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奇霖：通胀指标改革的必要性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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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小川：拓展通货膨胀的概念与度量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奇霖 张德礼

　　11月27日，央行政策研究栏目刊登了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央行原行长周小川的署名文章，题为《拓展通货膨胀的概念与度量》。

　　这篇文章背后有着很深刻的现实背景。目前通货膨胀是各国央行制定货币政策时最关注的指标之一，欧美日等许多发达国家都直接采用了“通胀目标制”，即央行通过货币政策操作引导通胀预期向一个预设值（一般是2%）靠拢。但是近十几年来，这些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操作面临着严峻挑战，一个最显著的现象是，全球央行都在货币宽松的同时，通胀水平却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迟迟达不到预设值。

　　导致该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市场上谈论比较多的是货币向通胀的传导机制出了问题，比如认为货币超发但是没有流向实体经济、推动需求扩张，因此通胀也起不来。周行长的这篇文章关注的则是另一件事——是否通胀的概念、范畴和度量本身出了问题。如果对通胀的理解本身是片面的，那么围绕它展开的货币政策框架自然也需要重新审视。

　　在经典的教科书定义下，通胀指的是物价持续、普遍地上涨，并且这种上涨主要是由于货币超发所致。如果把通胀当作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那么关键就在于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把物价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但是正如周行长在这篇文章所指出的，通胀可能既是一个最终变量，又是一个中间变量，与其说央行应当关注的是通胀本身，不如说是通胀背后的民众体验、社会福祉。

　　因此，周行长扩展了通胀的内涵，认为可以把通胀理解成一种“生活成本”。从这个角度出发，通胀所涉及的内容也明显更广泛了，比如同样的收入下我们能购买到何种生活水平？要获得同样的收入我们需要付出更多还是更少的劳动时间？这些问题都直接影响到每个人的福利状况和生活体验。

　　既然过去对通胀的理解存在局限，那么在通胀的统计度量方面可能也有偏误。在我国，目前我国有几种指标可以度量通胀，使用最广泛的的是CPI和PPI，除此之外还有GDP平减指数、固定投资价格指数等，它们分别从消费品、中间品、投资品等不同维度上反映了物价的变动趋势。

　　就拿备受关注的CPI来说，它的统计调查涵盖了一篮子商品，包括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和服务等8大类和262个基本分类，不同分类按照不同的权重计入。统计局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确定调查网点，直接派人到调查网点采集各种商品的原始价格，最后再遵循特定的统计方法汇总出CPI数据。

　　无可否认的是，通胀指标的统计方法从技术层面来看是科学的，也经过了长时期的历史检验，但随着经济体系越来越复杂，通胀指标在现实中的适用性在不断弱化。

　　比如2019年以来受猪瘟等供给因素影响，我国猪肉价格出现了一轮史诗级的暴涨，这也带动CPI同比持续走高，甚至一度到达5.4%。但是在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其他商品的价格似乎又不见起色，这就导致了“拿掉猪后全是通缩”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完全被猪肉绑架的CPI对于货币政策而言到底还有多大参考意义，显然存在疑问。

　　而PPI则更多地受供给侧改革、环保限产、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影响，与CPI有很大不同。近年来两者走势背离的情况大幅增加，比如2017年以来PPI同比快速下探，CPI同比则温和上行，原有的PPI向CPI的传导机制几近失效，这也使得货币政策陷入比较尴尬的境地。

　　当然了，周行长对于传统通胀度量指标体系的质疑，主要来自于它无法准确地反映民众的生活成本，经常与民众感知相违背，这与上文中对通胀概念的质疑是一脉相承的。从此出发，周行长也提示了通胀度量中几个具体问题：

　　一是较少包含资产价格。以房价为例，目前我国CPI度量中虽然包含居住项，但主要是租房支出以及自住房用类比租金，购房支出不直接计入CPI，而过去十几年间，房价涨得飞快，已经成为了中国很多家庭最主要的支出项之一，大幅加重了居民的生活负担，CPI数据却无法反映出这一点。

