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任泽平
扩大居民消费应当从增加居民收入和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两方面入手，需要减税并优化税制、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和对低收入的转移支付、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镇化、改善财政支出结构完善社保体系、开放服务业市场、提高中高端产品质量。
导读
今年以来社零消费持续低迷并创2003年以来新低，引发消费升级和降级之争。事实上，当前消费升级降级并存，折射出怎样的经济规律和社会现实？如何扩大居民消费？
摘要
消费理论主要研究消费与收入、储蓄的关系以及消费者面临预算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问题。消费理论主要包括：1）凯恩斯提出“现期消费是现期收入的函数”；2）欧文·费雪的跨期消费理论，利率影响消费者在当期和未来消费的分配；3）杜森贝利提出的相对收入消费理论，消费不仅取决于收入，而且取决于消费习惯和周围环境的消费水平；4）莫迪利亚尼和弗里德曼分别提出生命周期模型和永久收入模型，当期消费要考虑当期收入，而且要考虑未来收入。
消费升级指消费品质量的提高和发展享受型消费的占比提高，带来总效用的提高。收入下行甚至负增长等导致消费更低劣的商品、减少发展型消费，增加生存型消费，即消费降级。
我国消费的整体情况：社零和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整体放缓，但因投资增速下降更快，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最终消费支出尤其是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依然偏低，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投资驱动转换为消费驱动型经济仍需时间。这种局面主因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占比偏低、社保福利体系不健全、贫富差距拉大，投资刺激经济的增长模式。
我国消费升级与降级并存，贫富差距拉大背景下的消费分级特征明显。1）长期看，消费升级趋势仍在继续，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至30%以下，医疗、教育、通信等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比上升，服务消费占比提高至40%以上；2）短期看，部分中低收入者消费降级，流动性退潮叠加刚性负债高企、房租和医疗价格大幅上涨，消费降级，集中体现在娱乐文化消费占比较去年下降，集中于中间阶层人群，如加杠杆购房的高负债中产白领和一二线租房的城镇职工等人群（既无财产性收入，又无类似最低收入人群获得的财政转移性收入保障）。根据五等分收入划分，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速逐年上升，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收入增速持续下行，其中2017年增速最慢的是中等偏下入户，为7.3%。3）贫富差距连续两年上升，城市能级之间、高低收入人群之间的消费分级特征明显。奢侈品消费全球第一大国与拼多多盛行于三四线及以下城市并存，高品质汽车消费高增长与中低档低增速乃至负增长并存，高端白酒价格持续上涨与低端白酒竞争激烈并存。上述现象需高度重视。
短期的消费降级与明显的消费分级特征折射出中国宏观经济下行预期转差、流动性退潮、社会阶层分化和就业困境的经济金融社会环境。1）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居民收入增速随经济增速换挡而放缓，中美贸易战、资本市场下行等导致居民对未来预期转差；2）流动性退潮，“大河无水小河枯”；3）贫富差距拉大与阶层分化明显，基尼系数连续两年上升，不同的社会阶层对应不同的消费档次和水平，升级和降级分属不同人群；4）就业机会萎缩，影响收入与消费。
从美国、日本等国际经验看，消费与经济增长均存在增速换挡规律，我国恩格尔系数远高于发达国家，结构升级有较大空间。1）GDP增速下降，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速下降，但消费对经济的贡献上升；2）伴随经济增速换挡和人均GDP扩大，恩格尔系数下降，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比上升，消费结构升级。3）实物消费占比下降，服务消费占比提高。4）边际消费倾向总体下降。我国恩格尔系数2017年首次低于30%，高于美国（7%）、英国（8.1%）、德国（10.6%）、韩国（13.3%）和日本（24%），从长期看消费升级有较大空间；体现实物消费的社零增速下行，但服务消费占比将上升。
