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符合科学规律的技术性证据审查采信机制
2015年11月12日 14:50 新浪司法

  ——以开展证据的技术审核工作为路径

  司法实践中,鉴定结论、检验报告、勘验检查记录、工程文件、会计资料、医疗资料等技术性证据是认定案件事实、做出裁判的重要甚或关键依据。以开展证据的技术审核工作为路径,构建符合科学规律的技术性证据审查采信机制,弥补或解决法官专业知识之不足,是人民法院司法技术部门深化职能作用并应肩负的重要司法职责。

  一、探索科学的审查采信技术性证据机制是审判工作的现实需要

  “让不懂专业知识的法官去取舍专业性很强的鉴定结论,这实际是司法权的一种错位。”[1]“法院可以保证使用法律的正确性、保证遵守法定程序,但对涉及到科学或专门技术时,法官却不能保证他认定事实的准确性,也就不能保证他所做的判决是公正的”。 [2]在司法实践中,对司法鉴定结论的审查判断主要依据其程序上和形式上的合法性,对司法鉴定结论缺乏实质上监督,特别是对不同的鉴定机构就同一问题作出意见相反的鉴定结论的证明效力的确定在法官来说勉为其难,现实情况是由法官自己对整个案件的倾向性或依据出具鉴定结论的鉴定机构的行政地位进行选择,这就使科学性、专业知识性很强的鉴定结论,难以正确发挥其证明作用。鉴定结论的准确性与科学性被质疑。浙江省余姚县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幼儿死亡案中,先后出现了五份不同的鉴定报告,法庭均因鉴定依据不充分而未被采信,在民众中造成极其不良的影响。司法鉴定活动是一项集科学性与学术性于一体的专业技能,但由于社会发展的局限性,其也有不完善之处。往往会出现鉴定人各执所见、互不相让的情形,尤其是到了法庭上,当事人更会据理力争,只陈述鉴定结论对本人有利的部分,而法官作为非专业人士,是难以精确判断结论的正确性。

  有很多学者对当前司法鉴定中这种层出不穷的现象,呼吁“建议法院在开庭之前,对不同观点的鉴定结论先进行‘专业论证会’,由相关鉴定人参加,并邀请未参与鉴定的资深专家参加,充分讨论协商,拿出一份大家认同的鉴定结论供法庭采用。至少可以拿出一份共同认可的倾向性意见,因为有些事情不一定能找出肯定的结论,只有可能性的大小。”

  一位鉴定专家坦言:“作为鉴定人,其实我们也知道自己或对方的鉴定结论的不足之处,在专业行内人士面前可能会承认,但在大众面前就不一定会承认了,且对方鉴定人在法庭也只会充分说明自己的理由,一般不会直指对方的不足。所以,对有不同结论的案件,在开庭前进行一次‘专业论证会’很有必要。这样,在民众中对鉴定的科学性、公信度,对法律的尊严、对法院的威信,都有益。”

  “在实践中,对鉴定结论的运用所存在的一个缺陷是,不注重请教专业技术人员或会同司法技术人员共同审查鉴定结论,也不会正确运用复核鉴定这一专门的司法审查手段。”[3]

  二、要以“技术性的思维”构建技术性证据的审查采信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何家弘教授是我国司法鉴定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和研究者,他就浙江余姚幼儿死亡案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记者采访时说:“专业人员提供的鉴定结论只是一种意见和证据,如果你(法院)觉得已有的鉴定结论都不能接受,你(法院)也可以另外组织鉴定,还可以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比如说再组织专家进行鉴定,这个问题还是可以查清楚的。另外,也可以组织一个专家陪审团,通过他们来审查判断鉴定结论。”北京大学法学院张玉镶教授提出,应当“建立司法鉴定技术顾问制度,法庭在认为有必要时由专家审查鉴定结论”[4]。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主任樊崇义教授认为,“对有争议的鉴定结论可以通过文证审查的形式解决” [5]。