　　二是通胀的支出篮子所对应的收入范围较窄。现行的CPI统计以家庭可支配收入作为基准，而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开销，很多是在家庭可支配收入之外的，这部分内容的价格上涨较多，但是没有纳入CPI的考量之中。

　　三是忽视了劳动付出对通胀感知的影响。如果将劳动付出也看成是一种“生活成本”，那么用更多的劳动付出换取同样的消费效用，也意味着通胀（这里的劳动付出，可能是更长的工作时间，也可能是我们为了提升竞争力而在自己身上追加的教育投资）。民众其实能明显体会到这种层面的通胀，但它很显然也没有被现行的通胀指标所捕捉到。

　　四是通胀的基准、可比性和参照系不够完善。通胀指标的设置，本身就是用来对比的，所以随着时间变化，CPI篮子涵盖的商品服务类别以及它们的权重需要调整以保证通胀数据的可比性，但可比性一方面是个统计技术问题，另一方面又涉及公众的感知，而公众对生活的满意度，很多时候并不是严格按统计公式来分析的，目前的通胀度量体系多少忽略了这一点。

　　总而言之，当前的通胀指标体系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而从当前的时间点来看，周行长撰写的这篇文章有着很特别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中探知到两个层面的政策信息：

　　一是货币政策层面，在尚未建立起更合理的通胀测度体系之前，未来可能会频繁出现货币政策和通胀数据“脱钩”的现象。因此，基于通胀水平来判断货币政策松紧的想法需要更谨慎。

　　市场经常会根据CPI数据来预测央行下一步的货币政策操作，比如说当去年猪价带动CPI高企时，部分观点认为央行可能会收紧货币以遏制通胀继续走高，但事实上并未如此。部分原因在于，在我国央行的考量中，现有的通胀测度体系或许已有些“不太合时宜”，因此对于货币政策的参考价值也相对较低，央行的关注点可能更多地放在了稳增长、防风险等目标上，而非控通胀。

　　二是通胀统计层面。未来通胀度量体系大概率会进行改革，周行长这篇文章其实已经点明了一些主要的改革方向，比如将资产价格纳入通胀核算、调整通胀核算对应的收入基准等。

　　这其中又包括两种可能，一种是对现有的通胀指标进行完善，另一种是创设新的通胀指标。哪种可能性更高？个人认为是后者。因为如果要大幅变革现有的CPI核算体系，仍然存在很多争议和难点。

　　就拿纳入资产价格这件事来说，它和CPI作为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定义本质上是冲突的，因为一旦涉及资产价格，那么CPI的考察范围自然就越界到了投资领域，而不仅是消费。另外，如果把资产价格纳入原本相对平稳的CPI中，在没有设置合理权重的情况下，必然会导致CPI的波动大幅加剧，这又会从另一个层面削弱CPI的政策参考价值。而如果要设置一个合理权重，那么这个合理权重该定为多少，怎么来定，很难确定。

　　相较之下，设立新的通胀指数来兼容各种调整思路，同时保留原有通胀指标的核算方法，这种做法可能更现实一些，也比较符合一贯的统计改革思路。比如之前M2指标存在缺陷，对货币政策的指导意义有限，于是我国独创了更符合现实情况的“社会融资规模”指标，与此同时也保留了M2统计，两类金融数据共同描绘我国的货币信用扩张状况，预计通胀度量体系的改革会与之类似。

　　此外可以注意到，统计局每5年调整一次CPI篮子和基期，明年将迎来新一轮调整，从周行长认为“CPI数据应当更好地反映民众实际生活成本变化”这个思路来看，大概率会出现的调整是进一步下调食品项（尤其是猪肉）在CPI统计中的权重，而提高居住项的权重。但整体的CPI统计框架在明年可能不会出现大变动，新的通胀指数暂时也不会推出，因为从周行长的这篇文章来看，通胀体系改革还处于探索阶段，目前没有非常明确的路线。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