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税收不足问题将越来越严重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高连奎 本文原载于观察者网

　　中国本来就是低税收国家，由于中国以前有土地出让金弥补政府财政不足，所以低税问题没有暴露，但随着土地出让金的减少，税收不足问题将暴露的越来越严重。 “增税”也不是盲目提高现有税种的税率，不是加重企业负担，而是应该以全新的理念来支撑财政转型。

　　中央现在主推供给侧改革，但笔者认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不是供给机制、供给体制的改革，也不是“去产能”、“去杠杆”等短期经济政策，从长期看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财税改革，上世纪美国搞供给改革的核心放在了财税改革上，现在中国搞新供给改革的核心也应该是财税改革，因此笔者认为2016年中国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也应该放在财税改革上。

　　中国急需要财税侧改革化解政府债务

　　在中国进行财税改革也有非常重大的必要性，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透露的信息，目前全国“100多个市本级、400多个县级的债务率超过100%”，根据国际惯例，政府债务占GDP比例如果超过60%就超过了警戒线，因为一旦超越了警戒线，政府也就失去了还本付息的能力。中国现在急需要通过财税侧改革将政府摆脱危机。

　　而正在中国政府正在推进的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工作以及扩大赤字，只是推迟了存量债务兑付的时间，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解决大量地方政府债务的质量问题，要想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进行“财政与税收的重整”。

　　综观世界经济史，当人类遇到经济危机时如果不进行财税改革就很难走出经济危机，一个国家走入经济危机或是经济陷入停滞很多都是因为这个国家的财税增长，无法跟随上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一个国家经济在增长，其财政税收也必须在增长，无论是拉美经济危机，还是东南亚经济危机，抑或是日本经济危机，都是危机后没有进行财税改革，所以国家在经济危机之后变得一蹶不振，一个国家发生经济危机之后要想真正走出危机就必须进行财税改革。

　　当年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之所以能够走出大萧条，一方面靠凯恩斯主义的投资政策，但最核心的还是因为罗斯福重构了美国的财税体系，在大萧条之前，个人所得税在美国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税种，只是少数人才交个人所得税，新政之后，个人所得税成为美国的第一大税种，在大萧条之前，美国没有社会保障税，大萧条后社会保障税成为了美国的第二大税种，罗斯福的财税改革奠定了战后资本主义长达三十年的黄金时代，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减税政策又将美国重新拖入了危机。

　　一个国家的财政税收必须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宜才可以，一般纯农业国家的财政税收会占占到这个国家GDP的10%左右是合适的，中国和欧洲的古代都是这种状况，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国家财政税收占地GDP的20%左右是合适的，在非洲和南亚的一些贫穷国家仍然处于这样的税收水平，一个全面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财税税收占到GDP的30%左右是合适的，而一个国家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财政税收一般要占到这个国家GDP的40%左右，这也是中国目前的税收目标，而在发达国家的税收一般占到GDP的50%左右，北欧高福利国家甚至更高。

　　一个国家发展阶段越高，税收就会越高，这是因为社会发展水平越高，社会分工越细致，人民对政府服务需求就会越多，人民也需要享受更高水平的社会福利、更高等的学校教育和更好的医疗水平，如果一个国家的财政税收体系不能支撑一个国家的发展，那必然会发生经济危机。

　　回顾人类历史，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在频繁经济危机和工人运动的逼迫下，人类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建立了社会福利体系，财政税收都相应的进行了大幅提高，第三次工业革命至今人类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财税调整，所以诞生了经济危机，特别是政府债务危机。人类走出经济危机靠的还是财税体系的调整，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公有制之前，人类还必要靠财税体系来维持政府运转。人类又到了财税体系革命必要时刻。

　　减税不适合中国与世界

　　本轮世界经济危机的核心是债务危机，其根源就在于上世纪美国里根开启的减税风潮，导致经济危机的原因不可能再成为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如果再继续减税，增加赤字，那将面临巨大的利息支出，这些赤字利息将极大的挤压政府投资的空间，最终政府财政会走入“以债还债”的恶性循环。