  他山之石可攻玉。国外法律制度中技术性问题解决机制,特别是他们的技术顾问制度,也能给我们很多启示。在大陆法系国家,有专家辅助人制度,法院通过聘请技术顾问对专门性问题做出评判。在英美法系的英国,新的《民事诉讼规则》中引入了“技术顾问制度”,该制度是“忠实于法院的技术顾问制度”,法官拥有忠实于法院、忠实于科学的专家,技术顾问与当事人不发生联系,处于高度独立和中立的地位,法院通过忠实于法律、忠实于科学的专家协助法院处理其掌握技术和经验之事项[6]。英国新的《民事诉讼规则》中的技术顾问是完全忠实于法院、忠实于科学的专家,技术顾问的职权在于协助法院处理其掌握技术和经验之事项。技术陪审员根据法院指令参与诉讼程序,特别是法院可指令技术陪审员出席全部或部分开庭审理,就有关问题向法院提出建议。英国技术顾问制度的启动完全由法院自行决定,并服务于法院。该制度一方面克服了传统的双方当事人自行启动鉴定制度的一些弊端,另一方面充分保证了“专家”的中立性。这种制度,是由法院自行选择技术顾问,以弥补法官对其他行业专业知识的不足。在诉讼中,该专家是作为法院的专家,也是法官的辅助人,其作用是协助法官对某些专业问题进行分析。毕竟鉴定结论并不等于裁判,它仅是一份证明力较强的证据而已。至于法官如何形成自由心证,如何认定案件的事实,都不是由鉴定结论所能直接决定的,它有赖于法官综合其他证据作出独立的判断。而通过技术顾问参与案件审理,不仅弥补法官专业知识的不足,促进其形成心证,而且节约了司法资源,提高了诉讼效率。近年来,两大法系在司法鉴定的决定权问题上,出现了相互吸收和融合的趋势。英美法系国家主要致力于强化鉴定人的公正地位,以遏制刑事鉴定的过分当事人化,同时法官主动启动鉴定事项的实践越来越多。例如,根据美国联邦证据规则,法庭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指定专家证人,也可以指定经控辩双方同意的任何专家证人,就案件中的某一科学或技术性问题进行鉴定。在英国,人们对那种只能由控辩双方出于胜诉的需要传唤专家证人的做法越来越表示不满,有人主张“通过让法官或法庭直接决定鉴定事项来作为当事人委托制的补充,以克服这一制度的缺陷”。而在大陆法国家则努力强化鉴定程序中的制约机制,增强控辩双方对鉴定程序的参与能力,并设立技术顾问制度,为法院和当事人服务。意大利1988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典》对技术顾问制度作了详细的规定,该法第225条规定,在决定进行鉴定后,公诉人和当事人有权任命自己的技术顾问。在国家司法救助法规定的情况下,当事人有权获得由国家公费提供的技术顾问的协助[7]。关于技术顾问的权利,法典第230条规定:参加聘任鉴定人的活动并向法官提出要求、评论和保留性意见;参加鉴定工作,向鉴定人提议进行具体的调查工作,发表评论和保留性意见;如果技术顾问是在鉴定工作完成之后任命的,他可以对鉴定报告加以研究,并要求法官允许他询问鉴定人和考查被鉴定的物品和地点[8]。

  在我国台湾地区有“专家参与审判咨询”制度,旨在“为辅助法官突破专业判断之障碍,由各业专家在法庭上担任审判咨询之角色,可弥补法官法律以外专业知识之不足,进而发现真实,并加速案件之进行,以兼顾实体利益及程序利益,提高人民对裁判及司法之信幅度、信赖度。”[9]

  两大法系在技术性问题的解决上,不仅如此。

  如在德国,法院还设有技术法官,技术法官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法官群体,由某一技术领域的技术专家担任,有着与法律法官相同的权利和义务,但他们又分别是某特定技术领域的专家,处理司法中的科学与法律性问题。而在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目前在职的11名法官中有6名具有理工技术背景,而且,每个法官均配有3名法律助理和1名法官助理,这些助理大都具备技术背景,因此在处理技术问题时并不困难。在日本,法院设有法院调查官和专门委员,法院调查官除协助法官固定技术争点外,在法庭审理中,可就技术问题当庭询问当事人。专门委员系各技术领域的专家,包括大学教授、研究机构的研究员、专利律师等,其与法院调查官的区别在于,专门委员并非全日制在法院工作,而仅对法院指派的案件提供意见供法官参考,且也仅在法院调查官不能解决问题时,法院才挑选相关专门委员予以协助。

