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股改不能演变成让中小股民来承担成本

　　本报记者 杨成万 摄影 李里

　　丰富的肢体语言，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观众屏住呼吸的聆听神态……这些场面，也许只有在直言最勇的郎咸平的演讲中才会出现。

　　人物简介

　　郎咸平博士现为长江商学院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讲座教授，主要致力于公司监管、项目融资、直接投资、企业重组、兼并与收购、破产等方面的研究，在国际最著名的经济及财务学刊上发表过多篇有影响的论文。郎咸平2001年下半年在国内股市极力推广“辩方举证”以及“集体诉讼”措施以保护小股民的正当权益。他的观点受到媒体、学术界以及政府的高度重视，因此被媒体尊称为“郎监管”。

　　4年前，郎咸平初入内地，便以“炮轰德隆”扬名股市。其后，郎咸平又将枪口对准新目标，三叩TCL、四问海尔、七敲格林柯尔，同时，北大方正、清华

紫光、三九、复星以及南京斯威特悉数受其“关注”。而这些被关注的目标中，德隆系、格林柯尔已经被不幸言中。

　　12月27日，郎咸平教授抵蓉进行专题演讲，本报今特将其演讲的精华内容奉献给读者朋友，让我们一起零距离接触这位“敢说真话”的经济学家。

　　12月的成都寒气逼人，但难以阻挡人们追逐“郎旋风”的激情。本周二，由本报与四川在线、成都红旗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郎咸平教授成都演讲会”让四川众多企业家经历了一场“头脑风暴”。素有“郎监管”、“郎大炮”之称的著名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博士激扬文字，引爆热点，旁证博引，纵论

股权分置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职业经理人、社会公平与效率、西部开发、企业成功经验和思维创新等一系列炙手可热的话题。

　　股改：必须以公众投资者利益为归宿

　　热情似火的郎咸平甫一登台便激情四溢。他置主持人为其设置的座位而不顾，往演讲台上一站就是四个小时。通篇演讲没有一个字的文稿，材料数据烂熟于胸、观点分析从脑中滔滔而出。

　　郎咸平认为，政府作为非流通股的最大股东，应承担起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责任。在这方面，不妨借鉴英国股改的办法，分三步稳妥实施：第一步在国有股权不变的前提下聘请职业经理人来经营管理企业。这个经理人将依法行使职权，同时依法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第二步对经营得好、效益好的国有企业进行股改。“那些已经ST的公司和潜伏巨亏的公司怎么能进行股改呢？”郎咸平连称不可理喻。第三步股改后政府应保留“黄金股”，对上市公司关系国计民生和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决定持有否决权，对中小股民利益给予保护。“不要以为一改就灵，如果中小股民拿到的对价一文不值，管理层的信誉将大受影响。”

　　说到这里，郎咸平再一次显示了“郎监管”的本色。“谁能保证上市公司大股东不在二级市场变现？”“谁又能保证大股东不会贿赂流通股中的大户？前段时间的‘投票门’事件已经有了不好的先兆。”他坚决地说，决不能让股改最终演变成让中小股民来承担股改成本，而让非流通股大股东来分享利益的结局！

　　MBO：侵吞国资的幌子

　　郎咸平在演讲中再次鲜明地反对“国退民进”，反对把企业股权交给企业家的观点，再次张扬了他的“保姆论”。他说，企业的经营者好比家里请的保姆，保姆作为“打工仔”，怎么能够处置主人家的资产？“可以这样设想，看看其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家里请的保姆为主人家打扫清洁，清理家具用具时，就把这些家具用具拿去卖了，这合乎常理和逻辑吗？回答是否定的。这个‘保姆’恐怕不只是在国有企业会这样做，在民营企业也同样会这样做，那谁还敢雇佣她？”

　　他说，有人认为，国企一改就灵。其实，要改的是国企经营者的操作权限及范围，让他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如果一家国有企业老总可以处置资产，进而以技术改造为名拆除了全体员工赖以生产经营的厂房来盖

商品房，然后一卖了之。最后老总捞到好处而职工们失业，请问这是老总的问题，还是体制的问题？现在的危险是，在MBO的旗号下，国企改革的利益由企业老总们独享，而改革的成本却让社会承担。

　　对于目前流行的国有企业肯定搞不好，要让国企变成管理层“个人的东西”才能搞好的观点，郎咸平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他说，美国有庞大的职业经理人队伍，他们把企业搞好可以拿很高的年薪，但绝不能染指公司特别是中小股东的一分钱财产。

　　职业经理人：要承担起信托责任

　　“职业经理人很关键。”郎咸平称，除了要求职业经理人要有较高的经营管理水平外，还必须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承担起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顾名思义，信托就是委托人为达到某一目的而由受托人去执行。职业经理人作为受托人受全体股东(出资人)之托从事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履行对出资人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因此，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应该向美国的职业经理人学习，不能将功劳归于自己，而将责任推给股东、国家和社会。

