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MB升值：鲍尔森的太极术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张 锐

　　提要：

　　与前任一样，接过财长权杖的鲍尔森必须面对中美之间的币值调整问题，因此，提高人民币汇率灵活性的要求也一直挂在他的嘴上，只不过这位“中国通”所选择的路径和方式更加高明和隐晦罢了。

　　从美国到新加坡再到中国，从参加G7财长会议到赶赴IFM/WB年会再到频繁会晤中国政府高官，鲍尔森担任美国财政部长后的第一次东方之行在9月19-22日的三天时间内安排得格外的紧凑和饱满，尽管如此，人们发现，每当触及中国问题时，鲍尔森仍然没有脱离人民币升值这一美国政要们最关心的话题，只不过这位“中国通”所选择的路径和方式更加高明和隐晦罢了。

　　立场并未改变

　　与他的前任一样，接过财长权杖的鲍尔森必须面对中美之间的币值调整问题，因此，提高

人民币汇率灵活性的要求也一直挂在他的嘴上。

　　舆论对于美国财长思维模式的解读大致上有这样一种归类：工业界出身的财长多赞成“弱势美元”，华尔街出身的大多鼓吹“强势美元”。鲍尔森没有逃脱多数法则。在其上任后首次演讲中，鲍尔森说：“我相信强势美元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且币值应当由公开且竞争性的市场决定，反映经济基本面。”当然，与前任所不同，鲍尔森“强势美元”思维并不仅指美元汇率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强调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作用。但是，由于降低财政赤字的内部改革难以在短期内见效，鲍尔森试图捍卫或者说重建美元霸主地位就只能率先寻求贸易赤字的改善，因此希望人民币重估就成为了他施政的重要选项之一。

　　作为鲍尔森谋求

人民币升值的最新行为版本是其本次出访中国前就中国主题在美国财政部发表的重要讲话。他说，“因为其所拥有的经济规模，中国已是全球经济的领袖之一，这种领袖地位应该得到承认。”无疑，鲍尔森已经将中国的战略地位从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的“利益相关者”提高到了“全球经济领袖之一”的新高度，但其中却隐含着更深刻的含义，即中国既然是一个世界经济的领袖，那么自然就要有一个领袖的样子，就得承担起领袖的责任，对得起领袖的称谓。保尔森表面上看没有压逼人民币升值的强硬言辞，但司马昭之心却是路人皆知。因此，当他同时发出“作为全球经济大国，中国应当承担起经济责任”的声音时，人们一点就不觉得奇怪了。

　　与IFM/WB年会同时召开的G7财长会议再一次将矛头对准了人民币升值的话题，而就在IFM/WB年会上，鲍尔森为中国的人民币圈出了一个“三期”方案：在短期内人民币需要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改革的步伐应当更快一点；在中期，中国应当开放资本市场；从长期看，中国货币政策应当能符合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地位。什么是符合世界主要经济体地位？人民币不能自由兑取符合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地位吗？人民币不升值符合世界主要经济体地位吗？答案当然不是。鲍尔森无非是要告诉中方，自己在任期间不会放弃重估人民币的一切努力。

　　许多人习惯于拿担任高盛集团CEO时的鲍尔森来分析其对中国汇率改革的态度，得出的结论自然就是其会淡化人民币升值的话题，然而，今天的鲍尔森已是一个掌握着美国经济命脉的权重人物，他所考虑的不再是一个公司在中国的单纯赢利问题，而是美国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中的美国得失，否则，他就无法向重用他的布什总统交差，也无法让美国民众像华尔街投资者那样对其敬爱有加。因此，鲍尔森在人民币升值一题上仍然沿袭了其前任的积极性政策就不足为奇了。

　　态度趋向温和

　　到过中国70多次的鲍尔森比美国的任何一个政府官员都要了解中国，同时，作为曾经的大型跨国公司主管，他更熟悉经济全球化时代种种经济运作，具备全球性的经济视角。这种特殊的经历无疑使他能对中国作出更富理性的判断。因此，对待人民币升值，鲍尔森不会采取单边政策，更不会对中国政府颐指气使，而会更多地在寻找利益汇合和双赢机会的基础上逐渐说服中国官方完成汇率改革的步骤。

　　中美之间日益加大的贸易逆差是美国政策制定者压迫人民币升值的最有力说辞。美国政府认为，只有驱动中国政府放宽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和提高升值速度才能扭转美国对中国的逆差状况。包括美国国会“鹰派”议员舒默和格雷厄姆甚至提出，如果中国不对人民币采取大幅度升值措施，美国政府应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27.5%的惩罚性关税。