扩大居民消费应当从增加居民收入和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两方面入手，需要减税并优化税制、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和对低收入的转移支付、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镇化、改善财政支出结构完善社保体系、开放服务业市场、提高中高端产品质量。一是要进一步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降低政府的收入分配比重。主要包括降低个人所得税、降低增值税税率、完善消费税，加大政府对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快农村土地和住宅的市场化流转，提高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等。二是要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通过改善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降低财政供养人员和基建支出比例，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出中教育、养老、医疗等社保的比重，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减少预防性储蓄。三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四是建议从供给端发力，提升中高端产品的供给，提高产品质量，使海外购物和奢侈品消费回流本土市场，满足中高收入者需求。五是放宽旅游、文化、医疗、养老、教育培训和家政服务等服务消费领域的市场准入，鼓励民营机构参与竞争，加强标准建设和有效监管。
风险提示：政策推动不及预期
目录
1、消费的理论视角
1.1 消费理论的演进
1.2 消费升级和降级的界定
2、我国消费的整体情况：社零增速放缓，考虑服务消费后，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和拉动提高
2.1 社零增速自2008年以来持续下行，目前创2003年以来新低，受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房贷高企、股市下跌财富效应消失、服务消费占比上升等影响
2.2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自2012年以来整体下行，但2018年有所上升，主要是医疗保健支出因医保改革大幅上升
2.3 最终居民消费支出增速放缓，消费率在2010年见底后回升，但与发达国家比仍有较大差距，投资率依然偏高
2.4 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与拉动有所提高
3、消费结构：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消费升级是趋势，但部分人群消费降级，消费分级明显
3.1 从结构看，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持续下行，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比持续扩大，仍处于消费升级过程中
3.2 部分人群消费降级：中间阶层如高负债购房的白领、一二线租房的城镇职工消费被挤出，文化娱乐开支下降
3.3 消费分级：奢侈品消费与拼多多并存，高品质汽车高增速与中低档低增速并存，高端白酒大幅上涨与低端白酒利润率低并存
3.4 短期的消费降级与明显的消费分级折射出当前经济金融社会环境：宏观经济下行预期转差、流动性退潮、社会阶层分化和就业困境
4、美国和日本消费的变迁规律
5、促进居民消费的建议
导读
1、消费的理论视角
1.1 消费理论的演进
宏观经济学对消费的讨论始于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凯恩斯提出现期消费是现期收入的线性函数，消费将随着收入线性增长即Ct=a+bYt，其中Ct是t期的消费，a是常数，b是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升高，边际消费倾向递减。Yt是t期的收入。
1930年美国经济学欧文·费雪提出跨期消费决策模型。当人们在作出消费和储蓄决策时，既考虑现在，也考虑未来，人们在现期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进行取舍时必须提前预测未来的收入。费雪的跨期消费模型说明了消费者面临的预算约束条件及偏好，如何在现期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作出选择。利率上升对消费的影响可分解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利率上升使消费者收入增加而增加消费，替代效应即不同时期消费的相对价格变动造成消费在不同时期的分配。
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利提出相对收入消费理论，相对收入理论认为，消费不仅和当期收入相关，还会受到过去的消费习惯及周围消费水准的影响，从而消费是相对地决定的。一方面消费受过去消费习惯影响，消费容易受收入增加而增加，但不易随收入降低而减少。另一方面，消费者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从而与周围人群的消费倾向保持一致。因此，即使两个不同群体消费者的绝对收入水平相同，来自高边际消费倾向群体的消费者通常会消费更多，储蓄更少，而低边际消费倾向群体的消费者则消费更少，储蓄更多。但目前对相对收入理论的讨论较少。
60年代以来，莫迪利亚尼（Franco·Modigliani）和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分别提出了生命周期模型和永久收入模型，由于这两个模型设定较为相像，理论界将他们合并，称为“现代消费理论”。现代消费理论认为，消费者作为理性决策人将规划自己一生的永久收入和消费水平，并据此决定当期的消费。人们希望平滑自己一生的消费，但收入水平在一生中并不平滑。理性消费者在年轻时会通过借贷消费，随着收入不断增长逐渐偿还债务，并且在退休后将积累的财富全部消费。因此，当期的消费不仅和现金的流量（收入）相关，还和现金的存量（财富）相关。国家的年轻人、老年人口结构会影响社会的消费和储蓄分配。