　　郎咸平举例说：“美国职业经理人为何受股东尊敬？因为这些职业经理人把履职当成是自己作为受托人应该尽的责任及义务，只能以优异的经营业绩来回报出资人才称得上称职。”

　　“美国对职业经理人的严刑峻法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难以理解。”曾在美国纽约大学执教的郎咸平认为，职业经理人触犯了法律，其下场是十分可悲的。“安然事件”中的安然公司职业经理人受到了美国证监会严厉的经济制裁和法律制裁，与此相连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也因此“寿终正寝”了；同样遭到美国证监会处罚的还有世界通讯公司，其原因仅仅是该公司违规多计提了固定资产折旧，而“这在中国一些人看来，是一件多么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啊！但在美国，却是违反了诚信和诚实披露的义务，而这是一件不可饶恕的大事。”

　　郎咸平进一步剖析了美国严刑峻法的法律基础和对规范职业经理人行为，维护出资人利益的帮助。他说，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美国证监会有权直接传讯有违规嫌疑的上市公司职业经理人。正由于职业经理人信托责任机制的建立和实施，才给美国的投资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从1930年到1980年的50年时间里，美国上市公司每年平均给予股民的回报率达到8.6%。也正由于此，投资股票(包括购买股票型基金)才成为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投资首选。

　　公平与效率：肤浅的“市场化”破坏公平原则

　　演讲中，才华横溢的郎咸平总是妙语连珠，演讲中高潮迭起。场内气氛受其感染持续火爆，听众掌声不断。

　　他在纵论社会公平与效率问题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要警惕以西方一些肤浅的“市场化”来破坏社会公平原则。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的精髓就是只讲效率，不讲公平。对此，郎咸平坚决驳斥。他说：“我长期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西方经济学》的精髓，即该书的最后一章‘福利经济学’。它主张的是社会公平与和谐。”

　　他说，邓小平同志在25年前就提出“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然后由这些人带动人们共同富裕。”这里面的潜台词就是“不能让其它人更贫穷。”为何邓小平的主张与《西方经济学》的主张不谋而合？郎咸平解释说，因为“公平”是不受社会制度限制的，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需要实现社会和谐发展，长治久安都需要公平。

　　郎咸平进一步阐述说，马克思理论是伟大的，其最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严重冲击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使原有的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走过了当初也是严重贫富悬殊，严重社会冲突的“原始资本主义”的阶段。

　　他分析道，其实，讲求社会公平并非一句漂亮的装饰性语言，美国的比尔·盖茨目前仅持有微软24%的股份，其余股份全部由众多中小股东持有。美国法律也非常鼓励大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退出该企业或者只持有少量股份，让更多的社会中小投资者分享企业成长的成果。

　　郎咸平以愤激的语言宣示说，当前最大的不公是社会公共服务资源的不公占有。而社会公共服务资源供应量的不足，又是产生腐败的根由。

　　西部开发：应以和谐发展为重

　　郎咸平的“反弹瑟琶”着实令人叫绝。他说，西部大开发的主要问题不是开发本身，而是西部开发要走和谐发展之路。郎咸平主张，要坚决制止和严厉惩处为片面追求GDP增长而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甚至掠夺式开采的行为。

　　他说，他到西部一些省份去演讲时，当地官员及企业家都会不约而同地问他同一个问题：“我们这里搞什么项目最好？”而且都在宣称要超前发展，要引进外资。而他经过研究后却发现，越是稳健，甚至越显得保守的地方或企业越容易获得成功；相反，民营化程度越高，外资引进得越多的一些地方，现在经济衰退得越是厉害。

　　郎咸平建言西部各省坚持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不要将子孙后代的资源提前消耗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这才是中央提倡的科学发展观。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后果是可怕的。”

　　企业家：不妨拜师学学“三星”

　　“大家相信吗？曾经叱咤风云、风光无限的日本索尼等电子巨头，一度濒临破产的边缘？而曾经名不见经传，甚至为人所看不起的韩国三星电子公司，这些年却后来居上，风靡全球。而且三星模式被LG、现代等多家韩国企业复制，这是越来越多韩国企业能成功的法宝。”

　　“韩国三星的高明之处在于，吃透了IT行业的两大定律———一是IT技术是不可隐藏的；二是IT技术不能超过美国。”郎咸平解释说，这些定律听起来有点费解甚至夸张，其实不然。其一是因为开发者如果将IT技术隐藏起来就会使你的产品无法与其他IT产品兼容；典型的案例是IBM在开发386计算机时微通道事件。二是你的IT技术如果超过美国，那么所有软件将被重写，消费者投入加大。同样也会被淘汰。典型的案例是日本富士通设计出超越美国的286技术，结果被淘汰。

　　郎咸平最后建议说，四川企业家要寻求突破，应把握住以下两条原则：一是认清事物的本质。即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二是在危机中寻找转机。危险中往往有机会，将劣势变优势。“什么叫危机，危机就是危险和机会”，郎咸平这样富有哲理而令人印象深刻地结束了这次引起巨大轰动的成都演讲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