　　然而，鲍尔森非常反对这种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他强调，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会奏效，相反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害。也就在日前，鲍尔森呼吁，美国需要用“世世代代”的战略眼光看待美中关系，对美国而言，“最大的风险不是中国取代美国，而是中国不进行必要的经济改革，不能够保持它的增长率”。这是美国首次肯定中美经济是“双子

星座”，而非以前某些美国政治家一相情愿——中国成为美国的“超级胎盘”而已。

　　因此，我们完全相信鲍尔森的言论并非做秀。随着中国“制造业中心”地位确定，中美两国之间已经实质形成了一种这样的关系：中国提供廉价商品，美国提供消费；中国换回美元再购买美国国债等金融资产。在这种关系中，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甚至要大于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如果中国大幅减持美国国债，则美元危机加速到来；如果中国廉价的商品突然消失，则美国将遭受大幅度的通货膨胀。

　　其实，鲍尔森比谁都清楚，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最终发球权被中国政府紧紧地拿在手中，更何况，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从来就是最不怕威吓和恐吓的大国。基于这种独特的认识，鲍尔森对人民币升值问题的表态一直十分地谨慎，而他曾提及的必须提高汇率灵活性的问题，正是中国政府领导人已经公开认可的目标；对于被中国官员排除在外的一次性提高人民币汇率的要求，鲍尔森却从来没有谈及过。而对于如何推动人民币渐进升值，鲍尔森认为非公开谈判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手段，并且他十分看好与中国政府之间的谈判前景。

　　策略更加巧妙

　　驰骋商场20多年的鲍尔森十分熟悉商战中各种策略的搭配和运用，在确立了对待人民币升值不能强夺而只能智取、不能硬攻而只能软化的基本立场后，我们看到了鲍尔森打出了与那些只会对中方放出凌厉口风的美国政要们完全不同的一套“组合拳”。

　　许多美国官员要求人民币升值时只是强调人民币低估对美国利益的影响，而很少考虑中国的诉求，因此他们开出的药方肯定不为中国政府所接受。而鲍尔森似乎完全不一样。他说：“中国需要在其货币方面显示出更大的灵活性，因为，中国经济似乎过热，灵活的货币汇率有可能成为使经济实现更持久增长的工具。”不仅如此，鲍尔森认为，中国还应该致力于通过扩大消费而不是增加出口来促进经济增长，而人民币升值会增加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这些看法几乎与中国官方的认识十分地相似，甚至戳到了中国经济的痛处，自然使人很难拒绝鲍尔森释放出的真诚。

　　更加绝妙地是，为了清晰地感受来自中国汇率改革的脉动，鲍尔森在日前出访中国期间一身素装夜宴浙江民营企业家的领袖们。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中国老板与美国高官间的交流。鲍尔森的思想逻辑非常清楚：一个什么样的升值幅度？它既让中国最大程度为美国分担压力，又不至于危及中国企业生存和发展，对此，这股中国最活跃的民营经济最有发言权。

　　立足于长远而不是眼前是鲍尔森采取的重要“迂回”战略之一。为此，他并没有像其他美国政府官员为人民币升值确定具体目标，而是把侧重点放在鼓励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引入竞争、建立具有生机的资本市场之上。的确，除经常性项目外，中国目前的资本项目一直没有完全开放，这在很大程度上扼制了境外资本输入和境内资本输出的渠道，而从长期看，只有一个开放的金融市场才能最终推动资本项目的自由交易，也只有一个开放和竞争的资本市场才能实现货币价格由市场决定的机制。鲍尔森鸟瞰到了中国金融改革的未来大势，并试图借助这种前行的力量推动人民币汇率完成最后的跳跃。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对中国发动“软化”攻势外，聪明的鲍尔森还试图借助于外部尤其是国际金融组织的力量来对自己的行动形成策应。在日前IMF决定增加中国投票权的提议和表决中，鲍尔森完全是举双手赞成，其动意当然也十分地清楚：既然中国获得了更大的发言权，就应该在汇率改革中履行自己相应的责任和承诺。无独有偶，在刚刚闭幕的IMF年会上，鲍尔森提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当增加监控“方向不正的”的货币汇率的职能，虽然最终遭到了中、日两国的反对而未获通过，但鲍尔森借力谋篇的意向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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