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秦朔
2017年，海信集团研发中心从青岛市江西路11号迁往位于崂山的新研发园区。此前一年间，围绕江西路这块黄金宝地的用途，海信内部有过几次讨论。有人算了一笔账，如果拿来开发房地产，预计有十几亿元收益。
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一锤定音：“决不能做房地产。”
两年多后，一座以“科学和自然探索”为主题的科学探索中心在这里落成，向社会开放。在1.3万平方米的体验空间里，孩子们可以去体会生命从哪里来，可以通过互动试验感受莫比乌斯环、伯努利原理、牛顿摆和风力发电，可以摸到真实的挖掘机、消防机、收割机，甚至到驾驶室里操作，通过观察车辆纹路中花纹的区别，来寻找摩擦力和重力的奥秘……
青岛的网红打卡地中，海信科学探索中心的排名有时会超越一些老牌景点。
今年7月拜访周厚健时，他说到这件事：“地的市场价值确实很高，但我脑子里从未动过做房地产的念头。因为青岛市政府在崂山帮海信弄了一块很大、很好的研发用地，希望我们好好做研发，而不是掉进钱眼里。”
“更重要的是，从海信几十年的发展中，我深刻地知道技术的重要性。技术创新的前提是好奇心。爱因斯坦说过‘我没有特别的天才，我只有强烈的好奇心’。成功源自好奇心，好奇心源自对大自然和科学技术的兴趣。所以我们的团队走遍全球知名的科学博物馆，借鉴学习，最后建成了这个探索中心，希望从科普的角度唤起大家的好奇心。”
“我们放弃了十几个亿的收益，但我们为青岛创造的价值更高。有些价值不是用钱能计算的。”
| 海信科学探索中心收藏的世界上第一台电视机
2010年，中国大陆一共生产了1.18亿台电视机，其中1亿台为平板电视。
平板电视的核心器件是显示芯片、显示屏及模组，95%以上要进口，一年要花大约2600亿元。显示面板是当时中国继石油、铁矿石、集成电路后的第四大进口材料。时任工信部领导的苗圩说，中国显示产业的关键问题是“缺芯少屏”。
“芯是芯片，屏是面板。面板过去主要由日韩企业主导，特别是三星优势很大。面板工业是‘吃钱的老虎’，高投入，重资产，技术和工艺复杂，风险很大。2001年，大陆面板厂商的面板出货量只占大陆整个彩电生产量的2%，但是到2019年已经占71%，‘少屏’的历史被改写。现在全球面板产业已经由中国来主导。”
“十年前一台42寸液晶电视的销售价最少在5000元以上，现在在1000元以内。这就是华星光电等中国显示企业崛起、让面板价格大大降低的结果。”
9月中旬，我在深圳的TCL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参观，华星光电高级副总裁赵军这样介绍。
华星光电和京东方，被誉为中国面板工业的双雄。
2009年，在深圳市政府大力支持下，TCL华星光电成立，TCL从终端产品进入半导体显示。目前，华星光电已建和在建的生产线共6条，合计投资金额近2000亿元。最近，在苏州的三星8.5代线被华星光电收购，这标志着大陆面板产业用十几年时间完成了逆袭。
从2013年起，TCL集团开始从房地产领域退出，当年12月将旗下的惠州TCL房地产开发公司70%的股权转让给香港花样年集团。转让后，TCL的主营业务为TCL多媒体、TCL通讯、华星光电、家电集团通力电子、部品及材料、销售及物流六块业务，房地产不在其中。
2018年，TCL修订《公司章程》，经营范围干脆剔除了“在合法取得的土地上进行房地产开发经营”这一项，彻底去房地产化。
李东生说：“我当然知道靠着工业投资可以到一些地方配套拿房地产用地，我也知道房地产有发展前景，但术业有专攻，一个企业还是要专注于自己有优势的领域才可能成功，所以我们卖掉了房地产业务。”
“做工业很苦，回报也不是很高，而且要一直不断地投资下去，很难变现。但我就是喜欢，我这一辈子就干电子工业和半导体显示工业。”
李东生和周厚健都出生于1957年，在大学都学无线电，1982年毕业后进入企业，至今38年，专心做一事，一事做一生。
除了李东生和周厚健，我曾经采访过的多位企业家，都对房地产不感兴趣。
万华化学在上世纪末开始精干主业、剥离辅助的改革时，就定下“决不偏离化学领域，永远聚焦主业”的规矩。万华成功后，有人建议搞房地产，盖一座烟台市的最高楼作为地标，因和规矩相悖流产。万华对搞金融也没有兴趣。
福耀玻璃的曹德旺多次发声，不应该再将房价“高高捧起”，福耀绝对不碰房地产。他说：“中国要与其他发达国家竞争，必须解决房地产的问题，降低成本。实体经济的强大才是最强大的竞争力，这只有搞好科技和科研，搞好制造业。”
