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宝逝世，是他20年前向朱镕基建议国庆放长假

　　2019年10月4日，已经是国庆节七天长假第四天，意味着长假已经过半。

　　但是，就在大家还沉浸在假期的欢愉中，我们惊闻原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正部级）于10月4日下午逝世！

　　之前每当假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能多增加几个放假的节日？增加放假节日并不如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20年前，正是张国宝力荐提出了放长假的想法。

　　全国人民享受到的第一个国庆七天长假，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时候。

　　当时，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决策？这中间都经历了哪些环节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这个故事就收录于张国宝新书 《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

　　这位75岁的老人，不仅享誉能源圈，在其他工业领域也是颇具建树。

　　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这样评价张国宝——他对能源周边外交的深入思考和身体力行极具战略思维。

　　张国宝，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除了这两个职务，他还在多个“小组”里当过组长、副组长、组员，比如西气东输领导小组、青藏铁路建设领导小组、首都机场三期扩建工程领导小组、宝钢三期国家验收小组等。

　　《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记述了张国宝亲历的一些被称为世纪工程的重大工程项目的决策建设情况，包括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上海洋山深水港、首都机场扩建、杭州湾跨海大桥、中俄原油管道、中亚天然气管道、特高压输变电等超级工程，以及国家电网、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装备制造业等发展规划和政策的决策论证建设过程及思考，实践总结了这些重大工程项目从动议比选争论到决策实施运营的曲折历程、宝贵经验和深邃思考，这些经验和思考对中国未来重大工程项目和关键行业更好地科学规划与决策实施，具有启迪借鉴意义。

　　除了这些重大项目外，书中还记录如今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开始于20年前的放长假的决策始末。

　　张国宝——放长假决策始末

　　1998年发生了特大洪灾，重灾区是长江中游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湖北省簰洲湾决堤尤为惨烈。1999年春节，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到湖北灾区看望慰问灾民。同行的有朱镕基总理夫人劳安，国务院副秘书长马凯，朱镕基总理秘书李伟和我。

　　除夕夜，湖北省委省政府为朱镕基总理安排年夜饭，总理会见了抗洪救灾烈士家属、劳动模范和灾民代表。活动结束后，总理及家人召集我们随行人员又吃了一顿家庭式的年夜饭，湖北省党政领导均不参加。席间交谈比较轻松，话题谈到了能否涨工资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应有相应的提高。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又遇到了特大洪涝灾害，对是否涨工资有不同意见，所以财政上虽做了一些准备，也恐难实行了。我看席间交谈有家庭式气氛，所以大胆将我思考的两个问题向总理提了出来。

　　第一个是关于增加节假日的问题。我对朱镕基总理说：现在这个形势恐怕涨工资已不现实，是否可以增加节假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休息机会，也是提高福利的一种方式。我补充说明：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已不需要像建国初期那样靠动员大家加班加点工作来提高生产，相反有不少行业出现开工不足、人浮于事。与其这样，莫如增加大家假期，有更多时间休息、学习，还可起到调整经济结构作用，增加消费、旅游、服务业等三产比重。从现实情况看也不会因为增加了假日影响劳动生产率，影响产品产量。

　　第二个问题是我向朱镕基总理反映，农村高利贷很严重，说明农民需要钱用，又没有正常的贷款渠道，应该增加农村信贷。

　　对第一个问题，席间大家似乎都赞同，对第二个问题有些不同看法。李伟同志说，农村高利贷很多是家族势力甚至是黑社会恶势力性质，借款人不敢不还，如政府来承担贷款，很可能是一批坏账。我觉得总理对这两个问题似乎都听进去了。后来我听说，在春节假期前几天慰问活动结束后，朱镕基总理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叫到休息地，增加了数亿农村信贷。但这只是听说，不知真假。

　　春节假期结束后朱镕基总理回到北京就把可否增加节假日的事交代给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研究。王忠禹秘书长又交代给国务院副秘书长尤权具体经办。尤权同志打电话给我，要我把增加节假日的建议进一步具体化，以书面形式正式向国务院提出建议，最好能以国家计委名义正式提出，还希望我了解一下其他国家节假日的情况，作一个比较。

