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罗思义
稳定经济增长是中国2015年和中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但该目标正遭受威胁，因为未能了解到一个事实，在发达经济体中，资本投资远比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中国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需要一个切合时宜的经济增长分析方法。
稳增长需要切合事宜的经济观念2014年中国经济表现(GDP增速达到或略低于7.5%)尚算令人满意，尤其是在当前非常不利的全球经济形势下——日本或欧盟经济陷入停滞或衰退、美国经济增速低于历史平均水平、数个主要发展中国家增长放缓。而公认的观点认为，中国面临的短期风险是可能出现的经济增长严重下行，这也是中国必须要避免的——正如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那样，要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但最根本的危险来在于，中国在制定经济决策时，所采用的是过时的经济增长分析方法，它不仅会影响眼前的形势，而且还会影响下一阶段的整体经济发展。错误的经济分析方法会引导中国全盘走错方向，导致各种决策失真。因此，有必要弄清经济增长的关键问题和其对中国经济战略的影响。下文将首先陈述事实，然后对实际政策的重要性作出分析。
图1所示的是1990-2010年间发达经济体(中国希望成为的类型)经济增长来源年均增长率。该图使用的是得到经合组织等国际统计机构正式认可的最现代的计量经济学测算方法。
图1图2所示的则是1990-2010年间经济增长来源对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清楚地反映了资本投资、劳动力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对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
可以看出，发达经济体绝大部分增长( 57%)来自于资本投资。
劳动力投入是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第二重要来源，贡献率为32%。劳动力投入又划分为增加劳动时间(贡献率为19%)和改善劳动力质量——改善教育、技能培训等(贡献率为13%)。
发达经济体仅11%的经济增长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
图2事实上，“资本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这一结论不仅适用于发达经济体，而且适用于所有经济体。姜明武最近对所有国家数据进行全面研究后发现：“这种靠密集的资本投资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模式已经过时间检验，且对于不同规模、地点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都屡试不爽。”
事实上，如果发达经济体主要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发展经济，那么其经济发展速度一定慢如蜗牛——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太小，无法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以1990-2010年间发达经济体最全面的增长核算数据来看，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2%。相比之下，劳动力投入年均增长率为0.7%，资本投入则为1.3%。
1990-2010年间，主要发达经济体G7中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最高的国家是德国，为0.8%，美国则仅为0.54%。因此，如果美国经济的绝大部分增长是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话，那么美国经济最高增速将仅为1.08%——其实际增长率为2.4%。
此外，经济越发达的经济体，其经济增长会越依赖资本投入。与此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下降。从下表可以看出：
资本投资对非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贡献率为50%；
资本投资对最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5%；
资本投资对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7%
相比之下，全要素生产率对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8-22%，对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1%。
表：1990-2010年间经济增长来源贡献率亚当-斯密、马克思及包括凯恩斯在内的重要经济学家所做的“经济越发达的经济体，资本投资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大”理论预测，被现代统计研究全面证实。这意味着，当中国越发达时，其经济将越多依赖资本积累，越少依赖全要素生产率。