1.2 消费升级和降级的界定
消费包括消费规模、水平和结构，消费升级主要侧重消费水平即消费品的质量提高、消费结构改善即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比提高。消费规模即消费总量和增速，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消费增速较快，居民更重视消费数量的满足，在人均GDP达到一定规模后，GDP增速下行，带动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放缓。此时居民追求的不再是消费品总量和增速的扩张，而是质量和结构的改善。消费水平即消费品的质量。消费结构即居民消费中衣食住行等生存型消费与教育、医疗、旅游等发展享受型消费的比例关系。因此，消费品质量提高和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比提高，即是消费升级。因收入下行甚至负增长、负债高企等导致消费更低劣的商品、减少发展型消费而增加生存型消费，就是消费降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消费升级。第一轮升级是在改革开放之初，食品消费占比下降，轻工业品的消费占比上升。自行车、手表、收音机为代表的三大件是该时期的代表性消费品。第二轮升级是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传统的三大件被新三大件（冰箱、彩电、洗衣机）代替，家电产业迅猛发展，同时，部分居民的服务性消费如旅游、医疗等开始增长。当前我们正在经历第三轮消费升级，服务业消费的增长最为迅猛，居民的主要消费转向居住和汽车等领域，同时服务类消费如教育、娱乐、文化、交通、通讯、医疗保健等增长迅猛，带动IT、汽车产业和房地产业快速发展。
2、我国消费的整体情况：社零增速放缓，考虑服务消费后，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和拉动提高
2.1 社零增速自2008年以来持续下行，目前创2003年以来新低，受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房贷高企、股市下跌财富效应消失、服务消费占比上升等影响
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自2008年以来持续放缓，实际同比增速自2010年整体趋缓。今年以来增速继续下行，其中9月名义同比增速为9.2%，创2003年以来新低，表明居民的实物消费增速放缓。其中重要的拖累力量是汽车和房地产相关消费，化妆品、金银珠宝、日用品等消费增速依然较高，今年累计增速分别为12%、8.7%和13.4%。今年以来，乘用车的销售增速明显下降，6月以来连续五个月负增长，且负增长幅度逐月扩大，其中主力品种A级车的销量增速下跌较为明显，10月为-13.2%，累计-2.1%。房地产相关消费下行主要是因为房地产严格调控下销售下行，家具、装潢、家电等增速放缓。
导致社零销售增速下行的原因主要有：近年来经济增速下行，收入增速放缓；流动性退潮下的P2P爆雷、股市下跌财富效应消失、房贷高企挤占消费等。
1）近年来居民收入增速有所放缓
我国经济增速换挡，结束了高速增长阶段并逐步构建新的中高速增长平台；居民收入水平也呈现出增速换挡的态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从2008年的14.5%下降到2017年的8.3%和2018年前三季度的7.9%，实际增速从8.4%下降到2017年的6.5%和2018年前三季度的5.7%。从收入的四大构成看，今年以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速下滑，源于房地产价格上涨的趋势有所遏制、股市下跌等财富效应消失，养老金增速放缓导致转移性收入增速有所下滑。1-9月，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为8.8%，较去年全年下降0.2个百分点。其中，工资性收入增速8.8%，较去年加快0.1个百分点；经营性净收入增速7%，较去年加快0.3个百分点；财产净收入增速10.6%，较去年下降1个百分点；转移性收入增速9.5%，较去年下降1.9个百分点。
2）股市下跌、P2P爆雷，流动性退潮，财富效应消失
我国处于金融周期顶部和流动性退潮过程中，P2P爆雷、信用债违约、大股东股权质押风险、企业融资成本上升、股市下跌等风险事件频发。其中股市下跌、P2P爆雷等对居民的收入影响较为显著。今年1-7月出现跑路及提现困难的问题P2P平台高达338家，其中7月单月就新增171家，P2P行业规模缩水近三分之一，许多居民的存款受损，对消费产生抑制。
3）居民加杠杆买房，居民杠杆率、负债/可支配收入比迅速攀升，挤占消费
2015年以来我国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并从一二线城市扩展到三四线城市，居民部门大量加杠杆购房。居民部门杠杆率迅速提高，从2008年的18%上升至2017年底的49%；居民负债/可支配收入突破100%。居民的流动资金下降，按揭贷款的利息支出增加，挤占消费支出。
同时，未购买商品房的居民在增加储蓄为购房做准备，降低其他消费，即房地产价带来的流动性紧缩效应。我国居民首次购房平均年龄为27岁，低于美国（35岁）、英国（35岁）和日本（41岁）。而年轻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通常较高，因此购房行为对消费的挤占在我国体现得更加明显。
2.2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自2012年以来整体下行，但2018年有所上升，主要是医疗保健支出因医保改革大幅上升
