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如果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少于美国 是福是祸？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梁建章

　　前几天我在乌镇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发表了一个演讲，即兴提出了一些论点和论据。现在我抽空写一篇文章，对于那天演讲的内容作进一步的发挥和充实。

　　我在那天演讲中提出，到2100年，中国人口有可能少于美国。很多人不相信这一点；而另外有些人则认为如果中国人口真的少于美国，这对中国是好事。下面我就具体分析一下。

　　对于人口预测来说，有一个关键指标是总和生育率（简称“生育率”）。生育率可通俗理解为平均每位妇女生育的孩子数。更替水平是指足以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每代人数不增不减的生育率。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2.1，由于中国存在性别比偏高现象，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2.2。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723万，抽样调查生育率为1.58，看起来生育率不算低，但其实是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推高了生育率，其中一孩、二孩、三孩和以上的生育率分别为0.67、0.81、0.11。可见，二孩生育率比一孩生育率还高，甚至占到总和生育率一半以上。由于生了一孩才能生二孩，所以在生育状况稳定时，二孩生育率必然低于一孩生育率。去掉二孩堆积因素，即使假定生有一孩的父母中有高达60%的母亲会生育二孩，那么2017年的自然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18（即0.67+0.6*0.67+0.11）。

　　这一趋势在2018年更为明显。虽然2018年的抽样调查生育率还未公布，但由统计公报出生人口1523万推算的生育率仅为1.46，比2017年的1.63降低了10%。在2017年，二孩数量是一孩的1.22倍，而二孩生育率是一孩的1.21倍，两个倍数相近。而在2018年，二孩依然比一孩多，意味着二孩生育率至少与一孩生育率大致相当。也即2018年1.46的总和生育率中还有约1/4可归因于堆积。去掉生育堆积因素，2018年自然生育率仅1.1左右。如果生育率长期保持1.1，这意味着每过一代人，出生人口就会减半。

　　到2025年，二孩政策的生育堆积效应已经完全消失，中国生育率跌到1.1，出生人口只有1000万左右。如果生育率保持1.1，再过一代人，也就是到2050年左右，中国出生人口将减少一半，只有500万人左右。美国现在一年出生将近400万人，生育率在1.8左右，而且美国每年还吸收大约一百万的移民。如果美国的生育率在将来有所提升，那么到2050年，中国新出生的人口有可能会少于美国。

　　如果中国未来一直保持1.2的生育率，那么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降至6亿左右。现在我国台湾地区的生育率仅有1.2，韩国的生育率更是跌破1.0，中国未来生育率很可能低于1.2，所以到2100年，中国人口有可能不到6亿。虽然美国人口现在只有3.3亿，但美国生育率远高于中国，并且每年还吸收大量移民。如果从2050年起美国每年出生人口超过中国，那么到2100年，美国总人口很可能超过中国。按照联合国2017年的中方案预测，2100年印度人口15.2亿，尼日利亚人口7.9亿。所以届时中国人口在世界中的排名，不是第一，也不是第二，很可能是第三或第四。

　　如果本世纪末中国人口真的少于美国，届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很可能也不及美国。因为届时美国人口不但多于中国，而且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与美国在语言、文化、安全上是一体的，在科技交流与合作上更密不可分。而汉语国家的人口主要在中国，届时英语国家的人口将远远多于汉语国家的人口。此外，美国吸引全球人才的能力，又显著放大了美国实际可利用的人口基数。

　　回顾世界历史，在每次技术跨代升级之时，或许会有一些人口小国凭借效率和灵活性方面的优势占据先机，但在充分交流形成新的经济均衡之后，最终决定各国兴衰的还是各自的人口规模。正因为如此，在近代世界性强国的名单中，我们先是看到数百万人口规模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之后是数千万人口规模的英国、法国和德国，再然后是数亿人口规模的美国和苏联。在强国更替的过程中，一旦人口更多的国家开始步入正轨，人口较少的昔日霸主往往会被边缘化。

　　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两个处于相同技术阶层的国家竞争，那么人口多出一倍所形成的规模优势将难以撼动。在互联网、人工智能及文化创意等新兴领域，人口规模效应更加明显。这些行业需要巨大的研发投入，而边际成本却很低，有利于优势企业在的大市场的快速扩张。目前人工智能最发达的是中国和美国，而这两个国家需要和开发人工智能的有效人口也最多。

　　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家，也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人口是文明传承的基础，中华文明一度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现不足五分之一，而每年新生儿只占世界十分之一略强。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将降到5%，中国的份量将一落千丈，中华文明将彻底衰微。