　　我内弟在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工作，该公司在世界主要国家都设有办事机构，我请他帮忙可能比正式通过外交部向一个个驻外使馆了解更简单快捷。他很快就了解了世界主要国家的节假日情况。为了有可比性，我让他不仅要了解发达国家的节假日情况，更要了解一些与中国情况相仿的发展中国家的节假日情况。从了解到的几十个国家的情况看，欧美发达国家自不待言，有名目繁多的假日。即使比较发展中国家，当时中国春节三天，五一国际劳动节一天，国庆两天，元旦一天，全年共七天法定节假日也不是多的，和朝鲜、越南大致一样。

　　张国宝（右二）向朱镕基总理汇报有关建议。左二为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魏礼群。

　　关于增加节假日的想法我向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同志汇报后很快得到他的赞同。我和政研室共同起草了向国务院的汇报稿，并与尤权同志和秘书局密切沟通。将增加节假日具体化为：五一国际劳动节放假从一天增加到三天，增加了两天；将国庆假日从两天增加到三天，增加了一天。其余不变，全年实际只增加了三天。但可以将前后两个周末合并使用，全年可形成春节、五一、国庆三个七天的长假日。

　　汇报稿上报国务院后，由尤权同志召集相关的13个部委开会听取计委汇报并征求意见。由我代表国家计委先汇报介绍了关于增加节假日的建议、方案设计及相关问题。会上，除经贸委外，其余12个部委都赞成。

　　其中教育部提到增加三天假期不会影响学生学业，相反学生可以在节假日与父母、家人、同学在一起更有利于学生增长知识，增加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公安部也讲道，根据统计，节假日犯罪率反倒低于平时工作日，只是公安干警要保障节假日社会治安会有更多加班值勤，要做好调休和考虑干警待遇。民政部、民委表示支持，但提到能否考虑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如清明、中秋也放假。实际上清明节很多人也是去祭扫先人，还有利于海外华人来团聚。交通部、铁道部提到长假日出行旅游人数会增多，会造成交通拥堵，还要注意防止出现恶性交通事故，但对长假表示支持。

　　会上还谈到一些具体问题，如银行，节假日仍有存取钱的需要，不能都放假关门，节假日银行要做好有人服务的安排，不能给人民群众带来不便。还有，如中国放假，外国不放假，有国际事务和业务处理怎么办等等。经贸委来了两位司局级干部，一位是办公厅负责人，另一位可能是综合司的，他们提出了一些疑议。一是工厂有许多是必须连续生产的，如钢铁厂、化工厂，长假期这些企业必须安排连续生产不能停，根据劳动法节假日加班必须给双倍工资，会增加劳动成本。二是要防止官员利用节假日到下面去玩，引起不正之风等等。结果经贸委的意见遭到与会者的反驳，认为这些问题是长假期必须考虑注意的问题，但不是不能实行长假期的理由。最后尤权同志总结，对经贸委提出的必须连续生产的企业因节假日加班多支付的加班费做一个测算，看看会增加多少成本。会议上绝大多数部门都赞成增加节假日的意见。

　　会后尤权同志向王忠禹秘书长作了汇报。据他向我讲，王忠禹秘书长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有权决定公共节假日的设定？是国务院还是人大？国办查找了历史文件，最初设定公共节假日的文件是1950年的政务院文件，也就是说是由国务院来决定公共节假日。据此，王忠禹秘书长提出还是在原有节假日上增加天数为妥，不增加新的节假日名称。因此关于清明、中秋节放假的意见就不考虑了，还是元旦、春节、五一、国庆四个假日，其他三八妇女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还按原规定执行。这个方案的好处是没有增加节假日的名目，但也有人对五一和十一之间时间间隔较长而没有一个节假日感到遗憾，但又找不到一个好的名目在此间增加假日，总不能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全民放假。

　　关于经贸委提出的必须连续作业的工矿企业因节日加班需多付的加班费也测算出来了。以钢铁行业为例，只增加不到2000万元加班费，对这么大国家来讲不算什么。经过这样认真分析研究、征求意见和测算，增加节假日的方案已基本成熟，但时间也到了8月底，离国庆节只有1个多月时间，朱镕基总理希望能在建国50周年大庆时就能实施。8月下旬或是9月初，朱镕基总理召开总理办公会审议增加节假日方案，会上没有什么悬念，各部委和国务院领导都一致同意，也没有提出更多意见，只是强调要做好值班，注意交通安全，银行要做好节假日服务等。

