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阿尔巴尼亚

　　张晓文/文

　　2004年6月的时候，我在巴黎开始为阿尔巴尼亚之行做准备，按照计划，此行是为了制作一个72分钟的纪录片，名叫《被遗忘的国度——阿尔巴尼亚》。当我以记者的身份来到这里，这个国家曾经的历史和正在发生的现实就这么徐徐展开了。

　　里纳斯国际机场

　　里纳斯国际机场是阿尔巴尼亚惟一的国际机场，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特莉萨修女机场。特莉萨修女虽然出生在马其顿，但她的母亲是阿尔巴尼亚人。阿尔巴尼亚在恢复宗教信仰自由了以后，将特莉萨修女奉为本土的圣人。

　　机场很小，跑道不是很长，停在这里的飞机并不多，大部分是匈牙利航空公司和德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我们的摄影队在过关的时候被滞留在机场一个多小时，海关人员反复检查我们的护照签证，无可奈何之下，我们请中国驻阿大使馆出面帮忙，海关才放我们入境。后来我们才得知，原来是因为曾经发现中国人挟带毒品取道阿尔巴尼亚进入别的国家，所以对中国人的盘查会特别严格。

　　霍查的墓地

　　霍查是我采访计划的重点，因为在他所代表的那个时期，中国人看到的主要是俄罗斯、朝鲜、

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电影，唱的是《歌声飞向地拉那》，这个离中国十万八千里远的国家，被中国人视为兄弟，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

　　10月16日，位于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市郊的萨拉公墓，下着大雨，却有一批接着一批的民众，一手撑雨伞，一手拿着鲜花，相继涌进墓地。我也随着人群，来到这里。

　　这一天，在20年前的阿尔巴尼亚，原本是个盛大的节日。但时至今日，已经没有多少阿尔巴尼亚人知道，这天是他们的已故领导人霍查的诞辰纪念日。只有霍查的忠实拥戴者，风雨不改，在每年的这一天，前来凭吊他们尊敬的领袖。

　　但在今天，阿尔巴尼亚所有的传媒都没有提起霍查的名字。霍查遗体本来安葬在地拉那国家烈士陵园。那是专门安葬杰出人物的墓园。1992年5月，霍查的遗骨被人挖出，改葬到这个安葬平民百姓的坟场。

　　即使已死去多年，霍查的这座平凡的坟墓，仍然逃不过政敌的攻击。墓碑上的霍查相片，每年都多次遭到毁坏。他活着的时候如同天神，不可冒犯；死后却不得安宁。

　　我热爱记者这个行业，是因为当别人只能停留在这件事件以外的时候，我却可以真正进入事件以内。两天以后，我坐在霍查夫人涅奇米耶的面前，听这位80多岁但却依然样貌尊贵的老妇人口述历史。　　　

　　吉尔喀斯特，发光的城镇

　　从离开地拉那，我们的车已经在公路上跑了5个小时。刚刚下过一场大雨，路面和空气都很干净，右边突然出现一个发光的城镇，我们知道，目的地吉尔喀斯特到了。

　　南部城市吉尔喀斯特是恩维尔·霍查的故乡，建造在一个石山上，所以碰到水就会反光。这是一个用旧城堡改建的监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入侵阿尔巴尼亚的法西斯用来关押共产党和游击队员，现在已经改建成反法西斯战争博物馆。其实不少中国人应该早已见过这里，六七十年代在中国家喻户晓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每间牢房不到5平方米的面积，四壁空空，高高的铁窗，每天只有这一小块地方是明亮的。

　　牢房内外的墙壁上写了很多字，我们的翻译说，有的是诗，有的是口号，有的是留给亲人的话，这应该是当年的犯人在寂寞的牢狱生活中打发时间的惟一方法。监狱管理员说，关押那两个女游击队员的牢房并不在这里。

　　进入这条狭窄的通道，光线开始变暗，最后什么也看不见了，为了继续拍摄，我们打开了灯。这就是她们的牢房，相对其他的牢房要大，

天花板也更高，一个很小的天窗开在人手够不着的地方。我们来的时候是正午，外面阳光很好，可是在这里，不开灯的话几乎甚么也看不见。这顶吊灯，据说从来也没有开过。很难想像，当年那两个年轻女子，是怎么样在黑暗中摸索。墙壁上也有字。这博物馆复建过，但是字迹却真是她们的。　　　

　　毛泽东水电站

　　毛泽东水电站，这个在阿尔巴尼亚家喻户晓的中国援建项目，是我们不能不去的重要一站。在申请许可的时候，电力部门反复询问我们的采访动机、采访程序，可在终于拿到许可证前往水电站的当天，阿尔巴尼亚副总理纳米克·多克莱的办公室又专门打来电话，为耽误了我们的拍摄进度而道歉。在经历了中阿关系的蜜月期和矛盾期后，两国人民又开始小心翼翼的互相靠近。而刚刚对外打开国门的阿尔巴尼亚，也正在努力塑造自己的国际新形象。