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走势均与社零消费大体一致，整体也呈现下行趋势，但是今年回升，与社零增速短期不一致，主要受医疗保健支出增长带动。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从2011年的12.5%下降至2017年的5.9%，但2018年以来增速回升至6.5%。农村居民的消费增速始终高于城镇居民，且回落幅度小于城镇居民，2017年为8.1%，2018年三季度上升为12%。
从各项支出看，今年消费增速中明显加快的是医疗保健支出，其他支出如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增速下行。前三季度城镇居民的医疗保健消费累计增速从去年全年的8.9%上升到15.4%，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消费增速更是从去年的14%上升至20.4%。在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中的占比分别从7.3%和9.7%提升至8%和11.4%。
医疗保健支出的增长源于我国的医保体制改革，更完善的医保提高了居民的就诊率。2018年前，我国的医保分为三类，即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医保。其中，城镇职工医保的参保对象为城镇职工，由职工与用人单位共同缴费，建立医疗保险基金，在职工发生医疗费用后予以一定补偿。城镇居民医保的参保对象是没有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城镇未成年人和没有工作的城镇居民，由政府出资予以保障。新农合医保的主要参保对象为农村居民，是个人、集体和政府共同出资的互助性医保。从医保的覆盖水平看，城镇职工医保的覆盖水平和报销比例高于城镇居民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则高于新农合医保。2018年，我国合并了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医保，实施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同时提高了城镇居民医保的报销比例和覆盖水平，农村居民的就诊率提升。
2.3 最终居民消费支出增速放缓，消费率在2010年见底后回升，但与发达国家比仍有较大差距，投资率依然偏高
我国最终消费率（政府消费+居民消费）自2000年的63.3%持续下行至2010年的48.5%，其后缓慢回升。2017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为53.6%，其中居民消费率为39.1%，低于美国的68.4%。2017年中国资本形成率（投资率）投资为44.4%，虽然自2012年以来回落，但占比依然偏高。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始终没有显著提升，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一直处于偏低水平，特别是2000-2010年间，居民消费率从46.7%持续下滑至35.6%的历史低点，2011年后虽有所回升但仍处于相对低位，2017年为39.1%。同期美国的居民消费率高达68.4%，英国为65.5%，日本为55.5%，欧元区平均为54.1%，德国为52.9%，法国为54.1%。即使与经济发展处于相似阶段的国家和地区比，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也明显偏低，2016年金砖国家（不包括中国）居民消费率平均为58.5%，高出中国近20个百分点。2017年资本形成总额占比为44.4%，对投资的依赖度依然较高，推升杠杆率上升；美国的私人投资占GDP比16.6%。这种局面主要是因为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分配占比偏低、社保福利体系不健全、贫富差距拉大等导致居民消费未出现实质性大幅上升，政府和国企通过投资刺激经济的增长模式具有路径依赖，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时刺激投资更能迅速扩大总需求，投资率偏高。
2.4 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与拉动有所提高
最终消费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动较大，取决于与出口、投资的相对变化。如1990年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为91.7%，主要是因为1990年投资大幅负增长，消费在当年对GDP的拉动仅为3.6个百分点。
近年来我国消费的贡献率上升，2017年为58.8%，因为投资增速放缓速度快于消费，消费的相对比例上升，对经济的拉动有所上升。2018年前三季度实际GDP累计增速6.7%，其中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为78%，为2000年以来新高，拉动GDP5.2个百分点，高于去年同期的4.5和去年全年的4.1。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的贡献率为31.8%，拉动GDP2.1个百分点；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为-9.8%，拉动GDP约-0.7个百分点。
3、消费结构：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消费升级是趋势，但部分人群消费降级，消费分级明显
