下风险仍然较小的企业。美国银行业公司业务主要偏向电信、医疗、互联网基础设施等领域，零售分销商、日用百货等核心消费需求行业也将是重要领域。在“十四五”规划的指引下，预计2021年中国银行业公司业务将为基建投资、制造业产业链转型升级、智能制造等新经济模式提供支持，加大相关领域信贷投放力度。随着普惠金融理念的践行，针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将持续增加，中长期贷款规模占比有望提升。

　　第三，授信流程持续优化。随着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增加，公司业务竞争加剧，客户对信贷投放效率要求提高，实时流动性融资需求增加，融资与经营现金流的匹配度要求提升。银行业授信方式需打破担保等传统思路，探索基于企业经营特征的信贷审批模式。如，针对小微企业，依赖开放度更高的客户数据进行信贷审批的智能决策，探索纯信用贷款；针对科技创新型企业，探索知识产权质押等新型审批模式；针对轻资产、现金流有保障的服务业企业，探索依据经营性产权进行授信等。线上审批、线下复核的方式也将极大提升审批效率，满足客户流动性融资需求。

　　第四，探索非息收入来源。疫情发生前，息差收入是银行对公业务主要收入来源，占全球银行业对公业务收入中的70%以上。预期2021年，各国央行低利率、负利率货币政策仍将持续，倒逼银行探索非息收入来源。通过控制费率折扣、拓展新型交易费来源（如渠道收入、API接口使用费、咨询费、运营服务费）等，银行将积极探索非息收入来源，以应对息差缩窄面临的营收压力。国际大型银行持续探索向同业输出银行支付、结算能力，为中小型银行提供系统及管理能力，增加稳定现金流来源。预期2021年，非息收入占营收比重有望提升3个百分点。

　　（六）消费金融发展明显回暖

　　2021年，发达国家银行业消费金融发展有所回暖，但仍要主动应对可能的风险挑战。在美国，虽然失业率、居民消费、居民收入等经济指标均将有所好转并且银行普遍收紧审批标准，但如果疫情不能及时控制，信用卡贷款、居民住房贷款等资产的质量都存在迅速恶化的风险；同时，随着银行业的数字化加速发展，支付转账、存储支票、偿付账单等业务操作发生的渠道正在越来越多地往线上转移。在欧洲，疫情仍将对经济发展带来显著冲击，商业活动收缩，人均薪资增长疲惫，消费金融将受到一定程度抑制，存量业务的潜在风险持续加大；同时，移动运营商、软件供应商、支付服务商和结算服务商等移动支付相关产业将加大开发力度，加快新型支付手段在消费金融市场的运用。在日本，消费金融需求有望逐步恢复，但疫情带来的线上化和数字化转变将成为常态，逐步改变目前通过人海战术和投放巨量媒体广告营销的运营方式。

　　2021年，发展中国家的消费金融业务发展更为迅速。比如，东南亚地区得益于相对较高的移动互联网覆盖率以及较长的上网时间，消费金融市场发展潜力巨大，银行将加快落实构建金融服务场景的策略，寻找大型零售商、电子商务平台等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在俄罗斯，消费金融将成为竞争最为激烈的业务领域之一。

　　从中国看，近几年来消费金融发展迅速，截止2019年末金融机构个人消费性贷款（包括购房贷款）余额为44.0万亿元，同比增长16.3%。不含购房贷款的短期消费贷款增长明显。截止2019年末，个人短期消费贷款余额为9.9万亿元，同比增长12.7%，较2015年末的4.1万亿元增长超1.4倍。2020年，受疫情冲击，居民消费下降明显，消费贷款增速出现暂时性下降，2020年9月末金融机构个人短期消费贷款同比下降10.9%，个人消费贷款同比增速下降13.7%。从全年来看，中国金融机构个人短期消费贷款将同比下降10.5%左右，个人消费贷款同比增速达到14%左右。

　　2021年，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消费将进一步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预计2021年个人短期消费信贷余额将同比增长约15%，个人消费性贷款（包括购房贷款）同比增长近20%。消费金融发展将体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场景金融将进入深入挖潜的新发展阶段。增长模式走向“线上线下”双轮驱动，线上、线下场景加快融合，搭建贯穿线上线下全渠道的立体式生态圈和金融服务体系，全方位挖掘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加速探索垂直化发展模式，延伸到从生产制造、物流运输、批发零售到终端消费的整条产业链，推动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的深度融合。

