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羊城古木棉八景”及其他

清代“羊城古木棉八景”及其他
2019年03月16日 13:22 羊城晚报
清代“羊城古木棉八景”及其他

羊城晚报 冯沛祖

南海神庙古木棉

中山纪念堂前,木棉花绽放

光孝寺240余年树龄老木棉

越秀山越王故台古之楚庭牌坊旁古木棉

越秀山顶的中山纪念碑,被盛开的红棉包裹

中山纪念堂东北隅之古木棉,树龄349年,被称为木棉王

□撰文/供图 冯沛祖

广州种植木棉最早的文字记载出现在宋代

现时的广州,春光明媚,木棉花开,红彤彤一片。正应了清代学者黄培芳描写木棉的诗句:“半里飞红惊火树”。

众所周知,木棉又名红棉、攀枝花、珊瑚、烽火树、英雄树等,是广州常见的绿化树、行道树和观赏树。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红棉两度入选广州市花。它在广州的栽种历史,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南越国时代。

话说当年赵佗割据岭南,建南越国,后归附汉朝,他曾把木棉树作贡品献给汉帝。对此,东晋葛洪撰的《西京杂记》记载:“汉积草池中有珊瑚树,高一丈二尺,一木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条。是南越王赵佗所献,号为烽火树。至夜,光景常欲燃。”后人大都认为这“烽火树”即木棉树。不过,这可能只是传说(《西京杂记》是历史笔记小说集,不可太当真),木棉畏寒,到了岭北就难以存活,何况在冰天雪地的长安。

三国时代,广州因“州治临海,海流秋咸”(秋天海水倒灌),百姓食水困难,刺史陆胤把白云山下文溪下游洼地的水蓄起来,再引水入城,使“民得甘食”。蓄起来的水便成了湖,名甘泉池。唐武宗年间,卢贞出任岭南节度节,来到广州城,在甘泉池一带筑堤百丈蓄水,并修筑亭台楼阁,在堤的两旁种上木棉、刺桐等树木。南宋《南海百咏》记载:“为踏青避暑之胜地。……列植木棉、刺桐诸木,花敷殷艳,十里相望如火。”这大概是广州种植木棉的最早的明确记载。

越王故台的木棉最有名

广州木棉在清代时最盛,有“羊城古木棉八景”之说,其地点依次为:越王故台、南海神庙、光孝寺、净慧寺、五仙观、玉岩书院、十丈红棉道、神岗木棉村。

“羊城古木棉八景”之首,无疑是越王故台(越王台)的古木棉了,亦可理解为整个越秀山范围的木棉。相传,越王台为南越王赵佗所建,在今天越秀公园孙中山纪念碑所在山岗。当年,这里的古木棉树相当繁茂,红彤彤一片,与蓝天白云映衬,景色壮丽。这些木棉栽种于何时,已无从确考,但肯定不会少于千年。

在清初,越王台早已毁圮,但尚有女墙残迹。康熙二十三年(1684),诗人王士祯奉命来广州祭祀南海神,几次游越王台,看到“有呼鸾道故迹。女墙间皆木棉,花时红照天外,亦奇观也”。

当年越秀山的范围,远比今天的越秀公园为大,西至流花桥以及今天的东风路与人民路相交处的西山高岗一带,东至东濠及其东侧一带岗丘,南至今东风路一线,北至山坳(今环市中路)。越秀山木棉树集中的景观,除山顶的越王故台外,还有象岗、学海堂、郑仙祠、应元书院、三元宫、清泉精舍、红棉寺等。

象岗,今天的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所在的山岗,赵佗曾在其上建朝汉台,台早已毁废,但清代此地还有繁盛的木棉树。清人魏锡曾《春日登粤秀山寻朝汉台故址》诗开句就是:“芜绝当年朝汉台,东风三月木棉开。”上世纪80年代,象岗被削去大半,建了中国大酒店,旧貌不再,古木棉随之消失。