格力电器的董明珠说，“一个企业想赚大钱，应该搞房地产，格力没去做房地产业务，而是选择最艰难、最慢的道路。这条路利润最低，但走得最稳。真正强大的企业，并不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资金去做房地产，而是不屑于做房地产。”
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2018年接受采访时说，有传言说科大讯飞打着AI的旗号做房地产，幸好我们这么多年真的没做过，不是说房地产不好，而是讯飞要坚持主业，在自己的核心赛道上前进。“我们在全国，除了安徽总部之外，只拿了两块地，一块是2012年在天津的30亩地，用作研发楼，一块是2014年在广州，只有6亩。不仅科大讯飞没做房地产，我们的分子公司也从来没做过房地产。”
华为的任正非更是经常“开炮”房地产价格太高。2016年他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深圳房地产太多了，没有大块的工业用地了，生产成本太高工业就发展不起来。记者还问他华为为什么不上市，他说：“守住‘上甘岭’是很难的，如果上市，股东们看着股市那儿可以赚几十亿、几百亿，逼我们横向发展，我们就攻不进‘无人区’了。”
房地产是非常重要的行业，关系到民生福祉，1998年后也被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支柱产业，带动性强，堪称“百业之母”。
但为什么在社会认知中房地产商的形象远远赶不上工业家，很多工业家还把房地产列入“负面清单”？
除了房价上涨过快的因素，我觉得海南省省长沈晓明2019年在企业家咨询会议上说的一番话颇有道理。他说房地产是一个好东西，能带动建筑、消费、家用电器等产业的发展，但房地产就是卖地，没有技术含量，不需要技术含量，谁都可以做，“如果不加以限制大家都会去做房地产，对房地产的依赖会越来越高，而我们没有那么多土地可以消耗”。
工业家不喜欢房地产，则是因为房价飙升，打工的不如炒房的，从成本和心态上都是做工业的扰动因素。
日本“经营之神”、创造过三个世界500强的稻盛和夫曾有这样一段经历。有一次，一位银行高管来拜访他，说两年前房地产开始升值，大家都在购买土地，转卖获利，“贵公司把利润放在我们银行，非常感谢，但这个社会流行借钱买地，贵公司想借款，不管多少我们都愿意借，不动产可以保值升值！”稻盛和夫回答：“我的理念是只有自己额头流汗，辛勤工作赚来的钱才是利润。”
当房地产泡沫破裂，很多公司因为乱投资倒闭时，媒体问稻盛和夫为何有先见之明，他说：“我没你们说的那种先见之明，我只是不喜欢投机获利，我不喜欢靠转卖房地产赚钱，如此而已。”
稻盛和夫主张“水库式经营”，这是他向松下幸之助学到的，就是不要动不动就向银行贷款，而要提高储水能力，也就是自有资本的比例。松下幸之助说，一旦下大雨，未建水库的河流就会发大水、产生洪涝灾害，持续日晒河流就会干涸，所以要建水库蓄水，使水量不受天气和环境的左右并始终保持一定的数量。“经营方面也一样，景气时更要为不景气时做好储备，应该保留一定的后备力量。”
在中国，聪明的房地产商不是不知道建水库的重要性，而是把各家银行当成了自己的水库。银行也乐意扮演源源不断的水库角色，因为房地产是不断升值的优质资产。水大鱼大，水涨船高，造就了世罕其匹的房地产金融奇观。
其实规划和建筑都有技术含量的，我们身边的很多建筑物都是城市形象的载体。但中国房地产商给人的印象并非技术，主要是“圈地+融资”。这么多年来，中国绝大部分地方的绝大部分房地产项目都在升值，但能让消费者从住的角度真正满意的、有技术和质量保证的房子则少之又少。
在一定程度上，中国金融是银行主导的，银行贷款是抵押品主导的，而房地产是银行最喜欢的抵押品，于是房价成了中国金融乃至中国经济的稳定之锚！
与此同时，土地出让金以及和房地产相关税费已是维持地方财政运转的关键，在很多城市都占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多则占到百分之七八十。2019年中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破7奔8”，达到7.7914万亿，房地产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印花税、住宅房产税（试点）、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11项税收大致在3万亿元以上。可以说，房地产也是地方财政稳定运转之锚！
无论说“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还是说“房地产支撑了中国经济”，现实就是房地产必须稳定发展。如果谁想对房地产的过分金融化进行“拆弹”，说不定还没炸到发展商，先把银行和财政炸了。也许是吃准了这一点，多年来，尽管不断有政策调控，不少房地产商仍以强悍的进取心，无所畏惧地持续加杠杆！