　　第二，“非接触化”金融服务发展加快。获客方式向多元化演变，引入线上直播等新模式，深化互联网平台、智能家居等嵌入式营销；产品和服务向“数字化”转型，加快远程面谈、“无人银行”等新型服务模式发展；强化贷后管理的“非接触化”能力，催收“机器人”、区块链技术加快应用。

　　第三，客户群体进一步丰富，用户下沉和普惠特征将更加明显。2021年，在消费以及消费金融需求明显回暖的背景下，相关金融机构将进一步拓展客户群体：北上广深等一、二线城市的金融服务接近饱和，消费金融业务将进一步向年轻人以及中低收入群体延伸；在三四线城市以及更为广阔的县域将成为消费金融拓展空间的重要领域，成为消费金融机构的关键战场。

　　第四，息差面临挑战，影响消费金融业务的盈利能力。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将发展消费金融作为重点战略方向，市场竞争持续强化，推动新增客户获客成本显著增加；消费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和贷后管理成本也在不同程度上升。2020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修订新规，明确以4倍LPR为标准确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这意味着以往采用高利率覆盖高成本的模式难以为继，消费金融业务的利差空间被压缩，利润将有所减少。

　　第五，资产质量问题有所显现，下沉客户风险问题亟待破解。消费金融业务注重发展年轻白领、新婚家庭、蓝领工作者和农民等中低端的长尾客群，对银行相关业务形成良好的补充。一般而言，下沉客户群体征信数据缺乏，还款能力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且社会对小额失信的惩戒力度不够，相关消费金融业务风险管理难度较大。此外，消费金融领域的欺诈行为较为集中。

　　（七）跨境经营聚集亚太市场

　　2020年以来，疫情蔓延、产业链断裂、金融市场动荡等多方面因素给银行跨境经营带来了极大的风险与挑战。展望2021年，跨国大型银行的区域布局将更侧重亚太市场，跨境金融业态也将发生新变化。

　　一是跨国大型银行在欧美地区的业务将持续收缩。受疫情持续蔓延下经济复苏态势不明朗、市场活动减弱等因素影响，主要跨国大型银行在欧美地区创收持续疲软。2020年前三季度，汇丰在欧洲和北美地区的税前利润合计亏损29.5亿美元，其中欧洲地区亏损额较2019年同期扩大2倍多，北美地区盈利较上年同期下降98%；花旗在北美地区的税前利润为19.38亿美元，同比下降60%；桑坦德银行在欧洲地区的税前利润同比下降42%；渣打在欧美地区税前利润达到3.93亿美元，同比增长4倍多，但整体规模较小，且盈利主要集中在前两个季度，第三季度单季税前利润同比下降40%。近年来部分跨国大型银行因欧美地区低利率、市场增长缓慢等因素已经开始撤出或裁减相关业务和市场。展望2021年，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后的谈判进程成为跨国大型银行在欧美地区布局的主要不确定因素，低利率环境持续挤压银行盈利空间，跨国大型银行在欧美地区的海外布局或将持续收缩或调整。

　　二是跨国大型银行对亚太地区的布局和投资将迎来新增长。后疫情时代，亚太地区将持续领跑全球经济，成为跨国大型银行重点关注和加快布局的市场。2020年主要跨国大型银行在亚太地区的盈利同比将有所下降，但与其他地区相比降幅较小，且主要集中在第一、二季度，第三、四季度明显好转。2020年前三季度花旗在亚洲地区的税前利润为33.97亿美元，同比下降13%，降幅明显低于集团平均水平（41%），按盈利规模来看已经超越北美地区成为花旗创收最大的地区；渣打在大中华及北亚、东盟及南亚地区的税前利润分别同比下降12%和30%，合计降幅为18%，低于集团平均水平（19%）；汇丰在亚洲地区税前利润同比下降27%，相比其他大型银行降幅较高，但依然低于汇丰在北美（98%）、欧洲（亏损额扩大2.15倍）、中东及北非（116%）的税前利润同比降幅。过去数十年来，亚太地区各国相继放宽双边贸易投资、金融业管制等，大幅吸引了跨国企业和外资银行的投资和设点布局。整体来看，亚太地区各国发展差异性和多样性较强，经济金融一体化发展有很大的空间。2020年11月15日，中国、日本、韩国、澳洲、新西兰及东盟正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进一步加强区域内经济联系和生存要素流动，将撬动更大更丰富多元的跨境金融需求。