学海堂是清代著名书院,建在越秀山南麓,今天市二中西侧。当年两广总督阮元选址此地建书院,是认为粤秀山麓“古木阴翳,绿榕红棉,交柯接叶”,是个清幽的办学之地。

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学海堂遭到严重毁损。战后修复重新开办,由著名学者陈澧任学长,在开课时举行了一次盛大雅集,参加者有张维屏、梁廷楠、谭莹等学者。当时,正是春天,木棉花盛放,陈澧便倡议用“木棉”为题,即席赋诗,并带头写了一首七律《学海堂雅集》:“半天霞气拥层峦,晓蹋虚堂雨乍干。战后山余芳草碧,春来花似酒颜丹。去年此日乡愁黯,万紫千红泪眼看。难得故林无恙在,莫辞沉醉共凭栏。”这首诗贴切木棉(故林)树,流露爱国之思。

张维屏的《咏木棉》开句为:“烈烈轰轰,堂堂正正,花中有此豪杰。一声铜鼓催开,千树珊瑚齐列。人游岭海,见草木先惊奇绝……”把木棉的英雄气概描绘出来,从中可见学海堂四周木棉之盛。

到了民国初年,越秀山仍是广州著名的观赏木棉景点,可惜因为驻军和多场战事在此发生,木棉树被毁不少。

今天的越秀山及周边的老木棉尚有12棵。最著名的一棵在中山纪念堂后门东北隅,树龄349年,树高26米,胸径1.76米,树冠面积约800平方米,花开时节,红染云天,乃广州市今存木棉树中之最高龄者,被称为木棉王。另一棵著名的木棉树在今应元路西段的清泉街小学旁。

越秀山百步梯有10棵老木棉,分布在孙中山读书治事处、佛山牌坊、中山纪念碑等处。树龄都在120年以上,苍劲虽不及木棉王,但其直插云霄的英姿却让人叹为观止。

“英雄树”之名来自哪?

“羊城古木棉八景”的第二景在黄埔庙头村南海神庙。清乾隆《南越笔记》载:“南海神庙木棉花开时最盛。”明末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木语·木棉》记载:“南海祠(即南海神庙)前,有十余株最古,岁二月,祝融生朝,是花盛发。观者至数千人,光气熊熊,映颜面如赭。”当年,人们有来庙中观赏木棉花的习俗。

同时代的岭南诗人陈恭尹以《木棉花歌》咏叹了南海神庙的木棉:“粤江二月三月天,千树万树朱花开。有如尧射十日出沧海,更似魏宫万炬环高台。覆之如铃仰如爵,赤瓣熊熊星有角。浓须大面好英雄,壮气高冠何落落!”木棉的“英雄树”之名,据说从此传开。

现今的南海神庙内尚有三棵古木棉,两棵在仪门北面大院子的东西两侧,树龄均在210年以上,而西侧那棵树则断了半截,但枝干苍劲,仍生机勃勃。另一棵在昭灵宫后面西侧。

“羊城古木棉八景”的其他景点——

净慧寺(六榕寺)。今天寺中,仍有两棵木棉树,高耸入云。

五仙观。晚清胡鹤有《羊城竹枝词》咏观中木棉:“当年剩有红棉树,二月棉飞三月风。”

光孝寺。现在寺中木棉树比当年少多了,仍余数棵。

十丈红棉道。十丈红棉道在珠江南岸瑶溪东北,今天的海珠区隔山、南昌大街一带。当年道长约33米,中间有一株高大矫健的木棉树,开花时就像开出一片红云,时常可闻鹧鸪声声。时僧宝筏诗咏之:“春雨初霁后,一声啼鹧鸪。惊看绿云里,十丈红珊瑚。”此景在民国时已不存,古道成了寻常街巷。

玉岩书院。书院在广州罗岗,现在仍存古木棉树。

神岗木棉村。该村在从化市神岗镇,也是木棉树繁盛之地。

清代广州的其他著名木棉景观

事实上,清代广州有名的木棉景观远不止以上八个。可惜时势变易,多已不存。今人亦基本忘却。现简述一下,也算是对老广州古树名木的一个追忆。

番禺学宫,即今中山四路农讲所旧址。清代学宫南门棂星门前屹立着两株高大木棉,枝干苍劲。民国时扩建马路,毁去不存。现时,宫内大成殿北侧庭院里仍长着几棵古老的参天大树,其中一棵是木棉,树龄近180年,叶茂根深。

