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为啥总爱怼来怼去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刘瑞明

　　如果经济学的最终目的是改善世界，增进人们福利，那么，经济学界就应该思考：我们争论的原则是什么？经济学的争论应该限制在什么范围内？

经济学家为啥总爱怼来怼去

　　在所有的学术争论当中，经济学界的争论可能是最多之一。经济学说史上，似乎没有哪个经济学家是没有过争论的。及至当代，经济学界在每一个事件上都有争议，甚至是针对同一个现象得出完全相反的判断。一个戏谑的说法是，10个经济学家就会至少有11种看法。俗话讲，“真理越辩越明”。不过，在现实中，我们似乎经常会发现相反的事实，在争辩的过程中，往往越辩越混、越争越乱。为什么会有如此“悖论”呢？梳理起来，原因主要有几种。

　　一、假设与逻辑是否清晰严谨

　　和其他所有的学科一样，经济学所面对的世界太过复杂，于是，便需要通过经济学理论的构建，为人们提供一种认识世界的简便方式。理论就如地图，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一种图谱。这也就导致，任何一种理论，在进行分析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抽象，引入假设，然后在假设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绎推理，才能得到有用的分析。应该说，在理论争论的过程中，所有的争论无非来自于两大块，假设是否合理和逻辑推理是否有漏洞。

　　经济学中的各类经济学说其实都有假设存在，只不过，有的理论假设前提很清楚，有的理论前提假设被掩盖起来。有的理论逻辑推演层层推进、环环相扣，而有的理论逻辑漏洞频出。而假设是否合理、是否简化得当，是否清晰明了地交代，逻辑演绎是否符合推理原则、是否有漏洞，就成了经济学争论的重要来源。

　　以经济学说史上最为经典的“计划经济体制大论战”为例，其实，论战双方的争论来自于假设的合理性。以兰格为代表的计划学派理论，如果要成立，至少有两个基本前提假设：一是所有人的偏好信息都可以搜集并准确的报告；二是存在一个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政府。然而，这样的假设在理论构建的时候并没有清楚地交代，和现实世界太遥远，所以米塞斯、哈耶克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批驳。

　　再比如，历史学派的李斯特曾经提出了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许多经济学者经常会以此来说明应该通过政府设置关税壁垒来保护幼稚产业。但是，这个理论如果要成立，也至少需要几个前提：一是在产业刚起步的时候政府的介入确实能够起到保护幼稚产业的作用；二是政府能够准确地知道“幼稚产业”的判断标准，并且在幼稚产业强大以后政府的干预可以适时退出；

　　三是这样的运作过程没有其他干扰。然而，后来的经济学分析发现，这样的假设和逻辑推演太过“幼稚”：首先，大量的事实表明，信息不对称下，一旦政府干预进来了，幼稚产业会发生道德风险，反而有可能根本发展不起来；其次，政府的信息也面临着不完全，有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幼稚产业”，而且，政府的干预具有内卷化的特征，一旦政府的相关部门设立，再要撤出就会涉及到各种利益集团的问题；最后，就算前两个假设成立，也可能会产生其他的途径使得上述逻辑机制难以发挥预想效果。例如，政府干预过程中的主动设租和企业寻租行为。

　　总结经济学说史，可以发现，凡是引发巨大争论的，一定是那些不明确指出假设前提、或者假设前提简化失当、或者逻辑推理存在漏洞的学说。一定意义上讲，从这几个方面，我们也可以判断出一个经济学家的水平。

　　二、经济学家的面子、门户与利益

　　尽管经济学的最终目的是国民福利的增进，但是，具体到每一个经济学家身上，本身也面临着每一个人的具体约束条件和利益问题，而这个利益一般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经济学家的声誉和面子问题。任何一个人都总是想证明自己是对的，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任何一种理论，随着时间的推演都有可能被修正。尤其是，随着时代变迁，一些原有的假设被新的更为合理的假设所替代，修正甚至推翻原有的理论。按理来说，对于理论的修正是非常正常的，后人对于前人成果的修正是对于前人的发展，也是对于前人表达敬意的最好方式。

