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魏欣
美国大学的问题在于，在美国经济实力下降的过程中，错误的把精英教育当作普及教育，让沉重的财务负担绑架国家。同时又忽视了职业教育对社会的促进作用。Bernie Sanders近期的人气高涨已经预示，教育问题必将成为决定2020年总统大选的争议焦点。
近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布的名校招生腐败案成为美国社会和各大媒体集中讨论的焦点。让很多公众无法理解的是，一部分名流和社会精英的子女原本不需要通过就读名校，就可以获得通往上层社会的门票和优于常人的生活。但是他们却通过贿赂和作弊的方式，违背了社会道德，挤占了寒门学子实现人生梦想的通道。其实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间，美国社会就已经开始积累了针对高等教育系统的大量情绪。愤怒的大学毕业生群体成为民主党热门总统候选人Bernie Sanders崛起的肥沃土壤。硅谷传奇投资人和川普总统的早期支持者Peter Thiel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指出，美国大学当今的腐败程度已经达到了500年前欧洲教廷的程度。
让很多民众最沮丧的是，美国大学描绘了一幅实现梦想的虚幻图景，误导很多年轻人进入了昂贵和过度的课堂教育。很长时间以来，很多家长和学生都认为，获得四年的正规大学教育是通往中产阶级或者实现美国梦的门票。奥巴马前总统曾经在公开演讲中说，四年大学教育是人生中最好的一项投资。可事实也许正好相反，过去10年美国中产阶级的比例在急剧萎缩。虽然在劳工部门的统计数据中，高校毕业生仍然相对于其他受教育群体而言，拥有较低的2.1%失业率。但是无可否认，他们的就业情况并不乐观。毕业生的贫困化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从纽约联储银行的一份报告来看，高校毕业生的实际失业率高达30-40%之间，远远高于目前平均失业率3.9%。这份由三位经济学家起草的报告之所以能够得出和劳工部完全不同的数据，是因为他们排除了那些从事完全不需要大学学历职位或者专业技能的毕业生，把他们计算在了失业人口之内。比如，为生活所迫兼职当餐馆服务员或者咖啡厅店员的本科、硕士，甚至博士毕业生。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拥有相当不错的专业功底，但是美国经济的空心化导致他们毕业之后失去了用武之地。所以只好从事起了与自己所学完全无关的传统行业，甚至体力劳动。可见学校对于人才的培养和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
或许接受大学教育对于一个餐馆服务员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如果这种教育让她背负起了20-30万美元学生贷款，成为她毕业后生活的巨大负担时，问题就变得不是那么简单了。因为当别的餐馆服务员可以平静的享受生活的时候，背负学生贷款的她却不得不把自己的大部分收入用来偿还贷款。所以很多大学毕业生陷入贫困，无法购房、结婚、生孩子。在他们看来，从事无聊的非专业性工作或许还可以忍受，但是他们人生大事之所以被耽误，都是因为糟糕的学生贷款。如果他们想得到的是稳定的中产阶级生活，其实很多职业学校就可以帮助他们做到。而且美国社会也存在不少需要职业技能的高薪岗位，比如水管工、装修工和飞机维修师。但是在他们人生中的那四年，他们选择了背负起沉重的学生贷款。现在Peter Thiel专门设立一家Thiel基金，鼓励更多的大学生退学，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让很多学生和家长感到失望的是，美国大学拒绝适应网络时代的改变，僵化的坚持课堂教育。在任何时代，学习和接受教育对于任何人和任何时代来说都是无可非议并且值得鼓励的。对于那些非常有天分和有志于投身研究的学生来说，严谨的课堂教育应当是质量最高的教学方式。高校甚至应该坚持这部分精英教育的操作方式。但是如果把它当成一种普及性教育来看待，对于很多只想提高个人素质和谋求一份职业的人来说，这种方式就显得过于昂贵。因为不光是学费远超一般家庭的承受程度，更重要的是，它必须要求脱产线下学习。这在一个网络时代就显得过于僵化。因为现在人们看电影用视频点播，出行用网约车，购物用移动支付。为什么教育不可以实现网络化，让那些无法从工作或者家庭责任中脱身出来的人也同步享受教育的便利呢？
而且大学的课程设置也常常不够灵活，无法反应时代对人才的需求。George Mason大学的经济学教授Bryan Caplan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到底在那些我们永远不会用到的课程上浪费了多少钱呢？可见大学的定位在精英教育和普及教育之间出现了偏差。确实在实际生活中，一个专业人员的知识广度不需要那么高。但是对于一个经济学教授而言，可能这些“永远不会用到”的知识就显得非常必要了。如果本科被认为是一种普及教育，要让大部分人读得起，而且还能直接受益得话，那么它必须要向职业教育的方向发展。
让很多纳税人感到不满的是，从财务上看，大学是事实上不纳税的对冲基金。由于教育的公益性质，美国国会特别允许所有教育机构免于纳税。这其中不但包含了公立大学，也包含了营利性的私立大学。包含球赛、演唱会在内的一些与教育无关的营利性活动，只要是发生在校园之内，统统免税。此外，国会还每年从财政预算中特别拨款来支持这些大学。但事实上，这些大学并不困难。他们往往每年接纳巨额的校友捐款，拥有庞大的校产基金。而且和对冲基金相比，这些校产基金的投资风格非常相似，还免税。截至2017年，哈佛校产基金拥有371亿美元，耶鲁拥有272亿美元，斯坦福拥有247亿美元。
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这些富可敌国的校产基金的回报并没有让学生受益。很多美国大学不但在成本控制方面做得很不够，而且并没有把校友用于支持教育的基金用于抑制学费的上涨。他们任由高涨的学费演变成学生贷款，绑架美国社会。目前美国学生贷款总余额超过1.65万亿美元，成为继房地产贷款之后最大的一个贷款类别。近期，共和党部分议员为了缓解学生贷款拖欠问题，甚至要通过议案，直接从毕业生的雇主那里扣款。势必恶化高校毕业生本已狭窄的生存空间，激化社会矛盾。
教育作为人类一项公益性很强的社会活动，在任何时代和国家都应该值得鼓励。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系统不应该接受公众的监督，不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美国大学的问题在于，在美国经济实力下降的过程中，错误的把精英教育当作普及教育，让沉重的财务负担绑架国家。同时又忽视了职业教育对社会的促进作用。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政治精英并没有意识到高等教育问题的严重性；令人欣慰的是，一部分有识之士已经开始推动教育系统的变革。Bernie Sanders近期的人气高涨已经预示，教育问题必将成为决定2020年总统大选的争议焦点。
(本文作者介绍：专栏作家，曾在美国供职于大型共同基金管理公司。)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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