　　三是跨国大型银行在中东、非洲及拉美等地区的经营不确定性较大。一直以来，主要跨国银行根据自身经营特色和竞争优势，在除亚太以外的新兴市场都有所侧重，如桑坦德银行一直将拉美市场作为其重点拓展的市场，渣打在中东及非洲市场占有重要份额，花旗利用欧洲金融中心的布局和业务优势大力拓展中东及北非地区的机构及个人业务。2020年前三季度，桑坦德在拉美地区的税前利润同比增长29%，其他主要银行在上述地区的盈利情况有所下滑。其中，花旗在拉美地区的税前利润为5.74亿美元，同比下降74%，在欧洲、中东及非洲（EMEA）地区的税前利润同比下降24%；渣打在中东及非洲地区的税前利润同比下降83%，是各地区中降幅最大的；汇丰在中东及北非地区的税前利润亏损3.26亿美元，上年同期盈利20.41亿美元。中东、非洲及拉美地区因经济复苏态势不确定性较大、疫情防控不明朗等因素，给银行在当地市场拓展业务带来较大挑战。对于在当地市场份额较小的跨国银行而言，可能会收缩或撤退部分业务；对于部分已深耕多年的跨国大型银行而言，如桑坦德在拉美、渣打在中东及非洲等，或将维持现有业务布局，对业务长期发展保持审慎观望态度。

　　四是外部环境变化催生合规管理新思路。为做好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银行海外经营的合规管理将发生新的调整和改变。首先，合规投入将进一步加大。后疫情时代合规监管依然不放松，甚至有趋严态势。数据显示，2020年1至7月，全球金融机构因反洗钱、违反KYC原则等合规监管的处罚金额高达56亿美元。疫情后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兴起使得跨境经营面临的不确定性加大，各国对金融安全问题更加关注，合规监管态势有望趋严，银行整体合规管理的技术、人员和资金投入将进一步加大。其次，当前中美关系不确定性依然较大，英国脱欧后的贸易谈判进程尚不明朗。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断变化使得银行将加快更新内部合规制度，提升跨境金融合规管理的动态性和前瞻性。最后，疫情下各国监管碎片化或将加剧，不同市场的合规要求将出现明显的差异性，银行或将进一步细化区域中心合规官的设置，实现不同区域、不同市场的合规管理差异化调整。

　　五是产业链重构助力业务新突破。疫情加剧逆全球化态势，全球产业链面临重塑。各国产业链的垂直一体化进程开始加快，分工格局向区域化和本土化演变，高新技术产业链的主导权竞争将日益白热化。中欧合作深化、“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及RCEP协议等将助推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客户结构更趋于区域化、周边化。就中国银行业而言，在双循环新格局构建过程中，跨境金融服务对象将由“走出去”客户的主导结构向“走出去”“引进来”并重的双向结构转变。同时，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的金融需求将进一步扩大。中小企业是社会创新的主体，目前不少跨国大型银行表示将关注有较好成长前景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利用全球网络优势提供丰富的跨境金融需求。

　　六是科技发展重塑跨境金融新业态。金融科技将给跨境金融业务带来颠覆性变化。在跨境贸易融资领域，区块链、光学和智能识别等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国际跟单信用证、国际保函方面，跨机构的数据共享和数据整合平台搭建将有效缓解重复贸易融资和贸易融资欺诈问题，满足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相应的融资需求。数字货币的探索与发展将重塑跨境支付生态体系，银行相应的跨境支付、跨境结算清算体系或将实现新突破。数字化平台建设和数字银行发展加快跨境零售业务的发展历程，线上金融服务的广泛应用、信贷审批流程和风险防控流程的线上化等提高银行拓展海外零售业务的便利性，跨境个人金融服务或将迎来新突破。

　　（八）普惠金融加快数字化发展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重大冲击，也使得增强金融普惠性和包容性更加迫切和重要。疫情下普惠金融加快发展。一是财政支持力度加大。2020年3月美国总统正式签署《新冠病毒援助、救济与经济安全法案》（简称“关爱法案”），通过薪酬保护计划、无追索权贷款、税收减免和退税政策等，帮助疫情受到严重打击的个人和企业渡过难关。2020年6月底，全球普惠金融伙伴关系组织（GPFI）确定了针对中小企业、青年和妇女的普惠金融高级别政策指南，为各国政府、国际社会提供参考。二是金融机构加大信贷供给。截至2020年二季度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达到13.73万亿元，同比增长28.4%；有贷款的户数为2363.3万户，较年初增加了251.4万户。三是灵活调整还款安排。美国政府明确表示将实施抵押贷款减免措施，允许所有抵押贷款借款人可以延迟至少90天的还款时间，最多可延迟一年。2020年6-7月，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贷款展期、无还本续贷等方式，对50.6万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1.44万亿元到期贷款本金实现延期，其中普惠小微贷款本金延期4126亿元。展望2021年，疫情加速线上金融服务、数字化金融平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将迎来新突破。