3.1 从结构看，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持续下行，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比持续扩大，仍处于消费升级过程中
2013年统计局调整居民消费口径，2013年至2017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中食品烟酒和衣着等生存类消费占比下降，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服务等享受类消费上升。全国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消费占比从2013年的31.2%降至2017年的29.3%，城市、农村居民分别从30.1%降至28.6%以及从34.1%降至31.2%。全国居民人均衣着类消费占比从7.8%降至6.8%，其中城镇居民从8.4%降至7.2%，农村居民从6.1%降至5.6%。
城乡居民消费中占比增加的项目主要集中在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2013-2017年，城镇居民在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的占比上升到13.6%、11.6%和7.3%，增幅分别为1.1、0.9和1.1个百分点，其中医疗保健支出占比在今年前三季度继续上升至8%。农村居民的交通通信消费占比上升到13.8%，增幅为2.1个百分点，今年前三季度继续上升至14.2%。这与近年来三四线及农村地区手机网民数量增加相印证。随着一二线城市手机消费的饱和，三四线城市及农村地区成为了手机销售新的增长点，部分较为火爆的手机APP如快手、趣头条等的主要用户增长也集中在这些区域。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上升为10.7%，提高0.6个百分点，今年前三季度略下降至10.4%；医疗保健支出提高到9.7%，今年前三季度继续提高至11.4%。
分省份看，恩格尔系数较低的省市有北京、上海、山东、江苏、浙江（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均为14.1%），分别为19.8%、24.7%、26.8%、27.5%、27.9%；恩格尔系数偏高的省市有西藏、海南、四川、广西，分别为43.9%、37.2%、33.3%、33.2%。
注：青海、新疆、甘肃、宁夏等省份恩格尔系数与直觉不符，可能与统计局抽样调查的样本过小有关，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黑吉辽冀为2016年数据。
3.2 部分人群消费降级：中间阶层如高负债购房的白领、一二线租房的城镇职工消费被挤出，文化娱乐开支下降
长期看消费升级是趋势，但短期看，部分中低收入者消费降级。收入增速放缓、股市下跌和P2P爆雷等导致财富效应退却、居民杠杆率迅速攀升、房贷收入比突破100%挤压消费，流动性退潮叠加刚性负债高企、房租和医疗价格大幅上涨，消费降级，集中体现在娱乐文化消费占比较去年下降，从上年的11.6%下降到今年前三季度的11.1%，增速从7.9%下降到3.6%。教育文化娱乐消费的边际效用常高于其他种类，该领域消费减少产生的效用下降较其他领域更明显。
消费降级集中于中间阶层人群，如加杠杆购房的高负债中产白领和一二线租房的城镇职工等人群。第一，该部分人群既无财产性收入，又无类似最低收入人群获得的财政转移性收入保障。根据五等分收入划分，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速逐年上升，2017年达到9.6%，在五等分人群中收入增速最快。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收入增速持续下行，其中2017年增速最慢的是中等偏下入户，为7.3%。第二，房租、医疗价格持续上升，中低收入人群不得不压减开支。今年以来北京租房价格同比上涨幅度已超过20%，成都、深圳等城市的平均租金同比涨幅超过30%。今年以来居民消费增速回升最主要在医疗保健，其次是住房开支，以城镇为例，医疗和住房支出同比增速分别为15.4%和10.8%，增速分别较2017年全年提高6.4和2个百分点。我国医疗在2017年推行了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简言之即提高医生服务价格如挂号费、手术费，大幅降低药物价格，避免以药养医。对于享受农村和城镇居民医疗的群体影响不大，因为政府提高了补贴，但对于适用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群体面临的价格上升，降低了消费效用。第三，部分加杠杆买房的居民可能在扣除房贷支出后的消费支出下降，消费降级。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整体上升较快，2018年1季度达到49.3%，居民负债与可支配收入之比超过100%，挤压消费。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测算，住户部门杠杆率靠前的省份有浙江、甘肃、广东、北京、福建等地，介于49%-63.5%，消费容易被挤出。
3.3 消费分级：奢侈品消费与拼多多并存，高品质汽车高增速与中低档低增速并存，高端白酒大幅上涨与低端白酒利润率低并存
我国庞大的消费市场中，收入、人口年龄、教育结构和城市等级分层，导致消费需求具有明显的多层次性，即消费分级。
1）乘用车整体负增长，但C级高档车高速增长。今年以来汽车消费持续低迷，既有收入下行和房贷挤出影响，但1.6L排量以下汽车的车辆购置税优惠取消，税率恢复至10%对低档车也有影响。前三季度乘用车累计同比增速-0.6%，但是C级汽车的奥迪A6、一汽丰田皇冠、华晨宝马5系、北京奔驰E级和上海通用凯迪拉克XTS前三季度合计增速17.1%，其中凯迪拉克增速高达54%。