　　也正是这样一种理性的批评和质疑，才使得经济学能够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但是，现实中，也不排除有一些情形，一旦承认自己理论的不足，很可能会影响到经济学家个人学术地位和权威，所以，为了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一部分经济学家可能并不太愿意承认不足，反而有可能会维护自己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的面子问题可能使得经济学本身的争议会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如果大家能够为了科学的真知原则来争论，可能对于科学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但是，如果一旦夹杂了个体私利，相反有可能单纯是维护某一个经济学家的提法、某一个学说的正确性而争论，那这样的情况下有可能会使得争论不断的掀起。尤其是，当争论者本人影响力非常大、非常权威的时候，这种面子之争和门户之争的危害可能更大。当然，这种情况和经济学本身的发展程度有关，经济学本身越是发展的成熟，逻辑体系越完善，对于科学的认同感越强，这类情况就越少，反之，经济学越是不成熟，这类情况就越多。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经济学家的个人利益问题，这可能在转型经济时期的表现得尤其明显。理论上讲，经济学家做任何理论分析都应该保持独立性，如此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当经济学家能够保持独立性的时候，争议更多地来自于认知方面的差异，此类争论在所难免，只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为了探求真理，总会“越辩越明”。

　　但是，当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经济人”，也参与到一些具体利益当中的时候，很可能会为了私利而不能保证经济学家的客观中立。例如，在前苏联的转型过程中，有的经济学家就因为在其中牟利、提供了有违学术原则的建议而受到诟病。

　　在国内外的各类反垄断案中，也可以看到一些经济学者成为了利益相关者，这难免也会影响到经济学家的独立性判断。一旦经济学家的个体利益参与进来，再加上经济现象本身的复杂性，这类问题就带有很强的隐蔽性，很难判别。事实上，从事经济学研究和传播本身也是一个利益获取过程，尤其是传播的过程中，就会引发一些人的寻租行为。

　　例如，市场上出现一些“伪经济学家”，并没有受过经济学的基本训练，凭借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扭曲理论的方式吸引眼球，获得曝光度和知名度来获得收益，而当大众很难判断其专业素养和水平的时候，往往会被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误导。由这类“伪经济学家”引发的争论为数不少，由于没有想着探求真知，也没有想着考究其中的假设前提的合理性、逻辑推理的严密性，引发的争论迟迟不能达成共识，使得争论旷日持久、危害颇深。

　　三、传播中的约化效应和放大效应

　　经济学理论是非常复杂的，为了保证逻辑的严密性、论证的严谨性，经济学家经常需要在著作中详细陈述假设前提、详细的推理论证过程和大量的事实佐证。一个不可避免地的后果就是，一部部经典都厚如砖头，甚至晦涩难懂。如果不是有着非常专业的训练，很难真正理解作者的思想、清楚地表达。然而，经济学理论作为解释世界、改进人类福利的学问，其政策导向非常的明显，这又决定了经济理论不能只是停留在书斋，必须要为大众和政府所接受。

　　经济学说史上，随便一位大家，其著作就足以等身，数百年来累积下来的著作更是难计其数，今日人们如果要看其著作，穷尽一生也不可能读完，更何况，今天的经济学和现实世界不断发展，新问题新现象不断涌现，所以，今天的经济学理论传播，必然面临着约简的问题。然而，如何在保证理论阐述的准确性上浅显易懂的传播就成为了一大难题，这就要求经济学家对某一事物必需是真懂，能够讲透，还能够为大众接受，真正做到深入浅出，这也成为了考验经济学家水平的重要标准。

　　然而，深入浅出看似简单，背后凝结的却是一个经济学家数十年的专业修为，非功力老到非常者不可达。所以，能够做到深入浅出的经济学家毕竟为数不多。但是，仅仅靠少数功力深厚的经济学家来传播经济学的思想和道理又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要，所以，在传播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有了很多偏颇和错漏。这种偏颇和错漏一旦传播，往往会概念化、意识形态化，很难纠正，从而导致一些争论持续存在。

