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谈郎咸平的两个致命错误

　　12月6日，本栏揭示了郎咸平建言国内改革时持续犯的两个致命错误———“路径强迫”和“概念绝对化”，引来挺郎者的一些不满，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揭短”并非笔者的终极目的，何况，郎先生的贡献已被笔者事先列举。我们探讨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何种“路径”消除目前存在的社会不公现象？演讲者所描述的美英改革路径是不是真的如此？怎样从发达国家“拿来”为我所用？一个激烈反对既往改革成果和 经验的人，是否便是百姓的救星？

　　笔者以为，任何人对腐败、社会不公正现象进行批评，并且提出具体建议，都是有益的。但是，不顾国内人口众多、资源不足、经济发展水平的局限性，妄说国外的公司改革路径、股市发展路径，简单地夸赞“美国治病不要保证金论”等现象，开出“以信托救治国企改革”等药方，给国有企业改革贴上“只利于少数人”的绝对化标签，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难以运用到下一步改革实践中去。

　　郎咸平作类似发言的情形很多。最近，他又说，美国通用公司(GE)韦尔奇妙手回春，把GE公司的市值从1984年的30亿美元做大到去年的5000亿美元，但其薪水“才”1亿美元；而我国国有企业老总却在企业发展缓慢的前提下，要拿高出资产增速数倍的薪水。

　　这个对比颇为吸引眼球，也颇能激起义愤。但问题是，是否国企高管的分配只能限定在“韦尔奇式的5000∶1”的范围？笔者以为，高管报酬是否合理的本质不在于比例，而是是否坚持了市场化。资本所有者事先和经营者约定经营业绩目标和报酬标准。如果高管们擅自违背事先约定，捞取非法收入，则涉及信用问题和法律问题。因此，郎咸平对枝节问题进行夸大对比，而置核心问题、事物本原于墙角，是否会误导人们对改革路径的判断呢？

　　再如，郎咸平又说，“美国政府极力保护股市的稳定与繁荣，美国

证监会拥有宪法赋予的至高的权利。

　　国力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要通过股市来进行重分配，分配给所有的老百姓”。这话尽管动听，但却是无法找到依据的。美国人创造股市之初和股市发展的300多年间(“一战”之后的近代资本主义股市迄今发展了91年)，从来不是以“把财富分配给所有的老百姓”为核心宗旨的！股市的基本功能是什么，笔者也无需在此赘述。如此“演义”股市的基本历史，能够帮助人们找到改革路径吗？

　　股市的“三公“建设，主要还是靠监管透明、执法有效，靠投资者相对理性的判断力(即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至于公司质量问题，根本不是股市自身所能决定的。公司质量的高低，最终由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自主创新能力以及全社会的市场经济意识、民主法治水平决定的。由此，规范发展股市，保证股市的公平和效率，在于培育环境、提高市场主体(包括所有股市投资者)的质量，而不是其他。而走过这些路，也需付出必要的时间成本。

　　笔者对于郎咸平所言“所有的职员都按照固定的流程来办事，你走不走后门，办事的效率都是一样的，这样就几乎没有了贪污的空间”；“自由民主宪法议会是资本主义发展强大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中国加强法治建设，“首先用法律来规范政府行为，然后再规范百姓行为”，是基本上赞同的。请挺郎者注意笔者的这一观点。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分配上、参与机会上、执法上的不公平现象，引起了人们的不满，自然需要正视和加快解决。在此关键历史时刻，我们不单需要揭示问题，更需要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路径。

　　因此，在研究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经验的过程中，不能“掏空历史”制造概念，更不能倒果为因。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改革，一开始就是与对外开放并行提出的，我们理直气壮地引进一切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国际经验和智慧，但是，改革开放的实践同时证明：1、简单照搬和路径强迫恰是失败的教训；2、改革的难点不在于微观研究和评判，而在于是否能够驾驭全局和把握进程。不统筹兼顾的改革注定是畸形的改革。

　　《国际金融报》(2005年12月09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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