　　阿尔巴尼亚是山地之国，三分之二的土地是高山。北部有一条德林河，是阿国最重要的发电河。这是伐乌代耶山，当地人靠着这座山、这条河生活了几百年。一座79米高的大坝从这里把河流分隔。一个水电站冷冷清清的站在山脚下，30年前，这里一度非常热闹，很多中国人在这里出入，而这个水电站，当时以一个东方人的名字来命名——毛泽东水电站。后来中阿两国关系中断，水电站的名字也改成了伐乌代耶水电站。

　　变压站，大坝。这里和30年前相比并没有太大变化。

　　在伐乌代耶一带，共有三个水电站，其中两个是中国援建的——费尔泽水电站和毛泽东水电站，它们是阿尔巴尼亚最大的两个水电站，发电量占全国发电总量的80%。而这两个水电站建成至今大部分设备仍是由中国提供的，只有极少部分因为陈旧而被替换。

　　在发电厂房前的空场上有个底座，30年前，这里立的是毛泽东的雕像。1967年初毛泽东水电站落成时，阿尔巴尼亚最高领导人恩维尔·霍查前来参加落成典礼。水电站落成典礼的前一天，上面说在典礼前要把毛泽东雕像安好，结果工人工作到晚上12点，才把它安好。后来，雕像突然倒了，毛泽东雕像是用铜铸的，两国关系中断之后，铜像也被送回厂里，融化了。 　　

　　回到地拉那

　　出发前的一个星期，我跟摄像在网上看阿尔巴尼亚的照片，看完心凉，那是个跟中国陕北农村差不多的地方，灰突突的没有色彩。我只能在皮箱里塞进一条红色的围巾，实在不想让人觉得我拍的是一部黑白片。

　　结果，地拉那大街上的灯红酒绿，咖啡店里的干花，女人身上的艳美服饰，唇边鲜艳欲滴的笑容，让我在抵达的第一天就开始叹息，至少这里的夜晚和巴黎没有太大区别。

　　要承认地拉那的白天和夜晚有着很大的偏差。它的形象和我们心目中的首都实在差太远，看起来有点像东莞，没有什么高楼大厦，一个叫Sky Tower的地方也不过30层楼，因为用水紧张的关系，政府禁止发展商把房子修到10层以上。居民楼的内里很像中国的老单元楼，楼梯拐弯的地方，一扇朴朴素素的窗，从外面却完全看不到里面，外墙也都很残破。可是跟当地人攀谈，才知道这样的房子居然要相当于6000到8000元人民币一平方米。我问你们不是一个月平均工资才差不多1200元人民币吗？谁住得起这样的房子？被问的人给我一脸暧昧的笑容。有些事情你越是想了解的时候，你越是不太可能打探到。

　　在街上走路，不知道是因为我黑色的头发黑色的眼睛在这里并不多见，还是因为脖子上那条鲜红的围巾有些扎眼，所到之处备受瞩目。经常有人直剌剌走过来就问：中国人？我点头，右手马上伴着微笑伸了过来，然后用中文说你好，脸上满是见到远亲的带有些隔膜的欣喜。有一次居然一个人叫着毛泽东就扑过来了，摇得我的右手发麻。在法国，我经常被人先问是不是日本人和韩国人，在这里，大家好像都觉得黑发黑眼睛的只可能是中国人。

　　地拉那实在不大，随便上哪儿都能走着就到了。以后每天在城市的不同地点采访，因为大路就那么几条，小巷也不太多，总是在走重复的路。路边店里的伙计天天看到一个长得像中国人的阿尔巴尼亚女人(翻译)，一个长得像和尚的中国男人(摄像)和一个无论什么时候都穿着长裙戴着红色围巾的中国女人(我)在街上狂奔。走了几天就开始打招呼了，挥挥手，一个笑脸，好像大家是认识了多年的老街坊。结果四天后我们在街上采访的时候，大家高高兴兴地围过来唠家常。翻译跟我说，他们好像都已经知道你了，当你是自己人了。我就顺便问啊，你们哪儿来的钱买房子，为什么满街都是奔驰车，为什么CD店里有那么多中国DVD……大家很高兴地说，我们没有工作，可是我们家有人在

意大利打工，寄回来很多钱的；奔驰车，要么是二手的要么是走私的；因为那些电影重新翻译上字幕太麻烦了，中国DVD上面有英文字母，我们会英文的人不少呢，省事。这城市真的不复杂，答案已经不需要你去找了，当你真正走进这城市，答案开始来找你了。

　　地拉那的市长埃迪拉马几年前刚上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是玩票性质，因为此人本是一名画家，早年为躲避政治迫害，跑到法国住了几年，在欧洲艺术界相当有知名度。回去当市长，第一件事是在灰色的斑驳的破旧的居民楼外墙上刷油漆，刷上各种鲜艳的色彩。最初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他疯了，说你正经事不干，你拿墙作画布来画画。可是几年下来，今天我站在Sky Tower的顶部看地拉那，眼睛在碰到那些明亮的色块的时候，嘴角忍不住上扬。阿尔巴尼亚仍然是欧洲最穷的国家，可是埃迪拉马以换脸的方式，让人轻易感觉到了这个国家的巨大改变。

　　一个在阳光下像花坛一样绽放的地拉那，是足以让任何一个旅行者微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