永胜寺,在今东川路北端段路面及广东省人民医院西北部连同人行道一带。寺门外有古木棉数株,颇有名气。清人岑潋在《思劳山人诗集·永胜寺木棉诗序》记述:“境颇幽邃,门外木棉数株高入云汉,伟丽亦越台(越秀山越王台)之比。”

文明门,清代文明门在今天文明路与文明门(巷名)相交处,城门附近栽种有多株木棉,花开时一片红彤彤。清雍正举人杭世骏《过文明门见木棉花》诗咏:“晴压黉堂几树红,绝无绿叶有春风。侬家木笔分明似,添画胭脂便不同。”

榕塘,清代一座私家园林(故址在今芳草街),园内植有多株木棉,冬去春来,红棉绽放,被形容为“十里红棉绕画楼”,“二月登楼,四山如烧”。

巡抚署(今人民公园处)后园。清人陈徽言在其《南越游记》记述:“予在会城,僦(租赁)居莲花井,与抚署后园比邻。园中有木棉数株,每推书室东窗,即见其绰约临风,作相迎状,晨夕静对,颇资怡悦。”今天的人民公园,仍有多株高大木棉。

两广总督署。第二次鸦片战争前的两广总督署,在今圣心大教堂(石室)所在地。署旁有高大木棉,花开时,如火烧云。清嘉庆廿二年至道光六年,学者阮元任两广总督,曾写有《督署西堂木棉诗》咏:“绛绡高向半天垂,十丈难攀最上枝(木棉名攀枝花)。……有此红云能捧日,牡丹那得染胭脂。”

东山木棉岗,今中山二路东段东山区人民医院处,因岗上木棉繁茂,故名。

海珠寺,建于海珠石之上,故址在今沿江西路北侧之新堤二横路至新堤一横路一带。寺外的木棉树花开时如一片红云。清《南越笔记》载:“南海神庙木棉花开时最盛,海珠寺亦然。”

清代海幢寺占地广阔,寺内木棉高耸,花开时灿若朝霞,所谓“映阶篁竹翠,耀眼木棉红”。可惜今仅存木棉树一株,在原海宝游乐场小火车处。

是岸寺,故址在今天河南小港云桂大街小学一带,距小港涌甚近。寺外“三月木棉红似火,夹溪杨柳绿成烟”。风光之美遐迩闻名。民国后寺毁,景色渐湮没。

棉州书院,清末芳村三大书院之一,故址在今冲口街,四面环水,占地10亩左右。周围种有多棵高达数丈的木棉,棉州书院之名由此而来。

石马岗,在今晓港公园内。岗上遍布各种古木,红棉飞絮,苍松参天。岗稍东,刘王殿(现在公园少年林一带地),相传是南汉国(五代十国时期)国王刘氏在该建有宫殿。清陆芳培诗咏:“石马有冈存,刘王无土据。落日空山中,红棉乱飞絮。”

白云山的木棉在明清两朝都颇有名气。明初诗人孙蕡《白云山》诗已有“木棉花落鹧鸪啼,朝汉台前日未西”句。明末名歌妓张乔,颇有才情,常客居白云山,她的一首诗咏云山生活的诗写道:“二月为云为雨天,木棉如火柳如烟。”

云泉山馆,今麓湖路白云仙馆前身,清代学者翁方纲作《云泉山馆》诗咏:“菖蒲筋竹杂涧翠,木棉花风交荔枝。”

双溪古寺在白云山上,曾任中山大学校长的民国要人戴季陶曾为此寺写过一副对联:“四面云山凝翠黛,五羊春色醉红棉。”道出此寺环境之幽,木棉之盛。

清代广州是历史上修私园最多的朝代,这些私园内栽种各式花草树木,木棉是主要树种,连清代十三行时期的美国花园、英国花园,也栽种有木棉。

顺便提一句,在清代,人们曾以木棉的枯荣来标示气候的变化。道光年间(1821-1850)与光绪壬辰(1892)年,广州曾发生过寒害,清末民初人徐珂在《清稗类钞》记载: “光绪壬辰十一月二十八日忽下雪,次日严寒,檐口亦有冰条,木棉树枯槁,数年始复活。闻道光间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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