　　中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全面城市社会转型的时期，政府在城市建设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只会增加，很难减少。中国本来就是低税收国家，2013年4月，IMF世界经济展望发布了IMF成员国一般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数据，中国在188个IMF成员国排名第146位，属于低税国家，（见上图）但由于中国以前有土地出让金弥补政府财政不足，所以低税问题没有暴露，但随着土地出让金的减少，税收不足问题将暴露的越来越严重。

　　增税不是简单调整税率，而是税收思想与征税方式的革命

　　当前世界各国所采用的税收框架，基本上是上世纪大萧条时期建立的，后来所谓的“增税”与“减税”都是在框架不变的情况下调控税率，但如果现在仅仅调控税率已经完全无法解决问题，人类需要创立新的税收思想与税收框架。

　　因此笔者所主张的“增税”也不是主张盲目提高现有税种的税率，不是加重企业负担，而是应该以全新的理念来支撑财政转型，是一场新的财政革命，下面几点是笔者的思考。

　　中国实行“结构性调税，增税”的四条建议：

　　第一、增加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型产品的税收，降低生存必须品税收

　　中国应该根据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产品制定不同的标准，我建议将各种产品分为“生存必须品“，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型产品“三类，提高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品的税收，降低生存必须品税收，很多品牌可以全品牌直接划入奢侈品的行列，比如奔驰、奥迪、宝马等豪华汽车，苹果手机以及一些名牌服饰、珠宝，化妆品等，这样划分之后，就可以对这些产品进行奢侈品认定，增加征税，并且增税的空间非常大。而那些生存必须品可以实行普通的税收，甚至适度减税、免税。

　　第二、增加成熟工业品税收，适当降低高科技产品税收

　　笔者建议将工业品分为成熟工业产品和新型科技产品，对于成熟工业品则可以适当提高税收，因为成熟工业品需要投入研发的费用非常少，只有生产费用，而新型科技产品则需要持续的研发投入，而且需要面临全球技术竞争，可以降低税收，鼓励创新。

　　比如一个手机技术不成熟时可以卖一两千，技术成熟后可以卖两三百，这就是成熟产品与非成熟产品的差异，成熟产品，价格及其低廉，可以适当多征收税收。

　　第三、增加机器密集型产品税收，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税收

　　对于产品，我们还可以分为机器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可以适当减税，对于机器密集型产品可以适当增税，因为对于那些已经实现机械化大生产的产品，劳动生产率变的非常高，价格也变的非常便宜，即使适度提高征税标准，价格也可以承受，比如一台电视机1000元，征税50%，价格升高到1500元，人们照样买的起。

　　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服装、鞋则可以降低税收，比如一双女士皮靴的价格比一台彩色电视机的价格还要高，期背后原因就是因为电视机是机器化生产，而皮靴更多需要手工劳动，对于需要手工劳动比较多的行业就可以减征税收，比如中低端餐饮和理发等行业。

　　第四、将税收分为公共税收与专项税收

　　中国应该将税收分为公共税收和专项税收，增加专项税收的比重，降低公共税收的负担，能用专项税费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再用公共税收，政府提供的专项服务可以适当收费以与公务员的工资支出进行平衡，政府在特定领域的建设也可以通过专项税收加以平衡，这样就可以降低公共税收的复旦，从而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

　　增加税收是中国的必然选择，根据世界发展规律，发展中国家的税收一般占GDP的30%左右是合适的，中等收入国家税收占地GDP的比例为40%左右是合适的，发达国家税收一般要占地GDP50%左右，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税收占GDP比例应该达到40%左右，这样政府才会有足够的财力去解决社会问题，而老百姓一旦从高税收中享受到好处，老百姓也是不会发对的，比如在税收最高的北欧，几乎没人反对征税。

　　以上是是关于中国当前经济问题的分析与思考，世界竞争从根本上看是政府的竞争，是政府政策制度的竞争，如果哪个国家能够创新出一套新的适应时代发展，解决时代问题的制度，那这个国家就将领导这个世界，上个世纪是美国，这个世纪希望是我们中国。

　　(本文作者介绍：知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项目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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