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见领袖专栏作者 夏春
9月29日，特朗普和拜登将在俄亥俄州展开总统大选的首场电视辩论。他俩还将分别在10月15日和10月22日举办另外两场辩论，地点分别是弗罗里达州和田纳西州。另外还有一场彭斯和哈里斯之间的副总统辩论将于10月7日在犹他州举行。总统大选将在11月3日举行。
2019年以来，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一直落后于拜登。博彩市场上，今年6月以来拜登也持续领先，平均赢率比特朗普高出7.6个点，比民调上的平均7个点的优势还要更大。一些知名资产管理公司的研究发现，受益于拜登政策的美股投资组合今年以来的业绩表现一直都好于受益于特朗普政策的组合。
但是，很多人认为特朗普在11月3日翻盘的机会依然很大，原因就是他们认为特朗普将在电视辩论中占上风，争取到还没有做出决定的选民的支持。特朗普本人就非常希望通过电视辩论来压倒拜登。民调也显示，特朗普相比拜登辩论上的赢率多出6个点，在独立选民中特朗普的领先优势更为明显，差距高达10个点。在华人圈，大家普遍也认为特朗普伶牙俐齿，也善于狡辩，在辩论中占上风将是大概率事件。拜登之前唱独角戏时多次出现口误，在面对辩论全国电视直播的压力下，特朗普的策略是攻击拜登的口误，来显示自己在智力和体力上更适合统治美国。
金句与失言对辩论的影响
自1960年肯尼迪和尼克松的首场总统辩论以来，辩论就成为了大选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传统上，媒体和选民都认为首场总统电视辩论的影响力远远高于后面两场电视辩论。毕竟，后两场辩论离投票日太近，大部分人在首场辩论结束后应该已经有了偏好的人选，对后两场辩论的关注度会降低。那么到底电视辩论会能否对大选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相信电视辩论可以决定大选结果的人，往往热衷于传播一些“传奇”故事。也就是一些总统候选人在辩论中依靠几个“金句”就实现了转败为胜的大逆袭，或者因为几个低级失误，就让煮熟的鸭子飞了。媒体会捕捉，重复并放大辩论中的这些吸引眼球和耳朵的片段，从而影响甚至改变选民的投票。
前者的经典例子很多。1984年的总统辩论中，当里根73岁的年龄被主持人挑战时，他睿智地回应说：“我不会把年龄作为这次竞选的一个问题。我不会出于政治目的利用我对手的年轻和缺乏经验。”与之竞争的蒙代尔也为这句话逗笑了。1992年比尔•克林顿在辩论中一段不到90秒钟的关于如何重振美国经济的演讲，被认为是胜选的决定性因素。当然，他那句“笨蛋，是经济问题”早就广为人知，现在已经出现各种新版本，“经济”被替换成“赤字”、“公司”、甚至“行星”（和气候变暖议题相关）。
而后者最让人熟悉的就是1992年老布什在辩论中几次看手表被认为底气不足，或者心不在焉而败选。2000年，戈尔在与小布什的辩论中不断发出叹气声也给观众不太好的印象。至于口误引发失败的最经典的例子，是1976年福特在辩论中错误地表示“东欧没有苏联的统治”，遭到了媒体的持续抨击，大选输给了卡特。
靠辩论来赢大选，难于上青天
然而，更仔细地研究发现，历史上的总统辩论对选民投票的影响，其实被媒体夸大了。绝大多数赢得大选的总统在首场辩论开始前的民调支持率就高于对手，并且一直把优势保持到了大选投票日。上面提到的几个“传奇”故事都不例外。
我是1992年上大学，拿我和大家都印象深刻的大选为例，从1992年比尔•克林顿和老布什的竞争，到2016年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的竞争，唯一一次民调支持率与大选结果相反的就是2016年特朗普的反败为胜。不过有趣的是，希拉里•克林顿在前两次总统辩论结束后的民调支持率都是高于辩论前，而特朗普恰好相反，给人强烈感觉特朗普败局已定，但结果却让大家眼睛都掉出来了。
很多人因为2016年的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的结果，而对民调准确率产生严重怀疑。但拙著《“以钱投票”比“以口投票”的预测准确度更高吗？》明确指出，以美国党内初选和两党大选的结果来看，相对于最终结果，民调的准确率明显高于博彩市场的赢率，民调比大家的想象的更准。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自1988年以来的一项长期民调，在大多数情况下，有60%以上的选民认为总统辩论对于他们做出选择有一定帮助，但这并不意味着总统辩论对大选具有决定性影响。在总统候选人的党内初选和两党大选耗时超过一年半的过程中，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早就使得选民对不同候选人的主张和个性的了解逐渐深入，而源源不断的民调结果也早在辩论开始前就让大家看到了全国和各州选民的偏好。要想靠三场辩论来改变选民心目中的理想人选，其实是难于上青天的。