2）拼多多低廉低品质商品在三四线及以下城市盛行，但我国同时是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移动互联网在低线城市及农村地区的普及催生了例如拼多多等新型电商平台，增加了农村居民消费的选择空间，但同时也反映出中低收入群体相对较低的生活品质。与京东、淘宝等传统电商平台不同，拼多多聚焦于低线城市及农村地区追求高性价比的消费者，成立三年便获得了2.9亿的活跃买家，与京东基本持平。与此同时，高收入人群的消费不受影响，主要表现为我国奢侈品消费规模近年来不断增长，中国已成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2017年我国奢侈品销售规模同比增长6.6%至5310亿元，预计2018年销售规模将升至5500亿元。自2016年起，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占全球份额23%，超过美国的22%。奢侈品消费的主力为有产阶层，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放大了有产阶层的财富效应，促进高端领域的消费。
3）白酒领域同样存在着消费分级的状态。一方面，在白酒产销量增速持续下行、白酒消费更加理性的背景下，瓶装白酒取代散装白酒，从低端逐步向次高端和高端白酒升级，追求品牌。另一方面，白酒消费存在极大的分化，高端酒价格持续上涨，但是低端白酒价格竞争激烈，呈现出两个市场的特征，消费分级明显。售价2000多元茅台一瓶难求，售价15元左右的牛栏山热销全国，30-80元价格带沦陷，100-300元价格带竞争激烈，300元以上的次高端不断升级。
3.4 短期的消费降级与明显的消费分级折射出当前经济金融社会环境：宏观经济下行预期转差、流动性退潮、社会阶层分化和就业困境
1）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居民预期转差。居民收入增速随经济增速换挡而放缓，中美贸易战、资本市场下行、民企生存困境、环保风暴等导致居民对未来预期转差，消费者信心指数和预期指数在6月以来出现明显回落。
2）消费低迷的背后是流动性退潮。“大河无水小河枯”，股票下行、债券违约、融资成本上升。9月广义货币供应M2增速为8.3%，为近20年低点。1-9月社会融资规模新增15.4万亿元，同比减少2.3万亿元，表内贷款多增，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票据等大幅减少。
3）贫富差距拉大与阶层分化明显，不同的社会阶层对应不同的消费档次和水平，消费具有多层次性，升级和降级分属不同人群。城市能级之间、高低收入人群之间的消费分级，源于居民的贫富差距拉大。我国基尼系数在2015年触底后连续两年上升至2017年的0.467。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可支配收入之比连续两年上升为10.9倍，其中城镇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可支配收入之比5.62倍，农村为9.48倍。中低收入群体追求消费品的基本功能和性价比，高收入人群追求品牌和奢侈品等。这种局面导致全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结果是：消费增速放缓、消费升级与降级并存、消费分级。
4）就业机会萎缩，影响收入与消费。今年以来，内需下行，创投破产数量增加，金融地产实业裁员降薪，就业机会萎缩，影响当期和未来收入，直接影响消费增速下行。
4、美国和日本消费的变迁规律
二战以来，美国的个人消费支出增速经历了由高速向低速的增长阶段转换过程，这一过程与美国GDP增速的轨迹大体一致。目前，美国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水平大约在2%左右，个人消费增速也整体保持在2%附近。但是，消费占经济的比重逐步提高，2017年最终居民消费支出占GDP为69.1%。
从结构上看，美国居民的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恩格尔系数逐步下降，从1929年的21%逐步下降到当前的7.2%；发展和享受类消费占比逐渐增加，其中医疗、休闲娱乐等占比提高到17%和13.7%；伴随收入的增加及老龄人口增加，服务类消费占比从1929年43.4%稳步提升至68.8%。美国的经验表明，当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时，增长阶段面临转换，此时消费增长的速度也会相应下行，但消费升级仍在进行，升级速度放缓，处于高水平的均衡。
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高速发展，上世纪60-70年代居民消费增速快速上升。80年代初，日本经历增长阶段转换，GDP增速和居民消费增速有所下行，但整体速度仍然较高。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裂，进入“失去的20年”，其间经济增长近乎停滞，消费增速也下降至0附近，且在一些年份出现负增长。同时日本老龄化加剧，使得日本人的养老负担增加，挤占了其他消费支出。
从结构上看，二战后日本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平成金融危机的24%左右。90年代以来下降幅度很小，且近几年因消费税提高、“家庭小型化，从在家做饭转为外出就餐”的生活方式改变、餐饮娱乐化，食品支出占比上升，2017年为23.9%，为1990年来的次高水平，消费升级趋势接近停滞。此外，日本统计局统计的居民消费类别中的“其他支出”自90年代以来长期下行。这一类别主要包括社交支出、赠与支出等，在泡沫经济时代的占比曾最高达到25%。其金额占比的下降反映了日本经济增长乏力，居民商务及私人社交生活减少的情况。交通通信、医疗保健、教育娱乐的占比总体在不断提高，服务类消费占比提高至55.7%。