　　在现实中，经济学争论之所以显得更多，可能来自于另外两个因素。一个是，经济现象、经济利益关乎每一个人，一方面，人们重视经济利益，从而让经济学成为了“显学”，另一方面，经济现象贴近每一个人，所以，每个人都能够对此发表看法，鱼龙混杂。另一个则是，人们总是对于那些争议的内容感兴趣，无限放大，而往往忽略共识。尤其是，在现代媒体如此发达、传播如此迅速的情形下，更可能发生此类现象。一些媒体为了吸引注意力，往往会断章取义，标榜极端，形成轰动效果，把一个争论的细枝末节放到了最显著位置吸引眼球，把共识忽略。

　　如果熟悉经济学说史的人，不难发现，其实经济学是所有社会科学中共识最多的学科之一，哪怕是那些被认为处于争论两端的经济学家，在许多基本问题上都持有共同的理念和看法。最典型的，哈耶克和凯恩斯之间对于经济的看法并非如后世很多人所误解的那样完全对立，如果仔细去辨别二者的种种著作，在很多基本经济问题上其实二者有共同的看法，但是，因为，争论的放大效应，二者往往被标榜为两种极端，甚至一些传播者把哈耶克等同于无政府主义，把凯恩斯等同于计划经济倡导者。

　　再比如，国内往往被认为是两个极端的林毅夫老师和张维迎老师，其实仔细阅读他们的著作，绝大部分有关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和观点是类同的，即使在竞争论和产权论的分歧方面，从现代契约理论来看，也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证罢了，并非大众所理解的是完全相对立的。如果如此，则可能理论争论会误导民众和政府，导致改革迟滞。无论是哪一个学派，其实在理论倡导和政策实现方面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扭曲，一定程度上讲，都非经济学家所愿，甚至走到了他们倡导的对立面。

　　如果从政策的推行力来看，经济学界必需讲究争论的策略和方式。例如，“莫干山会议”被认为是推动经济政策改革颇为成功的一次会议，为什么“莫干山会议”可以实现的很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莫干山会议”是一个闭门会议，集中于学界内部，大家都遵循了学界争论的寻求科学认知、实事求是的原则，内部开会的时候“吵翻了天”，但是，大家都是遵循规则在“吵”，在寻求最为妥当的解决方案，最终，“求同存异”，把共识凝聚起来，形成文件详细论证改革方案，能够顺利促进改革，书就一段历史佳话。

　　试想一下，如果“莫干山会议”放在今天，邀请一众媒体参加，会还没有开完，新闻媒体就来一个“莫干山会议，经济学者就改革方向出现重大争议”的报道，民众生疑，政府生虑，改革势必就不可能推行的如此快速顺利了吧？

　　四、未完之结语

　　经济学界的争论颇多。理论上讲，真理越辩越明。但是，这个判断是有前提条件的：第一，经济学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方式依然是瞎子摸象，导致各人所认知的世界是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这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各个经济学流派的争论。争论在所难免，但是需要理论假设明确、逻辑严谨，遵循学术争论的原则。否则，争论只会持续，而不可能有共识和推进。第二，大家需要在共同的认知基准上，意图推进这种认识才可能越辩越明，如果带有意识形态和经济学家个人面子色彩、门户之见和利益之偏，则很有可能越辩越混。第三，如果争论场合、争论策略不当，则这些学术争论被媒体放大和扭曲后，往往会带来政策上的改革滞后，人民福利没有增进，反而是争论双方都不想看到的结果。

　　如果经济学的最终目的是改善世界，增进人们福利，那么，经济学界就应该思考：我们争论的原则是什么？经济学的争论应该限制在什么范围内？当我们争论的时候如何避免大众、媒体和政府的误解？如何才能将共识传播以更好地实现政策的推行和人民福利的改善？

　　（本文原载《经济学家茶座》第73辑）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