  对于“技术咨询”,在国外甚至以法律的形式直接予以规定。比如,《法国民事诉讼法》第256条规定:“如某一纯粹技术性问题不要求很复杂调查时,法官得责成受其委派的人为其提供单纯的咨询(此处为consultation,在法语中有‘咨询’‘请教’、‘诊断’、‘查阅’之意)。”[10]

  三、“证据的技术审核”是构建符合科学规律的技术性证据审查采信机制的有效路径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将“证据的技术审核”作为改革和完善诉讼程序制度的内容之一,这对建立符合诉讼规律的人民法院审查、判断专门性问题的科学机制,探索和完善技术审核程序,具有极其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应当说,人民法院司法技术部门开展证据的技术审核工作已经有较久的历史。在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中既有这方面的内容,只不过那时称为“文证审查”。 2006年,最高法院下发《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司法技术辅助工作机构的通知》后,始称“技术审核”。这些年,技术审核工作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并凸显。

  技术审核工作的实质是,人民法院司法技术部门或其组织的相关技术专家对审判和执行工作中遇到的专门性问题通过审查提出专业方面的意见、建议,从而弥补合议庭或法官的专业知识不足。人民法院司法技术部门形成的技术审核意见,是合议庭或法官审查判断鉴定结论或其它技术性证据的效力或证明力的参考性依据,其指向或目的是帮助法官完成“内心确认活动”。技术审核工作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青海高院司法技术室受审判部门移送,就两份每平米价格相差3000元的工程造价鉴定报告进行审查。经所组织的5位工程造价专家对这两份报告审核,通过听证的形式听取两份报告原鉴定人对鉴定的阐述和双方当事人的说明与意见,专家们形成了对两份报告的书面审查意见和采信建议。该审查意见获得合议庭的采信,双方当事人亦表态认可法院的裁判。还有一例,合同双方因施工开挖放线失误对工程量认定中水利工程定额中超挖值的理解发生巨大争议,合议庭无奈移交技术审核(咨询),经组织相关专家以听证的方式听取意见、询问、辩论,给出了技术审核(咨询)意见,双方争议被消化,表示认同专家意见。

  我国三大诉讼法规定,鉴定结论必须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证据使用。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证据的两个“规定”规定,申请重新鉴定必须有明确的法定事由。上述规定对法官的专业技术审查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法官对技术性证据或技术性问题的专业审查缺乏相关知识,技短一筹,为弥补其专业知识的不足,极其有必要建立一种通过由专家协助审查,提出专业方面的意见或建议,为其采信或审查技术性问题、判断技术性证据效力和证明力提供参考的机制。技术审核工作的开展,搭建了“法院通过忠实于法院、忠实于科学的专家协助法院处理其掌握技术和经验之事项”的平台,“让法官拥有完全忠实于法院、忠实于科学的专家”[11]。

  四、青海法院对证据的技术审核工作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青海法院于2002年尝试开展“文证审查”工作,2006年开始称为“技术审核”,2007年青海高院制定了《关于专门性问题的技术审核、技术咨询规则》(以下简称《规则》),印发全省法院贯彻执行。《规则》对技术审核工作体系和模式的构建,参考借鉴了国外和台湾地区法律制度中一些有益内容,在充分考查我国法律规定和司法现状,在法律容许的框架和审判实践的操作性层面对“技术审核”做了定位和明晰。基于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将“技术审核”被定义为:“人民法院司法技术部门应合议庭要求,对送审案件中鉴定结论、检验报告、勘验检查记录、工程文件、会计资料、医疗资料等技术性证据以及其它有关技术性问题,组织有关具有专门知识、技能的专业人员或机构进行审查,提出审核意见的活动。”