更确切地说，投资对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五倍。按这个比例计算，如果投资率下降1% ，要维持同样的经济增速，全要素生产率就得增长5%来弥补。同样地，投资率增长1%，相当于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5倍的效果。因此，投资，而非全要素生产率，是拉动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但既然这些都是事实，为什么中国某些人仍然热衷于推销“全要素生产率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的错误观念呢？原因是，他们仍在使用至少已过时20年、早已被国际统计机构弃用的经济增长测算方法，因此，有必要概述过去数十年来经济增长原因测算方法的变化历史。
经济增长原因测算方法，术语称为“增长核算方法”，是由罗伯特-索洛于20世纪50年代发明的。然而，索洛犯了两个错误，后来这两个错误被其他经济学家纠正了。而这和分析经济增长以及制定经济增长的政策有关，中国需要的也正是这些。
索洛的分析没有包括”中间产品“，一个行业转移到另一个行业时未完成的投入(例如汽车行业之中的钢材)；
目前讨论的关键问题是，索洛的计算没有将投资和劳动力质量改善因素考虑在内。这导致他得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来自生产率提高”的错误结论——这样的错误在中国的一些讨论当中反复地出现。这一错误后来被其他经济学家纠正，美国、联合国[微博]和经合组织随即正式宣布采用正确的增长核算方法——分析见下文。
一旦第二个错误被纠正，就很容易得出“资本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全要素生产率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的结论。事实上，这一领域的首要统计权威、哈佛大学教授乔根森运用现代统计方法证实这一结论不仅适用于美国，而且也适用于其他国家：
“格里利切斯和我的研究反映了资本和劳动投入的质量变化，这种变化说明，‘索洛残差(全要素生产率)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是错误的。根据我们的计算，在1945-1965年间，资本和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5%，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仅为15%。”
乔根森还简要概述了过去三十年经济增长的官方测算方法自从发现索洛计算方法错误后而发生的变化：
传统(源于索洛)的生产率测算框架的终结，始自于艾伯特-里斯(Albert Rees)主持的国家研究委员会生产率统计审查小组。里斯1979年所作的《生产率的测算和解释》报告成为了新的官方生产率统计测算框架的基础……
美国劳工统计局(BLS)框架纳入资本投入不变质量指数，取代了库兹涅茨(Kuznets)和索洛传统框架的两项指标。
美国劳工统计局官方所做的多因素生产率计算结果，推翻了阿布拉莫维茨(Abramovitz)和肯德里克( Kendrick)以及库兹涅茨和索洛等人的研究结果……
我1987年与戈洛普和弗劳梅尼合著的书里论述的增长核算方法，以及美国劳工统计局1994年发布的多因素生产率官方统计数据，现已被公认为国际标准。经合组织编写的概述生产率测算新框架的《生产率测算手册》(Measuring Productivity)业已出版。
经济增长及其决定要素的计算方法变化，获得了世界最重要的统计机构的正式认可，这也印证了“资本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远比全要素生产率重要”的研究结果。因此，中国有些人仍在使用已被弃用的经济增长测量方法 ，以及错误地宣称“全要素生产率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正确的经济测算方法已显示这是错误的)令人惊讶，也正在损害中国经济。
发展中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远快于发达国家的原因也很好理解了。这是“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可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方式，而不向他们支付研发成本。当一个经济体越发达，就越接近技术前沿，生产率提高成本就会增加，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则会放缓。因此，当中国成为更发达经济体时，全要素生产率对其经济增长的作用就会减少，资本投资发挥的作用将越大。
事实上，“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拉动”的想法更是大错特错，因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小，仅为11%。研究发现，发达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即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相对较高，这并不意味着产生较高经济增长率的结果。
这不同于资本投资和劳动力投入增长率，两者均显示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正如图表上的精确数字显示：
发达经济体资本投资增长率和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为0.64 ——相关性较强；
发达经济体劳动力投入增长率和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为 0.66 ——正相关性也较强；
发达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和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为0.01 ——基本上相当于零相关性。
图3
图4
图5因此，资本投资增加和劳动力投入增加可以有效地预期到经济增长率也将会提高。然而，没有理由认为，发达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快速提高就会实现经济高速增长。