不过也不要以为，“借债越多越安全”、“借少是孙子，借多是爷”、“大而不能倒”，就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毕竟，房价繁荣的负面代价也很大。尤其是当中国面对“卡脖子”困难的时候，还是需要工业家、科学家、广大年轻一代技术人员去突破，这个时候指望不上房地产商。
我从不认为房价的非理性高企都是开发商的责任，但我希望提醒开发商，靠拼命加杠杆扩张、打来打去都是打土地和银行的主意、把做大当成第一目标的增长方式不会再有效了。因为国家和老百姓都不认可。哪怕你的规模大的惊人。
过去几年，中国不是有好几家世界500强都掉下来吗？华信、安邦已烟消云散，海航也在艰难瘦身。用过度激进的手段建非凡之功，其根本思维，大体还是一个“赌”字，而“赌”是无法永远都有胜算的。
中国是大国，有超级大市场，所以在中国把规模做到前几位就可能成为世界500强。但今天中国更需要的是“真正的强”，不是规模的大，是“不能没有你”的核心竞争力。
我们看到，一些面积小、人口少的小国，却拥有世界级的大企。
2020年世界500强，有14家瑞士公司，13家荷兰公司。瑞士的面积只有重庆的一半，人口只有成都的不到一半，但瑞士有雀巢、罗氏、诺华、ABB这样的500强，还有许多高精尖的制造业细分领域的领导者。世界十大名表除了法国的卡地亚全都是瑞士品牌。荷兰人口只有1740万，但拥有壳牌石油、飞利浦、联合利华这类大企业，也有ASML（阿斯麦）、恩智浦这样影响全球半导体产业格局的重要企业，以及EXACT这样的全球性信息服务软件企业。
中国某个房地产企业出了问题，全世界无感。而如果罗氏、诺华、ABB、ASML、恩智浦出了问题，其所在行业会引发世界性巨震。这就是专注于生产性创新、创造了不可替代性的企业的价值，而这是需要专心致志、惟精惟一、经年累月，用真知和创新去实现的。
财富骄人不是中国的未来，有大量世界水平的生产性的价值创新，中国才有未来。
不择手段征服市场也不是真本事，征服世界远不如造福世界更让人尊重。
对广大的中国年轻人来说，他们习惯的企业家形象是斯斯文文的马化腾，有点羞涩的张一鸣，博览群书的王兴，低调无比的汪涛，是T恤、牛仔裤和运动鞋，是每说一句话都有一些价值可以琢磨。再有钱的房地产商，再奢华的生活方式也激不起他们的兴趣，相反只能让他们反感。
这是一个青睐创新企业家的时代，而不是追逐富豪榜的时代。
吉姆·柯林斯在《从优秀到卓越》一书中说，“看看你的办公桌，如果你也是一位进取心很强的领导者，想必也有一份清晰的to-do list。而你的stop-doing list 呢？”
“对那些成功打造卓越公司的人而言，stop-doing list与to-do list的作用相当。”他强调，企业要专注在核心业务上，忽视或消除那些造成干扰的业务或投资机会，企业要有不做什么的“负面清单”。
彼得·德鲁克说，很多公司想要实现的东西太多了，公司的选择性越强（而不是选择面越宽）就越有效率。（A business is more effective when it is more selective．）
德鲁克为此提出“有目的的放弃 ”（purposeful abandonment）一词，“要想发展，公司就必须有一个摆脱干扰物的系统的政策”。
前两年，因为段永平在斯坦福大学的一次对话，不做清单（stop-doing list）成为热词。段永平说，不做清单就是你要清楚地知道什么是错误的事情，然后避免去做那些错误的事情。大多数人不是判断不了对错，而是明知是错的还要去做，经不住短期诱惑，这样就离我们想要的世界越来越远了。
他还说，“做对的事情”胜过“把事情做对”，做“对且长期对”的事情更有价值，只有事情是对的，长期做才会有积累。同时，“做对的事情”还远远不够，还要反过来，就是“不做错的事情”，那就是发现错了，就一定要停止、一定要改变。
只有冒险的企业家精神是不够的，企业家还需要理性，有效的公司治理和团队建设，长期主义、专业主义的追求。
中国富豪需要拥抱谦卑主义的市场经济，内心真正有所敬畏。
这就需要明了，什么东西是不要去做的，或者是必须有所节制的。
罗马教皇曾问雕塑家米开朗基罗如何雕刻出完美的大卫像。米开朗基罗说：“我只是剔除了所有不属于大卫的部分。”
每个企业都需要明白自己心中的“大卫”是什么和在哪里。
为了“大卫”，任何企业和企业家一定要有所放弃。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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