  青海法院对技术审核工作的多年尝试和实践,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肯定,赢得法官们的普遍欢迎和审判工作中的广泛应用。同时,在探索中,工作内容、范围和方式方法、工作主体以及部门定位或角色等等,也在改革发展中因现实需要和遵循工作自身内在规律被升华。主要体现在技术审核工作的内容不断丰富,触及审判和执行工作的方方面面、法庭科学的种种问题或事项,从最初的法医鉴定审查和文检审查,扩大到工程造价、资产评估、计算机技术等等的审查;从以本部门司法技术人员为主体审查,演化为本部门仅负责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监督,以聘请的社会科技专家为主体进行实质性的技术工作;本部门工作人员的工作重心,也从“技术性”转化为“法律性”(扮演的角色类似于日本的法院调查官或法国的预审法官),主要负责技术审核工作中的组织、协调、监督等程序性事项和对当事人的释明以及证据的审查、证明力比较等(审核活动规避不了证据的审查、比较,因为理论上来说,“只要证据材料一经固定,得出的结论只应由是一个”;在证据性问题上,我们仅限于确认当事人的自认及向合议庭提出审查判断的意见或审核认定的思路,实质是为合议庭梳理问题或提供专业技术指导,供合议庭在审核认定证据时做参考)。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提炼,青海法院的技术审核工作已趋规范化、制度化,形成了较为成熟、系统的技术审核工作模式:

  (一)关于进行技术审核工作的主体。《规则》规定:“人民法院司法技术部门应合议庭或法官要求进行技术审核、技术咨询工作,应当组织相关领域或学科的专家完成;对本部门司法技术人员能够进行的技术审核、技术咨询工作可以自己完成。”同时规定:“人民法院司法技术部门进行技术审核工作应当组织两名以上的专业人员完成。”“进行技术审核的专业人员对超出本专业或本人学识的审核事项,应及时向人民法院司法技术部门提出。人民法院司法技术部门应另行组织符合要求的专业人员。”“人民法院司法技术部门组织或指派的负责进行技术审核的人员的回避,参照有关法律规定执行。”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规则》对进行技术审核工作的主体做了具体的定位或职责分工,人民法院司法技术部门在技术审核活动中的主要职责被介定为“组织、协调、监督”,而实质性的“审核行为”由聘请的技术审核专家在人民法院司法技术部门的组织监督下进行(这样有助于避免有些人对人民法院司法技术人员“能力”的质疑。有学者提出,人民法院保留的技术人员可协助法官审查判断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提供支持[12]。)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人民法院司法技术部门的监督行为仅限定在审核活动的程序性和所涉及的相关的法律性问题上。

  (二)关于技术审核的功用。《规则》规定:“技术审核主要解决鉴定结论、检验报告、勘验检查记录、会计资料、医疗资料等技术性证据以及其它有关技术性问题中有关专业性事项的科学性、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及其可采性问题:鉴定所依据的事实是否客观全面,材料的解释是否合理,适用标准是否准确,析理和推论是否符合逻辑和科学规范;鉴定结论在科学上的证明意义如何;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的异议是否成立;申请重新鉴定理由是否充分以及是否有必要启动重新鉴定程序或启动何种程序;多个鉴定结论,技术角度的证明力如何;有关技术性问题的认知与判断,如保外就医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是否符合规定等;其它需要技术审核的问题。”从上述功用上可以看出,“技术审核”的目的或功能是“帮助法官完成对技术证据审查判断的‘内心确信或心证’,以决定对证据的取舍。”我们注意到,在进行了技术审核的判决中,法官时常在我国法律容许的范围内对“技术审核”进行谨慎、得当的阐述,并对“内心确信或心证”的过程不自觉地结合技术审核意见进行说明或解析。