以2016年为例，只有10%的选民表示他们在总统辩论进行中或者结束后，才决定了要支持哪位候选人，而22%的选民是在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进行过程中就做出了选择，更有42%的选民是在这一会议之前就做出了投票给谁的决定。
不少政治学的研究显示，电视辩论其实更多地是强化或者扩大选民对候选人原来的喜恶，而不是改变原来的看法。两位候选人的民调支持率差距会在辩论后扩大，而不是缩小。喜欢希拉里的在辩论后更喜欢她，不喜欢特朗普的在辩论后更不喜欢他。
原因在于心理学上说的“确认性偏差”，尽管辩论展现的信息是一样的，但希拉里的支持者会记住和传播她表现好的部分，忽视或者忘掉她表现不好的部分。因为人们通常只想听自己想听的，用有利的证据去证实自己原本的偏好。
因此，特朗普想靠电视辩论翻盘的念头，恐怕事与愿违。即使他能够抓住拜登的失误赢得支持他的人的点赞，但是却会让不喜欢他的人更加不喜欢他，而不是降低对拜登的支持。
研究显示，候选人在电视辩论上的表现，在影响党内初选的结果上，效果明显高于大选。原因很简单，党内初选时，候选人比较多，因为同属一党，彼此的政纲差异原本就没那么大，选民对他们之前的竞选关注度也不够。电视辩论提供了一个平台，让大家在同一时间把政纲来出来比较，并彼此质询和辩论，能够提供较大的信息量和参考价值。
恰恰因为电视辩论对总统大选的结果没那么重要，在首场电视辩论大赛开始之前，实际上明尼苏达、弗吉尼亚、南达科他和怀俄明这四个州，因为防控疫情的考虑，已经在9月18日就开始了提前投票。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也因此希望把首场辩论改到9月初，但总统辩论委员会并没有接受此建议。
利用实验研究辩论的影响
这些年，政治学界对电视辩论对总统大选的影响也做了细致的研究，一些比较有趣的发现值得和大家分享：
有研究发现高清电视出现后，年长的竞选者，因为面部皱纹和表情被更清晰地展示，更容易给观众留下不好的印象，典型的例子就是2008年与奥巴马竞争的麦凯恩。
有研究发现，自称对选举了解有限的受访者，承认对他们选谁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候选人的颜值，他们更可能投票给心目中的帅哥。这个结果其实在金融行业很常见。更帅或者更美的分析师，他们对企业未来盈利的预测相对更准，但在绝对意义上，还是很不准。而更帅或者更美的基金经理，更容易募资，但他们的实际业绩表现却和其他基金经理没什么差别。
由于现实中的电视辩论受到直播过程中众多的人为干扰（例如主持人提问的倾向性，电视画面的裁剪和角度等等），很多学者采取可控实验的方法来研究辩论对观众的影响，发现观众的偏好非常容易受到其他观众，或者外部干扰因素的影响。
比如播放同一场辩论，一些人观看的是两位候选人的原始画面，一些人观看的是去掉引起观众掌声之外的画面，一些人观看的是其他同时参与实验的观众表情和情绪反应的画面，还有一些人观看的是“假扮”观众的反应画面，结果发现这四组人的观后感会对投票行为产生明显的差别。
另外一个好玩的实验是让两组人观看英国2010年大选电视辩论，卡梅伦和克莱格挑战现任首相布朗。第一组看到的画面会显示一个布朗获得观众现场喜好度，上下起伏前进的“蠕虫”，线条一会高一会低，第二组会看到显示克莱格支持度变化的线条。当然，这些“蠕虫”都是被实验者人为控制的。结果显示，第一组和第二组观众分别认为布朗和克莱格的辩论表现最好。但事实上，民调显示卡梅伦获得了观众最高的评价，他也成功成为英国新首相。
可见，我们作为社会人，在做决定时，并非完全基于个人喜好，而是深受周围朋友和同事的影响。这些发现对于熟悉心理学的朋友来说，没有任何惊艳之处。我在喜马拉雅FM上开设的《经济学家夏春的投资必修课》里，就详细介绍了各种各样的心理和行为偏差对我们的生活和投资决策产生重大的影响。可惜的是，他们通常让我们的投资业绩更差，而不是更好。如果你想改变自己错误的投资习惯，可以收听这门在线课程。
（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本文作者介绍：诺亚控股首席经济学家)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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