　　一是线上金融服务模式将不断拓展，加快对线下服务的补充和替代。互联网的广泛存在特性决定了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平台搭建的零边际成本效应，使得金融服务触角向任何一个微观个体延伸都成为可能，为偏远地区的网点覆盖和金融服务拓展提供有力支撑。2020年疫情封锁和社交距离限制驱使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使用在线支付、在线消费、在线借贷等服务，各类金融机构利用数字化技术搭建“非接触”服务渠道，加快了线上对线下服务的替代。截至2020年11月16日，中国共有2938家银行网点关闭，同期新设或转设网点2198家，网点净减少量为740家。手机银行、人脸识别、身份验证等广泛应用使得普惠金融可以凭借互联网形成较好的地理渗透性，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将加快搭建，形成对现有普惠金融服务体系的有益补充。

　　二是金融科技在普惠金融领域将广泛应用，提升服务效率。普惠金融需求存在“短、小、频、急、散”等特点，信贷风险相对较高，信贷支持往往存在边际成本高但收益低的问题。大数据挖掘、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创新性应用，能让金融机构通过多个角度分析用户资质和风险状况，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既增强风险识别的精准性，又可大幅降低普惠金融服务成本。各类金融机构通过视频面签、线上信用审核、智能风控等方式为用户提供更便捷、快速、可靠的信贷支持，金融服务效率进一步提升。疫情催化金融服务的全流程数字化探索，贷前调查、贷后管理等从前更多由线下渠道完成的业务流程“被迫”上线。展望2021年，信贷全流程线上化和数字化将成为新趋势，助力普惠金融效率大幅提升。

　　三是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将加快优化，夯实普惠金融服务基础。进一步发挥好数字化技术在普惠金融中的作用，尚须加强相应的数字基础建设。一方面，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加速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推广，但是目前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互联网和智能设备普及度还存在一定差距，“数字鸿沟”的存在使得部分群体处于金融服务提供商的“雷达”之外。数字化服务手段的广泛应用，提高了老年人、农民、贫困人群等群体获取金融服务的门槛，对他们而言可能造成新的金融排斥。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将进一步完善，助力提升数字金融服务的可触达性。另一方面，各类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在享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的便利和优惠的同时，对数据泄露、虚假宣传、欺诈等风险的担忧也开始提升。各类金融机构在系统安全、模型安全、资金安全和数据安全等将进一步优化升级，助力构建更加健康安全的普惠金融业态。

　　（九）“科技信贷”或将步入稳健、可持续发展阶段

　　近年来，全球信贷市场发生潜在变革，尽管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仍是主要的信贷投放者，科技企业涉足信贷领域的步伐加快：一方面，以“P2P”等为代表的小型金融科技平台通过线上交易平台进行信贷投放；另一方面，各国大型科技巨头通过自行发放或与金融机构合作等模式进行信贷投放。2021年，随着全球监管对“科技信贷”的监管与研究，“科技信贷”规模或将告别爆发式增长，科技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将进一步深化，科技信贷步入稳健、可持续发展阶段。

　　第一，全球监管探索调整对“科技信贷”的监管框架。全球监管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是否调整“科技信贷”监管规则进行评估：一是“科技信贷”对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影响，是否会威胁到金融体系稳定性及市场公平；二是“科技信贷”对于金融发展、金融普惠及效率等是否具备改善作用；三是现有金融监管框架对于“科技信贷”业务的风险是否存在有效的识别、监督及应对机制，以及是否存在监管套利空间等。当前，全球金融监管正在逐渐建立对“科技信贷”的监管框架，包括这些平台应当如何运营、应采取何种行动规避相关风险，以及如何加强信息披露及投资者教育等。

　　第二，大型科技企业信贷规模或将告别爆发式增长。科技巨头的信贷服务通过对借贷者非金融类交易数据、金融数据等对其用户进行授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性，但也面临着价格歧视、非良性竞争及隐私侵犯等问题。据估计，全球大型科技企业信贷规模总量从2013年末的106亿美元增至2019年末的572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94%（图5）。其中，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及部分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大型科技企业信贷规模增速较高。自2014年起，中国大型科技企业信贷规模爆发式增长。截至2019年末，企业信贷规模已达5159亿美元，占中国信贷总规模的2%，占全球大型科技企业信贷规模比重达90%，是第二名日本（257亿美元）的20倍，是第三名韩国（124亿美元）的42倍。随着《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等出台，大型科技企业面临更高的资本要求、联合贷款出资比例要求等，将探索更为稳健的信贷投放方式与节奏。预计2021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信贷投放的调整将影响全球科技信贷规模增速。