  (三)关于进行技术审核的形式。《规则》规定:“技术审核活动可根据合议庭要求或在合议庭同意的情况下公开进行。公开进行的技术审核活动,应当对初步审核意见组织当事人、原鉴定人进行听证,以勘误、答疑、完善审核意见和化解双方当事人的争议。当事人可以聘请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听证会,并可就初步审核意见质询进行技术审核的人员。听证会应当通知合议庭,并由其决定是否派人参加”。“公开才能彰现公正!”,技术审核意见是否能为当事人、法官所接受,公开应当是一个基本要素或前提。技术审核活动公开进行可以最大程度地固定争议或浓缩争议,实现“外行”与“内行”的对话,通过第三方的技术审核专家实现双方当事人和人民法院与鉴定人在信息、专业上的相对对等。另外,技术审核活动公开进行也保证了当事人对技术审核活动的参与和对技术审核专家的监督,并有助于促成当事人对技术审核意见的自认和勘误、答疑、完善审核意见及化解双方当事人的争议。实践中的现实情况是,当事人对公开进行的技术审核形成的意见往往能接受甚至自认(我们时常有种说法:“未必能让你满意,但至少能让你基本接受”)。在公开与否上,青海的做法和最高法院的做法完全不同。

  (四)关于技术审核意见的表现形式。《规则》规定:“技术审核应当出具书面审核意见,综合分析审核事项后提出下列之一的审核意见:鉴定方法科学,程序规范,依据准确,鉴定结论未见不当之处;鉴定存在严重差错,鉴定结论不能成立,建议重新鉴定;鉴定存在疑问,提出质证中解决的重点问题,或建议补充鉴定;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的理由充分,建议准予重新鉴定,或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的理由不充分,建议不予重新鉴定;罪犯保外就医符合规定,建议暂于监外执行或罪犯保外就医不符合规定,建议不予监外执行;就其它技术性问题提出的针对性审核意见。对于审核中发现的疑问、缺陷、差错的表述应当全面、具体;提出应当在质证中解决的问题时,尽量给出适当的质证方法提示并说明理由、目的及结果预测等;建议补充鉴定时,应说明补充鉴定的事项和目的;多个鉴定结论的,应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必要时说明各自的证明优势。审核意见书上应当由审核人签名并加盖公章。”在技术审核意见的表现形式上,我们同样强调“公开”,一方面以书面的形式提出具体的审查意见和建议,一方面详尽直白并深入浅出地阐述理由,必要时,制作附件,以增强说服力和供当事人、合议庭审查之需;同时,对最终制作形成的“技术审核意见书”,只要不涉及个人隐私和商业或国家秘密,均一并同时向当事人和合议庭送达。

  (五)关于技术审核意见的效力问题。技术审核工作在司法实践中获得肯定的同时,技术审核意见的效力问题在法官们中间一直存在争议。从现有的法律规范中,我们尚不能将人民法院司法技术部门从事的技术审核视为证据审查权的“授权”或人民法院内部的“分工”,故将其介定为“弥补法官知识之不足”或“参考性意见”是比较合适的,采纳与否仍在于法官或合议庭的审查判断。《规则》规定:“技术审核意见是合议庭审查和判断鉴定结论或其它技术性证据效力及其证明力或有关技术性问题的参考性依据,不作定案依据。人民法院司法技术部门进行技术审核工作时,不得形成新的证据。”《规则》对“技术审核意见”的定位很明确,是“参考性依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同时,“技术审核”的启动对人民法院司法技术部门来说,也是被动的,启动与否没有具体或硬性的规定,由合议庭根据案件实际情况来决定。在实际操作中,我们通过“公开审查会”的方式,变通解决效力问题。在双方当事人、鉴定人参与的情况下公开进行审查,并对审核意见应当进行听证,以勘误、答疑、完善审核意见和化解双方当事人的争议,力求让双方当事人对审查意见达成共识或自认。