　　最后朱镕基总理提出，这么大的事，虽然是由国务院作出决定，但必须提交党中央那边听取一次汇报，时间已经很紧，必须在国庆到来前争取在中央那边安排一次会听取关于长假期的汇报。于是把中办副主任胡光宝请到会场，朱镕基总理向他讲了情况，请他务必在9月份安排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加上这一内容。胡光宝同志答应一定尽快争取安排一次会听取关于增加节假日的汇报。后来大约在9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听取了国务院关于增加节假日的汇报。

　　据说，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致同意，很快就通过了。正式文件是在9月23日才发的，这时距国庆只有一个星期了，准备工作也十分匆忙，好在各部门都拥护增加假期，50周年大庆全国人民享受了第一个七天的长假。作为“始作俑者”我也有一丝担心，长假期间千万别出事故，一旦发生重大事故，长假期的做法一定会受到指责。国庆长假过了，国办也在密切跟踪假期的情况。十分幸运，第一个长假十分祥和顺畅，没有发生交通等重大事故。国办还监测到交通运输增长情况和消费零售服务业的增长。各方面情况都表明假日刺激了消费，“假日经济”一词也应运而生，各方面都给予了好评。但在其后，有些批评意见也逐渐出来。

　　时至今日，国庆长假已成为出游的黄金时间

　　一是认为长假日交通、住宿、旅游景点压力陡增，忙闲差太大，也会造成旅游景点损害，主张还是应该推行带薪休假。其实带薪休假制度不是没有，公务员还有根据工作年限带薪休假天数的具体规定，但为什么一直执行不起来？因为中国的国情和观念与西方不同。如果领导不休或供职机关不休，承担工作任务的人往往宁可放弃休假也会坚持工作。我和我周围大多数人都没有扔下工作去带薪休假过，这点和西方人观念有很大不同。西方人下班点一到吊车悬在半空也照样下班，这也许是中国人勤勉工作的美德。还有中国家庭往往是双职工，而西方多数家庭是全职太太，男人一放假可以带全家去旅游。中国不行，男女双方如有一方工作走不开就不能成行，而男女双方都凑在一起休假往往很难，所以带薪休假就形同虚设了。还是采用放长假的办法好，全国从上到下一起休，虽有些问题，但能保证受到大多数人欢迎。提带薪休假的往往是些学者理论家，可能书生气太足有点脱离国情。

　　二是又老话重提，认为春节、五一、国庆三个长假太多，主张减少一个长假而增加清明、端午、中秋中国人传统节日休假。提这种意见同志的一个重要考虑是减少七天长假，增加三天小长假，以减少长途出游压力，鼓励引导家居休息和郊游。这个问题如前所述在讨论长假期时有人提出过，但从不增加新的节假日名目的要求考虑未予采纳。对于已经享受了长假期好处的国民来讲是不愿意放弃五一长假的。但国家发改委社会司事实上是力推取消五一长假，增加清明、端午、中秋小长假的。两种意见激烈交锋，后来社会司搞了一个网上民意调查，报告说民意调查赞成取消五一长假，设立清明、端午、中秋小长假的占多数，于是在国家发改委办公会上通过了这一方案。我在会上是反对这一方案的，我主张保留五一长假，这个季节也是旅游的好季节。但我的意见与社会司主导的意见相左。我听到一些说法，认为网上民意测验并不科学，不代表大多数人真正的意见。因为网民只是社会上一部分人，学校老师学生有寒暑两个假期，所以这一人群中不少人主张取消五一长假。而广大民工有长假还可回家，小长假很多人只好选择留在原地，少了一次回家机会。民工上网的人少，网上调查没有反映出这一人群的意见。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广东省政府从地方行政立法出发，决定保留五一长假，但从政令不统一考虑，上边让广东省取消了这一决定。

　　放长假已实施了14年，广大人民群众从中享受了经济发展的成果。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但假日经济拉动了消费是不争的事实，符合我们当前调整经济结构的方向。许多提出休假改革方案的后来人没有完整经历这一过程，作为过来人我把这一过程如实记录下来以作备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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