　　第三，与金融机构合作或将成为科技企业参与信贷业务的重要方向。目前，中国对P2P平台的清退步入尾声，小型金融科技企业将不再直接从事信贷投放等金融业务。大型科技企业对信贷业务的探索将更加依赖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合作共赢”有望成为未来科技企业参与金融业务的主题。作为全球大型科技企业信贷规模排名第二的日本，大型社交媒体企业LINE通过与瑞穗银行合作发行消费信贷产品；电信企业NTT通过与银行、客户签订协议，为银行提供信贷评估服务；第二大电信服务商KDDI通过与三菱东京日联银行合作，合资创立了智能手机银行Au Jibun银行。在美国，苹果企业与高盛银行联合发行苹果信用卡，谷歌与花旗银行等银行联合发布活期存款账户，亚马逊与高盛合作开发消费信贷等服务。预计2021年，大型科技企业与大型金融机构的合作将为双方营造“合作共赢”局面。

　　（十）绿色金融成为主流模式

　　2021年，发达国家银行业将更加关注ESG（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鉴于ESG问题对银行和金融体系构成的巨大风险，更多的银行将其考虑因素纳入风险管理、产品设计和长期战略中。在美国，随着拜登在大选中胜出，环境保护以及对抗气候变化将会是政府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2021年美国银行业绿色金融将开始加速发展；在英国，政府积极推动绿色金融战略，增加可持续项目和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到2021年将在清洁增长创新领域投入25亿英镑，并承诺到2025年达到每年220亿英镑；在日本，首相菅义伟发表首次施政演说时表示将在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日本银行业绿色金融的发展将进一步提速。

　　2021年，发展中国家绿色金融发展将更加迅速，在基础设施投资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东南亚地区，将逐步搭建或引入绿色金融框架，形成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可持续投资市场参与者数量增长迅速，绿色债券、责任投资和绿色基金等绿色金融产品将有亮眼表现。在俄罗斯，大型银行加快绿色金融发展，为了顺应绿色金融的国际发展趋势，将有更多的银行按照《俄罗斯绿色金融指引》的有关内容建设本国的绿色金融系统，向开发绿色项目的本国企业提供相应的优惠贷款，为绿色企业注入发展动力。

　　近几年，中国绿色金融市场规模迅速发展。截至2019年末，绿色金融的总体规模已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其中，绿色贷款余额达到10.22万亿元；绿色债券存量规模达到1万亿元左右，位居世界第二；其他创新型可持续金融产品不断涌现，包括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绿色信托、绿色租赁、绿色理财、碳金融等，为推动绿色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满足不同类型投资者的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年，中国绿色金融市场继续发展。6月，主要金融机构绿色贷款余额达到11.01万元，同比增长16%，预计全年绿色信贷规模将达到12万亿左右；6月，存量绿色债券总规模已达1.2万亿，预计2020年，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增速仍将维持在30%左右，达到4500亿元，使总规模达到1.45万亿左右；此外，中国的试点碳市场已成长为配额成交量规模全球第二大的碳市场，8月末七个试点碳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额约为92.8亿元，预计全年将突破100亿元。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当前，与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相比，中国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仍然任重而道远。据统计，2019年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仍有180个的环境空气质量未达标；中国资源利用效率依然偏低，资源循环利用技术整体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10年至15年的差距。“十四五”时期，中国将逐步形成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消费、绿色金融等完整绿色经济体系，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能。预计2021年，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将迈上新台阶，逐渐成为银行业的主流经营模式，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绿色金融业务规模快速上升，将达到16万亿元人民币左右。银行充分体现社会责任和担当，坚持绿色信贷的规模、占比、增长与各行的地位相匹配，逐渐形成总体全覆盖、各行差异化发展的格局；大力推动绿色债券业务发展，充分发挥主要发行人、承销人和投资人作用，并积极提供绿债项目的相关信息，加强私有信息与社会公众的分享。同时，积极探索其他绿色金融业务，比如绿色保险、绿色信托、绿色租赁、绿色产业基金、绿色企业 IPO 及并购服务等。部分银行将形成具有市场影响力的统一绿色金融品牌。