  (六)关于“专家库”问题。具备广泛的多学科科技专家资源是开展技术审核工作的基础。为了向审判活动提供全面的、高层次的辅助工作,我们从建立健全“科技专家库”入手,扩大科学技术人才资源的储备与建册工作,为审判工作提供广泛的科技支持,满足审判工作对科学技术的需求。这些年,我们以知识产权、建设工程、计算机技术、医学、金融、审计、农作物等专业和边缘学科、高新技术领域为重点,在五年多的时间,建立了基本能够满足审判工作需要的专家库,为全省各级法院审判人员较好地搭建了解决专门性问题平台,提供了咨询专家意见、获取专业知识帮助的资源和渠道。同时,为司法技术部门整合利用社会技术力量建立了资源基础。目前,我们建立的“科技专家库”专业含盖临床医学、计算机技术、地质调查、建筑设计、法医学、文件检验、工程技术、工程造价、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园林、苗木、化工、汽车技术、测绘、财务审计等审判工作中常见的近30个门类,专家达两千余人。

  五、深化证据的技术审核工作亟待重视研究解决的三个问题

  “技术审核”应“证据须查证属实”和“法官在专业性事项上知识不足”而生。笔者认为,完善并全面推广技术审核工作,进一步建立符合规律的人民法院审查、判断专门性问题的科学机制,亟待重视研究解决以下问题:

  (一)技术审核的规则性问题。技术审核的规则是指对依法收集的各种证据材料,根据司法特点和案件构成的要素,按照一定程序对证据进行选择、组合、论证的步骤和方法。在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没有授权,也没禁止的状态下,出于审判公正需要,人民法院应当对技术审核判断活动在司法解释的层面做出界定和规范。

  (二)技术审核工作的理论体系问题。技术审核工作经过数年的尝试,已得到肯定和广泛应运,但目前阶段仍拘泥于其功能的“实用性”上,缺乏系统的理论做支撑。一个没有理论做支撑的工作是很难上升到法理和法律的层面上,有必要组织专门的人员按照法学的思维和站在立法的高度进行研究,系统构建技术审核工作理论和立法建议。

  (三)技术审核工作可否延伸为“委托组织专家鉴定”问题。我们在进行对鉴定结论的技术审核工作过程中,特别是在当事人、代理人和法官共同参与的公开审核程序中,当法官或当事人、代理人被技术审核专家的审查意见折服时,往往请求继续委托组织技术审核的专家直接重新鉴定,形成新的鉴定结论(在青海,由法院委托并组织专家鉴定在很多特殊案件中运用。《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辅助工作管理规定》第十七条规定“涉及跨学科、多学科或特殊行业以及复杂疑难的技术鉴定和当事人协商或申请由人民法院组织有关专家或机构进行的技术鉴定,人民法院择优委托并组织有关专家或机构提出鉴定意见。”)。

  2006年,海口召开的全国法院司法技术工作会议提出,“会检是对外委托的延伸”。对这一提法,当时评判截然两派,褒贬不一。

  其实,在两大法系中,“法院组织鉴定”并不少见。我国的不少学者也有这种意见(比如前面提到的何家弘教授)。在英国,法院是没有鉴定机构的,英国的鉴定机构都是平等的,没有上一级复核下一级的制度。如果当事人不服鉴定结论或法院对鉴定有疑议,法院可以委托某单位做“会检”检验,法院也可以组织“会检”鉴定[13]。《德国刑事诉讼法》第78条规定,法官认为有必要时可以主持鉴定人的工作[14]。《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当有关的调查和评判具有明显复杂性或者要求具备不同学科的知识时,法官委托数人鉴定[15]。《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62条规定:如果鉴定人要求澄清某一超出其专业范围的问题,法官可以授权其与经明确指定的、在专业上符合资格的人员合作[16]。《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如果需要查明对案件有意义的情节,同时又只能利用不同领域的知识,或利用同一领域中不同学科的知识进行数个检验时,应当委托进行综合鉴定[17]。《吉尔吉斯刑事诉讼法典》规定:为了解决属于不同科学技术领域的问题,必要时可以委托有关的鉴定小组进行综合鉴定。我国澳门的刑事诉讼法典也规定,如果鉴定显得特别复杂,或者鉴定需要对多方面事宜有所认识,得将该鉴定交由数名鉴定人以合议方式或者结合不同学科知识进行之[18]。