　　当然，影响文明兴衰的绝不仅是人口数量，还有人口素质、发展水平、组织能力和凝聚力等人口质量方面的因素。但人口数量是基础条件，在其他因素相同时，文明的力量与人口数量成正比。随着人口数量下降，人口质量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人口多并不表示会强大，但人口急剧萎缩则一定预示着衰亡。一个文明或种族，不论其科学、文化或社会发展的成就有多高，如果在繁衍后代长期处于劣势，最终必将没落。

　　有人可能会说：“虽然人口减少后，综合国力下降了，但人均GDP会提高，像新加坡和瑞士虽然人口少，但它们不是富裕得很？” 在长期计划生育思维下，许多人习惯于把人口当成分母，认为减少人口有利于提高人均GDP。事实上，对人均GDP来说，人口不仅是分母，更作用于分子，而且对分子的作用更基础、更长效。因此，其他条件不变，人口下降，对分子的影响可能大于对分母的作用，导致人均GDP下降而非上升。新加坡和瑞士虽然人口少，但人口密度比现在中国的人口密度还高。中国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45人，瑞士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15人，新加坡人口密度更是高达每平方公里7900人。新加坡和瑞士人口密度如此之高，为何也能跻身于世界上最富裕国家之列？因为人口密度越高，居住越密集，现有需求和供给的匹配越容易。人口密度越高，推广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就越小，公共交通的效率就越高。即使在人均意义上，城市也比乡村富裕，大城市通常比小城市更富裕。

　　计划生育倡导者们一直宣扬“少生快富”，但从东北与全国的对比可以看出：从1980年到2017年，东北占全国人口比例从9.01%降至7.87%；而东北人均GDP则从1980年的比全国高39%，变为2018年的比全国低18.9%。也就是说，人口相对减少了，人均GDP却更低了。实际上，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东北，也出现在江苏如东和湖南常德这些当年计划生育工作做得最好的地区。这种结局也印证了所谓“少生快富”的口号完全是违背经济规律的臆想。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与核心；少生不仅不会快富，反而是致穷。

　　又有人说：“现在中国的大城市交通太拥挤了，如果中国人口大幅减少，大城市就不会那么拥挤了。”实际上，贫穷的国家，哪怕地广人稀，城市也拥挤；富裕的国家，哪怕地少人稠，城市也宽松。巴西的面积是中国的89%，人口仅有中国的14%，但圣保罗的拥挤度与北京和上海基本相当。而东京、巴黎的拥挤度则远低于圣保罗，尽管日本和法国的人口密度比巴西大得多。人口众多的国家会形成更多的规模不同的城市，给人们提供更多选择。在中国，不喜欢北京或上海等一线城市的人还可以去武汉、南京、西安、郑州、杭州、成都等省会城市，有各种工作机会和丰富多彩的生活。而在地广人稀的俄罗斯，除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外，其他城市的规模都偏小，生活单调。如果中国人口下降到几亿，有志向的年轻人更会涌入北京和上海等一线城市，百万人口的城市则会萎缩到几十万人，而很多中小城市更会衰败，让人们可选择的城市数量大幅度减少。

　　还有人说：“人口质量比人口数量更重要，以色列人口比周边阿拉伯国家人口少得多，以色列不是在历次中东战争中打败阿拉伯国家吗？”尽管以色列人（或犹太人）非常优秀，内部凝聚力强大，但人口规模的劣势却是其最大软肋。以色列空间狭小、土地贫瘠、自然条件恶劣， 几乎所有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要远少于中国，比如人均水资源仅中国的1/7，但扩大人口规模一直是以色列的基本国策。除了从世界各国吸引犹太移民之外，以色列一直采取各种措施强力鼓励生育，所以以色列建国以来，人口快速增长。1948年，以色列人口仅有约80万人，而如今其人口已达880万人，在过去70年内，以色列人口增长了十倍以上。以色列目前生育率是中国的两倍多，却依然强力鼓励生育，与中国的生育限制政策形成鲜明对照。那种认为中国应该降低人口规模，走犹太人少而精的路线与犹太人梦寐以求的人口目标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况且，如果生育率只有1.1，意味着平均每位妇女只生1.1个孩子，整个社会变成接近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养老负担极其沉重。低生育率带来的老龄化危机，最直接的体现是养老金收支平衡面临沉重压力。现在东北三省的养老金已经入不敷出。2018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比例只有17.9%，将来会一路上升到接近40%。如果现在就感受到老龄化的不可承受之重，将来怎么办？

　　综上所述，如果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少于美国，对于中国来说将是灾难。当然，如果中国将来出台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并且能够有效提高生育率，那么在本世纪末，中国也许可以继续保持对美国的人口优势，并且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

　　(本文作者介绍：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