　　第二，深化机制体制改革，加强环境风险管理。将有更多的银行借鉴国际经验，制定集团统一的包括绿色金融、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等的绿色发展战略，并将其嵌入“董事会及下属委员会—管理层—执行层”的管理架构之中。董事会统筹绿色发展的政策和战略，管理层将绿色发展事宜列入执行委员会常规议程。同时，在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等省（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专营机构将加快设立和发展，推动专业化运作。更多银行将按照赤道原则、负责任银行原则等国际标准的要求强化环境风险管理。

　　三、专题研究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面临双循环的新格局，中国银行业将进入发展新阶段。本报告将围绕“十四五期间双循环格局下银行业发展”主题，重点研究以下两个专题。

　　（一）中国银行业构建场景生态的思考

　　近几年来，伴随着“无场景，不金融”逐渐成为行业共识，将金融与居民消费以及企业行为等场景深度结合，发挥批量化获客、精准化服务、针对性风控等优势，已成为金融领域核心发展趋势。在双循环的新格局下，消费将进一步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成为内循环的核心动力来源、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驱动力，并将为外循环注入新动能，成为全球消费市场的主要增量，增强对外资外贸的吸引力和产业链锁定能力。在此大背景下，场景建设通过平台化的建设与运营，将同一场景下的多重服务集合，降低企业融资服务的成本，为实体经济赋能增效，带动场景下的消费融资需求，进一步激发消费潜能。银行强化场景建设应从五大要素进行布局。

　　第一，深入分析经济特色，挖掘客户痛点以及服务需求。随着金融科技对居民生活的渗透，大众消费生活习惯发生改变。对政府、企业客户而言，帮助解决其自身经营难题，赋能其数字化经营，是银行在信贷价格、规模外的重要竞争优势。对个人客户而言，增加产品使用便捷度、降低金融服务摩擦感，是其选择金融服务的重要参考。场景建设的布局要建立在对经济发展趋势、业务空间、盈利模式的深入研究和量化分析基础上，充分结合当地产业发展及政策支持方向。要明确资源投入顺序，优先布局前景广阔的金融场景，在市场中快速建立竞争力。

　　第二，发挥基层优势，提高反应速度，探索共性需求。场景建设要“快、准、通”。首先，要对市场变化的反应快，对场景需求的响应快。快速的布局是场景发展壮大的必备条件。其次，要探索共性需求，实现一个场景多次复用。政府、企业等用户在其自身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共性需求，如针对管理、打卡、内部服务等需求的产品开发等。要深入挖掘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客户的共性需求，打造通用性产品或服务，实现一个产品、多次嵌入，最大化地发挥产品研发功效，使其成为拓展客户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第三，强化平台建设，构建闭环式服务生态系统。场景建设需要搭建综合服务平台，满足对企业需求的定制、开发、运营及维护，对第三方开发产品的上云、复用等。通过服务平台，银行对企业输出资金拓展和技术、解决方案等，实现开卡、代发薪、存款、贷款、理财、支付结算等相关个人及公司业务的完整服务闭环，与客户形成稳定、深度合作关系。

　　第四，夯实科技力量，提升产品开发效率。场景建设建立在科技应用基础上，银行需要通过输出技术服务，与企业建立深度合作关系。在场景建设的前、中、后期，科技部门需要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在需求前期，要评估好自身研发能力及周期、产品后期维护运营难度等，通过科技联络人机制，实现在场景拓展和营销过程中业务与科技的高效协同；在实施阶段，搭建可视化平台提供项目全流程管理，形成对各场景的统一视图，实现持续并行高效交付；在后期管理阶段，以项目制的方式实现管理运维。受限于自主开发能力、系统运维能力有限，部分场景建设需要与第三方软件公司进行合作，需要理顺合作机制：在前期立项招标时，为服务不同行业领域的外包开发公司进行分类和筛选入库，建立资源库，评估软件开发公司能力；在对接需求时，明确业务需求，并将需求准确传达至外部研发机构；在产品开发阶段，制定内外部科技系统开发对接平台，对场景相关平台进行标准化设计和开发，方便快速复制推广；在后期运营时，与第三方企业计划制定开发、对接、联调周期，评估开发费用、对接费用。

　　第五，创立敏捷型组织，优化考评机制。不同于银行传统的部门与职能分割机制，场景建设是长期、系统性工程，涉及公司、个金、交易银行、渠道运营、银行卡、财务管理等各部门。同时，场景建设本身是底层及基础设施建设，无法产生收益，其价值应该通过更为宽泛的综合收益评判标准来进行定位，例如，通过建设本身的可复用性、合理性、便利性来进行评判。打破竖井协同作战、建立针对性考评机制是实现场景建设覆盖各项金融服务、长期稳定推进的重要保障。