  在组织专家鉴定的问题上,主要是涉及比较复杂的和多学科的鉴定,显然这种鉴定活动由单一鉴定机构是无法完成,只能由有权方组织多方鉴定人员进行集体鉴定。法官或者法院的专门人员在组织鉴定过程中起到协调监督和汇总意见的作用[19]。“组织专家鉴定”在法理上也是能够解释的:其一,在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经双方当事人协商或同意,法院组织专家鉴定符合“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纠纷的解决方式,应当尊重”的原意;其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议》是司法鉴定的“管理性规范”,法院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组织专家鉴定并不损害国家或第三人利益(除非有人说损害中介机构的商业利益),并不能理解为法院组织专家鉴定就是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其三,根据法律规定,我国的鉴定人特指“自然人”,鉴定机构“盖章”只是“证明鉴定人的身份”,而不象有些国家,很多时候鉴定人指的是“法人”,鉴定需要由鉴定机构做出,比如法国;其四,很多鉴定事项,比如医疗纠纷中过错问题的鉴定,实际上已超出了法医鉴定人的学识,但现实情况是,几乎所有的过错问题的鉴定都是法医鉴定人们在做。涉及跨学科、多学科更不需多说。法院委托鉴定也显得很无奈,因为社会上并没有齐全或可供委托的相适宜专业机构。另外,在审判实践中,特别是目前社会鉴定机构林立、鉴定水平良绣不齐、鉴定费用居高不下、鉴定结论五花八门的情况,很多案件通过“组织专家鉴定”的形式解决,更易于保证公正和效率,更易于专门性问题的解决,更易于赢得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的信赖,更易于化解当事人的争议,并更易于保证鉴定人出庭作证,更易于减轻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和法院的司法成本。

  最后,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司法技术部门开展技术审核工作,在司法实践中极具价值,不仅深化了人民法院司法技术部门的职能,而且深层次地体现了科技服务审判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为人民法院建立了符合规律的审查判断专门性问题的科学机制。另外,笔者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人民法院司法技术部门在履行司法技术管理工作中应当定位于“组织、协调和监督”,并将技术审核作为今后工作的主业或重心。

  参考文献

  [1]章俊、叶亭虎。民事诉讼鉴定中若干问题及对策,毕玉谦:司法审判动态与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第4辑-127.

  [2]邹荣。试论司法鉴定的权威性.中国司法鉴定,2005-18-11.

  [3]王成。提高司法鉴定诉讼证明力之我见,毕玉谦:司法审判动态与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第4辑-151.

  [4]张玉镶、宫万路。论我国司法鉴定立法应解决的几个问题。见司法鉴定立法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4.

  [5]樊崇义、郭华. 鉴定结论质证问题研究.中国司法鉴定,2005-18-14.

  [6]唐磊、张宾、黄维智。鉴定启动的“令状主义”与随意主义”.中国司法鉴定,2004-15-12.

  [7]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78.

  [8]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79.

  [9]郭华。鉴定意见证明论。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4-176.

  [10]司法部法规教育司.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4-721.

  [11]唐磊、张宾、黄维智。鉴定启动的“令状主义”与随意主义”.中国司法鉴定,2004-15-13.

  [12]张玉镶、张黎。鉴定人资格管理制度:梳理、评析与设想.中国司法鉴定,2005-21-11.

  [13]中国法医学会.中国法医学会组团赴英参加国际临床法医学交流会报告.中国法医学会网,2005-5.

  [14]德国刑事诉讼法典。李昌珂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15]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16]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余叔通、谢朝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17]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徐鹤喃译。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

  [18]澳门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澳门研究中心、澳门政府法律翻译办公室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19]刘鑫、常林。司法鉴定归口管理制度法理探讨。天涯法律网,2003-4.

  专家简介

  杨海云(微信公众号:海坛特哥),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

  徐波,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法官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编辑:sfeditor4

相关新闻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