这样的结果对中国经济战略而言具有显而易见和深远的意义。下列结论是考虑到中国特有的经济特点而得出：
因为中国正迈向发达经济体，其经济增长将更依赖资本投资，而非更少。因此，维持较高水平的资本投资对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目标就尤为重要；
由于中国存在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长的事实，工作劳动时间不可能出现显著增长，事实上，总体的工作时间可能会下降。因为预期寿命增加，退体年龄将会有所提高，但在劳动年龄人口开始显著下降前，这至少将会被诸如受教育时间增加、休闲时间增加等其他因素抵消。因此，劳动力投入的增长或稳定将不得不依靠提高劳动力素质(改善教育和技能)来实现。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的作用将会下降的事实，并不是要忽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潜力或者放任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进一步放缓。但这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会较小。
下面运用更精确的政策术语来解释这些问题：
高投资率需要高储蓄率融资。有三种可能的来源增加储蓄——降低政府负储蓄，提高居民储蓄或企业储蓄。降低政府负储蓄，即削减预算赤字，不太可能通削减政府的战略性支出来实现，例如养老金等社会保障领域已备受压力。
恰恰相反，需要增加税收减少赤字，然而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增税对象就必须聚集在较高收入的人群身上。提高利润占GDP比重需要工资增速略慢于GDP增速——但就维持生活水平来说，工资增速的下降可以通过经济整体快速增长得到弥补。 提高居民收入中储蓄比重的政策，对于几乎所有国家来说，切实执行都存在一定难度。除了放弃促进消费的错误尝试外，几乎没有更有效的措施能提高居民储蓄率了。
劳动力投入现状受到中国人口政策的限制。由于没有其它措施可以实施，就长期来说，改善劳动力质量以增加劳动力供给的方式将至关重要——这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到培训和教育领域。这反过来将需要政府支出增速快于GDP增速，就如其他快速发展的亚洲经济体一样。
维持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例如在竞争激烈的时候，可以通过在调控领域中降低行政管理程度，得到维持。但这不会产生大的效果，因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太小，不足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迈向发达经济体
最后，更重要的一点是要知道，全要素增长率可以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的错误战略将会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目前情况下，采用这样的错误战略就短期而言，中国宏观经济和其经济调控杠杆足够强大，不会产生重大危机——所有的“中国崩溃论”不过是中国的敌人一厢情愿的想法。
但是有可能发生的是，中国经济不能实现其最大潜在增长率，生活水平增速和国家实力上升的趋势随之放缓。出于实用主义，即使不是很奏效，刺激经济政策的政策还是会周期性的推出，但只要还是在错误的总体战略下，这些努力还是不能够阻止经济持续放缓的。相反，经济发展会面临不稳定的结果。
当所有努力勉为其难地使向提高作为经济主要驱动力的全要素生产率时，经济会显著放缓。这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努力也会夹杂着出于实用主义和非战略性考虑的投资增加，而后者才是控制经济放缓的唯一有效手段。因此，经济效率将会下降，经济增速会变得不稳定和变缓。
但是错误的经济战略累积造成的后果将非常严重：
中国的下一个发展目标，是成为国际标准的高收入经济体。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保持7%或以上的增速，中国应可在本世纪20年代初实现这一目标。但如果中国经济放缓，中国将需要花更长时间才能成为高收入经济体。
国际经验显示，消费增长的80%来源于GDP增长，因此一旦经济放缓，中国中长期的消费增速也将会放缓；
因为预期寿命以及社会和个人的其他福利指标都与人均GDP存在密切的相关性，中国民众生活质量增速将会更慢；
经济增速放缓将会妨碍中国建设面对国际挑战的国防能力；
中国对于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将会降低，削弱中国的外交地位。
如果以上任一种结果或者所有这些趋势都发生，社会内部紧张局势可能会上升。
因此，中国采用过时的经济增长来源的分析方法，等于是在使用错误的导航设备，这将威胁其经济发展。也许用下面的说法来解释更恰当。英国流传着一种说法，议会拟通过一项法律，称男人就是女人——但即使这样的法律真通过，也改变不了男人不能生孩子的事实。同样地，如果企图让“中国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根据上文概述的原因，经济不会增长。
所以，中国经济要持续发展，中国需要一个当前最先进的经济分析方法，它会显示资本投资，而非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这不仅适用于发达经济体，而且也适用发展中经济体。这对中国的经济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
(本文作者介绍：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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