　　（二）中国银行业拥抱赤道原则的分析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推动绿色发展。赤道原则作为成熟国际标准、流程和方法论，可以为中国银行业强化环境风险管理、拓展绿色金融业务提供重要参照。

　　1． 赤道原则的基本情况

　　2002年，国际金融公司、荷兰银行、巴克莱银行等10家国际金融机构在伦敦召开会议，专门讨论项目融资相关的环境与社会影响问题。会后，各方就该问题的解决拟定了统一的评估标准，并于2003年6月正式产生了赤道原则（第一版），作为一种自愿性金融行业准则，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规避对环境与社会有害项目的实施。

　　赤道原则紧跟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共识，经过2006年、2013年、2019年的三次重大修订，形成了一整套保证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成熟国际标准、流程和方法论，是金融机构从事国际融资的重要标准之一。比如，2019年的第三次修订，将赤道原则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巴黎协定》相联系，认为赤道原则金融机构将在这两个国际目标和协定中起到重要作用。

　　目前，已有近40个国家的110多家金融机构采纳了赤道原则，在最新入选的30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中，仅中国4大银行、美国4家以投行业务为主的银行、瑞银集团、法国人民储蓄银行未采纳赤道原则。中国也有5家银行正式参与。

　　2． 赤道原则的主要内容

　　赤道原则适用于四类项目：一是项目总投资不低于1000万美元的项目融资；二是项目总投资不低于1000万美元的项目融资咨询服务；三是符合一定标准的项目关联贷款（也包括出口融资中的买方信贷形式），即大部分贷款与客户实际经营控制的单一项目有关，项目总贷款以及赤道原则金融机构单独贷款不少于5000万美元，贷款期限不少于2年；四是期限少于2年，且计划借由预期符合赤道原则的项目融资或公司贷款进行再融资的过桥贷款；五是与项目关联的再融资和与项目关联的并购融资，存量项目本身是已使用于赤道原则的项目，项目的规模或范围没有实质重大变化，在签署设施或贷款协议时，项目尚未完成。赤道原则主要包括10大原则：

　　原则1：审查和分类。基于国际金融公司的环境和社会分类操作流程，银行评估客户融资项目对环境和社会的可能影响，按程度分为三类：A类，预计负面影响严重，且结果不可逆转；B类，预计负面影响有限，且通常是具体、可逆的，用缓解措施可以避免；C类，预计负面影响非常小。

　　原则2：环境和社会评估。对于A类和B类项目，客户须开展环境和社会评估，并提供有效解决项目相关环境和社会影响的方案。对于二氧化碳排放超标的项目，须评估替代方案的可行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原则3：适用的环境和社会标准。对于社会和环境影响的评估，应符合东道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国际金融公司的《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绩效标准》、世界银行的《环境、健康和安全指南》。

　　原则4：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以及赤道原则行动计划。对于A类和B类项目，客户须制定环境和社会管理体系（ESMS）、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ESMP），以持续评估和管理相关风险。如需要，客户和银行还将共同制定赤道原则行动计划（AP）。

　　原则5：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对于A类和B类项目，客户必须采用一种合适的方式，持续与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开展沟通和合作，保证利益相关方的有效参与。

　　原则6：投诉机制。对于A类和部分须审查的B类项目，客户必须建立公开、透明的投诉机制，确保受影响的群体能够进行申诉，客户能够随时掌握信息并及时采取解决措施。

　　原则7：独立审查。对于A类及部分须审查的B类项目融资，以及部分高风险A类项目关联公司贷款，应将ESMS、ESMP、利益相关者参与流程以及AP（如适用）等材料，交由外聘的社会和环境专家进行独立审查。

　　原则8：承诺性条款。客户必须承诺遵守东道国有关环境和社会的法律法规。对于A类和B类项目，客户须承诺在项目建设、运营的整个周期中遵守规定并定期向银行提交项目报告。

　　原则9：独立监测和报告。对于根据原则7需要独立审查的项目，须外聘银行应聘请或要求客户聘请独立的社会和环境专家，来核实所有需要提交给银行的监控信息。

　　原则10：报告和透明度。对于A类和部分须审查B类项目，客户必须在线披露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的摘要。银行必须在适当保密的前提下，每年公开披露实施赤道原则的项目数、流程和经验。