长期的经济低迷改变了日本人的消费方式，对奢侈品、炫耀性消费的热情减弱，更加注重商品的性价比和实用性。在此背景下，“无印良品”，“优衣库”等淡化品牌而强调质量过硬的公司迅速崛起，形成了日本消费的鲜明特点。日本的发展经验表明，消费随经济增速下行而下行，但消费升级必须要以一定的经济增速为支撑，零增长或者负增长的环境下消费升级可能停滞。长期的经济低迷会改变居民的消费习惯。
从美国、日本等国际经验看，消费与经济增长一样，存在增速换挡的规律。1）GDP增速下降，居民收入增速下降，消费增速下降，但消费对经济的贡献上升；2）伴随经济增速换挡和人均GDP扩大，消费结构升级，恩格尔系数下降，发展享受型消费。3）实物消费占比下降，居民对服务消费的需求提高。4）随着人均GDP增加，边际消费倾向总体下降。我国当前恩格尔系数刚低于30%，高于美国（7%）、英国（8.1%）、德国（10.6%）、韩国（13.3%）和日本（25%），从长期看消费升级仍有较大的空间，但消费升级速度将放缓；体现实物消费的社零增速下行，但服务消费上升导致居民消费支出增速上升。伴随收入差距的扩大，消费分级特征明显。随着我国人均GDP不断增加，消费者追求的不再是总量和增速的扩张，而是质量和结构的改善。
5、促进居民消费的建议
十九大报告提出“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在逆全球化抬头及投资疲软的背景下，消费更应发挥更大的作用，也是满足居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要求。扩大消费需要从增加居民收入水平和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出发。循此路径，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要进一步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减税、增加转移支付、加快土地流转等提高农民收入。收入是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因素，增加居民收入水平将有效提升居民消费。在我国居民收入增速近年来整体放缓的背景下，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显得尤为重要。
1）降低个税、增值税，完善消费税。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增加基本扣除额和专项附加扣除，降低个人所得税，按照物价水平动态调整基本扣除额，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降低增值税税率，增值税为流转税，本质是对消费征税，降低增值税有利于降低商品价格，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完善消费税，将高污染、高耗能行业产品纳入消费税税目并提高税率，同时将已成为大众消费品的部分产品不再征收消费税。
2）加大政府对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在落实全面、精准扶贫的基础上，加大对城乡低收入人群的保障。
3）提高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不断推进农村土地的市场化流转，探索实施农村宅基地的流转。
二是要增加财政对社保的支出力度，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增加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受预期影响较大，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关系密切。目前导致我国居民消费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居民对子女教育、养老、医疗等领域的预防性储蓄较高，反映出我国社保体系仍存在较大改善空间。改善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降低财政供养人员和基建支出比例，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出中教育、养老、医疗的比重，使居民消费无后顾之忧。
三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和加快落户。城镇化将释放潜在的需求，尽快解决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解决子女教育、医疗等问题。
四是从供给端发力，优化供给结构，进一步提升高端制造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提升中高端产品的供给，提高产品质量，使大量的海外购物和奢侈品消费回流本土市场，满足中高收入者的需求，同时促进产生升级。
五是放宽旅游、文化、医疗、养老、教育培训和家政服务等服务消费领域的市场准入，鼓励民营机构参与竞争，加强标准建设和有效监管。
(本文作者介绍：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分析师。)
责任编辑：陈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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