　　3． 中国银行业拥抱赤道原则的主要影响

　　第一，部分客户和业务流失。对于既有的与环境和社会风险相关的大型项目，如需续作，银行须重新审视其是否适用赤道原则，如不能达标可能将无法获批。对于部分项目而言，银行停贷可能会导致项目烂尾以及贷款无法完全收回的情况发生。对于新增业务，银行须说服客户按照赤道原则进行申请，对于不愿意遵循或没有通过审查的项目，将不能提供融资。

　　第二，融资审批流程及相关运营成本增加。赤道原则要求审批流程包括四个环节：一是客户经理初评，将项目按赤道原则要求分为A、B、C三类；二是环境及社会风险复审，外部专家独立审查A类及部分B类项目融资，以及部分A类项目关联公司贷款，银行职能部门审查其它项目；三是贷款审批，通过赤道原则审查的项目进入传统审批流程；四是贷后跟踪管理，客户经理、职能部门人员、外部专家共同监督，确保资金使用全程合规。与传统流程相比，赤道原则要求一个项目即使获得了环保等部门的批复，也必须由银行按照赤道原则进行审查。同时，赤道银行要制定赤道原则行动方案、建立项目利益相关者参与及投诉机制。相应地，赤道原则金融机构须增加专业管理人员、必要时邀请外部专家、加强客户经理培训，增加人力成本支出。此外，银行将在适当保密的前提下，每年公开披露实施赤道原则的项目数、流程和经验。

　　4． 采纳赤道原则的价值与意义

　　第一，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当前，绿色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以及国际社会的共识，已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巴黎协定》。2019年6月G20大阪峰会期间，中国、法国与联合国举行会议，共同重申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推动《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的坚定承诺。中国银行业采用赤道原则，切实融入全球绿色发展趋势，有助于凭借自身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改革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体现发展中国家诉求。

　　第二，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当前，中国绿色金融市场广阔，利用赤道原则提供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银行可以拓展相关业务领域。据人民大学课题组测算，中国绿色融资缺口持续扩大，2019年中国新增绿色融资需求达到2万亿元，新增绿色融资缺口约为0.6万亿元。同时，中国环境与社会风险的影响日益重大，在去产能和多轮的环保督察中，部分高污染、高耗能企业面临巨大压力，甚至走向破产，给银行带来了一定的资产质量压力。赤道原则总结了在项目融资及相关贷款业务领先银行的实践经验，可以降低和缓释融资项目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有助于银行风险管理水平向国际领先水平看齐。

　　第三，助推国际化发展。根据赤道原则协会披露，在全球项目融资市场中，赤道原则项目从2003年不到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增长到2018年超过50%，甚至占据了新兴市场项目融资的70%以上。拓展海外市场需要较高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能力作支撑。据估计，从2016年到2040年，全球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到94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源于新兴市场国家；在发达国家，公众对环境和社会影响关注程度高，社会监督更加严格。采纳赤道原则，遵循更为严格的国际标准，有利于银行树立良好形象，拓展全球业务。国际化程度较高的花旗、汇丰、渣打、三菱日联分别在2003年6月、9月、10月以及2005年12月成为赤道原则金融机构。

　　此外，加入赤道原则意味着采纳更为严格的国际规则，更加有利于吸引国际投资人，并为海外融资如发行绿色债券等提供便利条件。

　　5． 对中国银行业的建议

　　发展绿色金融，坚持可持续发展是大势所趋，赤道原则作为全球大型金融机构的通用准则，也将是银行的重要发展方向。但考虑到中国银行业，特别是大型银行公司贷款规模大、占比高，组织架构复杂，一蹴而就地采用赤道原则可能会对经营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建议以此为方向，分阶段稳步推进。

　　第一，公司业务部门、风险管理部门建立专门机制，持续跟踪分析实施赤道原则的可行性。持续跟踪须经赤道原则审查的项目融资及公司贷款情况，评估影响的业务范围和规模，并着手研究依托赤道原则发展相关项目融资业务、绿色金融业务的市场空间，研究在落实赤道原则后如何建立高效的审批流程。

　　第二，稳步推进可持续金融机制建设，为采用赤道原则做好前瞻性准备。加强顶层设计，制定统一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将其嵌入“董事会及下属委员会—管理层—执行层”的管理架构之中。完善重点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风险政策及管理流程，基于国内的社会及环保标准引入赤道原则的评估、审查和利益相关者沟通等机制，推动相关培训，推动赤道原则理念。

　　第三，开展试点工作，积累相关经验。位于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甘肃等六省区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分行可以先行先试，打响银行品牌，引领金融业绿色发展趋势。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银行总行一级部门。研究领域涵盖全球经济、国际金融、宏观经济与政策、金融市场、银行业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